周荣池

　　我自己的小说写得很平凡，但我大概知道什么是好的小说。这就像我为人处世上还有很多的疑惑，但我知道什么样的人可称为好人。这样说，就为我大言不惭地谈起小说来提供了某种自我的依据。我是在四年前浙江一个文学培训班上认识王彤羽的。那时候我还是个喜欢说冒失话的人——这一点今天好像也没有多大的改善。培训班上许多程式化的讲话，特别是一些青年作家乖巧发言的腔调令人厌倦，甚至让我心生恐惧——青年失去了青年性这并不可喜。到了王彤羽发言的时候，她说了一些别具特点的话，大意是表达了自己创作上的规划，印象最深的是她说：写作就是要“冒犯和打扰”。我其时立即将这两个词记在纸上——我被它们震惊了。可以说，这两个词对我是一次及时而有效的文学教育。

　　那次会我是提前离开的，彼时西湖边的雨极冷，印象很深。记忆深刻的还有这两个词。此后经年，常在刊物上见到王彤羽的名字，《十月》上的《蝉琀》，《江南》上的《画家的游戏》，《作家》上的《罪雨》，以及新近她又递给我的两篇新作《船上擂台赛》《说谎者》等。这几年，她在短篇小说上的获得，确实给人一种“冒犯和打扰”的感觉。而我现在想起这两个词，它们其实更是王彤羽个人内心和文学世界的某种内质。这种质地对于一个作家来讲非常重要。这可能也是我以及许多貌似成熟或四平八稳的写作者们所不具备的意识和能力，而她竟然才写小说不到十年。

　　那这种内质落在王彤羽的小说文本里具体是什么呢？我想用平白的话，从一个读者视野说说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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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彤羽小说的语言好。这几乎像一句多余的话。一个作家的语言能不好吗？其实，一切真的很难说。我们许多时候面临的问题，未必是深刻的理论问题，而恰恰多是常识问题。因为常识问题似乎太简单了，有些读了厚厚理论书的人，不甘心承认自己在如语言的常识上出问题，于是就另外说一些故作高深的话来吓唬人。我们今天不去讲那些语言有问题的例子，只说王彤羽小说的语言——她的语言毛茸茸的，看上去舒适，而实际触摸起来，又不是虚无的，而是有优良质地的。它不是虚浮无力的形容词，而是生机勃勃的名词，像捧在手上累累的果子，而这些果子有色彩，有动静，有情绪，有一种令人熨帖的魔力。

　　语言应该就是文学的目的，并不仅是载体和工具。经典中有无数毫无深意甚至实意的文字，并不影响它们成为伟大的存在。这就是一个常识问题。比如，《蝉琀》的语言是有腔调的。它让人想起民国年代，想到某个小地方，甚至想到沈从文。这些比较熟悉的腔调和词语，作者运用得很有分寸。今天的读者已经不是单纯的接受者或者追随者，他们的阅读无疑是带着分析甚至研究能力的。他们在阅读体验中或许更多地期待挑战与对抗，而不总是拍案叫绝或者心悦诚服。王彤羽的小说语言有这样的能力，《蝉琀》中她这样写：

　　岛上随处可见白的墙，黑的瓦，红漆大门，青砖石级，翠竹林子。空气是水润的，人也长得水灵，连说话声都似挤一挤便能拧出水来，软软的听着舒坦。街上不见男子，尽是一些年轻或年长的姑子。大多身穿斜开襟衣裳，颜色鲜嫩，腰胸处收得窄紧。下面是七分长的阔腿裤，露一小段光洁脚踝，系一根红头绳，绳子里串个把小玉钱。扎根粗黑发辫，一块大大的绣花帕子，或绑于头顶，或置于发梢，倒也显秀气。

　　文学语言的常识究竟是什么？当然首先是优雅书面语。现在许多写作者疏于或者无法这样去做。用干净、准确的语言去描写，就像一个人得体的着装，会让作为附属的衣服成为主宰与目的。如果我们不关注故事，只就语言便能震惊与振奋，这是一个写作者的胜利。而今天，这种能力往往被忽视。当然王彤羽又并不那么永远端庄，她的语言里有着许多的调皮和活跃。她会用方言或者口语。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方法。但她用得克制而可喜，同时又能体现出用心良苦与从容不迫，这就让人读来会心一笑。

