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柱林/著

　　虽在靠近热带的南方，入冬的季节也变得阴冷了。在凄风苦雨中，断断续续读完了杨彩艳的《我们的童年谣》。为什么没有一口气读完呢？因年末事多。当然这也是一个借口，其实是害怕故事的结局，因为小说刚开始时阳光明媚，但不久就布满雾霾，也在读者心里埋下了重重疑云与阴云。在一个只喜欢看也只看得懂喜剧和闹剧的时代，阅读完这样的作品是需要坚强的心理的。

　　话说回来，读完了才知道，原来约我看稿的编辑，也就是小说家李约热先生，并没有骗我。他反复说，这是难得一见的年轻作者能写出的好小说，值得读。但我得补充，读者要读完才能体会小说的好。故事本身，也有悬念，不过基调是平实的，即贫穷的一家人，得了一种怪病，怎么也治不好，相继死去。当然，读到后面我们知道，这种病并不怪，就是常见的肺结核，村民缺少医学知识，认为是神鬼作怪。加上小说以童年视角来叙述，增加了读者的疑惑。用童年眼睛来观察，用童年口气来讲故事，特别是悲剧故事，审美效果是很强的，可以弱化悲痛的程度，也可以增加情节的悬疑色彩，孩子不知道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或者看见了也不理解。但读者是理解的，所以在炎热中看见了悲凉，在光明中看见了阴影。叙述者与读者信息的不对称，理解力的不一致，是可以产生一种强烈的审美张力的。

　　阿湘进入我们视野的时候，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姑娘，爱玩爱唱歌，嗓音甜美。所唱的歌，也是充满了远大的志向的：“大山大山你别啰唆望我/我不过是你身上虱子一个/纵然我再小颗/终有一天也爬你头顶/把你踩在脚下。”阿湘的父亲，讲故事的高手，翻来覆去地讲同一个故事，却让人百听不厌。阿湘的歌谣和阿湘爸的故事，显然是“我”——阿艳最早的文艺启蒙和教育，更是童年快乐的源泉。可是，阿湘爸死了，阿湘也很少唱歌了。小说为读者叙述的，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这种悲伤是一点点累积的。

　　表面上看去，这种悲伤，这种悲剧，是由阿湘的亲人患上结核病开始的，而山里的村民没有现代科学知识，把这种疾病的原因归于妖魔鬼怪，所以采用了错误的应对方法，如请巫师作法，驱鬼赶怪；请算命先生，为小菜认石头做父母，让命变硬，改名志方，企图让他有好的未来。当然这些都无济于事，甚至徒然浪费了本就不多的生存资源。小说慢慢向我们展示，阿湘一家悲剧的最根本原因不是疾病，也不是无知和迷信，而是贫穷，结核病是一种贫穷病。也就是说，不是疾病导致贫穷，而是贫穷导致疾病，贫穷是病根，而结核病只是一种表征。

　　童年视角的一个好处是，孩子有限的认知和理解遮蔽了世界的真相，如阿湘家的贫困无法让阿湘继续读书，却被我理解为“逃学”。作品因此只展示给读者冰山一角，那残酷事实的点滴与片断。如贪婪的大巫婆竟然不顾贫困的阿湘爷和阿湘的生死，榨干了他们家的最后一分钱和物资；“我”爸带着“我”偷阿湘家的柴火；甚至阿上家的公鸡和母鸡也欺负阿湘家，飞到她家房顶啄虫，“把阿湘家房顶搞得乱七八糟”……

　　原来，贫穷并不是源自他们自身，而是其他地方。意味特别深长的，是叙述者把这一切引到“我”身上，产生了一种“负疚的叙述”的效果：“我”爸偷阿湘家的柴火；我们家起新房，而阿湘家的房子越来越破，最后被“我”爸和村民烧掉，另起了一间更小的茅屋；阿湘妈和阿湘爸死的时候，葬礼上没人愿意帮忙，非常冷清，而“我”爷爷、奶奶死的时候，葬礼风光隆重，坡上挤满了上千人。不经意间，乡村阶级的分野被透露了出来，阿湘家是普通的贫苦农民，而“我”爸是屯长，我伯是医生。虽然大家都曾经逃过计生，去外婆家住过，可是相同处也就仅此而已，命运之路的岔口，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大。然后，城市出现了，志方可能成了医学试验的牺牲品，而乡村的小女孩常常被人绑架拐卖，阿湘也被城市的“好心人”带走了。

　　正是阿湘和“我”的命运的逆转，构成了《我的童年谣》的核心隐秘，“我”没有阿湘漂亮，唱歌也没有她好听，也没有她和她爸那样会讲故事，可却是“我”坐在KTV包厢里让长得像阿湘的女孩子陪唱，也是“我”写下关于他们的故事。小说以叙述者想象中阿湘的歌谣结尾“我来到世上，以为没人爱了，好想跳下吸水洞。不曾想大恩人来了，我做城市人去了。再见了吧，我的农村父老乡亲兄弟和姐妹……”颇具反讽意味。这个坐在喧闹的KTV包厢里的叙述者，回忆和想象往事，无疑是寂寞的。她将丢失在野猪岭的悲伤故事，重新捡拾起来，在安慰自己的同时，也安慰我们这些在红尘中挣扎的芸芸众生。

　　自然，像我这样出身于桂西北山地农村的人，可能会获得比普通读者多一点的阅读快感，那就是叙述者不时流露的当地方言，还有当地独有的事物，如“久不时”“不成用了”“三脚”等。语言，也是这篇作品有意思的地方，有时，叙述语言是非常文雅的，如“苍翠”“引吭高歌”“甜润迷醉”，甚至古色古香的，如“唱歌毕”“于月夜里”等；也有些口语俗语，俏皮可爱，如“立马”“拉倒”等，丰富驳杂，摇曳生姿。也许是作者初学写作的缘故吧，有些地方当然也会显露技巧上的一些生涩朴拙，如过多进入除叙述者“我”外的人物的内心。个别地方对风俗习惯的描绘似有拖沓之嫌，也可能由于行文匆忙的原因，有些时候会出现“他”“她”不分的情况。读者比我幸运的，是经过编辑校对，这些瑕疵一定已经不存在了。必须承认的是，这是一个完美主义的苛求。就一个写作经验不深的作者来说，《我们的童年谣》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珠圆玉润了。

　　不多说了，小说的真正滋味，读者自会品尝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