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季宇，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曾任安徽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省政府参事，一级作家。著有《新安家族》《淮军四十年》《共和，1911》《猎头》《当铺》《最后的电波》《金斗街八号》等。作品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星光奖、飞天奖、金鹰奖、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奖和安徽社科文艺奖等。

　　第一章 太叔爷 | 1924年

　　一

　　民国十三年，我太叔爷贺恺年病逝了，享年四十四岁。他患的是肝病，曾四处求医，但始终无法治愈。据说死时很痛苦，腹水把肚子胀得很高，像个孕妇似的。后来，从上海请来一位德国医生为他抽掉腹水，并用鸦片来减轻痛苦，这才好受点。

　　贺恺年一生有过辉煌，也见过大世面。他早年投军，出生入死，吃过不少苦，后来解甲归田，经营实业，富甲一方，是《霍川县志》上记载过的名人。虽然他早年与我太爷爷失和，但看在亲兄弟的面上，县太爷秦尚义家灭门案发生后，他施以援手，一心想把我太爷爷救出来，可结果并未如愿，这也导致他后来与卫家翻脸，结下了几代冤仇。

　　灭门案发生后，贺恺年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嫌疑人就是卫孝衡。“这事八成与他有关。” 他当时就有这样的预感。

　　当然，这种预感不是无缘无故的。霍川新政开始后，私盐贩卖受到严厉打击，而卫家首当其冲，遭受重创。不仅如此，卫孝衡的外甥白小虎也被开刀问斩。用卫孝衡的话说，姓秦的把事情做绝了。按照他大魔王的脾气，岂能善罢甘休？因此，灭门案一出，贺恺年马上就想到了他。为此，他特地去了一次卫家埠。与其说是想证实这件事，不如说是想排除这件事。“俺真不希望是他干的。”贺恺年私下里曾对人这样说。

　　卫家埠离大贺村七十余里地，贺恺年到达时已近正午，正赶上饭点。卫家热闹非凡，欢声笑语。新年将至，前来送礼的人挤满了院子和前厅。各路生意伙伴和大小头目蜂拥而至。肩挑车拉的礼品堆积如山。各色人等，进进出出。厅屋里已摆出十几桌酒宴。仆佣们忙忙碌碌地张罗着、照应着，人声沸腾，一片喜庆。

　　卫孝衡的情绪很好，在众人簇拥下，有说有笑地招呼客人。见到贺恺年，卫孝衡便向他招手，让他在客厅里坐下喝茶。贺恺年也带来了年礼。每年他们两家都要互赠礼品，这已成了多年的惯例。吃了一杯茶，叙了几句闲话，由于客人多，有些话不便说，贺恺年瞅准一个空子，便把卫孝衡拉进书房，问起秦府的事。

　　“啥事啊？”卫孝衡起先还装聋作哑。“你难道没听说？”贺恺年道，“秦家被灭门了！”

　　“哦，你说那事啊？”卫孝衡表情淡淡的，一副恍然醒悟的样子。贺恺年对他的反应感到有些奇怪：这么大的事他居然一点不在乎？“听说一家十七口全杀了。”他接着又说。

　　“活该！”卫孝衡这时朝地上啐了一口，“这个王八蛋也有今天，真是老天开眼啊！”他一边说一边大骂起来。

　　贺恺年说：“四哥，话不能这么说，不论咋说，这事做得有些过了。”

　　“有啥过的？死得好！”卫孝衡一跺脚，又骂了起来，说姓秦的坏事做绝，他来了之后好事不做，处处和俺作对，连小虎也不放过。“他娘的，”他说，“他这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老子恨不能扒了他的皮。”

　　卫孝衡的态度让贺恺年半天无语。难道这事真是他干的？他心里想着，等到卫孝衡骂完了才开口道：“大哥，俺知道你心里有气，今日小弟来有一事不知当问不当问？”

　　“啥事？”

　　“这事……”他迟疑了一下，说，“俺是说，这事和你没关系吧？”

　　卫孝衡一听这话，愣了一下，抬头看了一眼贺恺年，忽然仰起脖颈，哈哈大笑起来。“咋了？你啥意思啊？”他说。

　　贺恺年说：“俺只是有点担心。”

　　“你是怀疑俺？”

　　“这倒不是。”

　　“那是啥？”卫孝衡说完这话，突然瞪起眼睛，勃然大怒。“别和俺来这个！”他说，“俺问你，你还是不是俺兄弟？”

　　“当然是。”

　　“可俺看你屁股早坐偏了，不像是俺的兄弟，倒更像是那姓秦的兄弟！”

　　“四哥，你咋这样说？”

　　“俺说错了吗？自从姓秦的来了，你就一直在帮他说话。现在竟怀疑到你大哥头上，难道姓秦的不该死吗？这都是他自找的！”

　　谈话进行不下去了。这时，外边有人来催促开席了。他们便一起走了出去。这顿饭，贺恺年吃得索然无味。席间，众人推杯换盏，十分热闹。尽管卫孝衡一如既往，与他频频碰杯，但两人都显得有些不大自在。

　　当晚住下，直到次日吃早餐时，卫孝衡才又重提昨日的话题。“老弟啊，”他说，“大哥脾气不好，你可别往心里去。”卫孝衡是专门来陪贺恺年吃早餐的，屋子里就他们两个人。提起秦尚义，他又大骂起来：“这个姓秦的，不是个好鸟，你看他来了之后都干了啥事？把人都得罪光了。他当他是谁啊？还和老子叫板？俺卫孝衡在霍川地界上可不是好欺侮的。”骂了一阵之后，他话题一转，又说老弟你别担心，你大哥可不傻，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自然是心中有数，说着，还亲热地拍拍他的肩膀。

　　卫孝衡的这番话虽未明说，但实际上撇清了自己。从卫家埠回来，贺恺年心里多少有些释然。“也许真不是他干的，”賀恺年当时心里想，“新政得罪的人可不少，想杀秦尚义的也不是他一人。”及至我太爷爷被抓，从他那里得知，凶手中有一个人很像白团总时，心里便扑通一下，感到事情不那么简单。

　　白团总名叫白立贵，土匪出身。他是霍川三里店人，早年因抢劫杀人，负案在逃，后上大牯岭当土匪，绰号“老洋人”，因其长得鹰鼻凹眼，满头鬈发，故而得名。白立贵上山之初，由于心狠手辣，一度深得山寨老大刁狗子的信任，但他色胆包天，居然勾搭刁狗子的女人，事发恐惧，遂生异志，于是配合官府，里应外合，将大牯岭匪巢一锅端掉，立下一功。此后，他投靠卫孝衡，得到重用。当时，霍川私盐贩子分成几大帮派，相互明争暗斗，白立贵敢打敢杀，很快打出了名声。光绪二十八年，即灭门案发生的前一年，他当上了新成立的霍川商会民团团总。

　　这当然是卫孝衡一手提携的结果。因此，当我太爷爷提到白团总时，贺恺年马上联想到卫孝衡。“他没和俺说真话！”他心里当时就这样想，并立即叮嘱我太爷爷把话放进肚里，千万不能说出去。应该说，他很担心这一点。凭他对卫孝衡的了解，这事如果让他知道了，他决不会放过，但只要我太爷爷不露口风，也许就会无事。即便退一万步，不看僧面看佛面，卫孝衡也没必要把事情做绝，因为毕竟贺继年是他贺恺年的亲兄弟啊。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太爷爷还是未能逃脱一死。

　　这一来，贺恺年无法容忍了。在我太爷爷死讯传来的第二天，他便去找卫孝衡了。当时，卫孝衡正在商会议事厅与人议事，看到贺恺年他还笑嘻嘻地打招呼，并唤人泡茶来吃，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俺哥死了？”贺恺年劈头就问，“你听说了吗？”

　　“啥的？”他挑起眉头看了贺恺年一眼，“这是咋弄的吗？咋会出这种事？”他一边说，一边还咂着嘴巴，好像十分惊讶。其实，这事早已传遍了全城，卫孝衡不可能不知道。“你难道没听说？”贺恺年说，“这太奇怪了！”

　　贺恺年话中有话，卫孝衡当然听出来了，但他依然故作镇静。“老弟，你啥意思嘛！”他说。

　　“你心里明白。”

　　“明白啥？”

　　“俺要你说实话，这是谁干的？”

　　卫孝衡听了这话便坐不住了。“你这是啥话吗？”他说，“难道你是怀疑俺？他娘的，这和老子有屁关系啊？”

　　“有没有关系，俺会查清楚。”

　　“你疯了！”

　　“俺可没疯，”贺恺年道，“疯的是你。俺一直相信你，把你当兄弟待，可你连俺哥也不放过。”说到这里，我太叔爷十分痛苦，“你哪还讲一点兄弟情谊？俺明说了吧，你不用抵赖，这事再明白不过了。还有秦家的案子，你也脱不了干系！等着瞧吧，这事没完！”

　　卫孝衡勃然大怒，说你血口喷人。两人大吵起来，彻底翻了脸。卫孝衡说俺没你这个兄弟，贺恺年也割袍断义，与他誓不两立。

　　打这，贺恺年开始四处查访，下决心要把此案查个水落石出。据家族的老人说，我太叔爷办事向来有股子狠劲，不办则已，一办就不惜代价，非办出个名堂来不可。

　　果然，他的查访没有白费工夫，半年后有

　　了线索。

　　在我太爷爷冤死的那一年的六月，贺恺年终于在英山县抓到了那个潜逃的牢子。该牢子姓陈，名不详。据他交代，是白立贵授意让他下毒，害死我太爷爷，收受“贿银三十两”（县志语）。

　　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白立贵的嫌疑进一步上升。如果说我太爷爷那天晚上看得不清楚，无法确认凶手的身份，但从白立贵指使陈某下毒看，反倒不打自招，暴露了自己。据家谱记载，贺恺年抓到“陈某”后，便将人犯秘密押至甘露寺。该寺位于北门附近，原为一处寺庙，后改为驿站，人们仍习惯地称其为甘露寺。当时负责查办灭门案的钦差大人陆景芙就驻扎此处。

　　灭门案发后，朝野震惊。这种野蛮地杀害朝廷命官，且手段之殘忍，实属罕见。谕旨严查，各级衙门层层督办。春节过后，一应查办工作迅速展开，各路大员先后驾到。钦差大人陆景芙也驾临霍川，亲自坐镇。陆景芙时任刑部侍郎，是著名的能吏，娴于刑案，且公正廉明。早年曾在天津办过洋务，热衷于求新图变。秦尚义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当年他去霍川任职也是由他力荐。对于霍川新政，他全力支持，充满期待。然而，没想到功业未成身先死，这让他极为愤慨，痛心疾首，立即上奏朝廷，请求彻查此案，严惩凶犯。他强烈谴责凶犯的暴行，认为此案极为恶劣，是目无法纪，公然对抗新政，其手段之残忍，为国朝所未见，必须严查不怠，以正视听。他还主动请缨前往霍川，在将近半年多的时间里，废寝忘食，事必躬亲，勘查现场，阅卷查访，对于案件的每条线索、每个证据、每个细节，以至于每个疑点，都像过筛子似的不知过了多少遍，能查的都查了，能找的都找了。他还走访了当地各界人士，了解情况，征询意见。尽管如此，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案卷堆积如山，但却毫无进展。

　　陆景芙非常焦急。就在他苦于无计可施之时，贺恺年抓住了陈某，这让他大喜过望。当晚便进行了提讯，并录下口供。为了谨慎起见，他避开当地衙门，特地从颍州府巡防营调来一队人马，实施抓捕行动。

　　行动开始后，按照事前的布置兵分两路，一路直奔商会民团驻地，实施布控;一路则包围了梦云馆。根据可靠情报，白立贵当晚就在这家妓院里与苏州新来的花紫云厮混。花紫云是姑苏名妓，芳龄二八，不仅姿色过人，而且技艺超群，弹得一手好琵琶。白立贵迷上了她，那段时间几乎天天晚上都在这里过夜。

　　这天晚上，他邀来一帮狐朋狗友，正在梦云馆吃花酒，由花紫云弹琴助兴。巡防营突然出现，他吃了一惊。因为事先没有听到任何风声，而这些穿着巡防营制服的陌生面孔以前也从没见过，心里不免敲起小鼓，但表面上依然满不在乎，拿着势子说：“咋啦？咋啦？俺可是民团团总，你们是何人？敢到这里撒野！”酒桌上的人也都附和起来，七嘴八舌地鼓噪道，这可是俺们白团总，你们可别乱来啊。

　　领头的队官是个身材壮实的汉子，胡子拉碴，不修边幅，一看就是个老兵油子。他黑着脸，二话没说，掏出枪，便朝天放了一枪——砰的一声，众人都吓住了。白立贵一看对方来势不小，连忙脸上堆笑，连说别误会，这事四爷知道吗？他说的四爷就是商会会长卫孝衡，他本想亮出这个旗号，镇住对方。哪知对方根本不买账。“什么狗屁的四爷五爷？”那个队官说，“老子是奉钦差大人之令。走，快跟我们走。”

　　一提到钦差大人，白立贵心里便扑通了一下——糟了！这八成是冲着灭门案来的！他心里慌作一团，同时也打定主意，决不能跟他们走，否则那就死定了。于是说：“有话好说，好说。”一边应承着，一边装作要穿衣服，退到床边——他的枪套就挂在床头——上前一把摘下，迅速掏出枪。“都别动！”他转过身来喝道。

　　在场的官兵一愣，随即向后一退，接着便都端起枪。屋里噼里啪啦响起一阵拉枪栓的声音，领头的队官喝令白立贵放下枪。

　　“放下，快放下！”

　　白立贵眼珠快速转动着，迟疑不决。那队官又喊道：“再不老实，老子就要开枪了。”这句话仿佛提醒了白立贵，他马上扣动扳机，胡

　　乱地开了几枪，屋子里一下子乱了。人们四处乱跑乱躲。白立贵乘机从后窗跳入院子，想从那里脱身。但院子里早已布下兵丁，立时一片呐喊抓人。

　　白立贵见势不妙，一边开枪顽抗，一边踅身上楼。兵丁们这时也都开起枪来。白立贵连滚带爬，钻进楼梯口的一间房子。这时整个梦云馆已被团团围住。枪子打得叭叭响，门窗上灰土木屑乱飞。楼下有人喊话，要他投降，可白立贵死也不肯。双方发生激烈的枪战。白立贵希望拖延的时间越长越好，因为民团驻地离这不远，听到枪声会很快赶到。可是打了半个多时辰，民团连半点影儿也不见，最后子弹也打完了。白立贵彻底绝望了，最后只好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当巡防营的兵丁冲进房间时，只见他仰面倒在地上，手枪扔在一边，额头上的血已经凝固了，像糖浆似的挂在半边脸上。

　　白立贵一死，最后的一点线索又断了。虽然卫孝衡的嫌疑很大，但没有证据，陆景芙也束手无策。他一度抓了卫孝衡，却审不出半点头绪。卫孝衡一口咬定，他是清白的，与此案毫无关系，加之卫家频繁活动，动用各种关系，游说于督抚和京中权贵之间，陆景芙迫于压力只好放人。

　　随后，此案搁置，不了了之，但卫、贺两家的仇冤却进一步加深了。卫孝衡与贺恺年从此你死我活，处处针锋相对。后来发展下去，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一次，贺恺年的马车被人放了炸弹，炸得四分五裂，连马和马车夫都炸死了。多亏他人不在车内，否则性命难保。再后来，卫孝衡也遭到了伏击，马车被打得像筛子似的，不是他跑得快，小命也早玩完了。

　　这些事件发生后，一度引发了恐慌。但究竟是谁干的，始终无人承认，卫家不承认，贺家也不承认。但毫无疑问，这样下去对谁也没有好处，不仅卫、贺两家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而且对地方治安亦不利。当时霍川县令是费经三。出于稳定地方的需要，他出面邀请当地头面人物进行斡旋，并亲自登门，分别前往卫家埠和贺老圩说服卫孝衡和贺恺年，终于把双方拉到一起，在地方大佬们的见证下达成协议，对于过去发生的事，包括贺恺年和卫孝衡遭袭之事，一概既往不咎，从今往后各方严加克制，井水不犯河水。

　　就这样，几年过去，卫、贺两家都信守承诺，倒也相安无事。直到宣统三年才又起波折。

　　二

　　宣统三年夏季，霍川附近的几个县连降大雨。大雨持续下了半个多月，听说淮河又决堤了，许多地方都被淹没，霍川城里也到处都是逃荒的灾民。有人预言，天象示警，要出大乱子。果然，到了秋天，天下就大乱起来。

　　这一年的阴历八月，寒露过后不久，有人从城里带回了消息，说是武昌革命党造反了，撵跑了巡抚大人，把武昌城也给占了。又过了一个多月，有人从省城回来，说安庆也闹起来了，革命党架起大炮朝城门楼上轰轰直放，黑烟冒起几丈高。“乖乖，俺的娘，那可是动真格的啊！”有人咂起嘴巴说，一副既惊讶又不安的样子。

　　不久，一个更惊人的消息传来了，说是革命党朝霍川开过来了。城里的头面人物都紧张起来，聚在县衙里开起会来。出席会议的有政界、军界人物，还有地方士绅贤达。会议由知县费经三召集，守备大人也来了。众人都对眼前的局面一筹莫展。守备大人绰号“杨大嘴”，平时耀武扬威，吆五喝六，这时也蔫了。外界有传言说，他已派兵在夜间偷偷押运车辆向老家转移财产。会议开始后，谁也不说话，大家各怀心事，互相观望。费经三请杨大嘴先发言，这既是出于礼节，也是为了试探他的态度。杨大嘴连声说道：“俺<＼＼Xh-elecroc＼设计制作源文件＼期刊杂志＼2019年当代＼当代＼3＼链接＼×.eps>，俺<＼＼Xh-elecroc＼设计制作源文件＼期刊杂志＼2019年当代＼当代＼3＼链接＼×.eps>（这是他的口头禅），这可是民变啊，民变啊……”他咕哝了半天，谁也没听懂他的话是啥意思。

　　杨大嘴在当地职务最高，而且他还掌握着军队。除了驻防绿营外，从省城调来的一个巡防营，约三百人，也归他节制。从隶属上，他归巡抚调遣，平时并不把州县一级的官员放在眼里。如今，省城早乱了，他连续致电请示方略，但都没有得到回复，一时也慌了神，没了主意。

　　杨大嘴态度不明，别人也不好表态。说打吧，兵力明显不足;说不打吧，这话谁也不敢轻易出口，因为这不啻是背叛朝廷啊。会议僵持了半天。费经三有些急了，他睃巡了一下会场，目光最后落到了卫孝衡的身上。

　　“四爷，你是商会会长，德高望重，请您老先说两句吧？”他说。但卫孝衡听了却摇起头来。“采臣兄，”他说，“你是父母官，还是请你先拿个主意吧。”他一脚把球踢了回来，显然不想出这个头。

　　费经三被他将了一军，表情有些尴尬，连忙推托说自己是晚生，还是先听听各位的高见。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二爷不知是啥主张？”

　　“是啊。”

　　“要么二爷先说说？”

　　有人附和道。

　　二爷是人们对我太叔爷贺恺年的尊称。因为他在家排行老二，所以大家都尊他二爷。听到有人这样说，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了贺恺年。贺恺年进入会场后，一直没有说话。由于肝病发作，他近年来身体每况愈下。这次会议原本不想參加，但架不住费经三反复敦请，说是事关重大，务请发驾，他才抱病前来。但在这种场合，他同样不想抢先表态。因为形势并不明朗，还是谨慎为好。“不了，”他皱起眉头，摆摆手，“还是诸位先说，俺还是先听听诸位的。”

　　大家都推来推去，谁也不肯先开口，一时间僵在了那里。如果照这样下去，到了晚上也议不出个名堂来。费经三无奈，只好说：“今天诸位都到了，大家都得说一说，就从这边开始吧。”他把手朝右边一指，正好指到我太叔爷。

　　县衙的议事厅，按座次，守备等官员都坐上首，卫孝衡是商会会长，也坐上首。下首右起第一个座位即是我太叔爷。费经三这样提议，表面看好像是无意的，实则却是有心。在开会前，他曾与我太叔爷通过气，知他主张和平解决，这一点与他不谋而合，因此他希望我太叔爷能够带头表态，起引导作用。我太叔爷尽管有些不大情愿，但见推托不掉，只好从命。贺恺年的发言讲了十多分钟，先从全国大势讲起，又讲到省里和县里，内容大体是：眼下革命党声势浩大，各地纷纷光复响应。如今大兵压境，霍川兵力单薄，势难抗拒。一旦动起兵戈，必定生灵涂炭。最后归结到一点：霍川乃桑梓之地，父母之邦，何忍糜烂地方？因此避免兵燹之祸，乃为上策。

　　他的话一说完，会场气氛便热烈起来，与会者纷纷附和。

　　“说得是哩，最好是别打。”

　　“这些革命党可不好惹，省城都守不住，何况小小的霍川？”

　　“可不是。”

　　“战火一开，生灵涂炭，枪子可不长眼啊。”

　　大家七嘴八舌，主和意见很快占了上风。费经三频频颔首，乐见这个局面。接下去，又有几个人发言，除了少数人，指责乱党谋反祸国外，大多数人均主张以和为主。一个小时后，大家的发言都结束了，这时轮到卫孝衡了。对于他的态度，费经三也拿不准。按照以往，卫、贺两家一向是唱反调的。卫家赞成的，贺家反对;贺家赞成的，卫家反对，总之是相互对着干。费经三也有些紧张，担心他提出反对意见。

　　但是，让他意外的是，这一次卫孝衡居然没反对。他说这样很好，只要能避免战火，他举双手赞同。还说打不赢，还打它干吗？这不是祸害地方吗？对谁也没有好处啊。

　　他的话音一落，费经三大大松了一口气。这下好了，霍川两大实力人物都已表明态度，剩下的就看杨大嘴了。他转过脸来征求他的意见。哪知杨大嘴一开口又是几句脏话。“这是要投降吗？”他说，“俺<＼＼Xh-elecroc＼设计制作源文件＼期刊杂志＼2019年当代＼当代＼3＼链接＼×.eps>，革命党还没来，就一个个包了吗？”

　　他这样一说，众人全都哑了口。毕竟杨大嘴手握兵权，他要打别人谁也拦不住，如果他恼了，再要给大家扣个背叛朝廷的罪名，那麻烦就大了。费经三赶紧解释说：“杨大人千万别误会，这不是在商讨吗？谁也没说要投降啊。”

　　杨大嘴说：“老子深受皇恩，守土有责……俺<＼＼Xh-elecroc＼设计制作源文件＼期刊杂志＼2019年当代＼当代＼3＼链接＼×.eps>，老子食君禄，忠君事，不能乱党来了，就装孬啊？”

　　“那是，那是，”费经三附和道，“那依杨大人之意，这是要打吗？”

　　杨大嘴又说：“打？怎么打？这可不好打！这是民变啊，民变啊……”他不知所云，没头没脑地咕哝着，让人哭笑不得。

　　会议开了半天，并无结果。不过，费经三心里已经有底了，因为大多数人都拥护和平光复，特别是卫、贺两家均已表态，这就好办了。

　　第二天，他又召集了一次会议。这一次，与会人数大为减少。不仅杨大嘴被排除在外，而且只有少数可靠的人被邀请到会，其中包括卫孝衡、贺恺年。

　　会议开得相当顺利，一致通过了费经三提出的响应革命、和平光复计划，决定接受革命党的条件，并成立一个过渡性的机构——霍川临时军政府，推举费经三为都督兼民政长，卫孝衡为副都督兼城防司令，贺恺年为参议长，此外还有参谋长、秘书长、安抚长、监军等一应人事均做了安排。起义主力以商会民团为骨干，加之各地乡团武装。为了对付驻防的绿营和巡防营，大家具体分工，利用各种关系，包括金钱收买等手段，说服瓦解，各个击破。

　　关于霍川光复，留下了不少文史资料。一九八一年纪念辛亥革命爆发七十周年之际，县政协还专门出版过一本专辑。从有关文章看，霍川光复，费经三发挥了主要作用，但贺恺年和卫孝衡也功不可没。特别是在策反巡防营上，卫孝衡发挥了关键作用。

　　当时，和平光复的一大障碍是巡防营的态度。霍川的驻军以绿营为主，他们驻霍多年，与地方关系较熟，费经三通过工作，或收买，或说服，很快就取得成效，许多军官都表示愿意弃暗投明，积极配合，但是巡防营态度始终不明。这支部队刚从省城调来，旨在加强当地防务。其兵力最强，人数也最多，一律配备套筒毛瑟枪，武器装备也最好。如果不能把他们争取过来，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使和平光复存在变数。

　　费经三颇感头痛，便请卫孝衡帮忙。后者一口答应。有文章称，巡防营的金管带与卫孝衡相识，因其父是卫孝衡的拜把兄弟，一直对他以世叔相称。巡防营调防霍川后，他经常去卫家埠走动。卫孝衡虽是枭雄人物，但他还算明事理，看到清王朝大势已去，便决定响应光复，答应说服金管带，促使该营归顺。

　　十一月中旬，就在革命党逼近霍川的前一夜，从各地抽调的乡团武装（包括联防队）和商会民团等近千人开进城内，以白布为旗，臂缠白巾，密发口令，分成五路，分别接管四个城门，其中一路镇守县衙。绿营和巡防营均按兵不动。原以为守备杨大嘴会负隅顽抗，没想到在这前一天，他已弃城而逃。几乎没费一枪一弹，霍川便和平光复。次日上午，革命军开进了霍川城。

　　就在这当口，卫孝衡忽然被抓了。

　　三

　　抓捕卫孝衡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爷爷。霍川光复时，我爷爷担任革命軍先遣队司令，正带队从庐州出发，一路向霍川开进。到达六安时，费经三便派人前来接洽，表示霍川决定响应光复，恭迎革命军进城接收。

　　我爷爷接到信后，便加快了前进速度。两天后，抵达五里庙，远远地看到迎接的队伍。这是费经三安排好的。他和我爷爷确定了进城的日期，便组织好欢迎仪式，同时委派副都督兼城防司令卫孝衡前往五里庙迎接，自己则亲率临时军政府一干人员在城门口恭候。

　　据县志记载，革命军抵达那天天气很好，尽管前天夜里刚降了雨雪，第二天却云开日出，晴空万里。我爷爷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全副武装的革命军雄赳赳地一路开来。道路两旁老百姓兴高采烈，夹道欢迎。县志上有“箪食壶浆，以迎义师”之语，场面极为热烈。但在五里庙，当他看到卫孝衡后脸便垮了下来，当即下令将他抓了起来。

　　消息传来，费经三吓了一大跳。

　　“这是咋回事？”

　　“不清楚。”来人报告说。

　　“谁抓的？”

　　“革命军的贺司令。”

　　及至革命军进了城，费经三才搞清楚，革命军的贺司令就是我爷爷、大贺村的贺文贤，

　　其父贺继年、其叔贺恺年。

　　这下麻烦大了！

　　早知如此，他根本不该派卫孝衡去迎接。

　　可事到如此，后悔也来不及了，只得好言与我爷爷商量。“抓不得啊，”他把我爷爷请到县衙说，“卫孝衡抓不得啊。”

　　“为啥啊？”我爷爷说，“他是杀人犯，过去抓不得，现在还抓不得吗？”

　　“不，不，你听俺说，”费经三笑道，“卫孝衡如今是临时军政府的副都督、城防司令，如何抓得？”我爷爷一听便火不打一处来。“简直是乱弹琴！”他说，“这不是胡搞吗？”他一甩马鞭，抽在皮靴上，发出啪的一声响，“这种坏蛋，双手沾满鲜血，早该杀头治罪，你们咋搞得是非不分？革命政府就得有革命政府的样子，你们这样搞与满清何异？又何以服众？”

　　费经三连忙解释说：“贺司令，事情是这样的，卫孝衡光复有功，他是众人推举出来的。”他把光复的前后经过简述了一下，接着又说，“军政府名单都公布了，这个时候抓人岂不乱了套？你让俺咋对外边说？”

　　“有啥不好说的？”我爷爷反驳道，“你就如实说吧，这个恶霸地头蛇早该除了！”

　　费经三说了半天，毫无效果，顿时一筹莫展。“那你打算咋办？”他指的是如何处置卫孝衡。我爷爷说：“公审！枪决！”

　　这一下，费经三更着急了。霍川灭门案骇人听闻，令人发指，其后我太爷爷死于狱中，卫孝衡嫌疑很大，这些均系事实，但问题是桥归桥，路归路，卫孝衡千不是，万不是，但他对光复有功，如在这个节骨眼上杀了他，岂不成了言而无信，诛杀功臣？作为一县之主，他今后如何面对卫家，又如何向各方交代？

　　费经三急得手足无措，当即派人紧急赶往颍州。据《霍川辛亥史料》记载，霍川光复前，革命军曾派人与费经三联系，策反倒戈。具体负责这事的就是革命党人郑先滔。他时任革命军入皖部队联络员。他在北辰书院时就与费经三相识。在策反费经三时，他向他承诺，只要响应光复，所有人士均可赦免，有功者还可奖赏。当时，郑先滔正在颍州一带指挥作战，费经三无奈只能派人向他求救。郑先滔得知消息后，连夜起草了一封信。在信中，郑先滔要我爷爷立即放人，并说明当前革命的主要目标是推翻清帝，建立共和国家。凡是赞成者，皆为盟友。就连袁世凯，我们也要争取，何况卫孝衡呢？他还告诉我爷爷，眼下局势大好，但反革命仍很强大。朝廷已重新起用袁世凯，并派北洋军大举南下，我们更应联合各种力量。如果杀了卫孝衡就会破坏大局，甚至授人以柄。至于灭门案，相信革命胜利了，自有法律做出公正裁判。这封信写得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然而，就在这封信尚未送达时，卫孝衡已经被释放了。

　　原来，促成这件事的竟是我太叔爷。

　　卫孝衡被抓后，费经三在派人给郑先滔送信的同时，又派人去请我太叔爷出面斡旋。那天，贺恺年由于犯病，没有出席欢迎仪式和军政府成立大会。接到费经三的信，他倒没有耽搁，当即抱病前往城里。有笔记称，当时卫孝衡已被押赴刑场，三通鼓响，正要开刀问斩，贺恺年赶到了，大呼：“刀下留人！”这才救下了卫孝衡。

　　事实上，这些说法并不准确，都是后来有人添油加醋胡乱演绎而已。真实的情况是，我太叔爷赶到时，军政府成立大会刚结束。他把我爷爷单独找到会场边的一个茶馆里，心平气和地和他谈了一番话。谈话的要点大致有三：一是诛杀卫孝衡不利于光复大业;二是没有证据，难以服人;三是贺、卫两家既有协定在先，就不能随意破坏。他告诉我爷爷，当初接受费经三的调停，便是希望维持和平局面。因为冤冤相报何时了，他不主张贺、卫两家再敌视下去。“该收手了。”他对我爷爷说，“斗来斗去，两败俱伤，何益之有？”

　　“那俺爹就白死了？这仇就不报了？”我爷爷似乎接受不了。

　　贺恺年叹了一口气。“如果你有证据，俺支持你办他，”他说，“如果你凭手中的权力，卫家能服吗？此一时，彼一时，有盛便有衰，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得势。如果这样纠缠下去，将永无宁日。”

　　我太叔爷说得句句在理，当天晚上，卫孝衡就被释放了。事实上，贺恺年这样做是正确的。据说，卫孝衡也大受感动，发誓不再与贺家为敌，从而维持了卫、贺两家二十多年的

　　和平。直到他死后，两家再起风波，血腥杀戮，这已是后话。

　　第二章 大伯 | 1929年

　　一

　　我大伯贺廷勇活了过来。是费伊蓉把他从死人堆里拉了回来。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我大伯已经咽气了，正准备下葬，费伊蓉赶到了。“好险啊，”我大伯后来说，“就差一点点。伊蓉要是晚来一步，俺就没了。”事实上，费伊蓉也没想到我大伯还能活过来，但她也不知咋了，竟像着了魔似的，死活不让埋，结果救了我大伯。

　　“没想到你命真大！”在我大伯醒来后，她曾对他这样说。

　　我大伯也非常得意。“这回你信了吧，”他说，“人家都说俺命大，你还不信？”许多年后，我大伯对我说，他这一辈子去过阎王殿好几回，可每次都是逛了一遭又回来了。“人家阎王爷不肯要啊，”他说，“不过要说险，还数紫金那次最险。”

　　尽管我大伯死里逃生，但由于伤势太重，生命垂危。更为严重的是，敌人追兵将至，部队必须马上撤离，一刻也不能耽搁。师部做出决定，除了轻伤员，重伤员一律就地疏散，每人发给二十元银元作为费用。许多重伤员哭喊着不愿离开部队，但情势所迫，这也是迫不得已。费伊蓉找到了医疗队的刘队长提出留下，因为我大伯还陷入昏迷之中，需要有人照顾。

　　“这不行，”刘队长说，“能走的全得走。”

　　“俺不走。”

　　“这是命令。”

　　“难道丢下他们就不管吗？”

　　劉队长半晌无语，费伊蓉又说：“俺已失去了表哥，不能再失去廷勇了。”说着，眼泪流了下来。

　　费伊蓉的表哥在广州起义的第二天牺牲了。说来也巧，这事还与我大伯有关。那天我大伯他们攻占公安局后，从禁闭室救下来的那个昏死过去的同志，立即被送去战地医院，后来才知道他就是费伊蓉的表哥沈泽远。广州起义后，女兵队全部被派去医疗队，担任护理工作。好在她们在武汉军校时就受过救护训练，因此熟门熟路。沈泽远被送来时，费伊蓉刚替一个伤员换完药，便听到刘队长喊：“快来人！”她便奔了过去。到了跟前，才发现这个被送来的同志就是她的表哥沈泽远，不禁惊叫一声，手中的托盘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黄静雯听说这个消息后，急急赶来。她颇感意外，因为费伊蓉的表哥是在贺龙的二十军，参加了南昌起义，咋到了广州？费伊蓉说，南昌起义后，表哥随部队撤出南昌，途中被打散了。他潜回广州，想联络黄埔军校的同学，重整旗鼓，没想到事泄被捕。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好几个黄埔同学，都关在公安局，起义后被教导团救了出来。当然，这些都是听另一位伤员说的。他与沈泽远都是黄埔同学，一起被捕，关在同一间牢房里。

　　沈泽远的伤势很重。被捕后，他遭受到严刑拷打，但他宁死不屈，拒绝供出任何党内机密。虽然失血过多，身上六根肋骨被打断，但经过抢救，还是活了过来。

　　第二天，沈泽远睁开了眼睛。当他看到费伊蓉时，又惊又喜。昨天，他昏迷不醒，费伊蓉一直守在床边，时而用凉毛巾给他敷头，时而用湿棉球擦他的嘴唇，过一段时间还用小勺给他喂水。可医疗队太忙了，不断地有伤员送进来，她不可能老是守在他的床边，只能利用忙碌的间隙不时过来看一看，直到表哥苏醒过来，她才如释重负，喜极而泣。

　　“表哥，表哥。”她在床边轻声唤道。沈泽远看着她也高兴地伸出手来。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伊蓉，别哭了，”表哥吃力地说道，“俺不是好好的吗？”

　　“是，是，”费伊蓉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俺这是高兴的。”

　　久别重逢自然有许多话要说，可医生嘱咐說，他的身体还很虚弱，不能多说话。因此费伊蓉不得不克制住自己，让他尽量少说话。“以后有的是时间，”她说，“咱们慢慢说，俺也有好多话要对你说哩。”表哥微笑地点点头。“伊蓉。”稍停片刻，他忍不住又想说话，费伊

　　蓉用手指轻轻按住他的嘴唇。“听话。”她小声地说。沈泽远点点头，闭上了眼睛，很快睡着了。

　　上午九点多钟，费伊蓉利用休息时间，抽空上街去买了一包红糖，还有一些水果，想给表哥补养一下。由于医院人手少，不能耽搁时间，她是小跑着去的，前后不到十多分钟，可回来时，老远就听见医院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这是咋了？”她心中一惊，拔腿向医院跑去。当时，医疗队设在市内的一家医院中，那是一座二层小楼。远远地看去，楼外一些身份不明的人正在打枪，楼内有人在还击，子弹呼啸横飞。街上的行人四处逃奔躲避。费伊蓉马上踅身，钻进一条小巷，从那里绕到医院后门。

　　后门一片紧张气氛，几个战士拿着枪正在警戒，伤员正在陆续撤出。医护人员忙忙碌碌地跑进跑出，有的背着伤员，有的扶着伤员。“出了什么事？”费伊蓉问道。一个战士回答说敌人来了，赶紧撤。

　　费伊蓉拔腿向医院里跑去。有人看见她便喊：“快，快，快去救伤员！”费伊蓉急忙向楼内跑去。老远地看见黄静雯扶着一个伤员迎面走来。她满面灰土，大汗淋漓。

　　“俺表哥呢？”她问道。

　　“没看见。”

　　袭击发生时，黄静雯正在楼下水池边洗绷带，听到枪声，立即向楼内跑去，刚好碰上刘队长，要她把一个重伤员扶出去，因此她也顾不上许多。“快！快！”这时又有人跑过来，一边跑一边喊。费伊蓉丢下黄静雯，赶紧向楼内跑。

　　前院的枪声越发激烈了。枪弹不时飞进楼内，打得墙壁上的尘土簌簌往下落。迎面有两个抬担架的小跑着过来，忽然担架一歪，倒了下去。抬担架的是两个赤卫队员，其中一个中弹了，倒在地上不能动弹了，另一个冲着费伊蓉喊：“快来搭把手！”费伊蓉急忙上前，帮着把伤员抬上担架，然后和那人一起将担架抬了出去，到了后门口把担架交给另一位赤卫队员，她又重新返回。

　　大楼内这时已经打得不可开交。突袭医院的是一股反革命匪徒，他们利用医院守卫薄弱，发动突袭。由于起义部队主力和赤卫队都在各个阵地与敌作战，一时无法增援。匪徒们很快占了上风。他们冲进院子，差点攻进楼内，由于守卫拼命抵抗，才把他们击退。由于情况紧急，一些伤员也拿起武器参加了战斗。费伊蓉冲进病房，没有找到表哥。她转身来到走廊上，看见有人正在凭窗还击。其中有个熟悉的人影。

　　是表哥！她急忙跑了过去。

　　沈泽远正在射击。他扭过头来看见了费伊蓉便说：“你快走！”

　　“不，俺来送你出去。”

　　沈泽远摇摇头。他面色惨白，头上虚汗把衣服都浸湿了。他的肩胛骨在流血，不知是伤口在出血，还是中弹了。“俺走不动了，你快走！”他说。

　　“俺来背你。”费伊蓉说。

　　话未落音，一颗手榴弹从窗外扔了进来，就落在他们的不远处。沈泽远使出浑身力气，推开费伊蓉，又扑到她身上。

　　轰的一声，顿时天昏地暗……

　　沈泽远牺牲了，这让费伊蓉痛不欲生。短短的十几天，如同炼狱一般，她亲眼看到无数的同志倒在了血泊里，包括表哥。如果不是坚强的信念支撑着她，她差不多就要崩溃了。现在，看着重伤的我大伯，她无论如何不愿丢下他。“俺得照顾他，”她对刘队长说，“如果廷勇有个三长两短，俺肯定活不下去了。”看她态度坚决，刘队长便不再说话，转身走了。

　　分别的时候到了。那是一个凄风苦雨的清晨。小雨下了一夜，天亮时雨点仍在不停地洒落。天气极为寒冷。部队冒着雨出发了，队列里默默无声，重伤员们含泪与战友告别。大家依依不舍，知道这一走也许就是永别。卢庆竹和黄静雯都哭了。从霍川出来，他们四个人从来没有分开过，但现在不得不分开了。费伊蓉强忍泪水，说没事的，伤好后俺就去追你们。

　　“一定啊！”

　　“一定！”

　　“那就说好了！”

　　“俺们等着你们！”

　　他们拉着手，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松开。大家都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我大伯当时尚处于昏迷之中，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谁能料到下边还会发生什么事哩？

　　部队开走了。留下的重伤员有五六十名。为了便于隐藏，大家化整为零，有的寄养在老乡家，有的进了山，有的则不知去向。组织上安排费伊蓉和我大伯在一户山民家住下来。这户山民姓朱，五十来岁，我大伯他们称他朱老爹，称他老伴为阿婆。朱老爹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当年“闹红”时，遭民团杀害;还有一个小儿子，二十多岁，刚娶媳妇不久。朱老爹夫妇同情共产党，二话没说便收留了我大伯他们。

　　敌人的追剿部队很快开过来了。他们到处搜捕红党。据说抓了不少红军伤病员，全部残忍地杀害了。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朱老爹在屋后猪圈里挖了一个洞，敌人来了，就让我大伯和费伊蓉进去躲藏。

　　我大伯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村子名叫落雁坡，有十来户人家，房屋很分散，七零八落地分布在山坡上。有一天傍晚，敌人的搜剿队突然进村了。这个情况以前并不多见。因为敌人搜剿多在白天，傍晚是极少的，因此毫无防备。当时朱老爹和儿子进山打猎了，媳妇去了婆家，阿婆也不在家，到坡上拾柴了。家中只有费伊蓉，她想把我大伯抱进洞内，可一个人根本抱不动。我大伯伤情很重，还在昏迷中。费伊蓉急得差点哭出来。这时，后门被推开了，阿婆跑了进来。她是听说搜剿队进村了，把身上背的柴往地上一扔，就跑了回来。她回来得太及时了，费伊蓉仿佛看到了救星，她刚想让她一起把我大伯抬进洞内，可这显然来不及了，因为前院已经传来了脚步声和吆喝声。“上床，快上床。”阿婆叫着，和费伊蓉一起把我大伯抱上床，掩上被子。随后只听哗的一声，顿时臭气熏天。原来，阿婆一脚踢翻了马桶，屎尿四处流淌，漫得满地都是。

　　搜剿队这时已经进了院子。阿婆往门前一坐，双手拍着地，哇哇大哭起来。“天啊，天啊，”她声嘶力竭地哭喊道，“老天睁睁眼啊，救救我们吧，我就这一个儿子，你们就放过他吧。”搜剿队被她哭得莫名其妙，大声呵斥，让她住口，可阿婆不管不顾，越哭越凶，说是儿子得了时疫，就要死了，她也不想活了。“老天啊，老天啊，”她双手在地上拍得啪啪响，一边拍一边喊，“这可让我怎么活啊？老天啊，可怜可怜我吧，我就这一个儿子啊！”她披头散发，像个疯婆子似的。费伊蓉见状也趴在床边哭起来。追剿队探头向屋里瞅了瞅，看见我大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扑鼻的臭气迎面而来，熏得他们连忙缩回头去。“娘的，晦气，真晦气！”他们捂住鼻子，大声骂道，忙不迭地退出院子。

　　搜剿队折腾了一阵便退走了，费伊蓉身子一软，坐在床边半天动弹不得。太险了！多亏阿婆反应机智，救了他们。在朱老爹家养伤三个多月，我大伯的身体慢慢开始恢复。部队撤走时，刘队长留了一点药早就用完了，但朱老爹会采药。他从山上采来草药帮助治疗，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期间，费伊蓉跟着朱老爹也学到不少中草药的知识。

　　不久，传来消息，紫金城被红军攻占了。我大伯和费伊蓉兴奋不已，尽管我大伯身体还很虚弱，但决定立即去找部队。临走前，他们把部队发的光洋拿了三十元留给朱老爹，但他坚决不要。“这钱你们路上用得着，”他说，“穷家富路，一分钱憋倒英雄汉。”费伊蓉执意要给，他便发火道，你们这是看不起我，不把我当自家人。说得我大伯和费伊蓉也不好勉强。直到临走时，费伊蓉才把钱悄悄塞进褥子底下。

　　上路那天，朱老爹和阿婆一直把我大伯他们送到路口，还帮他们雇了辆牛车。“这两个老人可真好。”我大伯说。解放后，他曾托人找过他们，但始终没有找到。据说，抗战时落雁坡曾遭到日军血洗，村里人死的死，跑的跑，朱老爹一家也下落不明。

　　我大伯他们四月间离开了落雁坡，由于山区消息闭塞，等他们赶到紫金城附近时，才听说，红军早就撤离了，白军又重新回来了。他们只好改变路线，往海陆丰方向走，估摸着部队就在那一带。可通往那个方向的路极难走，到处都是敌人，关卡岗哨林立，而且那一

　　带村村都有民团，沿途不断遇险。广州起义后，敌人对外乡口音的人，不论青红皂白，看见就抓。我大伯当时身体还很虚弱。有一次，遇见民团武装，为了摆脱追捕，他们一路狂奔，我大伯累得大口呕血。费伊蓉找来刺儿草和艾叶草揉碎了让他服用，这才止住了血——她的这一手都是从朱老爹那儿学来的，没想到帮了大忙。

　　前往海陆丰的路越来越难走，敌人的封锁非常严密。我大伯他们只好踅回紫金，白天藏于山中，晚上出来找些吃的。一天黄昏，他们躲在山中，忽然听到人声和脚步声，急忙在山岩后边隐藏起来。那些人沿着小路走来，六七个人，身穿便服，手中拿着枪，原以为是民团，没想到说的竟是鄂豫皖一带口音。我大伯伸头一看，不禁叫了起来：

　　“俺的天，这不是自己人吗？”

　　那些人听到声音，一齐端起枪，迅速散开。我大伯从山岩后立起身子，说别开枪，是俺啊，俺是贺廷勇。“嘿，伙计，真是你！”一个矮壮的汉子叫起来。随后，那几个人也都认出了我大伯。他们都是教导团的。那个矮壮的汉子外号“小黑皮”，也是从霍川来的。我大伯跑过去和他们抱在一起。费伊蓉这时也从山岩后走过来。这太意外了！谁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自己人。他们一共七个人，我大伯大多都认识，即便叫不出名字，也面熟，只有一个瘦高个，我大伯没见过。小黑皮介绍说他是警卫团的杨参谋。

　　“你们咋到了这里？”我大伯又惊又喜。

　　杨参谋摇着头说：“一言难尽。”

　　从他们口中，我大伯才知道，海陆丰都被敌人占领了。部队也打散了。他们几十个人，打到最后只剩下七个人，跑到了这里。看着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神情疲憊的样子，就知道一路上吃了多少苦。

　　“那现在咋办？”我大伯说。

　　小黑皮说：“俺们打算先回去。”

　　“回去？回哪儿？”费伊蓉问。

　　“大别山。”

　　“是的，”杨参谋说，“这边人生地不熟，说话也不懂，很难立足。俺们先回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二

　　我大伯他们回到霍川，已是十一月间，立冬已过。他们一路上历经坎坷，从梅州绕道江西，转道浙江，再走上海。为了减少目标，他们几个人分开行动，各走各的。分手时，杨参谋把身上保存的银元分给大家。我大伯和费伊蓉，还有小黑皮，三人一起走。我大伯扮作麻行的少东家，费伊蓉扮作少奶奶，小黑皮则扮作仆佣。小黑皮是霍川红花岭人，名叫詹少成。他早年给地主放羊，后加入农会。他是和我大伯他们同一批去武汉的，但他先进了农讲所，直到武汉保卫战开始后，才转入教导团。小黑皮这人乐观也活泼，爱说笑话，伶牙俐齿，还喜欢编顺口溜，虽然文化不高，但编起顺口溜却一套一套的。听说费伊蓉救了我大伯的事，他便当即来了一段：

　　巧不巧，怪不怪，

　　死人还能活过来。

　　没有妹子痴情深，

　　哪得郎哥再归来？

　　说得我大伯和费伊蓉又羞又气又好笑。我大伯说，你可别瞎咧咧，啥的妹儿郎的，俺们可没这回事。小黑皮说，没这事，你心虚啥？“谁心虚啦？”我大伯说，“俺是让你别瞎说。”哪知小黑皮一听更来劲了：

　　好，好，别瞎说，就别瞎说，

　　你说瞎说就瞎说？

　　郎有情来妹有意，

　　你说俺瞎说不瞎说？

　　我大伯让他说得哭笑不得，说你这张嘴少贫，小心咬了舌头。费伊蓉说，你理他干吗，越理他越来劲。我大伯看费伊蓉并不生气，心里也乐滋滋的。这一路上虽然提心吊胆，但有了小黑皮，倒是增添不少乐趣。到达上海后，他们住到费伊蓉的一个亲戚家。这个亲戚是费伊蓉外公的一个叔伯兄弟，费伊蓉称他二舅爷，是做五金生意的，没想到他竟认得我爷爷。“哎哟，这么巧？你是贺文贤的公

　　子呀？”他对我大伯说。

　　“你认识俺爹？”

　　“岂止是认识你爹？我还认识你娘、你叔，还有你。”

　　“俺？”

　　“是啊。”

　　“这咋可能？”我大伯说，“俺咋一点印象也没有？”

　　“那是自然的，”费伊蓉的舅爷说，“你那时才多大？两三岁吧，才这么高？”他用手比画了一下，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费伊蓉的舅爷就是杜老板。癸丑之役，我爷爷被捕，我奶奶赶往上海营救，就住在他家中。经他这一说，我大伯倒想起来了，因为他常听娘说起这事，还说什么极司菲尔路，那时杜老板家就住在那里，不过如今他已经迁了新居。转眼十几年过去了，我大伯那时还小，当然不会有记忆。

　　我大伯他们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这是出于安全考虑。杜老板说，他下个月有批货要运往霍川，让他们可以跟船走，扮作公司押货的，不易引起注意。“这主意不错。”我大伯他们表示同意。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一个更大的惊喜还在后边哩。

　　那是几天后，杜老板提出要带他们去货栈看看。“别老憋在屋里，憋出病来。”他说。杜老板的货栈名叫康兴货栈，位于十六铺码头附近，是一座老式小木楼。樓下是门面，楼上是办公、会客和休息场所。楼梯也是木制的，十分狭窄，仅容一个人上下，踩上去吱嘎吱嘎响。杜老板把我大伯他们带到楼上会客间，一推门进去，屋里坐着两个人。他们正笑眯眯地望着我大伯他们。

　　我大伯一见，差点傻了。“老天爷！”他一蹦老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费伊蓉和小黑皮也惊叫起来。

　　原来，那两个人一个是史先生，一个是卢庆竹。

　　“你们咋在这里？”我大伯叫了起来。史先生和卢庆竹显然事先已经知道我大伯他们要来，并不特别惊讶，但同样很兴奋。大家相互握手拥抱，大呼小叫。我大伯用拳头用力捶打着卢庆竹，卢庆竹咧嘴直喊：“轻点！轻点！”费伊蓉站在一边看着他们，早已是满面泪水。

　　“嘘，嘘——”杜老板提醒大家小声点。众人方才收敛，压低了声音。经过无数磨难，生离死别，如今劫后重逢，那种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表。自打前年武汉一别，我大伯已经一年多没见到史先生了。他比以前瘦了不少，但依然精神饱满，神态沉稳自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史先生返回霍川开展工作，根据党的指示，正在发动群众，秘密准备武装起义。“你们能回来，太好了，”史先生说，“我们现在正需要得力人手，特别是像你们这样经过战火考验的。”

　　我大伯他们沉浸在说不出来的喜悦之中。从广州回来，一路上九死一生，历经磨难，他们正不知下步该咋办哩，没想到竟在这里碰上了史先生。“这下好了，”费伊蓉说，“俺们正愁找不到组织哩，见到你们太高兴了。”

　　史先生和卢庆竹是来上海购买武器的。这批武器是通过杜老板从外国洋行买的。他们事前也没想到我大伯他们到了上海，于是便约他们在货栈见面。大家说了一下别后的情况，不禁感慨万千。听说霍川去武汉的同志有不少牺牲了，还有一些下落不明，史先生很沉痛。“他们的血不会白流，”史先生说，“大革命的失败，我们牺牲了许多同志，但革命者是杀不尽的，活着就要干下去。”

　　“干！”

　　“坚决干！”

　　大家纷纷表示赞成。卢庆竹是三个月前从广州逃回霍川的。在紫金分手后，他同样经历了无数劫难。五月，部队反攻海丰失利，他们一部分人随叶镛师长退向山中，后遭国民党部队围剿，部队打散了，他们十几个人在山中迷失方向，又遭民团追袭，最后只有三个人逃了出来。卢庆竹装成哑巴，一路要饭回到霍川。“听说叶镛师长也牺牲了，”卢庆竹说，“部队去向不明，损失很大。”

　　“静雯呢？”费伊蓉说，“你没见到她吗？”

　　卢庆竹摇头。“她在医疗队，俺们不在一起。”他沉默下来，脸上呈现出痛苦的神情。小黑皮插话说，敌人进攻陆丰时，他见到医疗队也在往城外撤。“你可看见静雯了？”费伊蓉

　　问。小黑皮说这倒没注意，当时太乱了，天又黑。

　　卢庆竹叹了一口气。

　　费伊蓉说：“但愿她没事。”

　　杜老板的货备齐后，我大伯他们便跟船回到了霍川。史先生与卢庆竹他们则在上海多待了几日，等候那批武器。他们约好回霍川再联系。

　　那是十二月间，霍川已经下雪了。我奶奶一见我大伯，二话没说，上去就是两巴掌，说你这浑小子死哪去了，还晓得回来啊？打过之后，又抱住他呜呜哭起来。我大伯也不吭声，只是嘿嘿地笑。我太奶奶说，你还知道笑？你走了，快把你娘都急疯了。“你究竟死哪去了？”我奶奶问他。我大伯胡诌了一通，说他受了伤，一直在朋友家养伤。一听说受伤，我奶奶又急了，说是伤哪了，让俺瞧瞧。“没事，没事，都好了。”我大伯说。可我奶奶非得看看不可，扒开衣服，看到他身上伤疤像蚯蚓似的纵横交错，心里一疼，眼泪又流了下来。“你咋不死了呢？”她说，“还是死了省心。”我大伯拍着胸脯说：“娘，没事的，好了，全好了。”我奶奶担心道：“你是不是加入了赤党？”

　　“咋会呢？”我大伯说，“俺啥也没加入。”

　　“那你在哪受的伤？”

　　“武汉啊。”

　　我奶奶将信将疑，问他在哪养的伤，咋治的，这么长时间，为啥也不给家里写封信。我大伯事先早就编好了理由，一一搪塞过去。问及今后打算，我大伯说打算做生意。霍川的大麻很有名，各地抢手得很，就是缺少本钱。我奶奶说这好办，你二叔这几年做生意，手头赚了不少，可以向他先借点。我奶奶说的二叔，就是贺维贤，北伐之后，他离开军队做起生意，主要是做粮食生意，在周边几个县都开有粮行。“这能行？”我大伯说。

　　“你放心，俺来和他说。”我奶奶大包大揽。心里想，花几个钱算个啥？你只要少惹事，那就烧高香了。

　　果然没几天钱就到手了。贺维贤是个爽快人，出手大方，不过他跟我爷爷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我大伯想糊弄他可不容易。用他的话说，他吃过的盐比我大伯吃过的饭还多。“你少给俺编瞎话，”他一眼就把我大伯看穿了，“要钱干啥？说实话。”我大伯说，做生意啊。“你少来，”他说，“你这生意想咋做？你给俺说说看。”经他七盘八问，我大伯便露了馅。但他倒没怀疑别的，而是以为我大伯在外边拈花惹草。“是不是有女人了？”他问道。

　　“没的事。”

　　“那你为啥？”贺维贤说，“你要是不说，一个子儿也别想。”我大伯央求他说，你先借俺，以后俺准保还你。“你拿啥还？”贺维贤说。

　　“这个俺有办法。”

　　“屁办法！”贺维贤哈哈大笑，“你要多少？”

　　“一千。”

　　“袁大头？”

　　我大伯点点头。

　　“嗬，狮子大开口，胃口不小啊！”

　　不过，贺维贤倒也痛快。他明知我大伯不是做生意，还是把钱给了他。“俺就没指望他还，”他事后说过，“大老爷们嘛，手上没几个钱还行？”在他看来，我大伯要钱非嫖即赌，也没当回事。“男人嘛，谁还没个花花肠子？”

　　其实，我大伯借钱是为了购买武器。当时为了准备起义，大家通过各种办法筹集资金。卢庆竹和我大伯开玩笑说：“你真行，骗钱都骗到家里去了。”我大伯说，等革命胜利了，俺会加倍偿还。“对，”史先生说，“所有对革命有过贡献的，我们都不该忘记。”

　　但我奶奶对此一无所知。她满心喜悦，以为我大伯收了心，开始走正道了。更让她高兴的是，我大伯回来后，费伊蓉隔三岔五便上门走动。我奶奶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悄悄问我大伯，这丫头是不是对你有意思了。“别瞎说，哪有的事？”我大伯坚决否认。

　　“你可瞒不了俺，”我奶奶眼睛眯成一条缝，“俺看这事有门，要不俺找人去说说？”

　　“说啥？”

　　“说亲啊。”

　　我大伯急得跳起来。“你少乱来，别坏了俺的事。”

　　我奶奶抿着嘴，脸上早已乐开了花。“好好好，”她说，“俺不坏你的事，但俺提醒你一句，这丫头不错，家世也好，又知根知底，你可

　　别不长心眼，错过好事。”

　　“算了吧，你都想哪去了？”我大伯不耐烦地摆摆手说，“真是瞎操心。”

　　三

　　我大伯和费伊蓉回到霍川立即引起了卫登辉的注意。在听说费伊蓉回来的第二天，他就登门造访，还带了一大堆礼品。如今卫登辉已是国民党县党部最年轻的科长了，负责青年科工作，兼任三青团书记，风头正健。来之前，他特地拾掇了一番，穿了一件簇新的灰色中山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头发也专门打理过，二八分开，抹上厚厚的头油，和脚上的皮鞋一样油光锃亮。他昂首挺胸，得意扬扬，举手投足，俨然是个大人物。见了费伊蓉，他一边显摆，一边殷勤备至。

　　“伊蓉，你去哪了？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他问长问短，一个劲儿地套近乎。费伊蓉冷淡地应付着。

　　“听说你去武汉了？”卫登辉说。

　　“你听谁说的？”

　　“这你可瞒不了俺。”

　　“你想怎样？”

　　卫登辉哈哈笑着。“别紧张，”他说，“有俺在保你没事，俺如今在县党部当差。在霍川这地盘上，没啥咱搞不定的。”

　　费伊蓉哼了一声，说你官再大，也用不着在俺面前显摆。卫登辉一听又笑了，连忙解释说，他可没这意思。“你能回来就好，”他说，“这太让人高兴了！”又说他到处打听，如何如何牵挂。听他废话连篇，费伊蓉早就不耐烦了，便打断他说，你有啥事吗？俺可累了。这无疑是下逐客令了。可卫登辉仍然赖着不肯走，继续絮叨个不停。为了讨好费伊蓉，他还旧话重提，说到当年军警搜捕北辰的事。“那次要不是俺，你非倒大霉不可！”他说，“俺这可都是为了你，别人俺才不管哩。要不是俺，你和你的那些同党一个也跑不了，全得蹲大狱了。”费伊蓉挖苦道：“那俺还得感谢你不成？”

