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文

　　一

　　那是一种反复涌现的声音。一条大江渐渐进入汛期，那流逝之声还很低调地按捺着，压抑着，但我知道，只要她掀起一个浪头就足以使风云翻腾起来，这让我有些望而却步。近乡情怯啊！每年汛期的到来也意味着江南雨季的降临，那年复一年的清明雨，仿佛年复一年的重复或模仿，但戊戌清明却让我有些意外，一场预料中的雨一直欲下未下，天色低沉而疲倦，恰似我一路上的心情，而那个在预料中必将出现的故乡，走得越近越觉得邈远。

　　我其实是一个乡愁淡漠的人，对故乡只有记忆，鲜有思念。而记忆中的故乡就像河床上的一片阴影，我从来没有看清楚过，那偶尔的回忆如同黑白电影中的闪回，早已与我“现在进行时”的生活无关。自十七岁通过高考走进城市，一张纸早已让我脱胎换骨。我在骨子里是个乡下人，却命定地要在一座座城市里辗转流离，其实我又何尝想要如此四处漂泊，只因我总是难以在某个城市里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如漂泊一生的清人钱泳所谓：“余一生坎坷不遇，岂能自立耶？”

　　我也想落叶归根，但我的根在十七岁就已经被斩断了，故乡早已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人道是，父母在哪里，故乡在哪里。而父母亲被我从故乡接到岳州城里来安度晚年，浑然不觉已二十余年，用家乡人的话说，二老能到城里来拄拐棍也算是享福了。前些年他们还能回老家走动走动，如今已经走不动了，只能叮嘱我回老家走动走动，我却不知道他们说的那个老家在哪里。

　　

　　1979年夏天全家福

　　这次我从岭南回岳州城里看望父母，年届八旬的老母刚刚经历过一次死里逃生的中风，还好，这矮小的老太婆，骨子里还有股谷花洲人的硬气，又硬生生地从阎王爷的魔爪里挣扎过来了，而一旦挣扎过来了，她就鬼话连篇，给我们讲她是如何对那些个黑白无常、牛头马面又抓又踢，还在那夜叉手上狠狠咬了几口，那夜叉疼得一松手，她扭头便跑，一边跑还一边扭头去张望，只见那夜叉的头发上飘起了绿色的火焰，怕有几丈高。她一边讲一边咯咯笑，像个天真无邪的小丫头。一个人也许只有死过一次，才会变得如此天真无邪吧，就像重新诞生了一次，又变成了小丫头了。我们对她的鬼话是将信将疑，但我们对她能挣扎过来还真是倍感神奇，她在昏死一个多月后居然还能醒过来，居然还没有落下瘫痪等可怕的后遗症，这真是菩萨保佑了。只是，那嘴角稍稍有些歪斜了，一条腿也有些立不住了，一走路就会跑偏，但她的生活还完全能够自理。此前，我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最坏的打算不是她猝然去世，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死对于她也是享福了，更是我们做儿女的福气。我最担心的是她从此瘫痪在床，浑身都不能动弹，甚至变成一个植物人，这无论对于她，还是我父亲，或是我们，那都将是一场比死还痛苦的折磨。我心里十分清楚，我做不了给她侍奉汤药、端屎泼尿的大孝子，而在我父亲眼里，我天生就是个逆子。当我母亲最终以挣扎的方式挺起半拉身子，她拯救了自己，也拯救了我们一家子人。她似乎猜出了我们的心思，还对我发了一个毒誓，若是她瘫在床上了，她决不连累我们，她会自我了断，吞耗子药！我苦笑道：“就算你是一只老耗子，你手脚都不能动弹了，还去哪儿弄耗子药啊？”

　　无论是母亲的毒誓还是我的苦笑，我父亲听了，一直都黑着一副老脸，如那深刻的皱褶一样表现出他深刻的沉默。他那满口嚼得碎铜豌豆的牙齿早已落光了，当凹下去很深的老嘴紧闭着时，看上去凶狠而又狰狞。作为家中的长子，我对他的性格是最了解的，一下就在他的沉默里感到了几近爆发的绝望。他的绝望其实无关我母亲的生死，他只关心他老家的老屋。他不知是听谁说，我每次回老家，对他那老屋简直不屑一顾，这让他觉得自己已活得没一点尊严，无论是在我面前，还是在谷花洲人面前。但他为了在我面前维护自己那最后一点可怜的尊严，又从未叮嘱我去看看他那老屋子。这次，当我踏上回老家的路时，没走几步，就从背后传来一阵歇斯底里的咳嗽，这倔老头，咳得我的脚步都有些乱了。

