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鹏，1974年生，海阳人。中国作协会员，山东省作协签约作家.

　　望 庄

　　最先被拆掉的，是村头的祠堂。

　　望庄搬迁工作组已经进村两个月了，全村920户居民，大多数同意搬迁，但是没有一户搬走的。从远处望过去，望庄完好如初，看不出是一个正在拆迁的村子。村人待在村里，说再等一等，就是迟迟不肯搬走，不肯腾出房子，整个拆迁工作搞了两个月，一户也没拆掉。

　　工作组决定先动手拆祠堂，从村里的公共资产破题。赵兴是在一个傍晚得知这个消息的，他从五彩商城直接去了村委，找到村支书赵先立，说书记我想跟你说个事。村支书赵先立瞅他一眼，不等他开口，就没好气地说：

　　“祠堂你白占了这么多年，没收你的房租就不错了，占了全村老少爷们的便宜，还不知足？”

　　赵兴无语了。

　　村支书说的是实情。村里的祠堂，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被砸得破破烂烂，一直荒弃在那里，随时都会塌掉的样子。后来，赵兴把祠堂简单维修了一下，把老旧的农具堆放在里面，村里的地被征了，农具也都没啥用场，赵兴不舍得丢，又不想当废品卖掉，就全放进了祠堂，久而久之，祠堂成了他的一个杂货小仓库。村人似乎并不介意，没有人提出什么异议。村委也就默认了。按照村支书赵先立的说法，闲房如果空着，又没人打理，是很容易塌掉的，正好赵兴想用一用，那就用一用吧，免得村委还要花钱请人来打理。按照赵剑仆的说法，却不是这样的。赵剑仆说祠堂是全村老少爷们的，哪怕就是闲着也得闲着，村里不制止赵兴把祠堂当成了自家仓库，是因为村干部最怵赵兴老婆，怕挨赵兴老婆的骂。

　　到望庄拆迁以来，我几乎每天都从那栋被称为祠堂的屋子前面走过，在我眼里，那只是一栋看起来已被荒弃了好多年的老屋，很难与祠堂联系到一起。

　　后来在望庄的村志中，我看到一段与祠堂相关的文字：“赵氏祠堂据说建于乾隆三十年，坐落在村西头，坐北面南，建筑面积有100多平方米。门前有一对大石狮，彩绘把门将军栩栩如生。大厅木质砖石结构，斗檐画栋花格门窗，古色古香，屋顶有脊兽。厅内正中高悬‘永言孝思四个鎏金大字，据说是清朝某个大学士亲笔所书。厅内供奉祖宗神位，东面墙挂赵氏世系宗谱。每逢祭祀节日，由族中族长主祭，摆上‘三牲贡品，在鼓乐声中，族人叩头拜祖，庄严肃穆。1945年停止祭祀，后来祠堂遭到严重破坏，停止使用。”

　　这段关于祠堂的文字下面，还配有一幅黑白照片，照片里的祠堂模样，在如今即将被拆掉的这栋房屋身上已经看不到丝毫的影子。眼前的这栋屋子，破旧，低矮，像是一个被遗弃了的老人。

　　现在，工作组要动手拆祠堂了。望庄的人大多觉得这是与己无关的，也有人好像突然意识到村里竟然还有一个祠堂。赵剑仆愤愤不平地说：

　　“拆了祠堂是不是该给大家分点补偿费啊？”

　　村支书赵先立说：“建祠堂时你还在你娘肚子里呢。”

　　“可是后来我们也捐过钱啊？”赵剑仆越发的愤愤不平了。

　　拆祠堂的当天，望庄的人几乎都出了门，围在现场，像是过节一样热闹。村里已经很少有这么大规模的集聚了。八年前德康集团举办开工仪式的时候，各级领导都到场，需要在村里物色一大批群众演员，挑来拣去，有好多不合格的人，开工仪式当天被村民代表堵在家里，不让出门，不让看热闹，怕他们惹事。拆祠堂那天没啥限制，那些曾被限制在家里的刺头也出门了，他们混在人群中，不时地闹出奇声怪调。