　　“你说呢？”

　　“俺们反军阀有啥错？”

　　“哈，”卫登辉说，“你現在还敢说这话？”

　　“俺咋不敢说了？”

　　“你再说一句，俺立马就抓你，你信不信？”

　　“你敢？”费伊蓉说，“当初国民党不也反军阀吗？你们委员长还是北伐军总指挥哩。有本事你把他也抓起来。”

　　卫登辉见她钻了自己的空子，便说：“你少狡辩。如今国共早分家了。俺还不知道你是干啥的？”他伸手比画了一下，“你们是赤党，还有那贺廷勇，别当俺是傻子。”

　　“那你抓啊，”费伊蓉说，“有本事你就抓啊。”

　　卫登辉气哼哼地说：“别以为俺不敢。等着瞧吧，你要再跟赤党跑，准没好果子吃。”

　　从费伊蓉家中出来，卫登辉窝了一肚子火。如今他在霍川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别人想巴结都巴结不上，可费伊蓉居然还是一点不把他放在眼里。更令他气恼的是，她还和我大伯打得火热，经常去我大伯家走动，看上去关系已很不一般。“贱货，”他骂道，“她是不知道老子的厉害。”回到县党部，他便唤来手下，要他们注意盯住费伊蓉和我大伯，一举一动随时向他报告。

　　卫登辉早派人打听过费伊蓉和我大伯的情况，知道他们去武汉报考了军校，虽然此后的行踪并不清楚，但他相信，我大伯和费伊蓉都是共党分子，只要盯紧了，就能抓住他们的把柄，说不定顺藤摸瓜还能捞到大鱼。于是，暗中派出耳目，秘密跟踪，一心想立个大功。

　　可就在这当口，有一天，卫家老爷子把他召了回去。卫家老爷子是卫家人对卫孝衡的称呼。卫孝衡有三个儿子，七個孙子，卫登辉是卫孝衡的七个孙子之一，由二儿子卫树森所出。卫登辉赶回去后，老爷子劈头就问：“听说你在查贺文贤的儿子？”卫登辉有点意外，说：“爷爷，你咋知道的？”

　　“别问那么多，”卫孝衡说，“有没有吧？”

　　“是啊。”

　　卫孝衡脸一沉：“俺的话你丢脑后了吗？俺早说过，贺家的人不能动。”

　　“爷爷，”卫登辉说，“俺没忘，可他们是赤党分子。”

　　“那又咋样？”卫孝衡说，“赤党分子多的

　　是，你抓别人嘛，抓多少俺都不管，但就是别动贺家的人。”

　　“爷爷，”卫登辉说，“那个贺廷勇可不是好东西，在北辰时就专跟俺作对。”

　　“那也不能动。”

　　“爷爷……”卫登辉反驳说，他是县党部的人，抓赤党是他职责所在，公归公私归私嘛。哪知卫孝衡一听便拍起桌子：“混账！你敢犟嘴？俺对贺恺年承诺过，卫、贺两家从此井水不犯河水，俺说到做到。这也是为了你们好。”

　　卫登辉不以为然道：“爷爷，你怕啥呢？咱这是抓乱党，他贺家敢咋样？”

　　“你放屁！”卫孝衡又是一拍桌子，大声吼道，“你当贺家都是吃素的？他们也不好惹，一报还一报，这样下去，啥时是个头？你给俺记住，不许胡来！谁敢不听话，看俺打断他的腿。”

　　一看卫孝衡发了脾气，卫树森赶紧从旁劝解，让卫登辉认错。“这个畜生，”卫孝衡余怒未消道，“你给俺好好管教，这都惯成啥样了？简直要蹬鼻子上脸。”

　　卫树森是卫孝衡的二公子，卫家公认的接班人。卫孝衡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大儿子卫树善，热衷于吃斋念佛，经常四海云游，回到家中则关起房门，潜心研习佛经。屋子里香火缭绕，仆人给他送饭时常常被呛得喘不过气来。大少奶奶成天哭哭啼啼，因为自打她进门后，大少爷就没近过她的身。小儿子卫树清则是个戏迷，整天混在家班子中吹拉弹唱，除了戏对啥也没兴趣。有一次，他粉墨登场，被卫孝衡发现了，当即让人把他拖了下来，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戏曲的热情。据戏班子里的人说，三少爷不仅唱念做打，样样在行，而且还会写剧本。解放后，他写的剧本曾被收入地方戏曲研究方面的书籍，《霍川县志》还把他列入“艺苑人物”，有专文介绍。

　　在卫孝衡的眼中，这两个儿子都是废物，不足为道，唯有老二卫树森可堪造就，是他唯一的指望。卫树森相貌出众，仪表堂堂，高等个头，皮肤白皙，眉眼也十分周正，无论身材，还是长相，都与其父相去甚远。卫家埠的人都说，二少爷长得像他娘。他娘是卫孝衡的二姨太，年轻时美艳如花，虽然卫孝衡长得矮小粗鄙，但卫树森却继承了二姨太的美貌，长得相貌出众。

　　不过，卫树森长得像娘，性格却继承了其父，大胆妄为，心狠手辣。他多年跟随卫孝衡打理家族生意，江湖风险，大风大浪也经历过不少。多年的磨炼，加上卫孝衡悉心栽培，使他在江湖和家族的地位逐步巩固。随着卫孝衡年事渐高，身体大不如前，也有意放手，让他全权掌管家族的事务。

　　卫树森对贺家的看法与他爹并不完全相同。开始时，他也赞成爹的看法。特别是辛亥那年，我爷爷当了光复军先遣队司令，抓了卫孝衡，让卫家一度大为恐慌，后在贺恺年说服下得以释放。打这之后，卫孝衡决心放弃与贺家为敌，卫树森也表示赞同。然而，近十年来，他的看法开始发生改变。

　　贺恺年死后，他的大儿子贺仁贤后来居上，全心致力于实业，尤其是在航运上，率先引进机器船，独树一帜，生意越做越大，这让卫树森感到了威胁，认为照此下去，用不了多久贺家便会压倒卫家，这是卫树森不能容忍的。他早想动手打压贺家，但卫孝衡都不同意。说到底，他是不想自食其言，与贺家重启战端。“唉，他咋变成了这样？”卫树森事后抱怨道，“想当年，咱爹怕过啥？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没啥不敢干的。可如今瞻前顾后，树叶落下来都怕砸了头，看来爹真是老了，一年不如一年了。”他多次这样感叹。如今，卫登辉想动我大伯，他同样反对，卫树森便给儿子出主意说，老爷子的脾气你知道，不能硬顶。“那该咋办？”卫登辉说。

　　卫树森点拨他说：“不能明着来，可就暗着来呗。”

　　“咋个暗法？”

　　“这事你不必出头，”卫树森说，“可以让他们干。啥的功劳、赏钱，咱不稀罕，你懂俺的意思吗？”

　　卫登辉心领神会，回城后便向县党部的书记长做了禀报。本来他想一个人偷偷干，独享其功，现在他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县党部的书记长是皖北太和人，名叫袁幼鸣，讼师出身，人长得瘦精精的，满嘴的烟牙，黑漆漆的，像个

　　鸦片鬼子。他有个叔叔在南京任职，朝中有人好做官，他也跟着沾光，不仅谋了公职，还当上了书记长。袁幼鸣虽然只有三十多岁，但城府很深，老奸巨猾。他和现任县长郝君实一向不和，一心想挤走他取而代之。因此，听了卫登辉的禀报，便很感兴趣，觉得这是一个邀功请赏的机会，马上指示侦行科全力查办。

　　这一年五月，大别山区爆发了立夏节起义。这是继黄麻起义后，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重要起义。连续两年的持续大旱，加上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大别山区民不聊生，灾难深重。开春之后，严重的春荒更是雪上加霜，饿殍遍野，荒冢累累，而反动当局横征暴敛，毫无人性。据县志载，各地田赋“已预征到民国三十九年”，简直是天下奇闻。为了抵御饥饿，老百姓只有吃树叶，甚至吃白石粉。这种白石粉由石头磨成，许多人食后因肚胀而死。“要活下去，就得吃饱肚子！”在我党的领导下，各地农民协会进一步发展壮大，不断开展减租减息，抗租抗债斗争。有的地方还强行打开地主庄院，打开粮仓，借谷分粮。面对各地的农民运动，反动当局调集武装残酷镇压，这更加激发了各地民众的反抗。当时有一首歌谣四处传唱：

　　饿死不如拼掉吧，

　　打倒地主把粮扒，

　　割掉头，碗大疤，

　　活着干，死了算。

　　官逼民反，走投无路。霍川这时也如同一个巨大的火药桶，随时都会爆炸。根据这一情况，中共党组织决定因势利导，发动武装起义。准备工作早在我大伯他们回来前就已开始，等我大伯回到霍川时已经逐步成熟。

　　八月底，省委特派员受命来到霍川，筹划指导武装起义。然而，就在特派员刚到达霍川，费伊蓉被捕了。

　　第三章 费伯母 | 1929年

　　一

　　费伊蓉，我们小辈后来都称她费伯母。她与我大伯的婚姻充满了坎坷和苦难。一提到这事，我大伯这位征战多年，从血与火中爬过来的心硬如铁的老将军也会心如刀绞，悲痛不已。他极不愿意提及此事，小心翼翼地把它埋藏在心底的深处。直到有一年，他让我帮他修改回忆录才又重提此事，其间数度哽咽，老泪纵横。我从没见过他如此动情，看着他白发苍苍，悲恸欲绝的样子，我也心口阵阵发痛，止不住热泪流淌。我不得不停下来，让我大伯平复一下感情。“忘不了，”我大伯接过我递上的纸巾，擦着脸说，“俺永远忘不了，只要一闭上眼睛，那些事就会浮现在眼前。”

　　费伊蓉被捕是在东阳关，这里是大别山著名的水陆码头，龙河与青江在此交界，官道四通八达，水陆交通便利，早在宋代就已建镇，明代设税官，沿袭至今。进入民国，商贸更加兴盛。镇上有八条街，十六座码头。每日停泊各类船只达数百艘之多。镇上高屋大宅，鳞次栉比，街上商号林立，大小会馆十数家，向有“小上海”之称。当地民谣云“小小霍川城，大大东阳关”，由此可见其繁盛之状。

　　费伊蓉被捕那天，省委特派员正与史先生会面。地点在东阳关的老徽馆。这是镇上有名的老字号饭馆，以徽菜为特色。据说老板来自徽州，已有好几代。老徽馆是徽派建筑，房屋特色明显，白墙黑瓦，高顶翘檐，随处可见精美的砖雕、石雕和木雕。饭馆共分两层，楼下为散客，楼上为包厢。史先生早早来到楼上的包厢等待。他时任霍川县委书记，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一名县委委员老黄。省委特派员从芜湖来，一路上有交通员秘密接送。下船后，便由小黑皮接至老徽馆与史先生会面。

　　费伊蓉的任务是负责望风。她在楼下扮作散客，一边吃饭，一边警觉地留神外边的动静。为了这次会面，她提前一天来到了东阳关，安排好一应事宜。为了谨慎起见，我大伯和她分开行动。他们早知卫登辉在暗中盯梢他们，因此我大伯昨天一早就进城，招摇过市一番，又约了几个人出城去了大牯岭，这正好与东阳关是相反的方向。目的就是为了引开特务。果然特务上当了，一路跟踪我大伯去了大牯岭，而费伊蓉则悄悄乘船赶往东阳关。

　　这事做得极为隐蔽，就连卫登辉一开始也

　　没有觉察。晌午时分，楼上的会见即将结束了，就在这时，楼下忽然传来喊声。喊叫声是费伊蓉发出的。此时史先生与特派员正在起身告别，史先生打算自己先走，确定安全后，再通知特派员出去。听到喊声后，他马上来到包厢门口，向外探望，只见担任警卫的小黑皮从楼梯口匆忙跑上来。“有情况，快走，快走！”他大声叫道。

　　史先生当即退回，推开后窗，领着特派员从那里跳上屋檐，按照事先的撤离计划，隔壁院子里早有接应的同志搬来梯子。为了保证特派员的安全，老黄主动留下来担任掩护。很快老徽馆里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当史先生和特派员穿过院子，从后街赶到江边，登船而去时，枪声仍在持续不断地响着。当天下午，便传来消息，费伊蓉和小黑皮被捕了，老黄也牺牲了。

　　据我大伯说，敌人那次来得十分突然。当时正值午餐时间，饭馆来了不少客人。费伊蓉一边佯装吃饭，一边留下打量周围的动静。客人们进进出出，人声喧闹。不知何时，有两个身穿长袍的客人，一前一后进了店里，看上去倒也寻常，但他们挑的座位却紧挨着费伊蓉的桌子，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这引起了费伊蓉的警觉。一般食客进来就会点菜，巴不得饭菜上得越快越好，可这两位却不急不慢，坐在那里半天也不点菜，眼睛却四下里睃巡，好像有什么事情。跑堂的上前招呼，也被支走了。更让费伊蓉不安的是，她注意到这两人虽然分开就座，但眼神却在不时交流，分明是相互认识。有一次，費伊蓉偶一扭头，发现他们正在递眼色，见到费伊蓉的目光又迅速移开了。“不好，是特务！”费伊蓉马上做出了判断。她想立即发出暗号，可那两人就坐在她身边不远的地方，她的一举一动尽在监视之下。咋办啊？费伊蓉脑子飞快地一转，便有了主意。她试探着站起身，借故上茅厕，可刚走了两步，只见坐在她左首桌旁的一个人也站了起来——没错，肯定是特务！费伊蓉不再犹豫，回身从桌上端起一碗汤迎上去——啪的一声，汤碗撞在那人身上，掉落在地，发出破碎的声音。只见汤水洒了一地，也泼了那人一身。“哎哟。”那人叫了起来，忙不迭地掸起衣服。

　　“你干吗？你撞俺干吗？”费伊蓉先发制人，大声嚷了起来。那人一愣，未及反应，费伊蓉已大闹起来。“赔，赔俺汤！你得赔俺汤！”她大喊大叫，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那人也恼了，光起火来。“你个臭娘儿们，”他说，“明明是你撞了俺，倒反咬一口？你他娘的想找死啊！”他气呼呼地骂道。

　　饭馆里顿时乱了起来。这正是费伊蓉希望的，因为动静越大越好。她生怕楼上的同志听不见，索性扯开嗓门大嚷道：“你想欺侮人啊？还讲不讲理？别以为俺好欺侮，你让大家评评理。”说着，抓住那人衣服纠缠起来。

　　这一来，饭馆里乱了。有人围观，有人劝解。正混乱间，坐在右首桌旁的另一个人似乎看出了端倪，猛然跳起身，拨开众人，大喊了一声：“别闹了，她在报信，抓住她！”说着拔出手枪。另一个人也回过神来。他们一起动手，上前抓住费伊蓉。费伊蓉拼命挣扎着，大喊大叫。一个特务上前捂住她的嘴，另一个不迭声地嚷：“来人啊，快来人，别让赤党跑了！”埋伏在屋外的特务很快冲了进来，个个手中拿着枪。食客们惊慌失措，一个个目瞪口呆。“别动，都别动！”有人大声喝道。

　　卫登辉跳下马车——刚才他坐在路边的一辆马车上，正注视着饭店的动静——饭馆里一乱，他知道出了事情，连忙跳下车，跟着特务们跑了进来。一楼这时已被控制，费伊蓉也被特务按在桌子上动弹不得。卫登辉看了一眼，挥起手枪，朝着手下喊：“都傻站着干吗？楼上！快上楼！”

　　特务们开始向楼上拥去。

　　砰，砰……

　　枪声响了起来。一个特务从楼梯上咕噜噜滚下来，头朝下栽倒在地，两条腿胡乱地挂在扶手上，就像一条死狗似的，吓得其他人连滚带爬，一齐朝后退去。卫登辉一矮身子，躲在桌下。“打，”他大声命令道，“给俺打！”

　　枪声立时响成一片。特务们啪啪地开起枪。子弹乱飞，打得灰土木屑扑簌簌往下落。食客们吓得全都趴在地上，一动不敢动。双方打了一个多小时，楼上的枪声终于停了下来。敌人冲上楼去，但特派员等人早

　　已撤离。不过，在掩护中，老黄不幸中弹身亡，小黑皮也身负重伤，陷入昏迷。

　　卫登辉抓了费伊蓉和小黑皮，立即带回城里。袁幼鸣很高兴，当即致电省党部邀功请赏。他还把卫登辉大大夸奖了一番。但侦行科的陈科长却很不高兴。他说卫登辉耍了他，因为他让他们去盯贺廷勇，自己却独享功劳。卫登辉连忙解释，他并无此意，他曾找过他，但没有找到，由于情况紧急才独自带队前往。可陈科长压根儿不信。“你就扯吧，”他说，“你他娘的，糊弄老鬼啊，你当俺们傻啊？这也太不够意思了。”陈科长绰号“陈小狗”，为了这件事，他与卫登辉闹得很不愉快。

　　陈小狗在县党部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是鱼贩子出身，卫登辉从心里看不起他，但他办事得力，颇受袁幼鸣倚重，卫登辉不得不让他几分。其实，卫登辉倒没说谎，尽管他经常说谎。费伊蓉去了东阳关，他事前并不知情。说来这事也是巧合。他有一个耳目，是城里昌记杂货店的伙计，三青团员，当年也在北辰中学念过书。事发前一天，老板派他去东阳关接货，意外发现了费伊蓉。接完货回到城里，他便跑去向卫登辉报告。因为卫登辉有过交代，凡是发现费伊蓉和我大伯行踪，向他报告者均有赏。

　　“你没看错吗？”

　　“咋会呢？俺看得真真的。”

　　“她在干吗？”

　　“這不清楚，俺在街上看到的。”

　　“就她一个人？”

　　“还有一个男的。”

　　“是谁？”

　　“没见过。”

　　“长得啥模样？”

　　那人描述了一番，说是中等个头，黑黑皮肤。“嗯，嗯。”卫登辉又问了几句，便打发走了他。之后，他越想越觉得蹊跷。这一不逢节，二不遇集，费伊蓉大老远去东阳关干吗？而且她啥时去的，居然没人发现。如此鬼鬼祟祟，其中必有名堂。

　　打发了那个报信的，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卫登辉便去找侦行科陈科长，可他偏不在，不知去哪里鬼混了。东阳关离城八十余里，如果不尽快出发就有可能误事，于是卫登辉决定撇开陈科长，连夜带着手下赶赴东阳关。天亮时分，他们到了桂花湾。这里距东阳关只有五六里路。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在桂花湾吃饭歇息。天亮后派人先去侦察，发现费伊蓉踪迹后，这才带着人马进入东阳关。

　　应该说，这次行动出其不意，虽然没有抓获全部赤党，但收获不小，特别抓住了费伊蓉，让卫登辉相当满意。他亲自提审，心想：“哼，看你还嘴硬？这回落到俺手里，总该老实了吧？”哪知费伊蓉并不服软，反倒指责他乱抓人。“凭啥啊？你这是凭啥啊？”她说，她去东阳关犯了啥法？去饭馆吃饭又犯了啥法？就因为他们撞翻了她的汤，她理论几句，你就抓人？“这还有王法吗？”她怒斥道，“你们这些狗特务，也太猖狂了！”

　　卫登辉喝道：“这都啥时候了，你还耍大小姐脾气？这是县党部！俺警告你不要胡搅蛮缠！”

　　“县党部咋了？县党部就可以不讲理，随便抓人吗？”费伊蓉并不买账。卫登辉威胁道：“你少嘴硬，你的同伙都交代了。”

　　“交代啥了？”

　　“你们是一伙的。”

　　“凭啥这样说？”

　　“俺自有证据。”

　　卫登辉便把昌记杂货店的伙计和老徽馆的跑堂带来指认，前者说事发前一天，他看见费伊蓉与她的同伙（指小黑皮）在一起;而后者则供认，费伊蓉与楼上包厢里的人相互认识，有过接触。“铁证如山，你还想抵赖吗？”卫登辉说。但他的话却引来费伊蓉的一声冷笑。

　　“就凭这？”她说，“你找再多也能找得出来。”

　　“你啥意思啊？”

　　“这还不容易？”费伊蓉道，“你要他们说，他们敢不说吗？俺还不知道你们这些人？啥事干不出来？”言外之意，无论昌记的伙计，还是老徽馆的跑堂都是他们强逼的。

　　审讯进行不下去了。陈小狗提出要用刑，卫登辉气不过，也想动刑，但临了还是忍住

　　了。说到底，他心里还是割舍不下。有一天晚上，他把费伊蓉带到审讯室，屏退左右，私下里对她加以开导。“伊蓉啊，”他说，“你让俺拿你咋办呢？咱们同学一场，俺是为你好。你只要招了，交出同党，俺保你无事。”他还说，你这可不是小案子，这是赤党案，轻则坐牢，重则杀头。“你看看，”他又说，“别人进来哪个不是打得半死？可你进来没人敢动你半个指头，这是为啥呢？还不是因为俺，是俺一直在护着你哩。可你要是老这样，俺再想护也护不住了。”

　　卫登辉软硬兼施，一边套近乎，一边威胁，但他说了半天，费伊蓉毫不领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她说，“俺知道过去得罪过你，你想报复也用不着巧立名目，给俺扣这么大的罪名。”

　　卫登辉大怒，一拍桌子：“你死到临头了，还敢耍滑头？你真以为俺治不了你吗？”

　　“随你的便吧，”费伊蓉哼了一声，用轻蔑的目光看着卫登辉，“既然被你抓了，要杀要剐全由你！但要逼俺承认，门都没有！”

　　这一下，卫登辉被彻底激怒了。他大叫一声：“来人啊！给俺上刑！”特务们冲进来，把费伊蓉吊了起来。

　　“你说不说？”卫登辉喝道。

　　“呸！”费伊蓉啐了一口。

　　“给俺打！”

　　卫登辉咆哮起来。一个光着脑袋的特务应声脱掉上衣，精赤着上身，挑了一根粗黑的鞭子，用手拉抻了几下，接着在水里蘸了蘸，又在空中啪啪甩了两下，然后走到费伊蓉面前，脸上满是狰狞之色。费伊蓉闭上眼睛，就在这时，忽然听到一声喊：

　　“慢着！”

　　喊声是卫登辉发出的。那特务刚要举起鞭子，听到喊声便回过头来，只见卫登辉朝他摆摆手，而后让人把费伊蓉放下来。原来就在这一刹那间，他的心又软了下来。

　　“你这是何苦呢？”他说，“老同学，你看不出来吗？俺是一片真心待你。当年在北辰，俺就喜欢你。”他还表白说，这已不是一天两天，从她一进北辰开始，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当年他就救过她，可见他的真心。“俺劝你，”他说，“别跟那帮穷小子瞎胡闹了，咱们在一起多好，将来有你享不完的福，享不完的荣华富贵。”

　　费伊蓉冷笑道：“哼，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卫登辉，你太卑鄙了。别以为别人都是傻子，你那套把戏谁还看不出來啊？这都是你的阴谋，你就是想逼俺，趁火打劫，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卫登辉叫起屈来，连说冤枉。“天地良心！”他说，“伊蓉啊，你都想哪去了？俺可没那个意思。苍天可鉴，俺都是为你好。俺要说一句假话，天打五雷轰！不信，俺的心都可以扒给你看。为了你，俺啥都可以做，哪怕是死都绝无二言。”

　　费伊蓉听了他的话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收起你的好心吧，俺可消受不起。” 她厌恶地说。

　　“伊蓉，别这样，”卫登辉叫了起来，上前一把抓住费伊蓉的手，紧紧握住，“俺真受不了了，求求你，你就听俺一句话吧！”

　　“走开！”费伊蓉用力甩开他的手，“你少恶心俺，拿开你的脏手！”

　　卫登辉脸腾地红了，随后又紫了。他又羞又恼，破口骂道：“你个小娘儿们，别不知好歹，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现在在老子手里，老子想咋样就咋样。”说着竟猛扑上去，一把搂住费伊蓉，嘴巴也伸了过去。

　　“滚开！”费伊蓉奋力挣扎，连踢带抓。两人撕打起来。忽然，卫登辉一声惨叫，只见一股血水从他脸上滚滚而下。

　　费伊蓉狠狠咬了他一口。

　　二

　　我大伯得知费伊蓉、小黑皮被捕的消息，已是事发的第二天。他正在山里训练赤卫队，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心急火燎，当即便要进城去找卫登辉算账，但被卢庆竹拦住了。“你想找死啊？”他说，“姓卫的正愁抓不到你哩。”“那你说咋办？”我大伯说。卢庆竹也没有办法。他们去找史先生。史先生正在组织营救，他安慰我大伯说，伊蓉和少成（小黑皮）表现得很英勇，党组织会不惜一切代价救他们。不过，至于怎么救，一时间还没有好办

　　法。我大伯等不及了。他知道敌人的特务机关是咋回事，落到他们手中不死也得脱层皮，光那套刑具就让人生不如死。一想到费伊蓉将遭受酷刑折磨，他就无法忍受。“不能再等了。”他说。

　　卢庆竹理解他的心情：“你想咋干？”

　　我大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这能行？”

　　“俺看行。”

　　“要不要报告一下？”卢庆竹提醒道。

　　“别价，”我大伯说，“一报告就完了，咱们先斩后奏。”

　　卢庆竹迟疑起来：“这可不大好吧？”

　　“你到底干不干吧？”我大伯有些火了。

　　“可是……俺觉得……”卢庆竹的话还没说完，我大伯便打断他，“得了，”他说，“别他娘的婆婆妈妈，你不干就算了，俺自个干。”

　　卢庆竹急了：“俺可没说不干。”

　　“那就别废话了！”

　　他们从赤卫队挑了八个可靠的同志，带了枪，立即出发。当时，为了准备起义，党组织一直在山里秘密训练赤卫队，我大伯是第一大队队长，卢庆竹是第二大队队长，很容易就搞到了人和枪。

　　行动选在春分前一天，地点在黑龙潭。那里是县城通向卫家埠的必经之道。霍川习俗，春分祭祖，这一天各村祠堂都要开堂，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是谓春祭。我大伯料定这一天，卫树森必定要回乡参加春祭。自打卫孝衡因年纪大了退休，会长一职就由其子卫树森接替，他常年住在城中。“只要抓了这狗日的，”我大伯说，“还怕卫登辉不老实？除非他不想要他老子命了。”

　　计划安排得很周密。事前也把卫树森的行踪摸清了。那天早上，卫树森果然从城里出来了，带了五六个民团团丁，前往卫家埠。晌午时分，过了黑龙潭。在离黑龙潭三里地有一片小树林，是理想的伏击地点。我大伯早已带着人提前埋伏在那里。当卫树森的车驾出现时，我大伯迎了上去。

　　“请问是卫二爷吗？”他老远唤道。

　　走在车前的一个团丁问：“你是谁？找俺二爷干啥？”

　　我大伯说：“俺是送信的。”

　　“送啥信？”

　　“县里的。”我大伯含糊其词道，说着靠近马车，从怀里掏出信来。“出了啥事？”一个声音从车内传来，接着车帘一掀又露出一个脑袋——不是别人，正是卫树森。团丁向前禀道，县里有人来送信。“啥信？”卫树森有点奇怪，他刚从城里出来，怎么就有人送信来？“拿来俺瞅瞅。”他说。

　　团丁把信呈了上去。就在这时，我大伯已经快步向前，一把抓住卫树森的衣领，把他拉出了马车。“别动，都别动，谁敢动俺就打死他。”他高声喊着，用枪顶住了卫树森的脑袋。团丁们全傻了。这一切来得太快，前后只用了不到一分钟。正愣神间，又听一片呐喊，卢庆竹带着人从树林里冲上来，三下五除二便将团丁们一个个缴了械。

　　整个行动风卷残云，没费一枪一弹，便大功告成。我大伯十分高兴，马上派人向史先生报告，建议用卫树森交换费伊蓉和小黑皮。“这下好了，”他兴冲冲地说，“俺看他们敢不换？”史先生接到报告后，连夜赶到了大牯岭，卫树森被抓后就关在这里。“谁让你们干的？”他话一出口，我大伯便感到不对了。

　　史先生声音严厉，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问明了情况后，不由分说便让我大伯放人。“放人？”我大伯以为听错了。

　　可是，没错，史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马上放人！”他吩咐道。

　　“为啥？”我大伯大为不解。

　　“这个以后再说。”

　　史先生来之前，已与县委副书记老宋交换过意见，当即做出三条决定：一是立即放人;二是所有人员从关押地点迅速撤离，以免暴露;三是对当事人另做处理。我大伯很不服气，对于县委的决定也接受不了。“咋啦？”他说，“俺这是为了救人，这有啥错吗？”当然，他也承认，事前没有报告是有些不妥。如果有错的话，也仅此而已。

　　“这还不够吗？”史先生说，“亏你还是红军战士，擅自行动，你这是目无组织纪律，单凭这一点你就不够格！”他的声音不高，但那严肃的神态和口吻却让我大伯始料不及。在

　　我大伯的印象中，史先生对同志向来都是和风细雨，从未生过这么大的气，起码我大伯是头一次见到。“史先生，”他辩解道，“俺这也是好意嘛。”

　　“好意？”史先生提高嗓音道，“你差点坏了大事，你知道不知道？”

　　“俺坏了啥大事？”我大伯心里嘀咕道，还有啥比救人更大的事吗？他实在想不明白。在史先生指出他的错误，要他深刻检查后，他的头脑仍然转不过弯来。特别是让他放人，他一万个不情愿。

　　“史先生，”他说，“这人好不容易抓到，咋能说放就放？”

　　“那你还想怎样？”

　　“要不试试？”

　　“试啥？”

　　“和他们换人啊。”

　　“胡闹！”史先生没想到说了半天，我大伯居然油盐不进，一点也没有认识到错误，于是生气道，“不要再说了，这是命令！”

　　我大伯当时别提多委屈了。很长时间他都想不通，甚至觉得史先生小题大做。他当时并不知道，在特派员到达的第二天，县委便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中秋节发动武装起义。在这当口，我大伯的冒失行为，当然是不能允许的。特派员得知后，很是恼火。“简直是乱来！”他甚至提出要对我大伯和卢庆竹开除出党，多亏史先生从中做工作，才决定从轻处理：撤除职务，深刻检讨。

　　三

　　卫树森被绑架的第二天就被放了。这事让他吓得不轻，卫家人也大为恐慌。不过，这事究竟系何人所为，他们当时并不清楚。由于及时放人，这事也没有惊动敌人。这就保证了霍川起义的顺利进行。

　　费伊蓉被捕后，卫登辉软硬兼施，采取各种手段均不奏效。他实在搞不懂，这娘儿们究竟吃错了啥药，非得死心塌地跟着赤党跑？陈小狗挖苦他是鬼迷心窍，别有图谋。卫登辉嘴上否认，心里也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放不下她。从在北辰中学时，他就一心想得到她。越是得不到，越想得到。那天晚上，他被费伊蓉咬了一口，差点把耳朵咬掉一块，但他仍然不想放弃，反倒责怪自己太性急了。事后，他不但没有向费伊蓉报复，反而多次解释道歉，希望求得谅解，并保证今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此外，他还对她格外照应，每天好吃好喝地侍候，只要有空就会去看她，虽然她不理他，他也不在乎。他还找来一台唱片机，搬到牢房让费伊蓉听曲儿消磨时光。“哼，俺还不信了，”他心里想，“纵你是块冷石头，也总有被焐热的时候。”

　　对于他的这些做法，侦行科早就看不下去了。陈小狗不断去书记长那儿告状，说卫科长有意袒护赤党，和那娘儿们不清不白，这案子没法办了。他坚决主张用刑。“这种富家大小姐根本不抗打，”他说，“只要一上刑，准保她乖乖开口。”

　　“那你还等啥？”袁幼鸣说。

　　“卫登辉不让啊，”陈小狗说，“俺们也插不上手。”

　　袁幼鸣有些生气，让人把卫登辉找来，对他大加训斥，令他限期破案，不准偏袒。这话是当着陈小狗面说的。陈小狗十分得意，可是卫登辉仍不执行。陈小狗又去找袁幼鸣了。没想到才过几天，袁幼鸣的腔调已经变了。他说，这个女人是死硬货，硬的不行，还是来软的。这话几乎和卫登辉的口吻没啥两样。“准是那小子给他灌了迷魂汤。”侦行科的人都这么认为。后来，果有传闻，说卫登辉为了这件事，送给袁幼鸣一张名贵字画，画家是清代的一个什么大家。

　　其实，卫登辉平时就在袁幼鸣身上下过功夫，否则也不会很快升任科长。这次为了费伊蓉，他又出了血，袁幼鸣自然是顺水推舟，没有不应承的。在卫登辉看来，只要把费伊蓉抓他手里，她就跑不了，总有一天会屈服，这是他的如意算盘。

　　然而，想法赶不上变化。

　　没过一段时间，有一天，袁幼鸣突然把他找去了，要他放人。“放了吧，”他说，“老关着也不是事啊。”他指的是费伊蓉，这让卫登辉吃惊不小。“这是啥情况啊？”他心中暗想。

　　原来，费伊蓉被捕后，费家人十分着急。费经三豁出老脸，四处活动。就连省府都有

　　人受托给袁幼鸣写信疏通，请他网开一面。但袁幼鸣一概虚应故事，搪塞推托。最后，费经三不得不亲自找上门来了，袁幼鸣表面上十分热情，极为尊重，客套话也说了不少，但一提及案件，又表示爱莫能助。“这是赤匪案啊。”他不停地咂嘴、搓手、摇头，那模样别提多为难了。费经三前清时做过县令， 民国时又做过都督、知县和省议员，对官场的事儿全都门儿清。“你就开个价吧，”他说，“只要能救出女儿，啥都好说。”袁幼鸣连说不敢，又推说这是“赤匪案”，无从下手。“不好弄啊，这事不好弄啊。”他龇著黑牙连声说。“得了吧，”费经三不想再和他绕圈子了，“袁老弟，我就这么一个女儿，看在我这把老骨头的分上，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后来，袁幼鸣收了五千大洋的汇票，也就半推半就答应了。

　　这一来，卫登辉的如意算盘便被打破了，这当然不是他愿意看到的。“不可，万万不可，”他急忙劝阻，“费伊蓉可是赤党分子，不能放啊！”但袁幼鸣早已拿定了主意，说这都审了多久了，也没审出个啥名堂，这样拖下去对上也不好交代啊，还是放了算<＼＼Xh-elecroc＼设计制作源文件＼期刊杂志＼2020年当代长篇＼5#＼尸求.eps>。说到这里，他嘿嘿笑道：“俺早听说了，你对她有点意思，这不正好吗？俺这也是看在你小子的面上。”

　　卫登辉一看事情完全弄拧了，心里更着急了。他明白，只要一旦放了人，他的心血便全白费了，可他肚里的这些小九九却摆不上桌面，只能找个理由说，这案子还没有查清，眼下不宜放人，说不定她背后还有大鱼哩。

　　“啥的大鱼？”袁幼鸣根本不感兴趣，“她要肯招还不早招了？这事也怪你，要不是你心疼她，不让用刑，她的嘴说不定早就撬开了。”说着，他又卖好道，“小卫啊，我知道你喜欢这丫头，所以我处处替你包着。可是，这事也不能久拖不决啊。你不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吗？这费家也是有来头的。费经三如今虽不在位了，可影响还在，就连上头也有人帮他说话。再者说了，这天天都有人找上门，你说我烦不烦？”他扬了扬手，表示这事已经决定了，不要再说了。

　　“可是，”卫登辉还是有些不甘心，他说，“这可是赤匪案，万一上边查问起来，那可咋办？”

　　“好办，”袁幼鸣不紧不慢地抽着烟，早已想好了对策，“你让她写个悔过书不就完了。年轻人嘛，误入歧途，这是常有的事，犯不着大惊小怪。只要他们知错就改，回头是岸，和共党一刀两断，咱们还是欢迎的嘛。”

　　“这能行？”

　　“当然行，你就按俺说的做。”

　　卫登辉没辙了，只好执行。从袁幼鸣那儿回来后，他心里憋了一肚子气，大骂袁幼鸣，吃里爬外，贪得无厌，什么钱都敢拿，什么好处都敢吞，党国的事业全败在他们这帮人手中。但骂归骂，除了出气，也无可奈何。他的手下白七看他心情不好，便宽慰他说：“少爷不用生气，这样也好。”

　　“好个啥？”

　　“这不正好卖个人情吗？”

　　这个白七是早年商会团总白立贵的侄子。白立贵死后，他便跟了卫登辉。这家伙年纪不大，但为人乖巧，很会讨卫登辉的欢心，因此卫登辉常常把他带在身边。

　　“屁的人情！”卫登辉眼一瞪，没好气地说，“放了人，她还理你个蛋啊！”

　　“那也不是，”白七说道，“少爷你想啊，她只要写了悔过书，那就和赤党掰了，少爷还用担心她再和那姓贺的小子搞到一起吗？”

　　“嗳，这倒也是。”这句话提醒了卫登辉。他眼睛一亮，高兴起来。“嘿，你小子，”他说，“俺咋没想到？”

　　当天晚上，他便去了牢房，一开口便喜滋滋地报喜。“好消息，好消息，”他说，“伊蓉啊，你得救了！”他把即将释放她的消息告诉她，又说这事俺可没少花劲。他摆出一副救世主的样子，先是评功摆好，接着又大套近乎，说他如何为她的事操碎了心，又如何费尽周折，打通关节，终于一切都搞定了。“好了，你现在没事了，马上就自由了，这回你总该相信俺的真心了吧？”说完这些之后，他才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悔过书，摆到她面前。

　　“这是啥？”

　　“例行公事，”卫登辉打着哈哈说，“只要签个名，一切都结束了。”

　　费伊蓉接过悔过书看了一眼，立即摔在地上。“无耻！”她说，“你休想！”卫登辉嘻嘻笑起

　　来 ：“这有啥嘛，不就是一张纸嘛。”说着，他从地上捡起悔过书，重新摆到桌上。

　　“滚开！”费伊蓉骂道。

　　卫登辉的脸唰地黑了下来。“这事可由不得你了！”他冷冷道，接着朝白七使了个眼色。只见白七从后边扑上去，一把抱住费伊蓉。费伊蓉拼命挣扎，怎奈白七习过武，有把子力气，她怎么也挣不脱。卫登辉这时走过去，打开印泥盒，强行抓住她的手，然后蘸了印泥按在了悔过书上。

　　第四章 大伯 | 1930年

　　一

　　中秋前夕，霍川起义箭在弦上，但我大伯却毫不知情。那段时间，由于绑架卫树森他受到严厉批评，不仅被撤了职，而且停止了工作。直到有一天，卢庆竹来找他，悄悄告诉了他这一消息，他才又惊又喜。“快说说计划。”他拉着卢庆竹问。卢庆竹虽然也参加了绑架，但他认识态度较好，很快写了检讨，加上不负主要责任，并未受到处理。

　　“具体的还不清楚，”卢庆竹说，“听说要打县城。”

　　“啥时候？”

　　“快了。”

　　我大伯说：“这下好了，伊蓉有救了！”

　　“你呀，”卢庆竹说，“别光顾着高兴了，还是想想自己吧。”

　　“俺咋啦？”我大伯一时没反应过来。“还咋了呢，”卢庆竹提醒他道，“照你这样，这回子的仗就怕没你的份了。”

　　我大伯听他这样一说，才急了起来，连忙去找史先生。史先生正在屋里起草文件，见他来了，便放下笔，让他进来。

　　“听说要动了？”他兴冲冲地问道。

　　史先生并不回答，而是说：“这段时间，你都想得怎么样，都想明白了吗？”我大伯一愣，随即咧开嘴嘿嘿笑道：“人不是早放了吗？”

　　“放了就完了吗？”史先生指了指脑袋，“这里，这里通了吗？”

　　“通了，通了。”我大伯连声说。

　　“那拿来吧。”史先生把手一伸。

　　“拿啥啊？”

　　“你说拿啥？”

　　这一问，我大伯反应过来了。史先生这是找他要检讨哩。撤职反省后，卢庆竹很快写了检讨，可他一直没写，一是不服气，二是思想上有抵触，心想多大的错误啊，队长撸了，工作也停了，这还没完没了了？便拖着没写，后来一见没人催要，以为这事就过去了。哪知史先生是认真的。他摸着脑袋，讪讪地笑起来，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史先生见状，也不说话，便回到桌前，重新提笔写起文件来。

　　我大伯急了，连忙说：“史先生，你听俺说……”

　　“说什么？”

　　“这次起义，无论如何，可得让俺参加啊！”

　　“先回去，写好检讨再说。”史先生神情严肃地点起一支烟，脸都没回，便冷冷地丢了一句话。

　　我大伯无奈，只好回去写检讨。卢庆竹见状便说：“你呀，不是俺说你，不见棺材不掉泪，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初，处分决定下来后，卢庆竹马上就写了检讨，还劝我大伯一起写，可我大伯不但不写，还嘲讽他是个软蛋。“这回<＼＼Xh-elecroc＼设计制作源文件＼期刊杂志＼2020年当代长篇＼5#＼尸从.eps>了吧？”卢庆竹幸灾乐祸道，“有种就硬到底啊！”

　　我大伯气得骂：“你给俺滚一边去！”

　　第二天，我大伯写好检讨，老老实实地送去了。哪知史先生看后，便扔到桌上。“这就是你的检讨吗？”他说，“我看你这情绪还不小啊！”

　　“哪有啥情绪？”我大伯说。

　　“没有吗？”史先生拿起那份检讨摇了摇，“看看，看看，”他說，“这满纸都是骂自己的话，骂得倒狠，可就是没一句是实在的。”

　　说着，又把那份检讨重重地扔到桌上。我大伯一看要坏事，便连忙叫起屈来：“天地良心，史先生，这是怎么说呢？俺可没那意思，俺说的句句都是真心话！不信你问卢庆竹，俺都悔死了，恨不得抽自己的耳光。”他急赤白脸，赌咒发誓地表白。其实，在得知即将起义的消息，我大伯便认识到自己错了，也认识到史先生说的“你差点误了大事”究竟是指什

　　么。“俺那么做确实不对，太不对了！”他说，“组织上咋批评、咋处理俺都接受。”

　　“可就是心里不服对吗？”史先生刺了一句。

　　“没有，没有。”我大伯急忙辩解道，接着又检讨起来。他一口气说了一大堆，由于心急，虽然说得有点乱，但意思都表达清楚了。关于检讨的事，他也做了解释，他这次是诚心诚意，如果上级不满意，他可以再写，直到满意为止。“只是眼下起义要紧，”他说，“此事还盼容缓。”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不管咋说，这次起义可得让他参加。他盼这一天都盼了好久了。

　　史先生抽着烟，静静地听着。直到他说完了，才扑哧一笑。“你还挺能说啊。”停了一下又问，“真想明白了？”

　　“真想明白了。”我大伯一看有缓，连忙说道。

　　“那好，”史先生说，“我就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戴罪立功。”我大伯听史先生这样说，便忙不迭地说：“俺戴罪立功，一定戴罪立功。”

　　于是，史先生示意他坐下来，开始交代任务。这次起义，第一大队的任务是在十里庙担任阻击，以确保起义顺利进行。说完之后又说：“别以为我把你忘了，你们都是经过实战的同志，我还指望你们哩。这次起义意义重大，必须成功。你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有决心吗？”

　　“有！”

　　“好吧，”史先生点点头，“你明天就回一大队。先代理队长，等打好这一仗，再恢复你的职务。”

　　“是。”

　　我大伯激动地站起来，挺起胸脯，啪地向史先生行了个军礼。

　　八月十五，中秋节，起义如期发动。

　　那天上午，东阳关首先打响了第一枪，赤卫队员袭击了民团，占领了镇公所，逮捕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消息很快传至城中，驻城的西北军和民团闻讯立即赶往弹压。

　　当时，霍川城内驻有西北军一个营，外加民团数百人。他们一出动，便造成了城内空虚。这正是起义计划的一部分。此时，留守城中的敌人只有西北军一个连以及少数民团。在此之前，一些赤卫队员早已乘机混入城中。与此同时，一部分打入民团内部的赤卫队员也做好了准备，充当内应。当晚，圆月当空，银光洒满了大地。入夜之后，赤卫队员和起义的民团官兵里应外合，打开城门，早已埋伏在城外的赤卫队第二大队和第三大队迅速冲进城里，与留守的敌军展开激战，不到两个小时，起义部队便占领了县衙、弹药库、警察局，以及西北军和民团驻地，很快控制了全城。

　　天亮时分，赶往东阳关的西北军和民团主力得知消息，开始回援。但走到十里庙便遭到了赤卫队的阻击。担任阻击任务的是我大伯的第一大队。十里庙有一座小山，名叫虎头山，因形似虎头而得名。山不高，但地形重要，恰好卡住了东西通道。早在一天前，我大伯就率队赶到，修筑了工事。按照指挥部的要求，第一大队必须阻挡住敌人，直到湖北红九营赶到。根据省委的指示，为了确保霍川起义的成功，特调湖北红九营前来增援，力争将敌人主力歼灭于城外。

　　上午时分，阻击战打响了。开始比较顺利，因为走在前头的民团战斗力不强，第一轮冲锋很快就被打退了。但随后西北军加入了战阵。他们是正规军，战斗力较强，武器装备也好，赤卫队伤亡很大，渐渐有些支持不住了。

　　按照原定的计划，湖北红九营当天中午即可赶到，但不知是何原因，一直打到下午四点多钟仍然不见踪影。

　　这时，敌人已經连续发起了三次进攻，并用迫击炮频频发射。虎头山阵地上硝烟弥漫，天崩地裂。赤卫队员纷纷倒下，工事也相继被摧毁。炮击之后，敌人又发起进攻。这次攻势更猛。赤卫队员大多是首次参战，经验不足，加上装备低劣，很快处于下风。此时，子弹也快打光了，军心开始动摇。打了一会儿，左侧阵地失守，形势岌岌可危。副大队长老肖跑来说：“廷勇啊，快顶不住了。”

　　我大伯说：“顶不住也得顶！”他知道一旦阻击失败，敌人主力回到城里，就会危及起义。“红九营怎么还不来？”老肖心急火燎地问。

　　这句话提醒了我大伯。眼下最重要的是士气，于是脑子一转，便说：“马上就到，这个时候一定得顶住！”

　　“好！”老肖说，“俺去告诉大家！”

　　不一会儿，红九营要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阵地。战士们士气大增，决心做最后一拼。此时，我大伯一边派人向城里报信，一边组织敢死队，把剩余的弹药集中到敢死队手中，然后又吩咐老肖说：“敌人火力很猛，咱们得发挥咱的优势。”说着拍拍手中的大刀，“等会儿他们上来了，俺先带敢死队上，压制住他们的火力后，你再带大队上。”

　　“好的。”

　　“咱们和他们拼了！”

　　“拼了！”

　　不一会儿，敌人冲到近前。占领左侧阵地后，敌人的气焰更加嚣张。冲在前边的敌人站成一排，用机枪开道，向山上猛冲。我大伯等他们靠近了，便一声呐喊：“同志们，红九营到了！冲啊！”说着，纵身一跳，跃出战壕，敢死队随即跟上，奋勇向前。手榴弹和枪弹一起泼向敌军，敌人顿时被打蒙了，慌乱间敢死队员已经冲进敌阵，双方短兵相接，展开肉搏。“和他们拼了！”我大伯喊了一声，抡起大刀砍杀起来。“冲啊！”老肖这时也喊了一声，带领赤卫队冲了出去。一时间，喊杀四起，血肉横飞。赤卫队的大刀长矛这时发挥了近战的作用。一阵猛砍猛杀，敌人乱成一锅粥，开始向后退去。傍晚时分，红九营终于赶到了。在嘀嘀嗒嗒的冲锋号下，我军发起猛攻，全歼敌军。

　　战斗结束后，开始打扫战场。这时，老肖跑过来说：“廷勇，红九营的领导来了。”夜色中几个人影拿着火把向我大伯走来。我大伯赶紧迎上去，到了近前，忽然有人叫了一声：“这不是贺廷勇吗？”我大伯一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啊，俺没看错吧？“怎么是你啊？”他说。

　　原来那人竟是他在教导队时的老连长岳松。广州起义失败后，岳松也与部队打散了，他和部分同志辗转逃出敌人的包围圈，回到湖北麻城老家，在那里加入了红军，成了红九营营长。“好兄弟，”岳松叫道，“你还活着啊！”

　　“你也活着呢！”

　　“真是太巧了，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岳松说着上前朝着我大伯的胸前猛擂了一拳，哈哈大笑。

　　老肖看着他们的亲热劲说：“原来你们认识啊？”

　　岳松说：“岂止是认识，我们可是老战友了。对了——”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又对我大伯说，“静雯也来了。”

　　“黄静雯？”

　　“嗯。”

　　“她在哪？”

　　“你一会儿就能见到她。”

　　晚上，部队在十里庙宿营时，我大伯见到了黄静雯，她正在屋子里替伤员包扎伤口。我大伯走进去，大叫一声：“黄静雯！”把周围的人吓了一跳。黄静雯一见我大伯，也叫了起来。

　　“廷勇！”

　　“没想到又见面了！”

　　“可不是，还以为见不着了。”黄静雯眼睛里闪烁着泪光。

　　“太好了，”我大伯说，“庆竹要是知道你活着，还不知该咋高兴哩！”

　　二

　　这是一个神奇的日子。霍川起义大获成功，消灭西北军一个营以及民团数百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第二天，我大伯把队伍交给老肖，自己忙不迭地骑上马先进了城。史先生见到我大伯，便笑着说：“廷勇啊，你这一仗打得不错啊！”他還告诉我大伯红九营来晚的原因是因为途中遇到敌人，临时改道，耽误了时间。“我真怕你们顶不住啊，”史先生说，“不过，你小子干得不错！”他对我大伯急中生智，用红九营来了稳定军心也表示赞赏。汇报完工作，我大伯便急着去找费伊蓉了。这是他最牵挂的事，史先生也看出来了。“好了，去吧，”他说，“伊蓉现在在医疗队。”

　　昨晚，起义队伍攻占县城后，费伊蓉和小黑皮就被救出来了。县党部原打算第二天让费家来办理保释手续，没想到当天夜里起义就爆发了。费伊蓉被救出后，立即投入了医

　　疗队的工作。我大伯见到她时，她正在医疗队里忙活。

　　“你都好吧？”我大伯说。

　　“好，都好。”

　　“他们没折磨你吧？”

　　“没，没有。”

　　“好，好，这下俺就放心了！”

　　我大伯高兴极了，费伊蓉也喜极而泣。“俺真怕见不到你们了。”她说。“咋会呢？”我大伯说，“革命还没成功哩，俺们都不能死！”两人说了一会儿话，又一起去看小黑皮。小黑皮由于受到严刑拷打，伤势较重，正在医疗队养伤。他一见我大伯便叫起来：“贺老哥，咱们又见面了！”

　　“可不是！”我大伯上前拍了他一把。小黑皮痛得大叫。“轻点，你轻点。”费伊蓉嗔道。“哦，对了，”我大伯这时突然想起来了，一拍脑袋说，“你看俺光顾着高兴了，差点把这事忘了！”

　　“啥事？”

　　“你们绝对想不到，”他说，“猜猜看，俺见到谁呢？”

　　“谁啊？”

　　“黄静雯。”

　　“啊？”

　　“还有岳连长。”

　　“什么？”

　　费伊蓉和小黑皮都惊叫起来。

　　下午，红九营开进城里。二百多人列成两路纵队，走在前边的旗手举着一面红旗。老百姓都拥到城门口，敲锣打鼓，夹道欢迎，各种慰劳品如鸡蛋、毛巾、馒头、热茶，一件件地塞到战士手里。紧接着，在天后宫举行了霍川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一千多名赤卫队员和红九营官兵参加了大会。会场周围贴满了红绿标语，歌声阵阵，口号声响彻云霄。会后，打开粮仓，分发粮食，老百姓欢欣鼓舞，整个霍川城沸腾了，如同过节一般。

　　当天晚上，我大伯抽空找到费伊蓉，提议几个老同学老战友聚一聚，久别重逢，又赶上起义成功，喜上加喜，值得一贺。哪知费伊蓉听了却摇头道：“还是算了。”

　　“咋了？”我大伯看她满脸纠结，心事重重的样子，十分不解。“唉，”费伊蓉叹了一口气，“你还不知道吧？庆竹都难过死了。”

　　“为啥啊？”我大伯一头雾水，心想这是咋说的？

　　“静雯结婚了。”

　　“结婚？和谁啊？”

　　“岳松。”

　　“啊？”我大伯张大了嘴巴，“咋会的？”

　　其实，我大伯事后回想起来，在十里庙第一次见到黄静雯时，提到卢庆竹时，她的神情就好像有些怪，当时他也顾不上多想，现在才明白究竟是咋回事。“说起来，这事也不怪静雯，”费伊蓉说，“她以为庆竹牺牲了。撤退途中，有人告诉她，庆竹那个连担任后卫，全打光了，一个人也没出来。她信以为真，还大哭了一场。”黄静雯说的都是实情。她从紫金撤退后，便与女兵队失散了，后与岳松等人碰到一起，一路结伴回到湖北麻城，在那里参加了新组建的红九营。此后，两人渐渐有了感情，结为夫妻。这次随红九营来霍川，听说庆竹还活着，她痛苦万分，彻夜未眠。“今天她一见俺就哭，咋劝也劝不住。”费伊蓉说着又叹了一口气，唏嘘不止，眼圈也红了。

　　我大伯听了心里挺不是滋味。“这可咋办？”他说，“庆竹呢？”费伊蓉说会一散他就走了，也不知去哪里了。我大伯赶紧去找。好不容易在炊事班找到了他，见他一个人喝着闷酒，我大伯便在他身边坐下来，想劝他，又无从说起，只好陪着他喝起酒来。你一杯，我一杯，一连喝了好几杯。忽然，卢庆竹开口道：“这没啥，俺早想到了，俺俩八字不合。”

　　“你说啥呢？”我大伯听他这么没来由地一说，也不明白他是啥意思。“俺找人看过了。”卢庆竹这时又说。

　　“看过啥？”

　　“八字，”卢庆竹说，“偷偷地，静雯也不知道。”说着他笑了一下，“算命的说了，俺俩八字不合，成不了事。”

　　我大伯道：“这是迷信，你也信？”

　　卢庆竹苦笑道：“过去不信，现在信了。”说着，又灌了一杯酒，稍许之后，竟轻声呜咽起来。我大伯看着他，心里一阵阵作疼。“庆竹啊。”他扶着他的肩膀，劝了几句，可那话不

　　痛不痒的毫无意义，便又打住了，只能任由他流泪。过了好一会儿，卢庆竹终于慢慢缓过劲来。

　　“好了，”他抹了一下眼睛，“都过去了，”他说，“只要静雯活着，她能幸福，俺就心满意足了。”说着，他给我大伯和自己的杯子都斟满了酒。“来，为了胜利！”他高高地举起杯子，一饮而尽。

　　那晚，我大伯和卢庆竹都喝得酩酊大醉。

　　霍川起义取得了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民。起义成功后，省委指示，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迅速组建霍川红军赤卫师，由红九营和当地赤卫队组成，共一千二百余人，由特派员夏杰任师长，史传洲任政委，下设三个团，包括一个手枪团。红九营原营长岳松任赤卫师参谋长兼第一团团长，第二团团长由红九营原副营长江壁云担任，我大伯由于在十里庙阻击战的突出表现，由史先生力荐为手枪团团长，卢庆竹为副团长。

　　霍川起义的消息很快传至省城安庆，省府要员深感不安。为扑灭霍川起义，他们先后调集两个团开往霍川。为了避其锋芒，赤卫师撤出县城，在西乡大牯岭、北乡马头山和南乡五龙山一带开辟根据地，采取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打击敌人。敌人虽然增兵两个团，但却无济于事。霍川县长郝君实和县党部书记长袁幼鸣等人在霍川起义时，纷纷逃走。此时又重新回到城里，他们屡电省府，声称“匪患严重”，“东南西北，纵横数百里间，几至赤匪遍地，无人不党”，而目前国军及民团兵力明显不逮，难以扑灭凶焰，请求迅速增兵。然而，省府兵力有限，一筹莫展。

　　霍川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一年后，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开始腾出手来全力“剿共”。他亲赴武汉召开鄂豫皖三省“绥靖”会议，调集八个师、三个旅近十万人，对鄂豫皖根据地展开“围剿”。仅霍川一县便增兵一个旅，加上原来的两个团，总兵力达到一万余人。

　　白色恐怖席卷而来。面对敌人的残酷清剿，赤卫师被迫退入山中，根据地的面积也开始不断缩小，原来的三个主要根据地先后丧失两处，只剩下大牯岭一处尚存。大批苏区干部和群众惨遭杀害，一些共产党员和苏区干部的头颅和尸体被悬于交通要道之侧，尸身腐烂，恶臭扑鼻，令人不忍目睹。

　　随着残酷镇压，敌人的气焰越发嚣张。赤卫师的官兵义愤填膺，心里都憋了一股子火。“这样躲来躲去，啥时是个头啊？”大家报仇心切，纷纷请战。我大伯去师部反映情况。史先生说，沉不住气了是吧？我大伯说是啊，战士们都感到憋屈，想不通。史先生说，那你呢？

　　“俺？”我大伯说。

　　“是啊，你怎么想？”

　　“俺也觉着，光躲着也不是个事啊，该打还得打。”

　　这時，师长夏杰从外边走进来，听到了我大伯的话。“贺廷勇，”他说，“怎么着，手痒痒了是吗？”

　　“是有点。”我大伯说。

　　夏杰哈哈大笑。师长夏杰原是省委特派员，霍川起义前受省委委派前来指导起义，起义后留下来担任赤卫师师长。夏杰是个资深的老党员。他是湖北宜昌人，出生于工人家庭。一九二四年入党，参加过红安起义。他中等身材，体格强壮，面部轮廓线条分明，高颧骨，方下巴，浓眉大眼，个性鲜明，作风强硬，喜欢说一不二。

　　“老史啊，你看看，”他指了指我大伯说，“怎么样？我就早料到了，他们憋不住了。”一边说一边端起桌上的茶缸咕嘟嘟灌了几大口水。

　　“可不是，”史先生微笑地看着他说，“上面有什么指示？”

　　“打！”夏杰用手抹了一下嘴巴说。

　　“啥时打？”我大伯说。

　　“快了，”夏杰说，“贺廷勇啊，别说你了，我这手也早痒痒了。”

　　夏杰刚从省委开会回来，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为了打击敌人，省委制订了反“围剿”计划，决定从周边几个县抽调红军部队集中于霍川，力求打一个漂亮仗，给敌人以震慑。