　　从岳州城去江南那个水窝子里的谷花洲，还有两百多里路。直到我第一次出远门那年，江南一直是临湘最偏远的一个乡，县里干部下乡，先要从县城坐车到岳州，从岳州坐船到江南对岸的洪湖县城，再坐渡船到江南。到了20世纪80年代，终于修通了一条沙石路，一下雨，烂稀稀的哪里还看得清是一条路，一辆车在那烂泥中吱吱嘎嘎、踉踉跄跄地开着，一旦遇上了过不了的坎，司机猛地一踩油门，那车便一蹿而起，随即又在稀里哗啦的烂泥中猛地跌下，有时候大半个车轮都陷落在泥水里，那坐车的人都得下车，在那泥水浆里推车。说来这人哪偏生奇怪，越是这样难走的路，我那时每次回家的心情越是急切，那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冲动，回家！一辆车从岳州城开到谷花洲那个乡场上，一条道走到黑，终于走到头了，离家还有好几里，只能靠两条腿摸黑走夜路了。而我往往是起早贪黑在路上颠簸一整天，又在耗子磨牙、蚊虫叮咬的家里躺上一宿，第二天便带着满身的红疙瘩，又起早贪黑坐上一整天的车进城，回到我那单身汉的宿舍里。你说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的到底是为啥呢？如今想来，我真的有些怀疑人生。

　　还记得在一次回乡下的路上，一个长得特矮小、肚子又特大的孕妇一路上不断发出尖叫，那凄厉的叫声让一车人都快崩溃了，看那模样也快临盆了。我忽然想到了我那矮小的母亲，我下意识地觉得那肚子里怀着的就是我。“慢点儿啊，师傅！”我刚刚喊出声，就招来了一道凶横的目光，那孕妇身边的汉子横了我一眼，还一个劲儿地催着司机：“快啊，快开啊！”一车人都纷纷呵斥这汉子：“唉，你怎么不顾这孕妇的死活呢？这可是两条性命啊！”那年头，路很烂，但人心不烂，大伙儿心里都有股正气，也敢于伸张。在众声呵斥之下，那凶巴巴的汉子突然一声哀号，随即又听见孕妇一声惊叫，我还没看清刚刚发生的那一幕，只听一声婴儿的啼哭，就看见了那汹涌而出的血水，一辆车顷刻间变得像产房一样安静了。这短暂的宁静很快又被那汉子的嘶哑的破嗓门打破了，他抱起一个血糊糊的、连脐带也没有剪断的婴儿，绝望地呼号着：“我怎么能让娃儿生在半路上啊，我得让娃儿生在家里啊！”在他的哭喊中，一车人都明白了，这是一对从东莞打工回乡的夫妇，他们这么急匆匆地赶回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把孩子生在家里，而除了乡下那个家，他们没有别的家。

　　

　　1990年一家三口回乡

　　那时候我已成家了，在机关大院里住上了令人羡慕的三室两厅，我儿子也满百日了。在我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压根就没想过让他降生在我乡下的老屋里，我的第一个奋斗目标就是要让我儿子体体面面地生在城里，一生下来就有城市户口，吃上国家粮，这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是乡下人梦寐以求的。我是一个根子上、骨子里的乡下人，但我的奋斗，终于把我成功地变成了一个城里人的父亲。孩子刚一出生，我母亲就从乡下赶来照顾，我父亲也捎话来了，按我们谷花洲的乡俗，每一个孩子都是祖宗送来的，孩子一出生就要抱回去拜谢祖宗，也要让列祖列宗认下这个后世子孙。还在我出生之前，我父亲也曾做过一个梦，他的一位瞎了眼的老奶奶抱了一个像石磙一样的丑小子送给他，他一看那丑模样怎么也不要，但那老奶奶把那丑小子往他怀里一推就不见了踪影，他就是想推回去也没法推了。为此，他一辈子都在诅咒那老奶奶真是瞎了眼。我儿子出生之前，我从未做过什么老奶奶送子之梦，但我父亲竟然又做了一个梦，这次他梦见我那长着一撮山羊胡须的爷爷给他抱来了一个大胖孙子，但我儿子生下来才六斤多，挺瘦的。这也让我找到了拒绝父亲的理由，孩子刚出生，又这么瘦，要是抱到乡下去受了风寒咋办呢？等到孩子将要满月时，父亲又捎话来了，这次他要我带着妻子、抱着孩子回家，不但要拜谢祖宗，还要把所有的亲人请来办一场满月酒，这也是我们乡下少不了的一个仪式，认亲。但我又一次拒绝了，理由还是原来那个理由。眼看儿子快满百日了，我父亲一天一天地数着日子呢，这次我实在没法拒绝了，若再拒绝那倔老头子就要在沉默中爆发了。我只得遵命而行，但那什么认祖啊，认亲啊，在我看来纯粹是走过场。

　　

　　2016年春节全家福

　　自从在城里有了家，自己的家，我对老家越来越淡漠了。尤其是儿子出生后，我的血脉已经延伸到远离故乡的城市，那个谷花洲，对于我儿子，既没有一点儿概念，也确实与他没有一点儿关系。而我在一座座城市里辗转迁徙，在无岸的漂泊中也日渐沦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如今回故乡的路早已修了一条柏油路，也少了许多弯弯曲曲，往日那一天的颠簸只需一两个钟头，车就开到我老家门口那棵水杨树下了。然而我却越来越不愿回去了，事实上我也无家可归了，当一个人在故乡没有了父母亲，没有了家，就已无法建立起家—乡的关系。只是每至清明，我碍着那倔老头子的面子，还得回去走动走动，走过场吧。即便是走过场，也要看抽不抽得出身来，近年来疲于奔命，我已有好几年没回谷花洲了。