　　最纠结的，是赵兴。祠堂虽说不是他家的，毕竟使用了这么多年，他在潜意识里早已把祠堂当成了自家的房屋。现在因为拆迁，祠堂的主人竟然一下子冒了出来，他的心里终究有些不爽。他把一堆农具从祠堂里搬了出来，堆放在自家院里，心里在盘算着等自家的房子拆了，这些农具该放到哪里去。这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他知道，胳膊永远拧不过大腿，房子早拆晚拆都得拆。在这个问题上，赵兴和他的老婆的意见并不一致，他的老婆认为就是拆，也不该痛痛快快地拆。工作组还没进村，他俩就开始为拆迁的事天天拌嘴了。都说真理越辩越明，赵兴和他的老婆争论了那么久的时间，等工作组真的进村，他却越发糊涂了，而且，越来越不想谈论房子。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想谈论房子，是因为他意识到了拆迁政策对他非常不利，他家的房子属于大院小房，按照现有补偿政策，明显吃亏，而且吃大亏。

　　工作组在动手拆祠堂之前，做了详细预案。从实际效果考虑，他们希望村人都到现场，亲身感受一下拆房的氛围，这么久了，他们还很麻木，没有什么“拆迁感”，好像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工作组忙得焦头烂额，却是丝毫进展也没有。拆祠堂，村人聚到一起，工作组自然是有顾虑的，这不是哪家哪户的事，但这事又与每家每户都有点关系，到时他们会不会起哄闹事，谁也不敢打包票。

　　这显然是多虑了。

　　与谁都有关，也意味着与谁都无关，村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阻止，更谈不上什么闹事的，大家远远地看着，生怕祠堂的砖瓦突然飞起来伤了自己。村人似乎并不关心祠堂的被拆掉，他们像看热闹一样看着挖掘机扑向祠堂。满村人，唯一有点纠结的是赵兴老婆，她围着挖掘机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转到第三圈的时候，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赵兴家的，赶紧躺到挖掘机前面，要不就来不及啦，来不及啦。”

　　赵兴老婆迟疑了一下，飘起满脸的不屑。她用手拍拍挖掘机，说：“拆吧，拆吧，早就该拆了。”

　　人群里有了躁动，然后是一阵叹息。也许是他们感到了失望，觉得这么热的天，凑到这里，竟然没有发生点插曲什么的，简直太无趣了。他们生怕拆得太平淡，自己又不想站出来。他们希望赵兴老婆能挺身而出，替他们出了这口气。按照他们对赵兴老婆的了解，这根本就不算什么难事，赵兴老婆只要三天不与人吵上一架，保准会睡不着觉，最后把火气就撒到了赵兴身上。日子一天天过下来，赵兴只要一天不挨老婆的骂，就感觉有点别扭，不知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老婆骂他的时候，他觉得心底淤积的气就慢慢地疏解出来。村人说他俩有夫妻相，配合得多好。

　　祠堂拆掉了，本来就破旧不堪的屋子，眨眼之间彻底变成一堆废墟，挖掘机的铲子像是一双大手轻轻地拍下去的时候，一片烟尘腾起，很快就在村庄的上空飘散了。村人没有看到热闹，有点不太尽兴，一边走开，一边摇头，他们觉得赵兴老婆太不争气了。

　　围观的人群里，没有赵满银，他待在家里，拒绝出来看热闹。赵满银有午睡的习惯，每天中午喝二两“三鞭酒”，然后倒头就睡。如果是冬天，他躺在热炕头上午睡;到了夏天，就躺倒在院子葡萄架下，一张老旧的躺椅旁边，摆放了一个茶壶，从残缺的壶嘴就可看到厚厚的茶垢。赵满银睡觉是打呼噜的，若有陌生人正好从门前走过，大多会停下脚步，侧耳细听他打呼噜的声音，像是一些轰隆隆的雷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落在了院子的某个角落。这般场景，村人早就习惯了。赵满银有句口头禅：“就是天塌下来，也不能耽误了中午这一觉。”

　　赵剑仆走到葡萄架下的时候，赵满银刚吃完了午饭，正在躺椅上闭着眼剔牙。

　　“爹，祠堂要拆了。”

　　“拆吧。”

　　“也没啥补偿。”

　　“跟你有半毛钱关系？”

　　“多多少少总该给村里补点吧。”

　　“自己都顾不过来了，还去操那心？”

　　望庄地势平坦，在当地素有“粮仓”之誉，以前全区20%的粮食产自此处。八年前，德康集团看好了这个地方，在这里盖起大片厂房，这家企业的产品占据全国市场份额很快就冲到80%以上。于是有人说，望庄是块宝地，种什么就长什么，做什么就能做大什么。

