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年纪。
天空很蓝，在澄净的空气中，弥漫着令人血脉偾张的气息，许多事物看起来，都是那么新鲜有趣。
十九岁这年，我当上了乡邮员，奔行在家乡广袤的土地上。骑着一辆搭载着绿色大邮袋的建设雅马哈摩托车，经过一座又一座的青山脚下，穿过一个个奇异而又朴素的村庄，走过一片又一片跌宕起伏的蔗海。邮袋中，晃荡着平信、挂号信、汇款单，还有一堆叠放整齐的报纸，它们逐渐减少、变轻，使村庄里的人多了一份充盈、一份乐趣。
刚开始，乡村的路，不是很熟悉，但带我班的零叔说：路不在脚下，而是在“嘴巴”上。
也是从这份工作开始，我的胆子才慢慢大起来。以前读书以及生活中自己就是个闷葫芦，不善与人交往。当进入邮局后，才慢慢放开那个紧绷、小心翼翼的自己。
由于小镇上的邮局条件仍是很差，只能给邮递员配备一辆二八杠的绿色自行车。而这种传统的骑行，已不适合当时快节奏的工作。
跟着老投递员零叔的后座，颠簸六天后，我终于开始自己独自送邮件。在我那辆建设雅马哈的摩托车后座上，终于搭上了绿色邮袋，里面依旧放着EMS、挂号信、平信、汇款单，以及各村委的报纸。
每天早上，到达投递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换邮戳。对着这个圆柱形的铁质日戳，我们用扁平的特制大头针，推挪着黑色的、硬邦邦的数字，给予齿轮一定的力，就可以改变日戳上除了“广西××”落款文字以外的数字。这是日期的变化，具体化象征的实质，不断提醒我们，时间的易逝。
当一枚干净、有力度的邮戳盖上洁白的信封，作为从远方邮寄过来，一路通行的凭证，如同通关文牒一般，它身上已盖有多个印记，证明它已是一张有身份的纸张。而在这一张小小的信封中，囊括的，是一个写信人饱满的心思、惆怅的情感、深情的念想、无尽的思念……
每当看到一封鼓鼓的信件时，我就不由去想象，里面是什么呢？家书，还是情信？抑或其他什么物件？但，实际的情况是，我会很难盖出一枚漂亮、工整的日戳;它的丰腴，已很难落下一个小镇清晰的名字。
报纸，是用类似数人民币的手法一一分发完毕。由于报纸数量多，手指上时常会沾染报纸的淡淡墨汁，这使我想起，读初中时，老师们用粗劣的印刷工具制作出来的考试卷。在期末考试前，我们常常会在这些不甚规整、数字歪扭的模拟试卷上考试。而那种墨香味，如今再也闻不到。与现在正规的印刷品味道不同，那种墨香味更浓重，很容易勾起20世纪90年代人的记忆。
似乎，越完整的东西，越容易抹去个人的回忆。
小镇的总面积有二百六十五平方公里，是一个人口将近两万的小镇。全镇共有八个村委会、十三个居民小组、六十五个自然屯。邮局一共有三个邮递员，一个市投，也就是负责镇上各机关单位以及街上投递的人。两个乡邮员，我就是其中一个，每人负责两条邮路，隔天就换一条邮路来投递。
对于种植着茫茫甘蔗林的农村，我是陌生的。除了母亲与父亲的村子，其他村庄对我而言都是崭新的世界。
他们有的方言不同，有的贫瘠，有的较为富有。
刚开始投递时，摩托车在村子里还较少。我骑行到一个叫作岜岩附近的村子时，送完信件后，在依坡而建的村中央，有个在家门口烤着竹鼠的中年人，喊我等下喝酒，我摆手，说还有很多信件要送。他接着跟我笑道，现在油挺贵的，你看到村头的马了吗？骑马便宜呀。
虽然是半开玩笑的口气，但我喜欢这种敞开式的对话。而对于喝酒，他们却是认真的，喝粥吃菜也是。我跟着零叔送信件时，他就带我吃过许多家农户的玉米粥、青菜、竹鼠肉、鱼、鸡，偶尔，伴之而来的，还有醇厚的米酒，以及浓厚的乡情。
零叔也是本地人，熟悉方言，跟很多村民都很熟悉，他走到哪个村子，都有人跟他打招呼，除了对乡邮员由来已久的尊重，也是对零叔的一种认可。热情、亲切，除了寒暄，还有询问些镇上的新鲜时事。
日子过得很快，除了刚开始，在嘴巴上的“路”问得勤，许多村道，我也慢慢熟悉，而且送信的速率越来越快。