　　二

　　当江滩、河床与水杨树的气息一齐涌来，让人不知不觉就陷入了某种恍惚的、时空颠倒的意识里。我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和一头雾水，必须先让自己冷静下来，才能看清我故乡的部分真相。

　　从大背景看，这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一小片，它位于长江与张家山之间，是一个东西长达百余里、南北不过十余里的带状平原，从湘北延伸到湖北的境界，一直与长江的流势保持一致的方向，连地势与树木的长势也朝着河流的流向，一切仿佛还处于流淌的状态。而在被人类开垦出来之前，这一带或是裸露的江滩，或是淤塞的河床。最早来这里开垦的大多是逃荒的流民，有从西洞庭湖那边过来的上湖南人，有从湖北过来的江北佬，还有从江西过来的大老表，甚至有从黄河流域迁来的河南人，这么多远离故乡的人在一片狭窄的乡土上繁衍生息，互相通婚，在血缘聚居的过程中，几代人下来就忘了各自的故乡，却把江南当故乡。这混血的江南乡人也号称是临湘的犹太人。一部中国流民史或移民史，大抵就是这样演绎而成的，而流民的血泪便是这一片乡土最初的浇灌。

　　这平原沃野黑乎乎的肥得流油，但江南人却是水杨树命。那逐水而生的水杨树长得比涨水还快，它们是这里最低贱又最顽强的生命。我从小到大看见过倒下的水杨树，还从未看见过自然死亡的水杨树。哪怕被砍断了，甚而将它连蔸带根挖掉了，只要还沾着一点儿地气和水汽，它们也会重新生根发芽，很快又长出蓬蓬勃勃的枝叶。除非你将它晒枯了，一把火烧掉了，那也不像是一个死亡的过程，而是一个在烈火与烟雾中消失的过程。

　　江南的一个个村落就是像水杨树一样自然生长出来的，然而这一种自然又往往有悖于另一种自然，这江滩与河床原本是自然行洪的河道，而河道根本不用解释，就是河流的道路。江水有涨有落，每到汛期，一涨水那裸露的江滩与河床便被洪水淹没了，当洪水在秋天退却，那大片的江滩与河床又裸露出来了。无论淹没与裸露，这儿绝对不是人住的地方，这也决定了我的故乡和乡亲们从一开始就是荒谬的存在、尴尬的生存。为了抵抗年复一年的洪水，人类只能在江滩与河床上拼命筑圩防水，建起一座座圩垸，圩垸之内便是圩田。当人类把一条大江的出路越逼越窄，一到汛期，洪水暴发，就会猛烈冲撞那一道道堤坝和圩垸。河流必须给自己冲开一条出路，而离长江最近的谷花洲圩垸往往首当其冲，由此给我的故乡带来一次次灭顶之灾。每当洪水过后，人类又开始加固加高堤坝，还要在圩垸里筑起一座座大土墩，一个个自然村落就建在这墩台上，如此既可抬高地势躲避洪水，又可隔水防潮，这也是被洪水逼迫出来的民间智慧。往往是，谁第一个在这里筑起墩台，这个自然村落就归谁姓了，我们这个自然村落叫叶家墩，附近还有李家墩、童家墩、彭家台，但整个谷花洲没有一个陈家墩，这说明我们老陈家是后来户。说是后来户，据家谱记载，咱们老陈家在谷花洲已繁衍出了十几代人了。

　　对我们这一脉的直系先祖，我父亲可以上溯五代。他读过三年半私塾，每年除夕、清明和中元节，他都要笨拙地握着五寸羊毫，用繁体字给先祖写信函，那信函里装着一沓纸钱，还有专门的工具用来给纸钱打孔，这种哄鬼的信函又叫包袱。我小时候，就是从那包袱上认识了几个与我有血缘关系的繁体字，如故高祖考某公（我不记得了）、故曾祖考孟林公、故祖考元祥公，还有故显考恢炎公（字火元）、故显妣孙老孺人，这都是我不懂的，越是不懂越是令我倍感神圣，此时我父亲也是一个近乎神圣的形象。尽管我父亲在这些先祖的名字前都加了一个“显”字，但我这些先祖没有一个显赫、显要者，一个个都是像水牛一样的老农民。我父亲每次喝高了就会跟我吹牛，他说咱们老陈家第一个迁到谷花洲来的祖宗死后，葬在了一块牛性子土地上，后人都不会识文断字，但开荒种庄稼，那可是一个比一个牛，力气大，呷得苦，霸得蛮。譬如说那个故曾祖考孟林公（我父亲的曾祖，我的高祖），有一次为开荒争地，在芦苇荡中把叶家人一下给打退了好几个。叶家仗着先来叶家墩，人多势众，想把咱们老陈家给撵走，一看打不赢了，就买通了官家，告刁状，孟林公被官家捉拿归案时，他可没打官家，这也是咱们老陈家的规矩，无论如何，官家也不能打。在乘船押往官府途中，孟林公躺在船舱里呼呼大睡，忽然伸了个懒腰，竟然一脚把船舱给蹬裂了，眼看江水咕嘟咕嘟直往船舱里翻涌，吓得那官家结结巴巴尖叫：“湾、湾船哪，赶、赶、赶快湾船哪！”湾船就是靠岸，一靠岸，那官家就把孟林公给放了，孟林公还赖在船上不肯走呢。——每次我父亲讲到这儿，都会笑得直喷酒沫子，一个老农民伸伸懒腰就能吓坏了一伙官家人，他觉得特别痛快。

