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桂芝在火车站前等了很久，二姐夫，那个她只见过两面的，而且让她怀有强烈敌意的男人，却仍然没有踪影。
和她一起下车的几个人早已走光。寂寥而破旧的车站在暗金色的夕阳里颓废如一座断了香火的破庙。远处的旧宣传画牌子，被风撕去了上半部，恰好失去了工农兵的头顶，只剩下一张张咧着的大红嘴唇，显得怪异而夸张。站前广场上的地砖破碎了，像河滩上的卵石，大大小小，在迅速褪去的天光下凌乱如桂芝的心情。
桂芝在自己的行李上缓缓坐下，低头看着自己的花布鞋。鞋是临行前母亲和大姐为她赶着做的，母亲纳的鞋底，大姐裁的鞋帮。三姐曾努着嘴说：“做什么鞋呢，那边不是发劳保鞋？”母亲却平静地说：“总不如家里的好。”其实，全家谁也没有见到过传说中的劳保鞋，劳保鞋在他们家只是二姐勾勒出的美丽幻象。三姐哼道：“毁了我的被面。”大姐就赔礼似的笑笑。三姐把脸沉下，转身就走了出去，引得村上的狗吠成了一片。
现在，脚上的鞋经历了长途跋涉，蒙上了厚厚的灰土，花色已模糊不清。桂芝努力镇定着自己。她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回头的，哪怕那个二姐夫永远不出现，适应这座陌生的城市也是她唯一的选择了。就像上了岸的蛙，再想变回自由自在的蝌蚪，去水草间逡巡，已经是枉然。
父亲是木匠。在决定了桂芝命运之后的那个清晨，他阴沉着脸，从偏厦角落里那张三条腿的黄花梨八仙桌上又拆下了一条腿，不声不响地旋成了一根擀面杖。桂芝叫了一声爸，他并不回答，也不抬头。黄花梨在他的手下慢慢呈现出了美丽的花纹，好像在渐渐地苏醒，重新有了生命，有了生命的香气。桂芝看着，记起当年二姐走的时候，家里也有这一幕的，也是拆了桌子腿，也是旋了擀面杖。黄花梨八仙桌据说是解放前赵财主家的，是用了多年的破旧货，只有谭木匠识得，分浮财的时候悄悄扛回家。二姐带了那根擀面杖走了。而现在，二姐死了。
当时的桂芝看着忙碌的父亲，泪流满面。
不由自主地就把手伸进行李里，握住了那根圆润的棍子。仿佛是握住刀把或斧柄。一路上，桂芝已经很多次这样死死地把这东西握在手里了，她想杀人，想杀了那个二姐夫。她就是为要杀了这个人而答应嫁给这个人的。
没有人知道桂芝的想法。这个想法如一株毒蘑菇，在心的隐秘处悄悄滋长。哪一颗人心也有见不得人的死角，那里潮湿，阴暗，甚至散发着恶臭，却仿佛是自己也闻不见的。
唯一猜到桂芝心底秘密的却是小妹五儿。五儿比桂芝小了八岁。在生了四个女儿之后，绝望的父母本不想再要孩子，但五儿却在八年后悄然来临，如同一篇沮丧文章最后的那个句号，潦草而绝望。五儿是个骨瘦如柴的丫头，却会常常说出些莫名其妙的话，让人毛骨悚然。她那双深不见底的大眼睛盯住桂芝，慢吞吞地说：“你不会成功的。”当时正在收拾行李的桂芝停下手，问：“你说什么？”五儿就把眼睛移向窗外，仍然平淡无味地说：“你会和这个人过一辈子，尽管你可能会恨他一辈子。”桂芝的心咯噔一下，仿佛坠落在地，碎雖未碎，但裂痕是有了，而且深入骨髓。她盯着妹妹，许久才说：“你胡说八道。”五儿就疲倦地合起眼皮，低低地说：“走着瞧。”
现在，在行李里握着擀面杖的手已经汗湿，那黄花梨却依然圆润温暖。太阳已经失去了最后的耐心，扑通一声就跌到山的后面去了，把最后的光芒一并收起，任凭黑暗在人间开始肆虐。桂芝又出了一身的热汗，感觉里边的小衣服已贴在了后背上。她知道自己应该做出决定了，无论如何，她得自己找到那间工厂去。
二姐夫是那间工厂的工人。二姐嫁给他之后也进了厂子，成为谭木匠家唯一吃公家饭的人。可是，二姐命苦，结婚没两年，就死在了山沟里。
桂芝固执地认为，是二姐夫杀了二姐。桂芝一向和二姐关系最好，她不能接受二姐悲惨的命运。
其实在桂芝的印象里，二姐夫只是个模糊的影子。当年媒婆来为二姐说媒时，只说他是大工厂的工人，吃公家饭，而且那工厂是保密的，生产啥从来没有人知道。桂芝挽着二姐的胳膊，躲在窗外偷听，只感觉二姐的身子在颤抖，一种热辣辣的气息，在二姐的呼吸里蒸腾。这种蒸腾在二姐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二姐是姐妹中最柔弱的一个，她没有大姐的庄重，也没有三姐的尖刻，她有的只是单薄的身子和少言寡语的性格，因此她的婚姻是父母最操心的事情。而就在那一刻，桂芝知道，二姐是动心了。
其实，全家人都动了心。虽然要远嫁，但是会端上公家的饭碗，这让山村里的每一个人都艳羡不已。桂芝和二姐依偎在月光下的谷垛上，二姐低低地笑，说：“听说那边发鞋呢，叫劳保鞋。”桂芝问：“啥叫劳保鞋？”“劳保，就是都有的意思吧？在厂里干活儿的，都发。”劳保鞋就是在那一时刻，在洁白明亮的月光下，在姐妹的美丽憧憬中，扰乱了她们的芳心。而那个二姐夫，倒像是鞋的附属品，可有可无了。
二姐当年是半夜匆匆出门的。母亲不高兴，说：“黄花大闺女，哪有半夜出门子的？”媒婆说：“人家工厂就和部队一样，严着呢，就请了一天假，厂子安排车来接。坐屁股冒烟的车走，谁家的丫头有这么风光？”
桂芝就在那天第一次见到了二姐夫。月影绰约，灯影迷离，躲在门缝处的桂芝只看到那人个子不矮，有些瘦，叫爹妈的声音低沉沙哑。村里的人闻讯都赶来，院里院外人影幢幢，那人就淹没在人丛中了。偶尔地，走到灯亮处，桂芝就看见一张长脸，有尴尬的笑，还没有看清，就又隐匿了。等到桂芝想起去追汽车，那辆喘着粗气的解放卡车已经开出村口。她大声地叫：“姐！”也只听到二姐远远的回应：“桂芝，等我回来看你。”
二姐走了，再也没回来。听说怀了孩子，再后来，死了，孩子却活了下来。
来给家送信的当然是二姐夫。可桂芝没在家，在山上放羊。五儿跌跌撞撞地跑上山送信，如晴天霹雳般地打蒙了桂芝。等到她满脸是泪地冲下山来，二姐夫已经出了村口。远远地，桂芝冲着那瘦高的背影大喊：“你等着，我饶不了你！”
男人好像是停了一下脚，却没回头，走了。
全家人只有桂芝认定二姐的死和二姐夫有关。母亲哭着说：“可怜的孩子，才两年，就死了媳妇，光棍爹可咋带娃儿呢？”倒好像那男人是亲儿子，死了的是儿媳妇。父亲蹲在墙角，只抽烟不说话，阴沉的脸色和烟雾融成一片，分不清的一团灰暗。尖刻的三姐在院子里跳着脚喊：“她这辈子就是个笨蛋！好日子都不会过！”话说完，已经泣不成声。
桂芝却不再哭。当媒婆小心翼翼地再次推开院门的时候，父母还没有表态，她就坚决地说：“我去。我嫁给他。”
母亲拉着她的手说：“好丫头，只是委屈你了。就当是冲那娃儿吧，咋说，也是你亲外甥。”
父亲只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就起身到偏厦去扛桌子了。
桂芝在那一刻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命运改变了。这世界上的事真的说不清，仿佛冥冥中有一只手，把所有人的命运都玩弄着，像猫玩弄将死的老鼠。如果二姐没死，至今没出过村子的桂芝对自己的未来完全是模糊的，像是做梦，有时会清晰地感觉到一点什么，苦的，或甜的，伸手去抓，却是什么也没有。醒来，也如打碎的玻璃，怎么回想也拼凑不成故事。而现在不同了。二姐不明不白地死了，一切突然地明确起来。一夜之间，桂芝将为人妇，而接下来，她要杀人。桂芝面前的人生突然变得短暂而残酷了，所有的细节都在桂芝心里反复演练，血淋淋的触目惊心。也许还是梦，却已不再混沌，只是极其尖锐的仇恨，在心头划下伤痕。
现在，在陌生车站前的广场上，伤痕仍然在刺痛着。
但桂芝已经不再犹豫。她扛起自己的行李，走向广场边修鞋的小贩。那小贩是个半大老头子，他睃在桂芝身上的目光已经停留许久，很有几分猥琐和下流：“修鞋吗闺女？”
桂芝勇敢地迎着那目光，问道：“谁能送我去324工厂？”
二
在沉沉的夜幕中，从远处看324工厂，只是黑黝黝的一团。它和周围的山融为一体，似乎只是山的延伸或是扩展。西南的夜阴冷而潮湿，本该在黎明降临的湿气提早到来，在树丛和草地上凝结成不怀好意的露水，把工厂浸泡得和山一样沉默而阴森。324工厂就这样顽固地标志在山与山之间的洼地里，像一块不管不顾从天而降的陨石，努力地在自然的压迫下显示出一种粗暴而骄傲的抗争。
桂芝下了拖拉机，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走向这个庞然大物。烟囱、厂房、宿舍楼，都镶嵌在夜色的幕布上，要仔细看，才能看出比夜色还要黑一些的轮廓。走近了，看见大门虚掩着，传达室里没有人，只有一张打开的报纸，在昏黄的烛光下摊在桌子上，仿佛告诉桂芝主人马上就会回来。桂芝是读过几天书的，她认识报纸上的最高指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她放下行李，探头在窗台上，很奇怪为什么不开电灯却要点蜡烛。蜡烛使她的心情继续灰暗而忐忑不安。
而且，桂芝不明白，不是说这里是保密工厂吗，不是说这里比军队管得还要严吗，咋大门口连个人影都没有呢？
桂芝壮起胆子，推开了324厂的大铁门。铁门吱呀响着，沉重得像一个老人的叹息。她惊奇地发现，宽敞的大院里居然有许多人在忙碌着。沉重的铁门似乎是道闸，封闭住了门里的所有聲音，而门一旦打开，人声就如水流般地淌了出来，嘈杂着，顿时淹没了桂芝的耳朵。院子里也没有灯，几道手电光晃来晃去，人们就在光影中忽而浮现忽而隐退，像是一群木偶在笨拙地扭动身躯，使桂芝产生了些怪异的感觉。夜色则在宽阔的大院里呈现出一种不太正常的淡薄，像一团稀释了的墨汁，手电就仿佛是一支支沾了白颜料的笔，挥洒着和黑夜在游戏。夜色里的人们在搬运着什么，可以隐约看得出，大家很忙碌，也似乎都很快乐。
一辆三轮车飞快地向桂芝冲撞过来。桂芝吓了一跳，急忙闪开身子。蹬车的男人个子好像很高，脸却在夜色里模糊不清。他嘟哝了一句什么，仿佛是让桂芝让开路。车子从桂芝身边擦过，一股清凌凌的菜腥味钻进桂芝的鼻孔，这让桂芝一下子就明白了，三轮车上装的是白菜。
院子里的人正在忙着分配和搬运大白菜。
已经是初冬了，偏僻山沟里的人们好像一群松鼠，忙忙碌碌地在为自己的冬天储备菜蔬。
这场景和桂芝脑海里的印象大相径庭。二姐去世之前，给桂芝写过信。二姐不怎么识字，信就写得简短而不知所云，需要桂芝叫上五儿，找个没人的地方去仔细揣测。三姐是家里唯一上过初中的，却不屑给桂芝解释，并因信总是署名写给桂芝而愤怒不已。二姐在信上所说，和媒婆当初的介绍大同小异，总说是工厂管得严，出门都要请假，上街要三人以上同行。二姐还说，但是福利好，人人都发衣服，发手套，还发劳保鞋。二姐枯燥乏味的信给了桂芝一种丰盈的幻想空间，这幻想极少部分是二姐的描述，像是一块土地，而更多的是桂芝的想象，如这块土地上滋长的荒草。而现在，桂芝看到的场景，却如一把锋利的镰刀，无情地割断了这些荒草。这里不像严格管理下的工厂，却和村里收割季节的忙碌差不多。桂芝不喜欢那种忙碌，丰收的乡村虽多少会给人一点幸福感，但累得要死。可是这里，却只让桂芝感到陌生，仿佛出门前所有的设想，好的坏的，都和现实无法对接，都败在了那些刚刚从地里砍下来的鲜嫩白菜手里。
行李从桂芝的肩上滑落下来，如心情坠地。就在这一刻，桂芝好像突然窥见了自己心底的另一个角落，原来自己除了杀人的欲望，也还隐约有着另外的希冀。工厂，对于她来说，除了是二姐的伤心之地，竟然还是一个梦幻般的地方。而此时此刻，梦境变成了现实，却突显了巨大的差异。她没有看到庄严，却看到了白菜。
她茫然了。她愣愣地看着忙碌的人们，听凭一支手电直接把刺眼的光芒打到了她的脸上。
“哎，你是谁呀？你怎么进来的？”
手电后面的声音是个男人。男人在向桂芝走来，问话也在继续着：“找谁啊你？门口登记了吗？”
桂芝慌忙说没有登记，因为门口传达室没人。燥热又袭击了她的后背，干了的内衣又湿透了。
