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长篇小说，究竟有哪些重要看点呢？我认为有两点印象值得特别评说。
一、刻意强化故事的动感
将流行小说的故事叙述方法、故事元素，楔入到传统意义上的严肃小说框架当中，强化故事的同时又使得主题得到彰显，正在成为小说家寻求创作突破的途径和方法。
我在三年前的综述中，曾用“融合”一词来概括当前小说的创作趋势。我认为，我们曾经膜拜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大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一部作品里把多种艺术元素、艺术手法拼接、拼贴，或者说融合在一起。它们是严肃文学，但看上去又是流行小说。小说里有地域风情，有民族历史，有严肃的政治，有民间的传奇，同时还有一种广阔的世界性。作家努力调用整合这些元素，纳入一部小说当中，使其成为互相关联、交融的小说要素，从而形成一种合力，形成一种小说的力量。直至今天，我认为这一判断仍然可以从最新的小说中得到印证。
2021年，东西出版了长篇新作《回响》，从小说形态上讲，这似乎是一部与其往常创作追求相去甚远的作品。小说写一位女警察冉咚咚对一桩杀人案竭尽全力的调查、侦破，被害人还是一个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轻女性，探究谜底的好奇自然会引发阅读的兴味。这是典型的通俗小说路径。然而小说展开的却是另一幅人生场景。追踪真相固然是警察的天职，但冉咚咚却在调查中看到了一幅幅令其精神上不断受到强烈震动的人生景观。她的调查从追寻凶手开始，打开的却是一个个令她难以承受的家庭婚姻状况，揭开的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破碎的情感世界。带入感不断加强的过程中，冉咚咚甚至窥探到了自己婚姻的不堪。她追查社会案件的过程，也是追问自身情感依托究竟有无的过程。她与丈夫慕达夫甚至因此走上了离异分手的地步。人生之窘境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流行小说故事的引子下，牵出的是作家深入思考着的人生命题。读完小说的全部，方知东西为什么要选择警察来切入故事。从故事叙述的层面上，他努力做得接近职业生涯的真实，但深入其中的却是她自己无法解決的人生难题。“回响”一词因此也许可以这样理解，案件本身的疾风暴雨、电闪雷鸣是本位，也是看点，而作家真正关心、关注和探究的是它们产生的回响，这种回响看似乌有，实则却挥之不去，在心灵上留下更深更大的创伤。设置警察身份，是因为这一身份可以让人物直接进入故事的核心，拥有阅读、翻看“绝密文件”的特殊权利。由于猝不及防中打开了自己的心灵档案，残酷的、逼人的真实随时相伴。东西是在巧妙地也是刻意地设计一个警察形象的同时，又忍不住要把自己熟悉的职业带进来。冉咚咚的丈夫竟然是一位文学评论家，两种截然相反的职业组合成一个家庭。经过复杂传导，小说开头描写的谋杀夏冰清的凶手，是一个同时也在写诗的青年易春阳，两种完全相背、分裂的行为（故意杀人和写诗）却体现在一个人身上。这简直要让人联想到传统经典《罪与罚》这个书名甚至小说故事了。
2021年，范稳的《太阳转身》在年末出版。作为一位在小说创作上擅长扛大鼎的作家，范稳的标识就是民族、宗教、历史这些重大题材。这一次他着眼于现实，而且完成了一次主题写作。范稳显然力图要做到不同凡响。他硬是让一个脱贫攻坚题材的小说带上了流行小说的色彩。小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省公安厅刑事侦查局前局长卓世民现在是一个等待死刑判决书的人。”这个判决书虽然是医生开出来的，但勾起他的回忆，却是自己曾经的战斗传奇和送死刑犯上刑场的场景，展开的是一次寻找被拐卖儿童的故事。故事的背后关联的，又是一个山乡巨变的大幅图景。宏大主题就这样在传奇故事的层层推进中被不断打开和再现。评论家潘凯雄的印象果然也是：如果不了解故事的多重线索和复杂过程，“而只是初看作品，视《太阳转身》为刑侦破案小说其实也未尝不可。”小说借各色人物的巧合出场，打开了一个正在发生巨变的乡村世界，呈现出西南边陲特定民族壮族的文化历史和民情风俗。《太阳转身》将脱贫攻坚纳入更加广阔的社会时代与文化背景中去书写。可以说，小说既写出了永恒太阳之光下边远乡村发生的华丽转身，而创作上的构思和用力，流行小说因素的纳入和运用，也是范稳创作上的一次自觉的、轻盈的转身。