　　据说，德康集团开工建设的时候，曾在那里跪拜祭祀，很是复杂的一套程序。我亲历了八年前的那次开工剪彩仪式。剪彩仪式是在上午11点58分准时开始的，现场一片被平整的空旷土地，散发着微润的气息。那天的一大早，德康集团的年轻女工就统一着装，齐整地站在工地上，远远望去就像一道风景。八月骄阳似火。那些女工在工地上一动也不动地站了整整一个上午，有好几个人当场晕倒了。开工仪式声势浩大，市长专门致辞，市直机关单位一把手悉数到场，参加这个声势浩大的仪式。机关干部是上午11：30之后才进到场地的，在机关干部进场之前，德康集团先在规划厂区内举行了祭拜仪式。机关干部当然是不能信这些的，但又不得不尊重台湾客商的习俗，最后定的调子是不参与也不干涉，在他们祭祀结束后再入场，只参与可以参与的那道程序。我记得，那天中午的太阳白花花的，市长一只手拿着稿子念，另一只手不时地擦汗，项目的名称很长，他重复念了三遍才念对了，致辞总算结束，台下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在后来的媒体报道中，祭祀仪式当然是被删除了的一个环节。

　　关于这段被隐去的仪式，后来传出一个段子。早在项目谈判期间，德康集团副总裁问当地政府领导：“我想在厂区里建一个土地庙，你们是否同意？”

　　那领导犹豫了一下，说：同意。

　　副总裁又问：为什么同意？

　　那领导答道：因为，那是企业文化，是企业自己的事。

　　若干年后，这位已经退休的政府领导说起这个细节，忍不住感慨：“你光说同意了不行，他们还追问为什么同意。”

　　德康集团开工仪式的场景刻在我的记忆里已经八年了。那时望庄刚开始征地，村人没有经验，地很顺利就征完了，项目如期开工，建设，投产，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个村子看上去一直是平静的。他们的不平静，是内部的，村人纠结于轻易就交出了土地的懊悔之中，他们恍然明白，倘若当初再坚持一下，补偿一定会更高，日子会更宽裕一些。落户在村边的德康集团越是发展壮大，村里的老百姓就越是不平衡起来，他们认为当年的征地吃了大亏，这个想法在房屋动迁时越发地强烈起来。 “征地已经吃了亏，拆房子不能再吃亏了。”这句话，不知最初是从谁那里说出来的，它一经说出，就得到村人的全体认同，成为相互交流时利用率最高的一句话。就在这时，搬迁工作组进村了，不到一个周，几个谈判回合下来，工作组就被赶出了村子。整个村子的每一个人都紧紧地抱在一起，组成一道铜墙铁壁。第二年，工作组再次进村，结果又是无功而返。从征地以来，八年的时间过去了，望庄的搬迁一点进展也没有。

　　现在，工作组是第三次进村。村人也觉得，工作组这次进村，与前两次有些不一样，究竟哪里不一样，他们也说不清，只是觉得不一样，不管是从阵势上，还是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上，都与以前大不一样了。

　　村里一下子涌进了这么多的陌生人。征地之前的望庄，是热情好客的，尤其欢迎村外人进村。望庄有个传统叫“扎黄河”，也叫“串黄河”，就是在一片平地上用高粱秸玉米秸扎成迷魂阵，方圆达到三四十亩地，人进去要四五个小时才能串出来，最小的叫“瓶子嘴”，也有七八亩地那么大，转出来也得两个小时。“扎黄河”一般是在粮食都收割完了的时候，扎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七八级风刮不倒，一个柱子一支蜡，四周一片通明，家家户户都参与，都有自己该做的事。周围的村庄也参与进来，从正月十五到二月二的晚上，远近至少有二十多个村庄的人来“串黄河”，家家户户所有的八仙桌都要搬出来，备好了桃酥和茶水，招待来自四邻八乡的人。

　　八年前德康集团落户在村边，五万多个职工几乎是从天而降，一下子涌进了望庄。村人有些发懵，很快就适应了，明白了，他们从人群中看到财神爷的笑脸，就像从一望无际的麦田里看到了梦想的收成一样。