“这个老白头儿，又脱岗了，准是他妈的回家搬白菜去了。”手电筒低了下来，在桂芝的行李上掠过。面前的男人从黑暗中走出，年轻，敦实，有双突出的大眼睛。脸上没有恶意，只有好奇：“你是谁家的亲戚？”
“我……”桂芝突然想起自己并不知道二姐夫的名字。不，不是不知道，而是那个名字在家里从没有人提起，二姐的信上也从没有说到过。桂芝只模糊记得，那人姓余。
她急忙弯腰往行李里去摸寻，找二姐给她的信。手电光随着她的动作，照着她的手。桂芝突然有点害羞了，手电光里的手肯定有点粗糙，起码她自己觉着，常年的劳作，使她的手不大像是大姑娘的手。这样一想，手就抖了，那行李的扣子，就解不开了。
“哎哎，你抬头，我看看。”男人突然说。
桂芝很不高兴。她不满意那人命令的口气，也不满意那突然回到她脸上的手电光。感觉到又有人聚拢来了，周围有低声的议论：“找谁的？”“谁家来客了？”桂芝赌气抬起头来，提高声音说：“我不是坏人！我是……”
男人猛然爆发了一阵大笑，像是陡然响起的一声雷，把桂芝的耳朵震得嗡嗡响，也把她的话给堵了回去：“我知道了，你是余大傻子的小姨子吧？你和你姐真像啊！”
人们也笑起来，七嘴八舌地附和：“是啊，真的像。”“像极了！”“大傻子艳福不浅啊……”
仿佛有一桶冰水，从桂芝的头顶直浇下来。五姐妹中她和二姐最像，也最漂亮，这丝毫没有异议，也曾是桂芝的骄傲。但把她和一个余大傻子联系到一起，她感到一种耻辱。隐隐约约地，她还意识到了一种危机，有一种独立无援的感觉从心底慢慢升起。她觉得自己如同一只可怜的麻雀，冒冒失失地落到了鹰的巢穴里，突然就面对了一双双虎视眈眈的眼睛。
她低头拾起了自己的行李。她的手又伸进包袱，握住那根圆润的木棍了。她听见那个男人在高声招呼着：“傻子！傻子呢？喊他去，他家来客了，他小姨子来了。”
有人答应说：“他忙着给人往家送菜呢。”就又有人吩咐：“谁去叫他一下？”黑暗中，好像有人跑开了，边跑边喊：“傻子呢，谁见着傻子让他赶紧过来，他家来人了……”
桂芝觉得有人抓住了她的胳膊。她抬头，在手电光里看到一个女人。女人不年轻了，花白的头发在夜风里微微飘动。和桂芝的眼睛相碰，女人的笑容便绽开了，满脸就都是生动的皱纹。
“别听他们乱叫，开玩笑的。老余是好人，不傻，人实在，肯干。今天晚上，十户的菜有九户是他送的，还给我老婆子搬到楼上，三楼呢。”女人的声音温和，缓缓的，有点有气无力的感觉，在桂芝听来却亲切无比。她听凭女人拉着自己的胳膊，往人群外走。女人说：“劳驾，大家让让，让姑娘坐坐，人家赶了好久的路呢。”
一个矮胖的老头儿出现了：“姑娘，先登记吧……”
那个有一双大眼睛的男人叫道：“登个屁记！你这个老家伙，又脱岗了……好吧好吧，我来替她登……”
有人嬉笑起来：“你算哪根葱。”那男人就在哄笑中说：“助人为乐嘛。”
桂芝的心情略略放松了些。她随着女人走，听女人絮絮叨叨地问她是不是从老家来？路上好不好走？吃晚饭了吗？而就在这时，桂芝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到来其实大家都是事先知道的，他们已经在拿自己当余大傻子的续弦老婆看待了。她的心轰然坍塌，像是被烈火烧了许久的房子，终于挺不住倒下了。她意识到自己其实很笨，她一路上设计的一个个杀人方案其实完全行不通的。她原想在二姐夫来接自己的时候，在半路上用她的擀面杖砸他的脑袋，那根黄花梨木棍有足够的分量。为此，她专门买了傍晚到达这里的车票。可这个傻子没来接她，他在帮人家运白菜。也许，在冥冥中她也有预料，她也想过如果路上没有机会怎么办，那她就要在到家后动手，然后悄悄离去，神不知鬼不觉。她甚至还想过要抱上二姐的孩子，那是二姐的骨血，她不能把他丢下。杀人在桂芝的脑海里构思成了一幕幕活剧，逼真而且刺激，一路上反反复复地重映着。可是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一脚踏进厂门，她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了傻子的老婆，而且，是将要从小姨子升格的老婆。
桂芝的脑子完全乱了。女人让她坐，说了几遍她才听见，然后机械地在白菜堆上坐了下来。白菜是冰凉的，像桂芝的心情。眼泪不争气地涌上来，就要涌出眼眶了。桂芝拼命地忍着，不想让人看到自己的崩溃。而就在这时，有人大喊起来：“老余！快快，在这儿呢！”
桂芝的心咯噔一下。她抬头，一个瘦高的身影就在眼前了。她一下子就认出，这就是刚刚蹬着三轮车险些撞到自己的男人。男人的脸隐在黑暗中，似乎不敢让桂芝看清他的容貌。桂芝使劲瞪大眼睛，心中升腾的怒火顿时把眼泪烧干。而就在这一时刻，“啪”的一声，整个院子亮了。
“终于来电啦！”有人喊了一句。
三
而当技术员马满意在骤然亮起的灯光下第一次看清桂芝的俏丽时，他就确认自己爱上这个多少有点土气的农村姑娘了。
爱情就这么奇妙。它袭击人的方式往往是突如其来的，如夏天突然而至的暴雨，更像暴雨前那一道撕裂天际的闪电。马满意就在这一刻被闪电击中了，他的心扉仿佛被一斧头劈开，原本锈死了的锁头坠落地上，从门缝里溢出的，满是簌簌发抖的甜蜜。
当晚马技术员回家时已经是深夜。他坐在外屋的椅子上脱掉沾满菜汁的胶鞋时，妻子在里屋睡意蒙眬地问道：“咱家的菜全搬回来了？”马满意半天没回答，他突然很烦妻子的问话，啥叫咱家的，难道我会去搬别人家的菜吗？啥叫全搬回来了，难道我会只搬一半回家？他把鞋扔到桌子下边，看着湿漉漉的鞋发了一会儿愣，才回答道：“嗯。”
妻子没再说话，显然是睡着。马满意环视早已经熟悉得没有任何悬念的家，心却似乎跟着那个姑娘去了。他此刻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将是余大傻子的第二个老婆。他在心里恨恨地为她叫屈，那句鲜花插在牛粪上的俗语，此刻锋利如刀，在脆弱的男人心上割来割去。血流出来了，是热的，也是冷的，浇灌着刚刚拱出土的欲望。
324工厂从东北那个工业城市往西南山区搬迁的消息证实之后，马满意才和妻子匆匆结了婚。恋爱谈了很长时间，已经被残酷的现实折磨得遍体鳞伤，如一线香火，似灭非灭地延续着。两个人都出身不好，马满意的爷爷曾经在日本人的手下干过什么差事，而妻子的父亲曾在解放前夕稀里糊涂地加入了国民党。也该算门当户对了，他们却奇怪地互相挑剔着。也许都原本希望对方能为自己带来些好运，但发现和对方其实是鱼找鱼虾找虾，完全势均力敌，并且同归于尽，绝望就产生了，曾经的好感也就破灭。在没有外人的时候，妻子对马满意的称呼是汉奸崽子，马技术员则叫妻子为国民党走狗。即便是他们的名字，也成了他们相互攻击的理由。妻子常说：“你爷爷真没文化，给你起名叫满意，满意什么？满意你是个合格的混蛋吧？”妻子则有个男性化的名字，叫徐小兵，马满意就反击说：“你他妈是誰的小兵？国民党的吧？”恶毒渐渐在他们之间成了习惯，他们竟然在没有休止的龃龉中忘记了分手。而当马满意三个字出现在第一批去西南的名单上，技术员才恍然想到，如果不和已经上过床的女朋友徐小兵有个结果，他将死无葬身之地。
摊牌的结果当然是可怕的争吵。当两个人都吵得筋疲力尽，而且两次三番地动过手之后，徐小兵先冷静下来，提出结婚，然后和马满意一起到西南来。
徐小兵大学学的是金融，没毕业赶上运动，被哄到农村当了公社会计。后来因为家庭问题，会计也被免职，贫下中农们不放心自己那本就少得可怜的钱让国民党子女管着。她下放到队里种田，累得和马满意亲热的时候也能睡着。她想，到工厂去，总比农村强。
回忆这段往事，马满意模糊记得自己曾经拒绝了徐小兵，但当徐小兵哭泣着去摸电门的时候，他才屈服了，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饶恕她了。饶恕什么？他说不清楚，甚至这段记忆是否属实，是不是属于他的自恋式的虚构，他也不清楚。他的恋爱过程，在记忆中就是吵架与打架叠加的过程，这让马技术员头疼不已，思维也就出现了严重混乱。
徐小兵是怀着孕到西南来的。尽管他们之间的战斗依然激烈，丝毫没有因结婚而减弱，但也没妨碍他们在床上的运动，甚至他们把干那事也当成了对对方的折磨，咬着牙地在对方身上发狠。于是，终于有一天，徐小兵推开身上的男人，冲进厕所干呕，气喘吁吁的马满意才意识到，将会有另外一个人和他们一起去西南了。
搬迁的时间一拖再拖，真正到出发时，徐小兵的肚子已经显形。她一路上呕吐不止，人到了大山深处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她疲惫不堪地站在山坡上，俯视山洼里当时还是建筑工地的厂区，泪流满面，破口大骂：“马满意，你个汉奸崽子，你把老娘骗到这穷山沟里，你缺了八辈子德。你生孩子没有屁股眼儿！”
她的咒骂引发了周围人的哄笑。马满意被骂得满脸通红，扑上去就要动手，被人们拉住。他就在人们的阻拦中跳着脚回骂：“生孩子没屁股眼儿也是你生！你生！”
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他们家族原本留给他们的文雅，暴露出的是人类本性中的粗鄙。他们的语言已经完全堕落成最下流的彼此咒骂。革委会主任绷起脸说：“你们俩还都是知识分子呢，怎么骂起人来这么难听？还得改造！”
主任说到做到，马满意夫妻都被分配去干最重的活儿了。马技术员在工地上和泥推车，徐小兵挺着肚子去搬砖。那时天已入秋，大家都知道，第一场霜下来之前不把房盖起来，所有人都要受罪了。而厂革委会始终坚持要先把厂房盖好，开工生产，然后再说宿舍。宣传科的人在第一幢完工的厂房墙上刷了大标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鲜艳的红字在日益冷淡下来的阳光中触目惊心，不像是鼓励，倒像是警告了。
人们暂时都住在用帆布和树枝架起来的帐篷里。帐篷四面漏风，人们赖以取暖的，只有自己的体温。深夜，马满意从睡梦中醒来，听见身边有簌簌的声音，奇怪地翻身起来，就看见了妻子在月光下的满脸泪水，也看到了她紧裹在棉被里笨拙的身体。就在那一刻，男人的心软了，他拉开妻子的被子，把自己放了进去。因为他的身体带来了温暖吧，徐小兵没反抗，默默地把发抖的身子贴了过来：“抱着我，我冷。”她说，语气里第一次有了乞求。
现在，在寂静如同坟茔的深夜里，在越来越浓重的山雾中，这令人感动的回忆像一支箭，突然不合时宜地插到了对年轻姑娘的思恋之间，让心猿意马的技术员打个寒战。四顾，仍然是这个家，仍然是里屋高一声低一声的鼾声。还是建厂时候匆忙盖起的家属宿舍，几年的时间，墙皮脱落，门窗歪斜，小厨房里的漏水声滴答不断。马满意的目光落在墙角里，四岁女儿的涂鸦比任何时候都要清晰。马满意记得，当那次他要把痰盂砸向徐小兵的时候，他瞥见了缩在墙角的女儿在哭泣着涂画。孩子画的也是个孩子，哇哇大哭的孩子，比脸庞还大的眼泪四处飞溅着。他当时就泄了气，痰盂落在自己的脚面上。而现在，那种哭泣更加醒目了，在暗淡的灯光下增加了惊心动魄的效果，让马满意不敢再看，也不敢再想。搅乱一池春水的风停了，水面上的倒影完整起来，全是马满意和徐小兵的恩怨情仇，没有色彩，也是色彩，剪不断理还乱的烦闷。
索性进到里屋，摸着黑脱衣服。妻子徐小兵翻一个身，含混不清地说：“脏衣服扔外边。一身的臭白菜味儿。”马满意的手停了一下，想说白菜怎么会臭，难道你不吃白菜？话到嘴边停住，咽了几咽，终于没有说。只穿着内裤起身，把所有的衣物都抱到外屋，扔到椅子上。凉气袭人，皮肤上就起了一层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吸了几口凉气，快步跑回里屋，钻进热腾腾的被窝里。心想：马满意啊马满意，别胡思乱想了，你的命，从生在汉奸家里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
