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群山呼啸》书写从晚清到抗战半个多世纪大别山地区革命历史进程的波诡云谲和艰难复杂。小说的结构没有采用线性的情节故事，而是采用以人物为中心的团块状叙事。一方面凸显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带动了故事，“爷爷”贺文贤和“大伯”贺廷勇两代革命者最后在抗战的時代形势下历史地合在了一起，完成了精神信仰的汇聚。另一方面，章节并非是按照时间顺序线性排列的，而是随着人物故事和情节的变化交叉、往复、重叠或有意并置，这样的非线性叙事赋予了文本比较大的叙述自由度，并且每个章节的故事留有悬念或伏笔，其草蛇灰线在通读全文后才能意脉贯通。与此同时，小说采用了贺家第四代子孙“我”的叙述视角，通过“我”的讲述和追溯将革命年代的信仰、理想、人物、故事和当今时代产生意义关联，从而让历史的正当性、复杂性、苦难性、艰巨性具有了重要的现实认知和启迪的意义。

　　（选自《多重意蕴“革命叙事”的诗学建构》，2021年3月16日《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