　　痛快归痛快，可为了开荒争地，咱们老陈家和叶家人从此结上冤仇了，一直到现在还互不通婚。到了故祖考元祥公（我父亲的祖父，我的曾祖），他不光是力气大，那武艺也非凡了得。有一回他刚从水田里上来，正打着赤脚、挽着裤腿坐在水杨树下乘凉呢，有个叶家的壮汉突然从背后发起了偷袭，扳着他的脑袋想把他一下扳倒。元祥公还真是一下就给扳倒了，但他两条腿一下就势弯了过来，那两个大脚指头往上一勾，那脚丫子就像长了眼睛似的，一下就逼近那偷袭者的眼窝子了，绝了！他说：“姓叶的，我陈元祥给你三次机会，这是第一次，你还可以试一次。”结果是，从那往后，再也没有叶家人敢试第二次了。

　　

　　2018年春父子相聚

　　

　　2018年春母子相聚

　　我父亲的讲述虽说有民间演义的成分，这些故事充满了传奇，却也充满了乡土的味道，如果没有这些家族传奇或民间传说，故乡的味道就少了一大半。而对民间垦荒史，几乎没有文字记载，又往往在历史的空白处，便有民间传说来弥补。从江南乡到谷花洲的垦荒史，乃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垦荒史，说穿了，就是靠锄头和拳头征服的历史。谷花洲人的性格很复杂也很独特，既有湖南人的典型性格特征，“呷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又有临湘人的性格，“喜诉讼，好斗殴，不事商贾”，这是载入了《临湘县志》的，而谷花洲人把临湘人的性格颠覆了一下，“好斗殴，喜诉讼，不事商贾”。整个临湘以谷花洲的民风最剽悍，一个个都像火药桶，一旦发生纠纷，先用拳头说话，打不赢了再告状。拳头还是客气的，为了争那一亩三分地，往往会引发家族间的大规模械斗，连土铳子都抬出来了。

　　除了跟别家打，自家人也跟自家人打。洪湖那边的福粮洲也有从谷花洲迁过去的陈家人，两洲的人虽说一江之隔，却是一条血脉，谷花洲还有他们的祖坟和族田。他们每年除夕、清明、中元便坐渡船过来祭祖上坟，然后两洲的人就像兄弟一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几碗烧酒下肚，就为那族田里的收成怎么分配而大打出手了，但福粮洲的人打不过谷花洲人，只能一边打一边拼命朝江边上逃，坐上渡船拼了老命划向对岸去了。到了清明，他们又来了，两洲的人就像从来没有打过架似的，还是跟兄弟一般亲热，然后又跟仇人一般大打出手，几乎年年如此，节节如此，一个个都说，这就是打断了骨头连着筋的兄弟啊！

　　洪水每隔不久就会对谷花洲进行一次大清洗，无论是亲人的血，还是仇家的血，在一场洪水过后顷刻间荡然无存，而被荡涤一空的还有谷花洲人流血流汗开垦出来的田地，还有他们的房子和祖坟。我祖父以上的那些先祖们开垦出来的田地，盖起来的房子，还有埋葬他们的坟茔，如今早已崩到江心里去了，然而大自然又总有弥补的方式，在我几岁时，那江心里又长出了一个沙洲，像船一样。我是从小到大看着那个江心洲长起来的。一开始，看见这么个堵在江心里的沙洲，还感觉心窝子里堵得慌，不过，慢慢就习惯了，习惯成自然。自打它冒出来后，就从未被江水淹没过，后来越长越大，还长出了大片的芦苇和水杨树。一个江心洲从沙洲变成了绿洲，无论你大江东去、沧海横流，再也不会冲走了。然而，这对于长江却是灾难性的，它把一条主航道直接给改变了，原来船是靠着江南走，现在只能靠着江北走了，主航道一变，人间的边界也变了。若按原先的主航道，这江心洲属于湖北，若按如今的主航道，这江心洲又属于湖南。江南人和江北人为争这个江心洲又争了几十年，而这个自然生长出来的江心洲，一直到现在依然无所适从。

　　三

　　若要追溯我的故乡和老屋，只能从我祖父这一辈开始。

　　我祖父生有六子三女，我大伯被国民党抓壮丁后一去不返，三伯父十七八岁时患天花去世，六叔刚刚满月就被别人家抱养了，从此也没有了下落。后来我们都习惯把二伯叫大伯，把我父亲叫幺爷，即幺叔。我那些叔伯兄弟姊妹这样叫，我从小也跟着这样叫。

