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单位：中国作协创研部
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
腾讯文化
陈晓明：首先特别感谢诸位领导专家百忙中来参加东西《篡改的命》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由几家重要的单位联合举办的，既表明我们在文化上的强强联合，也表明对东西创作的重视。诸位今天光临，使我们采薇阁蓬荜生辉！请允许我以东道主的身份先介绍今天出席的嘉宾。
首先介绍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先生。敬泽老师大家都熟悉，他是中国著名的、卓越的评论家。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教授，他今天是带病，现在还在发烧，他的精神让我们感动！
东西老师他是广西民族大学驻校作家，我认为是中国最有实力的作家之一。
张柠教授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张教授早年是犀利的酷评家，现在是忠厚严谨的大学者。大家读过他许多的著作，《土地的黄昏》影响很广。
杨庆祥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是80后批评家中的代表人物，是非常有冲劲和挑战性的青年批评家，大家都读过他不少的文章，很是犀利。我经常也从他的文章中受益。
丛治辰现在在中央党校当讲师。他最近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深造，专程赶回来参加东西的作品研讨会。
何向阳，是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老师是著名的评论家，大家都熟悉，应该读过她不少的评论文章，她当时写《人格论》也好，对当代作家的研究也好，都非常独到。
李云雷学长现在是《文艺报》文艺部副主任，做过多年的文艺理论与批评的主编。他是著名的批评家，也写小说。
我就介绍到这里，后面就把我们今天下午研讨会的主持权力交给向阳主任。
何向阳：今天我们在北大开东西的《篡改的命》的研讨会，非常有意义，因为这个小说的主线涉及了学生考学、教育平等的问题。东西是一位非常沉着也很执着的作家，他于1996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耳光响亮》，2005年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后悔录》，现在出版了这部《篡改的命》，是他的第三部长篇，三部长篇的出版间隔都是十年，可谓是十年磨一剑，二十年三部长篇这样一个速度，在这个以速度为写作的年代，是慢的。我欣赏这种“慢”，它与沉思有关，也与一个作家珍惜他的创作资源有关。东西在他的后记当中写到，他是想等等灵魂。要等一等，这个“快”的时代，“等”和“慢”一样重要。等什么，等沉淀，等成型，等有些东西慢慢长成的过程。这种“等”也是文学的。今天召开研讨会，我们主要是从他的作品的文本来研讨。当然也包括由文本到语言的变化，以及文学的文化现象、思想内涵，等等，我觉得都是可以敞开来谈的。
东西，是当代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家，他的重要性，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谈。他的思想的深刻性，包括对社会问题的一种持续的关注。对人性的关注，包括今天我们研讨的主题——城乡的冲突，城乡曾作为二元对立的一种关注点，曾成为许多作家的一个写作关切点。但我个人觉得这个城与乡的关系已经不足以概括《篡改的命》，好像它已经突破了这样的二元的关系，已经走入了更深的、对于人的命运的关怀。也可以说从现实关怀出发，而想达到的一种终极的关怀。在这部小说里，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这样一个看似简单但是又丰富复杂的文本叙事，讲述了三代人的故事，这三代人一直有一个顽强的念头，就是要到城市里去，当然小说最后用了一种特别的方式，进入了城市。也就是用了一种类“转基因”的方式，进入了城市。
那么进入城市的起因与目的，较之怎么进入的过程和进入的结果，更耐人思考。所以我读到小说中一个细节，就是人死之后，那些村民在一起，说到哪里托生，到城里，到城里，到城里，我看了很受触动。今天我也期望聆听到各位专家对小说的深入思考。
陈晓明：饶翔刚才赶到。他是《光明日报》副刊部的主编，也是在座的北大同学学长，大家如果写有漂亮的文章，可以寄到他那里。清华老师身体欠安，可否请他先说。我认为清华教授是中国当今最卓越的批评家，他对小说和诗歌都有非常精到的见解。他今天上午的发言，让我十分佩服，他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阐述东西的创作，很深刻。他对东西小说的研究上午他也说了，他追踪了十年，然后到今年才刚刚动笔，一写就写了一篇长文，所以他准备得很充分，他是有备而来的，所以我们现在鼓掌欢迎。
张清华：我感到我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文本本身的问题，同时还涉及作家“如何处理现实”的问题。
我是这样想的——首先我们要谈文本，《篡改的命》，我上午曾讲到20世纪以来，中国有所谓“三千年之大变局”，这个变局有两个，一个是从社会政治意义上，再一个是从文明的意义上。社会政治意义上，是说中国原来的专制政体，封建王权的国体还有道统，崩溃了，产生了民国和共和国；再一个大变局，我认为就是乡村社会及其文明形态全面的衰亡和崩溃，那么这个崩溃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里达到了最为惨烈的程度。这个惨烈的程度，我们置身其间，可能未必能有充分的体验和估量，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抱负的作家，他一定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因为“国家不幸诗家幸”，当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着巨大的转换，巨大的文明崩溃之时，恰恰是那些有抱负的作家的机遇。
所以我们就看到，从“五四”到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一直在书写乡村，从鲁迅开始，他首先就书写乡村的没落，那么当代作家也在关注这个问题，东西的这部小说，是用三代人的“命”——刚才何向阳讲得好——三代人实际是代表了一整个体系，不只是三代人，而是世世代代的乡村，世世代代的乡村的人民，他们在就我们这样一个时代面临了抉择：摆脱贫困，摆脱自己遭遇和处境的方式，他们认为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变成城市人，由乡土生存变成城市生存。所以我认为东西找到了一个非常准确的点，而且把它设身处地地、贴心贴肺地植入到小说的核心，当然也是农民精神的核心。在农民的精神核心里，他们梦寐以求的这件事情，就是如何从乡村户口转化为城市户口，从一个乡村人变成一个城市人。在这个过程中，老一代人付出的是身体，是一生的劳动，而且汪长尺的父亲为了让儿子的命运获得转机，甚至从楼上假戏真做地坠了下去，后果是瘫掉了，失去了劳动能力，也失去了尊严。小说在写父亲的时候写得非常感人，因为他是用全部的爱为他的儿子的命运转换去付出的。我认为最感动人的一节就是，他们老两口在城市里面变成了拾荒的一对老人，当儿子见到他们，无法不泪流满面。但不管怎么说，汪槐他们还拥有自己的身份，但到了他的儿子汪长尺，他本来也读了书，也还曾经有那么一瞬间的机遇，差一点就考上了大学，但是他被人家顶替了——小说中的这一节也是“篡改的命”的含义之一，别人把他上大学的机会用篡改的方式剥夺了。随后他不得不沦为一个进城打工的乡村青年，由此延续了自《骆驼祥子》到《人生》等无数作品中进城打工的人的命。显而易见，东西还是非常宏观地、整体地考虑我们时代的问题，他在确立每个人物身份的时候，格局都是很大的，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家庭。
他随后先是代人坐牢，所有的一切都是改变身份的一个诉求，从“被改变”身份，然后主动改变身份，随后再就是自己心爱的妻子，最终也不得不改变了身份，由一个纯洁的乡村女孩，进城变成了一个卖身女。这家人到了汪长尺这一代，不仅失去了土地，失去了身体，还失去了身份，失去了尊严，甚至失去了生育能力——汪长尺因为工伤事故而丧失了生殖功能，可谓是有象征意义的。
到最后，尽管他不断地通过各种巨大的、难以承受的代价，试图去换取这个命运的改变，但是他最后仍然失败了——他表面的成功其实隐含着一个根本和永远的失败。这个可能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大家会讨论作家“如何处理现实”，认为东西的处理过于巧合和极端了。当然，如果从一个现实逻辑的角度看，这一切都过于巧合了，但是我认为这就是汪长尺的命运。这个人物一出现，就获得了一个悲剧性的逻辑——他想通过奋斗获得身份的改变。这个逻辑当然也是我们时代的大逻辑，道理上的大逻辑，但对一个劳动者个体而言，他如果一定要赶上这班车，这个性格便会演化成一个悲剧逻辑，因为他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人，但所有不屈不挠的努力在加缪那里都会被认为是像西西弗斯一样，最终都会白费，这就是他的最合理的逻辑。我认为东西是一个戏剧性能力非常强的人，他在这里敏感准确地摸到了大历史的时代和脉络，同时又敏感地捕捉到主人公的性格，因此最终找见了他的命运逻辑。
