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

　　刘 军 70年代生，笔名楚些。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散文批评家，现居开封。曾策划全国农民散文专辑、河南青年散文专辑、女性散文专辑、小众公号河南散文专辑等，曾任孙犁散文奖双年奖、何景明文学奖评委。

　　鸟类作为动物的一个庞大的支系，它们借助翅膀的力量，飞翔于人类的头顶之上。在原始文化孕育阶段，它们与星辰及自然的巨大之物（岩石、树木、动物躯体、河流等）一道，构成了图腾时代的崇拜对象。这一点，在中华文化早期体现得非常明显，有三个事例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一是凤凰作为神鸟，位居四大神兽之首，这种神鸟是中华神话的典型结晶;二是《商颂》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句，将一个朝代的肇始上溯到玄鸟的恩赐，以验证商朝的正统和伟大;三是《庄子·北冥有鱼》中的鲲鹏，庄子以鲲鹏来比拟永恒之物。以上三个事例皆产生于先秦时期，也是中华文化观念史的成型时期。此外，还有三星堆文化中的太阳神鸟图案，也是能够表征信仰系统的核心符号。孟子有“大而化之谓之圣，圣而不可知之谓之神”句，意思是人间的顶格内容为圣人，而神格则高踞于人间之上，成为人间社会的信仰对象。由此来反观上述事例，鸟类的神格化为文明早期的重要内容。之后，随着文化的演变，人与自然交换的进程产生了悄然变化，鸟类与人类生活的亲缘关系比之野生动物或者旷野之物进入更加亲近的关系阵列，诸如燕子、喜鹊、啄木鸟、大雁、天鹅、鹤类等，或者成为人们喜爱和呵护的对象，或者将之人格化，与忠贞、君子品格联系起来，成为美德的象征。与鸟类人格化一道发生的则是鸟类的审美化，“越鸟巢南枝”“打起黄莺儿”“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等诗句，常见于古典诗文，以此抒发文人墨客的情志。鸟类的鸣啼常常会直接触发人们的感兴，并将之视为自身命运的某种神秘暗示，如居长沙之贾谊，见鸟入室而心悲。

　　隨着人口的增长，更多的山地、丘陵、水体被人们开发出来，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程度愈演愈烈，尤其是近现代以来。人类意志对动植物进入全面塑造的阶段，若是没有国家公园和各类保护区的存在，动物包括鸟类的种群数量和生存境遇将难以想象。在人与鸟类的关系中，人类意志常常以试错的面目出现，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的“除四害”运动，几乎给麻雀带去了灭顶之灾。也正是鸟类与人类生活的亲缘关系，因此，鸟类的生存状况成为我们观察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生态散文重要的题材来源。本期生态散文，我们就迎来了河南作家祖克慰的《鸟能记住林子的往事》，这篇文章以伏牛山区的鸟类种群变化为端口，以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个体的生活经验为基点，以近半个世纪的时光为缆绳，书写了伏牛山区鸟类与村庄、与人们的关系变动状况。树木种类的变化、农药的使用，以及人为活动的干预，种种因素叠加起来，造成了鸟类远离人类的悲剧性事实。也深刻呈现了当下生命系统中任何一个子系统的脆弱，它们需要呵护，而不是被人类意志任意涂抹。在生态关怀的视角下，也写到了不同的人们包括猎人、善良的老人、外来人，他们与鸟类或短期或长期的交互行为，人间万象如幻变之云，而鸟类的生活却又如此简单，它们的存亡，取决于我们的善恶一念间。

　　责任编辑 韦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