蒙蒙眬眬之间，好像听见有鸡叫，远远的，带着大山的一种空灵。
四
第二天清晨，当太阳彻底照亮了这个院子的时候，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开始高唱《东方红》。桂芝恍然觉得昨晚的一切实在像是一场说不清真假的梦。
她从床上爬起来，第一个念头是责备自己为什么睡着了。她本来下定决心整夜不闭眼睛的，她怕那个二姐夫余大傻子突然闯进里屋来。可疲劳终于还是打倒了她，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她便一下子沉入了死一般的睡眠。现在，站在陌生的窗前，因为隔了那一段熟睡，昨晚和此刻就像两个世界了。昨晚是梦境，虽然杂乱，然而犀利，犀利得哪一句话也扎心似的疼痛，真实而且刻骨铭心。而此刻面对的，一切都是真真切切的存在，却总觉得虚假得像梦一样飘浮。
宽敞的大院，看来是家属区的中心，一幢幢六层红砖楼房围绕着院子而建，粗糙得像一垛垛秋收后的红穗高粱。山墙上的伟人像倒是画得很精致，工人们就在一双双慈爱而威严的眼睛注视下出出进进。桂芝的眼睛随着工人们的走向看过去，就看到了家属区和厂区间的大门。和厂门不一样，这道门没有传达室，只有个看门的老头儿，背着手在门口溜溜达达，悠闲着，不时和熟悉的人打打招呼。厂区里的车间厂房倒是威严高大，但半掩在郁郁葱葱的杨树后面，也就看不出什么神奇。
和桂芝在想象中编织的不一样，和二姐在信中描述的也不一样。编织的总归是向往，有添油加醋的美化。信里描述的则是一种遮掩，有羞羞答答的忸怩。何况写信的二姐又实在没有什么文化。现在，在桂芝眼前的，就是一间普通的然而陌生的工廠。昨晚分配和抢运白菜的痕迹还在，散落的白菜帮和叶被扫成一堆，几个女人正在用铁锹往手推车上装。她们边干边大声地说笑，笑声像是粗野的鼓点，在《东方红》的高亢乐曲中不协调地敲打着。
外屋开始有了声音。声音先是低沉的，仿佛刻意压抑着。慢慢就大了起来，桂芝就听出是男人在哄孩子，而孩子在呢喃，在咯咯地笑。孩子是女孩儿，已经一岁多了，昨晚桂芝已经抱过她，尽管那时孩子已熟睡。男人当然就是二姐夫。一想到他，桂芝的心头就泛起一阵厌恶。昨天晚上，她第一次近距离地看清了这个人的脸。长脸、眼睛、鼻子、嘴，都不大不小，说不出端正，也挑不出毛病，就是一张普通男人的脸。左边的眉毛里有一颗痣，不怎么显眼，却带出一种木讷和愚蠢，仿佛那样的一颗小痣，竟然标志出人的全部。
余大傻子。这个绰号又一次在桂芝心里戳了一下，疼了一下。疼痛沿着心的裂痕延伸下去，仿佛连脚趾都被针扎着。人们都叫他余大傻子，他一定是真的傻。故事好像在这一刻才揭开些谜底。这家伙为什么到家乡的偏僻山沟里找媳妇，他为什么每次都来去匆匆，不敢久留。父母为什么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着这个女婿的存在。一切的一切，都被他的绰号暴露无遗，他是个傻子，傻子！
昨天晚上，桂芝被一群人簇拥着送回家。那个老女人一直挽着她的胳膊，絮絮叨叨地给桂芝介绍这儿介绍那儿。现在想起来，她是在转移桂芝的注意力，她担心桂芝当场就爆发了，就甩手离开扔下那个大傻子。想到这，桂芝有些恨那个女人了。
现在怎么办？桂芝想不清楚。她从来不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偏僻的山村如同牢笼，禁锢着她的脚步，也禁锢了她的思想。三姐强势，就摆脱父母去镇上读了中学，但怎么样呢？也还是回到村里，成了看不上任何人的老姑娘。桂芝看在眼里，对读书的心思更淡。而现在，她的茫然，如面前的这座陌生工厂，一切都不真实，却又触手可及，像似醒非醒时的梦境，是虚幻的，却又已经和窗外的鸡鸣狗叫有了关联。
有个男人出现在桂芝的视线里了。桂芝认出这就是昨晚那个有着一双突出的大眼睛的男人，那个用手电始终照着她的男人。男人向着厂区走，走得很慢，仿佛在想着什么事。桂芝看着他，那男人却像是知道桂芝在看他，突然地转过身来。桂芝吓了一跳，本能地缩了一下身子。而就在这一瞬，她相信那男人已经看到了自己。他们之间好像有了一种默契，她相信那男人是有意要看到她的。
桂芝的心咚咚跳了起来。她其实是有些烦那个男人的。烦那双眼睛的逡巡，烦他手电的放肆。她转身离开窗口，而这时，外屋的声音就更大了起来。桂芝愣了一愣，她开始想自己要不要出去。不出去，难道就永远待在这间屋子里吗？出去，她应该如何面对那个被叫作傻子的二姐夫？她环视这间明显没有女人痕迹的屋子，凌乱，肮脏，一股脚臭味弥漫着。她皱紧了眉头，伸手从被褥下面抽出了那根擀面杖。黄花梨沉重的滑润里还留着姑娘的体温，因为她昨晚是抱着它入睡的。它是她的安慰，也是她的守护。桂芝把它背在身后，想了又想，咬住自己的嘴唇，轻轻拉开了房门。
二姐夫像只蛤蟆似的蹲在地上，正在喂孩子。他的脸沉浸在早晨的柔和阳光里，表情专注而呆滞，但却带着一种幸福。他喂孩子的办法很笨拙，而且很肮脏。他先把馒头自己嚼碎了，然后再吐给孩子，连带着自己的唾液。他做得很认真，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但他越是认真，他正在做的事让桂芝看起来就越恶心。当他把沾在孩子脸蛋上的碎馒头再抹回到自己嘴里时，桂芝要吐了。
“你这是喂孩子还是喂狗？”
桂芝愤怒地问。她对这个男人的仇恨在一瞬间迅速升温，觉得自己的血液都已经在沸腾。她想说你虐待死我的二姐，难道现在还要虐待这个孩子吗？她可也是你的亲生女儿。桂芝的手在背后攥紧了凶器，她的目光恶狠狠地落到男人的头顶上，她甚至想象到了当血把那稀疏的头发粘成一撮时的画面。那种血腥已经让她兴奋了起來，一时间她只担心手心的汗让棍子在关键时刻滑脱。
被叫作余大傻子的男人抬起头来，脸上先是惊愕，随后是讨好的笑容。他的嘴咧开了，门牙和舌头上满是馒头和唾沫搅成的烂泥。他好像没听见桂芝的质问，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便只是讪笑。桂芝厌恶地扭过头去。那男人却突然地跳了起来，声音里居然有一种惊喜：“你……你咋找到它的？”
当桂芝明白过来他是看到了她手里的擀面杖时，男人已经跑进里屋，打开箱子翻起来。片刻，他又跑出来，手里有了一根和桂芝手里一模一样的木棍。
“你姐可喜欢用了。她做的面条好吃。”
两根曾经是一体的黄花梨木，就突然地在千里之外相聚了。它们像是一对姐妹，酷肖的相貌，酷肖的身材，酷肖的斑斓花纹。男人低头抚摸着，粗大的手掌却很温柔。但当他抬起头来，他却愣住了：“咋，你也有一根？怎么会有两根？”
桂芝暗叹了一口气。不知为什么，心头的怒火竟也随着这口气噗的一声熄灭了。不，也许不是熄灭了，而只是暂时的低沉。两根黄花梨，让她想到了自己和二姐，沉默的木头，竟然有了某种暗示，温馨然而酸涩。余大傻子显然是珍视这根普通的擀面杖的。他不会认识黄花梨，在他心中这只是媳妇用来做出他喜欢吃的面条的工具。可他把它珍藏在箱子里，这是对亡妻的怀念，还是对美味的追忆？桂芝不懂，桂芝只是看着这一对沉甸甸的棍子，心里五味杂陈。
许久，她抬起头，严肃地问道：“你说清楚，我二姐到底是怎么死的？”
五
一段时间过去，当桂芝终于在那张她看不大明白的字纸上歪歪斜斜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成了工厂的一名家属工之后，她才知道，在工厂从北方搬迁到这里至今，死于疟疾的不止二姐一个人。
在四季分明冷热悬殊的北方长大的男人和女人，显然不适应这里混乱而持久的潮湿阴冷。即便这里的夏天，也不像夏天，在人们印象中，夏天就应该阳光暴晒，热汗如雨，绝不应该像大山里这样的热风习习闷雨绵绵，也是热，但是是把衣服粘贴在后背上的那种湿热，让人极其不舒服，却也摆脱不开，疾病就在这种湿热中侵入人们的肌体。这里的天气就像这里的女子，看着美丽，却心机无限，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有多少暗示，层层叠叠的，让人捉不到她的真实，却感到阴险。即使有一天你捉到了她，她也会如蛇般地滑脱，把真实演变成虚假，又生发出下一个真真假假。
余大傻子结结巴巴地述说二姐的死因时，桂芝是不相信的，傻子越争辩，她越不信。直到医务室的韩大夫和她说了，她才将信将疑地停止了对傻子的拷问。韩大夫领她到厂子后面的土山上，找到了二姐的坟。这里有许多的坟，这一面山坡就像是一个巨人患病的皮肤，疙疙瘩瘩的触目惊心。韩大夫说，这里大多数的人，都是死于疟疾。
韩大夫就是桂芝到达的那天晚上照顾她的老女人。据说也是由于她的出面，让桂芝成为家属工的过程很顺利。在这间工厂，家属工的位置也是你争我夺的，隔绝了和外界的联系，人们生存的一切内容都局限在这个大院里，家属们的安置自然也是如此了。那些随着丈夫迁到大山里的女人们，断了其他的念想，就都梦想着穿上劳动布工作服，堂而皇之地到工厂食堂打饭。韩大夫是在传染病成为这个工厂的噩梦之后，才被紧急调来的，尽管据说她的历史档案里也有不清不楚的内容，但她的医术和她的微笑，最终在工厂里产生了无形的权威。
桂芝终于领到了她梦寐以求的劳保鞋。
那不过是一双粗笨的胶皮鞋，和拉练经过桂芝家村子的解放军士兵脚上的鞋没什么区别。晦暗的绿色，僵硬的胶底，散发着一股说不清楚的臭味。桂芝把它捧在手里，反复地看，仿佛看到二姐的笑脸，是勉强的笑，好像蕴含了愁苦，眼泪就掉下来，滚过鞋面，落在地上。鞋的美好，就破灭了，像是院子里孩子吹的肥皂泡泡。
她抱着孩子，带着那双鞋，再到二姐的坟上去。孩子咿呀着，伸出小胖手抓坟上的草。南方山野的草是疯狂的，虽是冬天了，几天不见，也长了好高。桂芝把鞋放到坟前，低声说：“二姐，我带小馒头来看你了。你放心，我一定替你把孩子带大。”她抱紧孩子，闻着孩子身上那股酸酸的奶味，想哭，却哭不出，仿佛许下的诺言，已经压抑了泪腺。她把孩子从左手换到右手上，腾出的视线望向山下的工厂。正是生产时间，家属区院子空空荡荡的，只有一个清洁工在扫院子，远远看上去只是一个移动的黑点。桂芝知道，那是即将成为她的丈夫的余大傻子，他的真名叫余建国。
桂芝恨恨地咬住嘴唇。她盯着那个黑点，盯得眼睛冒火。她仍然存着杀人的心，只不过现在为了孩子，她知道需要谨慎。虽然知道了二姐死于疾病，但她仍然恨着傻子男人。也许，过去的恨是为了二姐，而现在更多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即将葬送的青春。她没有自怨自艾，她不会想是自己主动来到这里要嫁给这个男人的。即使想，她也是想，要不是这个男人没照顾好二姐，自己怎么会走这一步绝路。桂芝是简单的，简单而且有些鲁莽。她只是想，我一定要杀了他。
桂芝现在的计划是要在他们结婚的那天下手。她要把傻子灌醉，她已经知道傻子爱喝酒，傻子是厂里那些淘气青工常常在酒桌上戏耍的对象。她不想使用那根沉重的擀面杖了，韩大夫那天送来的老鼠药，已经是她杀人的首选。趁傻子喝醉，然后让他喝下掺了药的水，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丢了性命。桂芝想好了，必须这样做，她不能让这个傻男人碰到自己的身子。
她冷冷地望着远处移动着的那个黑点，耻辱在心头翻翻滚滚。傻子的父亲曾是这个厂建厂时的老职工，老劳模，是建厂的功臣。老人病逝的时候，没有人敢不同意让他的独生儿子进厂接班。可谁也没想到他们接来了个傻子。余建国先是被分配到保全车间，带他的师傅在他上班第四天被他用铁锤砸碎了手指。这师傅曾是傻子父亲的大徒弟，对傻子的傻早有耳闻但心存侥幸，并且满怀对自己师傅的报恩之情。傻子余建国也许并不真傻，他只是笨，笨到干不了任何有技术性的工种。他在厂里做遍了所有的岗位，每一个岗位都是一次新的挫败和全厂人一个新的笑柄。