我经常想，一个好的作家，绝不是模拟和照搬现实——如果莎士比亚模拟现实，不会写成《哈姆雷特》这样的作品，所以作家不能按照生活的逻辑去描述，按照现实的合理性去堆积，而是要按照戏剧的合理性，按照人物的命运逻辑，按照大历史的逻辑性去描写、去创造这个人物。这个人物一旦活起来，我认为他最后死是必然的，他只有通过死来终结自己的身份，终结自己的肉体，然后来换取乡村体系的终结，让他的儿子删掉所有出生的痕迹，变成城市的人，才算是终结。这个结局也隐喻了中国千千万万个乡村的消失，千千万万个农人身份与故事的湮灭。
看起来主人公最后获得的是一个成功的结局，但是又是无限的失败。他把无限的失败和最终的戏剧性的成功，成功地凝结、扭结、装配在一起，他完成了一个真正的戏剧性的创作。所以我认为东西是一个艺术家，小说家里的艺术家，他的《篡改的命》是一部真正具有艺术性的作品，我们看到的大量处理乡村现实的作品，是瞄着某些好处去的，一看就是那种“和现实打招呼”的装配，东西这部作品，我感到是勇敢和尖锐的作品，他绝对不是冲着某一个现实的利益，如果东西冲着现实的利益，便不会这么写了，这是我对这部作品包含着敬意的原因。
我读了以后不但觉得汪长尺的命运让我难以平静，而且我为这部作品整个的戏剧性，它的艺术上的丰富性而感到兴奋，感到欣悦，当然也感到悲伤，悲伤是因为它打动了我，我觉得现在能感动我的作品其实很少。但是《篡改的命》让我感动了，我还是重复上午的话，我想起余华去年在我们那里讲的一句话，他仍然写到现在，已经建构了自己一个大作家的身份，已拥有了可观的财富和资产，已不再和底层的人民朝夕相处，但他仍然坚持了介入现实的尖锐性，他说“我永远不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我仔细体会了一下，他确实不是矫情，我觉得东西这部小说也是为了真理，为了沉默的大多数，为了底层人民写了一本书，当然也是为他自己写的一本书，牛逼的、艺术上高质量的书。
我觉得唯一可以商榷的问题是，他用了今天的流行“热词”去处理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惨烈的历史转换。我跟东西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后来我又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我感到这部小说也充满了荒谬感，在美学上具有荒诞、荒谬的美学考虑。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风格，我认为他的处理，比如说把汪长尺这样一个活动于90年代，死于世纪之交前后的一位青年，却给取了一个当下的名——“长尺”，其实是“屌丝”的同义语。小说里边还有“弱爆”这类词，这种词语显然不是90年代的话语，所以我认为小说中充满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性”，即现在和90年代发生了一个历史的对话，而这刚好唤起我们对历史的一种戏剧性的荒谬感。
我觉得东西身上秉承了当下写作中最正宗的部分。我为什么坚持做“纪念先锋文学的三十年”的一个回顾工作，因为我们从1985年以后，中国文学才真正走上了正轨，获得了和伟大的文学传统对话，横向地与世界文学对话，与现实对话的真正的资质和资格，之前都是准备，从文本上我没有看到真正能够放在这个格局和意义上的作品。而从1985年以后，我们在这个三十年里，中国文学是真正阔步前进的，东西正是秉承了这个文学的正道。所以我们要向他致敬，我感觉写出了这样的作品，走出了这样的文学道路，是必须要表示敬意的。
何向阳：讲得很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看到《篡改的命》，其实可能从很多角度，城与乡是一方面，贫与富也是小说想探索的一个角度，小说的确提供了许多可能性。现在有一种说法，小说的震撼力在萎缩，这部小说恰恰能够一下子非常响亮地回应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它并不回避现实，小说的震撼力为什么在萎缩，是因为小说介入现实生活的能力在下降。当然我们从东西这样一部文本当中，其实看到了非常尖锐的、介入现实的作家的能力。现在我们请一位年轻学者谈一谈，也许会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角度。
杨庆祥：这部小说出来后，我第一时间就看到了，看的是电子版。然后还写了篇评论。当时我对这个小说的理解，可能还不是很全面。所以我刚才下午来，第一时间找王老师看了上午研讨会的速记稿，看了上午陈晓明、张清华两位教授的发言，受到了很多的启发。
我觉得东西老师这个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内涵了很多问题的一个有症候性的文本，它实际上和文学史上很多的作品，还有现代文学上的写作的一些基本母题有一个呼应。它的内涵甚至扩大了这些母题。我简单谈几点。
第一个要讲的就是语言和故事的互相呈现的问题，我在我的评论里面开篇就谈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小说我刚开始读的时候，开篇是让我很震惊的，但是这个震惊并不是故事带来的震惊，这个故事在以前的新闻或者其他的作家那里看过，最典型的就是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东西是新生代的代表作家，语言结构能力非常强，我当时觉得非常惊讶，小说的语言非常简洁干脆。我觉得在这样一种语言里面，其实呈现了一种有质地的故事，就是语言和故事应该是互为呈现的，这是一部好的小说的一个基本的素质。
我看过的语言和故事互为呈现的做得最好的几部小说，比如说安吉拉卡特的短篇小说《主人》，还有一个小说叫《穿过森林之心》，我在人民大学讲这个小说的时候，我是让每个人读一段，那个感觉非常好。我觉得东西老师的某些篇章也是可以大声读出来的，所以这篇小说如果改编成话剧会非常成功。
但是在有些时候，东西没有把这个贯彻下去，他有过于庞大的书写社会现实的决心，导致对语言的把握有所失控，没有把这个素质贯彻下去，所以我觉得这是稍微有点可惜的地方。因为语言它对故事的结构能力，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说这个故事，我们才会相信这个故事，因为可信是小说阅读的一个基本前提。我觉得最好的小说应该说是这样——我是在讲故事但是读起来就是真的。这是我要说的语言和故事的相互呈现。中国小说有个通病，就是中国当代小说家会对故事的理解特别的简陋。他总是想去讲一个日常意义上的，好像每天在身边发生的故事，这不是真正的故事。真正有力量的故事，它是应该包含着观念、语言，甚至认识论的故事在里面，我觉得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语言和故事的关系。
第二点就是讲到城乡结构，因为这是今天的主题，这个当然是一个老问题，但是这个老问题在不同的时代有新的形态，比如我们会想到，在20世纪20年代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小说家王鲁彦，他的名篇《黄金》就是讲的城乡结构的关系，儿子在城里面工作，定期给家里汇款，农村的尊严和生活物质的保障，全部依靠这样结构，但是在东西这里这个结构是被颠倒的。城乡结构有表层和内层，表层大家说得很多了，就不细说了，但是还有个内结构，就是血统论。汪长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儿子送给别人，是因为他要换血，因为他流的是农民的血，他觉得农民的血是卑贱的。
血统论这个问题如果进一步地发掘，这个小说会变得更加的立体。这个小说里面的主人公汪长尺，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有一个强大的自我怨恨的情绪，他非常讨厌他自己，他为什么讨厌自己？就是因为他不能获得他应有的位置，他基本上完全放弃去获得一个有利位置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的城乡书写不一样，《人生》《鲁班的子孙》《浮躁》，他们进城的欲望里面，有很天真的愉悦的童真式的东西，他对未来世界的想象还是很乐观的，有一种世界还很年轻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在东西的小说里面，尤其是包括近期一系列的这样一些书写里面，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陈旧，人在这个里面是没有他的生命力，是非常萎缩的，生命力向后收缩的，高加林对自己充满信心，对自己的身体是充满信心的，他觉得大家都会喜欢他，就包括《新星》里面的李向南，那时候的人对自己的身体是有信心的，是因为对自己的智力和精神有自信，他有一种强大的自我，他通过这样一种自我和内在的精神，获得自己想要获得的东西。