　　一九三一年春，霍川反“围剿”战斗打响

　　了。当时，驻扎霍川的国民党部队主力是陆军第六十五旅，该旅兵力约六千人，装备齐全，战斗力最强，旅长褚良田号称名将，曾是张发奎的部下，由营长、团长一路升至旅长。他在武汉军校时曾当过我大伯和卢庆竹的教官，自诩能征善战。武汉“绥靖”会议后，所部从南方调来，加上原有的西北军和东北军两个团，兵力大为增强。为了统一事权，武汉剿总令所有驻霍川部队统一由褚良田指挥。

　　褚良田初来乍到，不可一世。他向以正规军著称，不把那些红军游击队放在眼里，认为他们不过是“区区草寇”“小儿科”，不值一提。他一到霍川就提出全力进剿，铲草除根，务求三个月内“扑灭赤焰，肃清匪氛”。然而，尽管他极力督剿，可那些西北军和东北军由于吃过红军不少苦头，畏战不前，屡失战机，这让他大为光火。

　　“这帮蟊贼，老子还不信拿不下他们！”

　　三月间，他在霍川召开“清剿”会议，制订了三路夹攻大牯岭的计划，即以第六十五旅为中路，西北军一个团为右路，东北军一个团为左路，三路齐头并进，直捣黄龙。

　　大牯岭是霍川三大根据地之一，也是我党开辟的时间早、面积大的苏区之一。这里地形复杂，群众基础较好。敌人开展“清剿”以来，虽然霍川根据地面积不断缩小，三大根据地也先后失去两个，但大牯岭依然坚守下去，红旗不倒。褚良田把这里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决心将其彻底拔除。

　　这一次，他亲自出马，志在必得。“清剿”开始后，起初一切顺利。三月中旬，六十五旅一路开进，没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岭口镇。大牯岭是由诸多大小山峰构成的山区，附近约有十三个村镇，其中最大的镇子叫岭口镇，地势平坦，人口集中，是大牯岭的中心所在，也是大牯岭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拿下岭口镇后，褚良田得意扬扬，认为大军所至，草木不生，照此下去，胜利指日可待。

　　占领岭口镇第二天，他又马不停蹄，继续向纵深推进。这时，西北军和东北军的两个团已远远地落在后边。有人提醒他说，是不是放慢速度，等后边部队赶到后再展开行动不迟。但他听不进去。如果说，清剿开始前，他还比较谨慎，但打了几仗，发现红军装备很差，作战能力也不行，几乎是一触即溃，便开始忘乎所以了。

　　“兵贵神速，”他说，“战机稍纵即逝，岂容片刻迟疑？”他还大骂西北军、东北军全是脓包饭桶，指望不上。

　　六十五旅的孤军冒进，引起了红军指挥部的注意。早在二月底，中共鄂豫皖省委便制订了霍川作战计划，从附近各县抽调了六个团的红军，悄悄进入霍川，配合赤卫师，打算吃掉敌人一两个团，粉碎敌人的“围剿”。按照原计划，本来是要从东北军或西北军下手，但根据敌情，指挥部果断决定：先打六十五旅！

　　但褚良田还蒙在鼓里。

　　三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我大伯接到師部通信员送来的紧急通知，要他和副团长卢庆竹马上去师部接受任务，而且越快越好。此时天已黑了下来。我大伯和卢庆竹晚饭都没顾上吃，立即骑马赶去。

　　师部驻在金石台。我大伯他们赶到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史先生听说他们来了，老远便迎了出来。“你们总算来了！”他上前与我大伯他们握手，看样子已经等不及了。“啥事？这么急！”我大伯说。

　　“要打大仗了！”史先生兴奋地说。他们一起进了屋子。“你们还没吃饭吧？”史先生问。我大伯说路上啃过点干粮，不饿。“那好，咱们先谈事。”史先生一边说着，一边让人吩咐炊事班弄点热乎的送来，接着走到桌旁摊开地图。“知道叫你们来干什么吗？”他笑着问道。

　　“肯定有好事！”我大伯说。

　　“不错，”史先生说，“我们要打六十五旅了！”

　　“哈，”我大伯说，“看来这回要过大瘾啦！”

　　史先生笑道：“褚良田可是你们的老相识了。”

　　“可不是，”卢庆竹道，“他还是咱们的教官哩。”

　　“好啊，”史先生说，“这回学生要打老师

　　了，有信心吗？”

　　“有，”我大伯拍手道，“俺们正想会会他哩。”

　　史先生开始介绍情况，六十五旅现在孤军深入，不仅把西北军、东北军的两个团丢在后边，而且该旅的两个团也拉开了距离，如同一字长蛇，分成三段：走在前边的是一团，中间是旅部，后边是二团，正好有利于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按照指挥部的安排，各县红军团将在今夜进入指定位置，和赤卫师一、二团共同完成对六十五旅的分割包围。“你们的任务在这里！”史先生举起马灯，用手指着地图上的一处位置，然后用力点了点。

　　“牧家亭？”我大伯说。

　　“是的，”史先生说，“六十五旅旅部就在这里。你们手枪团的任务是打掉它，活捉褚良田，能完成任务吗？”

　　我大伯和卢庆竹一听便激动地说：“没问题！”

　　史先生笑道：“先别忙着高兴，这个任务可不轻松啊。”他接着又分析道，六十五旅旅部有一个警卫营，兵力虽不多，但该旅第一团驻在大胡家，这里离牧家亭只有二十余里。他们发现情况便会很快向旅部增援，因此你们能不能快速拿下旅部，至关重要。“这是一出大戏啊，”史先生接着又说，“点睛之笔就在牧家亭。”说到这里，他看了看我大伯和卢庆竹。“放跑了褚良田，”他说，“这一仗就不及格。到时丢的不是手枪团的脸，而是丢了赤卫师的脸，明白吗？”

　　“明白，”我大伯和卢庆竹都保证说，“打不好，提头来见。”

　　“好吧，”史先生看了一下表，“现在时间很紧了，你们必须在明晨六点战斗打响前赶到牧家亭。”

　　“是。”

　　这时，炊事班送来了热腾腾的面鱼。我大伯和卢庆竹也顾不上吃了，起身就走，史先生劝了一下没劝住，便说：“也罢，我先欠你们一顿，等打了胜仗，我和师长一起请你们喝酒。”

　　三

　　第二天清晨，战斗全面打响。红军按照事先制订的作战计划在各个地点同时发起进攻。我大伯和卢庆竹在前一天夜里赶回手枪团，率领部队向牧家亭急进。为了不惊动敌人，他们不走大路，而是翻山越岭，从大胡家和牧家亭之间的空隙穿插过去。拂晓时分，部队进入指定位置，将牧家亭团团围住。

　　牧家亭是个小村落，只有十来户人家。该村南北两面环山，只有东西通道，可供进出。我大伯将手枪团分成两队，一队由他带领从村东进攻，一队由卢庆竹带领从村西包抄。手枪团名为团，实则只有三个连，三百余人，相当于一个营，但战斗力很强。每连都配有一挺机关枪，战士们除了枪支外，还配有一把大刀。凌晨六点，天刚蒙蒙亮，手枪团的两路进攻同时展开。尖兵摸掉了敌人的岗哨，部队迅速冲进村中，等到枪声响起，敌人顿时炸了营，就像没头苍蝇似的四处乱冲乱撞。

　　旅部设在一个大户人家的圩堡中。住在圩堡中的敌兵约有一个连，他们迅速关闭圩堡大门，开始抵抗。但我大伯早有布置，集中全团的三挺机枪，压制敌人火力，同时组织突击队强行渡过护圩沟，用手榴弹炸开大门，放下吊桥，后续部队一拥而上，冲进圩堡。“活捉褚良田！”“缴枪不杀！”的口号声响成一片。敌人的防线很快被突破，敌兵们纷纷缴械投降，跪地求饶。

　　上午九点多钟，村里的枪声渐渐稀落，各处战斗基本结束。俘虏们陆续被押到村口的空地上，进行清点，但找来找去却没有找到褚良田。我大伯急了，令人分头询问俘虏。有人说向前山跑了，也有人说向后山去了。“给俺搜！”我大伯命令道，“可别让他跑了！”战士们立即分散开搜寻。不久，后山上响起枪声，枪声很激烈，但很快就平息了。又过了一会儿，有人跑来老远地就喊道：“抓到了！抓到了！”

　　我大伯和卢庆竹连忙跑过去看，只见小黑皮带着几个战士簇拥着一个用树枝临时扎起的担架，从山上走下来。躺在担架上的人身着将军服，脸上满是泥灰，头发蓬乱，帽子早已不见了，腿上负了伤，裤腿上染了一大片血迹。他紧闭眼睛，像死人似的，脸色灰白。

　　我大伯近前一看，果然是褚良田——哈，

　　谢天谢地！“这老兄总算给面子！”我大伯挖苦道。据小黑皮报告，褚良田带着几个卫兵逃到山上，躲在一个山洞里，被发现后拒不投降，据险顽抗。小黑皮命人包围山洞，用机枪向洞内扫射，并投掷手榴弹，很快消灭了卫兵，褚良田也受了伤，躺在地上动弹不得，只能束手就擒。“好，干得好，”我大伯对小黑皮说，“你这家伙立了一功，否则俺真不好交差。”

　　大牯岭一战取得完胜。战后统计，敌六十五旅一团加警卫营死伤六百余人，被俘八百余人，除了第二团跑得快，残部溜回城中。此战不仅收复了岭口镇，恢复了大牯岭大片苏区，更解气的是活捉了第六十五旅旅长褚良田，大快人心，令人振奋。战后举行了庆功大会，会上小黑皮还编了一个顺口溜：

　　红四军，老大哥，

　　如天兵，从天降。

　　史政委，赛诸葛，

　　贺团长，真神勇。

　　活捉旅长褚良田，

　　打得敌人屁尿流。

　　大牯岭上红旗飘，

　　红军个个是英雄。

　　战斗结束不久，褚良田便被押解岭口镇，关在苏维埃政府（原镇公所）后院一间房子里。他闭着眼睛，谁也不理，也不说话。史先生指示对他优待，还给他治伤。当天下午，我大伯和卢庆竹去看他。起先他仍闭着眼不说话。

　　“褚旅长，你还认识俺们吗？”我大伯说，“俺是贺廷勇，还有卢庆竹。”

　　“是啊，”卢庆竹说，“你不记得俺们了？”

　　听见这话，褚良田才睁开眼睛，愣了一下，然后说：“啊，真是你们啊！没想到，没想到。”我大伯说：“山不转水转，咱们还真有缘啊。”

　　褚良田有些尴尬，眼一闭，又不说话了。我大伯笑道：“好吧，你要没话说，那咱就走了。”

　　“等等！”褚良田叫了起来，眼睛也随即睁开来。“你们都是我的兵，”他說，“如今我当了你们的俘虏，要杀要砍全由你们，不过，我过去待你们可不薄，你们恩将仇报，这样对待老长官，成何体统？”我大伯纠正他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你现在是红军的俘虏，不再是啥的教官、旅长了，你得摆正位置啊。”听我大伯这么一说，褚良田便蔫了下来。他叹了一口气，说：“唉，没想到我褚良田也有这一天。”

　　“这是必然的，”我大伯说，“知道为啥吗？”

　　“为啥？”

　　“因为你与人民为敌，肯定没有好下场！”

　　褚良田听了这话，又叹了一口气，“能给我一支烟吗？”我大伯递了过去。褚良田点着后便低头吸了起来。随着烟雾缭绕，他的情绪明显低落下来，刚才那股要杀要砍全由你们的豪气也荡然无存。“我能问一句吗？”他说。

　　“问吧。”我大伯说。

　　“你们打算怎么办我啊？”

　　“这事俺说了不算，”我大伯道，“得请示上级。”

　　“小勇子啊，”褚良田叫了起来，“当年我在九江可救过你们，你没忘吧？”

　　“没忘，”我大伯说，“俺还想问问你哩，你当时为啥要救俺？”

　　“还能为啥？”他说，“咱们兄弟一场，我不想你白白送死呗。”说到这里，他又抬头看着我大伯和卢庆竹，目光中充满了祈求。“好兄弟，你们得帮帮我，”他说，“只要红军高抬贵手，放我一马，不论什么条件，你们只管提，只要我褚某能做到的，一定照办。”

　　我大伯和卢庆竹回去后便把这事报告了史先生。当时，夏师长去省委开会，不在。史先生为慎重起见，把参谋长岳松也找来。几个人经过商量，认为可以利用褚良田为我们做点事，同时也考虑他过去救过我大伯他们，可以将功折罪。

　　第二天，我大伯又去见褚良田，提出条件：让六十五旅送二百条快枪、八挺机关枪、二十箱手榴弹、三百箱子弹，外加医药用品等急需物资作为交换，同时要他保证今后不再与红军为敌。褚良田满口答应。

　　过了几天，六十五旅如数送来上述全部物品。可就在我大伯去接收这批物资时，褚良田被枪毙了。

　　我大伯听到消息吃了一惊，急忙赶到师部，迎面碰上参谋长岳松，便问这是咋回事？岳松说，这是师长决定的。原来，夏师长从省委开会回来，听说这件事大为光火。“这种罪大恶极的人，怎么能放？”他还说，这是缺乏党性原则，绝对不能允许，当即便令人拉出去枪毙。“那史先生呢？他咋说啊？”我大伯问道。

　　岳松说：“史政委下部队了。”

　　“那你咋不拦着？”

　　“我拦得住吗？”岳松摊开双手说，“老夏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第五章 大伯 | 1932年

　　一

　　大牯岭大捷后，我大伯和费伊蓉举行了婚礼。婚礼简朴而热闹。地点就在岭口镇苏维埃政府院外的空场上。炊事班用黄豆炖野猪肉，又烧了一锅豆腐干菜，还买了几坛土烧酒。官兵们点起篝火，喝酒吃肉，欢声笑语。婚礼由史先生主持，夏师长也前来参加了。小黑皮张口就来了一段顺口溜：

　　春风拂面喜盈门，桂花美酒更醉人。

　　交杯酒儿似蜜浓，喝在嘴上甜在心。

　　新郎饮酒喜洋洋，百年共枕百年恩。

　　新娘吃颗大红枣，早早生个胖宝宝。

　　众人一片叫好。夏师长站起来说：“詹少成，你说得不错，就是词太老了，能不能来点新的？我们的新郎新娘可都是红军战士啊。”众人都说对啊。小黑皮摸起脑袋，眼睛眨了眨，接着又来了一段：

　　咱们师长说得对，红军夫妻革命情。

　　新郎文武样样强，新娘巾帼胜须眉。

　　不拜天，不拜地，一心只为救人民。

　　大牯岭上红旗飘，革命情谊似海深。

　　众人又叫起好来。小黑皮得意地说：“师长这回该满意了吧？”夏师长说：“你这小子脑子倒挺灵，有点歪才。”说着，大家都乐了。

　　婚礼气氛热烈，唯有卢庆竹闷闷不乐，低头喝着闷酒。我大伯看在眼里，便走过去，说：“庆竹，你这咋啦？也不敬俺们一杯？”卢庆竹勉强笑道：“俺这不正要敬哩，你倒先过来了。”说着站起来，端起酒碗。“伊蓉，快过来。”我大伯向费伊蓉招手，“庆竹要敬俺们哩。”费伊蓉正在一边被几个人围着闹酒，听了这话赶紧脱身，笑吟吟地走过来。卢庆竹端起碗，举了一下就往嘴边送，我大伯拉住他：“也不说两句？”卢庆竹这才觉得有点欠缺。“好，说两句，”他略作思考便重新举起碗来，想了想，说，“就祝你们白头到老，早生贵子。”小黑皮这时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打趣道：“卢副团长，刚才师长都批评俺了，说要来点新词，你咋也是这老掉牙的旧词啊？”我大伯推了一下小黑皮说：“去去，别捣乱。”

　　“哎，”小黑皮不服道，“俺说错了吗？”卢庆竹笑了：“那俺就来段新的——”说着重新端起酒碗道，“俺祝你们海枯石烂，革命到底！”小黑皮叫道：“还是这句好——”遂又转词道：

　　海枯石烂不变心，革命到底意志坚。

　　新娘俊美胜鲜花，看得新郎眼发花。

　　我大伯笑着说：“打住，打住，瞧你这旧词又出来了！”小黑皮说：“你别急啊，俺下边还有哩——”接着又唱道：

　　无情未必真豪杰，革命夫妻也恩爱。

　　建立红色苏维埃，喜贺人间鲜花开。

　　众人又笑了，卢庆竹的情绪也好转起来。就在这时，黄静雯走了过来。卢庆竹刚想避开，她便主动说：“庆竹，咱俩也敬他们一杯吧。”她这话完全是下意识的，过去她对卢庆竹总是说咱俩这咱俩那的，似乎理所当然，谁也不会在意。可现在不同了。卢庆竹哼了一声，说：“俺可是敬过了，要敬你自己敬吧。”说着一扭头走开了。黄静雯自知失言，便红了脸，低下头去。费伊蓉看在眼里，便赶紧上前

　　搂住她说：“来，咱们喝！”这才替她解了围。

　　黄静雯心里很难过，也很自责。她一直喜欢庆竹，两人性格相投，心心相印，从北辰中学到武汉军校，从广州起义到海陆丰根据地，他们一直在一起。他们的情感和友谊经受过革命的熏陶和战火的洗礼，格外珍贵。黄静雯珍惜这段感情，她也知道卢庆竹同样如此。偏偏命运捉弄人，有情人难成眷属。从海陆丰撤退时，黄静雯得知卢庆竹那个连全部牺牲了，哭得痛不欲生，直到重返霍川，见到卢庆竹才知道这是一个错误，但为时已晚。

　　她很想对卢庆竹解释一下，尽管这种解释毫无意义，但她还是想。她想把自己心里的话说出来。她要让他明白，她并不是见异思迁。她对他的爱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可卢庆竹一点机会都不给她，哪怕是和他谈一次也行，可卢庆竹不想听，也不愿听，甚至连见都不想见她。她给他写信，他也不回。黄静雯很难过。她难过的不仅是事情的本身，还有卢庆竹对她的态度。她不指望他会原谅她，但起码也该听听她的解释。她不是有意的，尽管岳松对她很好，但如果人生有后悔药，她仍会毫不犹豫地吃下去，让事情重新来过。但这是不可能的。“他不会原谅俺了。”黄静雯说着，眼泪便流了下来。

　　费伊蓉心里也很不好受。她把黄静雯拉到一边，安慰了几句。黄静雯是她最好的朋友和战友，她希望黄静雯获得幸福，但造化弄人，出现这样的结果也让人无奈。事实上，她和我大伯都劝过卢庆竹，但毫无用处。“他是个犟性子，”费伊蓉对黄静雯说，“遇到这种事，心里难过，一时磨不开，也是有的。慢慢来吧，时间长了也许就会好的。”

　　二

　　霍川暴动后，红军队伍不断壮大，根据地日益扩大。短短两年多时间，赤卫师连续获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士气大振。在这种情况下，轻敌的思想开始弥漫，而上级主要领导也被胜利冲昏头脑，误判形势。

　　一九三二年夏季的一天，夏杰从特委开会回来，传达了攻打霍川县城的指示。史先生当即表示不妥，因为赤卫师刚刚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连续作战七个多月，部队十分疲惫，正需休整，马上攻打县城显然不切实际。夏杰很不高兴。两人在干部会议上公开发生了分歧。

　　夏杰为人十分强势，工作中杀伐决断，雷厉风行，很有魄力，这是他的优点，但他做事武断，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意见，这又是他的缺点。他来霍川后，以县委书记兼任赤卫师师长、苏维埃主席，是霍川党政军最高领导，早已习惯一言九鼎，很多事情根本不与别人商量便做决定。好在史先生性格儒雅，为人谦和，与人共事，向能包容，处处以大局为重，只要不是原则问题，能退则退，能让则让。比如放走褚良田，这事是史先生决定的，但夏杰连个招呼也不打，便把人给毙了，这事明摆着欠妥。如果换成夏杰，肯定不依不饶，但史先生并未计较。可这次攻打县城情况不同，他认为事关重大，便坚持自己的看法。

　　据我大伯说，史先生组织纪律性很强，同时也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在重大问题上，他不会随便让步。这次情况就是如此。在他看来，眼下攻打县城时机并不成熟，应慎重考虑。但夏杰的看法与他恰恰相反。他認为，现在形势一片大好，我们打垮了六十五旅，活捉褚良田，敌人已被打怕了，不得不龟缩进县城。红军在西至大牯岭，东至东阳关，北至马头山，南至五龙山，共计二十多个乡镇建立了大片根据地，如果拔掉县城这个钉子，便可使根据地连成一片，进一步扩大战果，极大地震慑敌人。他还特别强调，特委对此寄予厚望，我们不能有畏难情绪，更要坚定信心，在全省全国树立榜样。

　　“同志们，”夏杰说，“累一点，苦一点，怕什么？困难大一点，多一点，又怕什么？红军是铁打的汉子，共产党员就是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拖不垮，打不烂。为了革命的胜利，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我们！”

　　夏杰的讲话富有鼓动性，也很有煽动性和感染力。他的话音一落，便有不少人表示支持攻打县城。参谋长岳松表态道：“我个人举双手赞成，只要一声令下，我愿意带队打头阵！” 在他发言后，又有几个人发言，也都是附和攻打县城的，

　　会场形势很快一边倒了。只有我大伯、卢庆竹持保留态度。我大伯说：“攻打县城是好事，但俺们应该做到知己知彼，不能盲目冲动。”这个观点与史先生完全一致，这使夏杰大为不快。

　　“什么叫盲目冲动？”他打断我大伯的话，“请你解释一下。”我大伯说，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应该做到知己知彼。

　　“知己知彼？”夏杰冷笑道，“我看你是光知彼，不知己。”

　　我大伯被刺了一下，心中不服：“咋能这样说？”

　　“难道不是这样吗？”夏杰接着又说，“事实就是如此嘛。什么知己知彼？什么不要盲目冲动？说到底就是消极避战，是悲观主义在作怪。我看这个思想很要不得哩！”说着，用手砰砰拍了两下桌子。

　　大家一看师长生气了，都不敢说话了。我大伯也不吭声了。史先生一直没说话，他坐在椅子上认真地听着，时而在小本子上记上几下，似乎并不着急。他一向如此，遇事不慌不忙，沉稳而有静气。特别是讨论问题时，他总是耐心地听完别人的意见，这一点与夏杰的作风截然不同。夏杰喜欢以我为主，而且性子急，常常不等别人把话说完，就迫不及待地打断，有时甚至很难容忍相反的意见。

　　他的这种作风，我大伯很看不惯。特别是刚才那番话，分明是扣帽子，而且这帽子扣得还不小。当时悲观主义就是逃跑主义、投降主义的代名词。我大伯很想反驳他，但被坐在一边的卢庆竹拉了一把，把他制止住了。

　　大家的发言陆续结束了，一直没说话的史先生这时开口了。他放下手中的笔，以他那惯有的不疾不徐的语调说：“大家的发言各抒己见，都很好。我要说明的一点是，我并不反对打县城。我和大家一样，也想尽快消灭敌人，实现革命的胜利。可是，”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要冷静，越要客观地看待局势。”接下去，他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认为大牯岭之战后，我们虽然取得了反“围剿”的重大胜利，但敌人不甘心失败，又陆续向霍川增兵，目前霍川境内的敌军达到五个团，而在县城附近就有三个团之多，加上民团武装，人数近万人，而赤卫师只有四千余人，显然力量并不占优。

　　史先生发言时，夏杰烦躁地用手敲着桌子，表现出明显的不耐烦。他几次想打断史先生的话又都克制住了，现在听史先生这么说便忍不住了。“不错，”他抢上来说，“敌人虽有五个团之多，但大多是杂牌军，相互矛盾很大，一盘散沙，而且他们不是老蒋的嫡系，战斗力不强，根本不禁打。”他还批评史先生没有看到人民的力量，因为各乡的农会武装和赤卫队发动起来，这也是一股不小的力量，但史先生却视而不见。

　　史先生当然不接受他的说法。两人说着说着，便争执起来，会场上的气氛也开始弥漫起了火药味。师长、政委这样公开针锋相对，在赤卫师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大家都有些不安起来。史先生很快意识到这一点。他当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尤其是当着团以上干部的面。于是建议暂时休会，打算单独与夏杰进行沟通。

　　哪知夏杰一口拒绝。

　　“没这個必要，”他说，“有话就在这里说吧，我们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

　　史先生苦笑起来。他摇了摇头，知道夏杰的脾气上来了，有些话听不进去，只好继续说下去。他认为，我们过去的胜利，是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这是一个宝贵的经验，应该继续发扬，而攻城拔寨，与敌人拼消耗，这并非我们的长处。“敌人巴不得我们这么干哩。”他说，“我们可不能上当。”

　　其实，史先生的话很有道理，但夏杰正在气头上，根本听不进去。他反驳道，游击战术是我们的法宝，但我们不能一辈子打游击，至于流寇主义更是要不得。夺取中心城市，这是大势所趋，也是革命的任务。他还批评史先生长敌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缺乏革命勇气。

　　会议不欢而散。事后，史先生找夏杰交换意见，希望心平气和地谈一谈，仍然无法达成一致。最后，史先生只好保留个人意见，同意将赤卫师攻打县城的决议上报特委。

　　特委书记焦赞国是中央分局派来的领导，革命意志坚定，工作有魄力。虽然不到四十

　　岁，但早在一九二○年便在上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次年入党。后受党的派遣前往苏联学习，亲眼见过列宁。他读过很多马列主义的书，包括原著，谈话或写文章时常常信手拈来，脱口而出。他的理论水平高，这是大家公认的，加上他是分局派来的，又是书记，因此说话很有权威性，不过，由于来大别山时间不长，对当地的情况不大了解，实际指挥作战的经验也相对不足，这是他的短板，但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听完夏杰的汇报后，他当即指示说赤卫师的决议是正确的，与特委是一致的，符合临时中央和省委的精神。“老夏啊，”他说，“你做得对，眼下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对于那些悲观主义的思想，只要一冒头，就要坚决打下去。”他还鼓励夏杰要敢于坚持正确意见，敢于打硬仗、打胜仗，以新的更大的胜利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为了更好地贯彻特委的战略，他还做出决定，把史先生调离赤卫师。“你看如何？”他征求夏杰的看法。

　　“这倒不必。”

　　“为什么？”

　　“老史这人我了解，”夏杰说，“他还是有组织原则的。只要上级做出决定，他会坚决执行。”

　　焦书记听了点点头，对于夏杰坦诚的回答，略感意外。“嗯，这很好，”他沉吟了一下，然后说，“不过，我看还是调开为好。这样更有利于工作。这次打县城，意义重大，你们要全力以赴。哦，对了——”说到这里，他又问，“听说你们那里有个‘北辰帮，是不是啊？”

　　夏杰愣了一下。关于“北辰帮”倒是有这样的说法，起因是史先生和我大伯、卢庆竹等人过去都是北辰的师生，关系密切，在很多事情上又意见相同，后来不知怎么七传八传就有了“北辰帮”的说法。夏杰不知这话怎么传到了焦书记耳里。“你从哪听说的？”

　　“有没有吧？”焦书记严肃地问道。

　　夏杰如实回答：“哦，我是听说过，但并无实据。”

　　“嗯，没有最好嘛。”焦书记说，“我们共产党人只信马列主义，可不能拉山头，搞宗派。这是绝不允许的。”

　　这次谈话不久，史先生便接到了调令。他的新任职务是特委宣传部部长。接到指示后，夏杰反倒有些过意不去了。“老伙计，”他说，“可不是我要赶你走。”

　　“我知道。”史先生说。

　　“说真的，我还真有些舍不得你。”

　　“是吗？”

　　“你别不信啊。”

　　“我信。”

　　“那好吧，”夏杰说，“不管你信不信，我说的是真话。”

　　这一点倒也不假。夏杰确实没有赶走史先生的意思。他们之间有矛盾，也有感情。从霍川暴动以来，他们就在一起并肩战斗，组建了红军赤卫师，打出了一片根据地。在这些功劳中，有他的，也有史先生的。细想起来，史先生有很多长处，他处事稳重，考虑问题周全，相比之下，自己好冲动，感情用事。史先生恰好弥补了他的不足。他们在一起合作，互补性强，虽然时有摩擦发生，但总的来说，都是为了工作，并无个人成见。现在，史先生要走了，想起他的种种好处，夏杰倒也有些不舍了。

　　“唉，”他叹了一口气，“你这家伙啊，什么都好，就是太固执了。”

　　“说我吗？”史先生轻声一笑，潜台词十分明显。夏杰哈哈笑起来：“老伙计，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说什么？”

　　“是的，”老夏说，“我的脾气也不好。”

　　史先生摇了摇手。

　　“这些都不重要，”他说，“老夏啊，我还是那句话，眼下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千万不要头脑发热，盲目冲动。”

　　“好了，好了，”夏杰有些不悦道，“说你固执，你还不信。特委已经决定了，就要坚决执行！”他口气坚定地说。

　　史先生调离不久，围攻县城的战斗便打响了。这是一九三二年八月间。赤卫师调集全部人马，加上从各乡调来的农会武装共计九千余人，将县城团团围住。攻势相当猛烈，但敌人凭借坚固的工事和城墙拼命顽抗，部队伤亡很大。史先生有一次前去阵地察看，看

　　到我们的战士成批地倒在敌人炮火之下，心如刀绞一般。在特委召开的会议上，他大声疾呼，不能再这样蛮干了，并要求立即取消攻城的计划。他的发言引起了焦书记的愤怒。

　　“你出去！”他喝道。

　　史先生说：“请允许我把话说完。”

　　“你不用说了。”焦书记正在气头上，不容分说，便让人把他强行推了出去。

　　攻城战继续进行。原计划半个月拿下县城的想法根本无法实现。不久，形势发生了变化，敌人向霍川派出了一个旅的增援部队，该旅隶属于彭兆栋的新编第八十二军。该军原驻亳州。这次，霍川城被围后，武汉“剿总”急令彭兆栋火速派兵增援，势必尽快扑灭霍川“匪乱”。

　　彭兆栋对于“剿匪”并无兴趣。早在一九三○年，南京政府便令他前往鄂豫皖“剿匪”，但他百般敷衍，故意拖延，这让“剿总”大为恼怒。在不久前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剿总”副总司令刘峙当面警告他，如果再不有所作为，委员长将派人取而代之。这一来，彭兆栋不敢怠慢了，接到“剿总”命令后，立调一旅人马赶赴霍川。

　　消息传来，这对正在攻城的赤卫师增加了极大的压力。当时，围绕是继续攻下去，还是撤退，特委争执不下。焦书记主张坚决打，并要求一鼓作气，在敌之援兵赶到之前拿下霍川。为此，他亲临前线指挥战斗。

　　此时，攻城作战已持续了一个多月。由于久攻不下，部队伤亡惨重，且十分疲惫，弹药后勤供应也出现困难。九月间，敌人援军迫近霍川。如果再不撤退，将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面对这一情况，特委不得不做出撤退的命令，但部队撤退时，却遭到敌人的伏击，付出极大的代价。霍川攻城战伤亡说法不一：一说是伤亡两千余人，不包括农会武装;一说是五千人，其中包括农会武装四千余人。此外，赤卫师营连长以上阵亡的二十余位，受伤的更多。据我大伯说，他们手枪团一千余人，撤下来时只剩下四百余人，他和卢庆竹也都挂了彩。

　　三

　　攻城行动失败后，局势进一步恶化。彭兆栋的新八十二军的一个旅开进霍川后，敌军兵力已达到八个团之多。大规模的“清剿”开始了。但奇怪的是，特委这时却制定了分兵固守，誓死保卫根据地的作战方案。他们的口号是：“寸土必争，血战到底！”

　　这明摆着不切实际。此时，赤卫师由于攻城减员，不足两千人。如果再将兵力分散，与敌硬拼，实施所谓的堡垒战术，显然并不可取。对此，就连夏杰也产生了怀疑。可在特委会上，焦书记却力排众议，要求坚决贯彻临时中央的有关决议，以钢铁的意志挫败敌人的进攻。

　　焦书记在霍川撤围时，身负重伤。一颗子弹洞穿了他的肺部，加上感染，连续高烧不退，身体十分虚弱。尽管如此，他仍抱病参加了会议，号召大家共同努力，打败敌人，保卫红色苏维埃。“同志们，”他说，“根据地每一寸土地都是鲜血换来的，我们决不能放弃，这是党的要求，更是人民的希望！”他还提出在适当的时候，再攻打县城，让霍川赤色千里，红旗飘扬。

　　焦书记的讲话情绪昂扬。他的慷慨陈词也确实鼓舞了大家。虽然失血过多，身体虚弱，他的讲话几度中断，但他不顾劝阻，以坚强的意志力开完会议。在他的坚持下，特委最后决定，哪怕战至最后一人，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誓死保卫苏区，决不后退半步。

　　九月下旬，敌人开始向根据地大举进攻。当时，赤卫师三个团分别驻守在东阳关、马头山和大牯岭。敌人重点进攻的目标首先选在了岭口镇。因为这里兵力最少，而且红军医院和兵工厂也在这里。

　　此时，彭兆栋已赶到霍川。他坐镇指挥，派出三个团，并由民团数千人配合行动。驻守岭口镇的是我大伯的手枪团。攻城战失利后，手枪团只剩四百余人，编成三个连，加上农会赤卫队员一百多人，共计五百余人，但敌军兵力却多达四千人。我大伯得知情报后，立即派人向夏师长请示，建议撤向山里，凭借山险与敌周旋。他还提出尽快撤离红军医院和兵工厂的计划。但却迟迟没有回复。

　　十月初，战斗打响了，敌人攻势很猛。彭兆栋从胡宣武部的重炮团抽调一个炮营，前

　　往协同作战。虽然战前，手枪团修筑了工事，但在敌人的重炮轰击下，很快被尽行摧毁。第二天，敌人还出动了空军。四架飞机在我军阵地上频频扔下炸弹。阵地几度出现险情，手枪团和赤卫队员拼死抵抗，几次与敌展开肉搏才打退敌人的进攻。连续两天的战斗，手枪团和赤卫队都伤亡很大，三个连长牺牲了两个，班排长更多。

　　“这样打下去，不是个事啊！”卢庆竹说。

　　“谁说不是呢？”我大伯看到战士们一个个倒下，心痛万分。他已预感到这样打下去，不仅本钱要打光，岭口镇也守不住。

　　“师里还没有回复吗？”卢庆竹问。

　　我大伯摇头。

　　“那咱们咋办？”

　　我大伯说：“俺正要和你商量哩。庆竹啊，眼下形势很嚴峻，咱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啊。”卢庆竹表示赞同。我大伯提出先撤走红军医院和兵工厂，因为他们多为非战斗人员，加上医院伤病员多，兵工厂还有各种器材设备，为了预防万一，必须早做准备。“俺同意，”卢庆竹说，“只是师部还没有答复啊，现在就撤，将来追究起来咋办？”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大伯说，“再晚就来不及了。”

　　“行，那就这么办！”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我大伯说。

　　“啥的？”哪知卢庆竹一听便跳起来，“你啥意思啊？俺可不去，你找别人吧。”

　　“这是命令！”我大伯说。

　　“哪也不去，”卢庆竹说，“要活活在一起，要死死在一块，这种时候，你休想让俺走！”我大伯又气又感动。“少废话！”他吼道，“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俺偏不！”

　　我大伯急得一跺脚。“这都啥时候了，你还和俺犟？”他说，“就算俺求你了行不？”盧庆竹低下头去不说话。我大伯又说：“这么多伤员，还有兵工厂，你说俺交给谁能放心？好兄弟，就算你帮俺了。”说着，眼睛竟红了。

　　卢庆竹见此也不好再固执了。

　　当天晚上，红军医院和兵工厂开始撤离。费伊蓉前来与我大伯告别。她时任红军医院指导员，要随医院一起撤离。她将新做好的一双鞋子匆忙递给我大伯，让他试了一下大小，又让他脱下衣服，把破洞和撕裂处补好。“山里夜里凉，要多穿点衣服。”她交代我大伯说。

　　“俺知道。”我大伯说。

　　费伊蓉站起来，一边帮我大伯穿上衣服，一边扣好衣扣。“好了，就这样了，俺们得走了。”她把“俺们”说得很重。我大伯笑了起来，指指她的肚子：“他都好吧？”

　　“好着哩！”费伊蓉抿嘴一笑。一个多月前，她就发现有喜了，当她把这个喜讯告诉我大伯时，我大伯乐得嘴都合不拢，连说老子有后了，俺贺廷勇有后了，还说要写信向我奶奶报喜，但还没来得及，战斗就打响了。

　　“这小子就交给你了，”我大伯说，“你可得保护好他。”说着，伸手摸了一下她肚子。“瞧你，”费伊蓉打了一下他的手嗔道，“也不怕别人看见。”

　　我大伯乐道：“怕啥呢？这可是革命的火种，未来的小红军。”费伊蓉也笑了，用手抚了抚肚子说：“放心吧，俺会保护好他的。”

　　他们又说了几句话，便匆匆分别了。

　　第二天，敌人又连续发起猛攻，我大伯带着手枪团力战不退，敌人几度冲进镇子，都被顽强地打退了。入夜之后，我大伯清点人数，全团只剩下一百余人，可师部仍然没有回音。我大伯检查阵地，发现弹药已经不多了，便让大家尽可能把能收集起来的弹药都收集起来。可他心里明白，即便如此，也很难再坚持太久。小黑皮——此时已是团里唯一幸存的连长了。“团长，不能再打了。”他对我大伯说。

　　我大伯何尝不知如此？但没有师部的命令，他不能后撤半步。如果撤退那就是逃跑，是犯罪。见我大伯不说话，小黑皮又说：“团长，撤吧！”

　　“你怕了？”我大伯说。

　　“谁怕了？”小黑皮说，“俺就是觉得不值！”

　　小黑皮说的倒是实情，可我大伯仍然犹豫不决。就在这时，忽然有人喊：“大脚丫回来了！”我大伯一惊，大脚丫是一连的战士，他随

　　卢庆竹护送红军医院和兵工厂撤退，他咋回来了？正思忖着，只见通信员扶着大脚丫踉踉跄跄地走来。他头上缠着绷带，浑身泥土。我大伯连忙上前扶住他。

　　“咋了？这是咋了？”他问。

　　“大杨岭……大杨岭……俺们被围了……”大脚丫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卢团长呢？”

　　“正在顶着哩，他让俺快来报个信。”

　　原来，卢庆竹昨晚带一连护送红军医院和兵工厂向山里撤退，走到大杨岭便被敌人围住了。事后才知道，敌人派了一个营摸到了岭口镇的后边，正好堵住了撤向山里的道路。

　　“糟了！”我大伯在心里暗叫一声。卢庆竹带领的一连当时只有三十多人，很难支持。大脚丫急得直搓手，连声叫道：“团长，咋办啊？你快拿主意啊，晚了就来不及了！”

　　我大伯问：“敌人有多少？”

　　“不老少，”大脚丫说，“乌泱泱的一大片。”

　　“这下麻烦了！”小黑皮说。

　　我大伯这时站起来，在地上急促地转了几圈。忽然，头一抬，谁也没想到，他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大杨岭。

　　“全体集合！”他命令道。

　　小黑皮一怔：“那岭口镇咋办？”

　　“你说咋办？”我大伯抓起枪转身向外走去。

　　第六章 费伯母 | 1934年

　　一

　　费伊蓉牺牲那一年是二十六岁，她的女儿丫丫才一岁多一点。这让我大伯陷入了极大的悲痛之中。

　　岭口镇丢失后，我大伯受到严厉处罚。焦书记和夏师长都十分生气。特委保卫部崔部长亲自赶到大牯岭处理此事。他当众宣布将我大伯撤职，并将其看押起来，等待军法审判。官兵们感到不平，纷纷向崔部长反映情况，认为我大伯不仅无罪，反而有功，正是他救了红军医院和兵工厂，还有几百名伤病员。卢庆竹也来找崔部长说明情况。由于我大伯在给特委的报告中揽下了所有责任，卢庆竹并没受到处理。他被任命为代理团长，但他感到这不公平。“如果有罪，”他说，“俺也有一份。这事是俺和廷勇一起商量的，要处理连俺一起处理吧。”

　　崔部长很恼火，一拍桌子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想要挟特委吗？既然你承认有问题，那我会向特委报告的。”

　　其实，这件事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了我大伯和卢庆竹的预料。在得知手枪团放弃岭口镇的消息后，特委原先的决定是将我大伯枪毙，罪名是临阵脱逃。但史先生坚决反对，认为在事情尚未弄清楚之前就轻率做出决定，是极不负责的做法。在他的坚持之下，焦书记才决定将我大伯暂且撤职、关押，等待审判后再做进一步处理。

　　我大伯被关押后，一直很委屈，也很不服气。他向特委写了一份长达十页纸的报告，详细说明事情的原委，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其要点是：手枪团已拼到最后，即便拼到最后一人，岭口镇也会失守，与其如此，何必再牺牲红军医院和兵工厂？他当时也是这样想的。他甚至认为，死守岭口镇本身就是错误的。但卢庆竹坚持要他删掉这句，因为这等于是在质疑特委的决定，会带来更大的麻烦。在我大伯向上申诉的同时，卢庆竹和一些干部也联名写了一份报告呈送特委。在这份报告中签名的有红军医院刘院长、兵工厂魏厂长等人，强调如果不是贺团长果断决定，及时救援，不仅岭口镇守不住，红军医院和兵工厂也将惨遭灭顶之灾。

　　事实也确实如此。那天，我大伯带队赶到大杨岭时，红军医院和兵工厂已被敌人围在一处狭窄的山沟中，担任护卫的一连战士和赤卫队员大多牺牲了，卢庆竹也负了伤。兵工厂的同志和医生护士以及伤病员都拿起武器，拼死做最后的抵抗。眼看就要顶不住了，我大伯带着队伍及时赶到了，一阵猛冲猛打，杀开一条血路。小黑皮按照我大伯的指挥，带领一个排绕到敌人身后，抢占了一处制高点，掩护我军突围。敌人猝不及防，以为红军大部队赶到，仓皇后撤。加上夜色掩护，红军医院和兵工厂才侥幸突了出来。

　　但是，特委坚持认为，这不是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是我大伯没有得到允许，便擅自从岭口镇撤兵，这是临阵脱逃，无法饶恕，而且带来了极坏的影响，必须严加惩处。

　　我大伯这时身负重伤。从大杨岭突围时，他腹部中弹，是警卫员小李等人把他背出来的。在关押期间，由于伤重，起居不便，费伊蓉请求让她来照顾我大伯。崔部长不同意，但他返回特委后，卢庆竹便不管那一套了。“让她去，”他说，“出了事俺负责。”

　　刘院长也赞同。这样，费伊蓉便担负起照料我大伯的任务。她每天到我大伯关押处，替他换药，照顾起居，喂他吃饭，还读书给他听。那段时间是他们婚后相处最多的时候。由于常年打游击，他们聚少离多，很少有时间在一起。见面总是短暂的，而离别却成了常态。现在，他们总算有时间待在一起了，这是费伯母多么盼望的，但她却高兴不起来，时常茶饭不思，为我大伯牵肠挂肚。

　　“别想那么多，”我大伯劝她说，“俺问心无愧，对得起党，对得起同志。”

　　话是这么说，可费伊蓉放心不下。“俺想去找一下史先生。”

　　“胡闹！”我大伯说，“你还怕别人抓不到把柄啊？”他的意思很明白，外边早有“北辰帮”的传言，她去找史先生岂不是给他添麻烦吗？

　　“那你说咋办？”

　　“要相信组织，”我大伯说，“俺已给特委写过报告。”

　　“那又怎样？”费伊蓉说，“特委里除了史先生，还有谁帮你说话？你指望老夏吗？他对你早就一肚子意见了。”

　　“别胡说，”我大伯制止她道，“都是革命同志，你别太狭隘了。”

　　“俺是为你着急啊！”费伊蓉说，“他们要是真治你的罪，你说该咋办？”

　　我大伯默然良久，然后叹了一口气：“如果真是那样，俺也只好认了。”

　　“可俺接受不了，”费伊蓉说，“咱们一心为革命，到头来怎么成了革命的罪人？”她越说越委屈，眼泪竟流了下来。

　　那段时间，我大伯心里也很郁闷。他实在想不通，仗打到这个地步，越打越糊涂，损失也越来越大。这究竟是怎么了？他百思不得其解。

　　十一月间，敌人开始围攻东阳关。在攻占岭口镇后，彭兆栋又调集重兵包围东阳关。这一次出动的兵力共有四个团。面对汹汹来敌，特委依然号召：血战到底，誓死保卫东阳关。战斗打得极为惨烈。连续的消耗战使赤卫师损失惨重。仅仅坚守了三天，我军的伤亡已经过半。敌众我寡的局势使很多人开始清醒，包括焦书记和夏师长在内。在特委会议上，他们不得不做出了一个极不情愿而又十分痛苦的决定：突围。

　　第四天夜里，突围开始了。部队分成两个方向：一是由岳松参谋长率领一个营，向东突击，以吸引敌人，掩护特委;一是由夏师长率领主力，保护特委机关向西突击。这个计划本来是可行的，但敌人太多了。尽管岳松带的人吸引了一部分敌人，但当夏师长掩护特委向西突围时，仍然遭到了敌人重兵拦截，陷入重围。

　　在反复冲杀下，我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东路由岳松率领的掩护部队突围出来后，五百多人只剩下三十多人，而夏师长率领的主力，由于要掩护特委机关，还有大量的伤病员，行动不便。在敌人的围攻下，被冲得七零八乱。最后只能各自为战，分头向外冲。许多同志牺牲了，一些伤病员成了俘虏。特委机关也被打散。拂晓时分，夏杰带着警卫连和少数部队冲出来时，身边只剩下一百多人。史先生负了重伤，焦书记也不幸被俘。

　　二

　　东阳关失利后，沉痛的教训使特委意识到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他们放弃了原定的坚守计划，通知各部尽快撤进山中，保存实力，与敌开展游击战争。

　　但这个决定来得似乎晚了一些。惨重的代价已经付出，无法挽回。大批被俘的红军战士惨遭屠杀。其中包括不少伤病员。据说，杀害的过程十分残忍。戰俘们被一批批带到东阳关外的小井山，然后用机枪扫射，尸体推下山坡，再用炸药炸倒山坡加以掩埋。

　　解放后，政府在小井山建立了红军烈士纪念碑，从山石的掩埋下挖出骸骨达到一千多具。

　　焦书记被俘后，英勇就义。他在狱中坚贞不屈，敌人施尽酷刑，想从他嘴里获取党和红军的情报，但一无所获，最后将其吊死，并悬尸示众三日。

　　焦书记牺牲前留下一封信，由狱友们悄悄带出。这封信是写给特委的。在信中，他反思了东阳关失利的教训和工作中的失误，并请特委转交中央分局和省委。信中写道：

　　同志们，永别了。为革命而死，吾志已遂，无憾矣。此次东阳关失利，教训深刻。敌人兵力充足，而我们却没有做出灵活之应对。许多同志英勇牺牲，给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我心中万分痛苦。作为特委书记，我负主要责任，承担所有后果。中央决议是正确的，但各地情况不同，应因地制宜，灵活掌握。这是鲜血换来的教训，不能忘记。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请将此信转Z和S。此次被俘，生还无望。建议由S同志接替我的工作。他忠诚、坚定，具有远见，而且熟悉当地情况，请考虑。中国共产党万岁！焦赞国绝笔

　　这封信后来一直收藏在霍川红军纪念馆。据党史专家研究考证，信中的Z指中央分局，S指省委，S同志系史传洲，即史先生。“这封信具有代表性。”我去霍川采访时，当地党史办的同志对我说，它表明了当时人们已对“左”倾错误路线有了切肤之痛，虽然认识上尚有局限（如信中说到的“中央决议是正确的”一语。这里的“中央决议”，应为一九三二年一月，由王明主导的《关于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但残酷的现实，使大家开始认识到错误路线的危害，必须改变。特别是焦书记在信中建议由史传洲，而不是夏杰接替他的职务，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的思想转变。

　　可是，焦书记的建议并未被采纳。在他牺牲后，接替特委书记一职的并不是史先生，而是夏杰。一种分析认为，夏杰作为赤卫师师长，地位仅次于焦书记，焦书记牺牲后，由他接任特委书记顺理成章;另一种说法是，东阳关之战，史先生伤势严重，被送往武汉医治，无法履任。此外，还有一种推测，认为当时中央分局的省委领导中“左”倾思想仍占上风，对史先生并不认可。

　　东阳关之战后，赤卫师和农会武装锐减至一千余人。根据上级的指示，部队进行重组，赤卫师改为游击师，下设三个大队。师级领导仍为赤卫师的老班底，即师长夏杰，政委史传洲（由于史先生去武汉疗伤，政委一职暂由夏杰兼任），参谋长岳松。游击师成立后，进一步明确了游击作战的指导原则，实际上是扭转了过去的错误做法。

　　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也是形势所迫。进入一九三三年，霍川的敌军一度达到十一个团。他们疯狂“清剿”，大肆搜山，放火烧林，叫嚣“树要过斧，草要过刀，山石要过火，黄土翻三尺”。为了切断红军与百姓之间的联系，他们把“红区”分成若干片，分兵驻守，各地碉堡遍布，关卡林立，并实行移民并村，“五家连坐”（即一家通共，五家同处;一户犯法，十户同罪）。一时间，到处尸横遍野，满目疮痍，很多地方成了白天不见人、晚上不见灯的无人区。

　　在白色恐怖之下，到处血雨腥风。为了生存下去，霍川游击师不得不化整为零，分头进行活动：师长夏杰带第一大队坚守西乡大牯岭一带;岳松带第二大队在北乡马头山一带打游击;第三大队活动地点位于南乡五龙山一带，由第三大队大队长卢庆竹负责。

　　一九三三年六月间，费伯母产下一个女婴，小名丫丫。这孩子好像等不及了，在母腹中只待了八个月，便提前来到了这个世界上。那期间，费伯母正在金石台打游击。一天遇到敌人“清剿”，转移途中忽感腹痛如绞，下身血流如注。众人吓坏了，连忙将她抬进一个山洞。就在那个山洞中，小孩子出生了。由于营养不良，加上早产，那孩子生下来又瘦又小，就像一只脱了毛的小鸡雏，最多只有三四斤重，就连哭声也又细又弱。据红军医院刘院长说，这孩子出生时脐带缠住脖子，

　　脸憋得铁青，好长时间喘不过气来，后来经过抢救，才有了呼吸。“她能活下来真是万幸！”刘院长感叹道。

　　我大伯得知消息已是半个月后了。那时，他正随第三大队在五龙山一带活动。第三大队是由原手枪团为基础建立的。岭口镇失守后，我大伯被撤职关押，后经审判，下放至苦工队。这事是在东阳关失守前便决定了。当时，史先生反对这样的处理，但焦书记执意如此，认为不枪毙已是开恩了。他还对史先生说，我知道他是你的学生，越是这种关系越不能感情用事。他的话中有话，史先生当然听得出来。

　　从战斗部队下放至苦工队反差很大。苦工队，又称运输队，主要承担运输任务，干的多是重活、累活和脏活，人员多为犯过错误或新参军的新兵，人手除了一根扁担，连武器也没有。接到处分决定后，费伯母比我大伯还要难过。她感到气愤委屈，却无处诉说。相反倒是我大伯安慰她。

　　“没啥了不起，”他说，“苦工队也是干革命，只要留在部队上就行。”

　　“你倒心寬，”费伯母说，“可俺受不了。”

　　“那又怎样？”

　　费伊蓉眼睛扑闪了一下，眼泪便流下来。我大伯心里一痛，赶紧劝她，说干革命啥苦都得受。我们那么多苦都吃了，这点委屈有啥受不了的？再者说了，多少同志都牺牲了，俺们还活着，还能继续为革命工作，这都是托马克思的福，比比他们还有啥不满足的？这样劝了一会儿，费伊蓉情绪渐渐缓和下来。她感叹道：“你说特委咋就不明白，硬要拿鸡蛋碰石头？焦书记还是上边派下来的，去苏联留过学，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别胡说。”我大伯制止她道。

　　“俺就说！”费伊蓉赌气道，“大不了咱俩都去苦工队。”

　　我大伯笑道：“苦工队可不要女的。”

　　费伊蓉一听也笑了：“那更好，俺哪儿也不去。”

　　不久，史先生带信来了。他鼓励我大伯要正确对待，坚定革命信仰。他还让卢庆竹带话说，廷勇做得没错，虽然这是特委的决定，但我保留个人意见。他还说，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当时他要在的话也会这样决定。史先生的话让我大伯和费伯母十分激动。“总算有个明白人了，”费伊蓉对我大伯说，“有了史先生这句话，你也值了。”

　　东阳关之战失利后，焦书记被俘牺牲，实践证明，我大伯当时做得并没有错，可不知为什么，对我大伯的处分仍然没有取消。他伤好后，便去了苦工队。得知费伊蓉生产后，我大伯非常高兴。女儿的降生给他苦闷的生活带来了光明。他让人带信给费伊蓉，给孩子取名肇明。据我大伯说，“肇”字是辈分，明是光明，寓意孩子未来一片光明。

　　费伯母也觉得这个名字好，不仅吉祥，而且吉利，但是谁能想到，这个吉祥的名字并没有给小肇明带来吉祥。肇明生下后一年多，我大伯那时尚未解脱，仍在苦工队，费伯母又因枫树湾事件而蒙受了不白之冤。

　　小肇明——我的堂姐，我们家“肇”字辈的第一个孩子，从她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仿佛注定了要伴随着苦难，备尝艰辛。

　　三

　　关于枫树湾事件说来话长。

　　彭兆栋进驻霍川后，由于“清剿”有功，受到“剿总”的嘉奖。蒋介石还在南京亲自接见他，与他共进午餐，这让他受宠若惊，更加卖力。在陆军部的允许下，他又收编了一些地方部队，军力进一步扩大。这时，他的胃口更大了，暗中觊觎省长宝座。为了向上邀好，他计划打造“霍川样板区”，扬言不让一个红军在霍川立足。

　　然而，他牛皮吹破天，实际上无法做到。尽管他挖空心思，采取“驻剿”“搜剿”、移民并村、保甲连坐等办法，动用砍头、腰斩、剥皮、活挖心、割五官等各种酷刑，甚至不惜推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试图将红军和革命力量斩尽杀绝，但游击师成立后采取分散游击的战术，飘忽不定，神出鬼没，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凭借高山密林与其周旋，让他看得见，摸不着，想追追不上，想打打不着。虽然他的部队人数众多，但让游击师牵着鼻子走，有劲使不出，东奔西跑，疲于奔命，收效甚微。

　　彭兆栋颇为头痛。他在会上大骂手下愚蠢，全是饭桶。但骂归骂，却解决不了问题。有一天，商会会长卫树森在鸿运楼宴请他，谈及此事，他不禁又犯起愁来。“这帮赤匪，”他说，“真他妈的难缠。”说着，连连摇头。

　　自从彭兆栋率部进驻霍川后，卫树森便抱上了这个粗腿。三天一小请，五日一大宴。卫家在霍川举足轻重，但两任县长都与他不和，特别是袁幼鸣还公然耍了他。袁幼鸣原任县党部书记，因与县长郝君实素有嫌隙，相互不买账，便拉拢卫树森一起反对郝君实。卫树森早对郝县长一肚子意见。因为他到任以来，实行禁烟，对卫家的鸦片生意进行打压，相反倒对贺家发展实业倾力支持。这让卫树森心中不快，于是与袁幼鸣一拍即合。为了拉拢卫树森一起反郝，袁幼鸣还向他许愿，只要赶走姓郝的，可以推荐他做县长。

　　卫树森心里乐滋滋的，在扳倒郝君实上确实出了不少力。可是，郝县长一走，袁幼鸣就自食其言，自己捷足先登，取而代之，當上了县长。

　　这且不说了，最气人的是，他当上县长后，本可以将县党部书记长一职让给卫登辉，这多少也算是对卫家一个补偿吧。可他不仅没有这么做，反倒把与卫登辉一向不对付的侦行科长陈小狗提了上来。这不是成心给他们难堪吗？卫树森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大骂袁幼鸣狼心狗肺，不是个东西。

　　为了扭转局面，彭兆栋一来，他便开始巴结他，一来给自己找个靠山，二来也想找机会弄倒袁幼鸣。为此卫家不惜工本，投其所好。彭兆栋爱钱爱女人，这对卫家不是难事，于是很快攀上了这棵大树。

　　卫登辉也穿上了黄皮，在新八十二军谋个参谋之职，虽说官不大，毕竟不用再看陈小狗的脸色了，而且就连袁幼鸣这个县长也可以不放在眼里了。但他并不满足，手中权力太小。用他的话说：“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他找过彭兆栋，希望能够带兵，哪知彭兆栋一听就笑了。“带兵？”他说，“这可不是过家家，闹着玩的。”言下之意他根本干不了。

　　卫登辉有些扫兴，但他仍不死心。为了改变彭兆栋的看法，他开始研究兵书，并在彭兆栋面前处处表现自己，摆出一副知兵的样子。这天席间，听到彭兆栋为“剿匪”之事犯愁，便进言道：“军座，这剿匪的事，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

　　“哦，”彭兆栋一听便随口问道，“此话怎讲？”

　　卫登辉说：“说难，因为他们东躲西藏，你想找他们却找不见;说不难，如果找见了，这难也就不难了。”

　　“这不是废话吗？”胡宣武插话道。那天晚上，他和军部的几个军官也在座。彭兆栋摆摆手道：“你让他说下去。”

　　卫登辉说：“赤匪的长处在于机动，而咱们处处被动，则因为缺少机动。三十六计云，反客为主，即要抢占先机。”

　　“这倒也是，”彭兆栋说，“你有什么好法子吗？”

　　卫登辉说：“兵书云，抢占先机，首要者便是先发制人，而先发制人就是要变被动为主动。”

　　“这个谁不知道？”胡宣武说，“你就说怎么变被动为主动吧？”

　　“这个，”卫登辉说，“难就难在这里。”

　　胡宣武说：“闹了半天，还是废话！”说着，在座的几个军官都笑了起来。大家继续喝酒，也没把这话当回事。

　　几天后，彭兆栋突然把卫登辉叫去：“你不是想带兵吗？”

　　“是，军座。”

　　“好，”他说，“我给你一个机会。”

　　原来，那天席间，卫登辉那番话引起了彭青的注意。当别人都在笑话卫登辉时，他却没有笑。散席后，他便向彭兆栋建议，卫少爷的话并非毫无道理，如今我们的战法的确是太被动，问题就出在我们机动性太差。如果成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以机动对机动，即可改变这种局面。