桂芝是做了家属工之后才了解了这些事情。给她讲故事讲得最多的是技术员马满意。
桂芝上班后的第一个工作是绕线圈，马技术员恰巧是被派来教她们这些新工人的老师。桂芝不知道的是，马满意对此简直欣喜若狂。有着一双突出的大眼睛的馬技术员认为，这是上苍给他的赏赐。
而且，他们也算是熟人了。那双大大的黑白分明的眼睛总流露着亲切，让桂芝不知为什么对这个男人很快没有了生疏感。当他帮她第一次打来食堂的米饭和肉炒白菜，她就埋怨说：“当着那么多人，用那么亮的手电照人家。”马满意当时连头发根都仿佛热了，浑身的血液从心脏喷薄而出，直射向四肢末梢，然后又从四面八方向心房狂奔而回，人就被撞击得昏沉了，眼睛里有了血丝，却散了神情，是一种收也收不住的失魂落魄了。
桂芝当然看得出男人的痴迷，却是暗暗得意的，也有些失落后的安慰在。在家乡，桂芝也是熟悉这种痴迷的。田地里、集市上、山沟中，总会有男人向桂芝投来异样的目光。隔壁的春娃子，还曾把桂芝按倒在草丛里，那时娃子的痴迷已经不是痴迷了，而是疯狂。桂芝当然没有让他得逞，桂芝是决心把自己留给一个好男人的。只是没想到，二姐的死带来了悲痛欲绝的冲动，仓促中，她把自己就这样卖给未来了。
痴迷中的马满意还是有分寸的，他尽量用平稳和客观的口气给桂芝讲述了余建国的过去。在他的描述中，余大傻子也还是有优点的。他诚实，“当然，让他骗人他也不会”。他肯干，“就是总也干不好而已”。马满意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竟如此卑鄙，在不动声色中褒贬自如，用表扬巧妙覆盖着鄙视，仿佛将毒药装在绚丽的胶囊里，看到的是美丽，吃下去的却是鬼魂了。
当桂芝知道厂里领导终于绝望地派余建国去清洁班扫地时，她再一次坚定了置其于死地的决心。这样的废物，活着也没什么用。
起风了。天阴沉沉的，似乎窥见了桂芝的秘密，不怀好意地绷着脸。桂芝抱紧孩子，孩子则已经熟睡。桂芝活动一下坐麻了的双腿，站起身，看着二姐的坟茔，低声说：“二姐，还有一件事，得和你说，孩子不能再叫什么小馒头，难听，而且跟她爹一样傻。给她改个名儿吧，得和那个傻子没关系……我看，叫她红儿吧，随你的名儿，你叫桂红，她就是小红了。”
又是一阵风吹来。桂芝说：“你听见了？那好，我就抱红儿回去了。姐呀，你歇着吧。”
六
324厂其实早就不生产与军队有关的物品了，它现在生产的都是些民用电器产品。仿佛它被从总厂的肢体上切割下来，扔到深山里的那一时刻，也同时丧失了它的尊严和它的地位。虽然324还叫324，虽然它仍是总厂的一个分支，也仍列在哪个级别的保密单位名单上，但令厂革委会主任气愤万分的是，324厂现在是一个谁也想不起来的弃儿，消息闭塞得像一个聋子。
中央的那四个人早在十月初就被抓起来了，大山里也断断续续地有了些小道消息，有人还在山下的小城里看见过欢呼的标语，但始终没有人正式下发什么文件，或是打来一个电话。革委会主任是个谨慎的家伙，当然不敢主动去问什么，还严肃地命令全厂上下不得议论，否则以违纪论处。终于，就在桂芝要正式嫁给余大傻子这一天，市委的交换员骑着摩托车送来一份文件，要求迅速传达。主任气得骂：“这他妈的又着急啦？”交换员说：“废话，中央已经有新的主席了。”
此时，山里已经下了两次霜。交换员的摩托车在湿滑的路面上曾经翻了车，交换员摔得鼻青脸肿。
厂里临时召开紧急大会，余建国和桂芝都得参加。新房里就剩下了红儿，被捆绑在床上睡觉。
桂芝当然是坐不住的。不放心孩子，会议内容又听不大懂，更因为老鼠药刚倒在杯子里就被喊出来，那杯子此刻就仿佛一颗定时炸弹，在家里滴答乱响。坐在会场，她身上又出汗了，像她来到这里的那天一样，热汗一阵阵地如潮汐涌来，淹没了神经，也淹没了心。她中途悄悄溜出来，避开保卫科干部的眼睛，小鼠一般地贴着墙根，往家里跑。
转过楼角，却冷不防被人抱住。
桂芝大惊，想挣扎，耳边却热乎乎地有了一个急切的声音：“别喊，是我！”
桂芝当然听得出这是谁。她的身子一软，思想如暮春的落花，突然有了香气，却也突然散乱了，纷纷地飘落。就在痴愣间，人已被拖进了家门，门板上大红的喜字，却是鲜血淋漓的触目。
“我不能等了！”技术员马满意狰狞的脸涨得通红，大眼睛里更满是癫狂，“我不能让那个傻子在我前边……我爱你！你应该是我的……”
桂芝的身子再次软了，她被男人按倒在床上。
他们沉在道德和理性的深渊里了，两具躯体和两颗心开始了殊死的搏斗。桂芝的心在搏斗中瞬间冷了，又热了。冷时如冰，想自己这如花似玉的身子，难道就这样轻易地让人占领了吗？热时似火，想莫非我就真的嫁给那傻子或者因为那傻子而成了杀人犯吗？难道我就不该有个心爱的男人吗？可是，眼前死搂住自己，在自己脸上乱啃的这个家伙，是属于我的吗？
冷与热在女人心底快速地交替着，湿漉漉的欲望在交替中润滑了痛楚，结果就是她一点点地滑向投降。理智此刻就是防守阵地上最后那支没有子弹的枪了，最终是高举着，挑起了一面羞涩而淫荡的白旗。
红儿在他们的抗争与缱绻中始终沉睡，仿佛羞于目睹。
男人的疯狂一泻千里，之后就是不敢直视女人的怯懦了。马满意气喘着翻身坐起，飞快地往身上穿衣服。袜子在汗湿的脚上粘着，竟怎么也穿不进去，他便光着脚蹬上皮鞋就往外走。桂芝筋疲力尽地躺着，心也在一点点地冷下来。她看着穿戴整齐了的男人，只说了一个字：“滚！”
男人在门边站了一下，头也没回，走了。
桂芝拾起了男人丢弃在床头的袜子，一股臭味扑鼻而来，熏得她五脏六腑都仿佛翻转了，是一种绝望的痛苦。她死死地攥着那袜子，像攥着男人的心，要让他窒息，让他哀鸣，让他在她面前乞求饶恕。她手心的汗湿透那袜子了，竟像是血，在她的眼前鲜红刺目。
而真正的血，在床单上，却是暗红色的，有一种失败的沮丧。
桂芝慢慢地起身，赤裸着，忍着微微的疼痛，把床单和所有的衣服都浸泡在大盆里。水马上变成了粉色，是一种稀释，也是一种凝聚。稀释的是苦楚，凝聚的也是苦楚。门上的红喜字成了讽刺，催促着桂芝的眼泪奔涌而出。
外面有嘈杂声了。好像是会议已经散了，人们在议论，在说笑，在忙忙碌碌地做着什么。桂芝听见了汽车启动的声音，也听见了偶尔一声的锣鼓。她不知道，革委会主任正张罗着组织工人们上街游行庆祝。尽管已经时过境迁，但主任并不愿意让自己在政治上落后。
突然有人敲门了。桂芝一惊，才意识到自己还光着身子。急急忙忙去穿衣服，门外却响起了余建国的声音：“桂芝，你在家吗？是我。”
桂芝的心狂跳起来。在惶恐中，她反而迅速镇定下来，顺手扯过一条毛巾被，裹住身体就去开门了。
门开了，余大傻子的目光落在桂芝白嫩的肩膀上，顿时凝固住了。
“我……在洗澡，今天……”桂芝的娇羞既是装出来的，却也是真实的。
“哦，哦……厂里让游行去，我得去……你……”
“那你去吧。”桂芝暗暗松了一口气，急忙说。
“那——”余建国好像还想说什么，但说不出。那皮肤的细滑粉嫩已经让他心慌意乱，他忘记了自己是回来做什么的，也忘记了自己还要干什么去。他那有限的思维能力完全不足以应付此时的局面，他只好转身向外走了。仿佛意识到不该走，但又想不明白不走做什么。他聽见身后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他感觉那好像也不大对劲，好像那门不应该关得这么快、这么大声。但是他也来不及细想了，因为革委会主任已经吩咐了，他余建国同志是要负责在解放牌卡车上敲大鼓的。这是他的荣誉，是他的骄傲。
桂芝则在关门的一刹那瘫倒在门边。毛巾被从肩上滑落，她重新裸露出了她那已经不纯洁了的身体。她就那么在冰冷潮湿的地面上坐着，听着外面人们在集合，排队，点名。她听见有人在喊余大傻子，也听见她已经熟悉了的声音忙不迭地回答着。她没有听见另一个男人的声音，那个刚刚侵入了她的男人，仿佛在空气里消失了。
大鼓响起来了，接着是锣，是镲，是号。这些东西的声音一开始是乱七八糟的，好像是桂芝此刻的心情，没有节奏了，没有共鸣了，只是一团乱麻般的自说自话。卡车开动，汽油味钻进窗缝，床上的红儿开始躁动。桂芝的眼睛落到桌子上的茶杯上，那只已经放了老鼠药的杯子，还要掺上水吗？而那有毒的水，还会有人喝吗？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外面下雪了。南方的雪虽然悄然如梦幻，但也掩盖了些什么。
七
技术员马满意让人揍了，揍得很重。
这个春天很浮躁，浮躁得仿佛每一个人都摩拳擦掌，都幻想揪住自己碰到的第一个人，狠狠地揍他一顿。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当然是想象，可马满意不幸的是他碰到了一个把梦想变成现实的家伙。
当然，在这个春天里马满意自己也是浮躁的。他本就不是个心思缜密的人，他冲动，简单，快乐和忧伤对于他来说都来去匆匆。这一段时间他很得意，因为厂里进口了一台精密机械，他是唯一能把它鼓捣转了的人。马满意天生热爱机械技术，也热爱别人对他的吹捧和鼓励，这一段他就很高兴。而且，他和老婆徐小兵的家庭历史问题都有了松动的迹象，似乎开始有了新的说法，这当然也是令他们欣喜若狂的事情。马满意已经多次躺在床上，畅想摘掉历史帽子之后的幸福了，也多次设想着自己应该怎样去努力，去争取更大的荣耀。在这一点上，徐小兵倒是更冷静些，她只希望做好自己的会计工作，甚至，连会计也不要做了，最好那时候她可以在家当全职主妇，不再上班。这样的梦想其实来自徐小兵的母亲，那个国民党员的二姨太就是一辈子游手好闲的。马满意对此嗤之以鼻，他说：“你他妈的就是没改造好。”要在以前，徐小兵会为这句话和马满意拼命，而现在，毕竟生活的曙光在前面，徐小兵只是瞪了丈夫一眼，什么也没说。
就这样，浮躁的马技术员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工作和生活着。于是，他在和一个邻厂的漂亮女工在山上散步时，被跟踪而来的女工丈夫给揍了。那个翻砂工出身的车间主任有着强壮的臂膀和阴鸷的性格，揍起人来是专门往死里整治的。
第一拳，马满意的左眼就什么也看不到了。他刚要喊，第二拳又沉重地击打在他的右眼上。车间主任大概练过拳脚的，他的动作漂亮得如同在擂台上的表演，连那漂亮女工都沉迷了，忘了喊叫，痴迷地看着自己的丈夫。马满意急中生智，明白自己的处境堪忧，挣扎着拼命逃离魔爪，跌跌撞撞地下了山。所以，回到324厂的马满意虽然满身伤痕，但更多的是在下山路上的跌伤撞伤。冷静下来的他向惊异的人们宣称，自己是喝醉了走山路摔的。只有徐小兵，敏锐地抓住了丈夫的破绽：第一，喝醉了，为什么身上没有酒气？第二，那乌黑的熊猫眼，难道也是摔的？
马满意扛不住妻子的审问，在半夜十二点的时候，招了实情。但他坚称，自己和那漂亮女工是清白的。他去邻厂是做技术交流的，饭后那女工奉命陪他在山上走了走，是那个当丈夫的无来由扳倒了醋坛子。
这条原本荒芜的山沟现在已经被三家工厂填得满满的了，日夜开工的声响早已使野猪和兔子都逃之夭夭不见踪影。三个厂子来自三个城市，同病相怜地挤在一起，彼此之间来往就很密切。徐小兵早就耳闻那漂亮女工的恶名，那是个轻浮女子，有染的男人可以排出一串，其中也有本厂的浪子。徐小兵痛心疾首，意识到自己的丈夫不是省油的灯，更明白按照丈夫的个性，政治上的翻身解放注定会让他翘尾巴，甚至忘乎所以。这个苗头不能放过，不能容忍马满意这家伙过得太满意。徐小兵的眼睛盯死了丈夫，眼中的光芒是冷的，而且越来越冷，竟仿佛有了冰凌般的犀利和冷酷。心虚的技术员回避着妻子的目光，意识到自己确实是在玩火。