但我发现时代发生了变化，汪长尺完全是个被动的人，他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汪长尺所有的行为都是他父亲在推动，他的父亲恰恰就是高加林，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对比，汪长尺如果是80后，就是一个未老先衰的代际，对自己没有信心，容易满足，但是恰恰是他的父亲汪槐，他是绝对不妥协，这是社会结构的不同所造成的。就是在那个时代社会结构固然也有它的分层，但我们认为那个社会结构是可以变动的，而今天，我们认为这个世界结构是不能改变的，所以我们不去努力改变，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导致了汪长尺的多重的失败，刚才清华老师说到失去土地，失去身体。还有很重要的两点，失去未来，失去未来就是他把他的儿子送给了别人，他本来以为他儿子会记住他，后来他儿子查到档案了，结果他儿子迅速把这个档案销毁了，因为他不想承认这一点，他本来寄托于儿子来改变他的观念，结果他没有改变，失去未来了，这三者加起来整个就是一代人或者是三代人失去自己的历史，这是一个没有历史感的存在。这是最大的失败，就是你失去了自己的历史，而不仅仅是失去土地和身体，就是你把自己的起源全部忘记，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目前给我们造成最大的问题，你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在我的那篇评论里面，其实是谈到了东西老师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候的有局限性，这不是东西老师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基本上目前的所谓的现实主义小说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在既有的社会关系之外，来想象或者开拓出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我们讲作家当然不需要解决问题，作家只要把这个问题呈现出来，但是作家至少要在想象域给我们提供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或者你至少暗示出来，那么结果至少不让每个人都会死。东西的小说主角最后跳楼算了，那没有任何的变化，作为读者我们也觉得那就算了——自己给自己判死刑。
所以我就想，对于我们的文学写作，或者我们的社会想象来说，就是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想象的社会关系，这个时刻是否已经来临？我就想到了赵树理，赵树理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写《李家庄的变迁》，里面也写了一系列的人物，这些人物在当时也是失败者，也是走投无路，但是他的书写里面，他借助那种时代的氛围，那种想象，提供了出路。所以后来竹内好对这个小说的评价非常地高，认为他给日本的小说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在东西的长篇小说里面还有一个点，让我特别感兴趣，就是他对城乡结构的处理里面，触及了大量资本的问题，这种资本的控制，我觉得在这个小说里面也展现得非常地突出，但是最终还是归结到我刚才讲的问题，怎样去想象新的关系，安置这些人的命运。
我记得竹内好说过一句话，文学最终是要让人活而不是让人死。我以前读这句话特别感动，我们文学为什么去写作，文学是为了让他活，而不是为了让他死，但是汪长尺的死和这个死不一样，汪长尺的死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活着。我简短地讲这么几点。
何向阳：庆祥从语言艺术到作品结构和文学想象这三个层面，谈了《篡改的命》。他谈到了出路问题，谈到了资本问题，其实在这里头，《篡改的命》中的资本问题也表现得是非常强烈的，比如说长尺和家柏，他们的第一次交集，是后者用了一千五百块钱买他坐牢，这是钱和命（命运）的一次交集。而两人的最后一次交集，面对面的唯一一次交集，是后者用一千万打到他们共同的儿子的卡上，用二十万为前者父母养老，这是钱和命（生命）的一次交集。资本的力量在小说中似乎是非常大的，大到可以“篡改”生命的地步。张柠教授这么多年对文学一直有着文化角度的深入思考，我们听听他的见解。
张柠：小说家东西是“后先锋”作家群里有着非常旺盛的创造力的一个。他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从《耳光响亮》到《后悔录》，再到最近出版的长篇《篡改的命》，都是这样。他的长篇创作，基本上是十年一部，稳扎稳打，不着急也不懈怠，我觉得这是一位作家写作的健康状态。我打算就东西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是中国社会城乡转型的主题。长篇小说《篡改的命》触及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的精神上留下的伤痕。这种精神创伤通过文学的方式，被东西所记录，进而被人们记住了。可以说，除了名字是作者虚构的之外，其他都具有高度的“真实性”或者叫作“典型性”。它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从泥土里被拔出来的中国人，特别是底层人和乡下人，走向都市过程中留下的“连皮带肉”的伤疤。正是这种带血的经验，制约着当代中国文学叙事向城市的转型。近年来，文学批评界一直在批评中国当代文学，说它们只擅长表达乡土经验，在表达城市经验的时候，显得不够有力，不够自信。这不仅仅是指莫言、贾平凹、陈忠实这一批经典作家如此，还包括一些其他艺术门类的，比如一些大导演，一拍城市题材就力不从心，显得幼稚。我们一直在期待作家表达城市生活。可是，当我们读到年轻一代作家书写城市生活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奇怪的虚假感。我心里在发问，这是中国吗？这是中国作家写的吗？特别是涉及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生活场景的时候，那种虚假的感觉更加强烈。我想，怎么一下子就“城市”了呢？怎么会这么容易呢？从泥土里一下子就飞到了水泥街道上，从老火坑一下子就来到了国际公寓，像变戏法一样。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城市化过程中的阻力描写不够，心灵的微变描写不够，所以给人一种虚假感。如何从古老的土地上一下子跳到城市？是怎么跳过来的？有一小部分人是通过高考实现这一理想的，而绝大部分高考失败的人，就像《篡改的命》中的主人公汪长尺那样，他们的进城之路是极其艰难的。所以，我认为存在一种“高考后遗症”，这个问题与“进城主题”密切相关，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考上大学进城了，但将所有的遗留问题留给了乡村和父母；二是没有考上大学，他们将用自己的身体和“命”为代价，继续进城之路。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之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青年，他们怎么样进城，有没有可能进城，进城的可能性在哪，进城的代价在哪。我觉得这是东西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的一个重要主题。
第二是城乡转型的悲惨代价。将乡下人的身份转化为城里人的身份，这个转型是依赖于社会转型的完成，但是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而言，其代价是不容忽略的。东西的这个小说，实际上就是在表达这种“代价”，我将它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尊严的丧失。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导致古典人格向现代人格转型过程当中的荒诞闹剧和悲剧性。故事一开始，汪长尺高考失利，父亲汪槐要以自杀为代价，换取儿子的权利，这个过程既有悲剧性也有喜剧性，汪槐和汪长尺没有得到什么，教育局也没有失去什么，看似是一个零，其实丧失的是汪家的尊严。第二，健康的丧失，比如汪槐的残废，汪长尺的残废。第三，“命”的丧失，这是小说《篡改的命》中比较复杂的层面，可粗分为三层：1.汪长尺生殖功能的丧失；2.汪长尺自杀导致的生命丧失；3.血脉延续性的丧失，儿子汪大志改名为林方生。从身体健康到生殖层面，从个人到血缘层面，层层剥夺。这种失败感触目惊心，令人齿寒。家庭结构的破碎与社会结构转型之间的奇异对应关系。
