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清

　　那年我带高三毕业班，我的孩子才2岁，没人带。为了把孩子放回老家，我和妻子吵了半个月，最厉害的一次，我们都约好某天去民政局离婚。

　　老婆抱着2岁的孩子质问我：“学生是你亲生的吗？他们毕业了记得你的有几个？孩子回老家一呆就是一年。我们做父母的能这么狠心吗？”

　　我对妻子的质问感到无奈和心痛。孩子这么小，一旦送回老家，就要等到第二年高三毕业才能接回，整整一年不能相见，而我的学生们，有时还不听话，经常在晚修说话，上自习课的时候玩手机，甚至和他们交流还不懂得说对不起和谢谢。

　　我有理由为了孩子，放弃当班主任。

　　那几天和妻子吵架，休息受到影响，上课精神不佳，孩子也经常哭闹。家突然间失去了往日的快乐。

　　我选择在午夜回家，内疚让我不敢面对妻子和孩子。

　　我几次在校园见到管教学的领导，都暗示自己走上前，直接说明自己生活的困难，申请不当班主任。但总是在校领导的点头问候中欲言又止，我不能拒绝工作上的信任。

　　半个月后，妻子妥协，同意把孩子送回老家。那天下午下雨，我在车站送妻子回老家，我们没说话，我们的孩子对车站里的一切感到好奇，不停地跑来跑去。火车开动那刻，妻子在车厢里安静地坐着，没有和我挥手告别。我的孩子贴着车厢窗玻璃看着我，冲我天真地笑。

　　火车在雨雾中远去，我一转身，泪流满面。

　　那天我回学校晚修迟到了。走到办公室门口我就看到我的课代表在找我，课代表看到我就笑了：“老师，我们在等你上晚修呢，怕你不来了。”我说：“不会的，你们在哪里奋斗，我就在你们左右。”

　　高三月考频繁，学生语文成绩不稳定，为了让学生在阅读和写作上有所进步，我熬夜翻了不少资料，选择有代表性的篇目出题。白天我又要连续给两个班级讲解做题技巧。有一天早上醒来，嗓子突然很痛，说话很不舒服。嗓子发炎了。

　　为了不影响上课，我就在教室里现场做课件，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打得很详细，同学们看得也很认真。课后有同学在我办公室放了两盒金嗓子喉片，还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下一行字：“你用嘶哑的喉咙，唤醒我们沉睡的灵魂。谢谢你，老师！”

　　毕业的那天，我妈妈把孩子送回来了。有学生考完后来看我，送我一大束百合花。我转手把花送给了我的妻子，我知道一个妈妈对自己孩子的深情，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妻子忍痛把这么小的孩子送回老家一年，这种疼痛我无法弥补。

　　三尺讲台，一支粉笔。面对求知的青年学子，我义无反顾用良心和匠心悉心教导。我有愧家庭，而任何一种为他人服务的职业，之所以高尚和伟大，不正是心有大我，而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吗？

　　记得那年高三的最后一堂课，学生们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写满了对我的感谢与不舍。他们齐声高唱《你是我的眼》，我眼里满是泪水，我对他们说：“你叫我一声‘先生’，我便是你的一路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