　　彭青毕竟是军校毕业，肚子里有点货。他的提议让彭兆栋大感兴趣。于是，一支以机动为主的别动队开始酝酿成立。

　　该队建制为一个团，下设三个大队，共一千余人，人员由各团精挑细选，全是经验丰富的老兵，而且装备精良，每人配备二十响的短

　　枪和新式冲锋枪各一支。新编八十二军进驻霍川后，收编了一些被打散的桂军。别动队成立时，他们特别注重挑选那些能打善跑的广西兵。这些兵能爬山，惯于山地作战，被称作“广西猴子”。在彭兆栋看来，用他们来对付红军再好不过。

　　别动队的队长由汪小小担任，副队长由卫登辉出任。汪小小原系桂军六十五旅的一个营长，军伍出身，打过不少仗，从死人堆里爬过。汪小小名为小小，实则长得黑高粗大，一脸的黑麻子，身躯如铁塔，力大过人。他杀人如麻，极为凶残。当地有歌谣云：“汪小人不小，杀人如杀草。”

　　六十五旅被红军打散后，残部被几度收编，最后来到新八十二军，这其中也包括汪小小的那个营。彭兆栋挑选汪小小来当队长，主要看中了两点：一是这家伙能打仗，尤其山地作战经验丰富;二是仇视红军，打起仗来不要命。汪小小的舅舅原系六十五旅旅长褚良田。当初，褚良田被俘后，为了救他出来，汪小小花了不少劲。他答应了赤卫师提出的条件，并亲自把那批物资押送至大牯岭。没想到他舅舅还是被枪决了。这让他感到奇耻大辱，发誓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至于为何安排卫登辉，彭兆栋也有考虑，因为卫登辉是本地人，熟悉地理和人事，加上他过去在县党部，负责三青团，在城乡各地耳目众多。彭青认为，别动队要想发挥机动性，情报是第一位的。这一点，卫登辉正好派上用场，可助汪小小一臂之力。

　　果然，别动队成立后给游击师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他们身着便服，出没于山林之中，以机动对机动，以游击战对游击战，常常出其不意，袭击红军营地，捕杀地下党员和农会干部，破坏堡垒户和地下交通线。他们还化装成红军，四处游荡，致使许多村干部和百姓上了当，惨遭屠戮。有一次，卫登辉带着一支别动队来到西桥集。这里位于北乡马头山，是老根据地，群众基础较好，就连保长也是我们的同志。这天夜间，卫登辉带着人进了村，自称是游击师的，保长起先还保持警惕，但交谈中卫登辉满嘴当地土音，还一口一个老乡地叫，显得和蔼可亲。这一来，保长放松了警惕，一边叫人烧饭款待队伍，一边把干部都叫了来，还透露说，村里藏了二十多个伤员，分散在各家之中。

　　结果，可想而知。这些村干部和伤病员全被捕杀。在霍川采访期间，一个老人还对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几个红军战士被敌人追赶逃进了他们村子。该村叫黄泥坝，只有七八户人家。他们把红军藏了起来，躲过了敌人的追捕。但结果意想不到，那些隐藏红军的村民后来全被指认出来，一个没剩，统统拉到村口枪杀了。指认他们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被他们隐藏的所谓红军战士——原来，他们都是别动队员装扮的。

　　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恐慌，以至于老百姓难辨真假，不知谁是真红军，谁是假红军。有时真红军来了，他们也拒之门外，不敢出手相助。

　　彭兆栋极为满意，破格晋升汪小小为上校，卫登辉为中校。他还围绕别动队专门设计了一个战术，名曰抛砖引玉。平时，游击师都是分散活动，但有时发现有利战机也会把部队集中起来打伏击。彭兆栋利用这一点，以别动队作诱饵，以小股部队吸引游击师，然后再施加包围。

　　一九三四年，随着鄂豫皖主力红军先后长征，实施战略转移，霍川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就在这期间，枫树湾事件发生了。

　　一场始料不及的灾难降临到费伯母的头上。

　　第七章 大伯 | 1935年

　　一

　　费伊蓉出事的消息，我大伯很晚才知道。起先大家都瞒着他，包括卢庆竹在内。那时，我大伯跟随卢庆竹的第三大队在南乡五龙山一带活动，并不知道大牯岭发生的事。十二月的一天，苦工队前往大牯岭征粮，那里离金石台不远，我大伯便提出，想去看一看伊蓉和丫丫。“好久不见了，俺想去看看。”他对卢庆竹说。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本以为卢庆竹会爽快地答应，没想到他竟拒绝了，这让我大伯颇感

　　意外。

　　我大伯到苦工队后，卢庆竹并没有慢待他，还一直为他抱屈。他们之间一向亲如兄弟，这是众所周知的。从北辰时睡上下铺，后参加革命，歷经各种磨难，这种生死友谊使他们血肉相连，不分彼此。我大伯受罚后，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卢庆竹不仅一如既往地待他，而且比以往更加敬重他、关心他。他一有空便会来到苦工队，与我大伯聊天或下棋，有缴获的好烟也总是第一个想到我大伯，时常还会跑来与我大伯商量一些重要的事情。我大伯说，俺现在是戴罪之身，你别老往俺这里跑，影响不好。卢庆竹说，怕啥呢？他们说你有罪就有罪啦？俺常来你这里，就是要人看到你是受冤屈的。我大伯听了便笑，说：“你说这话可得注意立场啊。”卢庆竹便说：“啥立场？你在俺心中永远是好同志，好兄弟，过去是，现在是，永远是。”一席话说得我大伯心里阵阵发热。

　　可是，这一次，我大伯提出这么个简单的请求他竟然不同意，这不是见鬼了吗？“咋回事啊？”他问道。卢庆竹低着头，不看我大伯，“还是算了。”他说，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刮着鞋底上的烂泥。前两天刚落过雪，地上十分泥泞。

　　“为啥呢？”我大伯说。

　　卢庆竹说：“这次任务紧，下次再说吧。”

　　“紧啥呢？”我大伯不解道，“俺们在这要待三天，也没啥事嘛。”

　　卢庆竹迟疑着。他看了我大伯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刮着鞋上的泥。“还是别去了。”他又说，语气吞吞吐吐，像是有话没有说出来。

　　“你啥意思嘛！”我大伯有些火了。

　　卢庆竹一边笑着一边支吾道：“没啥的，俺是怕万一有任务，再说路上也不安全。”

　　这明显是搪塞。我大伯更不高兴了。自打丫丫出生后，我大伯只见过她两次。由于分散在两地打游击，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这一次好不容易有了机会哪能不去？“屁的任务！”我大伯道，“你少给俺七屁八磨！”

　　卢庆竹见我大伯生气了，便站起来，扔掉手中的树枝，跺了跺脚，把脚上的泥巴跺了去。“你急啥嘛，”他说，“机会多着哩。”又把我大伯拉到一边，劝他别激动。“你听俺的没错，这次就算了，下次俺找机会安排你去。”

　　“你少来！”我大伯脾气上来了，非要去不可。卢庆竹看糊弄不过去，这才告诉我大伯，伊蓉出事了。

　　我大伯头脑轰地一下，仿佛头顶上打了一声焦雷。

　　他万万没想到，费伊蓉被关押审查了。

　　事情竟与枫树湾事件有关。

　　枫树湾事件发生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间。这一天，特委在枫树湾召开会议，遭到别动队的突袭。与会的特委委员共十人，其中四人牺牲，三人被俘，幸免于难的只有夏杰、崔部长和岳松三人，而且夏杰还负了重伤。可谓损失惨重，整个特委几近瘫痪。

　　这件事发生得极为蹊跷。

　　枫树湾是大山中的一个小村庄，位于大牯岭腹地。这里山高林密，道路崎岖，平时就连敌人的“清剿”也很少到这里。特委选定在这里开会，也是考虑该地相对安全。但是，谁会想到呢，偏偏就在这个大家认为极为安全的地方发生了意外。

　　其实，事发之前已有预兆，只是没人在意。据事后有人回忆，那天，村里出了几桩怪事：一是两个上山打猎的人傍晚没有回来。正常的情况下，他们一般都会回来，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比如下雨，山路湿滑，不易行走，才会在山上的窝棚中过夜。巧的是，偏偏那天下起了大雨，他们没有回来便被视为正常。二是村外的山林中曾经几度有群鸟飞起，一群群的白鹭展开翅膀，在竹林上空盘旋，像是受到了什么惊扰，但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又归于安静。这种惊鸟现象过去也常有，抑或是由打猎、砍柴及路人引起，也未可知。三是村里的詹六爷患了重病，家里差人去镇上请郎中，可人走了大半天，直到大半夜仍不见郎中的影子，派去请郎中的人也没回来。家里急得直跳脚，都以为是下雨天误了事。

　　总之，当初这些反常的事情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突袭发生后，人们才发现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敌人偷袭的前兆——那天，别动队提前便潜入附近山林，布下了包围

　　圈。为了防止暴露，他们对所有进山的人，一经发现，便就地处决，不留一个活口。村里那两个上山打猎的和派去请郎中的人，全都遭了毒手。后来，人们在山上找到了他们的尸体，都是用刀捅死的。至于群鸟惊飞也不难找到答案，显然是敌人潜入山林时引起的。

　　一切都再明白不过了，这是一起有着明确目标和周密计划的袭击。毫无疑问，敌人事先获得了准确的情报，悄悄撒下了大网。问题是像特委开会这样高度机密的事，外人根本无从知晓，敌人又是怎么获知的？而且情报如此准确，令人匪夷所思。联想到过去别动队偷袭我军时，常常出其不意，有备而来，更让人感到这绝非偶然。“奸细！”夏杰说，“我们内部有奸细！”

　　他的判断得到了幸存下来的另外两个特委委员——崔部长和岳松的认同。不久，游击师又抓了一个“舌头”，再次佐证了这一点。这个被抓的舌头是别动队的一个班长，他在审讯中供称，袭击枫树湾时，他们确实得到了情报。出发前，汪小小站在队前训示，问大家想不想发财啊，弟兄们都说想。

　　“那好，”汪小小说，“小狗日的们，都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抓住夏杰，赏大洋两千！”

　　队伍里发出一片欢呼。要知道，两千块，比原先悬赏布告上高出了一倍。卫登辉补充说，这多出的一千块是汪队长赏的。“弟兄们，”他说，“白花花的大洋可不烫手啊。都睁大眼睛，别让夏杰跑了！”据这个俘虏交代，他们对特委开会的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员等情况了解得十分清楚。至于情报的来源，当然，这个俘虏并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此准确的情报只能是来自我们内部。

　　“一定要把他查出来！”夏杰愤然道。在枫树湾突围时，他身上中了三枪，一枪打在腿上，一枪打在胳膊上，还有一枪打在腹部上，连肠子都掉了出来，是警卫员给他重新塞进肚里，又把衣服撕成条替他包扎好，把他背了出来。崔部长和岳松去向他汇报情况时，他挣扎着坐起来，忍着剧烈的伤痛，在养伤处召开了一次临时特别会议，参会的除了他，还有崔部长、岳参谋长三人（特委委员原为十一人，副书记史传洲此时不在霍川，另有七人牺牲或被捕，现只剩下三人，由于不足法定开会人数，故称特别会议）。会上决定在夏杰养伤期间，特委和游击师工作暂由老崔和岳松分别担负，老崔主持特委，岳松主持游击师，当务之急是抽调人手尽快查出奸细。“这事尤为要紧，”夏杰指示说，“这个奸细一天不挖出来，我们的危险就存在一天。”他特别强调，不论何人，不论是谁，都不要放过，要全面彻查，一查到底。他还要求老崔和岳松务必保持高度警惕，防止枫树湾之类的事件再次发生。

　　会议之后，清查工作便立即开展起来。保卫部的同志全力以赴，又抽调了一些可靠的人手，成立了枫树湾事件清查组，组长由崔部长挂帅。

　　崔部长名叫崔元午，但不少人背地里都叫他崔元牛，意为午字出头，含有戏谑和挖苦之意。崔部长是河南光山人，参加过黄麻起义和六霍起义，资历较老。原在商城工作，后调特委，任保卫部长。他相貌平常，个头不高，但为人耿直，有一股子牛脾气。他的家族中有十六人参加革命，被国民党杀害的就达十三人，血海深仇铸就了他坚定的信念。他工作认真，原则性强，但工作方法简单，严厉有余，细致不足，加上平时不苟言笑，总是板着一副脸，让人难以接近。他还喜欢训人，很多人不喜欢他，包括人们给他的绰号“崔元牛”也多少反映了这一点。小黑皮私底下还编了一个顺口溜：“元牛不是牛，脾气大似牛。板起大长脸，训人赛过牛。”顺带说一句，崔部长长着一张大长脸，这也是他较明显的特点。总之，崔部长在工作方法上存在不少问题，史先生曾批评过他，要他加以改正，和大家打成一片。他嘴上表示接受，但就是改不了。一个人的脾气一旦形成，要改也难，崔部长亦是如此。

　　清查组成立后，崔部长便夜以继日地工作起来。他和岳松一起研究了方案，还召集大家开会，共同讨论，最后决定从有可能接触到情报来源的人入手，把这些人列出名单，一一进行排查。最后范圍逐步缩小，目标瞄准了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中就有费伊蓉，而且她的嫌疑最大。

　　这个结果让人大感意外，尤其是费伯母连

　　想都没有想到，但清查组这样做也有充分的理由。首先，费伊蓉有获得情报的可能。枫树湾事件发生时，特委当时正在金石台一带活动，而费伯母也在那里。

　　金石台位于大牯岭山区，是霍川最高峰，海拔一千四百多米，悬崖陡峭，奇峰险峻，密林茂盛，山洞遍布，易于隐藏和打游击。敌人的“围剿”日益加剧后，一些农会干部、红军家属、伤病员、老弱妇女等都退守到这里。为了统一指挥，特委决定成立了金石台中队，下设一个手枪队，一个女兵队。手枪队队长是小黑皮，费伊蓉系女兵队指导员。费伊蓉原是红军医院指导员，红军医院被打散后，很多同志牺牲了，剩下的一些女同志便编入女兵队，包括费伊蓉。她们的任务主要是负责收容、护理伤病员和缝制鞋帽等工作，当然在必要时也会参加战斗。

　　那段时间，金石台中队一直跟随特委活动。费伯母作为女兵队指导员，当然不排除有接触情报来源的可能。清查开始时，她和那些列入名单的人都分别被找去谈话，进行询问。这其中也包括手枪队队长小黑皮。

　　开始时大家也没太当回事，原以为不过是例行公事。小黑皮回来后还对费伊蓉调侃道：“他们瞎了眼，怀疑起俺们来了。”还说牛眼看人大，鹅眼看人小，这崔元牛咋倒长了一双鹅眼？费伯母听了便笑，但也劝他说，你少说风凉话，崔部长听了又要不高兴你。小黑皮撇了一下嘴说，俺管他高兴不高兴，俺才不怕哩。

　　然而，随着清查的深入，情况开始严重起来。清查组在第一轮排查后，把重点集中到那些曾经被捕过的人身上，并把这些人列为重点清查对象。这一来，费伊蓉和小黑皮都被划了进去。因为他们在霍川暴动前都曾被捕过。

　　当他们被再次叫去询问时，小黑皮不耐烦了。

　　“啥问题？”他说，“俺有啥问题？被捕咋了？俺被捕是为了掩护特派员，受了重伤，你们去问问夏师长，这咋还有罪了？”

　　崔部长说，你别打岔，我们问的不是你怎么被抓，而是你被抓后的情况及在狱中的表现。小黑皮说，俺在牢里的表现咋了？大家都清楚。他们把俺打得半死，俺连眉头都没皱一皱。崔部长让他不要避重就轻，如实交代问题，而且尽可能详细，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都要说清楚。小黑皮听了，肚里的火直往上蹿。“还要咋细啊？”他说，“难道拉屎撒尿也要说？”

　　崔部长拍起桌子。

　　“詹少成，”他喝道，“你想干吗？”

　　小黑皮一梗脖子道：“俺没想干吗。”

　　“那就老实说。”

　　“说啥？”小黑皮气得满脸通红，态度越发抵触，“你让俺说，可俺说的你信吗？不信你们去查嘛。查到俺有罪，该杀该剐全由你们。”

　　崔部长认为小黑皮极不老实，分明是抗拒清查，当即下令将小黑皮撤职看管。小黑皮被关押后，费伊蓉跑去看他，劝他不要耍态度，这样不好，还说配合清查也是应该的，他们也是为了工作嘛。她还专门去找过崔部长，帮小黑皮解释，说她相信小黑皮，他绝不可能是奸细。

　　可是，让她没有料到的是，接下来保卫部也把她找去了，而且更要命的是，她的问题比小黑皮更加严重。

　　事实上，费伊蓉从没担心过自己，也没必要担心，因为她是清白的，确实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保卫部几次找她谈话，她都心平气和，主动配合，如实说明情况，而保卫部一开始也确实没有找到什么可疑之处，除了她曾被捕之外。那段时间，费伊蓉一切如常，继续领导女兵队，工作也没受到影响。

　　可是，有一天晚上，她又被保卫部找去了。

　　这一回，情况不同了。

　　二

　　找她谈话的是崔部长，而且态度也不同以往。虽然崔部长一向严肃，但每次看到费伊蓉倒还客气，总是要点点头，或打个招呼。但那天他看到她就像没看见似的，什么反应都没有，口气也变得异乎寻常的严厉。这让费伊蓉颇感奇怪。

　　“费伊蓉，你要老实交代，”谈话一开始，崔部长便这样说，“你还有什么隐瞒组织的吗？”他的脸拉得老长，眼神也显得特别古怪。

　　“没啊。”费伊蓉回答。

　　“真没有？”

　　“没有。”费伊蓉摇起头，肯定地表示。确实，她也没隐瞒什么，但崔部长的目光告诉她，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你再好好想想。”

　　费伊蓉蹙起眉头，认真想了想，又一次摇起头。崔部长这下不客气了。“哼，我看你年纪不大，倒挺健忘啊！”他的鼻腔里喷出一股冷气，像马打响鼻似的发出一声刺耳的声音，那模样好像在说：别和我耍花招，你瞒不过我们。

　　费伊蓉更加困惑了。这到底是咋了？她咬了咬嘴唇，用不解的目光看着崔部长，这时崔部长又开口道：“费伊蓉，我看你平时还老实，怎么也这么顽固？你干过什么，难道不清楚吗？”

　　崔部长这样一说，费伊蓉越发糊涂了。她一头雾水，满脸涨得通红。“你在说啥呢？”她说，“俺不明白。”她轻声咕哝着，一副茫然无措的样子。

　　啪的一声，崔部长一拍桌子，本来就黑的脸变得更黑了。

　　“別再演戏了！”他说，“你这个贪生怕死的软骨头！难道非要我戳穿你吗？我问你，悔过书是怎么回事？”

　　一说悔过书，费伊蓉仿佛被针扎了一下，顿时全明白了。原来是为这件事——这是她极不愿提起的，但她并不担心。因为这都是卫登辉强逼的，她并没有做错什么。但她刚想解释，便被崔部长打断了。

　　“先别废话，你就说有没有吧？”

　　“有是有……”

　　“你总算承认了。”

　　“俺从没否认。”

　　“那你为什么不交代？”

　　这一问，便把费伊蓉问住了。说句良心话，费伊蓉起先没有交代这件事，不是要想刻意隐瞒，而是另有原因。最重要的是，在她看来，这根本不算什么事，因为事实清楚，很容易说明白。

　　可是，她错了。

　　事实上，她已经讲不清楚了。

　　听说费伊蓉被关押了，我大伯顿时怒了。“这不是胡扯淡吗？”他说，“奸细？她怎么会是奸细，简直是乱弹琴！”他再也坐不住了，立马就要去金石台，卢庆竹想拦也拦不住了。由于担心我大伯控制不住情绪，他安顿好部队，也相跟着一起去了。

　　金石台位于大山之中，他们不歇气地赶了三个多时辰的路。到达部队驻地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了。我大伯问清了费伊蓉关押地点，直奔而去。但守卫的士兵却把他拦住了，说是除非有崔部长的命令，否则他不能见她。我大伯听了这话，掉头便去找崔部长。

　　说实在话，我大伯对崔部长早已一肚子意见。当初处理他时，他就表现相当武断，态度也不好，现在又把费伯母拘了，你想我大伯能有好气吗？他一见崔部长就大吵起来。崔部长当时已经睡下了，我大伯非把他拉起来。卢庆竹就担心出事，寸步不离，一直紧跟着，这时连忙上前劝阻，却也劝不住。崔部长气极了：“这还了得？无组织无纪律，把他捆起来！”

　　争吵声惊动了周围的人，有人围了过来。岳松和黄静雯就住在隔壁窝棚里，听到声响也连忙出来，劝住了崔部长，又让卢庆竹赶紧把我大伯拉走。崔部长气得满脸通红。“这个贺廷勇，”他说，“自己一屁股屎，还不老实。”发了一通火，又叫人找来卢庆竹，说要严肃处理这事。

　　岳松和黄静雯便都劝道，他是担心伊蓉，可以理解，并不是冲着你来的。劝了一会儿，崔部长渐渐平静下来，不再说话。这表示他不再追究这事了。于是，岳松便对卢庆竹说：“好了，回去好好批评，下不为例。”

　　“是。”卢庆竹应承道，站着不动。

　　“怎么还不走？”岳松说。

　　卢庆竹仍不动。

　　“快走啊！”岳松催促道。

　　卢庆竹说：“他想见一面。”

　　“见谁？”

　　“见伊蓉。”

　　“不可能！”没等岳松说话，崔部长便愤愤地答道。

　　“那可咋办？”卢庆竹说，他们大老远地来一趟也不容易，不见一面说不过去，“廷勇的脾气你们也知道，这话不好说啊。”哪知崔部长是有名的牛脾气，吃软不吃硬，一听这话更来气了。“不行就是不行！”他说，“这没什么好说的！”说完一转身进了窝棚——这意味着谈话已经结束了。

　　这下事情僵住了。卢庆竹站在那里，发了一会儿愣，只好把目光转向岳松，请求他帮忙。自从黄静雯嫁给岳松后，卢庆竹心里一直不自在，很少和岳松说话，但眼下他也只好求助他了。“参谋长，你去说说吧。”

　　岳松不说话，低头抽着烟。这时黄静雯推了推他，他才扔掉煙头，低头钻进了崔部长的窝棚。

　　三

　　费伊蓉见到我大伯，哇的一声哭起来。她憋屈极了。自从被审查后，她一直强忍着泪水，现在见到我大伯便再也忍不住了。

　　霍川暴动后，她被营救出狱。关于悔过书的事，她一出狱就对我大伯说了，还把卫登辉如何逼她，她如何反抗的经过都说了，丝毫没有隐瞒。她还大骂卫登辉，说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是痴心妄想。我大伯心里挺担心，转弯抹角地问她卫登辉有没有对她咋样。“他敢！”费伊蓉说。不过，对于卫登辉曾对她动手动脚一节，却忽略没提，怕我大伯不高兴。

　　确实，我大伯对这事有些忌讳。卫登辉追求费伯母之事，他从不愿提及，甚至认为这是对费伯母对他感情的玷污。不过，对于悔过书的事，他们并没隐瞒。费伊蓉出狱第二天，他便陪着费伊蓉一起去找了史先生，当面向他进行了汇报。史先生听完便笑了：“我相信，这事他能干出来。”他指的是卫登辉，“这家伙歪脑筋可不少。”他了解费伊蓉，也了解卫登辉，他们都是他的学生，因此对这事一笑了之。费伊蓉和小黑皮被捕后，史先生曾设法进行过营救。他还派人找过费经三，请他出面运动袁幼鸣。对于费伊蓉和小黑皮在狱中的表现，他也很清楚，认为他们不畏敌人的威逼利诱，表现得十分英勇。“你们做得很好，”他对费伊蓉说，“共产党员就应该这样，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向敌人屈服。”他还说斗争是复杂的，敌人会采取各种花招对付我们，但只要我们对党忠诚，他们的阴谋终究不能得逞。

　　“伊蓉啊，”他最后还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你的魅力可不小啊。早在学校时，卫登辉就想打你的主意，我看他是吃错了药。”说着哈哈大笑。

　　应该说，这件事没有任何问题，起码在我大伯和费伊蓉看来是如此。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你为什么早不交代？”崔部长的话似乎说明了一切。是的，如果费伊蓉主动说明此事，或许会好一点。可她偏偏没有说。至于原因也说不清楚。不过，她不想说，也不愿说，这倒是事实。因为一提及这事，就免不了说到过去的事，说到卫登辉对她的追求，这让她感到恶心。再者说了，这事说起来也比较麻烦。事实上，她认为这事已向史先生汇报了，就等于向组织上汇报了，这就足够了。

　　然而，她没有想到，这本来不会成为问题的偏偏成了问题。用崔部长的话说，她刻意隐瞒这件事，拒不交代，说明她心中有鬼。这种推测不能说毫无道理，起码在保卫部的人看来符合逻辑推理。事实上，这个假定一旦形成，单凭费伊蓉个人的解释已无力回天，除非有人证明。但唯一能够证明这事的只有史先生和我大伯。史先生当时去了武汉，不在霍川，而我大伯又系直系亲属，他的话无法令人信服。

　　随着审问的进行，疑点越来越多。在崔部长看来，费伊蓉有许多问题无法自圆其说。比如，关于悔过书的事，她说向史政委汇报过，为何夏师长不知道？而夏师长当时不仅是师长，还是县委书记和苏维埃主席。再比如，詹少成被捕后，遭受酷刑，而费伊蓉却毫发无损，不仅如此，她还受到特别的优待，为何敌人偏偏对她仁慈？这些都说明了什么？

　　对于这些疑点，费伊蓉也做了解释。她说，霍川暴动后，夏师长一度前往红四军配合

　　作战，当时并不在霍川，因此她向史先生而没有向夏师长汇报完全正常，至于史先生事后有没有和夏师长说，她并不清楚。对于被俘后为何没有遭受酷刑，这个问题说起来有些麻烦，因为她不得不从她与卫登辉的关系说起。她不愿说，又不得不说，问题是说了之后崔部长并不理解，反倒是越说越复杂。

　　“你是说，他想保护你？”

　　“不是保护，”费伊蓉解释说，“他是另有企图。”

　　“什么企图？”

　　“这是他一厢情愿。”

　　“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那他为什么要保护你？”

　　“俺刚才说了，俺们过去是同学。”

　　“既是同学，为什么你要说没关系？”

　　“俺没说没关系，俺是说没有那种关系。”

　　“哪种关系？”

　　这话越说越乱，越说越说不清楚。在崔部长的逼问下，费伊蓉简直要抓狂了。她不知如何才能解释清楚。崔部长是工农干部出身，对于知识分子那种复杂的关系很难理解。“什么乱七八糟的！”他说。在他看来，敌就是敌，友就是友，黑白分明，哪有那么些啰唆事？实际上，费伊蓉越解释，他心中的疑惑越大。原先他并不清楚费伊蓉与卫登辉的关系，对她的怀疑仅限于她曾被捕过，并写过悔过书。但现在不同了。卫登辉作为别动队副队长，是游击师的死敌，偷袭枫树湾的罪魁之一，而费伊蓉竟然与他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这些难道还是小问题吗？他越想越感到事情严重。经过几次审问后，费伊蓉的嫌疑直线上升，甚至成了最主要的嫌疑对象。

　　费伊蓉哭得像个泪人似的，向我大伯诉说这一切。“这可咋办？这可咋办啊？”她连声说道。我大伯也心如刀绞。他搂住费伊蓉，抚摸着她的头发，轻声安慰她。

　　在他们谈话时，派来监督他们的保卫部干部一直坐在边上。一个时辰前，岳松好不容易说服崔部长允许我大伯探视，但条件是必须有保卫部干部在场。这位负责监督的保卫部干部曾负伤住过红军医院，受到过费伊蓉的护理，一直对她很同情。见到这个场景，便转过身去。

　　费伊蓉这时哭得更伤心了，她扑到我大伯怀里泪如雨下。“俺说不清楚了，”她说，“无论俺怎么说，他们都不相信。这真是太冤了，俺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她越说越伤心，越说越难过，把满肚子的憋屈、窝囊、气愤、伤心和痛苦都向我大伯倒了出来。她还说到崔部长竟然怀疑起她与卫登辉的关系，还问她悔过书的事为什么只有他们三个人知道，别人都不知道。俺说这种事又不是什么好事，谁会满世界去说呢？可他们非说俺不老实，是狡辩。费伊蓉感到非常无助，那感觉就像一头老牛掉进水井中，无论怎么挣扎也挣扎不出来。我大伯也感到无奈，只好连声安慰她。“别难过了，”他说，“大不了受点委屈吧。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你说的都是事实，咱们堂堂正正，清清白白，怕个啥？只要找到史先生，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经过一番劝解，费伊蓉渐渐好受了一些。天亮时分，黄静雯送孩子过来喂奶了。费伊蓉被关押后，她便主动担负起照顾丫丫的任务，似乎责无旁贷。因为她与费伊蓉关系非同一般，由她带养最合适不过，费伊蓉也放心。“到底是好同学，”费伊蓉很感动，“患难见真情，俺们没有白好一场。”她对黄静雯说。黄静雯说这是应该的。“快别说这话了，”她说，“你的事就是俺的事，你的孩子也是俺的孩子，你说俺能不管吗？”一席话说得费伊蓉心里直发热。

　　我大伯很久没见丫丫了，上次见到还是三个月前。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奶水不足，孩子又瘦又小，面色蠟黄，抱在手里轻飘飘的，仿佛没有什么重量。我大伯觉得，甚至几个月过去了，孩子都没怎么长，这让他好不心疼。

　　哇的一声，孩子哭了起来。费伊蓉急忙解开衣扣，奶起孩子。孩子的小嘴急切地在母亲怀里拱着，拼命吸吮。她的小脸挣得通红，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但是，很快她就失望了，哇的一声又哭了起来。费伯母的奶水太少了——出事后由于心情焦虑，本来就少的奶水更是急剧下降。刚被关押的那几天情况更

　　糟，奶水一度被憋了回去，竟连一滴奶也没有了。后来，还是黄静雯去找了刘院长，挖了一些草药给她调理才稍有改善。刘院长让黄静雯转告费伊蓉，一定要放松身心，避免情绪不好，这样才能增加母乳。可是，在这种关押审查的情况下，要想保持好心情简直不切实际。

　　费伯母哄着孩子，又把孩子的嘴塞到胸前，可孩子吸吮了几下，便扭开脸，哭得更厉害了。黄静雯见状，便取出煮好的米汤水（裹在毛巾里）递给费伊蓉。孩子的哭声慢慢止住了。费伊蓉一边喂，一边流泪。黄静雯劝道：“伊蓉，别这样，为了孩子，你得忍忍，忍忍啊。”我大伯看不下去了，连忙扭过头去。

　　喂完了米汤，孩子安静下来，睡熟了。费伊蓉把孩子递给我大伯，让他抱着。“这孩子真可怜。”我大伯说着，爱怜地把脸贴上去，久久不愿离开。在这一刻，他那颗久经战阵的粗粝的心仿佛被融化了，充满了柔情，又充满了忧伤。

　　费伯母看着他们，眼泪又流了下来。“廷勇啊，”她说，“俺要有个三长两短，丫丫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把她带大，抚养成人啊！”

　　“说啥呢？”我大伯恼道，抬起头来，瞪大眼睛看着她，“丫丫是咱们俩的骨肉，你要答应俺，咱们要一起把她带大。”

　　费伊蓉叹了一口气。

　　“唉，”她说，“就怕俺等不到那一天了。”说着，又是泪如雨下。

　　第八章 费伯母 | 1935年

　　一

　　枫树湾事件发生后，一连两个多月，敌人都没有发动有针对性的“围剿”，这给特委和赤卫师产生了错觉，认为他们的清查工作取得了效果。虽然奸细仍未查出，但他的活动起码受到了扼制或震慑。在特委会议上，崔部长甚至有一个推断，这个奸细有可能就在他们关押的审查对象中，以至于他们无法再向敌人输送情报，使敌人难以发起有效的行动。对于这一推断，夏师长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在听取了崔部长关于审查工作的汇报后，他指示说查找奸细要进一步抓紧，同时要扩大调查面，不放过其他疑点。他还提出了公开审查与秘密侦察相结合的办法。“我们既要看到明处，也要看到暗处，”他说，“敌人十分狡猾，我们不能简单地下结论，更不能大意轻敌。”

　　据我大伯后来回忆说，夏师长的话实际上表明他并不完全赞同崔部长的推断，尽管没有直接表达出来。在他看来，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是正确的。

　　清查工作持续进行着。虽然崔部长加大了清查力度，但收效并不明显。那些被看管的人纷纷叫冤，声称自己无罪。小黑皮甚至大骂，认为崔部长是有意整他。理由是他对崔部长不恭敬，编了他的顺口溜，所以给他小鞋穿。崔部长很恼火，问他崔元牛的外号是否也是他起的，小黑皮坚决否认。“这可不是，”他说，“俺只编过顺口溜。”

　　“那是谁起的？”

　　“这俺咋知道？”

　　“你不老实！”崔部长喝道。

　　小黑皮叫道：“俺没起（外号）就没起，你不能逼俺承认。”

　　“好，好，我看你嘴硬！”崔部长说，“饿他三顿，只要他不老实，就不给他吃饭。”

　　但说归说，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崔部长的原则性很强，尽管查案压力很大，他的内心十分焦灼，但还比较注意分寸，始终没有采取过激的手段。保卫部的有些同志在审讯中有打骂行为，他还加以制止。

　　费伯母的问题一直没有搞清，这让她备受煎熬。她本来寄希望找到史先生，但派去武汉的同志带回了令人沮丧的消息，由于地下联络站遭破坏，史先生失去了联系，下落不明。“这可咋办？”费伊蓉听到这个消息，急得猫抓心似的。她为史先生担心，也为自己担心。因为如果找不到史先生，她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洗清自己。有一次，卢庆竹来看她，她向他诉说了自己的担忧。卢庆竹劝她，别想那么多，车到山前必有路，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凡事总会有办法。“可这么拖下去，啥时是个头啊？”费伊蓉焦虑地说，“大家都在忙活，可俺却在这里，动弹不得，反成了拖累。这么活着还有啥意思？”

　　“你千万别这么想，”卢庆竹安慰她道，“俺刚才还见到了崔部长，他说他们还会再派人去武汉，一定会找到史先生。”当然，最后一句话是他自己加上去的，因为他自己也不清楚能不能找到史先生。不过，对于费伊蓉来说，这多少也是一个安慰。

　　然而，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使费伯母的案情雪上加霜。

　　事情与她的父亲有关。费伊蓉参加红军后，费经三受到牵连被捕入狱，这事发生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其实，早有人劝过他，离开霍川，但费经三并未当回事。他想凭自己的名望和影响，谁敢动他？起先也确是如此。许多红军家属被抓，但他安然无恙。因为他在县里，包括省里都有一些老关系，原县长郝君实和继任县长袁幼鸣都顾及他的面子，始终网开一面。等到彭兆栋进入霍川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一天，费经三被请去驻军司令部。这一去就再没回来。费家得知后，连忙派人打探，方知被下了大狱，罪名是通匪。

　　这事当然是卫登辉使的坏。自从费伊蓉拒绝他后，他便一心想报复，可袁幼鸣当政时并不听他的。等到彭兆栋来了，他才有了机会。袁幼鸣虽然是县长，但在堂堂的国军军长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费经三被抓后，这事也惊动了我奶奶和小叔爷。早在霍川暴动后，我大伯便上了通缉名单，国民党还来我家搜过几次。随着“围剿”的加剧，卫登辉曾几次鼓动对我家动手，但都未能得逞。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卫家的老爷子卫孝衡当时还没死，按住不准动。二是当局对我爷爷尚有顾忌，认为贺文贤虽然下野，但在军方尚有根基，说不定哪天东山再起，也未可知，轻易招惹不得。因此，我们家和我奶奶并未因为我大伯的事受到牵连。我爷爷逃到天津后，曾几次来信劝我奶奶离开霍川，我奶奶都没接受。但是，费经三被抓后，我奶奶和小叔爷警觉起来。

　　就在这时，小武爷赶到霍川。他是奉我爷爷命前来接我奶奶去天津的。据小武爷后来回忆，我爷爷被通缉后，特别是敢死军失败后逃到天津，因为反抗政府，已引起当局恼恨，如果我奶奶继续留在霍川难保无虞。起先我奶奶一直不愿意走，但我爷爷极力说服她，并派小武爷前去接她。恰在这时，费经三被抓了，我奶奶不再迟疑，在我小叔爷和小武爷的护送下匆匆赶往天津。

　　“这事好险的，”我奶奶后来也说，“俺们前脚刚走，后脚国民党就来抓人了，得亏俺们走得及时，晚一步就来不及了。”

　　应该说，我奶奶是幸运的，但费经三却没这么走运。他年初被抓后，在牢里一关就是九个月，直到十一月底才被放了出来。

　　为了这事，费家可没少费劲，不知找了多少门路，家里房子也卖了，四处打点，终于把人捞出来了。可是，他放出来的时间不早不晚恰好在枫树湾事件之后没多久，这就难免引起了猜疑。保卫部在审查时发现，在费经三入狱期间，费经三夫妇曾多次托人带信给费伊蓉，要她脱离红军，救救父亲，不要再执迷不悟，连累家人。卫登辉也写过信，对她威逼利诱，声称只要她脱离红军，便立即释放她父亲，并保证她全家安全，否则那就等着给她爹收尸吧——如果把这些事联系起来看，不排除费伊蓉为了救父而背叛红军，充当奸细的可能。

　　“天啊！”费伊蓉感到不可思议，“这怎么可能？亏你们想得出！”她睁大眼睛看着崔部长，心里又气又难过。其实，她爹是如何放出来的，她并不清楚，但她无力反驳，也找不到有说服力的解释。至于要说服崔部长和保卫部更是难上加难。

　　“难道你不想救你爹？”

　　“想。”

　　“那你做了什么？”

　　“俺啥也没做。”

　　“那你爹是怎么出来的？”

　　“这俺咋知道。”

　　“你不老实。”

　　“咋不老实了？”

　　“我问你，卫登辉给你写过信吗？”

　　“写过。”

　　“那你为什么没有交代？”

　　“你们又没问。”

　　“没问就不说吗？你少耍滑头！”

　　……

　　费伊蓉简直要崩溃了。他们一个又一个问题使她无所适从，而她的每一个回答，似乎都能被他们找到破绽，而成为新的疑点，以至于她都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面对无休止的询问，她欲哭无泪，身心俱疲，如同陷入一片深深的沼泽，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二

　　一九三五年元旦过后，霍川下了一场雪。这场雪来得急，下得也大。雪花如飞絮，漫天飞舞，很快皑皑白雪便覆盖了山川原野，放眼望去白茫茫的一片。不过，这场雪来得急，走得也快。几天后，雪便停了，天也放晴了，积雪渐渐融化，春节来临前夕，道路已经可以通行了，路上的车辆和行人也多了起来。就在这当口，苦工队接到任务去李家圩运粮。这批粮是手枪团攻下李家圩，从民团手中缴获的。卢庆竹令人将一部分粮食送往金石台。他把这事交给了我大伯。“廷勇，你去吧。”他说。

　　我大伯当然明白他的好意，他是想让我大伯借机去探望费伯母。他知道我大伯牵挂她母子，我大伯当然很高兴。这批粮食一共三百多斤，苦工队派了五个人，每人只挑六十斤，这样便于走山路，一旦遇敌则可迅速摆脱。手枪团派了两名战士负责警卫。为了安全起见，七个人昼伏夜行，穿行于山间，两天之后来到了金石台附近的白马坡，一路上基本顺利，没遇到什么麻烦。当时，特委和师部的驻地就在黄龙洞，离这里只需半夜路程。眼看任务即将完成，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白天在漫长的等待中过去了。这个时间特别难熬。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他们不得不卧伏山间密林中，一动不动，浑身都冻僵了。到了晚上出发时，大家手脚都动弹不得，只能靠互相捶打，使血液流通起来，慢慢缓解。好在大家都已习惯了，咬咬牙也就过去了。

　　夜色终于降临了。他们活动开手脚，开始出发。担任警卫的两个战士中，有一个是大脚丫，大号李兴忠，原是一连的战士。此人贫苦出身，原是放羊娃。他的脚大，善走，因而有了大脚丫的绰号。大脚丫除了善走，还有一个本领是认路，方向感特别强，哪怕是深山老林也从不迷路。全国解放后，他成为我军第一代测绘专家。我大伯夸他是天赋使然，倒也并非虚言。这次运粮，由于多是夜间行走，容易迷路，卢庆竹特地派他前来。

　　两个小时后，他们进入了金石台。大脚丫带着众人走一条近路，直插黄龙洞。此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他们登上一个山坡，前方出现一片凹地，凹地中有一片很大的树林。他们停了下来，观察了一下动静，没有发现异常，于是，大脚丫在前，他们开始往下走。忽然传来了一声嘘声，只见走在前头的大脚丫矮下身子，把手指按在嘴唇上，示意大家安静。“有情况。”他压低声音说。

　　众人停住脚步，迅速蹲下身子——果然，远处的树林里传来了隐约的声响。我大伯摆摆手，几个人马上分散开来，退到石头或树丛后边隐蔽起来。

　　“啥声音？”我大伯问。

　　大脚丫说：“没听清。”

　　他们又听了一会儿。四周静静的，远处山上未消融的残雪泛着模糊的清冷的光，偶尔有风划过树梢发出尖厉的啸声，很快又沉寂下来。刚才听见的那个声音不见了。“会不会听错了？”我大伯在心里想。就在这时，那声音又响了一下。这回我大伯和大脚丫都听得真切，他们互相交流了一下目光。“咋办？”大脚丫说。虽然我大伯已不是團长了，但他还是习惯地向他请示。

　　“过去看看。”我大伯说。

　　“是。”大脚丫答道，猫起腰转身要走。

　　“等等。”我大伯说。

　　“咋了？”

　　“俺和你一起去。”

　　之后，他吩咐众人继续隐蔽，与大脚丫一起向凹地中的树林摸去。夜色中，四周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他们小心翼翼地靠了过去，下坡时每一步都踩稳了，然后才抬脚迈出第二步，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石子滑落发出响声。

　　他们慢慢靠近了树林。忽然，又有了响动。声音很轻微，但在静夜中却传得很远。他们卧下身子，凝神向响声处打量了一会

　　儿。声音是从树林里传来的，但由于能见度低，除了黑乎乎的树木外，什么也看不清。“难道是野兽？”我大伯暗自琢磨着，又觉得不像。他握紧了手中的扁担，小心翼翼地起身向树林靠了过去。大脚丫端着枪，紧随其后。随着距离越来越近，又有细微的声响传来，还伴着杂草被踩踏发出的窸窣声。我大伯贴住一棵树，示意跟在身后的大脚丫不要动。就在这时——耳边传来了哗哗的水声，那声音几乎近在咫尺。我大伯吓了一跳，急忙稳住神，然后慢慢从树干后探出头去——俺的天！只见半步开外，一个人背对着他正在撒尿。他身上斜背着枪，身子一抖一抖的，嘴里还轻轻地哈着气。

　　“白狗子？”我大伯脑子一闪，迅速缩回头，屏住呼吸。不一会儿，撒尿的声音停住了，又传来一阵窸窣声，那人走开了。

　　我大伯赶紧退了回来，和大脚丫耳语了一下，两人折返身，爬上不远处的一个石坡，这里居高临下，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他们趴在石坡上，向树林中看去，眼前的情景让他们惊呆了。树林里一团一团的，黑压压的全是人。虽然看不真切，凭感觉人数不少。“是敌人！”这一回，我大伯已确定无疑。他们鬼鬼祟祟地在这里干什么？难道是偷袭黄龙洞？我大伯浑身一激灵，立即意识到情况严重。尽管对敌人的计划尚不清楚，但必须尽快通知特委和师部，不能丝毫迟疑。他问大脚丫这里有没有路可以绕过去前往黄龙洞。“有，”大脚丫说，“那边山坡上有条道，只是路较远。”

　　“估计多长时间（能赶到）？”

　　“最快也得三四个时辰。”

　　“来不及了。”

　　我大伯当时判断，敌人潜伏了大半夜，很快就会行动。他和大脚丫退回原处，把大家召集起来，说明了情况。“那咋办？”大家都紧张起来。

　　“不要慌，”我大伯说，“现在救特委要紧。”

　　大脚丫说：“团长，怎么干？你下命令吧！”大家都说对，俺们都听你的。尽管我大伯早已不是团长，但大家还是习惯地叫他团长。

　　我大伯这时也当仁不让，当机立断，分派那四名苦工队员把粮食挑到安全地方隐藏起来。担任警卫的两名战士，一个是大脚丫，一个是小贾。“你们两个跟俺走。”我大伯吩咐道。

　　众人分头行动起来。当时，苦工队员都不配备武器，包括我大伯也是如此。不过，大脚丫和小贾有两支步枪，每人还有两颗手榴弹。我大伯让他们把手榴弹交给他，揣在腰上。“走！”他摆了一下手，三个人便跑步前进。

　　沿着一条无人行走的山崖，他们插到了那片小树林前方一个山口上。刚到达不久，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一字长蛇，向山口开来。“打！”我大伯便喊了一声，随即扔出去一颗手榴弹。大脚丫和小贾来不及找好隐蔽的位置便马上开枪。

　　敌人显然没有料到会遇上阻击，正大摇大摆地走来，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们慌了手脚，连滚带爬地向山下退去。一边退，一边开始还击。

　　一时间，枪声大作，打破了黑夜的宁静。我大伯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希望用这个办法通知特委和师部。

　　事实上，他的目的达到了。

　　三

　　枪声响起的时候，费伯母正在给丫丫喂奶。

　　那天送孩子来喂奶的是女兵队的冼大姐。平时都是黄静雯负责送来，但那天她临时有事便让冼大姐来了。冼大姐原是东乡农会妇女主任，她爱人老黄曾是县委委员，在东阳关与特派員接头时牺牲了。随着敌人“围剿”加剧，冼大姐随农会骨干退上金石台，编入女兵队。在队中与费伊蓉关系较好，对她也很同情。

　　就在费伯母给孩子喂奶时，枪声响了起来。起先是从白马坡方向传来，接着周边也陆续响了起来。

　　“出了啥事？”费伊蓉问。

　　“俺去看看。”冼大姐说了一声，便钻出窝棚。

　　不一会儿，她又回来了。

　　“糟了，敌人来了！”她说，“快走！”

　　这时，外边早乱了起来。到处是叫喊声、奔跑声和一片杂乱的声音。费伯母抱着丫丫，与冼大姐钻出窝棚。站在外边的保卫部干部正在清点集合那些被审查的人员。费伊蓉看见了小黑皮，他划动着手臂，满脸愤怒的表情，高声说着什么，一些人围在他身边。保卫部的副部长朱毅帽子顶在额头上，大敞着领口，心急火燎地冲他大声嚷嚷着。“都住嘴！住嘴！”他大声吼道。

　　费伊蓉不知他们在吵什么，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小黑皮要求发枪参加战斗。“这都啥时候了？”小黑皮说，“你们还不相信俺们。敌人都打到鼻子底下了，你们还等啥？”

　　“别废话！”朱毅更恼了，“你再说一句，俺就毙了你！”

　　这时，崔部长提着枪，满头大汗地跑过来。“怎么还在磨蹭？还不快走？”他问。朱毅上前刚要解释，崔部长把手一挥，顾不上听他说什么，便催促道：“走，走，快走！”一边说一边掉头而去。

　　警卫人员立即集合好队伍，跟上了崔部长。小黑皮一边走，一边还在不住地喊：“你们这是弄啥呢？敌人都上来了，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俺们宁可战死也不能等死！”

　　“说得是啊！”

　　“快发枪吧！”

　　“让俺们一起打啊！”

　　队伍里的人也跟着喊了起来。

　　崔部长回过头来，问他们在喊什么。朱毅紧跑几步，跟上他说：“他们要发枪。”崔部长没说话，继续向前疾走。这时，枪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密集。几排子弹迎面打来，打得树枝哗哗往下落。又往前走了一段，看见正在向外突围的部队退了回来。

　　“咋回事？”崔部长问道。

　　“南边堵住了！”

　　“全是敌人！”

　　有人回答道。崔部长抬头看去，只见一片手电、火把闪烁着向这边涌来，并伴随着枪声和叫喊声。看样子敌军人数不少。向后撤的部队中有特委机关人员，也有伤病员，情形很乱。不一会儿，警卫连抬着夏师长过来了。崔部长迎上去，夏师长看见他便说：“老崔，赶紧通知老岳，分散突围，能突出去多少是多少。”

　　“是，”崔部长说，“你们快走，我来掩护。”他又吩咐警卫连童连长一定要保护好师长，随即向前去找岳松。走了不到半里路，看见手枪队正在边战边退。“往北走！往北走！”有人在黑暗中大声喊道。这是岳松的声音。他发现有人迎面而来，便挥手制止他们，要他们赶紧掉头。

　　“老岳！老岳！”崔部长喊叫着，跑了过去。

　　岳松说：“快掉头，往回走！”

　　“我知道。”

　　“看见师长了吗？”

　　“就在前边，刚过去。”崔部长说，“你们快走，我来掩护。”

　　“不，你走，我掩护！”

　　两人争执起来。崔部长急了，他说部队现在需要你，你是参谋长，快别争了。忽然，一排枪弹打了过来。身边的战士纷纷倒下。斜刺里，一股敌人不知从哪儿蹿了出来，岳松端起机枪一阵扫射。手枪队的战士们也扑过去，很快打退了敌人。“老岳，”崔部长喊道，“不能再耽搁了，快走！你要保护好师长，把部队带出去！”这句话提醒了岳松。他有责任保护好师长和特委，尤其是不能让师长落到敌人手中。“好吧，”他跺了一下脚说，“你有多少人？”

　　“一个排。”崔部长说。

　　“我再给你一个排。”

　　“好。”

　　“不要久留，盡快撤下来。”

　　岳松带着队伍走了。崔部长遂令老弱病残人员跟着手枪团一起向北撤。“保卫部的跟我来！”他喊道。小黑皮这时又叫了起来：“俺们咋办？”

　　崔部长二话没说，便令道：“把枪给他们！”

　　费伊蓉随着手枪队向北撤去。她用绑腿把丫丫绑在身后，紧紧地跟着部队。周围枪声不断，火光闪动。她不断提醒自己：不能掉

　　队！不能掉队！由于天黑路滑，她跌跌撞撞，滑倒了好几次。她自幼生在城中，不惯走山路，虽说这几年游击战使她得到了锻炼，但与那些土生土长的山里人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尤其是夜间走山路。好歹冼大姐一直跟着她，帮着她。有一次，她重重地摔在地上，爬不起来，多亏冼大姐把她扶了起来。“把丫丫给俺吧。”冼大姐几次提出，但费伊蓉都不肯。不过，这孩子还算争气，外边子弹嗖嗖乱窜，但她居然睡着了，裹在包袱被中一动不动。

　　向北走了一段，战斗开始激烈起来。不断有敌人出现，到处是火把和枪声。部队被冲得七零八落，按照师长的命令大家分头突围。途中费伊蓉和女兵队的几个战士碰上了。她们让她往西走，说是北边的敌人很多。冼大姐问：“手枪队呢？”一个女兵说：“正在掩护俺们。”正说着，警卫连的人抬着夏师长过来了。他们边走边喊：“往西走！往西走！”大家一听都不再迟疑，跟上一起往西走。

　　往西走了一段，火把渐渐稀疏了。众人刚要松口气，忽然枪声大作。又有一股敌人冒了出来。这些人是别动队的，他们并没有打火把，突然出现在面前。警卫连迅速投入战斗。女兵队也开起枪来。好在他们人不多，很快被打退了。

　　部队继续向前跑，但在一个山坡下再次遭遇敌人。好在他们占据有利地形，向坡下猛烈开火，击退了敌人，接着便向坡下一个树林中退去，哪知这里也有敌人。他们突然冲了出来。黑夜中，部队又被冲散了。冼大姐护着费伊蓉一路狂奔，也分不清东南西北，只顾跟着人跑。跑着跑着，发现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三个人，除了费伊蓉和冼大姐外，还有一个是女兵队的徐小妹。大家筋疲力尽，实在跑不动了，便坐在一片乱石后大口喘气。

　　就在这时，丫丫醒了，哇哇地哭起来。费伊蓉松开绑带把孩子移到胸前，发现包袱被上裸露出一大片棉絮，而且，在孩子头上不到一指远的地方还有一个洞——这是一个子弹眼，只要稍稍向下偏移一点，孩子就没命了，但她居然毫发无损。“这孩子真命大！”费伊蓉对冼大姐说，既感到庆幸，又感到后怕。

　　孩子大约是饿了。费伊蓉赶紧解开衣服，把乳房塞到孩子嘴里。可大半夜的紧张奔波，本来就少的奶水半滴也没有了。孩子用力地吸了半天也没吸着，于是又大哭起来。好在冼大姐细心，在水壶里装了一点米汤。费伊蓉把米汤倒进嘴中，然后嘴对嘴地喂给丫丫，才让孩子安静下来。

　　休息了一会儿，她们重新起身，继续突围。此时，四处都是晃动的手电光和火把的光芒，枪声像炒豆似的噼啪响着，夜色中还不断传来手榴弹的爆炸声。她们不知身在何处，也不知往哪里走好，最后决定往火把少和枪声少的地方跑。孩子这时已经睡熟了。费伊蓉把她重新绑在背后。冼大姐在前，徐小妹在后。三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摸黑走着。

　　“什么人？”忽然，黑暗中有人喊了一声。

　　这是一片竹林。声音是从竹林中发出的。费伊蓉她们赶紧闪身躲在几块石头后边。对方又喊了一声，不见回答便放起枪来。冼大姐把枪递给费伊蓉，她一直帮她背着枪。三个人开始还击，边打边退。敌人看到她们人不多，便冲出竹林围了上来。

　　子弹的呼啸声响成一片。树枝被打断，哗哗地往下落。费伊蓉等人滑下一个山坡，试图甩掉敌人。没想到敌人动作很快，眨眼间便跟了上来。他们用密集的火力把她们压制在坡下动弹不得。“抓活的！有赏！”她们听见有人在喊。

　　不一会儿，有人跳下坡来，向她们扑来。费伊蓉开枪打倒一个，冼大姐和徐小妹也奋力还击。敌人被接连打倒几个，不敢贸然向前了，便匍匐在地，一边开枪，一边借着山石逐步靠近。

　　“小妹，小妹……”忽然，费伊蓉听到冼大姐在喊，扭头一看，徐小妹已经倒在地上不动了。这时费伊蓉和冼大姐也负了伤。更要命的是，女兵队的子弹本来就不多，这时已打完了。敌人似乎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大叫着冲了过来。

　　“他们没子弹了！”

　　“抓活的！”

　　“别让他们跑了！”

　　费伊蓉几乎绝望了。就在这时，敌人的后

　　边忽然乱了起来，他们四散奔逃，只见一支队伍从后边杀了过来。“是俺们的人！”冼大姐高兴地叫起来，“快跟上！”她扶起费伊蓉，一起跟了上去。

　　原来他们是警卫连的人。他们护着夏师长，左冲右突，在山里转了半天，不知怎么又转到了这里，救下了费伊蓉和冼大姐。据警卫连的人说，部队都打散了，岳参谋长也与他们失去了联系。现在他只剩下二十来人。夏师長伤势严重，早已陷入昏迷。为了方便突围，他们扔掉担架，由战士们轮流背着他，边战边走。

　　这是一个血流成河令人悲伤的夜晚。费伊蓉跟着警卫连，一路上不知多少次遇到敌人，也不知打了多少仗。队伍中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十来个人。费伊蓉跟着大家昏天暗地地奔跑着。渐渐地，枪声越来越远。大家意识到可能已经突出来了，实际上也确是如此，他们冲破了敌人在黄龙洞周边设置的包围圈。警卫连连长童超认出了前边那个峡谷就是鹰爪沟，只要穿过这个沟就进入了鬼见愁。那里是一片地势陡峭的山林，到了那里基本上就安全了。“快，快。”他大声喊道，带着人向沟里冲去。

　　忽然，迎面一排枪打了过来，接着便见山口处出现一片火把，约有一个排的敌人出现在面前，但是退已来不及了。童连长便带人猛冲过去。双方一场混战。敌人退了下去。但当他们刚冲过山口，敌人又追了上来。在刚才的遭遇战中，又有几个战士倒下了，费伊蓉的胳膊受了伤，流了不少血，冼大姐的肩膀上也中了枪弹，但她们互相拉扯着，咬着牙，拼尽全力跟上队伍。她们知道一旦掉队，后果不堪设想。

　　不一会儿，敌人又追了上来。这一次人数更多，约有一个连的规模。这股敌人系广西军，惯于走山路，而警卫连战士背着夏师长，加上还有费伊蓉和冼大姐两位受伤的女同志，无法走快。奔跑中，费伊蓉身后背孩子的绑带被树枝挂住了，怎么也挣脱不开。冼大姐跑了几步，发现不见了费伊蓉，又掉回头来找她。“帮帮俺，帮帮俺。”费伊蓉大叫着。

　　冼大姐这才发现她的绑带被树枝挂住了。她上前想帮她拉开，可情急之下怎么也拉不开。一个殿后的战士这时跑了过来，二话没说，便拔出刀子割断了绑带，抱住孩子。

　　她们继续向前跑，头弹在头上呼呼地飞。敌人边追边放枪，眼看越追越近。那个战士把孩子塞到费伊蓉手中，转身前去阻击敌人，后来再也没有回来。据冼大姐后来说，这个战士姓汪，名字不详，是东乡大汪村人，十四岁加入农会，牺牲时不到十七岁。

　　敌人很快又追了上来。这时她们身边只剩下六个人，几乎全部负了伤，情况万分紧急。童连长曾在这一带活动过，知道前边不远处有一个水塘。这个水塘名叫清风塘，面积约有两亩地，长满了野荷。时令虽值冬季，荷叶已经枯萎，但枯枝败叶仍然密匝匝地覆盖塘面可以用来隐蔽。“跟我来！”童连长喊了一声，带着大家向塘边跑去，然后扑通通跳进水中。

　　冰冷的塘水直刺肌骨，仿佛针扎一般。费伊蓉也跳了下去，她浑身一激灵，便感到一股渗透心肺的寒冷好像把她击穿了，使她动弹不得，失去了知觉。就在这时，熟睡中的丫丫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所有的人都惊住了。大家似乎忘了队伍中还有一个孩子，包括费伊蓉在内。但孩子的哭声突然响起，一下子把大家惊醒了。费伊蓉下意识地伸出手捂住孩子的嘴。哭声低了下去，渐渐止住了。但孩子拼命挣扎着，抗争着，别人感觉不到，但抱着孩子的费伊蓉却能清楚地感到。