徐小兵表现出了异常的冷静。她没再说什么，更没有像以往那样大吵大闹。她只是一声不响地关上门，把用木板铺成的床给拆了，又分别铺成了两架单人床。里屋，是宽的，她摆上了自己和女儿的被褥。外屋，是窄的，自然是留给马满意的了。马技术员看着，小声埋怨道：“太窄了，翻身都……”就立即被徐小兵恶狠狠的目光给逼住了嘴。马满意好像有生以来第一次怕了妻子。这时，有人轻轻敲门。马满意第一反应是看了一下表，惊异这个时间怎么还有人来。徐小兵却很镇静，她走出里屋，关上里屋门，随即堆出满脸的笑容去开门了，并且自然地用身子堵住门口。医务室的韩大夫显然是听说了马满意负伤的消息，尽职尽责的她是背着药箱来出诊的。但她却显然没意识到她会先看到了徐会计的笑容。马家常年战火纷飞，是厂里的一段佳话，徐会计在人们心中，就是凶神恶煞的代名词。韩大夫因此愣住了，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
会计先发制人地说：“哎呀，这么晚怎么还麻烦您呢，老马他没事儿的。”
韩大夫疑惑地探头看进来，马满意急忙迎出门，也挤出笑，点头：“没事儿，没事儿。”
韩大夫是善良的，她只好说：“那，你也注意，外伤容易好，但是别有内伤。”
技术员痛苦地想，我他妈的全是内伤啊，脸上却仍然努力灿烂着：“知道知道，您放心好了。”
也许善良的医生是有些异样感觉的，但善良使她的感觉迟钝了。她没有嗅出在马家夫妻之间阴险地弥漫着的仇恨味道，她忽略了他们笑容里的僵硬。她告辞，马满意急忙送她出来，并回手把门关上。技术员是借机逃跑了，他不敢再在妻子面前待着，他怕徐小兵的冷静会突然爆发成灾难。
天已经开始热了。尽管已经是后半夜，院子里也有了微微的暖意，不再冻人了。南方的植物虽然四季常青，但春夏秋冬的状态却也不同的。此刻，它们也似乎从冬天的晦暗中苏醒来，又经了春天的滋润，鲜嫩了，活泼了，正是一种生机盎然的蓬勃，連夜晚也不消停，把潮湿的鲜腥味灌进人的鼻孔。马满意沿着墙角走，尽量避开可能存在的眼睛。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清楚，嘴虽然是硬的，心却在簌簌发抖。初夏的躁动仿佛被浇了一盆凉水，蒸腾起热气，却冷了身心，特别不舒服。他茫然地走着，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只是不想回家。他那其实很简单的大脑里此刻只有一个问题，却是个极严重的问题，他好像刚刚明白，他和徐小兵的婚姻虽然糟糕透顶，却恐怕是扯不断的孽缘。他们可以在家庭里殊死搏斗，徐小兵却不会允许丈夫红杏出墙。
正这样胡思乱想着，一个秀丽的身影就撞进了马满意的眼帘。他急刹车似的站住，眼睛骤然聚焦在那个人身上。心也凝固了，思想却散成了一片空白。
家属楼的底层，每户的窗外都有一个小院。桂芝家的小院围了篱笆，刚刚攀爬上架的扁豆秧还不足尺高，根本遮挡不了院里的情景。明亮的月光下，只有桂芝一个人坐在那里。
她抱着她的擀面杖。她的那根用黄花梨木旋成的漂亮的擀面杖，在月光下温润如水，斜倚在女子的怀里，竟像个睡熟的孩子。桂芝微微低着头，仿佛在和这孩子说话。语气也是亲切的，在宁静的夜晚，如甜梦里的呓语。
马满意突然流泪了。他好像是一个虔诚的信徒走进了教堂，他好像感受到了圣像周围的那片洁白的光环。他悄悄地往后退了一步，让自己的身子隐藏在树影背后。他此刻希望自己也成为一片影子，融化在黑夜里，再也不会苏醒。
他那简单的思维里，只有一个绝望的意识，他知道自己是只爱这一个人的，但却永远不可能说出口了。
八
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快了，却也一天比一天慢了。
桂芝牵着红儿的小手送她去子弟小学的那天，她看见原厂革委会主任灰白着脸色坐上吉普车，一溜烟地驶出了厂门。没有几个人送行。送行的人都绷着脸，等车走后才松下劲儿，有说有笑地散了。桂芝听余大傻子说过，新厂长已经上任，过去的主任是造反派出身，这几年不吃香了。
桂芝并不关心这些。一个家属工，也轮不到她关心。她关心的是自己的钱包里每月有几张钞票。工厂脱去了保密单位的光环，产品彻底由军用转为民用，家属工们却仍然是在绕线圈。桂芝的危机感最先来自丈夫余大傻子，作为工厂的辅助岗位，清洁班成了新厂长推行绩效工资的试点，傻子的工资减少近三分之一。
妹妹五儿暑假来工厂看望桂芝。五儿已经是大姑娘，在县上高中里是成绩最好的学生。她仍然瘦，也仍然不动声色。在到来的第一个晚上，她瞟着桂芝鼓起的肚子，平静地说：“我说过的话，不会错。”桂芝愣了一愣，明白过来，涨红了脸，不知该说什么。五儿就说：“好好过吧，别胡思乱想了。”桂芝说：“是想好好过，不好好过又怎么样呢？可是，怎么好好过呢？”
五儿的话让她回忆起了当年的杀机，也回忆起了那年那个月光迷离的夜晚。那天她是看见了篱笆外边的男人的，她也听到了那人的饮泣。就是在那一时刻，桂芝真正决定放弃杀人的企图了。本来，她坐在小院里是在筹划再一次的阴谋的，可就在初夏的热风里，在男人的偷窥中，她突然地动摇了。那个复杂而痛彻心扉的夜晚，既是那个技术员的破灭，也是桂芝永远的绝望。
桂芝不会忘记，那晚，也是她和丈夫余建国的第一次。开始，当傻子试探着走进里屋时，她冷起脸，举起了她的擀面杖。傻子知难而退，讪笑着缩了回去。桂芝不愿再在屋里待下去，冲到院子里坐着。就在她和月光一起迷离的时候，她看到了他。
她马上就明白，男人是不会再往前走一步的了。他没有那个胆量，更没有那个担当。他是怯懦的，他只能是个偷嘴吃的孩子，如果被抓住手腕了，他只会哇哇大哭，只会埋怨那块糕点太甜太诱惑。
桂芝愣愣地坐了一阵。擀面杖在她怀里沉默着，黄花梨的纹路在月光的抚慰下静如溪水，虽美丽，但有一种痛彻心扉的凌乱。泪水湿润它了，便暗淡了，仿佛一层薄薄的冰，封住了心情。
那天后半夜，桂芝带着一身露水回到屋里，在鼾声如雷的傻子床前站了半天，然后推醒了他，很平静地说：“你到里屋睡吧。”
她没有把这一切告诉妹妹，没有什么可说的。她只是把一双崭新的劳保鞋塞到了妹妹的背包里。五儿看着，没说什么，只是轻轻地笑了一笑。
五儿走的那天，在车站上，对她说：“姐，你真的听我一句劝，好好和他过吧。我看了，他是有点傻，但人不坏。再说，工厂到底是工厂，总比农村强。三姐咋样呢，学习那么好，到底是嫁了个二婚的，进门当妈，还挨打。”
桂芝苦笑：“你也学习好……”
五儿的大眼睛眨啊眨的：“我？我不会像你们，我要飞。”
桂芝想说，你往哪儿飞呢？飞是那么容易的吗？五儿走了，火车好像也载走了桂芝的心。车站前的广场上地砖仍然破碎，似乎从来没有人想起要去修理，又仿佛时间还停留在桂芝来的那天傍晚。桂芝站在广场上，抬眼看着天。天是湛蓝的，却没有妹妹五儿飞翔的身影，只仿佛五儿的那句话，还在耳边久久萦绕。
“好好和他过吧。”
不好好过又能怎么样呢？桂芝最近常常这样问自己，却没有答案的。红儿在子弟小学的操场上和小朋友们玩得很欢，丝毫没有刚上学的胆怯。都是从小玩大的小伙伴，哪里又会生疏。到处都是看熟了的人，到处都是做熟了的事，324工厂就是一个被抛弃在深山里的小王国，封闭，独立，一切按部就班。桂芝常常在工作台边昏昏欲睡，觉得自己只不过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她到医务室去做孕期检查。一推门，韩大夫慌忙地把一本厚书塞进抽屉里，抬头见是桂芝，舒一口气，又拿了出来。那是一本《圣经》。韩大夫是基督徒，她曾经悄悄地劝过桂芝，跟随主吧，你会得到永生。
桂芝似懂非懂，她不明白什么是上帝，也不知道人是否会永生。她只知道韩大夫是个好人，这个本已应该退休了的老太太在工厂里有着极高的声望。她躺在韩大夫的诊床上，本能地想和她聊聊心里话。她告诉了韩大夫五儿是怎么说的，也告诉了韩大夫她心里的苦闷，她甚至含含糊糊地告诉了韩大夫，她在和余大傻子之前，跟过别人。
韩大夫抚在她肚皮上的手停了下来，低聲说：“这就是罪。”桂芝抖动了一下，仿佛感到冷。韩大夫感觉到了，又说：“主会饶恕你。”
桂芝看着韩大夫的眼睛。韩大夫注意到了，向桂芝微微地笑，眼睛周围的皱纹随着她的笑舒展了，她整个的脸就像是一朵盛开的菊花。桂芝感觉到了一种安宁，仿佛心里的潮汐也在慢慢退去。她问道：“孩子好吗？”韩大夫帮她把衣服拉好，说：“应该没问题，小家伙心脏很强。”她把听诊器放到桂芝耳边，于是桂芝听到了一个咚咚的声音，其实是微弱的，但在桂芝听来却是如雷鸣般的强势，又如歌唱般的悦耳。这是一个新生命的呐喊，是桂芝生命的延续了。桂芝笑了，然后，又哭了。她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她把她的喜悦和不甘都哭了出来。
“盼着他是个男孩儿吧，”她哭着说，“就是别像他爹那么傻。”
韩大夫看着她没有说话，然后，老人闭上眼睛，开始低头祷告。桂芝听不出她在说什么，便抓住了老人的手。那只手柔若无骨，而且洁净温暖。桂芝觉得这一刻这间简陋的医务室充满了光辉，时间也已经为了她的孩子而停顿了。她也闭上了眼睛，让阳光在她的眼皮上慢慢行走，留下了淡淡的温暖痕迹。医务室里的这一时刻，就此成为桂芝的永远回忆。
九
324厂在和总厂脱钩成为地方企业之后，生产形势急转直下，仿佛昨天还巍峨耸立的高山，转瞬崩坍成了泥石流，呼啦啦地粉碎了，挡也挡不住地一泻千里。
新厂长柳强整天焦头烂额地应付着各种噩耗。合同被撕毁，产品被退货，欠账收不回来，工人们消极怠工……他甚至已经因此患上了精神方面的什么毛病，听见电话铃响就想撒尿，有时控制不住，就会淋漓到裤裆里，因此人们闻到厂长的身上总有一股臊气弥漫。
柳强其实原本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他从一个翻砂工成长为企业领导是靠实力拼杀出来的，包括用他强壮的臂膀和冷酷的性格。可是现在，他像困在流沙上的狮子，伸腿是塌陷，不伸腿也是塌陷，眼睁睁看着流动的沙子吞噬自己，这种残酷让他不寒而栗。他只能拼着命挣扎，随时抓住身边的每一根稻草。而他认为现在最能挽救自己和工厂的，只有马满意。
马满意已经被破格提拔为总工程师了，柳强拍着他的肩膀鼓励他要为工厂的生死存亡而战。
厂长的手粗大而且有力，马满意被拍得肩膀麻酥酥的。他从心里惧怕这位厂长，因为柳强就是当年在山坡上把他揍成乌眼青的那位车间主任。他知道柳强已经和轻浮老婆离婚，但柳强依然会对他恨之入骨。在柳厂长的破格重用后面他隐约看出了某种险恶的阴谋。
马满意也知道，自己的命运发生改变，在于自己唯一的优点，那就是他疯狂地热爱自己的工作。他苦心钻研数载设计出的几种产品，是目前工厂还能勉强发出工资的唯一保障，也是他成了全厂技术统领的原因。但也正因如此，他成了柳强不得不依靠的人，成了柳强憎恨却又无法不对他施恩的家伙，成了一根吃不进吐不出的骨头。他们的办公室现在门对着门，柳强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推开他马满意的门，绽开笑容问声好。柳强的皮笑肉不笑在马满意看来就是屠户在杀猪前的那种端详，是在琢磨从哪里下刀合适。马满意为此心惊肉跳夜不能寐，常常缩在自己那张小床上瞪眼到天光大亮。
他和徐小兵的关系也没有好转。他很惊讶妻子竟然有着这样的执拗和冷酷。这几年他们一直分居着。为了不让外人察觉，马满意的床是由徐小兵每天起床后拆除的，然后晚上由马满意自己再架起来。这成了他们家生活里一道固定的不带感情色彩的程序，他们的女儿每天也习惯了冷漠地注视着这种烦琐。他们倒是很少争吵了，似乎已经吵累了，疲倦了，没意思了，仿佛再用争吵破坏了现在的冰冷，更没兴趣。
马满意心里的烦恼没处述说，终于有一天，在饭桌上，他说：“厂里计划在大城市设经销部，我想去。”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盯着眼前的清炒菜花，仿佛那是一盘海参。他在前一天晚上刚刚和柳强一起在市里刚开业的饭店里陪客户吃了海参，他认为那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难吃的東西。