除了已知的路，我还行走在村民指点过的小道上。慢慢地，我的邮路开始变得更多样。有一次，我搭着务农步行回家的村民，那是顺道而为，但她却很感谢我，喊我去她家喝粥。我依然摇头婉拒。这个时候，除了不会说方言，我们与他们的面孔是一样的。
青纱帐，这是形容甘蔗林海的一种优雅称谓。而村民们，只是简单地称为：喏，那片甘蔗地。农民指着的“那片甘蔗地”，一片又一片摇曳的禾本科植物，给他们带来了红砖楼房，带来家具、家电、四轮小车。在本地，奔向小康的生活，都寄托在这一根根小小的甘蔗上。
送邮件的过程中，我经过很多甘蔗林，它们比青翠的竹子更近人意，我无数次经过它们身旁，随手就可以触碰到它们边缘锋锐的叶子。偶尔口渴时，还可以掰断它们来食用。
行走在连片的甘蔗林中间，风时而从远方吹拂过来。此时，青山沉默，地上的蔗海连绵起伏，木棉树点缀其中，小沟蜿蜒流淌过甘蔗林深处……
在送邮件的过程中，我也见到了许多熟人。他们有的是我的同学，有的是我父親的朋友，有的是我的亲人。对于同学是熟悉又陌生的，他们从规整、纪律严明的中学时代跳跃到村庄的环境中，在布满牛粪、稻草、塑料袋的泥泞道路，在篮球场亦当作晒谷场的村子中，在砍甘蔗的蔗田旁，我见到了这些老同学。初见时，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油然而生。他们屹立在这片土地上，甩开膀子干活，拉车，喝酒，吃肉，抱女人，比我更像一个成熟的大人。
或许，成熟似乎与面容无关，与他们身上的担子和环境有关。
父亲，原先当过警察，很多人认识他。许多次，我送信到他朋友家出来时，屋主就追出来，说先喝粥再走，不急。甚至有些人，都能说出我的名字，但我对他们是没有印象的。或许，多年前，他们在我家喝过酒，与我父亲谈天说地，还可能摸过我的小脑袋。但出于职业性，出于客气，出于这种时空落差的陌生，大多我都会拒绝，直接奔赴下一个村庄。
亲情，是一个永远都绕不开的话题。恰好我老家的村庄就在邮路上。这是一个在黑水河畔的普通村庄，但却有座当地历史上的名山——岜关山。相传，宋皇祐年间，隶属邕州都督府的崇善县旧址，就在这座山附近。崇善县，也就是崇左市前身，崇左县的原名。
父亲很早就从部队转业，当上了镇里的干部，然后一直在镇上生活。大家都说，他命好。但我知道，除了命好，他在部队锻炼出来的本领，以及农村赋予的品质，支撑他一路走到现在。
从小我就住在镇上，老家的小村庄，只是偶尔回去的故乡。
送信到本村，都会经过我四叔家，他是村头独一户，我经常拿着信件下去询问，某某住在哪里？怎么走？村庄不大，很多人都熟悉我，但我不熟悉他们，如同隔着一层毛玻璃。
他们熟悉我父亲的面孔，记住一个家族的延续。我虽然是末端的那根树枝，但他们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这里有别于其他村庄的热情，更多的是一种安稳，如同在家的舒适、宁静。每次经过本村，我都会望向村尾的山坡处，那里有使我感触更深的地方——祖先的坟地。
从开荒，到躺入荒地，他们用了一辈子的时间繁衍生息。相比沉重的坟堆，我更喜欢把他们比喻成墓地旁的苦楝树：成长、开枝、散叶。我的族人，亦是如此。
每年三月三，在燃香、白幡下，我们追寻根源，并重塑同样姓氏的自己。在坟地，我们除去杂草，供上鸡、鱼、虾、糖果，跪拜祖宗，祈求来年的兴旺。
这里就是一个神圣的地标。每次我送邮件来村庄时，都不由望向这片被甘蔗环绕、微微隆起的土坡。它们提醒着，我的根就在这片土地上。
如同某种回归，我从小镇的街道走回村庄的泥土中，去感受质朴、坚忍、勤劳的力量。我记得，早年过世的大伯母，知道我不会家乡方言时，训斥我道，你这是忘本！至今，她的话我一直记得。多年来，我在方言上未有建树。但伯母对那种乡土根源的坚持，让我印象深刻。
当了乡邮员，我才知道家乡的辽阔;靠着乡邮员的性质，我感受了一个完整的故乡。
而今，这个我从小就来玩过的邮局大院，瓦房已经换成楼房，原先邮局大院中间的老式房子已被拆掉。除了那棵小时候攀爬过的番桃树以及一棵高大的橄榄树，其他地标性的东西已然不见。它们在我上初中后，已慢慢消失不见，连同那些老邮递员的面孔，与地上升腾而起的尘灰，渐渐模糊，缓缓融入空荡荡的大院空气中。