　　完了冲楼下红衣绿裤的乔大喜家的细声细气地说，哎，我说乔大喜家的，妖人说了，你家大喜要睡我哩，他每日都从鱼钱里扣出好些，说存够了给姑奶奶我牵头青铜牛来。我说那青铜牛身上岂不有鱼腥味吗？也不怕熏臭了我？大喜说不怕，你再臭也比我家歪屁眼婆娘香哩。

　　——《蝉琀》

　　三月的乌坡山，落雨的时日特别多。这雨不大不小，又没完没了，像昆曲里的那道水磨腔，多了少许悠远缠绵的韵儿。这一带山里，路窄，弯曲，车马不入，稀见游人。

　　——《罪雨》

　　我们在面对一个不争的事实，写作者对汉语特别的敏感似乎在弱化，而个性化的语言也往往被忽视。一个有抱负的作家，应该在语言上形成一个岛。这个岛应该有稳定的秩序，有蓬勃的生长，有自己的高度。这是我们对文学语言的期盼。之所以有这个期盼，是因为我们当下的写作中，有许多人枉顾这样的基本需求，也不具备这样的常识，在自说自话的狂欢中，将文学的基本问题拖延异化为一种顽症。我把话说得这样极端，并非是想顺理成章地推说王彤羽的语言已经无懈可击，而是想说她的语言给我们带来的刺激和启发。她的语言是她自己的。没有另外一个作家在语言上的方法，可以解决另一个作家的问题。然而我们可以看到某种光亮——她的语言也难说十全十美，但至少可以看出是别具一格的异数，是独自的、完整的、特别的一座岛屿。

　　这些让她的文学世界首先树立了一种形式上的美学价值。当然，对于写作而言，语言不仅是美的形式，还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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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常会思考文学作品的用处，这似乎又是一个常识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复杂，难以用一句话说清楚。但说不清楚的东西往往才有趣，才可能会更有效和准确。就写作者和读者的感受而言，文学作品在当下的境况中，给我们更多的是提供某种情绪价值，这对俗世和心灵世界的我们而言都是极具意义的。

　　我们在现实中的许多情绪无以被表达的时候，可以在王彤羽一类小说中若隐若现的情绪里得到补偿。比如《说谎者》，这篇小说是一篇带有实验感的小说，带着先锋探索的气质。这些话说得有些故弄玄虚，其实所谓先锋与探索，就是与传统认知的某种背离和挑战，也就是作者所说的“冒犯和打扰”。我们在生活中面对很多的情绪，也在产生着许多情绪。这些情绪并没有真假或者好坏之分，但它们一定有被放大或被遮蔽的区别。被放大的未必就是真实的，被遮蔽的却一定有很多重要的隐情。但囿于现实、伦理甚至私心，它们往往无从被表达。这时，我们一直需要文学的理由出现了。

　　《说谎者》中的“我”，被蒙上了眼睛带到了“这里”。事实上被蒙了眼睛之后，“我”便离开了现实，探索也就从此开始了。“我”所记得、感觉以及遭遇的一切无论多么荒唐，又都因为文学逻辑而成立，给人以逃避和逃离的狂欢感。我们在现实中无比向往这种精神上的逃离。因为事实总是太过沉重和烦琐，使得我们在疲惫中失去耐心。某种程度上，我们时时面对着无法不面对的绝境。小说中“我”被蒙上眼睛之后的情景，成就了一种绝妙的境界，一种桃源般的绝境。在这里谎言可以成为一种狂欢的方式，它比现实中的真实更加明亮快活和充满生机。小说中有许多美好的细节描写，使写作者就像是满嘴谎言的表达者。这些谎言又是那样令人快活，因为现实里不堪的真实早就被我们看透，却往往不敢吐露半句真言。所以，虚拟的文学场景在形式上的情绪价值，就像一只古怪而慈心的大手抚在你的背上：

　　田桑明显地烦躁起来，在屋子里不断地四处走动，最后停在一幅画前面。这的确是一幅奇怪的画，画的是黑夜里的老街，只有黑白灰三种颜色。是从高处往下的取景视角，两侧是高高低低的屋瓦，中间是蛇样往前蜿蜒的青砖石街。在其中一幢骑楼底下，教堂的旁边，围着好些人。他们的脸孔被夏何用黑色涂抹成一团，没有五官，没有任何表情，水泥一样的冰冷。他们围成的圈子中间却什么都没有，空空荡荡。