东西、范稳选择警察形象作为小说故事的主角，与写出《藏锋》的吕铮有根本的不同，后者是警察出身，写警察就是写本位、述本职，而东西、范稳则是借这一身份更迅速、更深入地打开另一个人生世界。周大新的《洛城花落》对当代人婚姻状况所面对的潜在危机，对人们情感世界和人性的复杂幽微做了深有意味的探究和探索。小说并没有从生活本身开始写，而是以袁幽岚和雄壬慎离婚案的法庭纪实为叙述角度，让人性之幽微直接晒照于阳光之下。这种叙述策略的改变，大大增强了小说的“纪实”性，逗引读者更强的阅读兴趣。
这些作家们在借用流行小说因素的同时，又念念不忘自己是严肃作家的身份。即使到小说的结尾，也不忘记再来一次“转身”，转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一个共同的做法，就是让故事的收束符合自己本来的严肃的正面的要求。东西的《回响》，当冉咚咚因反思自己的隐秘心理和系列动作，从而对自己的丈夫慕达夫产生内疚之情后，东西用自己发明的词汇“疚爱”来概括冉咚咚的复杂心境，并用爱的承诺和呼应来作收束。全篇由完整到破碎的故事，到最后给出了最大的一抹亮色。周大新的《洛城花落》结尾，当妻子知道丈夫是因为偶然原因染上了艾滋病，从而隐忍着痛苦而疏远、冷落自己时，她的即刻反应是向法官发出“救救丈夫”的呐喊。这是全书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次爱情表达和温情传递。范稳的《太阳转身》也选择了让戴罪之人寻求救赎而忏悔作为最后的情节。
小说家们的这种叙述方式和主题诉求的结合方式颇有意味，令人玩味。
二、寓言化的故乡
在我看来，2021年中国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一个更集中的特点，是如何处理自己和故乡的关系。故乡在作家的笔下变得跟以往更加不同的一点是，故乡被高度寓言化了。一方面，故乡更加符合现实真实，包括真实的地理方位，跟作家本人的出身背景完全吻合。他们故意不进行任何虚构，突出纪实色彩，有时甚至要刻意去强化这一点。然而，另一方面，作家对故乡的态度早已不再是小桥流水人家式的怀念，也不再是回去与回不去的感慨与喟叹。故乡变成了某种隐喻，某种寓言。作家借此来传达某种抽象思想和复杂情感。这里既有对乡土的反观、审视、反思，同时也有对自我的反省与追问。这里既有怀念、回味的亲切，也有变得疏远和陌生的不安与忐忑。
刘震云的《一日三秋》、林白的《北流》、罗伟章的《谁在敲门》、余华的《文城》、邵丽的《金枝》、陈继明的《平安批》，甚至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都可以支撑我对这一现象的分析。
刘震云的《一日三秋》仍然是写自己的故乡延津。如果一定要找出这一次的延津和刘震云一直以来的延津有什么不同的话，我认为，延津的故乡地位没有变，但是它被一个概念罩住了，这个概念就是“笑话”。刘震云放弃了原来的“幽默”定位，而代之以“笑话”，看上去是对故乡特质的简化、民间化、通俗化，事实上是为它赢得了一次解放。“笑话”不比“幽默”书面化和有文化，但它指向更多，尤其是可以大幅度指向荒诞。一旦指向了荒诞，小说的味道其实就更多重，寓意反而更复杂。当作家指出延津无人不说笑话，生活的期待就是等待笑话，笑话既可以让人放松，不能讲出好笑话又可能压迫人致死的时候，故乡的寓言化追求就昭然可见。这里自然还有实实在在的人物故事，尤其是李延生、陈长杰、樱桃三个人自年轻共演一出戏《白蛇传》，及至在人生历程中共演一出荒诞的悲喜剧。这个主体情节的设计不断被转折、扭曲，变成一个从里到外都有荒诞感的故事。因为一把韭菜而死的樱桃变成了鬼魂，她可以附着在李延生的体内，随着他南下武汉去寻找已另娶新人的丈夫陈长杰，由此又延展出更多更大的人生世界。从延津到武汉，再到西安，再回到延津，场域的转换因为人物设制的奇特而变得自如甚至随意。但小说故事的内核却始终没有游走，那就是笑话之城延津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剧，这里既有会心之笑，又不乏荒唐之笑，既有一时之欢乐，也有随处可见的苦笑，既有笑出来的畅快，也有笑不出来的憋屈。延津的生活习俗、人情事理还有，但显然已不是刘震云要表现的主体，高度寓言化的故乡，发散着生活在其间的人或习焉不察、或毫不知情的气息。这种气息具有高度的象征意味，使得故乡本身也变成一个虚实不定的梦幻之地。