　　有人在德康集团门前卖包子，一天能卖上千个，净赚五六百块钱。这个事，当地晚报报道了一个整版。开发区的主要领导在大会小会上反复提到这个例子，他用手指敲着桌面，说同志们呐，在工厂门口卖包子一天就能赚五六百块，这是个什么概念，超过了半亩地一年的收入呐！农业的出路在于工业化，农民的出路在于市民化，农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这难道不是活生生的例子吗？他用手指敲着桌面，重复了一遍“这是活生生的例子”，算作自问自答，然后继续用手指敲桌面，话不再重复了，只是顿了顿嗓子，连敲数下桌面。

　　这类例子，成了工作组进村做拆迁户工作的思想武器。

　　“守着这么大的企业，五万多人，你就是卖鸡蛋，一天至少也能卖五万个鸡蛋吧？”

　　拆迁户说：“工厂里的那些娃，你以为像你们城里人，每天早晨都有鸡蛋吃？”

　　“按一半人吃得上鸡蛋来算，那也一天有两万五千个鸡蛋的消费量啊。”

　　“这种赚钱机会，还能轮到我们身上？”

　　“问题是你手头有鸡蛋吗？这么大的需求量，可不是说句话就可以办到的。”工作组的人振振有词。

　　拆迁户无语了。他手中确实没有鸡蛋。他没有养鸡，哪里来的鸡蛋？

　　这段对话，在工作组反复地被转述，大家碰了面，有时并不搭话，直接问道：“可是你手中有鸡蛋吗？”

　　工作组不乏头脑灵活的人，还有人说，这么大的企业，全是少男少女，就是卖避孕套，一年得需要多少啊？五万工人，按一半男工算，每人每年用两盒避孕套，一年总量就是五万盒，这个量，忒巨大了吧。

　　于是有人嘲笑起了他。你一年用两盒，看来确实是老了，不中用了，人家现在年轻小伙子，火力旺，一个月就得两盒。两万五千个男工，一年下来，少说也得一百万盒避孕套，算一算，有多少钱可赚？

　　拆迁户说，还是政府的人会算账。大家一阵哄笑。哄笑完了，又觉得索然无味，不知道该继续说点什么。

　　做生意，对于望庄的大多数村人来说，终究是要受一些条件限制的。现在已经无法核实究竟是哪一个头脑灵活的人，带领村人开始动手在自家院子里搭建房屋。好像是在几天的观望和迟疑之后，村人恍然大悟，他们明白了最可靠的出路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家院子里，于是家家户户都开始扩建，院子里加盖了房屋以后，像一个个的碉堡，在墙根留出仅容一个人走过的空间。加盖的房屋，或出租，或开家庭旅馆，村庄很快就变了模样。

　　自从德康集团落户在村边，“扎黄河”的传统就消失了。没有人追问原因，也没有人明确地表示惋惜，我一直纳闷，望庄濒临黄海，距离黄河很是遥远，为什么会有一个“扎黄河”的名堂？我问了赵满银，也问过赵兴，他俩的回答如出一辙：“没有为什么，老辈人都那么说，我们也就那么说了。”

　　德康集团落户望庄，改变了村风民俗，也改变了这个村子和村人的命运。村里的人不再热衷于“扎黄河”，他们在自家院里搭建若干屋子，像鸽子笼一样，对外出租，或者当钟点房提供给德康集团的年轻职工。政府关于禁止乱搭乱建的通告张贴在大街小巷，他们说甭管那些，先建起来再说，等到拆迁的时候，肯定得给个说法。

　　望庄搬迁工作动员大会是在5月31日召开的。会议礼堂里黑压压一片，人头攒动。会议指出，干好本职工作是基本功，在服务大局中有所作为才是真本领，这次向望庄正式派驻工作组，让机关单位分包搬迁工作，就是想通过实践来检验部门一把手抓班子、带队伍、攻坚克难的能力如何，同时也创造一个与群众“面对面”的机会，让广大机关干部走下去，深入群众、深入一线、深入基层，调查了解社情民意，学会站在群众立场上考虑问题，学会用群众语言做群众工作，提高驾驭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会议强调，这次搬迁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让发展成果惠及群众，必须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做到和谐搬迁，既完成任务又确保稳定。