　　——《画家的游戏》

　　然而，王彤羽的小说提供的情绪价值又远不止于形式，她的故事中更有在精神实质上的某种关注和关怀，这可能才体现出更多探索的努力和能力，也触及了某些内质：

　　过了一会儿，捷说，细想一下，我们谁不是隐性心理病人呢，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能抵抗的就一辈子不发作，抵抗不了的就埋下了一个不定时炸弹，在合适的时间、地点、氛围下，引爆。

　　——《说谎者》

　　这些独特的情绪以及解救情绪的办法和探索，也形成了一处独特的岛屿。它没有完全阻拒现实的汪洋大海，而正是潮水成就了岛屿在物理与心理上的内质。没有阻拒和隔离，岛无以成为岛，这也是王彤羽通过小说来探索的具象和精神。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总有一种功利的定性或者需求，获得知识或者认识成为很长时间来我们对书本的某种期待——事实上很多书写者也背负这样自设的重担。其实文学无需这么多沉重的负担，我们也未必一定要通过文字去实现这种需要，而如果像王彤羽这种把目的看淡一点或隐藏起来，我们的写作和阅读可能会体现出更多的价值——看似小巧的岛上，有草木森森，有阳光明媚，还有大海的倔强。

　　3

　　踞守在语言或者情绪的岛屿上，一个写作者会不会封闭或者狭隘呢？

　　一个作家其实都是在书写某种片面，因为文学不可能成为全世界。而令人惊喜的是，王彤羽小说不仅在语言和情绪的美感上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并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相对壮观的规模——当然文学之岛不该仅仅是肤浅的壮阔，而应该是独特而顽固的自守。新年的一个月里，我们又在几本刊物上看到了她的那种近乎痴迷的“冒犯和打扰”：《山花》上的《一对簪子》，《四川文学》上的《面具》，《青年作家》上的《约定》。我在她的这些小说中看到了一种强烈的文学意识。这种意识是什么？作为读者我并不能完全说清楚，它可能是寻找，是孤立，是佯装，甚至是文本自身失败效果的呈现。我并非刻意如此美言。我们很多时候确实能在仓促甚至败笔中读到某种坚定的意识。这可能正是许多作家不具备的意识。

　　这是一件需要作者和读者双重警惕的事情。一些写作者全部变得乖巧与机智，变得八面玲珑与油嘴滑舌——不仅是为人处世如此，他们的文字也会显示出这种面貌，这是无法隐藏的事情。我们渴望看到一种独特的面貌和气质，不然文字就成了现实的机械表达或对译。我们并非要逃离现实，而是要借助文学产生一种新的哪怕陈旧却有特点的现实，让文字的虚拟性更强，让虚空的世界更加虚无动人，让岛更加孤独——这样的书写才有可能更迷人。

　　这是我读小说《船上擂台赛》后的深切感受。这是其《女人船》系列中的第一篇，写的是北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妇女出海捕鱼的一些小人物小故事。故事看起来有“擂台赛”的惊心动魄，但并未显出明显的意指。当我在得知这是一个系列之后，我立刻表达我的某种不安的忧虑——这样的故事不能如出一辙地讲下去。我甚至觉得小说没有完成某种期待，或者说作者自己还没有讲述清楚究竟要完成什么。当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又无比后悔，因为我依旧是用传统或者俗套的目光来衡量一个探索者的小说。也许她未能解决某个她意识到的具体问题，又或者说她故意挑战某种传统意义上所谓的缺陷，但从整体上讲，她又获得了某种胜利。这种胜利并不是自负，不是具体的刊发，也不是收到溢美之词，而是用她自己的努力，建造了一座属于她自己的独特文学意识之岛。王彤羽某种程度上就像小说中那个坚定而倔强的凤姑，有自己心里明确的风向和方向。有了这种特质，小说的目的和完成度还真的重要吗？就像我们记住了一个可以上天入海的女人，至于她有什么具体的本事，还有追究的必要吗？

　　这篇小说仍然延续了她以往的独特语言和情绪。虽然这些都有基于海洋的“地方性”——这是作家自己独有的世界，也有可能成为许多人的共同世界，它们发出陌生而又毫无阻拒的光亮。她的小说是一处处岛屿，这些岛屿又是她内心里的。它们遥远而孤独，贴近而又准确，就像《船上擂台赛》中的咸水歌一样动人：

　　一对渔船搞双拖哩，好似老公和老婆啰。鱼虾蟹鳖满船爬哩，食完饭来饮烧酒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