　　在我祖父春秋鼎盛之际，在谷花洲已开垦出两百多亩田地，田是水田，种稻谷，地是旱地，种棉花。谷花洲，就是稻谷与棉花之洲，一听这名字就是好地方啊，有吃有穿。按古人的解释，“水中可居者曰洲”，若是写成谷花州，那就错了。若以田亩计，我祖父在当年已算得上谷花洲的一个老地主了，但他既不请长工，也不雇短工，他一辈子从来没有剥削过一个外人，很多外人寻上门来给他打工，他也不要，他只剥削他自己和我那可怜的祖母，还有他的儿女们、媳妇们。他甚至还让我大伯（即二伯）去那些缺少劳力的地主家扛长工，而我大伯也挺乐意，给别人家扛长工，比在自己家里轻松多了，吃的喝的也好多了。用他的话说，在家里干活是做牛做马，吃的是猪狗不如。而我祖父，就这样一个特别抠门儿的老地主，竟然在谷花洲盖起了一座重檐歇山顶的大屋，老火砖，大青瓦，屋脊骑龙，大门口还有两只龇牙咧嘴的石狮子坐镇，那眼珠子瞪得溜圆。这是我祖父一辈子最值得炫耀的，他可给咱们老陈家长脸了，人人都叫陈家大屋。

　　可惜了，那陈家大屋还没有住热乎呢，日本鬼子就从洪湖坐着屁股冒烟的小火轮打到了江南，谷花洲人又抬出土铳对着那小火轮开火，可这土铳又怎么打得过日本鬼子的洋枪洋炮呢，谷花洲人还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凶狠的敌人，只能携家带口躲进了张家山，然后开始打游击。等到日本鬼子投降了，我祖父回家一看，陈家大屋连个影子也没了，日本鬼子早就将大屋拆了建起了炮楼。我祖父又带着一家人拆了炮楼盖房子，那砖瓦却少了许多，只能盖起三间屋。就这房子，在谷花洲还算挺气派的，但三个儿子分给谁呢？我祖父倒是挺有智慧，把这三间瓦屋给他大孙子了。他大孙子也就是我大伯的大儿子，也是我的叔伯大哥，跟我父亲差不多大。他拥有了那三间砖瓦房，一连找了两个老婆——第一个老婆死了，紧接着又找了一个，若不是看上了他那三间砖瓦房，谁看得上他那癞痢头啊。

　　我父亲十八岁结婚，分家独过，只分到了两间茅屋和两个饭碗，还有一口铁耳锅。我母亲当年才十六岁，为此她数落了老陈家一辈子。我还依稀记得小时候，我祖父抱着我，坐在我家那窝窝囊囊的茅屋门口，听着我母亲喋喋不休的数落，他就像一只眼珠子瞪得溜圆的石狮子，想他当年的陈家大屋是何等的气派，如今却让一个矮小的媳妇如此数落，他却始终没有发作。

　　一个人降生在哪个地方是偶然的，但那个生长的过程又是必然的。我就出生在那两间茅屋里，这也是我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老家，这屋子就盖在堤坝上，那茅草屋檐比我矮小的母亲也高不了多少，她一抬手就能够到房檐，在屋顶上晾晒萝卜干、鱼干。墙壁是芦苇秆夹泥墙，别说抵挡洪水，只要大雨一冲，那泥墙就泡汤了，软儿吧唧地塌下来了。谷花洲人把这种房子叫趴趴房。我母亲在这屋子里生下了三个孩子，我在这屋子里一直长到七八岁，每年桃花一开，清明雨一下，洪水就噌噌往上涨，到了七八月份，江风吹过茅屋的窟窿，发出“呜——呜——呜”的响声，那浪花飞溅到后门上，打得稀里哗啦响。如今想来，我们就是在死亡线上过日子，若是洪水再涨高一点，一个浪头打过来，就把这茅屋连同一家人给卷走了。每年的洪水都要卷走不少人，淹死不少人，那都是我眼睁睁地看见的，我们离死亡的距离最多只有一尺远，但我们一家人却幸运地活了下来，我还觉得那是我在乡下度过的最幸福的一段日子。我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出生的，一场大饥荒已经过去了，在那时候两个劳力养活三个孩子，还不至于饿肚子。而我还在那风浪里练就了一身好水性，也养成了一身坏脾气，每次父亲拿着棍子追上来打我，我扑通一声就扑进了长江里了。这很危险，但江边上的人早已看惯了生死，一个小孩子能够从小练就一身好水性，若真到了洪水冲决江堤的关头，至少还有挣扎逃生的机会。