徐小兵面色平静，也并不看丈夫，问道：“有什么好处？”
“可以……多挣点吧。”马满意说，口气有些犹豫。确实，经销部的方案提了几次了，但谁也不知道这是一剂良药，还是饮鸩止渴。党委会上柳强拍着桌子骂：“他妈的你们谁就不能第一个吃螃蟹？”当时全场面面相觑，谁也不作声。
徐小兵冷冷的目光扫过丈夫的脸，然后说：“你永远别想离开我的视线。要去，我就和你一起去。”徐小兵的头脑其实也是简单的，她认准了的事情谁也别想扭转。她就像一头红了眼的西班牙斗牛，只想冲撞不顾其他。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还爱眼前这个男人，却不管爱不爱，她发誓要和这个男人纠缠到底两败俱伤。徐小兵已经在多年的冷战中将自己重新塑造，她学会了折磨人。有时她给女儿烙了肉饼，她会盯着女儿吃，然后问她好不好吃。女儿早学会了小心翼翼地顺从，忙说好吃。而徐小兵就冷冷地说：“你肯定不爱吃。”然后夺过女儿嘴边的饼扔掉。这样的事成了这个家的一种游戏，丈夫和女儿都苦不堪言。
于是，马总工程师无语。在吞下一口咀嚼不烂的菜花后，他安慰自己说，他妈的，不去就不去，反正柳强也不会让我这个总工程师走。再说，如果看不到桂芝，我也难受。
在马满意的心底，桂芝已经是他的女神。虽触碰不得，却也不能不见。他仍然在每天走向厂区的时候回一下头，希望在那个窗口找寻到那双眼睛。在每个寂寞的夜晚，睡不着觉的时候，他会默念她名字，在黑夜里捕捉她的身影。曾经，他曾念着她自慰，但后来他认为这是亵渎，便坚决彻底地戒了这毛病，以致从那天起再没有坚硬。
家庭历史的洗刷对于这对夫妻来说曾经是生活的唯一希望，现在却也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情。当然，这也许只是对马满意而言，徐小兵还是亢奋了一阵子的。她在厂里逢人便讲，她的父亲从监狱出来了，她的父亲恢复工作了，她的父亲当了当地县的政协委员了。一时间，徐小兵的父亲成了全厂的一个笑柄，人们其实记住的不是这位谁也没见过的县政协委员，而是徐会计疯了。终于有一天徐小兵偶然听到了人们的窃笑，从此绷起脸不再说，却在眼神里多了一种让人战栗的冷峻和敌意。
马满意总工程师再次垂头丧气地离开那个冰冷的家。这时的324厂虽然处在低谷，气氛却是热烈的。邓丽君甜腻的歌声在家属区上空回荡，而且不是一支歌子。谁家的阳台上，半大小子用砖头似的录音机在放《小城故事》，厂俱乐部的舞会近来很红火，现在播的却是《何日君再来》了。两个邓丽君的重唱就显得很怪异，像是梦游者的各说各话，多了让人昏昏欲睡的迷茫，却少了些不清不白的挑逗与撩拨。夜色也就混浊了，虚幻的温柔弥漫起来，和西南山区的潮湿配合着，把工厂腌浸了。
马满意向着俱乐部走去。
按照他的性格，他早就应该是舞会上的常客了。但他现在没心情。在俱乐部的窗外，他站住，窗里的灯光泄到他的身上，暗黄的，和他的情绪很相配，有一种无所适从的迷惘。他看着窗内扭动着的人体，突然有了陌生的感觉。他们是谁呢？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为什么在笑？就在这一时刻，总工程师悲哀地想到，自己摆弄得了任何机械，却是始终搞不懂人生的，自己的这一辈子，也许真的就是白过了。深深的沮丧就在这一刻涌上心头，仿佛生命也在这里静止了，是说也说不出的感觉。
十
桂芝从柳强厂长的办公桌上缓缓起身的时候，俱乐部的舞会正是高潮。狂乱的迪斯科音乐远远传来，夜风里也有舞蹈那种暧昧的味道。她伸手去拿自己的衣服，把电话机碰落了，却由于电话线的牵连，没有落到地面，只是发出了嗡嗡的声响，在半空中摇晃着，像是桂芝的心情，杂乱无章，而且没有下落。
这只是她第二次到柳强的办公室来。第一次来是壮着胆子的，是为了丈夫余建国。厂里终于开始裁人了，傻子首当其冲，在第一批失业的名单中。看着失魂落魄的丈夫，桂芝咬咬牙，来求柳厂长开恩。柳强看向她的眼神一开始是不耐烦的，是厌恶的，但随即慢慢亮了起来，甚至渐渐有了某种兴趣。他摇摇手里的文件，和气地说：“今天我马上要开会，你明天晚上找我好不好？”柳强这个人其实还是很英俊的，尤其笑起来的时候，满脸灿烂的阳光，是成熟男人的魅力。桂芝的心就跳了一下，隐约觉得晚上似有不妥，但那念头如同夏夜的蚊子，嘤的一声，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二次来就是这天晚上了。敲开办公室的门，桂芝就被男人抱住，猛地按倒在办公桌上了。桂芝的脑子一片空白，好像是早就做好了准备，又好像是隐隐地有些什么盼望，但也有些委屈和愤懑掺杂着。她没挣扎，任凭男人气喘着剥她的衣服。眼睛望着天花板，却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另一个男人。耳边听到的俱乐部音乐，也慢慢像了當年游行的锣鼓。
完事之后，柳厂长起身，瘫倒在他的转椅上。桂芝则久久地就那么躺着，让夜晚的凉风冷却着身体。她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慌乱，也没有了当年的羞涩。她已经成熟了，她不再是生活的跟随者，而已经是生活的驾驭者了。桂芝已经不是当年的桂芝，她不仅有着黄花梨般的美丽，也有了黄花梨的坚硬。几乎在一瞬间，她已经在纷杂的思绪中扼住了自己的命运咽喉。
她从容不迫地穿好衣服。她一直看着柳强。她发现这个男人是镇静的，镇静中是大权在握的强势。她需要的就是这种强势。她开口了，声音平静得如同刚才的事情没有发生。
“我丈夫余建国，不能下岗。”
柳强被桂芝的平静镇住了，他突然明白自己是给自己戴上了一副枷锁，他将被这个漂亮女人所控制。一时间他后悔了，但后悔的情绪转瞬即逝，因为桂芝的手抚摸上了他的脸颊。
“你得帮我，只有你能帮我。我相信你能帮我。”
柳强抓住了女人的手：“我帮你，你给我什么？”桂芝淡淡地笑了：“你说呢？”
这是默许了，也是挑逗。柳强的全身都热了起来。他猛地把女人搂在了怀里：“你嫁给我吧，我爱你！那天你一进我的门，我就爱上你了。以前我竟然不知道，这个厂里还有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桂芝记起，当年的男人也说过类似的话，心就突然往下坠了。下坠的过程是疼痛的，身子听任男人搂抱着，眼泪却疼得喷涌而出了。
远远地，俱乐部里的狂欢到了尾声，《一路平安》的旋律断断续续，听起来倒像是人的哽咽了。柳强低声说：“你等会儿再走，舞会散了，人多。”
桂芝说：“既然你要娶我，怕什么人看见。”
柳强沉默片刻，说：“还有老余……”
是的，还有老余，余大傻子。桂芝也不说话了，杀机却突然在心底探了一下头，像是只居心叵测的小兽，蛰伏已久，终于忍耐不住地龇开獠牙。桂芝自己也被震动了，心脏激烈地跳动，五脏六腑都好像被搅动了，乱糟糟疼痛。
“还有孩子……”强硬的外壳一旦打碎，所有的软弱就都暴露无遗。柳强的声音充满无奈。他的前妻在和他分手后迅速嫁给了什么男人，据说现在在上海。他的儿子柳大宝在厂里的技校上学，技术没学到什么，打架斗殴却很在行，前不久才从拘留所出来。桂芝呢，儿子刚刚一岁多，却已经诊断出小儿麻痹，让桂芝欲哭无泪。
“这就是命。”
人的命运真的难以预料，像漂泊在风浪里的船，生存与毁灭，真的只在一瞬之间。二姐的死，使农村姑娘桂芝一夜之间成了工人，也萌生了杀机。马满意的侵入，却使桂芝在杀人与嫁人之间放弃了前者。现在，有了柳强。他是码头，还是深渊，让桂芝这条疲惫不堪的船举棋不定。这条命，只好赌了。
一男一女，就这样静静地坐着。夜晚在冷下来，心情在冷下来，大院里的嘈杂也在冷下来。狂欢散去，一切都仿佛是虚幻。潮气慢慢漫上来了，替换了大院曾经的热烈。桂芝当然不知道，在俱乐部的大门口，在湿冷的台阶上，此时此刻马满意正在悄悄哭泣。他们这一男一女，就这样渐行渐远了，彼此的心都撕扯着，却不会再有交集。
柳强起身，捡起了电话机，把它放回原地。有一份文件，在狂热中一直压在桂芝的身下，此时已揉搓得不成模样。柳厂长很无聊地想抚平它，却是枉然。桂芝看着他笨拙地做着，突然想笑。
柳强说：“让老余去库房吧。”
桂芝说：“他原来在那儿干过，可是，他不行，笨。”
柳强笑笑：“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没什么的。”
他们突然发现彼此的话好像都很虚假，有点装腔作势。真实在欲望的高涨中露出面孔，又迅速掩盖在冷却下来的平静中。他们现在不是男人和女人，而是上司和下属了。其实，桂芝明白，自己连下属都谈不上的，自己只是个家属工。
他早晚有一天会玩腻了，会抛弃我。这个念头轰然在桂芝的脑子里出现了，尖锐而且冷酷。桂芝看着柳强的目光冷下来。“我该回去了。”她说。
柳强抓紧了她的手，似乎有些不舍。桂芝感觉到了这种不舍，心又软了。她痛苦地承认，女人就是这样，困苦中的女人更是这样，一颗心总在硬与软之间挣扎。舍不下的，是情，舍得下的，也是情。冷酷与柔情的缠绵，留下的只是累累的伤。桂芝终于是硬下心肠了，她推开男人的手，走了。
厂区静悄悄的。开工不足，厂里早就停了夜班。桂芝走出办公楼的门，回头看，柳厂长的办公室灯还亮着。这个男人是常常住在办公室的，他身边没有女人。桂芝站定身形，暗暗地想，如果我是他的，今后会怎么样呢？
想不下去了，因为桂芝已经看到在厂区和家属区间的大门口，伫立着三个大小不一的身影。丈夫余建国拉着红儿，抱着小儿子，在等她了。
桂芝的心酸了，酸得好像浸在了醋里，慢慢地发苦。她知道，发生过的无法改变，她只有往前走了。
十一
要过年的时候，下了场罕见的雪。雪让来自北方的人们欢欣鼓舞。厂里开了大会，公布全年的盈利情况。柳强厂长慷慨激昂地宣布，难关已经过去，324厂起死回生，我们将为建设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大会上，给大功臣马满意总工程师颁发了重奖：一台白兰牌洗衣机。桂芝在台下坐着，看着披红戴花的马满意，一时间，心走远了，人就有些慌乱。
全厂大聚餐。桂芝和一群家属工被派到食堂帮厨。她带来了她的擀面杖。也来帮着包饺子的韩大夫，看见这擀面杖时眼睛亮了一下：“这是黄花梨啊。”
桂芝一边擀着饺子皮一边说：“是。当年我爹卸了一条桌子腿做的。我爹说，桌子原来是老赵家的，老赵是我们那儿最大的地主。”
韩大夫点头感叹：“也就是大户人家，会有这样的东西。”
桂芝一向是景仰韩大夫的。这个孤身老太太已经退休，但仍然每天到医务室上班，婆婆妈妈地为大家看病。星期日去山下的小城教堂做礼拜。在这样的山里，桂芝小儿子的腿本来就算废了，全靠老人的针灸，勉强算是好了，只是现在走路还微微跛着，像只快乐的小鸭子。桂芝感谢韩大夫，老太太却说，是上帝治好了孩子的，要感谢上帝。
此时，桂芝爽快地说：“我家还有一根，是我二姐当年带来的，回头，送给您。”
“不了不了，”韩大夫笑起来，满脸的皱纹活泼地舒展，“老了，給我我也用不动了。”
桂芝也笑：“是沉。平时我都不爱用。”
也在一边包饺子的徐小兵突然插话道：“给我，我用得着。”
桂芝吓了一跳。她没有想到，从来没有和她说过话的徐会计会突然插嘴。她一向是有意回避着这位总阴沉着脸的会计的，当然是因为当年她和马满意那次说不清的纠葛。尽管当时是疯狂的马满意侵犯了她，她却也隐隐觉得自己有些愧对这个女人，仿佛偷了对方的什么东西，而对方至今蒙在鼓里。这就如鲠在喉，没有了面对人家的勇气。此时，也就不知说什么才好，只能手下用劲。饺子皮擀得薄了，韩大夫就笑起来说：“桂芝，你慢点，太薄了，包不上了。”
徐小兵却只不管不顾地说：“给我吧，我正缺根擀面杖。”