　　这是一种死亡的感觉。

　　费伊蓉的手发抖了。她知道只要继续下去，一个小生命就会断送在自己的手中。她的心在流血颤抖。忽然，她的手松开了。

　　孩子的哭声又响了起来。

　　几乎就在同时，冼大姐看见费伊蓉已经爬出水塘，抱起孩子向前跑去。敌人追了上来，枪声伴随着哭声一路远去。看着她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夜色之中，冼大姐眼睛里顿时涌满了泪水。

　　第九章 大伯 | 1935年

　　一

　　史先生回到了霍川，此时距黄龙洞遭袭已

　　经过去了两个多月。当时霍川的局面十分困难。黄龙洞遭袭后，特委再次遭受重创，夏师长虽然脱险，但伤情进一步恶化。在清风塘躲避敌人追击时，由于伤口在水中浸泡化脓感染，半个多月持续高烧不退，险些没有挺过来。

　　崔部长也在突围中牺牲了。特委中只剩下岳松。他在突围中与夏师长冲散后，带着部分手枪队员突出来时，身边只剩下三十余人。

　　面对这一局面，上级指示史先生迅速返回霍川代理特委书记。史先生在东阳关负伤后去武汉治疗，后根据组织安排，留在武汉组建秘密联络站，直到这次奉命返回，离开霍川已经两年多了。

　　他回来后立即与夏杰、岳松等一起总结经验，商讨对策，并采取措施，稳定局面。黄龙洞遭袭令人震动，教训惨重。从事件发生的过程看，它几乎就是枫树湾事件的重演。敌人做了精心准备，而且情报准确。事后得知，敌人共出动了四个团兵力，设置了三层包围圈：第一层由别动队发起攻击;第二层由两个步兵团四面包抄;第三层则由驻剿部队在外围巡防，确保无“漏网之鱼”。用彭兆栋的话说，这叫铁壁合围，一只苍蝇也别想飞出去。遗憾的是，由于我军疏于防范，认为大雪之后，加之春节临近，敌人不可能发动“清剿”，这一严重的疏忽给了敌人可乘之机。

　　对此，夏杰和岳松都深感痛心。他们在特委会上做出了深刻检讨，痛定思痛，认识到前段时间在查找奸细上步入了误区。因为事实已经推翻了崔部长的推断，奸细并不在被关押的人员中，起码不是全部在（如果他们不是一个人的话），否则无法解释这次敌人偷袭又是如何获得准确情报的。

　　事实上，崔部长在牺牲前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曾亲口向我大伯说过他很后悔，没有挖出奸细，给部队造成如此大的损失。特别是他的判断错误，认为奸细已被控制，就关在受审人员之中。夏师长提醒过他，要他扩大调查面，不放过其他疑点，可他没有重视。

　　崔部长牺牲得很悲壮，当时在他身边的只有我大伯、小黑皮和大脚丫以及手枪队的十来个人。那天晚上，我大伯因果断行动，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据事后了解到的情况，敌人的合围当时尚未完成，否则，我军的损失会更大。

　　应该说，我大伯他们立了一功。枪声及时通知了我们的同志，在这之后，我大伯他们又迅速向黄龙洞退去，想与特委和师部会合。他们原以为只是小股敌人偷袭，并不知道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包围，到了黄龙洞后才发现敌人越来越多。一路上他们多次与敌人发生激战，到处都是枪声。沿途还不断遇到被打散的红军官兵，我大伯向他们打听特委和师部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见到伊蓉了吗？”有一次他遇上女兵队的一个战士向她打听情况，她说没见着。“指导员（她仍称费伊蓉为指导员）跟着保卫部哩。”她说。

　　“丫丫呢？”

　　“没看见。”

　　我大伯非常担心，但当时的情况下不容他去寻找，也无从寻找。有人对他说赶快向外突，别再往里走了。又有人说看见特委机关过去了，还有师长和警卫连。可是没人看见崔部长和保卫部的人，也许他们随着特委机关先走了，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我大伯只能随着部队向外突。他们边战边走，路上不断有敌人冒出来，队伍不断被冲散。黑暗中不分你我，有一次我大伯他们跟着一队人疾走，走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原来是敌人的别动队。这时敌人也发现了他们，双方一场厮杀，好不容易才摆脱纠缠。

　　他们继续前行，不断遇见敌人，战斗打得昏天暗地。夜色中不辨方向，多亏大脚丫，他的识路本领发挥了作用。由他带领，大家很快从黄龙洞绕了出来，直奔后山而去。那里山高林密，易于躲藏。经过一片坡地时，传来稠密的枪声。他们发现一股敌人正在围攻一个小树林，枪声十分激烈。“这是俺们的人！”我大伯当即带人从敌人屁股后边打了过去。一路上，我大伯身边慢慢聚拢了二十多人，都是打散的人员，有特委机关的，也有手枪队的。没有任何人提议，大家无形中达成共识，听我大伯的指挥。

　　敌人背后遭到袭击，乱成一团，很快四散

　　逃奔。树林中的人乘机冲了出来。果然是我们的人。到了近前一看，竟是保卫部的，有崔部长，还有小黑皮。崔部长腿部中弹，朱毅和一个战士架着他一瘸一拐地跑着。意外的相见，大家又惊又喜。我大伯忙向小黑皮打听费伊蓉和丫丫的情况。小黑皮说指导员跟师长和警卫连走了，他们是留下来担任掩护的，估计这会儿他们已经突出去了。我大伯听后松了一口气。崔部长问我大伯怎么来了，我大伯说了情况。崔部长说好，你来指挥大家。

　　“俺？”这让我大伯有些意外。

　　“是的。”

　　看着我大伯疑惑的表情，崔部长摆了一下手，仿佛在说：什么都别说了。我大伯心里一热，本来对崔部长有不少意见，这时也回过来些。“记住，”崔部长又说，“把大家带出去，能突出几个是几个，这是师长的命令。”

　　我大伯点点头。按照大脚丫指点的方向，他们继续前行。崔部长的伤情较重，由于大腿骨被子弹打断了，已无法行走。我大伯让人砍了树棍临时扎起一个简易担架抬着他走。敌人很快发现了他们，蜂拥而上。崔部长几次要求把他放下，别拖累了大家。“放下，放下我。”他大声叫着。我大伯坚决不同意。

　　“你胡说什么？”他说，“只要你还有一口气，俺们就要把你带出去。”

　　崔部长连声喊着别这样，还挣扎着从担架上滚下来。我大伯火了：“你别添乱了好不好？”他大声吼道，令人用藤条将他捆在担架上。朱毅注意到，就在那一刹那间，崔部长脸上滚满了泪水。

　　敌人越来越多了，战斗也越来越激烈。我大伯他们能打则打，不能打则绕，一路血战，且战且走，不知不觉进入了一个小山沟，走了一段才发觉是一条死路。大脚丫首先觉察到了。“这是夹股沟！”他叫了起来。

　　夹股沟狭窄细长，形同夹股，故而得名。大脚丫告诉我大伯这是一死沟，进出只有一个出口，一旦敌人封住出口那麻烦就大了。“这里不能久留！”我大伯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立即带人折返沟口，想从这里冲出去，但敌人这时已经出现在了沟口。

　　“打！”我大伯喊了一声，众人一起开火。他们一边打一边向外冲，但敌人占据有利地形，我大伯带人冲了一次，没有成功，只能退回来，商量对策。崔部长这时把我大伯叫到面前。“贺团长，”他说，这是我大伯下到苦工队后他第一次使用这样的称谓，“别管我了，赶快冲出去，趁敌人现在还不太多，晚了就来不及了。”

　　我大伯说：“别胡说，俺说过了，不能丢下你。”

　　“胡鬧！”崔部长这时发起火来，“这都什么时候了？”他说，不能因为我影响大家。我大伯说：“你别急，俺有办法。”

　　“屁的办法！”崔部长吼道，“贺廷勇，我现在以特委的名义命令你！”见我大伯不说话了，他口气缓了下来。“贺团长，执行命令！”说着，从怀里摸出两块银元。

　　“请你交给特委，”他说，“这是我的党费。”他把钱交到我大伯手中，又用另一只手用力地按了按我大伯的手。我大伯感到他的手中充满了一种决绝的力量。

　　“记住，要突出去！”他最后又说道。

　　我大伯用力点点头。就在他转过身时，枪声响了起来。崔部长对着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

　　二

　　那是一个血腥的死亡的夜晚。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和血的甜腥味。金石台上三百多名同志，陆陆续续冲出来的只有五六十人，很多同志牺牲了，还有一些同志被俘后惨遭杀害，其中包括一百多名伤病员。

　　费伊蓉的遗体几天后才被找到，是在一个十几丈的悬崖下边找到的——显然她是跳崖而死，脑浆迸裂，骨头也摔碎了，搜索人员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把她捧上担架，以免她的遗体散架——但在她身边却没有找到丫丫的踪影。“她去了哪儿？”众人扩大了搜寻范围，最后在离悬崖数百米处的一个树林里发现了丫丫的包袱被，被扔在地上，在离包袱被不远处还找到了丫丫的一只鞋，此外就没有任何线索了。

　　我大伯痛不欲生。在费伯母下葬时，他眼里盈满了泪水，极力忍着不让它流出来。据

　　卢庆竹说，他从未见我大伯那么伤心过。他一连三天不吃一口饭，也不说一句话，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谁劝也没用。这期间，史先生来过，岳松也来过，还有卢庆竹、黄静雯、小黑皮、冼大姐等都来过。夏师长由于伤情较重，无法行动，特地让史先生带话给我大伯，说他对不起我大伯，还说这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他非常自责。那天夜间，要不是费伊蓉引开敌人，他们全都在劫难逃。夏师长是个非常自负的人，他一辈子很少认过错，但在这件事上他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而且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并公开检讨——在我大伯印象中，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然而，这些对我大伯来说已经没有意义。费伯母和丫丫已经不在了，再说什么也改变不了残酷的现实，也无法减轻他的痛苦。他思念着伊蓉，她的音容笑貌，他们过去的交往，那些美好的时光，还有那些苦难的经历和至死不渝的情感，都不断地浮现出来，萦绕脑际，挥之不去，拂之还来。丫丫，他的宝贝女儿，自从她出生后，他总共没见过她几次，可她那毛茸茸的小脸、稚嫩的小鼻子、小手、小脚，还有那可爱的笑容和哇哇的哭声，都让他刻骨铭心，永生难忘。他多么想再抱抱她，亲亲她，哪怕是再听听她的哭声——但现在，这一切，都已不再可能。

　　他非常后悔，没有把丫丫送走。他曾和费伊蓉商量过，把孩子送给奶奶或外婆抚养。但费伊蓉舍不得，想等孩子满周后再说。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没等丫丫满周，费经三被抓，我奶奶前往天津。这个想法只好放弃。

　　去年十一月间，费经三获释，举家迁往老家桐城。本来丫丫还可托人送往桐城，由她外公外婆照料，但由于费经三出狱恰在枫树湾事件发生前后，费伊蓉的嫌疑上升，此时当然不便再与家中联系，故此作罢。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事，丫丫或许可以逃过一劫。“都怪俺，”我大伯对卢庆竹说过，“俺要坚持把她送走就好了。”说到这里，他既后悔又心酸。

　　卢庆竹劝他节哀顺变，振作起来。“伊蓉牺牲了，”他说，“人死不能复生，但她的仇得报，你难道就这样下去吗？这可不是伊蓉希望看到的。”

　　卢庆竹说得在理，可我大伯深陷丧妻失女之痛，难以自拔。“给他点时间吧。”史先生说。他了解我大伯，知道他会摆脱困扰。就在我大伯不吃不喝把自己关在屋里第三天，师部来通知，让我大伯去开会。这时，特委已转移到北乡马头山一带。会议在一座废弃的关帝庙里举行。我大伯走进会场，他胡子拉碴，人瘦毛长，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人们向他打招呼，他也不搭理，闷头闷脑地找了个角落坐下来，默默地抽起烟。

　　会议由史先生主持。与会者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枫树湾和黄龙洞事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确定了今后对敌斗争的策略，决定以更加灵活的战略战术来对付敌人，从而打开局面，重收信心。会上还决定成立武装便衣工作队（简称便衣队），目的就是用来对付敌人的别动队。“这是特委的决定。”史先生解释说。夏师长由于养伤未能参加会议，但他在会前与史先生认真讨论过这个问题并达成了一致。“我们要坚决打掉它，”史先生说，“别动队这个毒瘤一天不拔除，大家就一天咽不下这口恶气。”众人都说对：“早该这么干了！”“这仇非报不可！”会议气氛非常热烈，大家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献计献策。只有我大伯一言不发。会议散后，史先生把我大伯留了下来。

　　“贺廷勇，你咋不说话？”

　　“俺没啥说的。”

　　“想当孬种吗？”

　　“谁当孬种了？”

　　“看看你这样子，哪还像一个红军战士？”史先生眯缝起眼睛看着他，话语中带着明显的不满和批评。

　　我大伯忽地站起来：“史先生，俺有个请求。”

　　“说吧。”

　　“让俺去吧。”

　　“去哪里？”

　　“便衣队。”

　　史先生笑了起来：“那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啥条件？”

　　“先吃饭。”

　　“你同意了？”

　　史先生点点头。“你去当队长，怎么样？”他停了一下说。我大伯一愣，略感意外。“怎么了，有问题吗？”史先生笑眯眯地看着他。

　　“没有！”我大伯回过神来，他压抑住兴奋，努力做出平静的样子，但脸上早已憋得通红，浑身热血奔涌。

　　其实，史先生早就想好了，要让我大伯当队长。黄龙洞遇袭后，史先生多次召集夏杰、岳松开会，检讨工作，认为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在对敌斗争的方针和策略中存在着偏差，特别是在主力红军撤走后，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采取僵化的不符合实际的打法是不明智的，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被动。虽然焦书记就义后，有所改变，但并未彻底扭转。作为特委和游击师的主要领导，夏杰深感自责，他主动承担了责任，并向上级提出由史先生担任特委书记和游击师政委，主持全面工作。這个举动让大家颇感意外，就连史先生也没想到。但夏杰是真诚的，而且态度恳切。史先生推了几次都没推掉，直到上级决定后，他才表示接受。

　　据我大伯说，夏师长虽然个性很强，作风强势，但他光明磊落，知错就改。这一点很令人佩服。

　　在特委会上，史先生提出建立便衣队的想法后，立即得到了夏杰和岳松的支持。他说，灵活机动本来是我们的长处，结果反被敌人利用了，造成我们处处被动。“这个情况必须改变。”他说。在讨论便衣队名称时，史先生提出就叫武装便衣工作队，因为这支队伍不仅要会打仗，还要会做群众工作。只有把群众的信心建立起来，才能使敌人寸步难行。“我同意，”夏杰说，“别动队把群众的心搞散了、搞乱了，我们要重新树立起来。”

　　最后谈到便衣队的队长人选。大家认为，这个人必须能打仗，而且还要有政策水平，最好是当地人，了解情况。那么派谁去呢？史先生心里早有人选，但他还未开口，夏杰便说道：“我看有一个人行，而且非他莫属。”

　　“谁啊？”史先生问。

　　“贺廷勇。”

　　他话音一落，三个人都笑了起来。原来他们都想到了一起。

　　三

　　便衣队成立后，我大伯从各部队挑选了精兵强将，共计三百余人，分成六个小队，每队五十余人，时分时聚，灵活机动。史先生还把部队最好的武器提供给他们。每个小队至少配备了二至三挺机关枪，还有充足的子弹和手榴弹。

　　别动队的噩梦降临了。他们常常遭到意想不到的打击。便衣队神出鬼没，打得他们措手不及。以往别动队经常分散活动，现在却不敢了，每次出动至少是营以上规模，这就失去了机动性，很难再达到偷袭的目的。相反，他们却成了游击师的打击目标。除此之外，便衣队还时常化装成别动队，出入敌占区，以假乱真，让敌人防不胜防，大感头痛。老百姓欢欣鼓舞，都说别动队的克星来了！

　　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便衣队还广泛发动群众，在全县各村镇建立秘密联络点，随时报告敌人的动向。他们还向各地反动保甲长展开政治攻势，派人给他们送去劝诫信，要他们弃暗投明，改邪归正，并提出警告，即对过去的事可以既往不咎，但在接到便衣队劝告之后，如果再不悔改，决不轻饶，狠狠打击。

　　他们说到做到。东阳关的一个镇长熊老四是盐贩子出身，还是红枪会的首领，手下有两百多个团丁，平时为非作歹，谁也不放在眼里。便衣队的劝诫信送去后，他当众撕了，大骂这帮穷鬼不自量力，还说老子可不是吓大的！此后，继续为非作歹，助纣为虐，结果过了没多久，便死在家中。身边留了一张告示，在列数其罪状之后，宣判他的死刑。落款是：武装便衣工作队。

　　黑沙渡的保长许胖子，屠夫出身，由于巴结上了卫登辉后，开始耀武扬威。这家伙对杀猪有瘾，而且情有独钟，一段时间不杀就心痒难耐。他平时放款给周边百姓，逼其养猪，养大后他再收回（价格高低由他说了算）。如果碰上猪瘟，他概不负责，照样得还款。他放的款都是高利贷，还不上轻则挨打，重则逼你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当上保长后，他还立了一条规矩：凡在他保内的村子，所有的猪（不

　　论是否由他放款）都必送来由他宰杀，否则就是违法。当然，经他宰杀的猪不是缺腿就是短脑袋，或者少了猪心猪肚什么的。人说雁过拔毛，他是猪过割肉。许胖子有些蛮力，也练过拳脚，三五个人难以近身，两百多斤的猪，他一个人就能撂倒，自诩“赛关西”，意思是他盖过了《水浒》中的“镇关西”。最特别的是，每次杀猪必叫人围观，不来还不行，然后他当场表演，赤裸上身，露出浑身肉膘，独自将猪撂倒，一刀致命。在欢呼声中，他哈哈大笑，舀起一碗生猪血咕咕喝下，喝得满嘴是血，好不得意。有一天，他刚杀完猪，喝得满嘴猪血。小黑皮带着两个战士来找他了。他们身着便衣，坐在磨盘上看着许胖子过完杀猪瘾，这才说明来意。

　　“便衣队？”他愣了一下，刚要發作，一把枪已经顶在他的后腰上。“俺们屋里说话。”小黑皮微笑着，慢悠悠地说。

　　周围的人群正在散去，边上三三两两地站着一些团丁，看见小黑皮他们跟着许胖子进了屋子，还以为是保长来了客人，谁也没在意。许胖子被押进了屋。他的屋里散发着浓浓的猪腥气和猪屎味，院子里还圈了几头猪，哼哼地叫着。他们坐下后，小黑皮便开宗明义，问他收到劝诫信没有。

　　“俺不识字。”许胖子说，一边斜眼瞅了瞅站在他身旁的战士，只见他的盒子炮上早已上了“红子”（开了保险），便老实起来。

　　“信呢？”

　　他抓起脑袋说是找不着了。其实早被他扔了。小黑皮宽宏大量，并未追究。他又拿出一封劝诫信，并一字一句地念给他听。念完之后，问：“信上说了啥，都听清了吗？”

　　“听清了。”

　　“那就照着做。”

　　“嗯，嗯。”

　　许胖子应承着。在枪逼之下，他不敢不答应。小黑皮又对他开导了一番，并警告他说，从今往后，再敢与红军作对，迫害老百姓，那就不客气了。“还有，”临走时他又说，“你那个杀猪的规定也得废了。凭啥这猪都得你杀？这叫啥规定？明摆着讹人嘛。以前杀的就算了，俺也不追后账。没杀的赶紧给人家送回去。你要杀也可以，但得别人允许，而且价格合理，不准强迫，明白不？”

　　许胖子一听这话，脸便黑了下来。他抹了抹嘴上的猪血，半天不吭声。直到身边的战士用盒子炮搡了他一下，他才很不情愿地点点头。

　　小黑皮走后，许胖子气得跳脚骂：“他姥姥的，这帮红崽子，管天管地还管老子杀猪啊？这他娘的也管得太宽了！”有一天，小黑皮带人来征粮，他便偷偷地给官兵报了信，还叮嘱一个枪法好的团丁盯住小黑皮。“打死这家伙，”他说，“俺赏你十块光洋。”好在敌人的动向被及时发觉，便衣队迅速撤离。不过，尽管如此，还是造成了损失。苦工队有两个同志牺牲了，送粮的百姓也有十几个人被抓了起来。

　　这事发生后，许胖子也感到后怕。他找卫登辉请求保护，卫登辉便通知驻剿部队负责他的安全，每晚让他去碉堡里过夜（这些碉堡都是驻剿部队修筑的，重兵拱卫），白天他才在团丁们的护卫下回到村里。为了安全起见，许胖子还下令团丁们不离左右，屋前屋后也安排了岗哨，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准靠近他。就连杀猪时，周围也布置了警戒。

　　一个多月过去了，平安无事，许胖子又得意起来。他把那些抓来的百姓关在村公所里，百般折磨，并以所谓“通匪”罪名对他们家庭敲诈勒索。此外，他还把那些送回去的猪又让人重新送来。这天，他正要过杀猪瘾——特地挑了一头大肥猪，打算杀了送到城里的肉铺去卖——衣服脱了，刀也磨利了，通知来看他杀猪的人也都来了。忽然有人来报，说是上边来长官了，正在村公所里等着他哩，不禁有些扫兴，放了刀，穿上衣服，不大情愿地去了。

　　来的是个国军少尉。他跷着腿，坐在村公所的廊檐下喝着茶抽着烟。村公所里外站了一圈国军士兵。见了许胖子，那个少尉不高兴道：“磨蹭个啥呢？咋到现在才来？”许胖子解释说，刚才堡子里回来，怠慢了，又问他们是哪一部分的。少尉说他们是司令部的，下来检查治安的。“把人都集合起来。”他又吩咐道。

　　许胖子从口袋里掏出哨子吹了几下。团丁们听到哨声很快集合起来。少尉走到队前，喊了声立正，又让许胖子取来花名册，问道：“都齐了？”

　　“齐了。”许胖子答。

　　“多少人？”

　　“四十个，有两个请假的。”

　　少尉点点头，开始点卯。点完后又喊了声立正，接着说：“全体，听我的命令——架枪！”

　　许胖子疑惑道：“这是干吗？”

　　“你说呢？”少尉眼一瞪。站在少尉身后的一个上士说，我们要检查武器。听他这样说，许胖子不吱声了。

　　团丁们架好枪，又按少尉的口令重新排好队列。这时，那些国军士兵围了上来，喝令他们转过身，举起手来。这下团丁们惊了。这是咋了？他们面面相觑。还没等他们有所反应，周围便响起了一片拉枪栓的声音。“没听见吗？想找死啊！”有人喊道。

　　团丁们乖乖地服从了。许胖子见状，满脸堆笑道：“这是干吗？这是干吗啊？”少尉斜眼看了他一下，并不搭理，径自走到廊檐下的椅子上坐下来，一跷腿，点着一根烟。

　　“许保长，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不知道，小的有眼无珠。”

　　少尉哈哈笑起来：“那人你认识吗？”

　　许胖子回头一看，只见小黑皮从他身后走过来，顿时吓得脸色惨白。“詹队长饶命！饶命！”他扑通一声跪下来连声喊道。

　　小黑皮走到面前，上去就是一脚，把他踢倒在地。“许胖子，”他说，“俺不是没有警告你，可你活路不走，偏要走死路，那就怪不得俺了。”许胖子叩头如捣蒜，连声告饶，请求再饶恕他一次，下次再也不敢了。小黑皮说，你少废话，俺们便衣队说话算话。“捆起来！”他喝了一声。

　　兩个战士上前按住他，没承想许胖子有些蛮力，猛然挣脱，两个战士被他搡了个趔趄。又有几个人上前，也被他甩开了。小黑皮喝了一声都让开，众人撒开手，让到一边，只听一声枪响，许胖子腿一软跪在地上——这枪打在他的右腿上。许胖子挣扎着要爬起来，又响了一枪——这枪打在左腿上。许胖子趴在地上，动弹不得，他翻起白眼，就像一条濒死的鱼，嘴里不停地吹着气，喉咙里发出呼呼的声响。

　　此后，便衣队释放了被抓的老百姓，召集村民开会，然后把许胖子拖到村公所门前，宣读了罪状，然后执行枪决。行刑的红军战士把枪顶在他肥大的后脑勺上，扣动了扳机。许胖子的躯体猛地向前一弹，便像死猪似的倒在地上。围观的村民齐声叫好。这些人中有些是被许胖子通知来看杀猪的，没想到却看到了这样的场景，都说比看杀猪过瘾。接着，那些团丁也得到甄别处理，除个别罪大恶极、有血债的被枪决外，其余的则教育释放。在村民大会上，那个身着少尉军服的人站在一辆大车上讲了话。他宣布了红军政策，鼓励大家坚决和敌人斗争到底。他还告诉大家，敌人只能猖狂一时，不能猖狂永远。红军是消灭不了的，根据地是消灭不了的，红军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他的话引来阵阵欢呼。有人认出他来了，说：“这不是贺团长吗？”

　　“哪个贺团长？”

　　“手枪团的。”

　　“嘿，”有人纠正道，“这都是老皇历了，人家现在是便衣队的贺队长。”

　　我大伯名声迅速传扬。短短几个月，便衣队已经家喻户晓。那些死心塌地的反动保甲长们纷纷寻找出路，或逃进城里躲藏起来，不敢露头;或保持中立，不敢再干坏事;还有一部分暗中与红军合作。便衣队的锄奸行动无处不在，那些敌人的走狗帮凶纷纷受到严惩。只要与敌人勾结，罪证确凿，哪怕你上天入地，也难逃覆灭。老百姓的腰杆也硬了起来。便衣队所到之处，注意发动群众，建立秘密联络点。红军的情报来源越来越广泛，相反敌人的耳目越来越闭塞。别动队的战术失灵了，他们的动向全在我军的掌握之中，往往还未出动，便衣队已经得到了情报，结果他们是处处被动挨打。

　　彭兆栋大为恼火，把汪小小和卫登辉叫去训斥了一通，令他们尽快拿出对策。可还没等他们想出办法，便衣队竟找上门来了。

　　飞凤池是城里最大的澡堂，位于闹市东大街上，前后两进，前进是普通座，后进是雅座。雅座的客人多为城中达官富商和驻军军官，汪小小和卫登辉也经常光顾这里。不过，他们每次到来都前呼后拥，警卫森严。这天晚上，他们酒足饭饱之后又来飞凤池泡澡。事前已派人通知，老板特地为他们留了甲号包间。这是雅座中最大的包间，内设两个卧榻，卧榻之间有一个大茶几，上置烟具、茶盘和瓜果等，可供客人享用。

　　那天晚上的客人不算多，也不算少，进进出出前后有二十余人。屋子里热气腾腾，跑堂在各个包间穿梭往来，上茶、递毛巾把子，忙忙碌碌，间或还有修脚的、捏背的在侍候客人，谁也没在意两个年轻的军官。这两人虽是生面孔，由于连着三日天天光顾，一回生，二回熟，生客也变成熟客了。每回他们都是晚上来，浑身酒气，舌头打着卷，像是喝了不少酒。他们操着浓重的河南腔，人很随和，不过话不多。老板问他们在何处高就，以前咋没见过。他们说是九旅的，来办军需的。九旅是西北军的部队，有一个营驻在霍川。当时，霍川驻军中除了新八十二军，还有西北军、东北军和桂系的部队，番号杂乱，彼此不认识也很正常。

　　这天，汪小小和卫登辉来了，照例进了甲号包间。那两个军官则在戊号包间，他们何时下了池子又何时上来了，没人说得清楚，只有跑堂记得他们上来时，给送过两次毛巾把子，还续过一回茶。当时他们也没什么异常，像平常那样躺在榻上四仰八叉地抽烟喝茶打瞌睡。至于他们啥时进了甲号包间，又是如何把里边的人干掉的，谁也没注意。如果不是因为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恰巧有人掀起帘子进来撞到这一幕——一切都会神不知鬼不觉。

　　那个恰巧掀帘子进来的人是个修脚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替客人修脚，日复一日，按部就班。那天，甲号包间的客人点了他的卯要他修脚，他侍候完一个客人便来应差，像往常一样，掀起帘子走进包间，眼前的情景让他一下子惊呆了：卧榻上鲜血淋漓，板墙上也溅满了血迹。两个客人中的一个已经不动弹了，身子像扭麻花一样扭成一团，头朝下赤条条地挂在榻上。另一个还在挣扎，光溜溜的长着黑毛的大腿死劲地踢蹬，尚未完全断气，一把刀扎在他的喉管上，由于脑袋被毯子死死地捂住，发不出一点声音——站在榻边的不是别人，正是九旅的那两个军官——听到响动，他们猛地回过头来，枪口也一下子对准了修脚工。后者大吃一惊，没等他从惊慌中回过神，只见一个拿枪的人 “嘘”了一声，把手指竖在唇间，示意他别出声，接着便大摇大摆地一掀帘子出了包间。过了一会儿，那个修脚的终于醒过神来，哇的一声大叫，手中的托盘咣当一声掉落在地。“杀人了……杀人了……”他失声地大喊道。

　　浴池里顿时乱了。那两个军官这时已经走到门口，听到喊声，并不慌乱，先是抬手两枪，打灭了灯泡。屋里顿时陷入黑暗。坐在门口的两个警卫正在打瞌睡，还没来得及睁眼，便被随后响起的两枪打倒了。转眼间，那两个军官已夺门而出。这一切就发生在须臾之间。没等人们有所反应，他们早已出了院子。门外的警卫发现了他们，大呼小叫地追了出来，但很快就被迎头一阵乱枪打得东倒西歪——原来早有人在街上接应，掩护那两个军官迅速撤离。

　　这是一次锄奸行动，整个过程干净利落，显然经过周密的筹划。事后从现场看，参与行动的人手法干净利落，相当老练。走时照例留下了一张告示，这是便衣队的习惯做法。

　　事件发生后，城里的敌人大为恐慌。他们没想到便衣队竟打到他们眼皮底下来了。更让他们不安的是，他们居然能在戒备森严的霍川城里来去自由。刺杀发生时，因为时值夜晚城门早已关闭，而刺杀发生后，全城立即戒严，整整搜了三天（四门紧闭，只准进不准出），弄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可连个人影儿也没找到。

　　难道他们长了翅膀飞了不成？

　　第十章 大伯 | 1936年

　　一

　　澡堂锄奸行动是我大伯带着人干的。目

　　标很清楚，就是要干掉汪小小和卫登辉。事前进行了细致的策划，执行任务的两个同志都是便衣队骨干，经验丰富，而且都是河南人，因为他们要冒充九旅的军需官，而西北军有不少河南人，不易引起怀疑。应该说，整个行动都是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他们在澡堂里等了三天，终于等到了汪小小和卫登辉。他们亲眼看到他们进了甲号包间，又亲眼看他们下了池子，中间还装作泡澡的样子在池子里进行了确认。一切都手拿把攥了，才开始行动。行动也很顺利，虽然修脚工意外撞入，带来了一点麻烦，但这时他们早已干净利落地完成了任务，将两个恶魔捅死在了包间里。临走时，他们还照例留下一张告示，宣布了汪小小和卫登辉的罪状，并对他们执行死刑。

　　本来，这是一次完美的行动。但没想到第二天传来消息，甲号包间里被杀的并不是汪小小和卫登辉，而是另外两个别动队的军官。那天，他们是跟随着汪、卫一起去洗澡的，没想到却做了替死鬼。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是那两个执行任务的同志弄错了？其实不然。那天，汪小小和卫登辉确实是进了甲号包间，这一点没有错，但谁能想到，那天汪小小喝多了，刚进包间便失手打破了茶杯，玻璃碎片掉落一地，茶水把卧榻上的垫子也弄湿了。老板赶紧过来，让人收拾，并把他们临时换到了隔壁乙号包间，而后来的甲号包间又安排了跟他们一起来的别动队的另外两个军官，这就阴差阳错，造成了现在的结果。

　　事后，那两个执行任务的同志回忆，他们事先瞄好了，一进包间便动手了，也来不及细看，榻上的两个人赤条条的也分辨不清。不过他们也不是没有一点诧异，因为被杀的两人中没有一个身材胖大的（这不像汪小小），但也来不及多想。

　　我大伯带着人在澡堂外接应。接到人后，问的第一句话便是：“干掉了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说好样的，干得漂亮。虽然后来得知真实情况后，不免有些失望，但仍然十分高兴，用他的话说，这次行动就像是在敌人的心脏上捅了一刀。

　　的确，这一刀捅得敌人心惊肉跳，极大地震慑了敌人。事后，史先生来到便衣队，听取了汇报，表扬了参与这次行动的同志，还让管后勤的把缴获来的食品和香烟分给大家，以示奖励。不过，他特别交代这件事的具体细节谁也不准对外透露，尤其是他们如何进城，又如何出城的经过。大家散去后，史先生把我大伯留下来，递给他一根烟，自己也点着了一根。“这样做值得吗？”他扔掉了手中没有燃尽的火柴，眯缝起眼睛看着我大伯。

　　我大伯一怔。史先生的话使他有些意外，这弯子转得有点快，刚才还表扬的，现在怎么却好像有批评的意思。“这是咋了？”他说。

　　史先生脸上的表情十分平和，但话语却重了起来。“这么干太冒险了，”他说，“你想过没有，如果失败会是什么后果？”

　　我大伯有些不服气，这咋能说冒险呢？打仗嘛，哪能一点不冒险？他说了自己的想法，又解释说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心里有把握，而且这么做可以杀一儆百，打击敌人，况且汪小小、卫登辉作恶多端，早该杀了。如果不是出现一点差错，他们现在都去见阎王了。

　　史先生认真地听我大伯把话讲完，他的工作作风向来耐心细致。等我大伯讲完之后，他才扶了扶眼镜说：“你的想法是好的，我不否認，而且充分肯定。”接着又说，我刚才表扬了大家，就是因为这一点。“你们勇闯虎穴，不畏牺牲，这让我高兴，但作为领导，”他说，“考虑问题应更加周全稳妥，不能图一时痛快。这样的教训难道还少吗？”他还指出，在当前困难复杂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头脑冷静。对敌斗争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能急于求成。他对便衣队成立以来取得的成绩充分肯定，同时提醒我大伯要从思想上行动上做长期艰苦的斗争准备。

　　史先生说话向来是以理服人，循循善诱。他从不强加于人，即便对下级，在谈话的过程中，总是尽量让你表达观点，哪怕是不同意见，然后再通过说理和讨论的方式进行沟通化解，让你口服心服。他们谈了没一会儿，我大伯便心悦诚服，表示接受。最后他感叹道：“史先生，俺真算服你了。”

　　“哦，服什么啊？”

　　我大伯说：“换了夏师长，说不定俺们又

　　吵起来了。”

　　史先生哈哈笑了。“你可别光怪老夏呀，”他说，“你的脾气也得改改哟。”

　　二

　　敌人的报复很快来了。

　　自从便衣队成立以来，别动队频遭打击。汪小小和卫登辉早把我大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通缉他的赏格飙升到三千块大洋，超过了夏师长和史先生。澡堂刺杀发生后，汪小小和卫登辉恼羞成怒，下令把我爷爷家和我奶奶家的亲属全都抓了起来，老老少少一共抓了几十号，其中包括我的太奶奶、外曾祖父、二娘、三个姑奶奶、两个姨奶奶及他们的家眷等。其中我的太奶奶和外曾祖父都六十多岁了。

　　汪小小和卫登辉早就想抓我们的家人了，只是碍于卫孝衡和彭兆栋的反对才迟迟没有动手。澡堂事件后，他们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妈的，搞到老子头上来了！”汪小小气急败坏地骂道，“你要老子死，老子也不让你活！”他下令把贺家老少全都抓起来。卫登辉还拿着那份宣判他死刑的告示给他父亲看。“瞧瞧，你瞧瞧，”他说，“这都是啥？贺廷勇差点把俺杀了，再不动手就晚了！”

　　其实，卫树森并不反对对贺家动手。他早有此念，甚至提出干脆把贺恺年的两个儿子也抓起来。贺恺年是我太爷爷的兄弟，他的两个儿子贺仁贤、贺培贤系我爷爷的堂兄弟，与我大伯是堂叔侄关系。卫登辉当然明白他爹的意思，他是看中了贺家的轮船公司，早想据为己有。不过，贺恺年作为知名乡绅，名重一方，他的大儿子贺仁贤多年致力于实业，也属当地名流，还是商会副会长，不宜对他动手，即便要动手也得找到充分的理由。因此，卫登辉说：“这个不急，先缓缓再说。”

　　贺家人被抓后，卫登辉便逼着他们上山去找我大伯，许诺说只要我大伯肯投案，便放了我们全家。我的两个姑奶奶都上山来找过我大伯，哭得很伤心，让我大伯设法救救他们。二娘也上过山，但她说话特别难听：“你只管闹革命闹得痛快，也不顾家里人死活，你外公都是花甲之人，还能活几天啊？你好歹让他有个善终，留个全尸吧？”我大伯心里又气又难过，但也不便发作，只能好生劝说。

　　敌人这一招十分狠毒。不过，我大伯也有对策。你来损招，我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在贺家人被抓了没多久，大贺村、小贺村，还有田家岗等十多个保长的家眷找到县上，哭着闹着要求救人。原来，这些保长全被扣了，便衣队撂下话来，如果贺家有人死了，这些保长就得抵命。

　　卫登辉有些意外。他没想到我大伯会和他来这一手，但他知道红军不会滥杀无辜，他们政策不允许这样做。“你们听着，”他安慰那些保长眷属说，“贺廷勇不过是吓吓你们的。他们不敢。你们且回去，不用担心。俺给你们打包票。”可那些眷属哪里放心，还是又哭又闹不肯离去。

　　这事还没完，卫家埠又出事了。便衣队用土炮冲着卫家的圩堡轰了三炮，把一排马厩都轰塌了，卫家人吓得四处奔逃。接着，又有村民送信来了，警告说如果卫登辉再不放人，那就不客气了。信是用四言顺口溜写的：

　　卫家听好，军无戏言。

　　贺家无辜，遭此荼毒。

　　打你三炮，算是警告。

　　以眼還眼，以牙还牙。

　　再不放人，后果自负。

　　三日为限，说到做到。

　　这封信估计是小黑皮詹少成的杰作。有回忆称，那次打炮就是小黑皮带着人去的。这篇回忆刊载于《霍川文史资料》第二辑，详细说了打炮的过程，使用的是当地的一种木制土炮，打的距离不远，但威力却不小。但文中并未交代这封信是谁写的，不过根据一般推测极有可能是出于小黑皮的手笔，因为编写顺口溜可是他的擅长。

　　卫家挨了炮吓得不轻。卫树森和卫登辉急忙赶回卫家埠，他们还带了一个连，说要加强卫家圩的保护，但却让卫家老爷子卫孝衡臭骂一顿。“老子不让你们动贺家，你们偏不听，这下惹出事，看你们如何收拾？”卫树森劝他爹不用担心，这帮赤匪成不了气候，“辉儿

　　可以派兵保护，”他说，“爹要是再不放心，还可以进城住一段时间。”

　　“放你的狗屁！”卫孝衡气得浑身哆嗦。他指着卫树森大骂，“混账！全是混账话！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躲过初一躲得过十五吗？俺这把年纪，土都埋脖颈了，你们还这样瞎折腾，难道是巴不得老子早死吗？”

　　卫孝衡大为恼怒。这些年，随着年事越来越高，他背驼了，头发掉光了，腿脚也不利索了，岁月早已消磨了他的锐气。他不仅没有了当年的心劲，而且夜间常做噩梦，醒来后心悸不已。一个算命的曾对他说过，他身上杀气太重，势必危及子孙。他信以为真，多次告诫儿孙，可他们却把他的话当作耳旁风，他岂能不气？卫树森看他爹真的动怒了，连忙劝说，请他息怒，只有卫登辉还咽不下这口气，说是不能便宜了他们，咱卫家也不是好欺负的。

　　“那你想咋样？”卫孝衡说。

　　“哼，太岁头上动土，俺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畜生！”卫孝衡一听这话又气不打一处来，“俺还没蹬腿哩！你们要闹，等俺死了再说，只要老子还有一口气，谁也不准胡来！”说到这里竟悲从中来，捶胸顿足，大呼，“卫家毁了，卫家就要毁在你们手中了。”

　　卫孝衡这一闹腾，卫登辉也不敢再违拗了。

　　三

　　贺家人被放了出来，这事暂告平息，但奸细一直没有查到，仍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史先生回来后，亲自抓这件事。他的做法与崔部长不同，并不大张旗鼓，而是暗中进行。参与这项工作的只有极少的几个人，对外严格保密，特委中除了史先生，就连夏师长、岳松也不过问。

　　几个月下来，清查工作发现了一些可疑的线索，但收效不大。由于便衣队的成立，有效地打击了别动队的活动，加上特委和赤卫师制定的各种防范措施，使敌人的偷袭大大减少。那个奸细的活动表面看似乎也消停下来，但实则不然。

　　就在澡堂锄奸行动后不久，有一天，别动队突然搜查了县长袁幼鸣的家。这次搜查是卫登辉亲自带人去的。当时袁幼鸣正在县衙里开会，闻讯匆匆赶回，家里早已被翻得乱七八糟。他勃然大怒，抄起电话便打到警察局。警察局局长陈小狗，原是县党部的侦行科科长，袁幼鸣当上县长后，先是安排陈小狗接替自己做了县党部书记长，接着又提拔他为警察局局长。他是袁幼鸣的亲信，接了电话便带人赶到袁府，与别动队形成了对峙。

　　袁幼鸣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卫登辉说：“你，你……如此大胆，竟反了不成？”卫登辉有恃无恐，洋洋得意。“对不住了，县长大人，”他说，“俺这是奉命行事。”

　　“奉谁的命？”

　　“军座。”

　　“你说彭军长？”

　　“正是。”

　　“好好好，你且等着，我去找他说话。”

　　袁幼鸣找到了彭兆栋，没承想这事还真得到了他的批准。难怪呢！袁幼鸣心下思忖，卫登辉何来如此胆气，原来是有人给他撑腰子！

　　袁幼鸣与卫登辉父子不和，这是众所周知的。彭兆栋来了之后，卫树森一度计划挤走袁幼鸣，取而代之，但袁幼鸣也不是好惹的。他有CC的根基，路子也很粗，甚至可以通到南京。他找准机会曝光了卫家走私鸦片的事，引来舆论大哗，使卫家名声扫地，卫树森的计划也落了空。

　　在外界看来，这次搜查完全是卫家的报复行动。这种看法合情合理，也符合逻辑。问题是，搜查一个县长不是一件小事，况且还得到了彭兆栋的批准，这里必有缘故。

　　原来，卫登辉向彭兆栋报告说，袁幼鸣暗通“赤匪”。理由是：澡堂刺杀发生后，红军便衣队就藏在袁幼鸣家中，后又由警察局开具通行证逃之夭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刺杀发生后，这些“赤匪”会突然人间蒸发，就连全城戒严，四门紧闭，查了三天三夜也踪影全无。据卫登辉说，他们得到了可靠的情报，参加行刺的人员为了顺利出城，把枪支都暂时藏在袁幼鸣家没有带走。他相信只要突击搜查，

　　定会找到证据。因为刺杀刚过去五天，说不定袁幼鸣还来不及转移罪证。

　　“好吧。”彭兆栋看他说得如此肯定，便批准了他的请求。然而，搜查结果一无所获，这下袁幼鸣不干了，非要彭兆栋给个说法。

　　彭兆栋十分被动，只好一边打圆场一边解释说，他对袁县长并无成见，对卫家也不偏袒，但事关党国利益，不能掉以轻心。但这种解释岂能服人？而且他堂堂党国县长受此屈辱，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大骂卫登辉无中生有，恶意中伤，目的就是要搞垮他;又说卫树森想当县长想疯了，竟使出这种法子来诬陷他。“这事不能算完，我要告他们！”他气得头上青筋直暴，脸皮乌紫乌紫的。

　　彭兆栋安慰他说，他们的情报可能有误，让你受委屈了。“袁县长，”他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不得不谨慎。”

　　“那也不能听凭他们胡来！”

　　彭兆栋听了淡淡一笑：“袁县长息怒，有道是无风不起浪，无鱼水不深，我怎么听说‘赤匪救过你的老婆和小姨子，可有此事？”

　　袁幼鸣一愣，这话明显是弦外有音。“你听谁说的？”

　　“这你别问了，究竟有没有吧？”

　　袁幼鸣一下子跳起来。“一派胡言！”他说，“是不是卫登辉？又是他造的谣？”彭兆栋不置可否。“卑鄙！太卑鄙了！”袁幼鸣说，“这全是无中生有！”

　　原来，几个月前，袁幼鸣的老婆和小姨子来霍川时确实遇到了土匪，对此他不否认，也否认不了，因为当时闹出了不小的动静。但按袁幼鸣的说法，救他老婆和小姨子的不是红军，而是一队恰好过路的客商。这队客商是省城鸿泰钱庄押运银车的，由拳头庄（钱庄的保镖）护送，看到土匪打劫便出手相救。事后，袁幼鸣为了表示感谢，还在城里最有名的状元楼饭店宴请了他们，这事饭店的老板可以证明。此外，《民国日报》曾予报道，同样可以佐证。

　　袁幼鸣并不慌乱。他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详加说明，过了两天，又让人查到那份报纸，送到彭兆栋面前。

　　彭兆栋见此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出面进行调停，把事情平息了下去。这事在大多数人看来，不过是狗咬狗，一嘴毛，但在史先生看来，就不那样简单了。

　　史先生在霍川工作多年，熟悉当地情况，对于敌人内部的关系也了如指掌。他一直主张利用敌人的矛盾开展工作。早在活捉六十五旅旅长褚良田时，他就主张不杀，为我所用。后来又针对西北军、东北军、桂系和彭兆棟的新编八十二军之间的派系矛盾分化瓦解;抓住袁幼鸣与卫家的不和进行渗透，这些工作都取得了成效。

　　袁幼鸣的家眷遭土匪打劫就发生在几个月前，当时担任护卫的一个班的警察死的死，逃的逃，眼看土匪就要得手，恰巧便衣队在附近活动，听见枪声，赶来击退了土匪。史先生得知这一消息，不仅没有为难袁的家眷，反倒以礼相待，并派人护送她们进城。这使袁幼鸣心存感念。当然，久居官场的袁幼鸣为了掩人耳目，对外改变了说法，声称救他老婆和小姨子的是鸿泰钱庄的银车队，并安排了宴请和采访，这不能不说是他的精明所在。此后，红军便与袁幼鸣悄悄有了来往。在购买药品、粮食等方面，袁幼鸣都提供了一些方便，这次要除掉汪小小和卫登辉也得到了他的暗助。

　　然而，这件事无论在特委还是游击师都属高度机密，知者甚少。那么，卫登辉又是如何知道的？特别是搜查袁宅，就发生在澡堂锄奸后的第五天。据我大伯说，他们从澡堂撤退后，被迫退往袁宅躲藏，等到三天戒严结束后，方由袁幼鸣搞来警察局的通行证混出城去，可他们前脚刚脱险，没过一天，敌人后脚便得知消息并搜查了袁宅。

　　这绝非偶然。

　　好在袁幼鸣向来心思缜密，注意防范，送走便衣队后，立即派人把便衣队暂放家中的武器悄悄运走了。事后得知，卫登辉他们正是冲着这批武器来的，不禁惊出一身冷汗。要是晚一步，他的罪名就坐实了。袁幼鸣好生后怕，他原想借红军之手除掉汪小小和卫登辉，才甘冒风险，暗助红军，没想到偷鸡不成蚀把米，差点把自己搭了进去。他越想越怕，便让人带话给史先生，表示今后桥归桥，路归路，不再来往。

　　史先生得知这一情况，大感震惊。这事是

　　如何泄露的？他找我大伯和参加行动的人员分别谈话，了解情况。他们均表示未向外吐露一字。这次进城的同志共有八人，包括小黑皮，都是我大伯挑选出来的好手，个个值得信赖。他们出城后，我大伯就向他们交代过严守机密，守口如瓶，这也是史先生要求的。关于在袁宅隐藏的事，我大伯除了向史先生汇报过，也未向任何人提及。那就奇了！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尽管这事十分重大，但史先生并未表现出来。他对我大伯说：“好了，我都清楚了，这事到此为止，对外不要再提了。”

　　果然，打这之后，史先生不再提及此事，我大伯甚至有些奇怪，这么大的事怎么就轻易放过了？许多年后，他才知道这正是史先生的高明之处，他不想打草惊蛇。事实上，这件事已经提醒了他，奸细就藏在他的周围。因为这事他只是在特委很小的范围里说过，知情者屈指可数。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大别山区的国民党部队陆续北调，开往川陕等地围追堵截北上的红军主力。到了年底，彭兆栋的新编八十二军也调走了，只留下汪小小的别动队，加上桂系的一个团和西北军的一个团。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霍川保安处，节制留霍各部队。在彭兆栋的举荐下，汪小小当上了保安处长，卫登辉被任命为副处长。

　　这一来，卫家的势力进一步扩大了，就连袁幼鸣也不得不让着他们三分。转眼过了新年，元宵节刚过，又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贺恺年的大儿子、我的堂叔爷贺仁贤被杀了！

　　杀人的就是汪小小。

　　第十一章 大伯 | 1937年

　　一

　　经过两年的艰苦斗争，霍川的困难局面逐步扭转。游击师由原来的数百人，发展到两千余人，根据地也部分得到恢复。由于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有效地打击了敌人。敌人自以为得意的别动队也不灵了。汪小小和卫登辉几度调集重兵展开“围剿”，但收效甚微，这让他们大感头痛。

　　一九三七年清明节刚过，我大伯接到开会的通知，带着小李赶赴金石台。特委和师部的驻地经常变换，这时又转移到金石台一带。年初，游击师进行改编，更名为霍川红军师，下设三个团，我大伯任第一团团长，卢庆竹任第二团团长，第三团团长是肖江（霍川起义时任第一大队副大队长，我大伯时任大队长）。平时三个团分散活动，彼此很少见面。我大伯赶到师部，看见卢庆竹和肖江已到了，感到十分亲热。

　　“老伙计，咱们又见面了！”他们相互捶打，高兴地说着话。这时，史先生和夏杰师长边说边笑地走进来。他们迎上去敬礼，夏师长、史先生一边还礼，一边和大家握手。

　　“知道为啥把你们叫来吗？”夏师长刚坐下便问道。

　　“肯定有好事！” 我大伯抢道。

　　“说得不错！”夏师长哈哈大笑，情绪十分高涨。

　　“啥好事？”卢庆竹和肖江都迫不及待地问。夏师长扭头看着史先生笑而不答。史先生也笑了。“不用急，”他招呼大家，“先坐下，咱们慢慢说。”

　　大家坐下后，都有些等不及了。夏师长也看出来了，但他偏不急，先问起各团情况，问完之后才转入正题。夏师长的伤早已恢复了，他又像以前那样精神抖擞，说话声音洪亮。“今天把几位找来，”他说，“有个大客要请啊。”

　　“啥大客？”大家都好奇地问。

　　“别动队！”他把拳头朝桌子上一砸，“这回咱们要好好地打回牙祭喽！”

　　“是吗？”

　　“太好了！”

　　“这帮王八崽子早该扒他们的皮了！”

　　众人一听都兴奋起来。夏师长快活地看着大家：“这回是请大客，你们都听好了，不是零敲碎打，我是说全歼，不准放跑一个。”

　　会场里一阵欢呼。众人都说：“快说咋干吧？”

　　夏师长似乎并不急，掏出烟来散了一圈，又唤人送了茶。他越不说大家越急，直到吊足了大家胃口，这才说了计划。原来，师部打

　　算将别动队引至马头山，然后实行包围歼灭。“这个任务由二团、三团完成，”夏杰说道，“我刚才说了要全歼，不准放跑一个，能做到吗？”说着，抬起头来看着二团团长卢庆竹和三团团长肖江说。

　　“没问题！”卢庆竹回答。

　　“保证完成任务！”肖江也答。

　　我大伯这时急了：“俺们一团呢？”

　　“你急个啥？”夏师长说，“我就是落下谁，也落不了你贺廷勇。”他的话音一落，便响起一片笑声。“你放心，”夏杰接着说道，“少不了你的仗打。一团的任务是打阻击。”

　　“阻击？”我大伯一听便有些不情愿了，嘴上没说，脸上已表露出来。夏师长看在眼里：“怎么着，不满意啊？”

　　我大伯没吭声。史先生插话道：“廷勇啊，你们的任务可不轻。这次阻击关乎整个行动的成败。我们包围了别动队，敌人一定会拼死相救。能不能顶住，就看你们一团了。”

　　“是啊，”夏师长故意道，“我和老史说了，这事不勉强，一团要不行，可以让别的团上嘛。”

　　“谁说不行了？”我大伯一听急了。

　　众人又都笑了。接下去，详细布置了任务。之后，史先生开始讲话。他说，这是一次全师行动，三个团协同作战，过去两年来还从没有过。“我知道不少人对我们有意见啊，说我们太软了，老是躲来躲去的。”他抽了一口烟，不疾不徐道，“古语云，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你们以为我们想躲啊？不，那是时机未到。”

　　“说得对，”夏师长接话道，“有多少粮，吃多少饭，我不和你拼不是怕你，而是在等待时机，出水才看两脚泥。”

　　众人都说对。自从史先生回来后，由于改变了过去的错误打法，大家尝到了甜头。就连夏师长也心悦诚服，伤愈归队后，他与史先生相互配合，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最后说到这次行动，史先生强调说：“这一仗，我们可是掏血本了，全部家底都拿出来了。不打则已，要打就要打得漂亮，只准打好，不准打坏，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有！”

　　众人齐声响应。会上还强调了保密事宜。在部队行动前，除了团长之外，计划不准向任何人透露半个字。

　　散会后，我大伯单独留下来，与史先生谈了一会儿话。刚才开会时，他心里就有些疑惑：这次围歼别动队，全师出动，可是敌人哪有那么乖？他会听咱的？你叫他来他就来啊？如果咱们设下伏，他们不來可咋办？他本来在会上就想提出这些疑问，但又忍住了，会后便向史先生说了出来。史先生笑道：“廷勇啊，都说你爱动脑子，还真不假。不过，你放心，我们是不打无准备之仗，既然打就有充分的把握。”

　　史先生既然这样说，我大伯自然相信，可是他还有一点担心：全师行动，这么多人从各地集中起来，即便严加保密，也难免不走漏风声，何况奸细还没有抓到。

　　我大伯的担心不无道理。黄龙洞事件发生后，查找奸细的工作一直没有进展。他问过史先生几次，每次史先生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是正在查哩，便没了下文。究竟查到何种程度了，谁也不清楚。现在，他又想到这个问题，不能不提醒史先生。哪知史先生听了还是那个口气。“我知道，不用担心，我都安排好了。”说着，弹了弹烟灰，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二

　　卫登辉当上保安处副处长后，权势显赫，如日中天，卫家的地位也炙手可热，无人可比。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卫家还把三小姐嫁给了汪小小。卫树森膝下有一子三女。老大老二皆为闺女;老三卫登辉，系独子;下边还有一个小女儿，人称三小姐，是姨太太所出，年纪刚满十七，长得花容月貌。汪小小在家乡有过妻室，开始三小姐还不愿意，直到汪小小答应停妻再娶才达成婚约。三小姐过门后，汪小小成了卫树森的乘龙快婿，与卫登辉则成了郎舅关系。这一来，卫家在霍川几乎可以一手遮天了。

　　然而，让汪小小和卫登辉头疼的是，霍川红军师不断壮大，越“剿”越多。“剿总”来电指

　　责他们“敷衍塞责”“畏寇避战”，上峰也极不满意，甚至威胁要走马换将。特别是便衣队的建立，神出鬼没，打得别动队心惊胆战，龟缩在城内不敢轻易露头。彭兆栋的新编第八十二军调防后，在汪小小的一再请求下，前不久上边又增调一个团进入霍川，使全县驻军达到四个团，但“围剿”依然不见起色，难怪上边不满意哩。

　　汪小小心急上火，牙齿发炎，半个腮帮子肿得老高。他让卫登辉赶紧想办法，再不弄出点名堂来，屁股下的板凳怕是坐不住了。卫登辉当然也着急。可黄龙洞事件后，红军高度警觉，内部查得很紧，他的耳目不得不有所收敛。他也表示理解，可随着时间的过去，看到红军不断壮大，他实在等不及，开始频频催促，终于有了消息。他兴冲冲地来找汪小小报告。

　　“有消息了！”

　　“什么消息？”

　　“特委要在这里开会了！”卫登辉取来地图在上边指了一下。

　　“八大户？”

　　“是的。”

　　“可靠吗？”

　　“可靠。”

　　“他妈的，太好了！” 汪小小捂着腮帮子说，不禁大喜过望。

　　八大户是一个村名。村名的由来无人知晓，可能是刚建村时只有八户人家，但现在村内已有三十五户人家，但村名依然叫作八大户。八大户位于北乡马头山下，三面环山，只有朝东一条路通向外边，地理环境十分封闭。卫登辉得到消息，阴历三月十一日，霍川特委和红军师将在这里开会，重要的人物都将出席，担任保卫的只有一个警卫连。

　　他们当即商定了作战计划：由别动队提前悄悄潜入八大户附近，然后实施包围。为防止红军增援，汪小小调两个团随后跟进。卫登辉自告奋勇打头阵。在他看来，红军只有一个连，而别动队近千人，兵力悬殊，不难得手。卫登辉升任副处长后，仍任别动队副队长（队长是汪小小）。这两年，别动队战绩不佳，受到冷嘲热讽。有人说：“别动队，别动队，就是待着别动。”还有人说：“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这些话传到卫登辉耳里，让他十分憋气，早想一展身手，让外人瞧瞧，如今机会来了，岂能放过？

　　汪小小好心劝他：“你也不用太辛苦，就让马朗去吧。”马朗是别动队的参谋长，是汪小小一手提拔起来的得力干将，完全值得信赖。

　　“不，”卫登辉说，“还是把稳点好。”

　　汪小小知道他图功心切，也顺水推舟。“也好，”他说，“那就辛苦老弟了。事成之后，我为你庆功。”

　　阴历三月十一日，是个阴雨天。清明过后，谷雨将至，那段时间雨水特别多。难得有个晴天，转眼又下雨了。这天，从早晨开始就一直时断时续下着小雨。别动队分散进入马头山一带。入夜之后才以中队为单位集结，潜入八大户附近。按卫登辉的布置，一中队、二中队沿马头山布防，然后向八大户搜索前进，防止“赤匪”向山中逃窜，他自率第三中队包围八大户，实施攻击。

　　子夜时分，部署顺利完成，其间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卫登辉极为满意，在接到第一中队、第二中队到达指定位置的报告后，他下令进村。尖兵从三个方向扑向村中。夜色中的八大户静悄悄的，居然没有任何动静，就连狗吠的声音也没有，这让卫登辉大感意外。此时，后续部队也进入村中。不一会儿，有人来向他报告，说村中空无一人。