第三是“命”是如何被篡改的。小说这一重大主题，与小说文本内在肌理之间的关系也值得关注。这个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代价，从肉体的、生命的、血缘的，这些个人“命”的层面，我在上面已经提到了。还有一点是体现在人际关系或者叫作“人伦关系”层面的。汪长尺和汪槐悲剧的展开过程中，自始至终与这些“人伦关系”的丧失相关。第一是亲情的丧失。乡亲和亲情没有了，村里所有的人，刘白条、张五、王东、张鲜花，等等，他们都由乡亲变成了债主，出现在汪家的时候，不再是来叙亲情的，而是来逼债的，甚至不惜抬走汪槐的棺材。第二友情的丧失。汪长尺跟黄葵，由同学、发小、好友，最终变成了仇人，并且相互残杀。第三爱情的消失。汪长尺与贺小文，从情侣到夫妻，再到路人的过程，令人唏嘘不已。亲情、友情、爱情这些传统社会最基本的“人伦”关系的丧失过程，伴随着汪长尺、汪槐、汪家的“命”被篡改的过程。从理想的角度看，传统社会的人伦关系之所以消失，可能是因为它对个人自由带来了限制，因此必须被改写。比如，资本主义对于封建主义的进步性，它通过自由市场而催生了“个人主义”。或者说，传统农耕文明社会的人伦关系的消失，催生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就像启蒙主义文学所宣扬的那样。可是，我们在《篡改的命》中并没有看到这种“个人”出现的可能性。我们看到的是一条又一条“命”，拖着古老文明尾巴的“命”，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
第四点要谈的是“命”这个术语。现代中国人在评价文学中的人物的时候，喜欢用西方术语，如“人物形象”“人物性格”“典型人物”云云。这些概念都是建立在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本主义”基础上的术语。东西这个小说，写的既不是汪长尺的奋斗史或者成长史，也不是他的流浪史或者遭遇史，而是要写“命”，写“命”是如何被篡改的，叫《篡改的命》。这个“命”，既包含着汪长尺本人的命运，但又不仅仅是汪长尺一个人的命运，所以，无法用“人物形象”这一术语来讨论。中国人对“命”的理解是非常复杂和奇特的。有身体意义上的“性命”之意，比如“一条命”；还有受时空条件等外部不可知力量控制的“命”，比如“命运”或“天命”（天的命令，天意）。中国人的“命”，有一部分似乎是靠自己的力量可以掌握的，还有一部分则是在“天的命令”控制下的，不可掌握的。所以中国人总是诚惶诚恐，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对自己的命不利的事情，总有要去算“命”的冲动，看人力可控制的时空之外的“天意”是什么，以便决定顺从还是逃避。汪长尺的父亲汪槐算是一个特例，他决定并支持儿子去篡改汪家的“命”。汪槐还有一点反抗命运的意识，但是最后失败了，被一种更为超然的力量，即“天命”所控制，以至于汪家的血脉或被改写或被中断。所以，在整个小说的叙事中我们读到的还有一种强烈的呼喊声：进城—失败—认命或死去。
最后，我要谈谈这部小说的结尾。“自杀”这件事，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一种极端形式，或者说是“魔鬼”违抗“天命”的手段，汪长尺和汪槐的自杀，一直在故事中反复出现，真真假假。最后汪长尺真的自杀了，为了儿子汪大志能够彻底摆脱汪家的“命运”。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尾，“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从而使我们对价值问题更加警醒。但最终，汪家的孙子辈汪大志（林方生）的作为（拒绝汪家的身份），彻底否定了汪长尺“自杀”的价值和意义，使我们彻底堕入了绝望或者虚无。我觉得文学价值最终还是要有一种类似于“希望哲学”的东西。如果文学跟现实意义令人绝望，那么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就显得可疑。这就是我要提到“希望哲学”这个术语的意思。文学最后给予我们的，应该是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这样的话，文学的震撼力才会显示出来。
何向阳：张柠教授从社会结构的宏观到文本的微观细致的解析，讲得非常好。也提出了对作家的写作转型当中的一些疑问。现在我们有请青年评论家丛治辰谈谈。
丛治辰：今天的主题是“城乡冲突与小说艺术的自觉”，所以我也首先谈一下这部小说中大家都关注的城乡问题。读《篡改的命》时，我有一种很奇特的阅读体验：一方面如张清华老师所说，我觉得小说里的巧合是不是太多了？但另一方面，小说里的大量细节，有时候恰恰是那些巧合之处，给我非常强烈的心理震撼。我想这就是小说所致力于表现的社会题材所带来的审美感受。
我想今天这个屋子里每一位旁听的同学，在阅读小说第一章的时候，都会隐约有种庆幸的心情，庆幸自己不是那个在高考当中被换掉的人。至少在我读中学的时候，这种被替换的故事还是常常能够听说。这种可能存在的被替换的事实，和因为听说这样的传言而产生的关于被替换的恐惧与担忧，来自希望转换身份的强烈愿望和焦虑。对于我个人而言，身份转换是希望从小城市进入北京；而对于我的父亲而言，身份转换首先意味着从农村户口变为城市户口。《篡改的命》所表现的社会题材，落实到像我这样的具体读者，其感染力在于能够勾起个人记忆，比如关于我父亲的记忆。
我父亲经常向我表达对邓小平的感激，他说如果不是邓小平恢复高考，他到现在还在村里干农活。1977年恢复高考，我父亲一边干农活，一边复习，模拟考试的时候考了全镇第二。出成绩的当天晚上，考第一的那人跑到我奶奶家，跟我父亲促膝谈心，说老丛，要不咱不考大学改考中专怎么样？咱不就是为了换个城市户口，吃上商品粮吗？中专好考。我从这个故事，第一次知道原来对于农村人来说，城市户口比考大学要重要得多。
阅读小说，想起我父亲的同时，我又想起另外一个故事。李洁非老师写过一篇《“老赵”的进城与离城》，其中赵树理对于城乡的选择，却和我父亲以及小说中的汪槐汪长尺完全相反：解放了，赵树理进了北京城，当上了领导，但是他浑身不自在，想尽办法要回农村去，只有在农村他觉得舒服。赵树理对于自己的农民身份有强烈认同，这样的认同，为什么到了我父亲的时代，到了《篡改的命》里，完全不复存在了？我想进城与离城，以及我们今天谈到的城乡差距，实际上是要放在很多维度去考量和讨论的一个复杂问题。
我由此又想到金理兄的那篇评论《路的尽头：〈篡改的命〉中的四个故事》。刚才庆祥兄说他也给这部小说写过评论，但因为这段时间我在国外，很多文章都没有机会拜读到。在我读到的文章里，我以为金理兄这篇评论是最精彩的，在他所选择的论述理路层面，他让文章本身的脉络和他所要阐述的道理呈现出一种非常漂亮的和谐。我理解他的论述理路是“作品—文学史—社会史”，即将《篡改的命》和文学史上表达同类题材的作品如《人生》放在一起，通过联系和对比作脉络的梳理，观察在不同时代作家所表述的同一个主题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进而使得评论家有可能借助文学作品而谈及文学之外的社会及社会变迁的问题。金理兄说《篡改的命》讲了四个故事：进城的故事、父与子的故事、失败者的故事、改种/改宗的故事，但实际上后三个故事都是围绕第一个故事展开的，金理借助对后三个故事的分析，通过在历史变迁与阶层移动等层面上再次审视，使得容易被义愤填膺却泛泛而谈的城乡问题呈现出复杂的维度。比如在文章中他也指出刚才庆祥兄提及的那一点：汪长尺在小说中几乎没有特别自信的进城动力，而基本上选择认命；真正推动他进城，表现出强烈行动力和意愿的是他的父亲汪槐。而汪槐，正是当年那个同样充满自信、雄心勃勃要进城去的高加林（《人生》）的同辈人，也是我父亲的同辈人。金理比较汪氏父子在改变个人阶层身份方面的不同表现，指出从《人生》的时代到《篡改的命》的时代，城乡差别与阶层板结化程度的加剧。这样的比较当然还可以上溯到赵树理的时代，《创业史》的时代，乃至于更早，沈从文和鲁迅的时代，随着问题意识和思考框架的不同，我们对这个复杂问题的认识将会更加丰富。
但同时我也在想，城乡差别和阶层板结化的问题，真的就足以概括《篡改的命》所提出的社会问题了吗？或者说，这部小说所触及的社会问题的本质，以及它真正能够让不论哪个阶层的读者都受到感染的原因，是否还不仅于此？的确，《篡改的命》用种种巧合，讲述了一个最失败者的故事；但是如果说我对这个小说有何不满足的话，也恰恰在这里：即使巧合没有发生，汪长尺高考的时候没有被替换掉，又会更好吗？我父亲最终得到了城市户口，但是作为一个城里人，他为了维持生活的小康，或者所谓的成功，所付出的努力并不比汪长尺的故事更不动人。而包括我在内的成功进城的人，是否也曾经同样感到过汪长尺的那些痛苦、委屈与无能为力？
这半年我在美国访学，根据我浅薄的观察，和与一些在美国待过多年的朋友交流，我以为比较起中国，那个天天宣传美国梦的国家阶层流动恐怕更为困难，贫富差距更为悬殊。除去各阶层中极少数的精英分子，美国的不同阶层其实非常认同自己的身份，很少奢望能够跨越阶级——这个国家的阶层板结化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使得人们丧失了改变自己身份的主观能动性。但很奇怪的是，一个阶层流动如此受到阻滞的国度，人们却表现出一种我在国内看不到的幸福感。我个人以为这种幸福感相当程度上来自一种尊严感：不论哪个阶层，何种工作，经济收入和社会权力如何，他们都有自己的尊严，不因为处于低位就受到倾轧，被人看不起。他们的公共服务效率并没有比我们高，但是大致上不同阶层的人能够得到平等的对待。也正是因为这样各得其所，所以他们比我们少一些不择手段、急功近利，少一些罔顾廉耻向上爬的野心和欲望。联系这样的直观感受，我想，《篡改的命》所表现的城乡问题背后，其实不仅仅是经济差别和阶层差异的问题，而有另外的原因。这个原因，东西在小说中用一把椅子来说明。椅子是《篡改的命》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细节，汪槐去县城为儿子讨说法，要自己从家里带着椅子去；汪长尺后来去补习，教室里没有他的位置，他也要自己带一把椅子。椅子是一个人在社会结构当中的位置、身份，以及心理上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而无论城里人还是农村人，无论身在什么地方什么阶层，让我们惶惑不安焦虑无比的，其实是你是否有一把坚固的椅子，这不是经济上的差异能够简单说明的。