桂芝只好含混答应。韩大夫慢慢地说：“黄花梨是好木料，漂亮，结实。我是在海南长大的，只有海南产的黄花梨最好。”
桂芝既是想岔开话题，也对韩大夫的身世有了好奇，便问：“海南是哪儿？”
徐会计哼了一声，显然是蔑视。韩大夫却宽容地笑笑，继续缓慢地说：“远呢，是个海岛……”
桂芝想起，自己是陪着红儿看过中国地图的。丫头和她爸一样笨，永远记不住地理课上讲过的东西，急得哭。桂芝隐约想起，海南，那应该是中国的最南边了。这个信上帝的老太太，是怎么从那么遥远的地方来到这大山深处的呢？也许，这永远是谜了。她看韩大夫，老人淡淡地笑着，神情却是远远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
女人们都沉默了，连徐小兵都闭上了嘴。寂静了，就听见远处有隐约的歌声，是俱乐部那边在排练节目。窗外还飘着雪花，不大不小的，像是在衬托屋里的静默。
桂芝的手慢了下来。要过年了，家乡那边咋样呢？父亲已经去世，娘住到大姐家去了，山村里的家，该是寂寞清冷的吧。本来想回家的，余建国不肯，这个大傻子当了仓库管理员，也知道得来不易，勤勉得像一头驴，整天整夜地守在仓库里。干不了细活，就拿块抹布擦那些零部件。或者，把这个货架上的东西搬到那个货架，摆好，过两天再搬回来。要过年了，余大傻子接下了所有的节日值班，根本不休息。桂芝哭笑不得，心里却不是滋味。有一回在柳强的床上，终于哭了出来，柳强也不问，桂芝明白，他知道她哭什么。
饺子馅不够了，有人就去剁白菜，厨房里响起一片叮叮当当的剁菜声。桂芝停下手，望窗外的雪，听见身后的韩大夫低声地说：
“黄花梨这东西，看着长得快，几年就很粗了，其实，心子长得可慢呢，四十年，五十年，也许才够上材料，才能做东西……这世上的事，也许就都是这样呀，好东西，就难得，上帝说，要恒久忍耐……人这一辈子，也像黄花梨，要成材料，要等，要忍。你要着急，急着把树砍了，就只能落下一堆树皮子，除了烧火，什么用也没有的。”
桂芝觉得，老人不是在对自己说话，也不是对别的什么人说话，她只是自言自语，只是在触景生情，在感慨自己的命运。桂芝不敢回头，她怕自己回头后会掉眼泪。不知道为什么，韩大夫的呓语让她想哭出来。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而哭了。桂芝虽然已经是个熟练的工人，已经穿破了几双劳保鞋，却仍然是个头脑简单的人。每天的生活其实也真用不着她思考的。早晨为孩子做饭，让大的骑车去市里的中学，送小的到子弟小学去。然后上班，没完没了地绕线圈。中午在食堂吃饭。下午下班，在浴室洗澡，然后回家继续做饭……人就像一台机器，点了些润滑油，就傻呵呵地转动下去。即使和柳强的偷情，也已经疲倦了，成了例行公事般的过程，成了兴味索然的生活里一个同样无趣的逗号。
有什么惊喜吗？没有。意外怀孕也许算一回事，但傻子是那么好欺骗，几句话他就相信是自己的疏忽了，还跑前跑后地陪她去手术。如果说动心，也就算那一回了，看着满头大汗的傻子，桂芝真的痛下决心和柳强了断。然而，决心就像海滩上孩子堆的沙堡，一阵浪来，就冲得无影无踪了。生活好像顽固成了一个昏君，不允许有任何改变。而人，是软弱的。桂芝一次又一次地躺倒在那张罪恶的床上，然后迅速沉醉在肉欲之中。
韩大夫曾经告诉桂芝，上帝说了，人都是有罪的，我们只有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桂芝始终对老太太的说教似懂非懂，却对这句话刻骨铭心。她学着老太太的样子向上帝祷告，却听不到上帝的回答。
雪不动声色地停了。
“馅来啦！”有人把调好的饺子馅端来，新鲜香油的味道弥漫着，把女人们的情绪重新调动起来。桂芝拿起她的擀面杖，爱惜地抚摸。美丽的花纹显现了，依然温润，依然雅致。“过一天算一天吧。”桂芝突然在心里对自己说，像是安慰，却是无奈的，带着一点苦涩。
十二
不管怎么说，生活是在一天天地好起来了。
桂芝随着最后一批家属工转为正式工的时候，正是她领到第十二双劳保鞋的日子。十二，一个在中国人的习惯里也算圆满的数字。她本可以早一些转正的，但柳强说要考虑影响，就把她拖到最后了。女儿小红考不上高中，到厂里技校混了半年，柳强就安排她在服务公司上班了，在厂里浴室看门。孩子虽笨，却是孝顺的，第一月工资就全交给了桂芝。桂芝拿了那几张钞票，心里暖了一下。到二姐的坟前哭了一场，说：“姐，我总算给你把孩子带大了。”
324厂成了市里的龙头企业。柳强春风得意，兼任了市里工业局的副局长。上任伊始，就声势浩大地组织工人们轮流到南方考察改革开放。
桂芝当然被安排在柳强亲自带队的这一批。车间姐妹们暧昧的笑容，桂芝只当没看见，她也麻木了，反而有些得意在，昂着头从女人们面前走过。
柳强安排得很细密。在深圳考察的最后一天，桂芝按照他的吩咐，谎称要去看个亲戚，离开了队伍。柳强带队到了广州，让副厂长领大家返程，自己宣称要去谈个重要合同，独自返回深圳。当晚，他们在深圳会合，找一家宾馆住下。虽已是老夫老妻的感觉，但因为这种特务式的秘密安排，再加上陌生地方的新奇刺激，这一晚他们就很尽兴，很热烈。
缱绻之后，柳强说：“孩子们都大了，连你家小涛都十好几了，反正，他的将来我也保证安排好就是了，你就和傻子离了，嫁给我吧。”
桂芝没吭声。为了掩盖狂欢的呻吟，他們一直开着电视的，而且把声音调得很大。此刻，香港卫视的主持人还在用他们听不懂的粤语哇里哇啦地说什么，表情很夸张。
“我离婚那么多年了，这些年还不就是在等你。不然，女人还不有的是。傻子我也安排了，孩子我也安排了。省里调我几次了，我都没去。”
柳强的话里，分明有了埋怨。
桂芝起身要穿衣服，说：“我也不愿意这样偷偷摸摸的。你是厂长，没人敢和你斗，可我不行，你知道别人都怎么看我的。”
“那你还犹豫什么？”柳强伸手夺下了桂芝手里的内裤，把那柔软的肉体再次揽在怀里，“难道你舍不得傻子？”
这话刺痛桂芝了，她推开男人，一声不响地穿衣服。心里像是打翻了一瓶调料，苦的，辣的，酸的，搅和在一起，是一种混合的苦楚。男人仿佛意识到自己的话说错了，也就不作声。他们沉默着，听着香港人的唠叨。窗外的深圳灯火通明，是夜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刻。
“我曾经想过要杀死他，”桂芝说，“你说我是不是舍不得他？”
男人的眼睛瞪大了，看着桂芝：“那你会不会有一天想要杀死我？”
桂芝没有想到他会这么说，一时愣住，不知道哪里不对，火气却慢慢升起来了。“会。”她说，“只要你对不起我。”
柳强的脸色变了。也许，只是因为桂芝的敏感，觉得他变了。反正在桂芝眼里，这个人突然陌生了。陌生的男人和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房间，桂芝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妓女，正在等着对方掏出钱来。
柳强也开始穿衣服。他从容不迫地穿好内衣、衬衫，然后细心地打好领带，好像他马上要出席什么重要场合。转眼间，他已经是一个西服革履的男人了，除了黝黑的脸庞还能证明他来自深山，其他的痕迹只显示出他的地位和强势。
桂芝的心颤了。她知道自己是斗不过眼前这个人的。她和他远远不是势均力敌的关系，她只能是他的附属，是他的随从，是他的玩物。她看着他走了出去，连头也没有回。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是开了两个房间的。她听着他关好门，听着他走进了隔壁。然后，她哭了。
桂芝明白了，什么也不会改变。
第二天，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柳厂长仍然谈笑风生，仍然和桂芝亲亲热热。他们离开深圳，乘长途汽车到了珠海。
在海边的蜿蜒路上，柳强望着大海，说：“你知道吗？这条路，叫情侣路，在这条路上走的人，都是情侣。”
桂芝淡淡地说：“什么叫情侣？就是情人吧，偷人养汉的，咋往好听里说，也就这么一回事。”
柳厂长的脸色就变了一下。两个人默默地走出一段，柳强说：“那你是什么意思？让你嫁给我，你不干，现在你又说什么偷人养汉的话，你这不是矛盾？”
桂芝愣了一下，想想，真的，自己的话是矛盾了，可是，怎么才能让自己的心平静，也真的是茫然。她走在一条绝路上了，往前是悬崖，退后是追兵，前前后后都是死，是没有希望的坎坷。
柳强问：“你说你曾经想杀了傻子，咋又没杀呢？”
桂芝不说话，往事却被男人这一问给从心底勾引出来，沉渣泛起，翻翻滚滚地不消停了。几次想用那擀面杖砸傻子的脑袋，几次想给傻子的茶杯里加老鼠药，一个一个片断像厂里放的老电影，胶片伤痕累累，声音断断续续，断片的时候银幕上闪过大大的阿拉伯数字：1、2、3……全厂的人都在起哄，口哨和叫喊仿佛要掀起俱乐部的屋顶。那是一场全体群众的狂欢，忘乎所以的快乐淹没了多少大院里的奇闻逸事，把她的杀机也给粉饰成了狂欢节的花束，没有了锋刃，只留下沉沦。
真的，现在应该怎么办？不知道为什么，韩大夫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人都是有罪的。
大海在他们面前铺陈开去，一望无际。天是阴沉的，在天与海的交际处就是一片混沌，分不清界线，像极了他们的沮丧。许久，柳强厂长突然说：“你知道当年我曾经把马满意总工给揍了吗？”
桂芝不知道他为什么问这个，迟疑了一下说：“听说了。”
柳强冷笑：“他敢邀我老婆去散步……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是我的东西，谁也别想碰。”因为常年酗酒，他的眼睛很混浊，眼球上的血丝像一张蛛网，捆绑着，但也显示着一种残酷。桂芝的心不禁沉了一下。
半晌，桂芝说：“要杀傻子，也是我杀，别人甭想插手。”
她的话也冷冷的，让柳厂长不禁紧了一下领带。
十三
仓库出事了。
半夜，起了火。火像一个阴险的罪犯，悄悄地出现，然后慢慢地弥漫开。当在值班室里酣睡的余建国被烟呛醒时，火已经不动声色地包围了这间小屋。
第一个冲进去把余大傻子拉出来的是总工程师马满意。事后，有人曾偷偷议论，为什么一个厂里的领导会在半夜出现在仓库里，但马满意的英勇行为堵住了人们的嘴。
当时的余大傻子是真的吓傻了。他光着膀子坐在床上，咳嗽着，愣愣地看着值班室的大玻璃窗，看着火在窗外蔓延。马满意踢开房门，把棉被按在洗手池里浸湿，然后蒙住两个人的头，冲出了仓库。他们刚出来，里边就有房顶坍塌下来了。
余建国浑身颤抖，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不是我干的！我喝多了，他们……”
马满意伸手给了他一记耳光：“值班你还敢喝酒！”
柳强厂长是和厂消防队一起赶到的。他面沉似水，冷冷地盯了余建国一阵，什么也没说。
这是324厂在这座大山中建厂之后的第一起大事故。两小时之后，火被扑灭了。满身泥水的柳强和马满意一起回到办公楼。在各自的办公室门前，他们站住，阴沉着脸，回头彼此看着，两双眼睛里好像有说不尽的话在交锋，空气里也有了剑刃相搏的紧张。
柳强先挪开了眼神：“先休息休息吧，什么也别说了。”
马满意冷笑：“你是不想说，你什么都不想说。”
柳强的手停止在门把手上：“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把火是怎么着起来的？也许，我要问问你的儿子柳大宝。”马满意从未这样咄咄逼人，今天的他仿佛和往常判若两人，“你下午在办公室和他说什么？他晚上为什么吩咐他的小弟兄缠着余建国喝酒？火起之前，你这个宝贝儿子在哪儿？”
柳强的脸白了：“你跟踪我们？”