　　“啥？”卫登辉一愣，“这咋可能？”他一边想着，一边立即起身进村，果然村中空空如也，黑灯瞎火，万籁俱寂，除了偶爾有几只老鼠被惊动后沿着墙脚乱窜之外，连个活物都没有。“不好，他们跑了！”卫登辉叫了一声，“给俺搜！”他命令道。

　　就在部队四处搜索的同时，他又急令沿马头山布防的第一中队、第二中队，拉开大网，防止红军向山中逃窜。“他们跑不远。”他心里想，即便别动队行动不慎，走漏风声，惊动了共党特委，他们也不可能走远。“都给俺瞪大眼睛，仔细搜！”他大声吆喝道。

　　卫登辉信心十足。这次行动经过精心筹划和准备，行动开始后他亲自带队，整个过程

　　也未发现有丝毫差错，起码到眼下为止是如此。他不信共党特委能插翅飞了。他来到村中的祠堂，让人生着火，驱赶寒意。清明前后春寒料峭，在外边冻了一天实在够呛，身子差不多都快冻僵了，肚子也早饿了，他让人把带来的酒菜拿出来，一边吃一边等消息。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没有半点消息。又过了一会儿，一、二中队也派人来报告，没有发现红军。“这咋可能？”卫登辉怒道，“你们都给俺搜仔细了？”

　　“仔细了。”马朗回答。

　　“都搜了？”

　　“都搜了。”

　　“这咋可能！”卫登辉说道。他的情报非常准确，难道哪里出错了？“不，不可能！”卫登辉很快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他相信情报是可靠的，以前屡试不爽。难道是特委临时取消了会议，内线来不及通知他？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特委和红军师领导分散在各地，通知都是几天前就发出的，不大可能临时改变，除非出现紧急情况。“搜！再给俺仔细搜！”他命令道，“老子不信他们还能钻到地缝去？”

　　部队继续开始搜索，一个小时又过去了，仍然没有消息。沮丧的情绪开始席卷而来，卫登辉意识到这次行动可能失败了。他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直到这时，他还一门心思地在按自己的思路考虑问题，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降临。

　　不知何时，雨渐渐地小起来，不一会儿便停了。周围静静的，只有风声不时传来。别动队员打起手电、火把，仍在四处搜索。卫登辉焦躁地不停地掏出怀表看着。

　　时间一点点过去。

　　希望越来越小。

　　忽然间，寂静的夜色中响起了枪声。

　　啪啪……

　　啪啪啪……

　　枪声来得很突然，起先还有些稀疏，很快就稠密起来。不一会儿，便枪声大作。卫登辉心中一喜，以为发现了红军的踪迹。

　　“哪里打枪？”他问道。

　　“在东边。”有人答道。

　　“不，在西边。”

　　此时，远远近近，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枪声。“好，好，”卫登辉连声叫道，“总算找到你们了！”

　　“集合队伍！”他朝马朗命令道。

　　马朗带着第三中队跟随卫登辉一起行动。听到命令，他应了一声，立即集合起队伍，向村外开去。“传俺的令，”卫登辉大声喊道，“不论活的死的都有重赏！”说着，带着卫队兴冲冲地跟上去，来到村头督战。

　　枪声越发激烈了。暗夜里火光闪烁，子弹在空中发出尖厉的啸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也不断响起。那声音就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卫登辉站在村口的一座石牌坊下，一只脚踏在石鼓上，伸长脖颈四处打量。很快，马头山方向也传来枪声，一准是一、二中队发现了“赤匪”要向山里逃窜，正在阻击，他心里想。“他娘的，老子早料到了！”他得意地说，“看你们往哪跑？”

　　卫登辉心里美滋滋的，刚才的沮丧早已一扫而空。他啥都不怕，怕的就是找不到“赤匪”，只要发现了他们，在层层包围之下，料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卫登辉极为得意。四周的枪声响作一团，不知哪里起火了，火光冲天，照亮了夜空。卫登辉兴奋地搓起手，大叫道：“打！给俺狠狠打！”

　　然而，就在他洋洋得意之时，忽然一排子弹迎面打来，打在牌坊上火星四溅。卫队赶紧拥上来，护着卫登辉退到牌坊后边。“咋回事？咋回事？”卫登辉蹲下身子，朝前看去。他有些紧张，但仍然没有意识到大难将至。

　　不一会儿，枪声越来越近了，还夹杂着阵阵喊杀声。卫登辉一边令人警戒，一边派人打探消息。就在这时，有人慌慌张张地跑来报告：“红鬼！……红鬼来了！……”前来报告的人满脸惊恐，上气不接下气。卫登辉正要发火，只见一团团黑影如同雪崩一般向村口拥来，乱糟糟的一片混乱，正是第三大队。

　　“咋啦？咋啦？”卫登辉大惊失声，急忙上前阻止，可乱成一团的部队，你推我搡，如同一群无头苍蝇乱飞乱撞，谁也不听他的。

　　“站住！站住！”他大声喝道，情急之下朝

　　天放了两枪，依然制止不住。正一头雾水，忽见马朗裹在队伍中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他的帽子已经不见了，衣衫不整，浑身泥土，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

　　“出了啥事？”他一把拉住马朗。马朗气喘吁吁，双手比画着，半天说不出话来。卫登辉愤怒地抓住他的领口，打了他一個耳光。“混蛋！你个混蛋，你倒是说话呀！”马朗好不容易顺过气来，这才惊慌失措地说道：“不好了，红鬼……咱们上当了……他们来了好多……”

　　“你胡说个啥？”卫登辉勃然大怒，心想这怎么可能？正要发作，这时又有一排子弹打过来，他身边的卫兵立时倒下一片。马朗上前扑倒他，卫登辉跌倒在地，弄得满手烂泥，来不及发火，又有一颗手榴弹扔过来，炸得周围的兵丁人仰马翻。

　　“快走！快走！”马朗上前扶起卫登辉，拉起他就走。雨这时又下起来。冷雨打着他们的面颊，带来阵阵寒意。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后跑去，身上溅满了泥浆，雨披也跑丢了，浑身淋得透湿。周围黑漆漆的，前后左右都是溃兵。跑了两里多路，枪声渐远。他们实在跑不动了，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呼呼喘气。“到底出了啥事？”卫登辉不等喘匀了气便问起详情。马朗报告说，他们出村不到三里路便遇到红军，双方打起来，没想到红军人数很多，至少一个团，他们根本抵挡不住。

　　“这不可能！”卫登辉断然否定。据他的情报，红军只有一个警卫连，哪来那么多红军？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错不了，”马朗肯定地说，“恐怕一个团还不止。”他又补充道。卫登辉还是不相信。这小子准是吓破了胆，他心里想。即便退一万步，真的如他所说，发现了大股红军，那也不用怕。

　　按照事前的计划，在别动队潜入八大户周边时，汪小小另调两个团的兵力分别开进花山寨、果子洞、磨子圩和火神滩一带。这些地方距八大户只有五到十里的路程。枪声一响，这些部队便会立即向八大户增援，而最近的花山寨距八大户只有五里路，急行军半个小时即可赶到;最远的火神滩也只需一个多小时。因此，卫登辉并不慌乱，他相信凭借别动队的实力，坚守一两个小时不成问题。到了那时，增援部队一到，红军就会被围在马头山下，无路可逃。“不要慌，你给俺顶住，援兵很快会到。”他一边给马朗打气，一边令他赶紧收拢散兵，进行布防，同时派人通知第一中队、第二中队迅速向他靠拢。

　　但是，一切都晚了。红军早已张网以待。红军师卢庆竹团和肖江团按计划把别动队的三个中队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别动队虽然武器精良，富有作战经验，但红军兵力占优，且善于夜战，有备而来，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战斗持续了三个小时，别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四散奔逃。夏师长下令不留俘虏。红军战士早对别动队恨之入骨，接到命令便穷追猛打。别动队第一、二中队很快就被歼灭。马朗收拢残兵，固守在一个山头上，拼死抗击。时间一点点过去了，卫登辉左等右等不见援兵，知道坏事了。他掏出怀表看了看，从战斗打响已经过去三个多小时了，虽然是雨天路滑，行军困难，但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到现在还没赶到。一定是出了问题！他开始慌乱了。红军的攻势越来越猛，他大叫马朗，却无人应答，扭头一看，马朗倒在地上痛苦地翻滚，他被子弹击中了，很快就一动不动了。

　　阵地渐渐守不住了，残兵败将们早已无心恋战，开始溃退。卫登辉一看大势已去，便混在乱兵中逃去。黑夜中不辨方向，他们慌不择路，跌跌爬爬地乱跑，突然迎面来了一队红军，发现他们后，二话没说便是一阵猛烈的枪击。身边的人纷纷倒下，卫登辉扭头想跑，忽感头上重重挨了一击。“娘哩，”他叫一声，“俺被打中了！”说着便扑倒在地。

　　这一枪打在他的后脑勺上，当场要了他的命。

　　卫登辉的好戏落幕了！他原以为设下好局，哪知机关算尽，反倒误了卿卿性命，这是他事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直到最后时刻，他还指望援兵能够赶到。可是，史先生早有安排，令我大伯带领第一团守住乌鸦口，这是通向八大户的唯一通道。史先生要求我大伯至少守住四个小时，以便二团、三团有时间吃掉别动队。这个任务相当艰巨，当初史先生和夏师长商量后一致认为，这个任务交给第

　　一团最合适。果然，我大伯不负众望。汪小小带了两个团轮番猛攻，并用重炮频频轰击，但乌鸦口道路狭窄，易守难攻，且不利于大部队作战。我大伯巧妙地利用地形，死死地守住，使敌人无法前进半步。直到别动队被全歼后，他才带队撤离，钻入马头山，与大部队会合。

　　天亮时分，汪小小的援军终于开到了八大户，但黄花菜早就凉了。四处的原野、山坡、沟壑、道路、村庄内外到处都是别动队的尸体。当汪小小找到卫登辉的尸体时，发现他被打成了筛子，连骨头架都打散了。几个兵丁小心翼翼好不容易才把他弄到一块门板上抬了回来。

　　据我大伯说，战斗结束后，红军打扫战场，四处搜寻卫登辉。后来发现他的尸体倒在一块水田旁，脑袋扎在刚放了水的秧田中，两脚横叉在田埂上。人们把他尸体翻过来，只见他脸上满是污泥，模样肮脏丑陋。“就是他！”有人认出来了。大家一片欢呼，连忙向上边报告。小黑皮闻讯赶到，此时他已是便衣队队长，满腔仇恨的他端起机枪便向卫登辉的尸体突突突地打完了一梭子，直到打成了蜂窝，仍不解恨，又狠狠地踹了两脚。

　　三

　　八大户一战全歼别动队，消灭敌人近千人。这是一次重大胜利，红军扬眉吐气。老百姓也深受鼓舞，都说主力红军又回来了，遭殃军的日子不好过了。我大伯在战后来到费伯母的坟前，烧了三炷香，然后坐了很长时间。警卫员小李跟他一起去的，他回来说看到贺团长流泪了。是的，我大伯此时心里又高兴又难过。费伯母牺牲了，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痛，而且丫丫始终没有找到，一想起来就心如刀绞。这个仇除了让敌人加倍偿还，别无他法。“等着瞧吧，”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你们一个都跑不了，汪小小、卫树森，还有彭兆栋那些大大小小的混蛋们，俺要一个一个收拾他们！”

　　八大户的失利使汪小小既惶恐，又恼怒。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卫登辉对他说情报极为准确，他完全相信。情报工作过去一直由卫登辉负责，他并不过问。枫树湾和黄龙洞先后得手，说明卫登辉的情报十分准确。可是这一次，不知为啥却失灵了，反倒着了红军的道儿，被打得如此狼狈。汪小小对此迷惑不解。

　　他恼羞成怒，开始疯狂报复。在别动队被歼的第二天，他便下令血洗八大户，全村三十五户，老少一百七十四人皆遭残杀，村庄也被夷为平地。此后，又连续数月开展 “清剿”。为了给卫登辉报仇，他还抓了我太奶奶和外曾祖父、二娘等家人，就连大贺村、小贺村中的红军家属也一个不放过，先后被抓或被杀的贺氏宗亲多达几十号人。汪小小扬言：“要把姓贺的斩尽杀绝！”多亏我的三个姑奶奶和两个姨奶奶以及眷属鉴于上次被抓的教训，早已逃离霍川才得以幸免。

　　汪小小的暴行激起了红军和民众极大的愤慨。“这个畜生！”我大伯下决心要干掉他，让他血债血偿。然而，自从卫登辉死后，汪小小变得极为谨慎，处处小心，大多数时间都龟缩在城里，受到重兵护卫。我大伯一直没有机会下手。

　　那段时间，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红军师又分散活动。我大伯的第一团转入西乡大牯岭一带。尽管八大户大捷后，国民党鄂豫皖“剿共”督办公署，又陆续向霍川增兵，实施残酷的“清剿”政策，重兵布防，碉堡林立，层层封锁，给红军师带来极大的困难，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但红军师凭借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始终坚持在霍川的丛山密林中。

　　一九三七年，大暑过后，天气渐热，但山中的早晚依然十分凉爽。晚风中带着凉意，经过闷热的白天，吹在身上特别惬意。一天晚上，我大伯被召至马头山。当时特委和师部跟随卢庆竹的第二团在马头山一带活动。我大伯一到，史先生就对他说：“知道为啥叫你来吗？”

　　我大伯摇头。

　　“要合作了。”他说。

　　“和谁啊？”

　　“国民党啊。”

　　“别鬼扯吧。”

　　“这回怕是真的了。”

　　其实，几个月前，我大伯就听到了风声。当时，他从缴获的敌人的《扫荡报》看到消息，西安发生了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提了八项抗日主张。从那时起，关于国共合作的消息便不断传来。不久，地下交通又带来消息，说中共中央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劝说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蒋介石，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可是，国民党在大别山的“清剿”并没有丝毫停止迹象，相反愈演愈烈。鄂豫皖“剿共”督办公署在原有的兵力基础上，又增调陈诚、薛岳、顾祝同等蒋介石嫡系部队为后备，加强了对鄂豫皖地区的包围。在我大伯看来，合作根本不可能。“他们才不会哩！”他说，“他们恨不得把俺们斩尽杀绝！”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次史先生把他找来，就是通知他，与国民党的谈判已经达成协定，并正式签字。由于分散活动，我大伯已经好长时间没见到史先生和夏师长，因此听到这个消息，还是感到有些意外。

　　“这是咋回事啊？”他说。史先生告诉他，这是形势的需要。他让我大伯坐下来，详细说明了情况。原来，七月间，鄂豫皖省委遵照中央指示已在岳西与国民党达成停战协议，并派交通员通知了特委。

　　“这是有关条款。”史先生拿出協议给我大伯看。当时特委驻地仍在山上的关帝庙内，他们坐在一张旧案子旁，案子上点着油灯。我大伯快速浏览了一下条文，共十数条，大意是双方停战，共同抗日，并就军队集结、驻扎、改编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事宜做了明确规定。其中有一条特别刺眼，即不再保留便衣队，否则将以土匪论处。我大伯当即提出异议。

　　“咋了？”我大伯说，“便衣队也要撤销？”

　　史先生点点头。

　　“俺反对。”我大伯说。便衣队是他一手创建的，这些年神出鬼没，打得敌人防不胜防，令他们大感头痛。因此，国民党在谈判时特意提出这个条款，要求解散，我大伯很不情愿。“他说解散就解散啊？他们算老几啊？”

　　“谁算老几啊？”这时外边传来一个声音，是夏师长。我大伯起身向他敬礼。“嚯，是你小子，”夏师长说，“我就知道，你要反对。”他哈哈大笑，一屁股在旁边坐下来，端起水杯喝了一口，又掏出烟来扔给我大伯一根。“说说看，还有什么反对的？”

　　我大伯又指了几条，都是国民党提出的条款，比如不准打土豪、不准破坏交通，还有不经政府允许不准扩军等等。“这都是些啥啊？”我大伯极不满意。夏师长笑道：“嚯，想不通是吧？”

　　“你能想通啊？”我大伯反问道。

　　“我也想不通，”夏杰道，“不仅是我，老史也是这么看的，对不对？”说着，扭头看了看史先生。

　　史先生点点头。

　　我大伯说：“那咱们还理他个<＼＼Xh-elecroc＼设计制作源文件＼期刊杂志＼2020年当代长篇＼5#＼尸求.eps>！”史先生说：“个人看法可以保留，但上级的决定要坚决执行。”

　　“这是为啥？”

　　“不为啥，就因为这是中央的决定，是大局。”

　　“啥的大局？”

　　“抗战的大局！”

　　我大伯听他这样说，便不吭声了。史先生这时拿出一些文件让我大伯看，都是地下交通送来的党中央的文件，要我大伯认真学习领会，并着重谈了建立统一战线的意义。其实，这些道理我大伯何尝不明白，但思想上却一下子转不过弯来。“那可不行，”史先生说，“你当团长的转不过来，还怎么带部队啊？”

　　“别的都好说，”我大伯道，“只是汪小小咋办？”史先生一时没明白他的意思，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他。“难道，”我大伯接着说，“难道他也联合？”

　　“是啊。”史先生叹一口气，然后不情愿地点点头。

　　“这俺接受不了。”

　　史先生抽了一口烟，脸上的表情若有所思。“从感情上讲，”他说，“有些事确实难接受。别说你，我和老夏开始也接受不了。”

　　夏杰插话道：“是的，这个汪小小，双手沾满鲜血。按理他是我们的死敌，但眼下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老夏说得对，”史先生扶了扶眼镜，接话道，“当前我们的头号敌人是日本侵略者，这就是大局。眼下就连蒋介石都要联合，何况他汪小小？这些文件你要好好学，仔细领会。”停了一下，他又说，“想不通不要紧，可以慢慢想，但大局必须维护。”接下来，他和夏师长又布置了部队的下步行动方案。史先生强调说，虽然达成协议，但我们依然要保持高度警惕，部队改编要听从党中央的安排。没有得到明确命令前，部队仍然分散活动。“那敌人清剿咋办？”我大伯问。

　　“打！”夏师长说，“他不老实，那就打！”他把拳头在案上擂了一下，但随后又补充道，“但我们决不首先开枪，明白了吗？”

　　“是。”我大伯嘴里应着，心里别提多憋气了。

　　第十二章 大伯 | 1939年

　　一

　　转眼，又到了清明节，我大伯来到费伯母的坟前，独自一人坐了很久很久。国共合作后，红军师改编为新四军霍川独立团，奉命开赴巢县集结。经过九年艰苦的游击战争，红军师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除了地方游击队和老弱病残，开赴巢县的官兵只有九百余人。他们在巢县改编后，曾赴皖北抗战，后按支队命令重回霍川，开辟大别山根据地。

　　这是一九三八年的春天，大地回春，万象更新，大别山更是色彩斑斓，漫山的杜鹃花、迎春花，还有桃花、兰草花全开了。山林中茂密的松树、茫茫竹海带来满眼的青翠。缭绕的云雾梦幻般地挂在山峦上，庄重而矜持。

　　这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但我大伯心情却十分忧伤。转眼，黄龙洞遭袭已经过去了四年。就在那次袭击中，费伊蓉离开了他，还有他们的两岁不到的女儿丫丫也下落不明。

　　我大伯坐在坟前，任山风吹拂着他的脸庞和头发，眼里的泪水不知不觉地流下来。往事如烟，如同过电影似的在脑海中闪现：北辰校园中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武汉、广州经历过的艰难、曲折和生死考验;他们的初恋，还有在霍川战斗的那些日日夜夜……现在，这一切都已永远成为过去，定格在黄龙洞那个血腥惨烈的夜晚。

　　我大伯发誓要报仇，为伊蓉，为丫丫，也为他自己和红军师。虽然八大户之战击毙了卫登辉，但汪小小仍没有被除掉，这让我大伯耿耿于怀。

　　岳西谈判后，时任县长的袁幼鳴也接到督办公署的通知，在东阳关与史先生会面，双方都表示将全力落实岳西签订的有关条款。然而，东阳关会面后，汪小小却推三阻四。条款中规定释放政治犯的有关条款他也迟迟不肯落实，尽管袁幼鸣多次催促。这期间，我的太奶奶瘐死狱中。我太奶奶被捕后受尽折磨。国民党兵带着她满山转悠，令她呼喊要我大伯投降。我太奶奶要么一言不发，要么就喊孩子，千万别回来，奶奶死不足惜，你可别上当。气得白匪军对她又打又骂，还常常不给饭吃。几个月下来，六十五岁高龄的她终于不堪折磨死于牢中。

　　对此，史先生提出严重抗议。在各方压力之下，汪小小才不得不释放剩余的红军家属，包括我的外曾祖父和二娘。

　　我太奶奶下葬后，我大伯便下定决心，不顾一切也要打掉汪小小，哪怕是犯错误，也在所不惜。是的，他在心里想，国共可以合作，但与汪小小决不能！这个祸害哪怕再活在世上一天，都是罪过。“俺要除掉他！”他对卢庆竹说，“大不了再去苦工队吧。”那语气完全是豁出去的样子。卢庆竹很担心，但也劝阻不了他。

　　八月初，大狼山王母庙老禅师坐化，定于八月初一举行坐罐典礼。这一天恰逢老禅师的诞辰，消息传出轰动一时。大狼山位于北乡与东乡交界处，王母庙建于元代，距今八百多年，历来香火旺盛，信众如云。老禅师法号玉觉，圆寂时年已九十有八，生前慈眉善目，仙风道骨，素孚众望。这事传进三小姐的耳里，便提出要去拜祭。自从嫁给汪小小后，她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内心十分着急。她多次去王母庙烧香拜佛，并请玉觉老禅师排解。老禅师安慰她说心诚则灵，该有的终会有。她笃信不疑，现在老禅师坐罐，正是她表现诚心之时，岂能不去？不仅要去，她还要汪

　　小小陪同一起前往。

　　汪小小并不相信鬼佛，但拗不过三小姐纠缠，答应前往。平时汪小小龟缩在城里，防卫严密，不好动手。现在他要出城了，我大伯觉得机会来了。“小狗日的，”他说，“你的死期到了！”他提前派人察看了地形，考虑到那天香客中百姓众多，不宜在庙中动手，决定在下山时除掉他。不过，汪小小不可能没有防备，提前一天，他便派出一个连前往王母庙布防，而且随身还要再带一个连。根据这一情况，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大伯派人给卢庆竹送信要他支援。当年，他们劫持卫树森，就是一起联手干的。这是他最信赖的好兄弟。

　　然而，让我大伯没有想到的是，这回卢庆竹没有和他讲哥们义气，而是把这事捅给了史先生。八月初一前一天，史先生突然来到了驻地。只见他风尘仆仆，神情严肃。我大伯便有了预感：计划泄露了。

　　果然，他笑着迎上去，向史先生敬礼，史先生不说话，也不还礼，更不和他握手。他转身走到一棵大树旁，摘下眼镜，慢慢擦着。这是他生气的表现。史先生生气从不发火，也不骂人，而是把你晾在一边，反倒让你不知所措。

　　“史先生，这是咋啦？”我大伯在他身后站了一会儿，小声说道。

　　“咋啦？”史先生回过脸来，“你问我，我还要问你哩。”说着，戴上眼镜，走到树下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我大伯跟了过去。

　　“说说看，你想咋胡闹？”史先生一改往日的谦和，脸上没有丝毫笑容。“咋啦？”我大伯故意装傻道。他已经意识到卢庆竹把自己卖了。“这小子！”他在心里骂道。

　　史先生不说话，卷了一支烟。我大伯赶紧上前替他点着。史先生默默抽着也不说话。直到一支烟抽完了，他抬起头来正色道：“贺廷勇，我现在以特委书记和独立团政委的身份与你谈话，你有两条路：一条是取消行动，认真检讨;还有一条就是我现在就撤你的职。”

　　我大伯一怔，他的猜测果然没错。“你都知道了？”他说，“是卢庆竹说的？”

　　“别问那么多！”史先生说，“哼，”他停了停，冷笑道，“你还想去苦工队？你想得美。这回你连苦工队也没得去。”说到这里，他抬高嗓门。“我们红军是讲纪律的，”他大声说，“像你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红军不稀罕。”

　　他显得有些激愤，话也说得很重。我大伯和史先生交往多年，还很少见过他如此，于是赶紧解释，这次机会难得，而且他有充分把握。史先生不说话，等他把话说完了才说：“好啊，既然你是这个态度，那我现在就撤了你。”

　　“别，别啊，”我大伯说，“俺又没说非干不可，你不同意，那就算了。”

　　“什么叫算了？”史先生站了起来，神情严肃。我大伯自知失言，连忙检讨。史先生抽着烟，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的态度才渐渐和缓下来。我大伯赶紧唤小李倒水，又掏出烟丝和纸张递过去。史先生接过来，低下头慢慢卷起烟。

　　“你知道吗？”他说，“你这样干是要坏大事的！”他点着烟，吸了两口，“我为什么急着赶过来，就是怕你乱来。统一战线这是党中央的决策，你是不是党员？是不是红军战士？”

　　“是。”

　　“那就要坚决执行，不折不扣，没有二话。”

　　“俺知道。”

　　“知道还乱来？”史先生說，“前不久，我去省委开会，省委领导一再告诫我们，顽固派就想破坏联合，他们千方百计制造事端。前段时间，老蒋还在向大别山不断增兵。他们正愁找不到把柄哩，你倒好把把柄送上门去。”说到这里，他顿了顿，加重语气道，“廷勇啊，你已是团长了，不再是一个普通战士，这种时候更要从大局出发，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我大伯低头听着，嘴上不说，心里不服。“汪小小首先破坏协定，”他说，“他能这样干咱为啥不行？再说这个混蛋，早该除掉了。”

　　史先生听了这话，默然片刻。他又把眼镜摘下来，轻轻擦着，似乎在想着什么。“廷勇啊，”过了一会儿他把眼镜戴上，开口道，“《礼记》云：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我在学校时就给你们讲过，你还记得吗？”

　　我大伯点点头。

　　“记得就好，”史先生又说，“什么是家国天下？有家无国，何成天下？我们干革命，为了什么？不光是为了我们小家，而是为了天下大众，这才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我问你，个人与国家与民族相比，两者孰轻孰重？”

　　我大伯不说话，心里想：大道理谁不会说呢？摊上自己就是另一回事了。史先生似乎早已洞察了我大伯的内心活动。他又卷了一支烟点着了，慢慢吸着，过了好长时间才说：“光绪二十八年，霍川发生了一起灭门案，这事你知道吗？”

　　“知道，”我大伯说，“从小就听家里人说过，俺爷爷就是那次遇害的，俺咋能不知道？”

　　史先生点点头：“那次灭门案，秦家死了多少人，你也听说了吧？”

　　“听说了，老老少少十七口。”

　　“嗯，”史先生又点点头，表情开始凝重起来，“是啊，秦家那次差不多全被杀了，实在太惨了，不过有一个人活了下来。”

　　“听说是他的小儿子。”

　　“是的，”史先生挥了挥手，驱赶着飞舞的蚊虫。他们并肩坐在大树下，“那年他才十二岁，后来由亲戚抚养长大。在芜湖求学时，加入了CY，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再后来，他又改名换姓，主动要求来霍川工作。”

　　“你认识他？”我大伯有些意外。关于灭门案他从小就听家人说过，也知道秦家有一人当时在外地幸免于难，但具体情况了解得并不多，现在听史先生一说，颇感好奇。

　　“不只是认识啊。”史先生又一次摘下眼镜，用衣角擦拭着。借着月光，我大伯发现他的眼角亮闪闪的，像是泪光。

　　“史先生，你怎么了？”

　　“哦，没什么，”史先生摇了一下头，他沉吟良久，接着说道，“你知道吗？我原来不姓史，也不叫史传洲。我的名字叫秦亚哲，这是我爹给我起的。”

　　“你爹？”

　　“就是秦尚义。”

　　“秦知县？”我大伯一惊，叫了起来。这太出人意料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真的？怎么从没听你说过？”

　　史先生摇了一下头：“这事太痛苦了，我不愿想，也不能想。”

　　“你就没想过报仇？”

　　“想过，”史先生说，“怎么可能不想呢？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当初我隐姓埋名来到霍川，就是想报仇。”

　　“俺不明白，”我大伯说，“那你还等啥呢？”他想到霍川起义前他抓了卫树森，结果史先生却让他把人给放了，他很不理解：这不正好是一个报仇的机会吗？“你为啥要放人？”他说，“干掉他不就完了吗？”

　　史先生摇了一下头。“事情没那么简单，”他一边吸着烟，一边平静地说，“仇是要报的，但要看怎么报？你想过没有，当初起义在即，不放卫树森就会惊动敌人，破坏我们的计划？”

　　“这倒也是。”我大伯说，“史先生，要俺可做不到。”

　　“是啊，”史先生叹了一口气，“有些事做起来可能很难。”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吐了出来，又说，“但我们是革命者，就不能光想着自己。我想大道理就不必多说了，贺廷勇同志，你要记住一点，那就是革命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

　　“俺明白了。”我大伯说。他内心很感动，对史先生更加敬佩，接着便检讨了自己（这回是心悦诚服），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史先生笑了：“想通了就好——你呀你，”他手指点了点他说，“差点坏了大事。你得感谢卢庆竹啊，他的觉悟可比你高！”

　　我大伯也笑了：“别提那小子，他是个叛徒，俺还没找他算账哩。”

　　史先生微笑道：“看来你还没通啊？”

　　我大伯一看说错了话，连吐舌头说通了通了。事后，他见到卢庆竹说，你这家伙卖友求荣，害俺不轻。卢庆竹说得了吧，俺是挽救你，要不你早完了。“你小子，”我大伯扬了一下拳头说，“少他娘的卖乖。”

　　二

　　虽然汪小小没有被除掉，留有遗憾，但我大伯相信，总有一天，他逃脱不了惩罚。他坐在伊蓉的坟前轻声诉说。他把这几年发生的

　　事都一一地告诉了她。特别是那个奸细已经被揪出来了，大快人心。他告诉伊蓉，你的仇已报了，但不知为何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想，伊蓉地下有知，可能也会如此。

　　自从枫树湾事件发生后，这个奸细就折磨了很多人。包括费伊蓉、小黑皮，还有那些受到清查的同志。费伊蓉直到牺牲前，嫌疑仍未解除。

　　清查工作一开始走了弯路，史先生回到霍川，便宣布解除所有关押的清查对象。岳松和朱毅开始还担心，这要让奸细跑了咋办？“跑就跑吧，你们还想留着他啊？”史先生笑道。岳松和朱毅都感到不解。史先生又说：“你们怕他跑，我怕他不跑，不跑更危险。”那口气像是开玩笑又不像是开玩笑。

　　事实上，史先生做出这一决定并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在听取汇报，做了认真的调查后才做出的。因为在他看来，过去的这种清查并不足取，不仅盲目无效，而且损害了自己的同志。在决定放人之前，他与夏杰交换了意见，谈了自己的想法。夏杰自黄龙洞遭袭后，痛定思痛，认真反思，也认识到问题所在。“是得改改了，”他说，“不能再这么干了。”

　　史先生说：“敌人在暗处，咱们在明处。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这样搞法子，很难搞出名堂。”

　　“说得对，你想怎么干？”

　　史先生说了自己的想法，提出放弃过去那种大张旗鼓、大海捞针的做法，采取暗中排查，有的放矢的策略。老夏表示赞同。史先生又提出，此事必须秘密进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否则走漏风声就会一事无成。

　　“那是应该的。”老夏说。

　　“我是说，”史先生又补充道，“在案子查清之前，除了参与清查的人谁也不要过问，就连特委成员也不例外。”

　　“我没意见。”老夏又说。

　　“也包括你。”

　　“行。”

　　夏杰一口答应。在这件事上，他大力支持，而且说到做到。此后，清查工作便秘密进行起来。史先生认真挑选了参与清查工作的人员。具体负责的有两人：一个是朱毅。他是原保卫部副部长，老崔牺牲后，接任部长。他是一位参加过立夏节起义和六霍起义的老同志，枫树湾事件后才由湖北调来，先期参与过调查工作，对情况比较了解。还有一个是史先生从武汉带回来的老于，名叫于进。他在武汉时曾在锄奸部门工作，有丰富的地下工作和侦察工作经验。这两人共同的特点，一是没有任何嫌疑，二是忠诚可靠。此外，又从部队挑选了几个经过考验的干练可靠的同志，充實保卫部。史先生指示他们，清查工作不事声张，稳妥进行，对外不准透露半字，对每条线索认真梳理，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应该说，这件事做得极其秘密。很长时间里都没人知道清查的进展情况。我大伯最关心这件事，每次见到史先生都要询问。史先生的回答总是十分淡定，不是“查着哩”，便是“正在查”，好像一点也不急。

　　史先生的态度令我大伯十分费解。他有一次去看望夏师长，说这种查法太慢了，就怕猴年马月也查不出来。夏师长说，那你还想咋样？像以前那样把人都关起来。这样的教训还少吗？说得我大伯哑口无言。“你要相信老史，”夏杰说，“他做事一向把稳。”——这倒也是，我大伯心里想，如果连史先生都不相信，还能相信谁呢？

　　虽然清查工作不温不火，进展缓慢，但保卫部也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一个排长在打土豪时私吞了二十块银元，送回家去买地。再比如，有人违反纪律，在街上吃霸王餐，还打了店主。诸如此类的问题先后查出好几桩，也进行了处理。其中有两件事影响最大，引起了保卫部重点关注。

　　一是红军医院的刘院长隐瞒了他有一个弟弟在国民党军中任少校，未向组织报告。其实，这本不是问题，如果他事先向组织说明的话，但他却没有说。不仅如此，更严重的是，他还与这个国民党少校弟弟一直保持通信联系，这也是瞒着组织进行的。刘院长是个对红军做出过贡献的人，他是江苏盐城人，曾留学苏联，医术很高，救治过数以千计的红军官兵。但贡献归贡献，嫌疑归嫌疑，清查组还是对他进行了清查。

　　当然，清查是秘密进行的。朱毅和老于亲

　　自找他谈话，他也承认这些都是事实。问他为什么要隐瞒，为什么不划清界限，通信都有哪些内容，刘院长也都进行了回答，并上交了保留的信件。从信的内容上，主要是谈家事，尤其是母亲的情况。刘院长的解释说，他父亲早逝，他和弟弟都是母亲一手拉扯大的。他参加红军后一去不返，未能尽孝，母亲只能由弟弟照顾，而母亲的身体不好，他心里十分牵挂。通信主要是谈这些，在治疗上他也时常拿些主意，毕竟他是学医的，比较内行。他还说明了他与其弟的关系，他们在政治上早已划清界限，有限的交往仅限于家事。至于没有向组织上说明那是因为他有顾虑，并坦承这事做得欠妥，有违组织原则，并做出检讨。

　　他的话究竟有多少可信的成分，保卫部进行了好一番调查和甄别，最后才得以排除。后来，这事传出来后，大家议论纷纷，很少有人相信刘院长会通敌。“这不可能！”人们都这样说，“他是奸细，打死俺也不信！”的确，刘院长的崇高威望让人尊敬还来不及，遑论嫌疑？

　　除了这件事，还有一件事涉及兵工厂的技师老曹。老曹是当地人，原先在家是个铁匠，心灵手巧，到了部队上经过培训成了技师。这人话不多，看上去也老实。但后来有人报告，说他常常私自下山，不知去向。保卫部得到报告后，暗中跟踪了几个月，终于发现他有个相好的在大牯岭油坊村，是个寡妇。他多次下山与其私会。这事做得极为隐蔽，几乎瞒过了所有的人。后来，事情终于查清了，清查人员也算松了一口气。不过，老曹的行为不仅损害了红军的声誉，而且危及部队的安全，必须严惩。处理结果是将其开除回家。老曹哭得稀里哗啦，前来求情，说是愿意改过自新，希望继续留队，哪怕是打是骂咋着都行，唯一的请求就是别赶他走。朱毅拍桌子骂他，你小子还有脸求情？色胆包天，不枪毙已是开恩。老曹无奈只好离开部队，不过他回到家中并没有放弃革命，而是参加了农会，干起了赤卫队，由于表现出色，几年后又重返部队，还娶了那个寡妇。解放后他在省城一家工厂当厂长。“文革”前有一年他来我家拜年，我还见过他。

　　这两件事当时影响很大。部队上下传言纷纷，但当时内情并未公布，外界听到的只是小道消息，难免添油加醋，以讹传讹，然而最后的调查结论基本与奸细不沾边，两人的嫌疑也先后排除。

　　暗藏的奸细始终没有找到，大家自然十分焦急。许多人都在关心这件事，得空了免不了就要打听。卢庆竹、黄静雯，还有小黑皮等最为上心。他们来向我大伯打听，我大伯也不清楚。他把史先生的话告诉他们，他们也摸不着头脑。小黑皮让黄静雯去问问参谋长。

　　“你说老岳啊？”黄静雯说，“他哪知道啊？”

　　“他不是特委委员吗？”

　　“特委委员又咋样？”黄静雯说，“别说他了，就连师长也不知道。”

　　“怎么可能？”

　　“不信你问廷勇？”

　　我大伯证实了黄静雯的话没错，这事严格保密，知道的人甚少，包括夏师长、岳参谋长在内。

　　小黑皮笑了，随口便来了段顺口溜：

　　这奸细，真狡猾，

　　史政委，有思量。

　　敌在暗处我在明，

　　斗智斗勇细排查。

　　看你躲，看你藏，

　　过了初一有十五。

　　任你九尾狐狸精，

　　照妖镜下无处藏。

　　众人一听都乐了。不久，这段顺口溜不知怎么传进史先生耳中。有一次，大家碰见史先生，又问起这事，史先生依然不做正面回答，只是说这事早晚会查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大家放心。他还打趣道：“少成啊，你那几句怎么说的呢？”小黑皮不知他指的是什么，一时蒙在那里。史先生笑道：“你忘啦？那什么来着——看你躲，看你藏，照妖镜下无处藏。”大家一听都笑了，气氛顿时轻松下来。

　　我大伯这时说：“史先生，俺有一个请求，你能答应吗？”

　　“啥请求？”

　　“如果找到了那个奸细，”我大伯说，“俺要亲手宰了他，为伊蓉报仇。”史先生听后，笑了笑，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

　　时间过得飞快。一九三七年春，红军师取得八大户大捷，全歼别动队，击毙卫登辉。这一仗打得漂亮。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一仗的背后，有许多值得玩味之处。比如，事前是如何掌握了别动队的行动，然后实施包围，一举歼之？再比如，全师集结，动静很大，却没有走漏任何风声。这些都是如何做到的？开始，大家都以为史政委和夏师长料事如神。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件事上，清查小组功不可没。

　　直到八大户之战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人们才开始有所醒悟。

　　这事与黄静雯有关。

　　黄静雯在费伊蓉牺牲后，情绪一直很压抑，常常彻夜不眠，以泪洗面。她是费伊蓉最好的朋友，当年一起在北辰中学参加学生运动，一起加入CY，后来又一起前往武汉军校学习，经历了广州起义的风风雨雨和艰苦的霍川游击战争的岁月。“俺一直把她当姐看。”黄静雯不止一次这样说。事实也正是如此。黄静雯没有姐妹，只有一个哥哥，她是由哥哥抚养成人。黄静雯长得小家碧玉，性情温和，与人相处，随和自然，善解人意。她平时话不多，人缘不错。作为参谋长的爱人，有不少人羡慕她。岳松长相英俊，作战勇敢，作风干练，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红军指挥员，在特委和红军师中地位仅次于夏师长和史政委。黄静雯是广州突围后嫁给他的。当时他们共同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考验。婚后两人也很恩爱。不过，对卢庆竹她一直怀有歉疚，这些话对外不能说，只能对费伊蓉说。费伊蓉很理解，为此还多次做卢庆竹工作，使卢庆竹对她的态度有所转变，这让黄静雯十分感谢。

　　然而，黄龙洞遭袭，费伊蓉牺牲了，这对黄静雯打击很大。她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有时还大喊大叫，胡言乱语，声音尖厉，十分恐怖，醒来后则大汗淋漓，失魂落魄，精神也萎靡不振。岳松问她怎么了，她说梦见了恶鬼。问她梦中叫嚷了什么，她也不记得了，反过来还要问岳松。岳松说她老喊伊蓉，还说快跑，别的就听不清了。

　　刘院长来看过黄静雯的病，说是身体无大碍，可能是受了惊吓，注意休息，慢慢会好。他还叮嘱岳松多加关心开导，临走时给她留了一点镇静的药片，作为辅助治疗。可服了一段，效果不大，不仅没有改善，病情反倒加重了。她变得越发魔怔了，常常一个人坐在没人的地方发呆，嘴里自言自语。有时还会莫名其妙地突然昏厥，数刻方醒，让人惊慌不已。有人说黄静雯是吓破了胆，但岳松，还有我大伯、卢庆竹都不相信。因为黄静雯不是第一次经历血雨腥风，怎么会被轻易吓倒呢？

　　不過，费伊蓉的死给她造成的刺激显而易见。那段时间，她只要一见我大伯就流泪，还时常去费伊蓉的坟前祭奠，给她烧纸。费伊蓉生前她们俩形影不离，亲密无间，费伊蓉被隔离后，她常常去看她，丫丫也一直由她照顾。她们之间的感情亲如姐妹，众所周知。费伊蓉死后，她悲恸欲绝。我大伯相信她这种感情是真诚的，对此十分感动。后来，他专门去请了贺老圩的罗瞎子来给她诊治。罗瞎子诊脉后云，患者脉象浮滑，此为气虚之症，由惊恐所致（看法与刘院长并无二致）。又云，大凡可畏之事，猝然而至谓之惊;潜伏于内，久生病根，谓之恐。惊恐交加，心无所依，神无所归，则气乱也。问其病因，则云惊恐气乱，病机不一，只有患者自知。可问了半天，从黄静雯那里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随症而治，遂开药剂平气，辅以逍遥散，渐有起色。

　　此后很长时间，黄静雯病情趋于稳定。史先生和夏师长也很关心这件事，为了让岳松安心工作，还派人专门看护她。然而，就在她的病情好转之时，她突然自杀了。

　　三

　　黃静雯自杀是在八大户歼灭战后的第二天。在这之前一段时间，受特委派遣，岳松前往省委汇报工作，不在霍川。那天早上，黄静雯提出要给费伊蓉上坟，当时清明节过后不久。看护她的冼大姐同意了，为了安全起见，她还带了一个战士一起去了。烧过纸后，黄

　　静雯提出要单独待一会儿，冼大姐也同意了，她带着战士离开，在不远处的山坡下等待。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也许五分钟，也许十分钟，这时坡上传来了一声清脆的枪响。她们急忙跑了上去，只见黄静雯已经倒在地上，子弹从胸口打了进去。鲜血哧哧地往外冒。冼大姐上前按住她的伤口，试图帮她止血。黄静雯大睁着眼睛看着她们，嘴里含混地咕哝道：“俺该死……该死……”

　　岳松闻讯赶回来时，黄静雯的尸体已被她哥嫂领走了。没有葬礼，也没有对外宣布，就这样悄悄地过去了。或许自杀并不是什么好事，这样处理也是为了消除负面影响。不过，黄静雯毕竟是参谋长的爱人，这事还是引起不小轰动。

　　对于这件事，我大伯开始感到震惊，后来对处理方式也感到不解。不管咋说，黄静雯都是自己的同志战友，而且她自杀是因为有病（那时还没多少人知道抑郁症之说）。他曾去找史先生谈了这个想法，史先生不置一词，默默地抽烟。末了，他才说了一句：“我知道了。有些事我想以后再告诉你。”

　　我大伯颇感困惑。其实，不只我大伯，卢庆竹、小黑皮等一些黄静雯的老战友也是如此。这到底是咋了？直到几年后，谜底才慢慢揭开。

　　据我大伯说，黄静雯身份特殊，她是岳松的爱人，因此一开始清查组并没有注意到她。此外，她参加革命早，经历过种种考验。无论从哪方面看，她都令人放心。

　　不过，要说一点怀疑没有，那也不是。其实，史先生刚从武汉回来不久，在摸排情况时就发现有事牵涉到她。那是关于悔过书的事，费伊蓉牺牲后，史先生问过我大伯这事除了向他汇报，是否还对其他人说过，我大伯说没有。毕竟这不是啥好事，没必要声张。

　　“伊蓉说过吗？”

　　“据俺所知，也没有。”

　　史先生继续调查下去，发现确实没人知道这件事，包括卢庆竹。他是我大伯最好的朋友，如果连他都不知道，说明我大伯他们确实没有向外说过。那么，问题来了，保卫部是如何得知这件事的？

　　史先生问过朱毅，他当时还是保卫部副部长。他说是听崔部长说的。至于崔部长是如何得知的，他并不清楚，也没问过。

　　史先生是个细心的人，虽然崔部长已经牺牲了，但他并没放过这个问题。费伊蓉被捕时，老崔还没来霍川，如果没人告诉他不可能知道这事。此后，在分别找人谈话时，有个特委委员告诉他崔部长和他说过这事，好像是听老岳说的。

　　“岳松吗？”

　　“是的。”

　　这就更奇怪了。因为岳松也是霍川暴动后来霍川的，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顺着这个疑问追下去，有一次，他和岳松闲聊时，漫不经心地提到这件事。岳松并没有否认，他说他是听静雯说的。

　　“黄静雯？”

　　“对。”

　　“哦，她是怎么说的？”

　　岳松道，那是枫树湾事件后，费伊蓉被审查，他们有一天谈到伊蓉，黄静雯无意地说到了悔过书的事。“我当时很吃惊，”岳松说，“我还问她以前怎么没听你说？”

　　“说它干吗？”黄静雯道。

　　“你糊涂！”岳松当时还批评了她。后来，他就把这事告诉了崔部长。“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小事情，”他解释说，“虽然我相信费伊蓉，但眼下环境残酷，斗争你死我活，容不得半点大意。”说到这里，他显得有些自责。“当然了，”他停了一会儿又说，“现在看来，我们是多疑了。伊蓉是一个好同志，她牺牲了，我很痛心。可我当时那么做，完全出于公心，是对红军负责，你说对吧？”

　　史先生嗯了一声，又点点头。确实，岳松那样做没有错，尽管对费伊蓉产生了很大的伤害，但他的警惕性和责任心无可指责。事后，岳松一度很内疚，很想向我大伯解释一下，但又怕连累了静雯，而且静雯也不让他说，他也就没说了。

　　从岳松的话来看，倒也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他也没有做错什么，于是史先生安慰他说：“这事过去了，你也不要有太多的负担。”至于黄静雯是从哪得知悔过书的事，他并没有多

　　想。虽然我大伯说他和伊蓉都没对外说，但凭伊蓉和静雯的关系，保不住她私下里和她说了，也未可知。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又过了几个月，我大伯带人澡堂锄奸，后潜入袁幼鸣家中躲藏。这事极为机密。事后，我大伯来向史先生汇报，当时夏师长还在养伤，不在营地，听取汇报的只有史先生和岳松两人。没想到这事竟然泄露出去，导致卫登辉突然查抄了袁幼鸣的家，这让史先生吃惊不小。

　　他亲自找我大伯和参加行动的八名人员分别谈话，仔细询问了解情况。他们都保证严守秘密，只字未向外边透露。与此同时，史先生还布置清查小组的同志分别对这些参与行动的同志进行秘密调查。调查结果同样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现在，只剩下一种可能那就是岳松了。 怎么又是他？难道这是巧合吗？

　　事实上，进一步分析，问题更加严重了。从泄露的情况看，行动开始前，敌人毫无觉察，行动后才得知情报（如果确有奸细提供情报，说明这个奸细获知情报是在行动之后），这个时间点，与岳松得知消息的时间正好相吻合，这难道又是巧合吗？

　　这个分析使史先生重视起来。他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找来朱毅和于进悄悄布置，一边加强监控，一边做好防范。

　　很快有了新的发现。

　　事情出在黄静雯身上。据清查组报告，黄静雯家最近有些异常。她家的生活原先一向困苦。由于父母早亡，兄妹二人相依为命。其兄黄静民，曾是教书先生，束脩微薄，入不敷出，家境一直不好，后因黄静雯参加红军受到牵累，还被抓去坐牢。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春荒时节，其嫂只能带着娃四处乞讨。为了营救其夫，她还落下一屁股债。直到前两年黄静民被释放才家境大变，不仅还清了债务，还盖起了三间敞亮的明窗大瓦屋。村里人都说不知他家发了啥横财，或许是夜里做梦捡了金元宝。

　　这一情况很快引起清查组的注意。他暗中排查，结果越查疑点越多。首先，黄静民出狱后并无收入来源，而且连书也不教了，他的钱是从哪来的？此外，黄静雯的津贴极为有限（红军师官兵每月只发少量零花钱，干部两元，战士一元，这是情况好的时候;不好的时候一分也没有），岳松虽是参谋长，其津贴高出普通官兵，但也十分有限，除了买毛巾、牙粉、纸笔和抽烟外，所剩无几，当然也不可能有钱给黄静雯的哥嫂。

　　那么，他们的钱来自何处？当然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按黄静民本人的说法，他的钱都是做生意赚来的。至于什么生意，则含糊其词。进一步查下去，清查组发现黄静雯和她哥哥黄静民感情非同一般。他们年龄相差九岁。父母早亡后，是其兄嫂把她拉扯成人，还勒紧裤带供其上学。所谓长兄如父，长嫂如母，黄静雯对此十分感激。由于受她的牵连，哥哥入狱，她也很内疚。常常会省下一点钱来接济兄嫂，尽管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这些年，她常常是一有机会就下山去兄嫂家探望。黄龙洞遭袭那天，她嫂子带信来说哥哥病重，她便告假回去，因此袭击发生时她并不在山上。这也许是一种巧合？当时并没人产生怀疑，相反由于她身体患病，人们对她更多的是担心和同情。

　　尽管发现了这些疑点，但清查组在对黄静雯暗中监视了一段时间后，并未发现她有任何通敌之举。就这样，一年过去了，朱毅和于进来请示史先生：“还要查吗？”他们有些动摇了。但史先生坚持查下去。“我希望我们是错的，”他说，“但老话说得好，往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

　　于是，清查继续下去。许多年后，史先生曾对我大伯说，他当时有一种模糊的预感，自从发现黄静雯这条线索后，他们已经离奸细越来越接近了。

　　他的预感是对的。

　　转眼到了一九三六年正月，有一天黄静雯提出要回家看望哥嫂。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特别是吃了罗瞎子的药剂，她的病大有好转，病情也稳定下来。岳松出于关心，问她是否要派人跟她一起去。她说不用。可是，下山后她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去她哥哥家，而是

　　去了城外的十里铺。那里靠近龙河码头，舟楫往来便利，有一条小街沿河而建，街上有货栈、货仓、饭店和商铺等。黄静雯进了街后，不一会儿便消失了。跟踪她的老于为了不打草惊蛇，远远地保持了一段距离。由于是夜晚，黄静雯进了街里，老于不便贸然跟进，便守在街口的柳树丛中等待。过了好一会儿，黄静雯又重新出现了。她沿着小街走出来，但没有再去她哥哥家，而是直接回山了。

　　老于回来后，向史先生汇报了这件事，不过，黄静雯去十里铺干什么，到过哪里，见过谁，这些都不清楚。尽管如此，根据以往的教训，史先生还是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通知分散在各地的部队在近期加强戒备，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

　　然而，几天下来，敌人并无动静。就在这时，传来了贺仁贤被杀的消息。汪小小大开杀戒，一下子杀了天元公司包括贺仁贤在内的七个人。此事震动了霍川。

　　事发后，贺家二爷贺培贤，也就是培二爷，曾来找过我大伯，要他替兄长报仇，需要多少钱他都肯出。我大伯对他说，你把红军当什么人了？这是做生意吗？培二爷知道说错了话，连忙解释说他别无他意。我大伯说，你放心，这仇要报，汪小小、卫登辉都是红军的死敌，没有这事俺们也不会放过他。“那就好，”培二爷说，“特别是卫家那小崽子，千万别放过他！”他认为这事八成是他使的坏，理由是：那天晚上孙小三在梅田货栈看到了卫登辉，而仁大爷恰好也去了那里，随后不久屠杀便发生了。“这里边肯定是出了啥事。”他说。

　　培二爷的话引起了我大伯的注意。

　　“啥的？”他说，“你说那晚卫登辉也去了梅田货栈？”

　　“没错。”

　　“他去干啥？”

　　“不清楚。”培二爷道，但他认定那晚在梅田货栈一准是发生了什么事。虽然卫家图谋天元已久，但这事不早不晚偏偏发生在那天，实在有些蹊跷。

　　培二爷走后，我大伯有一次和史先生闲聊，谈到贺仁贤被杀，便说起了这事。史先生听了沉思良久。“几号？”他抽着烟思考着，然后开口道问。

　　“啥幾号？”我大伯一时没反应过来。

　　“贺仁贤遇害那天？”

　　“哦，是正月十九。”我大伯答。

　　“嗯。”

　　史先生点点头，又沉思起来。我大伯走后，他便把老于找来，两人仔细地回忆了一下，发现黄静雯去十里铺那天也是正月十九。也就是说，她去的那天与贺仁贤遇害是同一天。而就在那天，卫登辉也到了十里铺。这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史先生亲自去了一趟贺老圩，悄悄派人把孙小三找来，仔细询问。在交谈中，孙小三想起一件事。“对了，”他说，“那天大爷上车后，俺问他见到卫少爷了吗？他说见到了，接着又说了一句话，不知啥意思。”

　　“什么话？”

　　“他说没想到……”

　　“没想到？”

　　“是的，”孙小三道，“他说没想到，他们怎么搞到了一起？”

　　“谁们？”

　　“他没说。”

　　“嗯，”史先生拍拍他的肩膀，鼓励道，“不急，你再仔细想想。”可孙小三实在想不出来了。他说就这些了，没有了。“那你还看见别人了吗？”史先生提醒他说，“除了卫登辉之外。”这一问，孙小三便想起来了。“还有一个女的。”他说。

　　“女的？”

　　“是的，是个女的，她从后门出来的。”孙小三说。那天吃完面条，他无所事事便在货栈院子外边四处溜达。走到院子的后门时，看见一个女的从那里匆匆出来。

　　“长得啥样？”跟史先生一起来的老于插话道。孙小三说，她个头不高，瘦瘦的，穿着棉袄。“你看清她的脸了吗？”老于问。

　　“没看清，天太黑了。”

　　“那袄子啥颜色？”老于又问。

　　“灰的吧？”孙小三说着，又摇摇头，“看不大清，但她是城里人。”

　　“城里人？”

　　“是啊，”孙小三说，“她捏着手电筒哩，乡下人哪有这个。”

　　史先生笑了。

　　“没错，”他说，“你再想想，还有什么？”孙小三想了一下，抬起头来看着史先生说：“哦，对了，她还裹了一条围巾，花格子的那种。”

　　老于眼睛一亮。因为那天黄静雯就戴着一条花格围巾，而且她也带了一把手电筒。“你看清了？”他似乎不大放心地问。

　　“看清了。”孙小三肯定地说，因为当时她为了照路，手中的手电筒亮了一下，他看得很真切。老于兴奋起来。从孙小三的描述看，这人很像黄静雯，尤其是手电筒和花格围巾完全吻合。“我看八九不离十。”老于心里想。

　　史先生也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回来后，他们做了一番分析研究。如果把这些线索联系起来看，可以得出如下推论：一、孙小三见的那个女人很可能就是黄静雯;二、如果是她，她去十里铺的目的，也许就是去见卫登辉;三、他们见面的地点就在梅田货栈。至于天元公司遭血洗与这事有何关系，他们还无法判断。不过，经过这番分析，黄静雯的嫌疑猛地增大了。“该找她谈谈了。”史先生说。这意味着将对她进行正面突破。

　　剩下的问题是，岳松怎么办？要不要绕开他？虽然在清查中没有发现岳松明显的问题，但黄静雯毕竟是他的妻子——告诉他吧，万一走漏风声怎么办？不告诉吧，他是师级领导，瞒着也不好。就在感到棘手时，省委来通知，要特委和红军师派一位领导前去汇报工作，并接受省委下一步工作指示。史先生与夏师长通气后，决定派岳松去。这样做可以避免一些麻烦，对清查工作有利，一切等问题查清了再说。“如果老岳事后知道了这件事，”史先生说，“就由我来负责吧。”

　　“什么话？”夏杰当即反对，“这是我们两人的决定，怎么能让你一人担？”

　　岳松走后，史先生便把黄静雯找去了。那是一天晚上，当时特委的驻地仍在马头山上的关帝庙内。黄静雯来到东边的偏殿内，这里是史先生的房间，黄静雯相当熟悉。她与岳松的住处就在后殿内，相距不过几十米。那天，来通知她去见史先生的不是史先生的警卫员，而是老于。黄静雯当时就有些奇怪。进了史先生的房间，她便感到气氛不同以往。因为房间里除了史先生外，还有朱毅。他们都是保卫部负责清查工作的。

　　房间里烟雾缭绕，史先生看她进来便示意她坐下。他的表情一如往常，并没有明显变化。不过，黄静雯内心却有些不安，坐下后，强打精神说：“史先生，你找俺？”

　　史先生不说话，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等烟抽完了，才扔掉烟头，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今天找你来，是想核实一点事。”

　　“啥事？”

　　“正月十九，你去了哪里？”

　　“正月十九？”

　　“是的，要不要提醒一下？”

　　“这个……”

　　“是十里铺对吗？”

　　黄静雯一惊。史先生声音不高，但仿佛一声炸雷在她耳边炸开了。由于这话来得有点陡，黄静雯猝不及防，立时乱了方寸。

　　“没有……”她刚想抵赖，又觉得这很蠢，急忙收住口说，“你们咋知道？”

　　史先生不作回答，而是又问：“你去十里铺干什么？”

　　“没，没干啥……”黄静雯慌乱起来。

　　“你去见卫登辉了，是吗？”史先生不给她任何喘息之机，接着又问。这时他已紧绷起脸，表情十分严肃。“不，不……”黄静雯更慌乱了，开始手足无措，语无伦次。

　　“我们都知道了，”史先生继续说，“你们见面是在梅田货栈，这没错吧？”这一连串的问话，步步紧逼，全都打在要害上。黄静雯试图抗拒，但却无能为力。史先生直视着她的眼睛，然后又说：“我们已经跟了你很长时间了，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掌握之中。”

　　听完这话，黄静雯一下子崩溃了。她突然捂着脸，哭了起来。原以为审讯会有一些曲折，没想到前后不到十几分钟，黄静雯便交代了一切。

　　事实上，黄静雯的叛变两年前就开始了。那是哥哥被捕后，她去看望嫂子和孩子们，哪知被卫登辉抓获。卫登辉早就了解到黄静雯

　　与她哥哥的感情很深，便预先设伏。抓到黄静雯后，卫登辉便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他还扬言要杀了她兄嫂全家。在兄嫂的哭求下，她屈服了。但她只答应帮他一次，从此两不相欠。“行啊。”卫登辉爽快地答应了。哪知有了第一次，便有第二次，从此她走上了不归路。

