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去了一次安阳。去的时候没什么目的,只是想去看看出土甲骨的殷墟。没想到这次安阳之旅让我产生了写一个长篇小说的冲动,把我拖入五年的艰苦写作历程。
安阳让我兴奋不已的不只是有三千年历史的殷墟,主要的还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群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学者对安阳的发掘过程。这是中国的学者第一次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的田野考古。那时中国处于政治混乱、国力薄弱的时期,工作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取得卓越成果,尤其是在抗战即将全面爆发的1936年发掘出了H126号灰坑的甲骨宝库。当时我所接触的素材里包含了许多奇妙的因素,有历史的神秘、密码般的甲骨文、伪刻的高手、盗墓者和探险家、中国学者的家国情怀等。而最让我想象力受到触动的是时间。安阳考察队的领头人董作宾在安阳期间写了一本《殷历谱》,他把甲骨文上的日月食记载和西方的天文运行日历对照起来,从而把商代的帝王世系和大事准确展现出来。我觉得《殷历谱》有如霍金的《时间简史》一般神奇。
这种想象中的小说模型符合我的写作气质。我想写的不是那种通俗盗墓日记之类的故事,而是一部有准确的文化信息,又富有故事悬念的现代小说。我当时想到最可能接近的文本会是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然而,当我开始写的时候,写了几万字,就无法写下去了。我写到考察队到了安阳开始挖掘,然后脑子里一直出现的都是挖掘的事情,再也无法展开情节。我知道读者是不会有耐心一直看你挖来挖去的,得有故事情节带着。我当时像是一条狗一样能够闻到深藏在安阳土地下面的我心中的小说气味,可是不管我如何苦思冥想,小说就是无法推进下去。
整整两年写作都卡在那里,处于停滞状态。这里有件事值得一提,我在2013年和妻子去意大利佛罗伦萨博物馆,导游让我们赶紧参观一个主要的厅,说下午一点这里就要关闭。我参观时留意到这里将要举行一个活动,有排好的座位和文宣广告牌。突然,我发现,原来这里正要举行的是丹·布朗的新书《地狱》的新闻发布会。这本书写的正是佛罗伦萨。而此时,丹·布朗本人已经在厅里和读者见面。虽然我不是布朗的崇拜者,但是他作为畅销全球的《达·芬奇密码》的作者,我还是对他心怀敬意。这次的巧遇在后来的旅程中让我有所思,觉得这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暗示,让我去写一本好看的书,而我已经在写的这个艰难的稿子正是这样的一本书。自此之后,我又苦写了两年,终于完成了这份书稿。现在想来,我觉得这个书稿好像本来就是存在的,只是埋藏在一个什么地方,就像甲骨埋在安阳的土地下面一样。这样的小说只有付出坚韧不拔的劳动,加上时间和耐心,还要有一定的运气,才有可能把它发掘出来。
责任编辑 杨新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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