　　每一次搬家都与洪水有关。眼看着洪水一年高过一年，那被洪水冲撞得千疮百孔的堤坝又得加高加固了。在我八岁那年，凡是住在堤坝上的人家又得迁到垸内，筑墩盖屋。这次我们家盖起了三间坐北朝南的茅屋，朝南的一面还砌起了土砖墙。我在这房子里又住了八年，又有四个弟妹一个接一个降生。这也是我在乡下度过的最苦难的岁月，两个大人要养活七个子女，而我和上边几个妹妹一天天长大，都是吃长饭的时候。又加之我那矮小的母亲积劳成疾，接连动了几次大手术，干不了重活，我们家成了村里的漏斗户，那种饥饿感是铭心蚀骨的，我每天像饿鬼一样，到处寻找可以吃的东西，看见了癞蛤蟆我都想吃掉。多少年后，当我打量着故乡，我的目光还下意识地充满了少年时的饥饿与贪婪，这也是我拼命想要逃离谷花洲的原因。为了多挣几个工分，我父亲一狠心，把我十来岁的大妹妹从学校里叫了回来，给生产队放牛，她每天骑在牛背上哭哭啼啼，那用泪水挣来的几个工分刚够她自己养活自己。我也想自己养活自己，一心要回家放牛，但在我父亲看来，我虽说是一个逆子，但毕竟不像女儿家早晚是要泼出去的水，我再不中也是老陈家的人，他还非逼着我继续念书不可。这书念得我饥肠辘辘，而这家里也穷得让我无地自容。那三间茅草屋早已破败不堪，土砖墙倒了一半，每次放学回家，我都不想让外村的同学知道我住在哪里，有一次被同学逼急了，我就指了指我那叔伯大哥家的三间瓦房，说那就是我家。我还说得特别有底气，若我祖父分家时一碗水端平，这三间瓦屋至少有一间是我们家的。

　　

　　2018年携妻还乡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日子终于有所好转了，我父亲在人民公社解体前夕被委以重任，当上了江南人民公社谷花大队第九生产队队长，这是他一生最值得炫耀的事，却也是他最后的辉煌。他很霸道，在生产队里绝对是一个土皇帝，几乎说一不二，就凭着他这特霸道的、说一不二的性格，他在谷花洲第一个就把第九生产队——叶家墩的田地包产到户了，又率先种上了杂交水稻，一年多的工夫就让叶家墩人吃饱了肚子，还有不少人家在堤坝上开始盖新房。就在我准备参加高考的那年，我们家也在堤坝上盖起了一座明三暗五的砖瓦房，那是我父亲最牛逼的时候，有一次我欺负了他最疼爱的小儿子，他跟我说：“你在老子跟前可得老实点，要不这房子就没你的份！”按他的想法，我们家兄弟姊妹七人，但儿子只有两个，这房子以后就是分给我们兄弟两个的。但他没想到，我竟然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就你这房子，给我也不要！”那老倔头一听狠劲儿就上来了，当即掏出一个破本子，要我立下保证书。我唰唰唰就写了，我保证一辈子不要他这房子的一砖一瓦！那个连纸都戳破了的惊叹号，还真是把我父亲给震惊了，他又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狗日的，你有种，说话可不是放屁啊！”我瞅了瞅他，他那眼神里分明有一种谋杀未遂之感，而我却感到特别痛快。

　　没过多久，一张纸把我变成了城里人，我也是叶家墩第一个凭硬本事考进城里的人，村里人就是这么说的。我父亲搓着两只沾满了泥巴的手，想看看邮递员送来的那张纸，却又不好意思看，但他又恬不知耻地跟我吹：“嘿嘿，要不是老子使出一绝招，把你狗日的逼得走投无路了，你能进城穿皮鞋，住楼房？”我突然凑上去摸了摸他的大光头：“就你这脑瓜子灵啊，等着吧，我会把你接到城里去拄拐棍！”我父亲一下蹦跶起来，操起锄头把就朝我扫过来，哈哈哈，我早就大笑着跑得老远了。

　　还别说，这老倔头还真是争硬气，后来我真要接他进城拄拐棍时，他又犯起了倔劲，死活不肯搬，可他那三间砖瓦房在1998年的大洪水过后又被拆掉了，那大堤还要继续加高加固，所有住在堤坝上的人都要搬迁到堤垸内。那房子不经拆，父亲用他拆下来的砖瓦盖起了两间小屋，连身子都转不过来。后来，在我母亲和我们兄弟姊妹们的反复劝说下，这老倔头终于告别了他的故乡谷花洲，也把他一辈子盖起的第四个家抛在了背后。这一抛就是二十多年，叶家墩人陆陆续续盖起了一座座两层三层的砖瓦楼，我父亲盖起的那两间小屋又老又破，委委屈屈地瑟缩在别人家楼房之间，每次我父亲回来都感到特别窝囊，进自己家门时就跟做贼似的，想他当年这个说一不二的生产队长，如今哪还能在乡亲们面前说得起话。他知道自己这辈子是盖不起一座两三层的楼房了，但他又一心希望我给他把房子盖起来，盖得比叶家墩所有的房子都高出一头。我也不止一次想过，但想来想去最终还是放弃了，我在这叶家墩没有户口，没有一分田，就算盖起了一座房子，我也不会回来住，而我更担心的是，若是这房子盖起来了，那倔老头又要带着我母亲回去住，看个病买个啥的也不方便，那还不如让他们一心一意在城里拄拐棍呢。