谈《篡改的命》，城乡冲突相关的问题当然很重要，金理兄的那篇文章也确实让我很叹服。但是我对这样的谈论方式总还是心存疑虑——借助文学谈论社会，到底有多大程度上的合法性？尽管经过了文学史的转化，还是让我觉得我在谈的已经不是文学了。所以下面我更愿意谈一谈今天主题的后半部分“小说艺术的自觉”，去关注东西的小说方法，以及从文本当中能够解读出来的作者意图。
在文本层面值得注意的第一个问题是小说的语言。翻开目录，我们都会注意到，东西基本上是借用了网络语言来为他的章节命名。很多关于这部小说的介绍和新闻报道也往往突出这一点，说东西这样一位60后作家，用最当下的语言去把握当下问题。但是真正阅读小说就会发现，其实在叙述中东西基本没有使用网络语言：唯一有网络特征的“TMD”，是否一定算是网络语言也很值得商榷。网络语言之于《篡改的命》，更像是一个标签，而且是东西有意贴上去的一个标签。
但是东西的叙述语言仍然很有趣，他几乎通篇采用一种知识分子的语言，不论叙述还是人物对白。这和我们一般的认识不一样。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说要让人物有人物自己的声音，不要让作者的声音侵入人物。但是我们在汪槐嘴里听不到通俗的口语，他甚至会非常书面地讲道理，贺小文还会背海子的诗。以东西的叙述能力，我相信他笔下人物这样不符合身份地口吐莲花，乃是出于他的故意。他以这样故意贴标签的方式向读者表明此前张清华老师也提到的那一点，也就是他无意模仿现实，在阅读、评价和思考这个故事的时候，也不要从现实可能性的角度去理解，这本来就是一个荒诞的故事，这种荒诞背后是非常强烈的作者主观意图。人物的确立不是因为现实的逻辑，而是因为作者所赋予的文本逻辑。于是我可以初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的巧合是合理合法的。
那么为什么在使用知识分子语言叙述的同时，又要贴上网络语言的标签？我想这是东西有意要使他的主观意图——那个小说家的世界观——变得暧昧一些，丰富一些。如果说知识分子语言是彰显了作者的在场，那么网络语言则代表着更加混杂和模糊的背景：网络标识着时代，但是其实更标识着大众甚至可以说群氓的意见。用以命名章节的网络词汇对于情节与人物的概括往往是粗暴的、表层的，但是通过知识分子语言的展开叙述，情节和人物又呈现出更加复杂和深层的意义。在这种两相对照中，《篡改的命》才在看似简单中写出了复杂。
除了这种混杂的语言之外，小说值得关注的第二个文体特征，是对传统话本小说的现代转化。当我们质疑这部小说的巧合如此之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曾几何时“无巧不成书”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在接受采访谈到这部小说时，几次谈到他想要把一个故事讲得好看的首要诉求，而这个诉求和兴起于市井说书的话本小说是多么相似。《篡改的命》的确在很多方面能够和中国白话小说的传统相承接。比如其中因果报应的结构，比如传统小说评点中称之为“草蛇灰线”的东西。此前已经说过椅子的反复出现，同样反复出现的还有跳楼或者跳河这样的情节，汪槐为了给汪长尺讨回公道跳楼，汪长尺为了讨薪跳楼，小说的最后汪长尺为了儿子跳楼。而最初汪长尺用自己替换林家柏，后来他的儿子替换了林家柏的儿子。这些显然有意为之的细节足以说明，东西是精致地结构了这部小说。而之所以很多人会对这部小说的结构心存疑虑，恐怕是因为这样一种出于情节精彩而安排的巧合，不大符合很多专业读者对于现代小说结构的要求。其实没有一部小说不存在巧合，只是在现代小说的理念中，单纯为了推动情节的巧合太轻了——那更像是通俗小说才干的事——而好的巧合应该与作者的某种卢卡奇意义上的总体观念相吻合，是从一种必然性生长出来的巧合。但是时至今日，卢卡奇意义上的总体观念真的可能吗？金理兄的那篇文章中也谈及这一点缺憾，但是他的质疑还是留有余地的，他说也许不应该用卢卡奇的标准来要求东西，因为“在东西看来，他根本不想提供给读者一个‘可爱却不可信’的‘新世界’”。我以为这样的评价是带有理解的同情，当作家并不信任某种总体观念的时候，“不如诚恳地暴露出当代人此刻的境遇”。刚才庆祥兄说，一个作家至少应该暗示出一个新的社会模型。我实在是觉得这是太高的要求，太苛刻了：古往今来，有几个作家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这是马克思才能完成的任务，作家恐怕没有这个能力，也未必需要有这个能力。刚刚我听到庆祥兄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就在想，那些伟大的作家有没有谁做到了这一点？伟大的巴尔扎克也只是无意地批判了一种社会形态，而远远没有想过要提出，或哪怕只是暗示出一种新的社会模型。
我想东西在语言方面的努力，已经表明了他并不缺乏对于他所表达的社会问题的主观处理——更何况，他设置巧合的每一个点，实际上都不单单是推动情节，也表达判断和情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他真正用现代小说的精神复活了传统小说的形式——只不过这种主观处理，很难说是卢卡奇意义上的总体观念。我想对于小说家而言，主观判断其实恰恰包含在对于文本的结构当中，这也是为什么我更愿意从文本谈问题，而不是从小说的内容谈问题的原因。
但是我同样不认为庆祥兄的要求是不应该被提出的，只是我想，这样的要求从来不是由某一个作家去完成的，而是一代作家共同完成的。东西以他的方式结构了他的小说，呈现了他的努力，他某种程度上做到了巴尔扎克面对自己时代该做的事情。而东西和当代其他作家一起，才能逼近那个更伟大的目标。
何向阳：丛治辰谈得很深入，他谈到了金理的那篇《文学报》上的评论文章，我读过，很精彩，金理说小说写了四个故事，第一个是进城的故事，从汪长尺的变化，上溯到高加林。这是人物的关系谱系。但是我们把汪长尺放在一个历史和文学史来看，其实有更久远的源头。我们再往前看是梁生宝，但梁生宝对城市没有那么多留恋，他的创业根基在乡村，甚至到了《陈奂生进城》中的陈奂生，他对城市也没有太多的要进入的愿望，他之所以“上城”只是一种状态，从小说中看他更像是一个旅游者的状态，他还是要回到乡村去，也就是说那个时代，就是从梁生宝到陈奂生，似乎城市的吸引力都不大，构不成挑战。
从高加林开始，城市变得重要了。到了汪长尺，城市更是不可或缺的。小说的人物暗含了一种内在精神的变化，就是乡村和城市之间，以前它们的边际关系还是柔软的，但后来似乎一下子边缘变得坚硬起来了，以前的人物自足于乡村，产生不了这种碰撞，但是后来这种碰撞就变得特别坚硬。从人物看，小说中的高加林进入城市的方式，他要通过他的智慧、才华，到了小说中的汪长尺进入城市，才华、智慧用不上了，被顶替和冒用，被“篡改”之后，只有通过自己的体力身体，就是劳力打工进入城市。后来到了小说中的汪家的第三代，汪大志已经是改名换命，以去除历史、扔掉记忆的方式，进入城市。我觉得把这五代小说人物联合起来看，或许是刚才张柠讲的乡村伦理问题的变化在起作用？然后才可能谈到进城的这一表层的问题。
张柠：有关乡村伦理的破坏，实际上你刚才说得特别好。这是一种外力破坏，通过破坏它抵达了一种新的现代性，要针对的对象就是乡村。汪长尺要面对的问题是另外一种逻辑制定的，就是资本利益的逻辑。这里面历史的脉络还可以多一些。
李云雷：《篡改的命》是一部单纯而复杂的小说，单纯是小说的主题很单纯，故事也很单纯，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就是三代乡村人进城的故事，复杂是因为小说触及具体的中国经验与时代经验，它用一个单纯的故事写出了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确实是举重若轻，是难度很大的写作。
我读这个小说的直观感受，就是里面很多的故事都是比较戏剧化的，比如说汪槐跳楼，汪长尺跳楼，贺小文卖身，到最后汪长尺跳桥，有很多戏剧化的故事或者说极端化的表达。我想这种极端化的故事表达，对于我们把握这么复杂的社会历史确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式。但这个方式本身也可能有它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把这个世界和人物推到极端的时候，可能就会对其自身的丰富性造成一定的损害，刚才大家谈到卢卡奇，其实他不只谈到远景和总体性的问题，也谈到“典型”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对典型人物、典型人物关系的把握，能够把握住一个时代，这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篡改的命》不只是现实主义，还有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人物既是现实的，又是符号化的，我想这是小说比较极端化与戏剧化的一个原因，其中也负载着很多时代的内容。