而我，已经站在这里，背着邮袋，延续新一轮的投递。我慢慢张开自己的双手，除了大拇指以及手背是黑色的，其他指关节是白皙的。在这个夏天，握着摩托车手柄的手，有了黑白分明的晒印，而这双看起来有些丑陋的手，成了我最深刻的记忆点，成了我步入社会的凭证。
在这年，十九岁的我，开始懂得父母不易，开始探索小镇，开始认知这个辽阔的国度，开始向外面的世界拓展，如同行走在茫茫甘蔗林旁的小路上，那头身体前倾、抬起前蹄的水牛。
二、钱币的面积
在封闭的空间里，你能展开怎样的遐想？能开展什么故事？隔着一层厚重的防彈玻璃，生活却向你展露出最接近真实的贫穷与富贵。
在这里你能感知人生的失落与兴奋。存折上的数字，如同爬格的金色蚂蚁，它啃食了许多高尚、仁义的面具。我们的注意力从未如此专注，对着这些神秘的数字，有着自己独特的思索。
走上邮政储蓄前台，是在进入邮局半年后。
如同经历某种神秘的仪式，最开始是零叔私下告知我，上头准备调我往前台。我仔细打量零叔的脸，想从他的表情中寻找真假，但是他那张因为常年送邮件，被风吹得如腊的脸上，没有透露一丝更具体的信息。
对于邮政储蓄前台，我既熟悉又陌生。由于工资都是从这里发放，我们也经常在夜间进入储蓄所值班，所以，环境是熟悉的，但陌生的，是要如何工作。
一周后，通过一纸白纸、黑字、红章的文件，我才最终确认了调任储蓄营业员的信息。
又一次走进邮政储蓄所，我仔细打量着这里：脚底下是垃圾桶，营业铁皮箱，一些堆积的空纸皮，还有柜台上厚重的邮政编码本，几支拴着绳子的笔，以及外边大厅里，一块有点泛黄的数字大小写对牌。
从这一刻开始，我才认真观察这一块神秘的地方。以往只是匆匆掠过，或者当作一个值班休息的地方，而今，它变成了我新的工作场所。
第一天跟班时，老前辈甘姐丢过来一个算盘，让我自己练习打算盘。我的记忆中，关于算盘只是“三下五除二”的印象，上小学时学过，但很快就忘记了怎么使用。而那个小塑料算盘，最终只是成了我的新玩具。
我们的职位叫作储蓄营业员。一般来说，内部的人叫营业员。由于历史原因，邮政局最初的业务只是寄信，后来延伸了收发包裹、发电报、打电话、银行的业务，“营业员”就是从那个年代传下来的称谓。
师傅给了我一些口诀表，让我自己练习。等到快下班，结款扎账时才喊我过去，盯着她操作，并把一些输入代码记下。
日子过得很快，经过两周多的学习，老员工就赶着我与另一个新同事上岗了。在营业员的岗位，如同刚做邮递员时的匆忙，许多业务不甚熟悉。但按照老师傅的话来说，“不真正自己干活，就永远不会干活”。这话听起来有点怪，但后面我才慢慢明白其中道理。
刚上营业员的岗位不久，一切工作都是慢的。如同慢下来的钟表，当手上摸着大量人民币的新奇感，逐渐被莫名的恐惧感占据，我们的精神开始紧张起来。似乎有一双黑洞洞的眼睛在盯着我们的双手。
业务繁忙，就代表无数笔业务在我们手中产生。输错一个数字，交易错一笔钱，就造成巨大的损失。虽然有后期冲账的补救，但那也会被上级扣钱。刚开始，我们的账目与金额偶尔会差别几十元，甚至几百元。按照老前辈的说法，这还算少的。对于由于工作失误造成的金钱损失，他们称之为交学费。
或许，在这一刻，我才真正步入社会。金钱流淌速度越快的地方，就意味着这是社会的聚焦点，也在这个地方，金钱代表着生活的根本，而社会的根本，大多是为了金钱。相比乡邮员的纯粹，在这个充满大量金钱的地方，就更为复杂。一种非同寻常的复杂。这里的复杂，代表着私欲，代表着利益，代表着生存。
那会儿，点钞机时常出毛病、甚至不精准的摆饰。监控系统在小镇的邮局还未铺设，储蓄所里有很多盲区，如同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那个年代，神秘的储蓄所，其实也如同小镇上的其他银行一样，是最基本、但尚未完善的公共设施，包括行业制度，以及良莠不齐的工作者。