　　谷花洲如今已没有了多少乡土气息，它并不苍老，却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那种血气，那世世代代开垦出来的田地，再也没有谁还会豁出了性命来争抢，很多田地的荒草已长得比芦苇还高，而那一幢幢两三层的楼房，又没有个设计规划，高低错杂，跟火柴盒子似的，乡村不像乡村，城镇不像城镇，不伦不类的，村里人大多关门闭户，偶尔打开一扇门，从里边探出来的都是一个白发参差的脑袋，那骨瘦如柴的手里颤巍巍地拄着一根拐棍。这是村里的一些留守老人，他们的子孙大多以各种方式进城了，一旦离开了这个村庄，哪怕我们面对面地邂逅了，也不会知道是老乡，乡音难改也易改，一旦远离了故乡，每个人都是南腔北调。很多混得像模像样的人，就回家乡盖房子，但很少有人回来住，而他们的父母则成为孤独的守望者。这些老人眯着眼睛打量着我，我也睁开我高度近视的双眼打量着他们，这是一个互相辨认的过程，谷花洲已成为另一个谷花洲，我也成了另一个我，即便我上前去打招呼，也没有谁还认得我。

　　但父亲那两间老屋我还认得，这并非我的老家，而是我父母亲的老屋，我在这屋子里一天也没住过，它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一棵长了二十多年的水杨树，几乎将整个屋子遮蔽了，那树下的荒草和屋顶上厚厚的落叶，把一座老屋都沤黑了，而那被野猫或老鼠刨开的檩条，一根根像肋骨似的露了出来。走近那倾斜的墙壁、倾斜的门，一把挂在门上的大铁锁，锈迹斑驳，不知有多久没有打开过了，还蒙上了一层一层的蜘蛛网。我来时带上了钥匙，这是我母亲的吩咐，开开门窗，人要透气，屋子也要透透气。那大铁锁连钥匙也插不进去，我折腾几次，才把钥匙插进去，又拧了拧，只听咔嚓一响，就像触动了一个暗设机关，一把锁居然打开了。推开门，一股潮湿的霉味直冲上来，呛得我像那倔老头子一样，一阵歇斯底里咳嗽。走进屋里一看，这一屋子的破烂，连上锁都没有必要。门口放着一把锄头，那锄头把儿上还有我父亲攥出来的老茧。一见这锄头我就像见到仇人，分外眼红，从小到大我可没少挨过这锄头把儿的毒打，我就是被这锄头把儿给打大的。窗台上，还有我父亲当生产队长时用过的一把破算盘，那算盘梁子、杆子由于年深日久都枯槁干裂、扭曲变形了，一颗颗珠子还闪烁着暗红的光泽，仿佛已被一个生产队长的心血与汗水浸透了。我父亲算是叶家墩最会划算的能人之一，他当队长之前，叶家墩一年的人均纯收入只有三十多块钱，人均口粮只有三百多斤，他当了两年多队长，叶家墩的人均收入就超过了一百块，人均口粮超过了六百斤。直到现在，他仍清楚地记着这笔账呢，可除了他，还有谁记得呢？记得的那一茬人大多已被埋葬了。

　　就在我要将打开的门窗重新关上时，忽然听见一声猫叫。那是一只花猫，在窗外冲着我喵喵直叫，那叫声又急切又绝望。这让我陡生几分诡异之感，仔细瞅瞅，才发现这老屋里真有异样，那床单下不知是什么在蠕动着，颤抖着。我掀开床单一看，哈呀，只见一窝毛茸茸的小脑袋，那圆溜溜的眼珠子都惊恐地看着我。那花猫竟然在我父母的床上生了一窝小猫咪。我原本想拍一张老屋的照片给父亲看看，这可以证明我确实来看过他老人家的老屋了，但我又觉得这样未免太残忍，他这老屋都破败成这样子了，他看了不知有多绝望。没想到这老屋里还有一窝刚刚生下的小猫咪，我就把这一窝小猫咪给拍下了，让那绝望的倔老头看看吧，他这老屋还生生不息呢。

　　四

　　从谷花洲朝南边走两里许，那里还有另一个谷花洲，一个被埋葬的谷花洲。我朝那个方向瞄了一眼，在压得越来越低的阴云之下，那一个个土坯愈发地阴沉。谷花洲人把坟地叫作坯里，一抔土堆就是一个生命的证据。生是如此偶然而短暂，而死是永恒的阴暗，那也是谷花洲人最终要去的阴间，而死者比生者更多。我祖父祖母、伯父伯母，还有几个叔伯兄弟都埋葬在那里。