　　黄龙洞事件后，费伊蓉惨死，使她良心备受折磨。她开始患病，生不如死，下决心与卫登辉一刀两断，躲着不见他，但卫登辉岂肯放过她，威胁说要把她干的事捅给红军。那天，在卫登辉逼迫下，黄静雯去十里铺梅田货栈与卫登辉见面，两人吵了起来。黄静雯指责他说话不算话。“反正俺也没法活了，”她说，“你要再逼俺，俺就死给你看。”说着，她摔门而出，卫登辉追了出来。没想到恰在这时，贺仁贤从走廊上走过来了，看见他们似乎有些惊讶，但这时梅田赶紧过来把贺仁贤拉进了自己的房间。

　　梅田货栈一直是黄静雯和卫登辉的秘密碰头的地点。这里较为隐蔽，不易引起注意，但没想到却让贺仁贤撞上了。贺仁贤与梅田见面一般是在城里洋行中，来货栈并不多，尤其是晚上。然而，这一次可能有急事，他竟来到货栈，这就坏了卫登辉的计划。黄静雯也很紧张，因为她和我大伯是同学。放假期间，她和我大伯还有一些同学们曾乘坐过天元公司的轮船去外地游玩过，贺仁贤当然认识她。“咋辦？”黄静雯有些慌张，“他要和廷勇说了，那就糟了！”卫登辉心里也有些着急，但表面上仍安慰黄静雯，说他会摆平这件事，不用担心。由于出现了这个意外插曲，黄静雯不敢多耽搁了，急着要走，卫登辉拦住不放，逼她继续合作。两人纠缠了半天，最后卫登辉提出只要再干一次，以后决不再找她，而且说话算话。“就一次！”他向她保证说。

　　黄静雯走后，当天晚上贺仁贤就被杀了。黄静雯当然知道卫登辉杀人是为了灭口，越想越怕。于是，刚开始好转的病又开始复发了。她茶饭不思，心神不宁，眼睛一闭各种鬼魂就像黄昏时的蝙蝠四处飞舞。她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一了百了。然而，就在她尚未拿定主意时，史先生把她找去了。她早想到会有这一天，但当这天到来时，她还是感到不知所措。她一边哭，一边交代，内心无比忏悔，但一切都晚了。“俺对不起伊蓉，俺害死了她，还有丫丫。”在交代中，她几次提到费伊蓉，每每都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俺该死，该死……俺对不起大家，史先生你枪毙俺吧……”

　　史先生默不作声，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他思考问题时总是这样。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老岳知道这事吗？”

　　“不，他不知道。”黄静雯说，抬起泪眼看着史先生。“俺也对不起他，无脸见他。你快枪毙俺吧。”她连声说道。

　　就这样，审讯前后进行了两个多小时，黄静雯把一切都交代了，此后，朱毅和于进还对有关细节进行了核实，包括每次送情报，与卫登辉接头方式等等，能问的都问了。黄静雯也都没有隐瞒。最后，史先生对黄静雯说：“你的罪行不可饶恕，但如果你想赎罪的话，我可以给你一条路。”

　　据我大伯说，后来，黄静雯便按照史先生的安排，给卫登辉送了假情报，这才有了八大户歼灭战。“难怪史先生那么有把握，”我大伯說，“原来他早已心中有数。”不过，那天审讯后，有关黄静雯的事并未对外透露，她还像以前那样待在自己屋子里，当然，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下。史先生专门抽派冼大姐来监视她，与她同吃同住，对外则称照顾她的身体。直到八大户之战结束，黄静雯提出要去费伊蓉的坟前看看，冼大姐以为是她心中有愧，便同意她去了。当然，她没想到她私藏了一把手枪。那是岳松留给她防身用的勃朗宁手枪，型号是M1910，口径为7.65毫米，俗称花口撸子。她把枪藏在屋子的墙脚里，没有被发现。那天，她带在身上，在费伊蓉的坟前对着胸口开了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许，”我大伯对我说，“她这样做是她觉得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伊蓉了。”

　　第十三章 爷爷 | 1939年

　　一

　　武汉沦陷后，大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退

　　向大别山，这里抗日情绪空前高涨。特别是动委会成立后，产生很大影响，就连桂系和省府高层也对他们礼遇三分。

　　动委会全称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该组织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进步人士提议成立，为李宗仁所接受。李宗仁出任皖省主席后便提出“政治与军事打成一片，政府与人民打成一片”的口号，并公开表示，当前抗日没有民众帮助是抗不成的，提出不分党派，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李宗仁这样做一方面是抗日的需要，一方面也是为了借此争取民心，笼络地方力量。动委会成立后，李宗仁特邀著名爱国人士章乃器主持日常工作，此外各部部长也由进步人士担任，而一些共产党员则以合法身份参与工作。

　　八月间，皖北广大地区沦于敌手，部分国民党部队和抗战队伍陆续退往大别山区。我爷爷的联军也撤至霍川。此时的霍川各派势力犬牙交错，既有掌握全省军政大权的新桂系，还有中央军、地方杂牌军以及CC势力。除此之外，新四军和各种抗日组织也十分活跃，形势错综复杂。在杂牌军中，彭兆栋的新八十二军实力最强。

　　到达霍川不久，我爷爷被推选为动委会委员，享有很高的声望。

　　我爷爷从动委会开会回来，还没顾上和彭兆栋联络，彭兆栋倒找上门来了。看来他已是迫不及待了。小武子进来报告时，我爷爷正在屋里起草文件。当时，联军司令部设在西乡大牯岭。那是一天上午，我爷爷接到报告，略感意外。“嘿，他来得倒快！”我爷爷说了一句，然后放下笔，示意让他进来。不一会儿，彭兆栋便笑容满面，大步走了进来。跟在他后边的还有胡宣武和彭青。

　　“哎呀呀，好兄弟，”他离着老远便叫起来，“咱们又见面了！不容易，真不容易啊！”他几步跨到我爷爷面前，摘下手套，又是握手又是相拥，接着连声问候，嘴里唾沫星子直喷，脸上的表情十分夸张。我爷爷见怪不怪，这一套他太熟悉了，而且不止一次地领略过。他勉强应付着，心里发笑。但他的冷淡丝毫没有影响彭兆栋的情绪。“老弟啊，你气色不错，”他哈哈笑着，“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如今你是大红人了，见你一面不容易啊！”

　　“哪里话？”

　　“他们可以证明啊，”彭兆栋说着朝胡宣武指了指，“你老弟一到霍川，我就三请四邀，可你就是不给面子啊！”

　　“是吗？”我爷爷说，“你找俺有啥事？”

　　“瞧你说的，”彭兆栋啧了一下嘴，又笑起来，“没事就不能来看看你啦。你忘了兄弟，兄弟可没忘了你。”说着亲密地拍拍我爷爷的胳膊，马上转了话题，“咱们多久没见了？我可经常想着你哩！”

　　“想啥呢？”我爷爷讥讽道，“没想到俺还活着吧？”

　　“说啥呢？说啥呢？”彭兆栋再次大笑起来，装作没听懂我爷爷的话，“咱们兄弟一场多不容易啊。这么多年来，枪林弹雨，打打杀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你我能活下来，真是万幸。”

　　彭兆栋不愧是老江湖，早已练就了厚脸皮，对我爷爷的讥讽轻松化解。我爷爷挖苦道：“今天啥日子？太阳打西边出了，你堂堂彭大军长怎么有空，屈尊光顾俺这个小庙了？”

　　“你看，你看，臭脾气又来了不是！”彭兆栋扭头看了一眼胡宣武，再次笑起来，“咱们谁对谁啊？都几十年的兄弟了。军长算个屁啊，就是总统总理又咋样？说到底咱们是兄弟，这可是啥也比不了的，你说对吗？”说着再次伸手拍了一下我爷爷胳膊，一副不拿自己当外人的样子。

　　彭兆栋是无利不起早。他三番五次地找我爷爷当然必有缘故。武汉失守前，省府机关迁至立煌县，人心惶恐，条件艰苦。日军飞机不时来县城轰炸，财政厅曾被夷为平地。廖磊到任后，不得不顺应民意继续支持动委会，以期调动各方抗战力量。

　　彭兆栋十分痛恨动委会，该会主办的《大别山日报》对他以前的丑事不断揭露，使其声名狼藉。彭兆栋多次在吕韬面前抱怨，说动委会已被共党控制，图谋不轨，建议取缔，但并未达到目的。相反，动委会声势和影响越来越大，他只好改变策略，试图改善与动委会的关系。他找我爷爷正是出于这一目的。

　　彭兆栋善于投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其拿手把戏。这些年来，他变色龙般变来变去，与我爷爷分分合合，其中不知使了多少手段，用时靠前，不用时一脚踢开，等到需要时又会觍着脸来套近乎。当年北伐军打到安徽，他就是靠“牛庄通电”蒙混过关，摇身一变成了功臣。如今，他又如法炮制，我爷爷对他这套鬼把戏早已领教，但史先生说得对，国难当头，大局为重。楚天达也劝过他，不管彭兆栋过去劣迹多少，但只要他愿意抗日，便可既往不咎。至于新八十二军，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倒向敌人。因此便耐下性子以礼相待。

　　他们坐下后，勤务兵送上茶来。是今年新采的六安瓜片，揭开杯盖便飘出一阵阵清香。“嗯嗯，好茶！”彭兆栋用鼻子嗅了嗅，连声赞道。扯了几句闲篇，我爷爷便开门见山，切入正题。“俺听说梅田来找过你？”他说。彭兆栋略微一怔，随后便说有这事。“你听谁说的？”

　　“报纸上不都登了吗？”

　　“啊，”彭兆栋喝了一口茶说，“这个梅田，我们是老相识了，几年前在霍川就认识了。”

　　“可现在他的身份不同了。”

　　“我知道，”彭兆栋放下茶盏，漫不经心道，“那有啥？敌人归敌人，朋友归朋友嘛。”说到这里，他看着我爷爷，扑哧一声笑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说什么？”

　　“外边不都在传吗？”

　　“传啥？”

　　“你明白。”

　　“那真有这事吗？”

　　“全是扯淡！”

　　彭兆栋脸一沉，接着又猛拍桌子，破口大骂：“他妈的！这帮家伙存心黑老子。他妈的，他们这是居心不良，吃饱撑的，净编瞎话。老子是那样的人吗？说老子投降日本，你信吗？我彭兆栋虽不敢比岳飞、文天祥，但总是中国人，让老子认贼作父，舔小日本的屁眼沟，这可能吗？”

　　他黑脸红眼地骂了一通，边说还边撸袖筒，像是要找谁算账似的。我爷爷将信将疑，因为彭兆栋惯说谎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谁也搞不清他哪句是真哪句是假。“这话当真？”我爷爷问。

　　“嘿，”彭兆栋嘴一撇，眼一瞪，“你这叫啥话吗？咋啦？连你老弟也不信我啊？”

　　我爷爷冷笑道：“俺当然愿意相信。”

　　“当然？”彭兆栋一下子跳起来，抖着手说，“听听这话，说到底还是不信啊。”他扭过脸来，看看胡宣武，又看看彭青，好像在找帮手似的。“老子真是冤死了！”他接著又说，“我他妈得罪谁了，怎么都和我过不去？外边都说我不抵抗，可老子出生入死，谁看见了？我们子弹打光了，补给也没有了，你说，你让老子咋打？拿啥去打？总不能赤手空拳去和鬼子拼吧？好嘛，仗打败了，都来找老子撒气了。这怪谁呢？都推到老子身上了。他妈的，他们就没有责任啊？要说逃跑，张学良、何应钦跑得比我还快哩！”接着他又大骂中央军，说他们缩在后边，光会说漂亮话，打了败仗就往别人身上推，栽赃陷害，让老子替他们背锅。“兄弟啊，这还有理可讲吗？”他一边抱怨，一边为自己开脱，一副不知受了多大委屈的样子。

　　我爷爷抽着烟斗，任他说下去。彭兆栋的话义愤填膺，貌似有理，但却避实就虚，对自己逃跑的事实避而不谈。当然，我爷爷并未点破，算是给他留了面子。“行了，”他说，“过去的不说了，如今打日本，咱们都向前看吧。”

　　彭兆栋听了这话，便连声说好。“好，好啊，向前看好，向前看好啊。”随即坐下来，嘴里仍不住地抱怨，说老蒋如何和他过不去，他里外不是人，当哥的难啊，如此种种。我爷爷有些不耐烦了，便打断他说：“这事不说了，过去的都过去了，但有件事，你得给俺撂句实话。”

　　“什么话？”

　　我爷爷看了一眼站在他身后的彭青。“俺听说，你的人最近去了蚌埠，有这事吗？”

　　彭兆栋一愣，刚架起的二郎腿又放了下来。“看看，看看，”他拍着桌子说，“这不又来了！他妈的，他们不造谣能死啊？”他一边骂一边指了一下彭青，“你说，你说，有这事吗？”

　　彭青笑道：“这怎么可能？”

　　“立威，你知道吗？”彭兆栋又扭过脸来看着坐在他另一边的胡宣武。

　　胡宣武摇头否认。

　　“你听听，听听，”彭兆栋又把脸转向我爷爷，“连他们都不知道，这不是胡扯吗？你叫我咋说呢？还有你们那报纸（指《大别山日报》），也是捕风捉影，全是扯淡！华章老弟啊，我今天来找你，就是要澄清这些事。别人不相信我，你老弟难道也不信吗？”

　　我爷爷摆一下手，让他别激动。“彭军长，”他说，“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你也不用怕。”

　　“我怕啥了？”彭兆栋又跳了起来，“老子这是生气。你说我招谁惹谁了，什么脏水都朝老子身上泼，这他妈的还有理可讲吗？”

　　我爷爷笑道：“身正不怕影子斜，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只要坐得正，就不怕别人说。”

　　“那他们也不能颠倒黑白，闭着眼睛给老子栽赃吧！”

　　“行了，行了，”我爷爷说，“人在做，天在看，事实就是事实，谁也改变不了，你也不用怕人说。你先坐下，听俺说。”彭兆栋坐了下来。勤务兵这时上来续了茶。我爷爷喝了一口，接着说道：“佐青兄，你今天不来，俺也要去找你。如今国难当头，俺们每个人都要对得住国家，对得住民族。别的不说了，俺只想问你一句，你是真心抗日打鬼子吗？”

　　“那还用问？”彭兆栋又从椅子上站起来，“打！老子不仅要打，还要打到底！”说着，抹了一把喷到嘴边的白唾沫子，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

　　我爷爷点点头。

　　“好，”他说，“有你这话就行了。只要打鬼子，咱们就是朋友，兄弟情谊还在。反之，那就是死敌。俺说到做到！”

　　彭兆栋咧开嘴巴笑道：“行啊，好兄弟，你说到做到，我也说到做到。”

　　那次前来联军的驻地，彭兆栋一行住了两晚。他一有机会就拉着我爷爷谈天叙旧，多方示好。他还向我爷爷表示，他是念旧情的，当年在霍川“围剿”红军时，他对贺家人可是网开一面，包括对我奶奶。“你那个儿子贺廷勇可是赤匪头目，”他说，“要没我压着，他们早对你的家人动手了。‘通匪案这罪名可不小，我可是冒了天大的风险，捅到上边去，我这个军长也难保。这都是为了啥？说到底，还不是为了你老弟。”至于后来汪小小抓我太奶奶、杀了贺仁贤，那都是他走了以后的事。“要我在的话，”他拍着胸脯说，“我看谁敢动你们贺家一手指？”

　　彭兆栋说的部分是实情，我爷爷也不否认。但他知道，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我爷爷着想，而是为了给自己留后路。在交谈中，他还一再表示，他是坚决抗日的。“我彭兆栋堂堂正正的党国军人，岂能让人戳脊梁骨、骂祖宗八代？”他的口气斩钉截铁，并提出愿意与动委会合作。他还让我爷爷派人去他的部队宣传动员抗日。“我求之不得，举双手欢迎！”他真诚地表示，而且说干就干。不久，我爷爷和楚天达以及动委会的人接二连三地被请去新八十二军进行演讲、动员，受到热烈的欢迎。《大别山日报》也进行报道。这对扭转人们对新八十二军的形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那段时间，在外界看来，彭兆栋与我爷爷打得火热。为了改善与我爷爷的关系，彭兆栋还一反常态，任命一直受到他打压的龚雨峰出来负责招兵工作。龚雨峰是我小姑爷爷，又是我爷爷的学生，彭兆栋对他十分戒备。这几年，新八十二军减员严重。一个军的兵员实际只有一个半师。国防部核编时将该军裁掉一个师，只保留两个师的编制。到达霍川后，彭兆栋原想补充兵员，但由于名声不好，没人愿来。自从与动委会改善关系后，情况开始好转。他于是又在原有的两个师编制基础上增设了一个新兵师，由龚雨峰负责。他是想利用我爷爷和龚雨峰的关系扩大自己的实力。没想到这一计划很快得以实现。很多青年踊跃报名。动委会培训班上的青年也有不少投奔而来。一个师的编制没多久便顺利招募完成。

　　彭兆栋很高兴，他对我爷爷说：“你老弟行啊！”又夸赞楚天达，说你手下那个楚主任不是凡角。“他是不是那边的人？”意思是指共产党。

　　我爷爷说：“你打听这干吗？”

　　“没啥，我随便问问，”彭兆栋说，“我就知道你小子和那边走得近乎。”言外之意，倒是有些话中有话。

　　二

　　一九三九年年底，大别山的局势发生变化，接替廖磊的李品仙开始公开反共。廖磊当政时，徐州、武汉相继沦陷。李宗仁曾令廖磊如果日军来犯，必须坚守大别山三个月以上，以牵制西进和南下的日军。由于局势紧张，人心浮动，廖磊为了稳定大局，不得不依靠动委会，动员民众，协助军队作战，同时对共产党的抗日活动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可是日军攻占武汉后，并没有西进大别山，开始还有飞机来轰炸，后来连飞机也不来了。

　　随着局势的和缓，廖磊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强调“要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公开排挤动委会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一九三九年十月，廖磊因脑溢血去世，李品仙走马上任，更是变本加厉，下令改组动委会，清除异党分子。由CC主办的《皖报》上还发表了《动委会是怎样动的？》等文章，矛头直指动委会。这之后不久，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迫离去。我爷爷的委员也被取消了。

　　彭兆栋马上嗅出了异味。他专门跑了一趟立煌县找吕韬摸底。吕韬便向他交底说，风向要变了，你可得跟上。“副长官（李品仙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故有此称）是个明白人，早该如此了。”说着还用手朝上边比画了一下，“高层对这里的局面早就不满意了，这动委会再不改组怎么得了？都快成共党的黑窝了。”

　　彭兆栋心领神会，马上表态说：“我早看出了这动委会不是什么好货色！要不是看在李长官、廖长官的面上，我早对他们不客气了。”

　　“这就对了，”吕韬说，“还有那个贺文贤，你也要离远点。他那个联军里也有不少共党分子，你把眼睛睁大了。”

　　彭兆栋连说明白，然后又打听李品仙来了官场的变化，对他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吕韬让他放心，有他在可保无事。听了这话，彭兆栋心里便有底了。

　　李品仙与廖磊同属新桂系，北伐时李便声名鹊起，在桂系中地位本高于廖磊，李宗仁离皖时，李品仙接任呼声最高，但廖磊却捷足先登，原因是白崇禧重廖轻李，这让李好不郁闷。因此李品仙到任后，便把廖磊重用的人先后免职和调离，这明摆着是要大换血啊。彭兆栋开始还有些担心。一朝天子一朝臣，他好不容易搞定廖磊，现在姓李的来了，谁知又会对他咋样？

　　但他的担心是多余的。李品仙来了，虽然换了不少人，但吕韬的地位并未改变，原因是他与李（宗仁）、白（崇禧）兩位桂系大佬关系密切，又与李品仙交情匪浅。有他关照，彭兆栋不但稳住了地位，而且还和李品仙拉上了关系。

　　李品仙的作风与廖磊截然不同。他虽是军人，但性格深沉，喜怒不形于色，平时话不多，看上去比较随便，开会时常常一言不发，在纸上画来画去，直到大家讲完了，他才发表意见，给人的印象似乎十分民主，让人畅所欲言，实际上他抓权抓得很凶，一上任便设立党政军总办公厅，把省政府主席、省党部主任委员、省保安司令、省军管区司令和第二十一集团军的权力都集于一人之手。他还通过整顿党务，排斥异己，独揽大权。相比廖磊而言，李品仙爱财，军纪也不严。他还喜爱收藏，谈诗论画，附庸风雅，以“儒将”自居。他还提倡抗战不忘娱乐，把战友俱乐部改名为立煌大戏园，重金聘请青衣花旦张婉秋等名角来演出。他到任不久，追求奢华和享乐之风便开始回潮，而廖磊提倡的赤脚草鞋之风自然也荡然无存。

　　彭兆栋第一次拜见李品仙是由吕韬领着去的。他特地准备了两件古玩珍品，作为见面礼，李品仙见了果然爱不释手。“副长官就好这一口。”吕韬向他点拨道。彭兆栋心领神会，以后便让人四处收罗，慷慨馈赠。据说他送给李的古玩字画中有不少堪称精品，其中包括战国时的古鼎、古剑，明代仇英的山水、傅山的册页，清代查士标的立轴，以及金农的中堂等。

　　有一次，谈起收藏，李品仙随口问了一下虢季子白盘的下落。当时，彭兆栋并不知此

　　盘为何物（连虢季白子盘的“虢”字也读成了“虎”），回去一打听，方知这是西周三大青铜器之一，乃稀世之宝，当年藏在苏州忠王府中。后来，淮军名将刘铭传攻下忠王府，得到这一宝物，便带回合肥刘老圩作为镇宅之宝。弄清了缘由，彭兆栋便派人去刘老圩找这“虎”字盘。当时，合肥已经沦陷，需冒很大风险，但为了巴结李品仙他不惜代价。“不怕贪，就怕不贪，”彭兆栋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便是推磨鬼。”吕韬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老兄算是把人生参透了，难怪谁也搞不倒你。”

　　李品仙到任后，公开反共，彭兆栋当然也不甘落后。他下令在新八十二军展开清查，凡是有共党嫌疑的一律抓起来。这些人中很多都是进步青年，有不少是我爷爷培训出来的学生。楚天达闻讯赶去交涉。过去，彭兆栋多次邀请楚天达去部队演讲，有时还亲自出面接待，礼遇甚厚。可是，这一次，他竟翻脸不让人，不仅避而不见，还让人把楚天达扣了起来。“这家伙是共党分子，铁板钉钉，错不了。”他对左右说。胡宣武劝他别把事情闹僵了，因为楚天达时任联军政治部主任，这样做肯定要得罪我爷爷。可彭兆栋一心要向李品仙邀功，听不进去。“怕个鸟！”他说，“如今他贺文贤还能把咱怎样？”

　　“那也不能过河拆桥啊，凡事不可做绝。”胡宣武说。

　　胡宣武是彭兆栋最重用的将领，他不仅是彭兆栋的学生，还与他是连襟。胡宣武没什么能耐，但他对彭兆栋绝对忠诚，一向言听计从，深得彭的信赖。胡宣武是和县人。家乡沦陷前，他派人去接家小，但在前往武汉途中遭日机轰炸，轮船沉没，全家除老母亲和一个五岁的小孙女外，无一生还，这使胡宣武悲恸欲绝，对日本鬼子痛恨至极。彭兆栋与日本人秘密来往，他坚决反对，为此彭兆栋不得不避开他，不再让他参与此事。新八十二军退守霍川后，史先生和动委会都派人来做他的工作，他在思想上对共产党产生同情，对共产党坚决抗日表示钦佩和支持。因此对彭兆栋积极反共并不支持。“军座啊，”他对彭兆栋说，“眼下对我们最大的威胁不是共产党，而是漆胜发。再说，这桂系能否靠得住也难说，咱们何必再和共产党树敌呢？”

　　胡宣武的话不无道理。那段时间，彭兆栋的新八十二军与漆胜发的一七四师关系十分紧张。他们本来矛盾就很大，廖磊主政时，两人便互相告状，彼此攻讦。漆胜发仗着自己是蒋系，经常盛气凌人，彭兆栋也不示弱，他利用蒋桂矛盾，鸣冤叫屈，指责漆胜发排斥异己，制造事端。当时，大别山区粮食供给十分困难，中央供给多由一七四师转运。漆胜发扣住粮食，不发，少发，或迟发，甚至以次充好，短斤少两，这让新八十二军官兵怒气冲天。彭兆栋为这事多次向省府和省军管区告状，但都没有得到解决。

　　非但如此，前不久一七四师还公然扣了新八十二军的一批走私物资。彭兆栋派彭青前往交涉，但一七四师傲慢无理，双方言语不合便动起手来，连机枪、迫击炮都用上了。事后，两边又公说公理，婆说婆理，闹得沸反盈天。尽管当时走私是常态（从国统区贩运猪鬃、桐油、茶叶、生漆等到沦陷区，再从沦陷区购办洋货和烟土等到国统区高价出售），各部队都在搞，大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这事摆不上桌面，一旦被抓了就有些不好说。“他妈的，这个漆秃子有意要出老子丑。”彭兆栋气得骂道。不过，好在有吕韬帮着说话，他又上下打点，上边并未认真追究。

　　不过，这毕竟是彭兆栋的一块心病。现在，胡宣武的话又触到了他的痛处，于是便放了楚天达和进步青年。

　　对于大别山局势的变化，我爷爷感到強烈不满。他曾以参议和联军总司令名义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对李品仙到任以来，不以宽大态度团结各方人士，竟挑起内争，制造摩擦，打压动委会，停闭进步刊物，逮捕暗杀抗日人士，以至于形势逆转，人心惶惶，举凡十数条，提出强烈抗议。但却石沉大海，没有下文。

　　一九三九年年底，随着国民党顽固派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到来，大别山区的白色恐怖又一次席卷而来。国民党军和特务不断制造摩擦，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杀害农会干部和基层群众。抗日政权重新转入地下。

　　彭兆栋开始还在观望，后来也放开手脚。

　　为了向顽固派邀功，他多次出兵“围剿”地方游击队，还派兵包围北辰中学，搜捕进步学生，镇压学生运动，就连反对他这样做的校长涂啸寰也被打伤了，被迫离开北辰。

　　不过，尽管彭兆栋上蹿下跳，积极反共，但让他进攻五龙山新四军根据地，他却迟迟不动。彭兆栋不是傻子，要他动血本他可不干，何况新四军独立团可不是吃素的。

　　当初，霍川独立团进驻五龙山也是经过省府和省军管区同意的。上边划定的驻地是在南乡五龙山，这样安排自有深意。因为五龙山为新八十二军地盘，新四军来了，必然产生摩擦，正好达到让他们相互消耗的目的。哪知彭兆栋却不上当，居然下令驻扎五龙山的一个营退出防区，这让不少人大感意外。

　　其实，彭兆栋这么做完全是为自己着想：首先，他在桂系和蒋系夹缝中求生存，地位不稳。他不想消耗自己，为别人所乘。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五龙山以南雷公滩是暂编一七四师驻地。这里紧挨着新八十二军防区，一有风吹草动，一七四师随时可以对自己动手，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现在把五龙山让给新四军，等于设立了一道屏障，把自己和一七四师隔开了。此外，这对一七四师也是一个牵制，同时还卖给新四军一个人情，可谓一举三得，何乐不为？

　　彭兆栋这样做，上边自然很不满，但当时国民党尚未公开反共，这事也无法较真。现在形势一变，有人便告到上边去了，说彭兆栋拱手让驻地于共党，居心叵测，贻误党国，殊为可恨。

　　告状告得最凶的就是漆胜发。漆胜发是黄埔六期毕业生，年轻气盛，蛮横无理。他身材矮壮，满脸横肉，长得十分结实，由于谢顶，绰号“漆秃子”。有一次，彭兆栋去立煌县开会，吕韬便把他找到签押房，拿出一些告状信给他看。这些信都是漆胜发写的。彭兆栋一看就怒了：“他妈的，又是漆秃子！这家伙就是个操事精，唯恐天下不乱！”

　　吕韬笑道：“话是这么说，可我怎么听说你把楚天达，还有一些共党分子都放走了？”彭兆栋一听连忙辩称，哪有的事？这是造谣诬蔑，我要干过这事就是他妈的小娘养的。说着指天起誓，连声叫冤。

　　吕韬嘿嘿地笑了起来，并不揭穿。他把桌上的信收起来，放进抽屉里。“佐青老兄啊，”他说，“走点私，搞点钱，这都不算什么，谁不搞啊？眼下，副长官最关心的是对付共产党。你明白吗？”

　　“明白。”

　　吕韬跷起二郎腿，轻轻抖了几下。“副长官不是不能容人的人，”他又慢条斯理地说，“蒋系的人、CC的人他都能容，可唯独对共党不能容。”说到这里，他顿了顿，接着又道，“你得做出点样子来，省得别人说三道四，我也好帮你说话。你懂我的意思吗？”

　　彭兆栋点点头：“你想让我怎么做？”

　　“把新四军赶出五龙山！”

　　“这谈何容易？”彭兆栋说，“当年大别山剿共剿了那么多年，都没剿出个结果来，如今更难了。再说了，这也不光是我们新八十二军一家的事。”

　　“这是当然，”吕韬说，“我让一七四师，还有霍川保安处配合你。”

　　“一七四师？”彭兆栋不听倒罢了，一听便骂起来，“你说漆秃子？这小子能靠得住吗？”

　　“你别担心，”吕韬说，“有我哩，他不敢不听。”

　　十一月底，省府、省军管区和省保安司令部联合在霍川召开了一次军政高级会议，参加会议的新八十二军、暂编一七四师以及桂军、东北军、西北军，及各区专员、保安团五十多人参加。会上公开提出“反共”“限共”的主张，并制订进攻五龙山新四军和取消联军的计划。计划分为两步走：一、先驱逐新四军独立团，消灭五龙山根据地;二、取消联军，如若不从则武力解决。为了给彭兆栋打气鼓劲，省军管区加封彭兆栋为六霍边区驻军总指挥，节制所有在霍川境内和周边部分县区的部队。

　　霍川会议是桂系配合蒋介石公开反共的一个标志。彭兆栋虽然官升一级，但并不高兴。因为所谓的六霍边区总指挥不过是一个空头衔，目的是要他打头阵，为他们卖命。至于让他节制各部，也是说得好听，除了新八十二军和霍川保卫处汪小小的部队他能指挥

　　外，其他部队（像暂编一七四师和桂系军队）谁会听他的？

　　不过，会议开后，汪小小倒是来了劲，他便兴冲冲地来找彭兆栋，说这正是干掉贺家爷们的好机会。“我早想收拾他们了，这个祸害一天不清除就一天不得安宁。”他说，还表示愿意打头阵。彭兆栋听了，又好气又好笑。“你拿啥打？”他说，“你当他们是好打的吗？”

　　“有啥不好打，”汪小小说，“咱们这么多人，吐口唾沫也能把他们淹死了。”

　　“你想得美！”彭兆栋说，“人多管屁用！谁他妈肯卖力啊？过去‘剿匪剿了那么多年，剿出了个啥名堂？”

　　“总座，”汪小小说，“你现在不一样了，可是总指挥了。”

　　“哼，这管个鸟用！”

　　彭兆栋心知肚明，于是迟迟按兵不动。但上边等不及了，三天两头催促。彭兆栋不得不做做样子，下令三路出击，向五龙山发起进攻。

　　五龙山西面环山，只有东、南、北三面通道。按彭兆栋部署：第一路为北路，由新八十二军担负;第二路为南路，由暂编第一七四师负责;第三路为东路，由汪小小的霍川保安处担任。进攻开始后，北路的新八十二军和南路的暂编一七四师都有意磨蹭，行动迟缓，只有东路的汪小小部快速推进，很快孤军深入，与新八十二军和暂编一七四师拉开了距离。

　　汪小小的霍川保安处下辖两个保安团。保安一团是由原留守部队改编而成，战斗力稍强;保安二团由地方民团和土匪改编而成，维持治安，欺负老百姓还行，但要动真格的就完蛋了。行动开始前，彭兆栋特别交代汪小小不可盲动，保存实力为要。可汪小小一介莽夫，一向狂妄自大，心想新四军独立团只有区区不足千人，而这次参与行动的国军是他们几倍之众，吓也把他们吓死了，便有恃无恐，长驱直入，早把彭兆栋的提醒忘到了脑后。

　　结果，几天后狂妄自大的保安团在鲇鱼口被新四军独立团围住，打得落花流水。汪小小打电话告急，请求支援。彭兆栋气得大骂：“你这个蠢货，你想找死也不是这个找法！”但骂归骂，也不能见死不救。他一边调派部队前往救援，一边令一七四师配合行动。让他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增援汪小小部时，却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

　　电话是胡宣武打来的。

　　“总座，”他心急火燎地说，“一七四师开进东阳关了。”

　　“什么？”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但胡宣武又重復了一遍。彭兆栋立时气炸了。“多少人？”他问。胡宣武回答：“一个营。”

　　“他妈的！”彭兆栋暴跳如雷，“这也太欺侮人了！”

　　“怎么办？”胡宣武请示道。

　　“打！”

　　胡宣武提醒道：“军座是不是要慎重？”

　　“慎重个屁！”彭兆栋冲着电话大喊道，“给我打！打这龟孙子！”

　　三

　　东阳关是霍川最为富庶之地，水陆交通便利，商贸兴盛，税收关厘也居全县之首，向有“小上海”之称。新八十二军和暂编一七四师都看中了这里，先后派兵进驻，互不相让，摩擦不断，后经省府和省军管区协调，该地由霍川保安处接管，双方撤出，这才平息了风波。不过，很快漆胜发就发现自己上当了。由于彭兆栋与汪小小的特殊关系，名义上新八十二军退出了，但东阳关仍掌握在彭兆栋手中。实际上，这是彭兆栋玩的一个障眼法。他通过吕韬等游说省府和省军管区拿出这一折中方案，实际上是以退为进，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当然，他能达到目的，这也与桂系有意打压蒋系有关，所以吕韬等人才积极配合，结果把漆胜发给耍了。

　　漆胜发吃了个闷头亏，一直耿耿于怀。这次保安团前往五龙山“围剿”新四军，他便瞅准机会想夺回东阳关。彭兆栋闻讯气急败坏，便令胡宣武武力驱逐。胡宣武派了两个团，一七四师无法抵挡，被迫退出东阳关。

　　漆胜发接到报告，怒不可遏，立刻派兵增援，双方在东阳关外发生激战。后由省府和省军管区紧急调停才住了手。

　　事后，双方又打起嘴仗。彭兆栋指责漆胜发趁火打劫，拒不执行命令。漆胜发则辩称，保安团被围，他是担心东阳关有失，才派兵前往。“一派胡言！”彭兆栋说，“东阳关远离五龙山，新四军就是飞也飞不到这里，何来保护之说？”他还揭露漆胜发畏敌避战，见死不救，自相残杀。漆胜发则挖苦他指挥不当，进兵迟缓，意存自保。

　　两人吵得不可开交，可上边却各打五十大板，不了了之。彭兆栋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这事明明是漆胜发有错在先，这样处置太不公平。“这他妈的还有王法吗？”他愤愤不平，四处鸣冤叫屈。为了安抚彭兆栋，尽快消灭五龙山的新四军，吕韬专门来霍川调解，他先找彭谈话，又找漆谈话，说来说去要点就是一个，那就是劝他们放弃个人成见，精诚团结，共同对付共产党。彭兆栋一肚子怨气，他说你们叫我打新四军，我打了，可我前边打，后边有人抄我的后路，这仗根本没法打。吕韬笑道，这事漆胜发有错，你老兄也有错嘛，一个巴掌拍不响，咱们都是自己人，没有解不开的疙瘩，一切要以党国利益为重。为了笼络彭兆栋，他还专门调拨五十挺机枪、三百支步枪、五千发子弹给新八十二军。“佐青兄啊，”他说，“你好好干，副长官还是很器重你的。漆胜发的事慢慢来，总有一天会解决。你先忍忍，只要赶走了新四军，一切都好说。”

　　“可他再要捣鬼怎么办？”

　　“不会的，”吕韬说，“我们都和他说了，如若再发生东阳关那样的事，绝不轻饶，哪怕他的后台再大。”

　　“他能听？”

　　“你放心，”吕韬说，“副长官亲自给他打过电话。”

　　吕韬走后，彭兆栋的心情好了一些，但对攻打五龙山仍迟疑不决。他找几位亲信商议，大家都提不起劲头。胡宣武尤其反对，认为不能再干傻事了。只有汪小小还嚷嚷着要报仇，胡宣武挖苦道：“你还嫌丢脸丢得不够啊？”鲇鱼口一战，保安团中了埋伏，损失了好几百人。一提这茬儿，汪小小便有些气短，虽然嘴上仍不服气，但也蔫了不少。

　　一天晚上，彭兆栋吃完饭，正躺在榻上吞云吐雾，胡宣武来了。“总座，”他说，“有人来看你了。”

　　“谁？”

　　“一个老朋友。”

　　他从榻上直起身子，只见我爷爷从外边走了进来。“你怎么来了？”彭兆栋一愣。“没想到吧？”我爷爷说。

　　“你好大的膽子，就不怕我抓你？”

　　我爷爷说：“抓吧，俺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

　　彭兆栋一愣，随即笑起来：“你老弟不怕死，可我这个当哥的不能污了名声，咱们毕竟是兄弟嘛。”说着，起身让座，吩咐上茶。

　　寒暄了几句，彭兆栋好像烟瘾未过足，接连打了两个哈欠。姨太太给他送上热毛巾，他一边擦脸，一边说：“华章老弟啊，我也不瞒你，你那个联军怕是长不了了，早晚要解散。”他把毛巾扔到托盘中，又接着说，“你也太乱来了！瞧瞧你的联军，都快成了红窝了，我劝你可得小心点。”

　　“小心？”我爷爷笑道，“正相反，俺看要小心的不是俺，而是你老兄。”

　　“嘿，你好大口气！”彭兆栋穿着一件暗织团花的紫色绸棉袍，在灯下泛着亮光。他走到椅子旁，撩起袍子坐下来，一边看着我爷爷，一边端起茶盏：“我倒要听听，你老弟担心我什么啊？”

　　“这不是秃头上的虱子吗？”我爷爷道，“你如今表面上光鲜，堂堂的军长，还是总指挥，实际上是孤家寡人。桂系让你替他们卖命，却不拿你吃劲。东阳关明明是漆胜发欺侮人，但他们却不为你说话。漆胜发是老蒋的人，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如今你们闹成这样，他随时都可能对你动手。可你呢？不知危险将至，还处处和新四军和联军作对，可谓四面树敌，这样下去能有好吗？”

　　“你少危言耸听。”彭兆栋冷笑道。

　　“这都是事实。”

　　“得了吧，你少来这套，”彭兆栋放下茶盏说，“我还不知道你来干什么的？你是来帮新四军做说客的，对吗？”

　　“说得不错，”我爷爷道，“既然你看出来了，俺也实言相告，这次俺来就是受独立团夏

　　师长和史政委的委托。”

　　“什么事啊？他们害怕了是吧？”

　　“不，是为你担心。”

　　“为我？”

　　“是啊，”我爷爷端起茶盏喝了一口，然后慢悠悠地说，“老兄还记得韩非子的那篇《扁鹊见蔡桓公》吧？”

　　“何意？”

　　“扁鹊给蔡桓公看病，前几次说他有病要救他，为什么最后一次却转身而走？因为前几次病情尚轻，及至病至骨髓，无力回天，扁鹊只能‘望桓侯而还走。老兄可千万别走到那一步啊。”说到这里，我爷爷停了一下，接着又说，“大敌当前，俺们的敌人是谁？心里要明白。共产党宽宏大量，不计前嫌，过去你干的事一笔勾销，这谁能做到？现在独立团和联军都是抗日的队伍，咱们是一条战线上的友军。煮豆燃萁，相煎何急？如果你还认为咱们是兄弟，那就不要再做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

　　“那你们的意思是……”

　　我爷爷拿起桌上的纸笔，写下了三个字：“和为贵”。彭兆栋接过来看着，半天不语。

　　第十四章 小姑爷爷 | 1940年

　　一

　　如果从独立旅划归警备师算起，龚雨峰在彭兆栋手下待了十七年。很多人都奇怪，他怎么能待这么长时间？况且彭兆栋对他戒心重重，一点也不信任。我爷爷离开彭兆栋后，曾两次拉起军队，可龚雨峰都没有像以前那样去投奔他，这也让人不解。有人推测，龚雨峰娶了我小姑奶奶后，便不再想冒险了。

　　这个说法可能有一定的道理。龚雨峰在娶我小姑奶奶之前，曾经娶过一门亲，后来病死了，因此娶了我小姑奶奶后便格外珍惜。而我爷爷因为得罪了国民党政府，多次被通缉，四处逃亡，一直处于不安定的状态。这可能就是他没有再去投奔我爷爷的原因吧！

　　我爷爷似乎也能理解，并不勉强。就这样，龚雨峰一直待在新八十二军。可事实上，真正的原因并非如此。直到许多年后人们才恍然大悟。

　　彭兆栋对于我小姑爷爷本不信任。在他看来，龚雨峰是贺文贤的人，和他不是一条心。特别是北伐军进入安徽时，他从背后插上一刀，险些让彭兆栋阴沟里翻船。不过，他才华过人，带兵能力强，这也是有目共睹。在新八十二军，龚旅一直是最能打的。彭兆栋曾私下感叹道：“新八十二军有一个算一个，谁都比不了他。”他还说过，胡宣武要有他一半就好了，关大同连他半个指头也比不了。事实正是如此，如从军事才能看，龚雨峰确实是人才难得。

　　应该说，彭兆栋内心很矛盾：既想用龚雨峰，又对他不放心。为了控制龚雨峰，他一直不敢让他带兵，后来干脆把他调入军部担任军政总监，名位上与师长同级，实则是拿掉了他的兵权。

　　不过，我小姑爷爷似乎并不在意，随遇而安，担任军政总监期间，无事便习字消遣，以魏碑为主，临过《张猛龙碑》《元怀墓志》和《龙门二十品》等名帖，每到一处还找行家切磋，几年下来已达相当水准，识者评价“字体朴拙、疏放，有江左之风”。他自幼喜欢京剧，从小便练过二胡，如今丢了好久，又重新拾起来，无事时就唱上几嗓子。尤其是《空城计》中“我正在城楼观山景”一段唱得惟妙惟肖，颇有马派之风，眼神和手势均十分到位。他还组织了一个官兵票友会，隔三岔五便在一起吹拉弹唱，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

　　彭兆栋渐渐放下心来。抗战开始后，新八十二军退至霍川，为了改变形象，也为了改善与我爷爷的关系，他决定让龚雨峰出来负责招兵工作。由于这几年新八十二军在闽赣和苏南战场减员严重，原有的三个师中第三一三师已被撤裁，只保留了三一一师和三一二师。彭兆栋曾多次打报告，要求恢复三一三师建制，国防部一直不准。这次退到霍川，他以抗战为名，决定先成立一个新兵师，等到生米煮成熟饭，再借机恢复三一三师。新兵师成立后，龚雨峰被任命为师长，这是八年来彭兆栋首次让他重新带兵。

　　据我小姑奶奶说，龚雨峰的脾气特别温和。他虽然很有主见，行事果断，但表面上却

　　不像我爷爷那样咄咄逼人，像个炮仗似的一点就炸。他表面上总是十分沉静。哪怕是遇到再大的事也不慌不忙，从容不迫。我爷爷评价他是“每逢大事有静气”。我小姑奶奶很喜欢他这一点，说他在家里也是如此，一点大男子主义也没有，而且和她十分恩爱。婚后多年他从没对我小姑奶奶发过脾气。我小姑奶奶嫁给龚雨峰后一直没有生养，而他前妻只为他生过两个女儿。膝下无子，在“不孝有三，无后乃大”的年代可是大忌。我小姑奶奶对此颇感歉疚，但龚雨峰从未埋怨过她，她劝他纳妾也被一口拒绝，说女儿也是一样的。我小姑奶奶很感动，说一个男人能这样，她知足了。

　　当然，我小姑奶奶也很贤惠，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她不仅对龚雨峰照顾有加，对他前妻留下的两个女儿也视如己出，一家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后来，两个女儿在我小姑奶奶抚养下，也都颇有出息，一位成了国内著名的妇科专家，一位成了美国加州大学终身教授。唯一遗憾的是，我小姑爷爷死得太早。我小姑奶奶一提起这事就伤心不已。

　　龚雨峰受命组建新兵师后，与我爷爷见面的机会多了，私下里也多次深谈。那期间，省府的风向已开始变化。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我爷爷已有觉察，史先生也提醒过他。因此，他对龚雨峰说，彭兆栋靠不住，只要风向一变，他随时会变脸，你要心里有数。龚雨峰说他知道。我小姑奶奶有一次听到他们谈话，就很担心。“会不会打起来？”她问，因为彭兆栋一变，说不定就会打联军和独立团。她是为我爷爷和我大伯担心。

　　“有这个可能吧。”龚雨峰说。

　　“那可咋办？”我小姑奶奶说。

　　龚雨峰笑道：“你放心，我不会和他们打。”

　　“那要彭兆栋不依呢？”

　　“那我也不打。”说完这话，他看我小姑奶奶一脸忧心忡忡的样子，便安慰道，“你别操心，我知道怎么办。”

　　第一次进攻五龙山失败后，彭兆栋吃了亏，又因漆胜发趁火打劫惹了一肚子气，便撂起挑子，要求辞去六霍边区总指挥一职。吕韬赶去安抚，好劝歹劝，还答应说服国防部批准新八十二军新兵师的编制，但彭兆栋仍打不起精神。就在这时，我爷爷登门造访，向他表明了新四军的态度，这使彭兆栋更不想自找麻烦了。为了应付吕韬，他提出：让他打可以，但一七四师要打头阵。

　　这等于是给吕韬出了一道难题。

　　漆胜发是老蒋的嫡系，别说吕韬，就连李品仙也不一定能调动他。可彭兆栋非坚持这点不可。他说，我在前边打，他在后边拆台，这仗没法打了，彭某吃了一次亏，不能再吃第二次了。可漆胜发听说让他打头阵，马上反驳。“凭什么啊？”他说，他彭兆栋既是六霍边区总指挥，就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新八十二军不上，让他们上，这事说不过去。

　　双方相互扯皮。最后，好不容易达成妥协，新八十二军和一七四师分两路同时进攻，前者由西边攻，后者由东边攻，两军会师新河镇（这里是五龙山的中心位置），谁先打到便是头功，战区将予以表彰并重赏。至于桂军，还有东北军、西北军部队则担负外围封锁任务，各司其职，力争将“匪军”一鼓荡平。

　　这次协商会是在麻埠镇举行，与会者均为各部长官。会议由吕韬主持，会后设宴款待，彭兆栋与漆胜发在众人的劝说下相互敬酒，握手言欢。吕韬表示，新四军不过区区千人，二位久经沙场，名扬军界，只要齐心协力，则党国之幸。

　　麻埠镇会议一结束，消息便传到了独立团。

　　其实，新八十二军的动态一直在新四军的掌握之中。早在敌人第一次进攻五龙山之前，霍川情报科就送来了消息。霍川情报科的科长姓林，个头不高，瘦脸颊，细长眼睛，面色和善，但为人机警，行动干练。他曾在上海特科工作，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他的公开身份是霍川林记杂货铺的店主，人称林老板。林科长把敌人的计划、时间和兵力分布都告诉了史先生，并传达支队首长指示，即坚决反击顽固派的进攻，巩固五龙山根据地，同时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中立一部分，分化一部分，集中力量打击最顽固的反动分子，争

　　取愿意抗日的继续留在统一战线内。

　　这次麻埠镇会议一结束，林科长又及时送来了情报，独立团当即采取了对策。据我大伯回忆，当时他们制定了上、中、下三策：其一利用敌人矛盾，各个击败，粉碎敌人的进攻，此为上策;其二化整为零，利用高山密林，分散打游击，与敌周旋，此为中策;其三撤离五龙山根据地，向西乡大牯岭转移，与联军会合，共击顽敌，此为下策。

　　当然，上策是最理想的，下策是最坏的局面。

　　不过，很快就传来消息，彭兆栋的部署是：打头阵的是龚雨峰的新兵师，关大同的第三一二师为后卫，胡宣武的三一一师镇守霍川。这样安排，彭兆栋自有私心，因为新兵师非其嫡系，即便损失也无伤根本。但他没想到，正是这一安排，反倒被独立团利用了。

　　此后几个月，独立团集中力量打击一七四师。由于五龙山地势复杂，山高林密，不利于大部队开展行动，炮队、马队也受到极大的限制，一七四师的优势无法发挥，而独立团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神出鬼没，忽聚忽散，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跑，敌少则打，敌多则避，利用偷袭、扰乱、设伏、分隔等游击战术，打得一七四师损兵折将，头痛不已，从而力保五龙山根据地不失。

　　当然，做到这一切都与龚雨峰的配合分不开。新兵师由北路展开进攻，一路上不温不火，不急不躁，稳步推进。独立团来了，则退;独立团走了，则进。有时枪炮震天，打得热闹，但却看不到一个人影。双方好像早有默契，心领神会。最让人想不到的是，他们居然最先抵达新河镇。当然，很快又撤了出來。理由是：一七四师行动迟缓，他们担心孤军深入，陷入包围。这等于是间接告了漆胜发一状。

　　漆胜发又气又不服气，他指责新八十二军通共，暗中与新四军勾搭，可他这样说并无证据。彭兆栋找吕韬评理，还讥讽漆胜发仗着委员长给他撑腰，除了自大吹牛，啥本事也没有。眼看着进攻计划再次失败，吕韬也很着急。他一边安抚漆胜发，一边劝说彭兆栋，希望他们能够精诚团结，共同对付新四军。

　　然而，多次调解无果，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使彭、漆的关系越发不可调和。

　　事情的发生与薪饷有关。由于新兵师的编制始终没有得到核准，薪饷供给一直让彭兆栋大感头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四处搜罗，横征暴敛，巧立名目，大刮地皮，依然亏空甚大。进攻五龙山前，吕韬帮他支了两个月的饷，可如同旱地里滴了两滴水，刺啦一声便没影了。

　　彭兆栋叫苦连天。尤其是新兵师属违规扩招，没有编制，当然也没有粮饷配额。他多次打电话给吕韬请求省府解决，可省里财政也很拮据，哪来多余的款项？吕韬安慰他说：“你先凑合着，等过一段再想办法。”

　　可是，新兵师三千多号嘴等着要饭吃，如何凑合？龚雨峰天天打电话催粮催饷。有一天，他来到司令部找到彭兆栋，说这样下去可不行。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又说，这些当兵的，手上可都有家伙啊，一个个如狼似虎，饿极了啥事可都能干出来。

　　彭兆栋也犯愁。他捂着腮帮子哼哼唧唧，那几天牙龈肿痛，正上火。“你让我怎么办？”他说，“该想的办法都想了，你有什么办法吗？”

　　“我能有啥法？”龚雨峰说，“难道去抢不成？”他随口一说，没想到彭兆栋居然当真了。“我看这也不是不可以。”他一本正经地说。

　　龚雨峰笑了起来，以为彭兆栋在开玩笑。“抢谁啊？”他说。

　　“我听说一七四师的粮食堆积如山，吃都吃不完。”彭兆栋又哼唧了两声，然后放下手，端起茶盏喝了一口。

　　龚雨峰一愣。他看着彭兆栋的表情，好像不是开玩笑。

　　“怎么了？你怕了？”彭兆栋道。

　　“总座，你当真？”

　　“你敢不敢吧？”

　　龚雨峰说：“这没什么不敢的，只要总座下令。”

　　“好啊。”彭兆栋大喜。

　　其实，我小姑爷爷不知道，彭兆栋早已在琢磨这事了，只是兹事体大，尚未拿定主意，现在听我小姑爷爷支持这事，便十分高兴。“剑云

　　啊，”他说，“我看这事就交给你来办如何？”我小姑爷爷知道彭兆栋一贯出尔反尔，如果事情败露，说不定就会拿自己当替罪羊，于是便说：“这没问题啊，不过，我要总座的手令。”

　　“手令？”

　　“是的。”

　　“干嗎非得手令啊？”

　　“这可不是小事情。”

　　彭兆栋一听这话，便又捂起腮帮哼唧起来。此后，一段时间，他不再提起这事。我小姑爷爷以为他改了主意。没想到有一天突然传来一七四师运粮船被打劫的消息。

　　这事震动了整个大别山区。打劫的地点就在马头山附近，当时一七四师船队经过时，突遭袭击。打劫者身着便衣，来路不明。他们消灭了护粮队，抢夺了粮食，最后还把十一艘运粮船沉入河底，连同船夫，一个活口没留。马头山是新八十二军的防地，这次打劫前后用了大半个上午，可直到打劫者全部逃离后，新八十二军的官兵才姗姗来迟。

　　这件事究竟是何人所为，起先众说纷纭，但随着调查进行，种种迹象开始指向彭兆栋。彭兆栋当然矢口否认，开始他还想嫁祸于新四军，但独立团地处南乡五龙山，与北乡马头山相距甚远，中间隔着新八十二军和桂军的防区，他们飞也飞不过来。当时，霍川城内有桂军的耳目，也有CC的情报站。从他们得到的情报看，这事都与新八十二军有关。

　　高层对此事极为震怒，要求严查，漆胜发更是不依不饶。吕韬也很生气。有一次他打电话给彭兆栋，对他说如果这事真是你干的，那我也帮不了你了，你好自为之吧。彭兆栋一看事情闹大了，也感到害怕。后来，有传言说李品仙下令要抓他，吓得他连去省里开会也不敢去了。

　　二

　　彭兆栋如履薄冰，日子不好过了。

　　就在这当口，一个神秘的客人悄悄来到了霍川。

　　来者是一名商人。他长得干瘦，瘪嘴，小眼睛，穿着厚实的棉袍，戴着礼帽，乘坐四海公司的轮船，带着四个伙计，沿着龙河一路来到了霍川。但在下船后却遇到了麻烦，因为他们手持的通行证上个月刚过期。不过，来人并不慌张。“我要见你们彭总指挥。”他说。

　　“你是谁？”

　　“一个故人。”

　　那人被带到司令部，彭兆栋认出他竟是原北平军分会的参议顾希丞，不禁大感意外。“你老兄怎么来了？”他说。

　　顾希丞与彭兆栋是老相识了。他早年在北洋陆军部供职，皖系失败后他投靠直系，北伐开始后他又投奔国民革命军，一度得到何应钦的赏识，在北平军分会任参议。华北沦陷后，他摇身一变，参加了“北平地方治安维持会”。该会主席江朝宗，是皖系老人。顾参议与他虽不甚熟，但和尚不亲帽子亲，很快搭上了关系。汪伪政府成立后，他又巴结上了王揖唐（老皖系，时任伪考试院院长），经他引荐出任伪苏浙皖绥靖处高参。

　　顾希丞与彭兆栋相识是在北洋时期。那时候，顾希丞在陆军部供职，与我爷爷是同僚。彭兆栋每来北京必要拜访我爷爷，经我爷爷介绍便认识了顾希丞。顾希丞是个善变的人物，这一点与彭兆栋十分相似。两人臭味相投，很快拈香拜把，结为兄弟。

　　皖系倒台后，顾希丞与彭兆栋天各一方，彼此断了音信。抗战开始后，彭兆栋隐约听说顾希丞投靠了日本人，便问：“我怎么听说，你老兄去了那边？”

　　顾希丞不置可否，凑到跟前小声道：“有人托我向你问候哩。”

　　“谁啊？”

　　“开洋行的。”

　　彭兆栋一听便知道是指谁了，连忙屏退左右，把顾希丞让进了书房。这时，顾希丞取出一张明信片交给彭兆栋。明信片正面是樱花图案，背面写了两句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这是梅田的手迹，也是他们当初约定的暗号。

　　“是梅田先生让你来的？”彭兆栋说。

　　顾希丞点点头。

　　“通行证也是他给的？”

　　顾希丞又点点头，接着便抱怨说你给的通行证怎么都过期了，也不说一声？彭兆栋解

　　释说，这不上个月刚换吗？还没来得及通知梅田。“这事可马虎不得，”顾希丞责怪道，“要是出了差错，说不定就捅大娄子了。”

　　日軍侵入安徽后，梅田一直暗中联系彭兆栋，对他进行秘密策反。《民国日报》曾刊登过“日军梅田少佐密会新八十二军军长彭兆栋”的消息。此后，安徽省伪政府在蚌埠成立后，梅田还邀请彭兆栋派代表前去会谈。彭兆栋当时地位不稳，擅退霍川也受到国防部处罚。为了留条退路，他便派彭青秘密前往。这事极为机密，新八十二军很少有人知道。包括胡宣武、关大同这样的亲信，彭兆栋也是瞒着的。但彭青前往蚌埠的照片却被一个新闻记者拍到了，差点上了报。虽然日伪情报机关提前获知情报，杀人灭口，销毁了证据，但有关传闻还是传了出来。彭兆栋一边撇清自己，一边脚踩两只船，继续观望，待价而沽。

　　此后一段时间，他与桂系的关系有所改善，地位渐稳，便疏远了梅田。梅田几次带信给他，他也没有回信。这一次，顾希丞亲自前来，他猜测还是为了那件事。

　　果然，顾希丞一见面就与他大谈曲线救国的道理，他说日本强大，战则必败，军事抵抗只能毁灭国家。汪主席主张采取和平合作手段，先与日本合作，再逐步推行和平解放。这就是曲线救国的主张。他还举印度甘地的例子，称其以“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受到世人称赞。汪主席的道路与甘地异曲同工，这是非常英明的。他还说，重庆的抗日救国和南京的和平救国，走的是同一条路，只是汪先生的办法更好一些。一连几天，顾希丞天天给彭兆栋灌输这些主张。彭兆栋的心里慢慢活动开来，但仍然拿不定主意。

　　顾希丞看出了他的心理活动，便换了角度说服他。这天晚上，彭兆栋和他喝酒叙谈。顾希丞便说：“佐青兄，我问你一句，如果大日本皇军进入霍川，你能守住吗？”彭兆栋不说话。顾希丞又说：“国军几百万部队一溃千里，就凭你的新八十二军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对不？”说着，夹了一块山鸡放进嘴里，慢慢嚼着，接着又叹了一口气道，“佐青兄，不是我说你，你不为部下官兵们着想，也得为自己着想。要是霍川守不住，你还能往哪里去啊？”

　　这一说，便说到了彭兆栋的痛处。当初他擅退霍川就是为了保存实力，如今他虽有了立足之地，但周围如狼似虎，日子并不好过。如果日本进攻，丢了霍川，他不仅无路可去，恐怕连小命也难保。