交学费的经历总是在重复，但学费会越来越少，随着你的工龄变长，业务能力变强，学费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老营业员，也会有交学费的时候。人不是机器。而机器也有乱码时。
交学费，如同生活中的意外，如同常去算命的老人频频念叨的“命呀”。而这一个被防弹玻璃、铁闸门封闭的空间里，似乎也难逃命运的双手。
我见过一张如腊的脸，冷峻、凝眉，那是我朋友的父亲——凌叔。他也是小镇上某银行的前台柜员。但他们银行的业务量比我们更多。有一次，我替亲戚挤进去领钱时见过凌叔。他工作时的面容比生活中更冷然，但他的双手，又是那么稳重、迅疾。
如同坐在宽敞、整洁、明亮的大殿里，他如同“佛陀”一般，稳坐一方，挤在柜台面前的人，一个个露出渴望又焦虑的神情，如同等待布施的信徒。
而他的布施是有力度的，甚至是温暖人心的。但，没有香烟缭绕以及木鱼声，渐渐地，我被嘈杂的人声唤醒。最终醒悟：佛陀大多在山上，山下喧嚣的，终究是凡人。
当摈弃了快乐、悲伤、困顿的情感，营业员的效率就会变得更快起来。日复一日，大量重复的工作，使他变得麻木，如同机器般。
当银行营业员的日子，也并非都是灰暗疾苦。在这一块不足两百平方米的地方，我却看到了比电视机更为精彩的故事。且让我用电视机来形容吧，因为同样是隔着玻璃，但，或许我的屏幕尺寸更大些。
我见过一个老人，六十多岁的模样，穿着泛白的中山装，颤巍巍地走进儲蓄所来领钱。他看了四周没有太多人靠近时，就弓下原本就因衰老而弯曲的身体，解开裤裆上的纽扣，然后低头翻开里边的内裤。我隐约看见，在淡蓝色的内裤上，有一条细小的拉链头，晃荡着。当我诧异时，老人慢慢拉开拉链，捻出一张泛黄的纸。接着他把纸放进了口袋，又拉上拉链，把裤头轻轻提了一下。但裤裆上的纽扣，再也没有理会。不一会，一张对折了两次的定期存款单，放进了窗口的收银槽。
面色如常的他，跟一般农民没有什么两样。但，有些浑浊的眼睛里却透露着对某种世事的笃定。靠近柜台时，他说，到期了，帮我清户头，拿利息。对于这位老人家，我更耐下了性子，经过反复确认，他只是想要利息，本金续存后，才开始帮他办理业务。
事后，我在想，他存放定期存款单的方式也没有什么不妥，为了防贼，也或许为了防止好赌的子女。
时间过得飞快，当我以为就在小镇的储蓄所干至退休时，一年半后，我调往了另一个小镇。一个离崇左市更偏远的小镇。
在这里，我见过拿蛇皮袋来存款的木材老板。我总是感觉他身上飘着木屑的粉尘，高大身躯的背后是一个被剃了“阴阳头”的山坡。他一边打着电话，一边拉开袋子，往柜台的收银槽里放钱;当成千上万的钱倒入收银槽，我感觉像是一阵树叶哗哗落下的声音。木材老板每一次存钱动辄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那会儿，我在想，这是多少根木头的钱呢？
除了用蛇皮袋装钱的方式，我还遇见了更奇葩的事。
在某个午后，街道上的人都渐渐散去。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孩从门口滑进大厅来，环顾四周无人后，她走向我这边。贴近窗口时，她似乎有些紧张，随后只见她在内衣胸罩里摸索了一番，掏出一团皱巴巴的人民币以及一本存折，快速丢进了收银槽。
看着着装暴露的她，我忽然想起同事曾经说过，在这个小镇，有大量的性工作者。虽然没有经历过这种存钱情况，但稳下心绪后，我问，这有多少钱？她闪烁着眼神，说不知道。或许见惯了男人的另一面，她跟我不懂如何交流。我说，不懂多少钱，不可以存。她大概说了数后，我从收银槽里抓起了一团各种气味混合的人民币，放在柜台上。
我把钱叠平，极力压下各种情绪，过点钞机，计算器上数，用着惯性的手法，我把这些钱一一点清，然后说了个数。她依旧闪烁了一下眼神，说对的。这使得我有些紧张，又把钱数了一轮，确认是这个数后，才敲打键盘存入电脑。
一番操作后，我把存折放回收银槽。那女孩瞟了我一眼。似乎是熟悉了这个环境，眼神中透着戏谑以及天真的味道。存折上的数额她也不看，转身离去。直到她走出门口许久，我的心才缓缓下沉，如同音符的起落。