　　我出生后，祖父把我带到了三岁，我对他的依稀记忆，就是他抱着我，像一只眼珠子瞪得溜圆的石狮子，坐在我家那窝窝囊囊的茅屋门口，还有那一撮白花花的山羊胡须，每次我一发脾气就抓他的山羊胡须，抓得他龇牙咧嘴。而另一个故事则来自我母亲的讲述，由于我母亲没有奶水，祖父把我抱在衣兜里，从村头到村尾给我找奶吃，有个女人的奶子生疮了，趁我祖父转身时，也把奶喂给我吃，结果被我祖父发现了：“你这臭娘们，奶子生疮了，难道心里也生疮了啊？”而我父亲则振振有词地说，我就是在吃了那娘们的坏奶之后，才变成了一个坏种。他一股脑就把我这坏种的遗传基因给推掉了。

　　祖父是在我三四岁时去世的，那时候我二妹刚刚出生，我还记得祖父躺在一口谷箱子上，他已经病得快要死了，还是欠身问我父亲生了个什么。我父亲卑躬屈膝地说，生了个女儿。我祖父一下火冒三丈：“昨天刚生了个女儿，今天又生了个女儿！”那脑袋气呼呼地一歪，就咽气了。幸亏他死了，我母亲接下来又生了一个女儿。

　　如今我们家最老的祖坟，就是祖父祖母的合葬墓了。

　　大伯在世时，每次都是他领着一大家子人上坟，他死后，又轮到了我四伯领着一大家子人上坟了。四伯死后，就轮到了我父亲。在他们六兄弟中，我父亲已是硕果仅存了，每次上坟，三房后人都成群结队地跟在他后边。上坟是不能乱说话的，有很多禁忌。有一次上坟后，我一个堂弟清点了一下人数，说：“走吧，后边没人了。”我父亲立马接上一句：“后边还有好多人呢！”我听了，吃惊地朝后边看看，仿佛真的看见了人影幢幢，络绎而来。还有一次烧香，我堂弟又说了一句“差不多了”，我父亲又赶紧接上一句：“还差得远呢！”那也是我父亲最高深莫测的时候，每一句话都充满了禅意或玄机。

　　现在那倔老头子已经老得上不了坟了，原来的一大家子人，没有了一个老天牌统领，就开始各上各家的坟。大伯父和大伯母、四伯父和四伯母皆已去世，我们共祖父祖母的兄弟一共十个，也已经走了四个，只有大伯和四伯家的老幺还留在谷花洲，其余的都或近或远地离开了故乡。大伯、四伯的子孙们回来上坟，先要分别给他们自家上坟，而祖父祖母则退居其次了。这两房人对祖父祖母也颇有看法，觉得这两位老人活着时就有偏爱，死了也不公道，对老大、老四家的后人不管不顾，一心保佑幺房，也就是我们这一支。由于我们一大家人都不在谷花洲，父亲老得来不了了，我也有几年没来了，祖父祖母的坟茔上荒草疯长，几乎成了无主的荒坟。这样的荒坟还有不少，我在荒草刺蓬中东寻西找，四周的一切突然变得可疑起来，我都认不出哪是我祖父祖母的坟茔了，转了几圈，感觉走错了方向。还好，在一位老乡的指点下，我终于找到了祖父祖母的墓碑——“故显考恢炎公，字火元，故显妣孙老孺人之墓”，我这才焚香拜祭。说也奇怪，穿过别人家的祖坟，我总是感到阴气袭人，但给祖父祖母上坟，我却没有一点阴森之感。有人说，有祖坟的地方便是故乡，这祖坟已是我和故乡唯一的联系，也只有故乡才会让我这样一次次跪下来，烧香，磕头。拜祭完毕，我还在沿途插上杨树枝，做上记号，以免下一次来上坟时又走错了方向。

　　父亲对我这个逆子已经绝望了，他知道那老屋是不可能在我手上重建了，于是把一笔不多的拆迁补偿款全部用来建造他和我母亲的合葬墓，这一座活人墓倒是给他挣回了一点面子，他的老哥们走进那墓穴里去转了一圈，一个个羡慕得直打啧啧：“老幺啊，你这千年屋好宽敞啊，摆得下一桌麻将了！”我父母亲现在闲得无聊了，还真是一天到晚搓麻将，一想到他们将要住在那宽敞的千年屋里去搓麻将，那老两口的眼里就会闪烁出兴奋和憧憬的光芒。不过，最近又传来了一个让他们愈加绝望的消息，这片墓地都要迁到一个离谷花洲几十里外的荒山沟里去，并且还要深埋，埋得根本看不见坟头。对此，我是打心眼里认同的，逝者必须为活人让出空间，若是古往今来以至未来的所有坟墓都要保留下来，而且越筑越大，整个地球都会变成坟墓。但转而一想，如果我家的祖坟一旦迁走或消失，我父母最终也不能安葬在这坯里，那么如今这个谷花洲就与我没有了任何关系了，那个与我有血脉维系的故乡或老家，只存在于我的回忆之中。到那时，我还会来谷花洲和叶家墩走动走动吗？

　　我就是带着这样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告别谷花洲、叶家墩的，当车子开上江堤，那场压抑了许久的雨终于毫无悬念地落了下来，却不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的雨，一下就是泼山泼水地下，一条大江开始强烈地炫耀着它的风浪和呼啸声。但我知道，这雨来得急，走得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