　　“日本会攻霍川吗？”他说。

　　顾希丞嘿嘿笑道：“实不相瞒，最多不超过几个月。”

　　“这么快？”

　　“所以啊，”顾希丞端起酒杯，咂了一口，“时间不多了，仁兄不能再耽搁了。”

　　“你想要我干什么？”

　　“与皇军合作，弃暗投明。”

　　“这个……”彭兆栋又犹豫起来。顾希丞哈哈笑道：“怎么了？怕人骂你汉奸？”彭兆栋笑了起来，不置可否。顾希丞一边夹菜往嘴里塞，一边说：“骂就骂吧，咱还在乎这个？这么多年，骂咱的还少吗？这些升斗小民，只会跟着瞎起哄，打打打，他们懂个屁啊？汪先生是党国元老，他比咱看得远。这叫真心为国家好，为民族好，为百姓好。难道汪先生不重名节，不爱羽毛？非也。这叫忍辱负重。他都不怕别人骂，你怕个啥？”说着，他又端起酒杯说，“来，兄弟走一个。”

　　他们边吃边谈，彭兆栋渐渐心动了。这时候，顾希丞又趁势加了一把火。“老兄，你放心，”他说，“你过来后，我们不会亏待你。”说着吩咐随从，“把东西取来。”

　　这是一张委任状，上边写着：“兹委任彭兆栋为安徽省保安司令部总司令”，落款是汪伪军事委员会国防部。顾希丞把委任状摆在彭兆栋面前，又掏出一张二百万元的支票，笑眯眯地看着他：“怎么样？一点小意思，老兄还满意吧？”

　　彭兆栋脸上布满了笑容：“老兄太客气了。”

　　“这是你应得的，”顾希丞说，“这还只是一个见面礼，不算什么，到了那边有你飞黄腾达，享不尽的福。”他还鼓动他说，听说你在这边想编一个师都难，过来后这都不是问题。“我先向你透个底，”他接着又说，“绥靖处已向南京保举，由你出任新成立的苏浙皖集团军总司令，下辖两个军。”

　　彭兆栋心里喜滋滋的，嘴巴咧开来，半天合不拢。“那就多谢老兄了。”他双手抱拳，朝着顾希丞接连拱了几下。顾希丞笑道：“你别谢我啊，今后在下还得仰仗你老兄，靠你发达哩。”说着，举起酒杯。两人碰了一下，一饮而尽。

　　三

　　开春过后，日军开始在六安一带集结，进攻霍川的意图已经越来越明显。三月间，敌人的飞机不断飞临霍川上空，或侦察，或撒传单，有时还在国军的阵地上扔炸弹，或俯冲扫射。日军的传单上除了“曲线救国”“建立东亚共荣圈”的宣传外，还有一张《告霍川守军书》，全文千余字，内容为敦劝守军将士拥护和平反共救国主张，弃暗投明，归顺皇军。凡愿降者，大日本皇军一律优待，并保证其生命安全及财产不受损失。

　　霍川是大别山门户，一旦失守将危及省会。鉴于局势日益紧张，第五战区调兵遣将，除了原驻霍川的新八十二军、暂编一七四师和霍川保安团外，又调部分桂军、东北军和西北军陆续增援。为了统一指挥，决定成立霍川防线联合指挥部，由吕韬任总司令，并邀新四军和联军共同对敌。

　　自霍川会议召开，国民党顽固派大举进攻五龙山以来，新四军一边致电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指出顽固派执行反共、分裂、倒退政策，公然破坏统一战线，是一种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一边指示独立团对敌人的进攻坚决打击。与此同时，按照上级的指示，独立团也留有余地，极力促成停战，以维护大别山区团结抗战的局面。

　　敌人多次进攻五龙山，无法得手。对于停战，吕韬起先尚有抵触，但当日寇大兵压境之时，他不得不接受停战。新四军支队首长指示史先生前往谈判。

　　当时，吕韬的联合指挥部设在麻埠镇。史先生和我爷爷一起前往。史先生代表新四军独立团，我爷爷代表联军，共同签订了停止武装冲突，联合抗战的协议。在谈判中，史先生当面陈述了我党反对投降，维护团结抗战的主张，表示坚决配合友军保卫霍川。吕韬表示欢迎，当晚还设宴招待。

　　此后，根据联合指挥部的部署，新四军独立团和联军开赴马头山以北上渡口一线布防，新八十二军负责马头山至东阳关一线防御，东阳关以南至雷公滩一线由暂编一七四师驻防。桂军、东北军和西北军则沿霍川城以西驻扎，以为后援。在整个防线上，新八十二军处于中心位置，新四军独立团和联军位于它的左侧，而暂编一七四师位于它的右侧。中心一旦有失，势必危及全局。因此，新八十二军能否守住，是此战关键。

　　为了调动彭兆栋的积极性，吕韬提议任命彭兆栋为联合指挥部副总司令，他还亲往霍川给彭兆栋打气，对他加以笼络。“老兄啊，”他说，“这一次可得看你的了。过去人们对你们说长道短，我知道这不公平。这回咱们无论如何也得长长脸。”

　　“你放心，”彭兆栋说，“咱新八十二军可不是孬种，不过，他们往咱头上泼的屎、撒的尿，这可怎么说？”吕韬知道他指的是正在调查的抢粮案，便说：“这事到此为止了，我向你保证，只要打好这一仗，一切都好说。”哪知彭兆栋听了这话反倒不依了。“别价，”他说，“这事不能就这么算完了。你们要查，不但要查，而且还要一查到底。我老彭身正不怕影子斜，查清了，也好还我一个清白。”

　　吕韬在心里骂道：屁的清白！你干的好事谁还不知道？不过，眼下大战在即，他还指望他效命哩，便笑着说：“你老兄也真是的，怎么好话歹话都听不出来啊？我说不查了，就是相信你嘛。”

　　彭兆栋说：“老兄相信我，这没的说。可有些人你可不能信，像漆秃子那号，我看也该查查。那批粮上哪去了？他给我栽赃，可说不定早让他黑心眯了去。”

　　吕韬哭笑不得，但也不好继续纠缠，便笑着岔开话题：“这事不说了，只要守住霍川，兄弟我让副长官亲自打报告，恢复你的三一三师。”他还承诺解决部队的薪饷，外加调拨五万斤粮草，“如若不够，兄弟再设法。”

　　总之，吕韬说了不少好话，并一再安抚，希望彭兆栋全力以赴，打好这一仗。但他离开霍川没几天，便传出了彭兆栋通敌的消息。

　　最先送来情报的是新四军。情报称，日伪派员潜抵霍川，与彭兆栋秘密接触，有策反新八十二军之嫌。吕韬接到情报将信将疑，因为桂系和CC情报系统都没有这方面情报。仅凭新四军一家之言，这能相信吗？

　　就在他拿不定主意时，新四军又送来了进一步的情报。情报称，潜入霍川的日伪奸细是武汉绥靖处高级顾问顾希丞。情报上除了注明来者的姓名、身份，还有他来霍的时间和随行人员，十分详尽。这一来，吕韬不能不信了。为了察看虚实，他又去了一趟霍川，没想到彭兆栋一听便蹦了起来。

　　“这他妈的又是谁在造谣！”他赤红着脸叫道，“天地良心，这还有完没完？什么高参顾问的，我啥也没见到。这全他妈的是扯淡嘛！不信你现在就查，把我这里翻个底朝天，只要能找到，你现在就枪毙我，我决不说半个不字。”说着，就拉着吕韬让他查，那副样子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吕韬见他如此，也不好说什么，只能安慰他，说这事不必当真，外边有这样的传闻，他也不过是问问而已。

　　可彭兆栋哪里肯就此罢休，他气愤不平地说：“过分了！太过分了！这帮人简直是得寸进尺，不让人活了。”又说这准是漆秃子干的！这小子一肚子坏主意！还说自己没爹没娘，处处受人挤对，吕长官，你可得为我做主啊。他七扯八拉地说个没完，吕韬只得好言相劝，让他不要受此影响，全力备战。

　　之后，吕韬在彭兆栋陪同下视察了前方阵地，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接见了保安处长汪小小和县府官员等人，多方了解情况，并无发现异常。从霍川回来后，他的疑虑虽说没有完全解除，但多少放下心来。

　　一九四○年春分过后，日本的飞机开始对霍川周边地区频繁实施侦察和轰炸，每天都有十多架次。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敌人即将进攻的前奏。就在这当口，CC皖西站报告，他们在侦听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电台，就在霍川城内。这个电台一个月前就被发现了，但它只是偶尔发报，并没引起注意。最近一段时间，该电台发报突然频繁起来，使用的频道和密码与日军相同，怀疑是日本奸细。

　　吕韬警觉起来，他把袁幼鸣找去，要他迅速查清这个电台。他还打电话给汪小小，责令保安处配合皖西站行动。

　　可是，还没等电台查出来，彭兆栋已经开始行动了。

　　据我小姑爷爷说，四月二日，阴历二月廿五日，再过三天就是清明节了。那天晚上，他接到了军部的电话通知，要求师长和各团团长立即前往城里开会。

　　当时新兵师的三个团分别驻守红花山、桂树岭和泥埠桥，师部设在泥埠桥。三个团长赶到师部后，一起前往军部。他们赶到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城里早已戒严。军部门前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他们按规定在门前卸下武器后进入会议室。

　　会议室设在一个大厅堂内。几个长条案分两边摆好，上边铺了蓝色的桌布，正中打横是主座，摆了一张红漆桌，这是彭兆栋的专座。在主座后边的墙上挂着蒋介石的半身像，两边横幅是孙总理的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龚雨峰等人进入会场后，其他师的师长团长也陆续到了。龚雨峰注意到参加会议的除了新八十二军师团以上长官外，还有汪小小和保安团团长。

　　龚雨峰走到胡宣武边上的位置坐下来，打了个招呼，问他这么晚开会是什么事。胡宣武面色凝重，欲言又止，只是搖了摇头。

　　不一会儿，彭兆栋便走了进来。他的身后跟着副官彭青。彭兆栋刚坐下，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便拥了进来，在会议室的四周持枪站立。

　　这情况颇为异常，众人面面相觑。龚雨峰这时忽然有了不好的预感。果然，彭兆栋一开口他便感到不对劲了。

　　“诸位，”他说，“这么晚把你们找来，知道为什么吗？”

　　没有人说话。

　　会场静静的。

　　“日本人就要来了，”彭兆栋接着说，“大家说怎么办？难道还要打吗？”这话问得太奇怪了，众人都有些诧异。彭兆栋这时又说：“我看没法打了。日本太强大，打是死路一条，不打尚有活路。兄弟们跟着我，我要对你

　　们负责。”

　　说完这话，他抬起头来看着大家。在场的人都愣住了，感到他话中有话，果然，彭兆栋沉下脸，咳了两下嗓子，继续说道：“眼下我们顶在前头，可有人却巴不得看我们死。我不说，大家也明白。咱可不能上别人的当。”此后又围绕这个话题生发开去，说到新八十二军处境如何困难，桂系、蒋系都容不下我们，如果霍川守不住，我们连退的地方也没有，只有等死。说完这些之后，他话题一转，便大谈起曲线救国的道理，什么蒋主席、汪主席走的都是同一条路，只是方法不同。他越说越离奇。我小姑爷爷看了一下胡宣武和关大同，他们脸上都毫无表情。众人也大多迷惑不解。就这么七弯八绕，最后终于说到了主题。

　　“今天把大家找来，”他说，“就是要告诉大家，本人主意已决，自即日起，拥护汪主席反共救国纲领，率全军反正。”

　　此言一出，会场大哗。我小姑爷爷环视了一下四周，除了胡宣武、关大同，还有汪小小等少数人外，余者皆大感震惊。

　　会场上出现了骚动。

　　“肃静！肃静！”彭青站起来喊道。

　　众人重新安静下来。彭兆栋又咳了几下，清清嗓子，声称诸位跟随他多年，鞍前马后，生死与共，这一次愿意跟他走，他举双手欢迎，如不愿意也决不勉强。在说这段话时，他的目光不停在会场睃巡着，与其说是在察看每个人的反应，不如说是在施加压力。尽管他的声调不高，用的也是平和的口吻，但与会的军官们还是感到了极大的压力。“好了，”他最后扫了一眼众人，然后把身子向椅背上靠了靠，“大家有什么意见，现在可以发表了。”

　　他的话音刚落，汪小小带头发言，表示支持。“打不过还打，这不是找死吗？”他说，“跟着蒋主席是救国，跟着汪主席也是救国，这有啥区别？只要反共就行。我汪小小跟共产党誓不两立。咱们都听总座的，这错不了。日本人来了，这霍川还是咱们的天下。”

　　他的发言结束后，关大同也跟着表态，支持反共救国，并盛赞总座审时度势，择良木而栖，是英明之举。

　　彭兆栋脸上现出了满意的神情。他看了一眼胡宣武，只见胡宣武低着头不吱声。按照以往的情况，这种场合第一个发声的往往不是别人而是他。但这一次，他却沉默了，这多少让人有些意外。

　　汪小小和关大同发言后，会场便沉默下来。有人看看胡宣武，又看看龚雨峰，三个师长中已有一个表态，下边就看他们的了。

　　可他们都不说话。

　　时间仿佛停滞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小姑爷爷终于站了起来：“总座，你这样做考虑过后果吗？”彭兆栋扭过脸来，面无表情地瞥他一眼。“你想说什么？”他问。

　　“这是叛国，当汉奸，”龚雨峰说，“如果我们迈出这一步，那就万劫不复。不仅要遭到世人唾骂，而且还要被永远地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总座，你即便不为新八十二军考虑，也得为自己考虑。”他语调平静，但话语却十分尖锐，句句打在了彭兆栋的痛处。

　　彭兆栋坐不住了。

　　“够了！”他勃然大怒，“我早就知道你是共产党！你和贺文贤，还有贺廷勇，全是一伙的，你当我看不出来啊？”

　　龚雨峰知道他这是在转移视线，便紧扣刚才的话题继续说道：“总座，请你不要发火，我是为你着想，也是为八十二军着想，请总座三思！”

　　他的话刚说完，彭兆栋便大喝一声：“来人啊！你这是煽动军心，该当何罪？把他抓起来！” 两个卫兵闻令上前，走到我小姑爷爷身后。我小姑爷爷镇定地看着彭兆栋。“总座，”他说，“我想再说一句，悬崖勒马，回头是岸，现在还来得及。”

　　“带下去！”彭兆栋吼道。

　　卫兵们上前把我小姑爷爷押走了。此后，会场又是一片静默。彭兆栋看了一下怀表，此时已是夜里一点多钟了。屋外开始下雨了，雨声打在屋檐哗哗地响着。不一会儿，天上出现了闪电，并传来隐隐的雷声。气氛变得极为压抑和沉闷。

　　“还有人要说话吗？”彭兆栋问道。

　　无人应答。

　　“那好。”彭兆栋摆了一下手，示意彭青宣

　　读反共救国通电。就在这时，一个团长站了起来。

　　“总座，我能说一句吗？”

　　彭兆栋皱起眉头看着他，没有说话。那个团长是三一一師的老人，跟随彭兆栋多年，名叫焦长贵。他似乎有些紧张，支吾了两下，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说吧。”彭兆栋不悦地哼了一声。

　　焦长贵站了起来。他脸色苍白，战战兢兢，看得出他一直在犹豫中挣扎。在彭兆栋允许他说话后，他反倒显得迟疑起来，或许是为自己站起来感到后悔也未可知。但此时已没有退路，只好硬起头皮，鼓起勇气说下去。

　　“这个，”他说，“这不是投降吗？”由于紧张，他头上开始冒汗了，话也说不下去了。彭兆栋不耐烦地问：“你说完了吗？”

　　焦长贵用力地咽了两口唾沫，看了看周围。他似乎想打住不再说了，又似乎觉得有必要把话说完，于是再次鼓起了勇气。“咱是中国人……”他结结巴巴地说，“我这个……我不能当汉奸……”

　　彭兆栋神经质地抖了一下，脸像打了霜似的唰的一下变得惨白。“很好，”他说，“你过来。”

　　焦长贵从座位上走了过去。

　　“你跟我多少年了？”他问道。

　　“十一年。”

　　“很好，”彭兆栋又说了一句，然后不紧不慢地拔出手枪，哗的一声拉开了保险，“你能再说一遍吗？”他龇起牙齿，冲焦长贵笑了一下。

　　焦长贵看着乌黑的枪口，眼睛里闪出了恐惧的目光。

　　“说啊！”

　　“我……我不想……”他的话音没落，彭兆栋手中的枪已响了起来。

　　焦长贵应声倒下。

　　“总座，”这时，胡宣武喊了一声，扑通跪下来，“总座，你不能这样啊，我求你了……”彭兆栋火冒三丈，上前猛踢了他一脚。“你个死胖子！”他大声吼道，“你想坏我的大事吗？”胡宣武低下头去，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彭青赶紧上前把他扶起来，拉了出去。

　　当天晚上，新八十二军的各师师长、团长，除了龚雨峰和死去的焦长贵，分别在反共救国通电上签了名。按照计划，日军将于三日后，即四月五日清明节开赴霍川，与新八十二军会师。届时新八十二军将发表通电，脱离重庆政府。

　　然而，就在通电签署的第二天晚上，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

　　彭兆栋的计划一下子被打乱了。

　　第十五章 小姑爷爷 | 1940年

　　一

　　汪府爆炸案引起了极大震动。彭兆栋从睡梦中惊醒，慌慌张张地跳下床来，一边穿衣服，一边大叫来人。彭青匆匆赶来了。他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按照彭兆栋的吩咐，一边下令关闭司令部大门，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一边给卫队团孟团长打电话，要他立即派兵拱卫总座，而后又传令驻守城外的三一一师胡宣武部立即派兵增援。忙乱了好一阵，才慢慢稳定下来。

　　天亮时分，终于搞清了情况。孟团长前来报告说，是汪府发生爆炸，汪小小和卫树森都被炸死了。彭兆栋吃了一惊，这是谁干的？居然在戒备森严的霍川城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是新四军？还是一七四师？抑或是桂系？那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而且事情不早不晚偏就发生在他即将投敌的前一天。难道说消息走漏了？这是一个警告？

　　昨天夜里，“和平救国通电”签署后，彭兆栋便采取了一系列严密措施，包括关闭城门，白天增设关卡，夜晚实施戒严，同时派出巡逻队，不间断地在大街小巷进行巡查。除此之外，他还派兵控制了县府，查封了CC皖西站霍川办事处。对于出席会议的师团长，在这之前已要求他们把眷属送进城里，名为保护，实为人质。所有这些，在他看来，已做得万无一失。然而，汪小小还是在他的眼皮底下被炸死了。

　　这事发生后，彭兆栋忽然大感不安。他一边下令彻查此事，一边去把顾希丞请来商议。顾希丞来到霍川后，化名俞吉年，公开身

　　份是做木材生意的老板，先是住在司令部，但为了减小目标，特别是吕韬来查问之后，彭兆栋便在天后宫后边的七桂巷找了一处宅院，安排顾希丞一行住了进去，并在院内架设电台，随时与日军联系。

　　顾希丞来到司令部，也惊疑不定。昨夜的爆炸声也把他惊醒了，此后他惊疑不定，一直没再睡，连忙派人去找彭兆栋询问，后来听说汪小小被炸死了，同样大感惊诧。

　　“究竟出了什么事？”他问彭兆栋。彭兆栋说正在派人查。两人坐下来，分析了种种可能，越分析越觉得可疑。“会不会走漏了风声？”顾希丞担心道。彭兆栋也说不准。也许是，也许不是，不过如果走漏了风声，他们首先要炸的不是汪小小而应该是他才对。“说得是啊。”顾希丞大口抽着烟，百思不解。两人商议了一阵，一时难以找到答案。“不能再等了，”彭兆栋说，“夜长梦多，我看这事得提前。”

　　“你是说今天？”顾希丞说。

　　“是的。”彭兆栋说。

　　“开什么玩笑？”顾希丞说，“这怎么可能？”

　　按照原定计划，日军开赴霍川的时间定于四月五日清明节，如果提前至今天，显然来不及。彭兆栋说哪怕提前半天也好，他坚持要顾希丞与日军联络，但日军的回电否定了他的想法。来电称，计划无法改变，且情况不明，贸然提前，乃兵家大忌，决定仍照原计划执行，并要求彭兆栋迅即查明情况，随时报告。

　　吕韬接到彭兆栋投敌的消息是在四月三日傍晚。他刚吃过晚饭，正在院子里散步。暮色已经降临，晚霞的余晖映照着大地。梁副官报告说，新四军的史政委来了。他有些意外，转身迎了出来，只见史传洲正从门外的台阶上快步走上来。不远处，他的警卫员正在门前拴马。两匹马浑身湿漉漉的，不停地甩着脑袋，打着响鼻，看样子跑了很远的路，而且跑得很急。

　　吕韬笑呵呵地迎上去，与史先生相互寒暄。自从停战协定签订后，新四军说到做到，积极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主动配合各部友军，同时提供情报共享。在相互合作中，史先生的开诚大度和精明干练也给吕韬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共产党不简单啊，”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正是因为有不少像史传洲这样的人。”

　　史先生是从上渡口驻地赶来的，一路上快马加鞭，一口气狂奔八十多里路，路上连口水都顾不上喝。他风尘仆仆，脸上满是灰土。吕韬令人打来水，让他洗一洗，可他顾不上了，摆着手说：“我有重要的事情。”

　　其实，不用史先生说，吕韬也猜到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而且事情肯定很紧急，否则，史先生不会亲自赶来。

　　果然不出他所料，史先生的话让他大吃一惊。

　　“什么，彭兆栋投敌了？”

　　“是的。”

　　“这消息可靠吗？”

　　史先生点点头。他把昨晚彭兆栋召开会议签署附逆通电的事告诉了吕韬。这消息太令人震惊了。吕韬坐不住了，在屋里来回走动。过了一会儿，他问史先生消息是从何而来，史先生回答是从新八十二军内部。吕韬的表情似乎有些迟疑。“能具体点吗？”他问道，并在椅子上坐下来，看着史先生。“这事错不了。”史先生告诉他说，武汉绥靖处来的那个顾问，一直待在城中，他们还带了电台，与日军随时保持联系。就在昨晚彭兆栋在军官会议上公开宣布投敌了，这事的严重性不言而喻。“得赶紧设法，”史先生强调说，他之所以亲自赶来，就是因为事关重大，刻不容缓，“必须尽快制止他们，”他说，“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吕韬陷入了沉思。史先生的话言之凿凿，不容置疑。而且他说到电台，这与袁幼鸣报告城内有不明电台活动的情报不谋而合。不过，共产党与彭兆栋有过节，他们的话能信吗？早在这之前，新四军就曾提供情报，说日伪派员潜抵霍川，秘密策反彭兆栋。他去问过彭兆栋，彭兆栋矢口否认。当时他将信将疑，打算进一步观察。现在，史政委又送来了情报，它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大？吕韬一时无法判断，但是有一点他必须重视——如果情况准确的话，那么这事已相当严重，不容半点

　　迟疑。

　　“他们何时行动？”吕韬问。

　　“这个还不清楚，但肯定是快了。”

　　“好了，我知道了，”吕韬站起来说，“史政委，你一路上辛苦了，先去休息吧。”

　　“这事不能耽误！”史先生提醒道。

　　“嗯，我明白。”

　　史先生走后，吕韬叫来参谋长苏万全商量，两人都感到事关重大。吕韬吩咐梁副官立即打電话给县府，找县长庞金玉——庞金玉是桂系派去的县长。桂系掌权后便换掉了袁幼鸣，袁幼鸣则由CC重新安排，改任新成立的皖西站站长——电话那边回答，县长身体有恙，回去休息了。“给我接他家中。”梁副官说。

　　“线路坏了。”

　　“马上去找！”吕韬抢过电话令道。

　　“你是谁？”

　　“我是吕韬。”

　　“是，吕长官。”对方答道。

　　放下电话，吕韬又让梁副官分别给前方各部队打电话，了解新八十二军动向。回答是并无异常。他又让梁副官给保安处打电话，找汪小小。对方守机的回答，汪处长正在府中办寿。吕韬气得骂道，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办寿？办你妈的鬼啊！

　　他又等了一会儿，看了看表。时间过得飞快，转眼过去一个多小时了，庞金玉仍然没有回电。他又让人催，回答是庞县长病得太重，无法起身，有什么话可以由他们转告。吕韬又气又急，冲着话筒喊：“你去告诉他，就是爬也要给我爬过来！”

　　但是，庞金玉仍然没有回电。又过了半个小时，他让梁副官再打电话，竟然连电话也打不通了。这太不正常了！

　　吕韬在屋里焦虑不安地转着轱辘，心里思忖着拿不定主意。电话铃这时响了。是袁幼鸣打来的。他报告说，已查清不明电台的位置，是在天后宫的七桂巷一带，那里有新八十二军把守。“天啊！”吕韬差点叫起来，“他们果然是一伙的！”

　　接下去，袁幼鸣又报告了一个情况：昨夜，霍川城发生剧烈爆炸，原因不明，他想了解情况，但从今天早上开始，CC霍川办事处却失去了联系，怎么也联系不上。他派人去城里，直到现在也没有回音。据说城门紧闭，只准进不准出，好像出事了。

　　“妈的！”吕韬骂道，“看来彭兆栋真的在搞鬼！”他不再怀疑自己的判断，让梁副官马上把史先生请来商议。

　　四月四日中午，彭兆栋接到了联合指挥部苏参谋长的电话。当时，他的手下正在全城搜索，查找爆炸案的线索。他原以为爆炸是有人趁汪府办寿时混进汪府搞的，直到发现了万盛源麻行的地道，才知道炸药是从地道运进汪府的，彭兆栋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太恐怖了！

　　这个李老板是什么来路？居然不声不响弄出这么大动静。特别是那地道，如果从万盛源麻行开办算起，前后挖了近一年零两个月，竟无人发现。彭兆栋越想越怕，更担心自己也遭此厄运，于是下令急调一个工兵连进城，在司令部周围挖起深沟，防止有地道通到司令部下面。

　　就在他紧急布置这件事时，苏万全的电话打来了，通知他来指挥部开会。此时联合指挥部已从麻埠镇前移至霍川城以西的龙王庙，距县城约五十华里。彭兆栋问会议什么内容，苏参谋长说是关于下一步作战方案的部署。“好，”彭兆栋说，“我派人参加。”

　　“副座，”苏万全强调说，“总座吩咐了，这次会议十分重要，务请亲自发驾。”

　　哪知彭兆栋一听便推辞了。“哎呀，这可咋办啊？”他说，“眼下我可走不开啊。”理由是：昨天城里发生爆炸，人心惶恐，他正在亲自查办。

　　关于爆炸案，吕韬已有所闻。昨夜的爆炸惊天动地，十几里之外都有感觉。虽说封闭了城门，但各种传闻早已沸沸扬扬。吕韬曾让梁副官打电话询问情况，得到的回答是有人搞破坏，正要查办。

　　彭兆栋没有如实报告真相，是不想引起上边的注意。四月二日，当他决定发表“和平通电”后，便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是封锁县府，软禁了县长庞金玉;

　　二是端了官盐巷十二号，这里是CC皖西站霍川办事处，拘捕了全部人员，切断电话，并查封了电台。难怪吕韬找庞县长找不到，而霍川办事处也失联了。

　　彭兆栋早知道县府有桂系的耳目，而CC也一直暗中在监视他，因此在行动开始后便马上把这两处控制起来。

　　现在，离行动开始只有十几个小时了，只要能安然度过便大功告成。因此，彭兆栋格外谨慎，在这个时候，吕韬通知他去开会，他当然不会去。

　　苏万全说了半天，也未能说服他，只好说他向总座报告。过了一会儿，苏万全的电话又打来了，说已请示总座，总座的意见是这次会议很重要，还是务请副座亲自发驾。但彭兆栋依然推托，不肯去。这时，话机里传来吕韬的声音。

　　“佐青兄，是我啊。”

　　“啊，是总座。”彭兆栋毕恭毕敬道。

　　“这个会你得来啊，”吕韬说，“因为会议很重要，有些事我还要当面和你说。”

　　彭兆栋一听吕韬亲自发话了，便有些为难。但他仍然不想去，便又陈述了理由，说明实难脱身。吕韬有些不高兴了：“那你说怎么办？要不我去你那里开？”

　　“这个最好。”彭兆栋马上接话道，如果会议到霍川城来，这里是他的地盘，安全便有了保障。但吕韬这时又说：“不行，你那里不是刚发生爆炸？”

　　“没事的，”彭兆栋说，“报告总座，我已控制了局面，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這话显然有些矛盾，刚才他还说发生爆炸案，正在清查，怎么现在又成了尽在掌握之中，彭兆栋正想找点话圆场，好在吕韬并没在意。“哎呀，”他咂了一下嘴说，“去你那里倒是方便，只是有人未必肯去啊。”

　　彭兆栋一听便知道他是说漆胜发，便道：“你说漆秃子吗？他怕什么？难道我还能吃了他不成？”

　　“不是这样说，”吕韬在电话里沉吟了一会儿，“这样吧，你让我再想想。”

　　放下电话，又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再次响起。

　　“老彭啊，”吕韬在电话里说，“我看这样吧，会议改在双流镇吧，这里离大家都近，来去也方便。”

　　“好，好啊。”彭兆栋连声答应。

　　双流镇是新八十二军第三一一师师部所在地，这里是胡宣武的地盘，彭兆栋完全可以放心。

　　“那你做好安排吧。”吕韬说。

　　“是，遵命。”

　　放下电话，彭兆栋点起烟，忽然得意地笑了。

　　二

　　下午六点，彭兆栋来到了双流镇。他随身带了一个连的卫队，由卫队团孟团长亲自率领。日头西沉，夕阳的红光正在远山上慢慢淡去。天色渐暗，路旁的柳树和竹木摇摆着，散发着雨后清新的气息。彭兆栋骑在马上，他的身后跟着副官彭青，孟团长则带着人在前边开道。杂沓的脚步声不时惊动起树丛中的飞鸟。它们扇动着翅膀，在黄昏的天空下打着旋，仿佛正在不安地四处打量。

　　胡宣武已经站在镇前迎接他了。他的身后跟着副师长、参谋长以及六七个高级军官。他们身着呢制军服，站成一排。镇子周围早已布好了警戒线，触目可见全副武装的士兵，身上黄色军服表明他们都是三一一师的士兵。

　　彭兆栋一伸腿下了马，把马缰绳递给身后的卫兵，又用手中的马鞭敲了敲黑漆皮靴上的灰尘，然后挺了挺腰向前走去。胡宣武和军官们纷纷上前向他敬礼致意，彭兆栋摘下白手套，朝他们摇了两下，算是还了礼。

　　“他们都到了吗？”彭兆栋问道。

　　“吕长官到了。”胡宣武回答。

　　彭兆栋点点头。他们一起向镇内走去。“你都安排好了吗？”彭兆栋又问，声音压低了一些。胡宣武会意道：“是的，请总座放心。”

　　彭兆栋满意地点点头。

　　胡宣武是他的老部下了。几十年来鞍前马后，对他言听计从，虽说才华有限，但其忠诚毋庸置疑。这一点得到了彭兆栋的充分信赖，被视为左膀右臂。不过，这次他的投敌计

　　划，他一直表示反对，以至于为了确保计划顺利进行，彭兆栋起先不得不瞒着他，直到付诸行动前才告诉他。虽然他不得不服从，但情绪十分抵触，在彭兆栋开枪杀了焦团长，他还忍不住，当众跪下来进行劝阻，这让彭兆栋大为光火。

　　散会后，他把胡宣武叫来，大发雷霆，还扇了他两个耳光。“你连老子的话也不听了，反了不成？”他说，“你还是不是我的兄弟？”然后大声训斥，说他差点坏了大事。胡宣武不说话，只是流泪。彭兆栋只好劝他说，这只是权宜之计，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如果和日本弄不来，咱们再和他掰也来得及。又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别管那么多，不论走啥道，生存是最重要的。他还说，拿命去拼不值得，你死了，你老娘、小孙女怎么办？“别他妈的像个娘儿们似的，”他最后说，“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咱们多年的兄弟，这个时候你不帮我谁帮我？”他连哄带劝，极力拉拢，总算把胡宣武说服了。

　　尽管出现了以上插曲，但彭兆栋对胡宣武的信任并未消减。因此，吕韬提出要来双流镇开会，他马上答应了，而且求之不得。“这可是个送上门的好机会。”他随即想到可以唱一出鸿门宴，把所有开会的人，包括吕韬在内全都扣下，作为送给日本人的一份大礼。如果成功的话，这可是大功一件。想到这里，他好不得意，立即致电胡宣武，要他做好准备，到时一切看他眼色行事。

　　双流镇不大，只有一条街。沿街往前走，不到几分钟便看见了镇公所的房子，胡宣武的师部便设在那里。彭兆栋以前来过这里，熟门熟路。远远看去，镇公所门前站满了警卫，在不远处还有一些穿着各种颜色军服的军人正在休息，其中有桂军的，也有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都是跟随长官来的警卫人员。他来到镇公所门前，孟团长这时已带着警卫连跟了过来，并撤开警戒线。彭兆栋信步走向院中，卫兵们纷纷向他敬礼。彭兆栋看也不看，目不斜视，黑亮的皮靴踩在石子铺的地面上发出嘎嘎的响声。

　　胡宣武跟在他的身后，伸手示意了一下会议室的方向。这是朝东的一间大房子，十分宽敞，里边摆了会议桌，周围是一些椅子，墙上挂了作战地图。彭兆栋走了进去，看见一屋子军官或坐或站，三三两两地在那里说话。他们看见彭兆栋都迎上来敬礼、握手、寒暄。彭兆栋打量了一下，其中有桂军的将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几个团长，还有新四军独立团政委史传洲、联军司令贺文贤，但却没有看见漆胜发。“这家伙哪儿去了？”他正想着，门外有人喊了一声：“吕长官到！”

　　众军官纷纷肃立，举手敬礼。吕韬笑吟吟地走了进来。他的身后跟着苏参谋长和梁副官。他扭头看见彭兆栋站在那里，便径直走过去，向他打招呼说：“你老兄终于来了。”彭兆栋说，吕长官恕罪，兄弟来晚了，有失远迎。吕韬笑道，不必拘礼，诸位就座吧。说着，在梁副官的引导下在正中的位置上坐下来。

　　军官们入座后，会议就要开始了。彭兆栋仍然没有看见漆胜发。“漆师长呢？”他问道。“他有事，来不了了。”吕韬说。

　　“妈的，”彭兆栋在心里骂道，“算这小子命大！”正想着，会议已经开始了。吕韬简单讲了几句开场白，说明今天请大家来开会，是有重要的事情。彭兆栋漫不经心地听着，忽然吕韬脸色一变，说道：“敌人就要进攻了，大敌当前，我们中居然有人要叛变投敌，诸位知道吗？”

　　他的话音刚落，会场便一片哗然。众人大惊失声，彭兆栋心里也扑通跳了一下。正惊疑间，又听吕韬说：“彭军长，请你解释一下。”

　　“我……”

　　“是你！”

　　“我不明白。”

　　“那我问你，听说武汉派人进了城，有这事吗？”

　　彭兆栋屁股像是被钉子扎了一下，叫起来：“吕长官，你这是何意？”

　　“我正要问你呢？”

　　“问我什么？”

　　吕韬冷冷一笑，语调开始咄咄逼人。“顾希丞是什么人？通电是怎么回事？请你当着大家的面讲清楚。”此话一出，彭兆栋便知事情泄露了，脸上顿时像淋了猪血似的变得十

　　分难堪。“你在胡说什么？”他猛地从椅子上弹起来大声叫道。

　　“究竟有没有这事？”吕韬不为所动，声音更加严厉，“据说昨晚，你胁迫部下签署了附逆通电，还打死了团长焦长贵。我没说错吧？”

　　彭兆栋一下子蒙了，半天说不出话来。由于事发突然，且在意料之外，他猝不及防，一时间有些乱了手脚。但他很快恢复了镇静，想到这里是老子的地盘，怕个鸟啊？“吕长官，”他说道，“我要提醒你，说话注意点，可别咬了舌头。”

　　吕韬笑道：“这么说，是有这回事了？”

　　“那又怎樣？”彭兆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仰起头，眼睛朝上一翻。“既然你已知道了，那也不用再瞒着了。”他恶狠狠道，“就在明天，日本人就要过来了，你们全完了！如果不想死，那就趁早识相点！”

　　吕韬一拍桌子：“大胆！”

　　他的话音刚落，门外便拥进来几十个军人。他们穿着桂军蓝色的军服。彭兆栋忽然大笑起来：“你们想干吗？”

　　吕韬说：“彭兆栋，你知罪吗？”

　　“哼，”彭兆栋说，“笑话！谁敢在这里撒野？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说着，大喊一声，“来人啊！”可门外竟然没有动静。

　　他又叫了一声。

　　还是如此。

　　“宣武呢？”他扭头去找，可不知什么时候胡宣武早已不见了踪影。

　　“坏了！”彭兆栋暗叫一声，伸手要掏枪，身后的两个军人马上扑上来，拧住了他的手臂。彭兆栋大喊道：“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带下去！”吕韬面无表情地挥了一下手。几个军人上前连拉带拽地将其拖出会议室。彭兆栋大叫：“来人啊！来人……”他的喊声一路向后院响去，越来越小。几分钟后，突然传来了两声枪响。

　　等到胡宣武赶去时，彭兆栋已像死猪一样栽倒在地上。

　　这个结果出乎胡宣武的意料，也出乎我爷爷和史先生的意料。

　　昨天晚上，吕韬确信史先生的情报无误后，便赶紧找史先生前来商量。参加商量的还有参谋长苏万全和梁副官。大家一致认为要想尽快控制局面，只有控制住彭兆栋，才能解除危机。他们商量了好几个办法，包括调兵围住霍川城，但都无法令人满意。最后，梁副官提出以开会的名义将彭兆栋调出来，然后实施抓捕。

　　问题是，这个办法好是好，彭兆栋能否前来却无法保证。

　　“这个彭老栋一向鬼精鬼精的，”苏万全说，“你现在让他来龙王庙开会，他能来吗？”

　　“那也不一定，”梁副官说，“如果让吕长官亲自给他打电话，他敢不来吗？”

　　苏万全摇头道：“别的不怕，就怕他起疑心。”

　　“是的。”吕韬认为苏万全的话有道理，彭兆栋老奸巨猾，不会轻易上当。“那该怎么办？”梁副官也没了主意。

　　这时史先生开口了。“也许，”他说，“咱们可以换一个地方。”

　　“换地方？”吕韬说。

　　“是的。”史先生说。在他看来，要想打消彭兆栋的顾虑，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他认为安全的地方，他才有可能来。

　　“不错。”

　　“有理。”

　　众人都表示赞同，那么，哪里最合适呢？几个人想了几个地方，都认为不妥，最后还是史先生提到了双流镇。

　　“那是胡宣武的地盘。”

　　“这能行？”

　　“他可是彭兆栋的亲信。”

　　对于这个提议，无论吕韬，还是苏万全、梁副官都表示存疑。但史先生觉得可以试一试。他说了自己的理由，认为胡宣武因为家小多人死于敌手，他痛恨日军，反对彭兆栋投敌，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其实，这些年，新四军一直在做胡宣武的工作，利用他对日本鬼子的仇恨，说服他团结抗日，因此他对新四军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史先生多次给他写信，除了自己亲自拜访，还通过我爷爷与他联络。胡宣武与我

　　爷爷相识多年，虽然恩怨不断，但并无根本利害冲突，就私人感情而言还算不错。因此，史先生通过我爷爷做他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这次彭兆栋投敌，据新四军掌握的情报，胡宣武并未参与，而且一直反对，就在彭兆栋宣布投敌的那天晚上，他的态度仍然是不支持的。

　　综合以上情况判断，史先生认为如果从他身上打开缺口不是没有可能。

　　吕韬默然良久，虽然他对史先生的提议并不十分有把握，但眼下一时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便同意試一试。与此同时，他也做好了两手准备，令苏万全马上调集军队，如果此法不行，便武力解决。

　　当天晚上，史先生便赶往双流镇，同时派人通知我爷爷一起前往。他们赶到双流镇已是夜里一点多钟了。胡宣武从被窝中爬了起来。得知史先生和我爷爷的来意后，大吃一惊。尽管他起先犹豫不决，但最后还是同意了。

　　据我爷爷回忆，他们当时对胡宣武说，如果你们投敌附逆，不仅要被全国人民指着脊梁骨骂，而且你死去的家人地下有知，也不会原谅你。提到死去的家人，胡宣武顿时泪流满面。他说他也反对投敌，可彭兆栋毕竟是老长官，他不能不听他的。史先生说，你以为这样是帮他吗？不，你这是在害他，害八十二军一万多名弟兄。

　　凌晨三点，胡宣武终于做出了决定。“好吧，”他说，“但我有一个条件，你们要答应。”

　　“什么条件？”

　　“你们打算如何办他？”他指的是彭兆栋。

　　史先生说：“这得上面来决定。”

　　“不行，”胡宣武说，“你们必须把他交给我。”他解释说，他已对不起大哥了，不能再让他受到惩罚。

　　史先生点点头说：“好，我们会把你的意见转告吕长官的。”

　　第二天，计划如期执行。在这之前，吕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紧急调集桂军、东北军和西北军共十二个团秘密围住了双流镇，同时通知暂编一七四师做好增援准备，以防情况有变。结果，一切顺利。唯一让人意外的是，吕韬下令将彭兆栋当场处决。事前，史先生曾向他报告过胡宣武的要求，他当时也答应会考虑，没想到却没有兑现承诺。

　　这让我爷爷有些无法交代。据他说，那天的行动事前做过周密的安排。开会前，卫队团孟团长便被请进了另外一间房子，控制起来，彭兆栋带来的卫队连也被调开了。胡宣武则在会议中途躲了出去，因为他不忍面对彭兆栋被抓，更害怕自己动了恻隐之心，临时动摇。及至听到后院传来枪响，才意识到事情有变。等他赶到后院时，彭兆栋已经倒在血泊中，他身中两弹，一枪打在后胸，一枪打在后脑勺上，早已咽了气。胡宣武当即扑上去哇哇大哭。他责怪我爷爷和史先生没有兑现承诺，又骂自己对不起大哥，害了老上司。一干人纷纷前来劝他，他们把他拉到房间里。吕韬也亲自前来解释，认为这么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毕竟彭兆栋在新八十二军经营多年，党羽甚多，只要他不死，恐怕就会多事。“可你们答应过我的，”胡宣武叫道，“不能说话不算话，这让我今后如何做人？”吕韬回答：“大敌当前，非如此不可。”胡宣武伤心不已。事后他对我爷爷说，如果他知道会杀了彭兆栋，他绝不会答应他们。然而，事已至此，也无可奈何。

　　当天晚上，吕韬宣布胡宣武为新八十二军军长，龚雨峰为副军长，令他们立即处理善后，稳定军心，准备迎敌。

　　三

　　我小姑爷爷被释放了。

　　胡宣武回到霍川城，第一件事就是放了龚雨峰，请他出来共主大计。其时，胡宣武尚未从彭兆栋的死中回过神来。面对乱局，他一筹莫展，无从下手，龚雨峰来了后他才安下心来。我小姑爷爷不愧是个将才。他临阵不慌，镇定自若，连续发出七道命令。特别是第一时间逮捕了顾希丞等人，查封了电台。他们还把关大同召进了城里，宣布了处决彭兆栋的经过，关大同吓得面如土色。当龚雨峰问他何去何从时，他说他也不想投敌，这都是彭兆栋逼的。“我听你们的。”他当即表态说。

　　顾希丞被抓后，吓得要死，立即交代了敌人的全部计划，并表示愿意配合。据其供述，日军将于次日清晨从驻地出发，路线是由八道沟进入霍川，与新八十二军会合。八道沟位于马头山和东阳关之间，属于新八十二军的防线。这里是一条长十余里的深沟，路宽不足两米，两边多是十数米高的山崖，道路狭窄，其间经过八道山卡，故名八道沟。按理，这样的地形并不利于进攻，反倒易于被伏击，但日军选择这里，一是因为此道距霍川最近，可以迅即抵达;二是沟地较为隐蔽，不易被发觉，可以出奇制勝。至于被伏击的危险，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这里是新八十二军的防地，由他们里应外合可保无虞。

　　当时，已是夜里十二点多钟了，留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了。龚雨峰一边电告联合指挥部，一边紧急部署：一、由他亲率新八十二军新兵师三个团、第三一一师一个团和第三一二师两个团，共计六个团连夜开赴八道沟伏击日军;二、由胡宣武率第三一一师两个团驻守霍川城，以固后方;三、由关大同率第三一二师一个团驻守东阳关，以固侧翼。

　　部署完毕，连夜开始行动。与此同时，通知驻扎在上渡口的新四军独立团和联军协同作战。

　　一九四○年四月五日，霍川保卫战打响了。上午十时左右，部队分别赶到指定位置。据我大伯说，他们带队赶到一道沟时，来不及挖工事，敌人就出现了。这是日军第六师团的梅田大队。走在前边的是三十多人的骑兵小队，之后是两个战斗中队，最后是辎重队，共计五百余人。

　　按照事前分工，新四军独立团负责第一道沟，我爷爷的联军负责第二道沟，新八十二军负责剩余地段。日军大摇大摆，十分松懈，他们以为有新八十二军内应，占领霍川轻而易举。当然，他们并不知昨晚发生的一切。当他们进入伏击圈后，史先生下令开火。枪声一响，整个八道沟伏兵四起。枪声、炮声和手榴弹声响成一片。日军遭到突如其来的打击，一时晕头转向。由于地形不利，他们死伤惨重。梅田下令突围。中午十二点，日军的飞机赶来支援，频频扔下炸弹。我军阵地上硝烟弥漫，很快成了一片火海。借着飞机的掩护，日军开始向沟口退去。

　　他们边战边退，连续向驻守一道沟的独立团阵地发起冲击。由于敌军的辎重队一开始就被独立团打瘫了，大批车辆和物资堵住了狭窄的通道，使敌人难以前进。他们被迫转向二道沟，试图从那里打开缺口。敌人飞机开始集中轰炸二道沟，日军组织力量连续发起猛攻。二道沟是联军阵地，我爷爷指挥部队奋力还击。战斗中，参谋长曾灏、政治部主任楚天达先后阵亡。我爷爷也负了重伤，胸口被弹片击中。小武爷要把他背下去，他气得大骂，坚持坐在担架上指挥战斗。正在危急之时，我大伯带了一个营赶来支援，他才松了一口气。“你小子，”他看着我大伯说，“别让小鬼子跑了！”我大伯连声说是，看着他浑身都是血，就像个血人似的，我大伯心疼得眼泪都流了下来。“爹，”他说，“你放心，有俺哩。”我爷爷听了这话，才闭上眼睛，昏迷了过去。

　　我大伯带领部队立即投入战斗，死死地堵住敌人。两个小时后，新八十二军的增援部队赶到，彻底击溃了日军。

　　八道沟伏击战从上午十时一直打到晚上六时，前后八个小时，除了部分日军从三道沟的豁口逃窜外，歼灭日军四百余人，梅田少佐也在战斗中毙命。此战，史称八道沟大捷，是霍川抗日战争以来打得最漂亮、歼灭日军最多的一次战役。

　　战后，第五战区嘉奖了参战部队。新四军首长也来电表彰独立团和联军。我爷爷因为重伤，被送往延安养伤，联军正式编入新四军独立团。

　　不过，此战最大的功臣当数龚雨峰，只是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包括我爷爷和我大伯在内。

　　四月二日晚上，龚雨峰因为反对投降通敌，被彭兆栋下令带走，关押在卫队团的营房里。当时彭兆栋还没想好怎么处置他。夜里十一点钟左右，团长孟彬来看他。这时，彭兆栋召集的附逆会议已经结束。从孟彬的口中，他得知了会议的情况。“你也签名了？”龚雨峰问他。孟彬点头。“大家都签了。”他说。

　　“不是所有的人。”我小姑爷爷纠正他说。

　　孟彬无语。“是的，”他说，“除了你，还有焦长贵。”

　　“长贵是个好样的！”龚雨峰说。

　　孟彬再次无语。他低下头，好长时间不说话。孟彬和焦长贵当年都是长江上游警务旅的兵，由于作战勇敢，表现出众，他们还一起被送入随营军官培训队学习，龚雨峰做过他们的教官。后来，独立旅并入彭兆栋的警备师后，孟彬因救过彭兆栋的命，受到重用，被任命为卫队团团长。不过，他对我小姑爷爷依然十分敬重。当晚散会后他便来看望他，问他还有什么需求，只要他能做到的他会尽量去做。

　　龚雨峰被关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室内只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孟彬来了之后，站在那里，一直没有坐。晚上的会议让他很难过，尤其是焦长贵的死。“我也没办法，”他说，“我是军人，只能服从。”

　　“是吗？”我小姑爷爷说，“乱命不奉诏，古已有之，何况是叛国？”

　　孟彬无言以对。他的脸皮有些发烫，似乎感到了羞愧。龚雨峰这时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孟彬面前。“人各有志，我不怪你。”他说，“不过，这次我可能出不去了。”他停了停又说，“但我不后悔。”他的表情十分淡定。

　　孟彬低下头去，不说话。他心里很不是滋味。龚雨峰说得没错，这一次彭兆栋也许真的不会放过他。即便他想放，日本人也不会同意。

　　“好了，不说这些了。”龚雨峰抬了一下手，好像要拂去眼前的烦恼，“我已做好最壞的打算，别的都不想了，只希望你嫂子来一趟，我想见见她，就算是交代一下后事吧。”

　　孟彬不说话，好像有些为难。龚雨峰仿佛看出了他的心思：“那就算了吧，你要害怕，就算我什么也没说，你走吧。”说完，他走到椅子前坐了下来。

　　孟彬站在那里，默然了一会儿。

　　“好吧。”他说。

　　当天夜里，孟彬便派人把我小姑奶奶接来了。她见到龚雨峰便哭了起来，孟彬关上门，等在门外，直到抽完两支烟，我小姑奶奶才泪水盈盈地离开了。第二天一早，她便去了林记杂货铺。林老板对她的到来大感惊讶。“你就是飞鹰？”对上暗号后，他把我小姑奶奶带到了内室。这么多年来，代号飞鹰的情报员一直在暗中输送情报。他们联系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秘密联络点传送用隐语写成的书信，从不见面，除非万不得已。

　　据我小姑奶奶说，早在一九三二年，我小姑爷爷就加入了共产党，是由郑先滔和龚雨珠介绍的。这事一直秘而不宣，就连我爷爷也一直被瞒着。这些年，他一直在秘密为我党提供情报，包括在闽赣“剿匪”期间，多次使红军化险为夷。这次，顾希丞来霍川、彭兆栋暗中与日伪来往的情报都是他送出的。当然，这些我小姑奶奶也是以后才得知的。那天晚上，她见到我小姑爷爷后，龚雨峰嘱她立即去找林老板，转告彭兆栋投敌的情况。我小姑奶奶当时哭得像个泪人似的，什么也听不进去。龚雨峰急了。

　　“你想不想救我？”

　　“想。”

　　“那就记住我说的话。”

　　听了这话，我小姑奶奶才不哭了。据她说，由于心情紧张，她离开卫队团后竟把暗号给忘了，回到家中急得快要疯了，不过想了一晚上，最终还是想起来了。“谢天谢地，”她说，“亏得想起来，要不全完了。”

　　我小姑奶奶送来的情报至关重要。当她离开林记杂货店几个小时后，史先生便收到信鸽传来的情报，他连夜赶去龙王庙通知吕韬，这才制止了彭兆栋的投敌行动，取得了霍川保卫战的胜利。

　　我爷爷后来得知了这些事，十分感慨，也十分惋惜。在龚雨峰牺牲后，他曾写诗数首对其缅怀。其中一首如下：

　　将军百战献丹心，

　　忍辱藏锋十七春。

　　一缕白云骑鹤去，

　　山河壮丽颂忠魂。

　　尾 声

　　一九七八年，大地回暖，正在拨乱反正的

　　中国，春天已经来临。五月间，我爷爷病情加重，离开了人世。遵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将埋入霍川烈士陵园。下葬那一天，除了家人外，他的许多老战友都来送行。其中包括郑先滔夫妇、夏杰、卢庆竹、詹少成等。我爷爷在霍川保卫战中负伤后，被送往延安养伤。在养伤期间，中央领导曾多次去看望过他。此后，他加入八路军，南征北战，建国后被授予开国中将。

　　听到我爷爷病逝的消息，郑先滔不顾劝阻，执意要前来霍川，此时他已是九十二岁高龄。“文革”前，郑先滔曾在中央某部担任部长，此时已平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还有雨珠奶奶。他的身体看上去很硬朗，面带红光，虽然须眉全白，但思维敏捷，声音洪亮。我奶奶向他一一介绍家人。我大伯建国后被授予开国少将，与他一起获得少将军衔的还有夏杰、卢庆竹。我二伯抗战时参加革命，一直在部队从事通信工作，解放后曾任南方军区通信兵部副部长。我父亲也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他与我二伯一九五五年均被授予大校军衔。介绍到我时，我奶奶说：“这是我们家的笔杆子。”当时我在一家报社当记者，写过不少文章。郑先滔听了很高兴，说：“原来是个笔杆子啊。笔杆子好，你们贺家尽出武将，也该有一个文人了。”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又问我，你这个笔杆子，最近在写什么啊？我说没写什么，主要忙于工作。他就笑道：“我看你爷爷，还有你大伯，还有他们，”他用手朝夏杰、卢庆竹等人指了指，“这是现成的素材，我看就很值得写啊。”

　　夏杰插话说：“郑部长说得对，这是个好题材，还有大别山，这可是一块热土啊！”大家都说对。其实，人们这样说，也没有当真，但我却记在了心里。这么多年来，我陆续四处查访，搜集素材。一晃，又是四十多年过去了。这四十多年，国家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火热的生活让人目不暇接，每天都有新的题材、新的任务逼着我去追逐，去书写，直到退休后，我才静下心，开始写这部小说。

　　为此，我采访了许多当事人，走遍了霍川的山山水水，大牯岭、马头山、东阳关、五龙山，还有枫树湾、黄龙洞、八道沟等等，这些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我都去过。记得去八道沟是一个春天，我在当地文史办的同志陪同下，沿着当年的战场走来。山花烂漫，岁月静好，但崖壁上处处弹痕依稀可见，草丛中仍能找到锈蚀的弹片和弹壳。据文史办的同志介绍，当年霍川保卫战打得最激烈的地方是一道沟和二道沟。日军试图从这里突围，遇到新四军独立团和联军的英勇抵抗。他们还告诉我，我爷爷就是在这里负伤。

　　如今，这些早已成为过去。我们坐在山顶上向远处眺望，莽莽苍苍的大山一望无际，云海翻滚，天空高远。凛冽的山风，沿着峡谷浩荡而来，发出巨大的回声，仿佛群山在呼啸。我们任凭山风吹拂，好像又回到了那轰轰烈烈的昨天。

　　在采访中，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没有采访过史先生。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解放后，他曾任省政府副省长。我见他时年纪尚小，印象中他是一个性情和蔼的人。他在“文革”期间病逝。据说造反派中斗他斗得最凶的人是岳松。由于黄静雯的事，岳松受到影响，提拔很慢，后来又因作风问题被降级处理，“文革”时只是一个副处长。为此，他衔恨于史先生，进行报复。我大伯和卢庆竹都骂他是个小人。其实，史先生为了保护他尽到了最大的努力，但他却毫不领情。不过，“文革”结束后，他也受到应有的惩罚，死于狱中。

　　卢庆竹与我大伯关系最好。他们两家经常来往，后来卢庆竹的长子还娶了我大伯的次女，成了儿女亲家。夏杰曾与我大伯有过分歧，但后来他们并肩战斗，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我在采访他时，他对我说：“你大伯可是头犟驴，我差点毙了他，多亏史先生拦着，否则我军可少了一员战将喽。”说着哈哈大笑。

　　丫丫在解放后找到了。我大伯多次寻访，后来在霍川一户农民家找到了。那是一九六三年，当时丫丫已经结婚生子。名字也随养父母，改为贾小芳。据说，费伯母牺牲的第二天，这户农民上山砍柴，发现了丫丫。她被藏在一个山洞中——估计是费伯母把她藏在那儿，然后引开敌人跳崖而死——这户农民发现她后便把她抱回家抚养。在她的包袱中有

　　一块怀表，正是我大伯当年送给费伊蓉的。

　　我大伯再次见到丫丫，喜不自禁，同时又悲痛不已。他想把丫丫留在身边，以补偿这么多年失去的父爱，但丫丫在城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乡间。她说她不能丢下养父养母，现在他们年纪大了，需要她去尽孝。我大伯虽然舍不得，但还是支持她这样做。“这孩子懂事，”他对我说，“和她娘一样，是个善良的好人。”

　　如今，丫丫已经儿孙满堂。我采访她那一年，她已是六十多岁。自从得知生母是谁后，她年年都要去给费伯母上坟。说起往事，她并没有太多的悲伤，反倒是一副乐天知命的样子，令我唏嘘不已。

　　二○二○年的三月，我终于写完了这部小说。当我关上电脑，走到窗前，外边的灯光早已稀疏，远处的高架桥上只有少量的汽车还在行驶。此时已是深夜，周围一片寂静。我忽然感到了深深的遗憾，因为书中写的人已经全部离我而去了。我爷爷、我奶奶、我大伯、我小姑爷爷和小姑奶奶，还有郑先滔、史先生、夏杰、卢庆竹等等，都走了。一股深深的懊悔之情油然而生。我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抓紧，一拖再拖。如果能够早点写出这部小说，或许更有意义。可是，现在再想这些又有何用呢？

　　我还记得十年前，我最后一次去见我大伯。那是二○一一年，大伯已是一百零一岁高龄。他是他们那代人中最后一个离开我们的。当时，他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各种管子。由于严重的阿爾茨海默病，他已经不认人了，包括自己的孩子。我大伯在解放战争期间重新结婚，伯母是师部的电报员。她生了五个孩子，五年前先我大伯离世，享年八十四岁。

　　我走到大伯床边，握着他的手轻声唤他。他撩起眼皮看着我，目光茫然。他早已什么都不记得了，包括大别山、赤卫师、独立团，还有费伯母，所有这一切都从他的脑海中消失了，就像陷入一片混沌之中。我感到说不出的忧伤。如今，当我又想到这一幕时，在忧伤的同时又感到一丝欣慰。记忆可以忘却，但发生过的永远不会消失，这就是历史。

　　我站在窗前，沉浸在夜色中的宁静中，思绪穿越时光，好像飞到了久远的以前，耳边这时又回荡起山风穿过山谷发出的巨大的回声，仿佛群山在呼啸。

　　2020年3月26日初稿于合肥家中

　　4月29日修改

　　节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名小说

　　责任编辑 杨新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