这里，似乎是一所封闭的监狱，但所见之事，又不乏精彩。小镇上的储户是固定化的岩石，而我们是那些流动的水。每隔一年半载，我们就会流往下一个小镇，开展不一样的故事。
从一开始，空调还未批下，炙热难耐下，台底下用水桶泡脚，保险柜只是薄铁皮内装混凝土的柜子，报警器是偶尔失灵的喇叭，上缴市局金库还是用邮袋装钱的时候，这里，有着不“规整”的苦中欢乐，有着青春期完整的一面。如同年轻人的忙碌、焦虑、兴奋、低沉、痛苦、祈望，都在这一个不到两百平方米的地方一一呈现。到后来，崭新的空调，更大、更沉重的保险柜，更多的规章制度接踵而来，我们也如同电脑中的数据一样，变得复杂起来。
老员工说，不要带情绪上班，要让客户感受我们热忱的一面，不要让生活中的情感左右工作时的情绪。是呀，我们也不想带着生活中的情感到工作中来，但年轻的面孔，有什么是遮掩得住的呢？
似乎，只有在时光轮转，在繁杂、重复的工作之中，我们才会慢慢变得世故，懂得深沉，懂得戴上面具，懂得了我们不只是流动的水。
三年后，那张如同“佛陀”的脸庞，也慢慢传承到我身上。曾经在一个繁忙圩日，忙碌一天后，透过镜子，我看到了一张陌生的脸庞，一张有些僵硬、阴沉的脸庞。这一刻，内心空荡荡的，本能中，对外边世界缓缓散发迟钝的感知，试图从街道喧嚣、鸟语花香中找回那个人间的自己。
从两扇厚实的铁门出去，就是另一个世界，更繁复、自由的世界。我们无数次走出去又走回来，带来了人间的情感、羁绊、思念，然后继续披上“袈裟”，深藏那个在大街上哼唱的自己，凝眉、沉默，从这个可以防止枪弹流矢的“窗口”，向外感知五彩多色的人生。
三、金库的开合
冰冷而寂静，在金库里干活是什么感觉？激亢？沉闷？在这个如同死人墓的地方，不知外界阴晴、颠倒黑白。有时，干完活，我们出门时才发出“噢，下雨了！”“唉，天黑了！”的感言，到后来，感叹的话语就变成：“嗯，变天了。”“哦，天已经黑了。”
白云时常在脑海中飘荡，花朵的颜色在这里只能想象。在没有窗户的世界，你能专注的，依旧只是一块三平方米玻璃桌上的人民币。而那堆积如山的钱，是社会凝结的产物之一，具体化价值的直接体现，但在这里，金钱对我们而言，与砖石无异。
有个前辈说过，在这里工作不要把钱当钱，如果你把钱当钱，那你离出事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我刚来金库，是在一场洪水过后。据说这是五十年一遇的大洪水，席卷了崇左市区和许多乡镇。
大水退去一个月后，我走进了金库。
几扇厚实的通行门已经被卸去弹簧，这些“金刚门”此刻松垮着，如同经历一场大战后的将领，疲软无力。
金库内此刻一毛钱也没有，所有的人民币都在另一个地方——一个多人持枪守护、严格看管的地方。
我第一次进金库的工作，是打扫卫生。刚来报到，在这个空荡、冰冷的库房里扫地、清理泥沙时，总产生从哪个角落里会蹦出几块金币的奇思妙想。但金币始终没有出现，随行的老同事却慢慢减少，我的任务量慢慢加重。这是初次对金库产生厌倦的情绪。
一个星期后，金库慢慢恢复往日的样貌。虽然库体外表看上去与之前无异，但内部的地板、墙壁、门锁、椅子等物品都已焕然一新。随之搬运的，还有电脑、清分机、扎把机等仪器。
金库内外的监控系统也已经被技术人员一一安装、检测完毕。等一切的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大批量的人民币就从临时充当金库的旧大楼某一层的房间里一一运来。在严格的监控以及全体押运人员的守护下，这些钱被装进几十个袋子，缓缓从距离不到两百米的大楼里运回金库。
在这些平凡无奇的帆布袋子里，就保存着使很多人都为之疯狂的大量金钱。
其实，“金库”没有固定的定义。我认为，钱财大到一定数量，在一个地方堆积而起时，就可以称为金库。
金库搬好后，大领导以及部门领导随之退去，如同前几个月退去的江水。金库的热闹劲一下子就冷下来，之前的冰冷模样又回来了。但这股潮湿寒冷的空气中，多了点人气。
