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卓然

　　海德格尔曾经写道：“语言是存在之家，人栖住在语言之家中。”由此可知，语言不再是存在的附庸，语言就是一种存在。

　　语言是什么？它与存在的关系又究竟如何？古今哲人们对此进行了绵延千年的讨论。中世纪哲学家奥古斯丁认为语言是捆绑在存在物上的图画，人类由图画认识、建构存在世界;维特根斯坦则将之定义为一种游戏，人们通过这种游戏或真或假地认识存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但是，为什么不能颠倒过来考虑：是不是语言规定了存在呢？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提出解构哲学的理想：哲学自以为任务在于探索存在，实际却无法脱离语言的范畴。如黑格尔虽然能用辩证哲学解释宇宙，但当涉及哲学本学科的自身时，他却只能用“伏兵四起的深渊”这一语言譬喻来论证。因此，哲学及其对象——存在，是处于语言学的规定之下的。

　　语言规定存在，对于生命似乎不易理解。但语言覆在存在上的一层面纱在我们身边却是触手可及。当我们面对平林新月、古道西风，或是断桥下最后一抹残雪，总是会役使语言重构一幅“我在此在”的存在图景，或用诗文，或用曲文。但我们若缄口不语，让语言从世界和存在中遁走，让整个宇宙归于原初之貌，唯余鸟呜树语，明月松涛，流水落花，风流云在，阖目与天地同游，此际，人的生命已全然化于自然之中——“我在”便被消解了。而外物之存在，也随着“我在”的消解而挣脱了限制，它们不再是存在的一般，毋宁形之为“存在式的生命”，在沉默中它们诞牛。

　　而当语言回归，存在又将借着它回归我们身边，在语言运行中给出自己零星的注脚。

　　不过，从另一方入手，正是缤纷的万事万物的存在赋予了语言以灵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落花的存在，即无形暮春的存在，它们向词人敞开自身，组建了哀而不傷的清远语言意境;“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司，他们赤着流血的双足行满大地。”人们对狄俄尼索斯式的欢乐的渴望的存在，永不止息追寻酒神的苦吟的诗人的存在，孕育了荷尔德林流着鲜血震颤着的语言。或者，梵高的一幅关于农妇的泥鞋的速写，被海德格尔揭示出其背后的受蔽的存在：劳作的汗水、丰收的期盼、归家的孤独、面对死亡的战栗，它们无不由此画的存在，谱写出一种和农田联接在一起的“神圣的大地”的语言。

　　人类是存在着的，因为人之存在先于其本质;人类也是语言之母，语言是人类不可磨灭的精魂。那么，在语言中存在，以存在为语言，将是人类这个种族最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