另外一个感受就是“历史化”与叙述的问题。我们现在去读这个小说，可以看到在涉及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或者是新世纪初的具体事件，都是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去看的，包括“篡改的命”这样一个主题的提炼，我觉得叙事缺乏“历史化”，或者说没有回到当时的语境中去写，这可能对丰富的历史过程有所简化，比如说里边表现的社会流动的不可能性，我觉得是有一个历史过程，也就是一个逐渐凝固化、板结化社会结构的形成，小说中的叙述时间正是这一过程，但小说没有关注“凝聚化”的过程，而是以凝固化之后的视野讲述这个故事，在叙述上缺少一些历史感。比如说小说中的高考，在汪槐、汪长尺那个时代，其实还是有改变命运的可能性，但是到后来汪大志的年代，到我们那个时代，就不再具有这样的功能了。我觉得这些类似于这样的历史变化过程，可以更丰富一点，在具体的历史中展开。
还有一点我想谈的就是叙事姿态与作家的“自我意识”问题。在读这个小说的时候，很容易感觉到东西是在一个外在的视角来看笔下的故事和人物，这跟我们读《平凡的世界》不太一样，我们读《平凡的世界》，似乎跟着小说中的主人公，感同身受地在经历一个时代，经历他们的生活、经验与情感，和他们共同面对这个世界，但是东西的叙事并不是这样，当然也不只是《篡改的命》，我们看当代一些优秀的作品也是如此，比如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都有这样的视角问题，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叙事的特点，对于社会底层的挣扎与奋斗，我们似乎是在较高的视角来俯瞰他们，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的作家跟社会底层没有真切的共同经验，或者找不到一个办法真正地进入他们的世界。而在叙事的过程之中，作家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意识可能过于强大，小说中的规划、设计和巧合比较多。比如说相对于《平凡的世界》，《篡改的命》就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不平凡的故事，或许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特点。
最后我想谈一个问题，刚才有人涉及但没有展开，那就是这部小说是“后革命时代”的作品，所谓“革命”就字面意思来说，就是对命运的改变、变革，就是不认命，这是“五四”以来我们文学的传统，到革命时代就更是这样，包括赵树理、柳青笔下的人物，都是在通过各种方式改变个人与群体的命运。我以前读晚清小说的时候，感觉特别深刻的一点，跟五四新文学不一样的一点，就是感觉那些小说里面没有主人公，也没有改变社会的动力，或者学术化一点，是没有“历史的主体”，那时候读《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让我们看到社会是那么黑暗，有那么多潜规则和灰暗之处，就会让人觉得特别绝望，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可能性。东西的《篡改的命》，在形式上有些话本小说的元素，在内容上似乎也回到了“五四”之前，或者说革命之后，在他的小说中我们也看不到改变社会的动力、改变自我的动力，似乎回到了一种“超稳定结构”，当然这不是这部作品的问题，也是我们整个社会及其无意识中存在的问题。这部小说将这一无意识揭示出来，让我们看到即使面临如此巨大的不公，主人公所想的并非改变这一结构，而只是在认可这一结构的前提下，想在这一结构中攀爬至有利的位置。这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是“认命”之后的个人奋斗，对比“革命”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巨变以及其中丰富的历史内容。我开始说这是一部单纯而复杂的小说，其实在它的“单纯”与“复杂”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张力，我们需要透过看似简单的故事，读出其中丰富的中国经验。
饶翔：几个月前就读过这部小说，这几天要开会，又把作品拿出来重读，又有了新的感受，包括听了各位老师的发言，我觉得很受启发。第一，我觉得这个作品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多层次的，它是不是在深层的形而上层面表达了中国传统的天命观，所谓“六道轮回”的命运循环。又或者是在形而下的层面，以农民无力用正常途径改变而只能凭借非常手段篡改的命运，来揭示中国当前社会结构固化的现实，来对这种现实进行尖锐的、有力的批判。又或者是东西作为后先锋的代表作家，他接续了先锋小说的荒诞美学，他在用这部小说表达一种现代主义式的荒诞的现实感与世界观。
如果把小说放到我们今天研讨会的主题“城乡冲突与小说艺术的自觉”来看，东西将这种城乡冲突，将城市人与乡下人的冲突，处理得非常尖锐。从文化身份来看，汪槐和汪长尺均属于意识传统守旧的中国农民，他们最大的信念与人生理想就是成为“城里人”——企图通过背叛自己的阶层身份来获取人生价值的现实，成为他们生存的动机。当自我的人生愿望无法实现时，他们便将愿望“遗传”给下一代，他们存在的唯一目标与价值也变成了为了帮助下一代人成为“城里人”与“人上人”。
汪槐最终等来的却是汪长尺的骨灰盒，想哭却没有眼泪。对于命运如此的捉弄，农民汪槐为儿子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和乡亲们一起为儿子作法，召唤儿子的灵魂投胎 “往城里”。这样的情节设置无疑显示了作者非凡的想象力，将一种农民成为“城里人”的执念，将一个固执的老农民一生的执念，力透纸背地传递出来。然而，我们恐怕很难感动于这种中国乡土社会的父子亲情与宗族观念，却如此触目惊心于中国乡土社会的文化惰性。当“往城里”成为唯一的存在价值，生命本身的价值反倒被抽空了。我们或许能理解中国农村贫困酷烈的生存环境是这种文化“无意识”滋生并蔓延至今的土壤，然而，当我们读到的仿佛是“阿Q时代”农民的文化意识或无意识时，我们却不免要怀疑历史的车轮究竟有没有前进。
“这是一个乡村向城市投降，好人向坏人投降的过程。”一位编辑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篡改的命》。当小说将矛盾的对立面设置为“乡村”与“城市”、 “好人”与“坏人”之间，甚或“善”与“恶” 、“底层”与“上层”之间，这样的“乡村”“底层”/“好人”“善”与“城市”“上层”/“坏人”“恶”之间便形成了两组同构关系，而两组同构的关系相互之间又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这样的对立和冲突是否足以呈现今日中国城乡间、阶层间的复杂性？这是我的一个疑问。从小说艺术来讲，作者是否必须采取这种二元对立的极端方式，才能迸发出艺术的能量？这也是我的一个疑问。
何向阳：大家都从不同的文本阅读体验，讲到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其实我还想讲一讲，东西的语言刚才谁提到了，东西的语言其实是趋向经典化的，很有语言文化自觉的一种作家，有些地方让我想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小说中的语言，我觉得像老一代中国作家比如师陀、蹇先艾用的语言都是非常典雅的，东西的语言也很讲究，我看出他尽量用短句子，而克服现在的欧化语，他在致力于汉语的经典化上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所以在这里头看到了很多片断，比如汪槐摔伤之后，回村的时候，他不停地教育汪长尺，汪长尺跟刘双菊抬着担架还得听他唠叨，随后语言没内容，内容消失了，声音就像组合拳，在空中对打。我觉得这些语言都非常地传神，对古典的语言是一种继承，值得我们从艺术上去注意。
最后我们请晓明教授来总结。
陈晓明：总结不敢当，我就简单补充一点。这部小说我还是非常欣赏，大家从各个方面都谈得很深入了，我觉得今天的研讨会很集中、很直接，又有深度，是我所欣赏的讨论方式。我们对当下中国小说的一种理解和阐释，而且这样诚恳的对话，包括不断地把金理的文章拿出来对比，这都是非常好的学风，也给我很大的受益。
东西的小说确实是有说不尽的东西，这部小说很难去完全把握它，你在对它下某一个方面的论断的时候，可能会有另一方面冒出来，就是对它某个方面进行批评的时候，它会跳出来保护自己的另一面。这本身也是像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的纲领》里说的一样，好的理论会有理论核、又有保护带。好的小说也是这样，有的小说它很偏激，但是你攻击它的时候，它又有别的东西跳起来，它的这一个总是正是因为成就了另一个杰出。像刚才攻击这部小说有道德方面简单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攻击它的时候，会有另外一个方面跳出来，它有在一个极端和极限中来展开它的叙述的艺术上的需要。在极端和极限当中，他找到道德简要提供了对立结构，小说叙述在这里施展身手。这么说，它的简单又不简单。它能翻出东西来。瞧，这就是东西，它真是有东西！