刚开始带我班的，是黄班长，江州区本地人。不高的个子，黑黝黝的脸庞，年近五十岁的模样。他做工扎实，认真负责，勤劳肯干，无论在金库以及隔壁押钞班中，都很有威望。
每天清晨，金库管理员是第一个抵达金库的人员。双人开锁，清除报警，连着开了三道门，才到了主库——也就是金库的主门口，一扇重达两吨左右、广东某厂定制的大铁门。左手边，有一个圆形的厚实大铁圈，类似一个小型的汽车方向盘。这个就是金库的总枢纽开关，一旦这个圆形铁疙瘩拧动了，那金库的大门就可以打开了。但前提是，得把五组不同数据的机械密码按一定顺序扭准了，才能开启库房门。“顺时针，逆时针，接近那个数字时，放缓手速，力求精准对上……”这是我们刚开始学习开密码时记住的要诀。
一开始，开金库门对我来说是头疼的。手法不正确，密码对得不精确，扭完了，又不小心碰了一下密码轮等，都会导致开启金库不成功。往往这时候，就会传来黄班长的声音：“慢一点，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细心点。”由于两组密码需要分人管理，以及工作的保密性，我的密码不能让同班的人知道，他也不能让我知道他的密码。这是多年来前辈总结的经验之一。
这些数字的秘密，如同存折密码以及恋人生日、长辈的忌日等，有着奇异的魔力，烙印在心头。
我们提前进入库体，清点昨日晚间进入库体的所有钱箱。这些都是其他各大商业银行以及我们邮储银行的钱箱。每个银行的钱箱都不相同，也各自有特别的印记。上面有的用喷印，有的用透明胶贴着大纸条，上面写着“××支行”。
当所有钱箱清点完毕，就根据邮储行的会计出具的各大邮储网点的申请取款单，分别装钱币到一个个袋子去。黄班长点数准确后，一捆捆用塑料带捆扎成“砖头”，总面值十万的钱，就像丢废纸似的，扔进专门用来装钱的袋子去。一人扔钱，另一人再次统计钱数。待数目准确，扔下的钱也与单子上的数目一致后，才在发放单上，双人签名，立字为证，也丢下袋口去。最后用捆扎纸封住袋口，再次双人签名，写上分行名称后，用透明胶封紧，丢一边去。
小时候，常跟父母去银行取钱。见过那些银行里的阿姨叔叔们麻利地把数十万的人民币，当玩似的堆来放去，仿佛钱只是一件普通货物似的。当我工作后，特别是在金库里“玩”钱时，才懂得这种“豪”气，“扔”钱的快感。
黄班长，噢，还是叫他福明哥吧。工作有一段时间后，我也随着同事们慢慢改口称他为福明哥。这样显得亲切，不生分，也更显得尊重。班长是工作的称号，而“哥”，就意义更为厚重。
他的家就在邮政大院里，属于标准的“邮二代”，大院分有指标，花几万元在邮局大院内就可购得一间小套房。他父辈原先是在镇上做邮递员的，属于新中国成立后那一批的邮递员。
邮政局的近代历史，可以追溯到百年前的“大清邮政”以及之后的“中华邮政”两个时期，直至1949年10月1日，继新中国成立后，11月1日成立的邮电部才开创了现代邮政的新格局。邮电部主管全国人民的邮电工作，组成了四通八达的邮政网路，开设新邮局，逐步建立从县到乡镇的邮政点。而在这一条主脉络传承下，很多延续用着旧体制系统的工作人员。所以在我们业内有着“父传子，子传孙”的传统，也可以简单称为爱用“自己人”。
能进入这个库房的人，大多是“邮二代”的工作人员。除了我这个异数，大多都有一定渊源。
福明哥愛好很少，除了上班，在日常生活中，只有骑自行车及养鸟的爱好。更多时候，他在周末下班时，会帮爱人，在同事聚会中摊卷粉的面皮，帮小孩拿电脑去修，帮邻居、帮同事修这整那。他精力充沛、沉稳，仿佛别人的乐趣也是自己的乐趣。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他给我的感觉，是暗亮色的，更深沉，如同墨玉的光泽。