“对。我跟踪你好几年了！”马满意的脸更红了，他的怒火已经显现在他的脸颊上，“我知道你虚报产量，我知道你行贿受贿，我知道你还贪污，我……还知道你霸占了余建国的老婆！你今天是要杀傻子灭口！”
马满意说这话的时候，柳强的眼睛里竟然是一片茫然，他显然一时想不明白马满意为什么会这样做。他认为马满意当年应该是被他揍怕了的，他也以为马满意应该为今天他的宽宏大量而感激涕零。没有他柳强，能有今天的马满意吗？两个男人面对面僵持着。柳强的脸色慢慢地凝固了，凝固成一片铁青。而马满意仍然怒气冲冲，像一只好斗的公鸡。他们都突然认识到此时此刻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他们角逐的跑道在今天突然地交叉了，他们像刹不住的火车一样在向对方撞去。
柳强慢慢地说：“老马，我终于想明白了，你他妈的不是在跟踪我，是在跟踪谭桂芝！那娘们说过的，傻子不是她第一个男人，那么，最早占了便宜的，就应该是你了。”
马满意的脑袋里也有什么像仓库一样坍塌了。他强撑着自己，继续把愤怒的目光投射在对方脸上。但他自己知道，已有一盆冷水兜头泼在他的怒火之上了，他的心已经开始控制不住地战栗了。他甚至有了些许的后悔，为自己的冲动，也为自己的感情。
柳强从对方的眼睛里猜出自己的话是一根针，已经准确地扎在对方的死穴上了。他缓了一口气，低声说：“别闹了，我是厂长，你是总工程师，这是事实，改变不了，也不应该改变。这个厂，离了你，离了我，都不行。”
马满意不吭声。
“太累了，我不想再说什么了。”柳强推开自己的房门，不回头，又补充了一句，“对了，想和你说还没来得及，我想提拔徐小兵会计做厂里的财务总监，你看行吧？要没意见，回头就上党委会……”
马满意眼睁睁地看着对方进门，关门，想说什么，却怎么也张不开口。好像有什么强力的胶水，粘住了自己的嘴唇和舌头，一股苦涩味在嘴里蔓延。
柳强却好像不想让马满意缓过神，又打开门，探出身子，笑着说：“哎，老兄，桂芝那女人，真的不错。”
马满意就在这个时刻意识到自己是斗不过面前这个老对手的。柳强在一瞬间已经恢复了他的镇静自若，甚至，他手里还拿着毛巾，若无其事地在擦脸。他也已经脱下了他的工作服，只穿着背心短裤，他已经准备继续睡觉了。
“老马呀，你要是还能冷静，就想想我的话。你说我和柳大宝策划要杀傻子，你有证据吗？难道我儿子到我办公室来了一趟就是密谋杀人？大宝也在仓库工作，他们那帮仓库管理员喝喝酒不是常事？傻子喝醉不也是常事？至于你说我什么贪污受贿，我不解释，你可以回去问你们家徐会计，她可是咱们厂的一本账。”
他把最后这句话说得很重，字眼咬得很清楚，其中的含意就很明白无误。他看着马满意，眼睛里有一种得意，似乎是居高临下的倨傲了。马满意终于垂下了眼睑，他已经彻底失去了与对方对视的勇气。他当然不能承认自己的失败，只是在回身拧动自己办公室的门把手时，竟然绝望地湿了眼眶。
柳强在他身后叹息道：“你太累了，要不，从明天起你休息几天……都是男人，我理解你，总一个人睡在外屋，还不如我睡办公室呢，能闻见老婆的味儿，却动不得……”
马满意要哭出来了。
可是，他竟然连哭都来不及了，因为一个失魂落魄的工人已经跌跌撞撞地跑上楼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厂长！快去……快去看看！出大事了！”
“又怎么了？”柳强皱起眉问。
“杀人了……谭桂芝，把余大傻子打死了……”
这对两个男人来说，是比着火还要惊心动魄的消息了。他们相互看了一眼，瞳孔里是彼此的惊骇。柳强扔了毛巾，馬满意松开了房门把手，他们一起向楼下跑去。奔跑中，马满意想：“也许，这就是解脱吧。”
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因为着火，厂区大院里并不安静。所有的灯都打亮了，灯影交错，人影晃动，是大院里从没有过的惶悚。桂芝就伫立在灯火里，伫立在惊慌的人群中，竟然显得比平日高大了许多。她的手里，是沾着血的黄花梨擀面杖。
余建国，余大傻子，瘦瘦高高的个子就瘫倒在桂芝的面前。暗红色的血，正从他的头顶汩汩地流淌下来。
这根美丽而坚硬的木料，这根沉寂多年的凶器，今天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灯火中的花纹，诡异而艳丽。
两个奔跑得气喘吁吁的男人，面对在血腥的场面也感到了心悸。他们站在桂芝身后，一时竟谁也没有勇气上前说什么。仿佛他们在凛然的女人面前，不约而同地自惭形秽了。他们彼此看了一眼，然后迅速地挪开了眼神。他们同时在责备自己了：欺负这样一个可怜的女人，我们算什么？
血泊里的余大傻子动了一下，发出一声呻吟。马满意惊醒了，忙冲上去扶起了软弱无力的男人。傻子睁了一下眼，嘴唇翕动，却没有声音。马总工程师的大眼睛突然潮湿了，他大声喊道：“快呀，快救救老余……”
当啷一声，桂芝手里的木棍掉在了地上。几乎同时，和桂芝当年来的时候一样，大院又停电了，所有的灯瞬间熄灭，只留下一片嘈杂的声音，在墨一般的黑中纷纷杂杂地响。
事后人们知道，就在这一刻，324厂还发生了另一件事，医务室的韩大夫，在自己的家里平静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她当时在读《圣经》，电灯熄灭的时候，她就倒在那本厚厚的书上。
十四
2014年的春天，已经退休几年的桂芝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她要和丈夫余建国回家乡定居。
位于家乡县城边上的房子很快就买好了。过程顺利是因为县委书记谭英亲自操办了这件事。谭英，曾用名叫谭桂英的，还有个小名叫五儿。五儿说：“我从来不帮别人办事的，但四姐的事，我要管。”
儿子对桂芝的决定很不高兴，他说：“我老婆刚刚生了孩子，您不想带孙子也就罢了，还要连我也甩在这里。”儿子仍然跛着脚，却聪明得很，在厂里也是技术标兵了。桂芝不理儿子，对儿媳的冷脸更是视而不见。离开324厂的那天，她谁也没告诉，天还蒙蒙亮着，就推上余大傻子的轮椅，上路了。
山沟里的三家工厂，这两年才真正起死回生了，山里已经热闹得像一座新城市。人们已经习惯了的潮湿却退却了，已是初夏，天气却奇怪地不那么热，清晨的风还是冷冷的，早开的野花也闭合了花瓣假寐。柏油路代替了土路，直铺到324厂的门口。重新修饰过的大门边也总会停着几辆出租车的。桂芝把丈夫扶上车，司机殷勤地帮她把轮椅放到后备厢里。车子发动的时候，桂芝突然流下泪来，急忙擦了，不想让别人看见。可余大傻子却颤巍巍地伸出手来了，是要帮她擦眼泪的意思。桂芝推开他的手，泪眼婆娑，更是止不住了。
往事就像脑海里泛起的微澜，一波一波地涌起，有的清晰，有的混浊，有的是完整的故事，有的却是一片片破碎的记忆。收拾行李的时候，桂芝把两双劳保鞋打在了包裹里，女儿小红笑道：“这年头，谁还穿这种鞋呢。”桂芝想想也是，就是厂里，哪个人上班还要穿它？姑娘小伙们脚上都是耐克和什么达斯了。暗暗数来，自己来厂里已经穿坏多少劳保鞋了？真是数不清的。回想当年，和二姐躺在谷垛上，憧憬劳保鞋的时候，却是多少苦涩酸甜了。现在，大姐已经去世，三姐已经被儿女接去北京享福了，而二姐的坟上，青草萋萋，几度春秋，去年新立的墓碑，字迹也是模糊了。
走之前，给二姐扫了墓。把一根黄花梨的擀面杖，悄悄埋在了坟前的土里。认不准是二姐的那一根，还是自己的那一根，反正，血浓于水，一点思念是永远和二姐在一起了。在培土的时候，桂芝想起韩大夫的话：“黄花梨，长得可慢呢……”就想这根棍子什么时候也会开出花来？那花应该是开在桂芝心底的，是给自己的安慰。
劳保鞋最终还是装到了行李箱里。同时装进去的，还有另外一根擀面杖。临行前桂芝用橄榄油把它擦得亮亮的，它斑斓的身体就仿佛有了瓷器般的光泽。放进箱子时，桂芝低声说：“你也回家了……”
为什么要回家乡呢？好像有千般理由，却也是说不清楚的感受，在这西南的大山里几十年，生老病死，只是总没有家的感觉。就像是无奈的漂泊，停住了，想走，却也不能，想留下，心却总还是在远处的什么地方。终于，孩子们大了，自己也老了。回家吧，她每天都对丈夫说，余建国总是点头，说不出话。当年他伤好后，就留下后遗症了，人是真的傻了。前两年又坐上了轮椅，也丧失了语言能力。人却是对桂芝无比地依恋着。当年，警察要带走桂芝的，他在病床上大叫大喊，歪歪斜斜地给人家写了张纸，说是自己摔伤，没妻子的事。警察走后，桂芝在他床前哭了，说：“你这是何必？”傻子就笑，含混不清地说：“我……喜欢你。”桂芝记得，那是傻子这一生，说得最清晰的一句话。
所以，就回家吧。就像飞倦的鸟，最后要停留的，还得是自己最初的那个窝。擦干了眼泪，回头最后看一眼青黛色的大山，心里是痛，也有一丝不舍。毕竟是在这里待了几十年，毕竟是儿女们都还留在这里。车停了，司机回头说到了。桂芝看向窗外，新建的高铁车站，巍峨矗立，比当年的小车站辉煌了，却感觉好像少了些亲切。站前恢宏的广场上没有修鞋的小贩了。巡逻的警察很严肃，年轻得像个孩子似的脸庞却使他的威武变得有几分滑稽，也有了几分和气。在桂芝搀丈夫下车的时候，他还过来帮助扶了一把。桂芝想说谢谢，话却停在嘴边了，因为她看到广场上跳舞的老人们了。在他们当中，她一眼就发现了马满意和他的妻子徐小兵。
他们也早退休了。他们没有随着女儿到广东去，而是在山下的小城里安了家。据厂里的传说，他们的女儿很优秀，已经是外企的高管，年薪上百万，却对自己的父母很冷漠。马满意搬到山下来的时候也是悄悄的，没告诉任何人，桂芝想送给徐会计的擀面杖，也没来得及送出。
想到擀面杖，桂芝的眼睛就落到了行李箱上，想了想，脑子里却什么也没有出现，仿佛一切回忆都已经沉到海的最深处，没有什么可以搅动了。
只是柳强的面孔好像是从脑海里闪过，也只是一闪而已。模糊，遥远，像傍晚从天际飞过的昏鸦，似有似无，只是远远的一声声鸣叫，隐隐约约地有些感觉。柳强在省机械总公司董事长的位置上被纪委查处，人就消失在空气里了。324厂厂史陈列馆的展板上，他的照片也已经被摘掉。自从当年的那把大火之后，桂芝和柳强的关系就断了，没有商量什么，更没有争执，他们很默契地就像陌路人一样各自生活了。柳强后来很快调走，升职，这个男人就真正成为桂芝生命里的过客了。桂芝有时也很奇怪，曾經那么热烈的情欲，就在那一瞬之间消失殆尽了吗？
倒是和马满意的那一次，那唯一的一次，有时会在记忆的角落里闪出一丝痛楚。
桂芝低下头，推着丈夫绕过跳舞的人群，往车站里边走。她不想让马满意看到自己。从决定要走的那天起，她就下定决心要和这里的一切一刀两断了。她匆匆忙忙地走着，轮椅的轮子在台阶上磕了一下，几乎把余建国摔了出去。傻子呵呵地笑了，大概以为是妻子在和自己开玩笑。他还大声地叫喊起来，他那放肆的叫声在清晨的广场上和舞蹈的音乐搅和在一起，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于是，在走进车站大门的一刹那，桂芝回头，就和马满意的眼睛相遇了。男人舒展着的胳膊停在半空，那双有些突出的大眼睛也凝固了。就这样电光石火般的眼神碰撞，桂芝已经发现男人真的老了，那双大眼睛其实已经小了许多，是眼皮下坠了，是皱纹增多了，是眼神混浊了。桂芝的心疼了一下，却顾不得再想什么，匆匆就走，逃跑似的。再回头时，已是在站台上，看不见广场了，也看不见那个男人了。桂芝的腿一软，就坐到行李箱上了。
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桂芝颤抖着手，从背包里取出那本封面已经磨破了的《圣经》。这是韩大夫在遗嘱里特意留给她的。桂芝打开它，却看不清文字了，因为眼泪再一次地涌出来，模糊了眼前的一切。
责任编辑 石一枫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