很多传统的小说，就像庆祥刚才说的一样，有时候他讲得很真实的故事，他的对立是真的对立，但是故事却被讲得像假的一样。因为没有感动人，没有震撼人心，没有触及人的灵魂痛处，那样的故事没有文学的意义，在文学的意义上建立不起来真实性。东西的这部小说确实有一个善与恶、城与乡的二元对立，很明确，甚至很简单，但是他有艺术关联方式。有时候我们说小说中的价值观和人物关系的简单问题，在中外不少有影响的作品中，你觉得作家的道德判断是很简单明了的，其实这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说，在这种简单背后有没有艺术作为衬里，简单是否是作为艺术呈现的基础，比如说，这种简单可以弹射出别的东西——艺术表现的丰富性、变换及多样性。
有些我们称之为好的小说，像《洛丽塔》，小说的二元关系也是很极端的。一个是清纯而又有魅惑力的少女，一个是被欲望支配的中年男人。这并不妨碍小说展示出丰富的刻画。我看过伍迪·艾伦的一部电影《卡桑德拉之梦》，你可以看到它在道德方面的处理，原本的道德也是很简单明了的，好人、坏人，善与恶，结果翻转一下，又走向另一面的极端。舅舅的出现就是一个转折，他在二位兄弟母亲的口中原本是道义的化身，是他们家的恩人，结果实际的他出现后，一下翻过来，就是个坏蛋，要兄弟俩去杀掉他生意上合作的伙伴，现在是他们家的实实在在的灾祸的来源。小说背后有艺术表现的丰富性和变的手法在起作用。这种处理是有出于艺术上的考虑，背后有丰富的艺术性翻出来，这一点我觉得有时人物极端好和极端坏也是可以接受的。当然也可以批评的，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加丰富，那也是一种做法。像东西这部小说，我看到它会反射出另一面，那么多的事情加在汪长尺身上，展示出小说的活力性。而林家柏就像是一个概念化和丑陋的化身，他只是起到功能的作用，目的就是让汪长尺的戏份做足。当然，汪长尺和林家柏并无实质的内在关系，也没有真正的交流和冲突，他们的关系是外在的，是被固定的，这是不是小说的问题？这可以再讨论。
在大家刚才讨论的小说的思想内容方面我想再谈一点想法。刚才多位都谈到和高加林比较，这是很有见地的。有一点我想补充，汪长尺首先不止跟高加林，还有一个阿Q，是否可以和阿Q相比呢？我以为鲁迅在中国现代之大变局中去观察中国农民的命运，阿Q的人物形象意义固然很丰富，我想有一个方面过去的讨论较少触及，我以为是去写中国现代剧烈转型，乡土中国的农民他们对社会激烈变革的态度以及遭遇到的命运。东西笔下的汪长尺说，这个时代拼儿子，我们老子不行了，我们的历史其实已经崩溃了、失败了，甚至终结了。但是我们要拼儿子，老子拼输了，汪长尺家里二代老子都拼输了，他想出奇制胜，利用诡计拼儿子。结果儿子也拼输了，这是这个故事最悲剧、最震动人心的地方。乡土中国农民百年的故事被改写后，却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所以我看这部小说是一个重写阿Q故事的作品。汪长尺和阿Q不一样，汪长尺很聪明，与愚蠢麻木的阿Q截然不同，但是他的结果如何呢？过去我们说鲁迅写出一个国民麻木的灵魂，鲁迅说在国民愚昧麻木的情况下怎么办，去启蒙他们，教育他们。但是现在不需要你启蒙，汪长尺很聪明，村子里最聪明的人，他几乎就要考上大学。这就是在鲁迅提的问题之外，再进一步提出问题，中国不愚蠢不麻木怎么办，出路在哪里？现在不是革命会给他们带来什么。而是现代性的城市化会给他们带来什么？贾平凹数年前的《古炉》也写到一个乡村的不安分的聪明能干的人物夜霸槽，他在村子里长得最帅，是最聪明的人，隔壁的姑娘爱他主动献身给他。然后他也是到了村子外面，去到城里，见识到“文化大革命”，然后回到村子里发动了村里的革命。阿Q到城里见到城里的稀罕，但是他不为所动，看不起城里，觉得城里可笑。但夜霸槽把“文革”带到了古炉村，然后发生了一系列革命动乱，直至武斗打死人，夜霸槽在“文革”后期被抓去枪毙。围观枪毙的人里三层外三层，还有五六个农民带来馒头，要用夜霸槽的脑浆沾馒头吃治病。这就是贾平凹更加明确地要和鲁迅对话。鲁迅当年提出的阿Q的问题并没有结束。
放在整个20世纪的变革当中，《阿Q正传》就是写一个“变”字，阿Q想寻求的也是一个变，他是愚昧的，未被启蒙的，根本不知道时代之变为何物，就被卷入了时代变局，被充当了“乱”的牺牲品。汪长尺是农民的求变，他在今天中国的巨大的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寻求他的出路，他们家庭和家族的出路，但是他只有一跳，跳其实是无路可走。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他重复了他父亲寻求出路的方式，他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确实是写得很精彩，可挖掘的东西很多。刚才治辰提到，东西小说家的“草蛇灰线”的手法问题。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接近东西的小说，也是很有意思的。
我以为东西小说中的一个重要艺术手法，就是他的“变”和“反切”的手法，中国当代小说固然有其独特的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但有一点我以为是需要关切的，其艺术含量一直并不充足，我对此长期感到困惑。之所以会欣赏东西的小说，我也是看东西的小说的艺术要素非常活跃。尽管说现实主义会出好小说，但是现实主义变成唯一的、单一的方法，这可能就有点让人不满足了。所以我们毕竟是在20世纪世界小说的现代经验下来讨论小说艺术的高低好坏。今天中国小说和外国小说一比，我们小说写得足够长，体量总是十分庞大——当然体制宏大也有好小说，但是我们普遍性地需要依赖那么大体量去表现历史和现实，这还是表明我们在小说艺术方面的掌控能力不够，小说意识有些问题。其他且不论，就这些年获诺奖的作家，勒克莱齐奥、莫迪亚诺，号称长篇小说的作品都不长，做过十七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埃斯普马克的《失忆的年代》，是由七八个小长篇构成的系列。中国的风气，动不动三部曲，从《创业史》《平凡的世界》就承袭下来，非得大体量才显出分量，以至于大家都比拼体量，而不注重小说的艺术构思，内在的艺术精练。
所以我还是觉得中国作家，什么时候能够写的短一点，这才是检测艺术的含量。在东西的小说中，我能理解他讲命变的时候，和他小说的反切是有关系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部小说中他在汪长尺每一次命运的改变都会和此前的关键行为/情节勾联上，并且有可能又形成后面的一个勾联的关节。这部小说最后的行为和开篇的行为，就构成一个关联呼应。汪长尺的父亲汪槐，为了汪长尺上学去跳楼，这个戏剧性场面折腾了几个回合，最后还是跳下去了。这一跳就开启了故事随后的变化，全家人的生活、汪长尺的生活和命运从此就被此一行为决定了。结果汪长尺只有进城去打工，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当然是越变越是困境重重。那么你会发现，他在每一个关节点上的变，都会带来一个对自我的自戕，自戕就是一种自作自受，you do you die！这么一个自取灭亡的行为。你可以发现汪长尺越在那里折腾，他最后的命运确实发展到一种极端，他最后有一个惊人的动作。你可以看到汪长尺有非常大胆的计划和选择，乡土中国农民的野心、诡计、狡猾、愚顽他都有。乡土中国在今天历史进程中怎么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呢？这是乡土中国发展至今面临的难题。过去传统中国社会的变是遵循着帝国的和士大夫的价值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要按这个价值观去行事不会有大错。国家和社会也是按此来选拔人才，来进行国家政治和权力体制的运行的。在乡村里面，只要发现一个会读书的孩子，全村人都要供他上学，比如，宗族可能会令每家都要捐出一斗米来。所以传统中国是在这么一个乡村的社会里、宗族的社会里，它的存在、延续和壮大，都是在皇权、士大夫的价值体系下来生存和发展的。如果不会读书，那就老老实实种地，脸朝黄土背朝天。这个读书人也承担了责任，他为什么叫光宗耀祖，你一个族出了一个当官的，就有一个希望，可能就是如此来改变一个宗族的命运。
丛治辰：我同宿舍的一个安徽的小伙子，来念书就是全村人集资来的。
陈晓明：在福建闽南闽北那一带可以很容易了解这样的文化，如果这个村子里出了一个读书人，一个村里的人都有指望了。但现在这种宗族观念基本都崩溃掉了，乡土中国社会在进入现代、进入激进革命年代就终结了，现在更不用说，市场化和商业化，乡土中国已经分崩离析，沦为城镇化的荒芜穷困之地。
回到东西的小说中，它的“变”有很多的点，它的每一个变都是非常有力的，都是要引发故事向着极端处挺进。汪长尺的变又是和它的最后出现的大的反切联系在一起的。父亲汪槐的跳，汪长尺在工地上也在重复，这个重复显得有点无聊，也让人困惑东西的小说怎么缺乏更多的想象，但就是这么一个无聊的重复，强调了跳，给后来汪长尺致命的跳提供了可能性，就是他的跳是一个习惯性动作，是一种惯性，多见不怪。跳，他也去爬到高处，后来表演很多的戏剧，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么一个跳和这么一个表演，然后到最后，他要出现一个在桥上的跳，他对位是整齐对称的，他在工地上的跳，完全是一个戏法，这使你后面对他桥上的跳，你也觉得是一个玩闹，没有当真，结果当真了，就那么跳下去，这两个关节对上了。父与子，反切扣上了。但是并未终结，还有汪大志呢！他们的跳有什么意义呢？让汪大志来说说吧。但是，汪大志是在沉默中完成了一切，一切都不留痕迹。