有一年年末，与他交接班同事的父亲过世，那位同事赶回老家去奔丧。福明哥顶替了那位同事一个月的班，过后又刚好碰到春节，又顶了那位同事一个月的班，加上之前自己上的将近一个月的班，过后，我粗略算了一下，福明哥居然整整上了一百余天的班！没有一天是休息的。这个岗位的特殊性，就意味着，A只能与A交接班，没有其他人可以顶替，这轨道上的人，只能是两个人。这位同事的哥哥也是单位领导之一，或许在他的授意下，让那位同事获得了更多的休息。但更让我记忆深刻的是，福明哥一口气应承下来的豁达与宽容，带着更深的理解与同情，令人动容。
当初的上班性质是，金库管理员上一个月的班才可以断续休息八天，其余时间，去顶替解款出纳，也就是随着押钞车出勤的岗位。他们的工作是负责银行钱箱的运送，去人民银行办理缴协款任务等。
我交接班两轮了，福明哥依然在这个岗位上坚挺着。上班时，从未听他说过一句抱怨的话，甚至在某一次工作到夜晚八点多，米饭颗粒未进，饥肠辘辘走出金库最后一道门时，还与一旁值守金库的押运人员开着玩笑。他在金库出入登记簿上签字准备下班时，爱人打来电话说：“福明我们吃先了，你后面再吃啦。”福明哥大声说道：“好的，你食‘先了，我食‘甜的。”
在白话口音中，“先”跟“酸”是一样的发音。福明哥在干活到头晕眼花、饿得不行时，还与老婆开着玩笑。一旁值夜守库的人也调侃道，过几年，退休了，可以一起吃“先”咯。福明哥说，不，有“先”有“甜”，才是人生。
他工作扎实、勤恳，待人和善，有一股农民的气质，又多了一股崇左江北仔的诙谐。
一日下午，上班时，我见到福明哥的脸色有点疲倦，便随口问道，怎么了？中午没有午睡？他说，是的，去人民医院看了老同事某某某。这人我知道，似乎也是个老投递员。福明哥一边整理乡镇银行缴款上来的破损人民币，一边若有所思地说，如果以后我也像他那样子，你们千万不要来看我，人瘫瘫的，难看。我心里忽然有一阵奇异的想法闪过心头，随口而出说：“讲滴野（说这种话），没这回事，你身体好好的，不要乱说话。”
福明哥没有接我的话，他沉默着，但手上的钱已被他整理得较为平整，他一手拢着钱，一手轻轻敲打着人民币。
过了一个月后，福明哥被金库门口的蜘蛛尿了半张脸，本来有些黑黝的面孔显得更为阴沉。他自己调侃说，自己是有老婆的，没事，又不靠脸吃饭。再过了两月后，福明哥的脸色更加差了，他在与隔壁值守的老同事交谈中，说起了最近肠胃有些疼痛，容易大便痾血，但去医院，只是给出一些治理肠胃的药物，想要去南宁做检查，但最近工作又很繁忙，抽不开身，想再保守治疗看看。我知道他的性格，想说一些话，又止住了。
月底交班时，库房内的同事，点钱的会计，看着福明哥愈加黝黑的脸色，都担忧着说道，赶紧去看医生，去南宁检查。手上依然抓着一堆人民币整理钱的福明哥似乎点了点头。我说，别“贪”这些钱了。一语双关的话让福明哥也乐呵一笑。
金库交接班后，我跟着兄弟们一起出勤。脱开了一层无形的厚厚硬壳后，穿上一件虽然厚重却有些温暖的防弹衣。在押运车上，与他们谈天说地，在搬运钱箱时汗流浃背。当我们以为日子就过得如平常一样时，噩耗悄悄来了。如同一根在金库外墙下艰难生长出的野草，忽然就被人拔了根。
十多天后，从年长的同事口中传出，福明哥被检查出直肠癌晚期的消息。他那张被蜘蛛喷液灼伤而黝黑的脸，或许不全是蜘蛛的原因导致，而是病重的原因。但当时我们都没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而福明哥自己也是强忍着病痛。
接到消息后，部门领导与两个同事赶去南宁看望他。回来时，也露出了沉重的表情，后来就传出病情不是很乐观的消息。这会儿，我脑袋忽然有点炸了，再联想之前他在库房内说过的丧气话，有种不祥的预感。
当我们想去南宁看福明哥时，他已转回崇左医院。他患病的消息如同扑朔迷离的江北旧城老故事四处传开，我已经不知真假，但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要去看望一下他。
我与一帮同事，十余人，联系好福明哥的妻子，经过领导亲自出面沟通后，她才勉强同意我们去看望福明哥。临去前一天，却有个不好的消息传来，福明哥快不行了。
在人民医院住院部的大楼，我们从电梯拐出来后，远远地就看见福明哥的妻子站在病房门口等着。我们一行人马，在平日里身穿防弹衣、手拿枪弹的人，自嘲“土匪”的人，此刻像是心情复杂的小孩子，缓缓走过去。