林白的《北流》是作家爆发力高度聚集之作，读者从文字中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情感之流，随着它而陪同作者回到故乡。从时间的维度上讲，这里明显有两个现实时间及场景，一个是小说叙述人回故乡之路的当下种种，一个是睹物思人、见人思物的回忆片段。而那些片段集中于叙述人成长中经历的青少年时期。刻骨铭心的故乡生活与当下回乡见闻纠缠、交叉在一起，构成一个互相参照、对比、过滤、变味的人生情境。林白不惜留下大量纪实痕迹，让人产生在读非虚构的错觉;又以词条陈列的方式，将故乡的语言、文化、习俗固定下来，叙述过程中，非常熟练地将方言俚语、特殊的表达语气、奇怪的用词造句楔入其中，营造出一种只有作者有权利铺陈和解释，读者则在陌生化的状态下试图进入的生活世界。鲜明的纪实笔法，让故乡的文化、历史，它的前世今生被一点点借助描写、回忆，老友重逢、亲人再见而聚拢和浮现出来。高度写实的故事也被高度寓言化了，这正是这部小说难得的韵味和并不做作的深意。林白在叙事上下足了功夫，用尽了全力，这种极度标识化、风格化、奇异化的做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读者认可，这是需要经受考验的。但无论如何，这是一次有抱负、有追求的写作。
余华的《文城》我是第一时间通读过的，当时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其中的得失，现在，在我正在述说的“故乡的寓言化”这个话题下，似乎悟到了一点这部小说的意义和价值之一。《文城》给我留下的是一种透明的印象，透明人物，透明的人物關系，透明的环境。男女双方偶遇、相爱，以及一方不辞而别，另一方执著寻找的故事本身，就有一种寓言化的色彩。余华的小说写作能力，使其把一个不可能的故事写得极其逼真。当然，我现在认为，这部小说与其说是一个人在寻找另一个人的苦难之旅，不如说是他们都在寻找可以栖居的故乡。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寻找不需要多么入世的、切实的、世俗的符合常情的理由，寻找和栖居本身就是一种象征，就是一次心灵的、精神的探求过程。林祥福要找的是小美还是文城？文城是他乡还是故乡？我们只能说，余华创造了一个很奇幻的小说世界，但它并不是在写童话，历史，包括军阀混战、兵匪不断的历史，都在其中呈现，带给阅读者一种沉迷其间的感受。
陈继明的《平安批》写了一个别人的故乡，侨批文化中蕴含着亲情、爱情，蕴含着地域文化，蕴含着民族历史，也蕴含着家国情怀。在世界背景下写潮汕，故乡的内涵被放大了。家与国命运相连。邵丽的《金枝》写的是家族里发生的悲情故事，小说一样带有明显的纪实色彩，真实的地名和明显的自叙传色彩。小说一样在表现人与土地与故乡的复杂关系。甚至在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里，上海这个大都市因为有了纽约法拉盛的对比，有了陈诚往来穿梭中带出的命运波折，上海一样具有了故土、故乡的含义。陈诚的出走与回归，挫折与慰藉，都与上海这座城市产生了内在的联系。
罗伟章的《谁在敲门》是极见用心之作。小说所要表现和表达的东西很多很复杂。但有一点我们倒可以确认，这仍然是一部指认他乡为故乡，把挂职所在的他乡与自己生长之地的故乡融合为一体的创作。作者的后记里已经明确地表白了这一点，小说的故事本来属于芦山这个自己刚来没多久的地方，但越往深走，越会与自己的故乡合为一体。作者坦诚：“最深的寂寥，是故乡或者说老家给我的。”就像作者根据自己故乡的河流想象而成的小说里的“清溪河”，与现实里所见的芦山河“成了同一条河”一样，他乡和故乡在更广大的意义上也具有一致与同构。老家的河流让作者慢下来，触摸自己易感丰饶的内心，而自己写下的却又是他乡的故事。
生活在中国的作家，无论是安居于故乡，还是客居他乡，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着的时代，努力拥有世界性的眼光，同时又更加固执地坚守一个自己曾经熟悉、正在陌生，站在新的时代方位上重新打量和独自想象、重构的故乡。这个故乡在刻意展现着独特的地理、生活、文化标识的同时，又具有某种超拔的意义，成为某种象征、隐喻、寓言。中国当代小说在不丢弃传统的同时又要体现出现代性，正在这一复杂多变的情感纠葛与文化想象中一点一点地显现着。这样的小说景观特别值得期待！
以上是我对2021年中国长篇小说创作趋势的一点粗浅总结。这里还有很多优秀之作没有纳入考察的话题之下。让我们共同期待新一年的新收获吧。
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在《当代》2022年度文学论坛上所做的年度长篇小说综述，发表于2022年2月9日《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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