那么在工地上的跳，你就发现，它其实背后藏了很多的东西，又有工伤事故，工伤事故发现他要为儿子汪大志去做DNA鉴定。其实这都是很巧妙的，这使他后来送儿子的行为，变得非常极端，因为他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这是他唯一的独子了，那是唯一的乡村的血脉，是汪家的血脉，他要送出去，他怎么来改变这个血脉，你会发现他这么一个设置，这么一个设想，是小说跟艺术的构思方面，是非常细致，要扣紧逻辑，要把故事做绝。
我看到它这个DNA验证，开始是侮辱性质的，明明是汪长尺的血脉，却说不是他的。我们即读者都知道最后是汪长尺的，这样坐实了，也堵住了他老婆小文因为做了暗娼，可能未必是汪长尺的这种猜疑。结果是汪长尺要把大志送给林家柏，这就很反讽了。他们原来论证不是汪长尺的儿子，现在我们知道是汪长尺唯一的儿子，但他要送给有钱人家。这都是为了强调送出去，送子的这一行为的绝对性——绝对的创伤性，绝对的悲剧性。首先汪槐没有生育能力了，第二DNA验证，他跟小文已经非常明确地交代，这个是他的孩子，因为小文有做过暗娼，读者可能会怀疑小文生的儿子未必是汪长尺的，但现在这个已经坐实了，就是汪长尺的。
80年代末期，苏童有一篇小说《罂粟之家》，里面的沉草的血脉是地主阶级的，但他的血脉已经被雇农陈茂篡改了。这里汪长尺却要来一个自我篡改，乡土中国贫困的农民要篡改为富人的血脉。这两部作品放在一起来看，历史多么具有反讽性！又改回去了。而且这次的篡改却是更加荒诞。乡土中国最为困扰的血脉，在现代以来的中国，何以是如此难以为继呢？怎么就要这么着地篡改过来，篡改过去呢？我觉得这样的故事做得令人惊惧不已。
那么最后的构思当然已经很好，不过我还是想跟东西兄沟通一下，是不是还可以再补一笔，因为你现在设计是，汪长尺跳下来已经反切了他父亲的跳，反切了他自己在脚手架上的玩闹。清华教授刚才说了，东西小说的戏剧性非常强，我觉得小说最高妙的是戏剧性，最差的也是戏剧性。东西的戏剧性非常地奇妙，他每一个大的情节的推动，都是由一个非常精彩的戏剧性来体现的。最后用一下致命的反切，这是最后的一个结果。
是不是能够在这里面再留一手？我就看看伍迪·艾伦的那个《卡桑德拉之梦》，他弟弟无法控制自己的心理，不停地想去报案，说出他自己杀了人，显然这会牵连出哥哥和舅舅一起杀人的事实，特别是舅舅是幕后指使。结果哥哥在舅舅指使下，动了要杀弟弟的念头。在船上哥哥都把冰刀拿出来了，我想电影弄到这样的阶段，哥哥几次拿出冰刀要杀弟弟，那个冰刀就插在冰块里。他们在喝酒和饮料，要加上冰块的，电影镜头一直晃动着那把冰刀。结果他举起冰刀最后要杀弟弟时——哥哥一直很犹豫，最后决定杀的时候，哥哥自己失足从楼梯滚下去摔死了。这就解决了道德和伦理上的问题。哥哥没有杀死弟弟，哥哥却自己摔死了。是不是有可能，他还要卖下关子，他不是自己主动跳，会不会更好一点？这个道德的冲击太大了，他自己决定跳下去，这个对我的心理，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更有冲击性，但是这种手法如何处理，是不是可以不让他自己跳下去？
现在是一个硬跳，毫无疑问有非常强大的冲击性，那如果说因为这个跳对我们太难接受了，就说我们觉得太痛苦，当然冲击力是最强的，但是能不能减弱一点冲击力。当然这个已经很精彩了，但我就说你的每一个反切，如果再来对他反切一下。这个反切当然很精彩的，父亲跳，但儿子还有比你更厉害地跳。开始我们觉得这个汪长尺太没有出息了，在脚手架上表演了半天，模仿他的父亲，最后来了一次真的跳。其实他还是不想真的，乡村农民就是这样，有他狡猾的一面。他狡猾又把他自己算计进去了，所以你也可以看到，《篡改的命》也有一点《红楼梦》的意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这个汪长尺也是，机关算尽，但是也没想到，其实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黄雀是他的儿子，儿子不认这个穷困的乡土中国的血脉了，他销毁了所有证据。这个对乡土中国的打击是太大了，这个尾声也是小说巧妙之处。每一个厉害的结果后面都有一个反切，汪长尺你去跳，你没想到儿子给你反过来，消除了整个命运的痕迹，改变了整个乡土中国向城市玩弄诡计的意义，消解它，让它变成无！
东西：非常感谢，感谢中国作协创研部，感谢北京大学中文系，感谢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腾讯文化频道，感谢到会的各位专家。今天开了一个小型研讨会，打破了以参会人数多少来衡量研讨会规格的模式。这些年我们习惯于用数据来总结成绩，但今天我们用小数据来证明发言质量。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深受启发，我觉得有一个真正理解你的评论家，胜过千千万万的读者。记得马尔克斯曾说过：能有五十个读者就满足了。这话一直成为我的安慰。
今天，如果作者再来阐述他写的小说是为了表达什么，那绝对是不可靠的，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重新地写作，所以我在这里不能说这个作品，它已经拥有了生命，它得自己成长，它有它的命，已不能篡改。但是，我可以讲一点感受，那就是这个小说这么写，我浑身感觉到舒服，包括语言的问题，其实发表之前就已经给朋友看了，他们说开始不太适应，后来说可以接受。所以，那些穿越的语言我没改过来，我这么留着心里舒服。或许这是一个直觉，写作者的直觉，在今天这个喧嚣的时代，需要这么写作。
在环境被污染的地方，水中有时会出现五条腿的青蛙。为什么？因为环境发生了变化，天气、水温、食物都发生了变化。一个作家如果写四条腿的青蛙，你不会在意，但当他写出五条腿的青蛙时，你可能思考。作家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机会，却没有能力提供一个答案。
我曾经有一个创作谈，说当我决定写某个作品时，前提是身体要响一下，就像爱因斯坦观察到天体运行和他的推断一致的时候，他的身体也会响一下。这是感觉，是经由五官核实过的感觉。当然，作品的解释权在评论家手里，任何一部作品都是由作家和评论家来共同完成的。我想说，这是一部热爱生活的小说，因为只有绝望的人才会热爱生活，因为他要抓紧时间去热爱，否则就没机会了。这个小说实际上是满怀希望的，包括汪长尺最后一跳，如果从爱的变形来说，他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今天不是兼及讨论作家在现实面前如何出手吗？在丰富的现实面前，作家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现实远比虚构精彩甚至荒诞，好多新闻故事，都比小说曲折，作家写作时，难免会落入写作素材的尴尬境地。
前几天我跟作家方方有一个对话，他认为我这个小说是超现实主义的，治辰刚才也讲到了像话本，也讲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元素，他说也许我根本不是想写一个像现实的小说，现在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小说。
有一位作家说你这个小说不错，我说你看过了吗？他说陈晓明、张清华说好。可见，作家是渴望评论家来证明的。今天各位专家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有表扬的有批评的，好的坏的我都接受。我会吸收一些观点，在下一次的写作中我会更加努力去写好，我觉得很多的观点打开了我原来没想到的东西。
20世纪80年代我们主要看人的优点，像陈晓明兄当时对先锋小说的大力表扬，我们读着他的评论再去读小说，最后读懂小说。那个时候只要作家身上有一个优点，我们就肯定，正是这种宽容的心态，把一个作家群体推了上去。没有评论家的肯定，作家会不自信，像纳博科夫写《洛丽塔》，评论家朋友说不好，他差点就烧掉了。
今天这个时代不像80年代，我们主要是看人的缺点，不是指评论，是指社会现象。你的身上有无数个优点，但是只要有一个缺点、有一个问题，网上就会拍死你。在这样的环境下，专家们、我尊敬的专家们还说了这么多好话，这让我想起李敬泽先生的一句话：好的评论家不会让自己的身边尸横遍野。作家跟评论家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我想起加缪说的：不要走在我后面，因为我可能不会引导，不要走在我前面，因为我可能不会跟随，请走在我身边，做我的朋友吧。谢谢。
何向阳：今天的研讨会非常成功，城乡冲突与小说艺术的自觉这样一个主题，是非常丰富的话题，大家也都贡献了各自的思考。感谢各位专家，当然我们也要感谢作家东西，为我们提供了这么丰富的一个话题。接下来，我们也期待着东西的下一部作品，但是也希望不要让我们等得太久，十年虽不算久，但对于一代读者而言可能又是太久了。好的，感谢大家。
陈晓明：谢谢大家的参与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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