福明哥的爱人也看见了我们，向我们走近几步，拦住我们，低声跟我们交谈着说，不要打扰他，不能跟他说病情，不能谈工作，让他好好离开。说到最后一句话时，忽然有些哽咽了。
走进病房时，一张有些陌生的脸庞映入眼帘。福明哥更瘦了，他的牙齿外翻，下意识的笑容依然挂在脸上，手臂上的针孔清晰可见，他勉强撑起上半身来，望向我们。
我内心有些震颤，说不出话来，一旁同事们爽朗的声音传出：“福明哥，身体还可以吧。”“病房不错呀，快点康复，我们等着你干活呢。”“你欠了很多班，记得要来上呀。”“我还想与你一起骑单车呢。”
这些平日里普通的话语，编织了一张谎言的巨网。它脱离了谎言的本质，达到了一种抚慰人心的温和作用。有些年长的同事或许已经看淡，或许经历多了。而我，只是更沉寂下来，不知说什么。平日里，我与福明哥上班接触时间最多，此刻应该有更多的话语，但我，依旧不知如何开口。
说一些“生动”的话语？但我怕我的神情以及演技过于拙劣，泄露了某种“天机”。
看着窗外的阳光倾泻入病房，光影交错间，病房里的空气变得有些凝滞。在我面前，一张张生机勃勃的面孔，与身形憔悴的福明哥闲谈，就平常事，平常话地交流着，而我却感觉到一道沟渠已经横跨在我们面前，透露着丝丝寒意。但我的脚步却不知什么时候动了，自然而然走到他的床榻旁，坐下来，看着他与同事们对话。
福明哥对于他们的话语，大多只是笑笑，沉默着，也不多说话。我不知道，他知道自身病情吗？他在对话，虽然声音小，但依然开朗。如果没有看到这具瘦小的躯体，这一张黝黑干瘦的脸，我还以为，那个稳重、豁达的福明哥，依然在我们身边。
不知过了多久，在福明哥妻子的提醒下，一些老同事也暗示我们不要打扰病人太多。生命的最后都难免苍白的意味，热闹始终属于活着的人。
临走前，福明哥忽然对金库内的兄弟说，记得帮我拿些胶圈来，上次我答应帮朋友要些胶圈。他说完这句话时，我压下泪水，转过身去。他似乎还不知道自己已经病危，心中念想的，还是朋友的事情。在金库里，他唯一能拿出来的，只有常年积累，缴款上来的捆钱胶圈。那些堆积过多，容易变软变烂、廉价的橡皮胶圈，却是福明哥遗留之际念想的东西。他朋友需要，他就会帮助他们。
这是我听见福明哥遗留人世的最后一句话。金库的兄弟开口回应，爽朗说道，简单，很多，你要得多少。记得好好养病，我们下次来看你就带来。福明哥依旧笑笑，微微抬起的上半身又躺了下去。
一个月后，传来福明哥病逝的消息。那会我在小镇老家，电话中与他关系好的老同事问道，你来吗？明天早上在火葬场搞追悼会。由于地方习俗，我刚买新房，不能近白事。家人拦着我，劝说了长长的话语，不肯让我去。我的情绪变得暗淡下来，思绪起伏不定，许多画面涌起，想起了很多，但都化为叹息，慢慢消弭。不自觉，我走到屋后，一小片绿意盎然的菜园子包围了我。
虽然知道，人都会有这么一天，知道生与死的距离，但当他真的离开的这一天，还是感觉内心空荡荡的，似乎是一个亲人、一位良师离去的痛楚，甚至，还有更复杂的意味。
在菜园子边缘，一棵被剥去表皮、艰难成长的杧果树跟前，我再一次思考了生与死的更深一层意义。我抬头看着崇左市的方向，心里说道，福明哥，一路走好。
金库在外表看来，与其他建筑没什么两样，要是不懂的人，就不會知道，这是金库。金库的品质是内敛的，普通而又非凡，如同福明哥一样。近墨者黑，他如同墨玉的光泽，依然感染着我。偶尔想起他时，还会记起他与同事调侃的那句话，有“先”有“甜”，才是人生。
【施毅，80后，崇左江州人士，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写诗多年，喜欢从平凡的事物中感悟人生。作品散见于《诗刊》《广西文学》《华星诗谈》等刊物。】
责任编辑? ?韦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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