　　搬迁动员大会上午召开，下午工作组抽调的全体人员就到位了。工作组办公地点设在望庄的警务室。大家集中办公，支起摊子，当天就进入了动员大会所要求的“备战状态”。

　　工作组由即将退居二线的丁副区长亲自挂帅，下设七个专项小组：综合协调组、入户动员组、丈量评估组、治安及信息组、机动策应组、拆除清运组、选房安置及结算组。整个拆迁工作像一道生产流水线，环环相扣，都安排了专门人员，分兵把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拆迁办主任兼任工作组办公室主任，负责协调和调度日常的具体拆迁工作。

　　接下来，工作组开始对所有参与拆迁的人员进行统一培训。机关里习惯了以会代训，这次若按惯例开展的话，效果不敢确保，于是全区统一组织了讲解团，由拆迁办主任主讲，教给大家如何算账。“现在的老百姓，政策水平普遍很高，他们对国家法律法规钻研精通的程度，有的专业律师都会被问得哑口无言。”拆迁办主任在培训班上，深有感触地说：“所以我们自己必须做个明白人，首先把账算好、算对、算清楚，我们只有把账算明白了，老百姓才会信服你。”

　　我得承认，我对数据是比较隔膜的，加上那些独创的计算公式，我很快就被转晕了，听了一上午的课，稀里糊涂的，越发地不明白。瞅瞅身边的同事，大多脸上写满了疑惑，有几个似乎听明白了，弄懂了，开始前后左右窃窃私语起来。

　　拆迁办主任最后讲了话，很简短，只有两句：“怎么给老百姓安置补偿，这个账必须算明白，谁算明白了，就可以离开。算不明白的，就留在这里继续加班，直到算明白了为止。”

　　我是最后一个离开会议室的。那套生硬的公式，我总算学会弄懂了，面对一个拆迁户，我大致可以通过他的现有住房面积，以及宅基地面积等若干数据，得出另一组看似精准的数据，比如安置房的面积、补偿金额，等等。我的心里装着这套公式，明天就要进村开展工作，就像一个掌握了满腹医学理论的人，开始离开教室走向手术台面对他的“病人”了。

　　拆迁办主任的越野车停在工作组门前，车身积满了尘埃，自从工作组进驻望庄，他的车就没洗过。这总让我想起，那些熬夜失眠，不洗脸也不刮胡子的人，他们完全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形象。

　　拆迁办主任的越野车的后窗，有人写了一个歪歪扭扭的“拆”字，然后又画了一个圈。很圆的圈。“拆”字写得潦草，圈却画得很是认真。

　　拆迁办主任满脸憔悴，他在拆迁岗位上已经工作了整整十年。工作组曾两次被村民轰出去，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半途而废了。

　　时常与拆迁办主任的越野车并排停放的，是一辆宝马。宝马主人杜峰从望庄开始拆迁那天起，就经常来工作组了。老迟说：

　　“嗅觉灵敏着呢，送到家门口的机会。”

　　我问：“什么机会？”

　　“都下村来了，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表现机会。你这文人，连这事都不明白，怎么可能写出深刻的文章？”

　　我不再问了。其实我依然不太懂是什么原因，但是我不想再问了，怕被笑话。我不再问，就开始留意观察，很快就看出了其中的门道。宝马主人杜峰就像上班一样，每天按时到工作组来，随机地帮忙做点群众工作，现在拆迁是各单位的头等大事，这个忙如果能帮上，自然有利于加深感情。

　　在我与第一个分包户赵满银开始了心理拉锯战的时候，在我忍无可忍又无可奈何的时候，我对老迟说，咱也找宝马主人杜峰帮忙说说话吧。

　　老迟又是一副鄙夷的神情，他说你以为杜峰是你养的？

　　我说咱好歹也是机关单位啊。

　　老迟说，不是每个单位都是他想交往的，你没看到吗，他帮的单位全是建设口的，还有司法口的。不明白了吧？揽工程，还有摆平社会上的事。再说了，你的拆迁对象，是省纪委的家属啊，谁愿去沾惹那麻烦？

　　老迟轻描淡写地说着，我豁然明白了。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拆迁像是一个战场，不同的人活动在这个战场，各怀目的，各取所需。

　　工作组的办公地点设在村头的警务室。本来最初方案是打算把工作组设在村委，村委在望庄的村中央，平日里老百姓有事没事就往村委走，有事说事，没事就在那里闲聊，家长里短的，吹个牛，发个牢骚什么的，也没啥顾忌，脾气暴的，经常掳起袖子就打了起来。后来有人提议，村委早晚也得拆，等村委拆了，工作组还得另寻地方，也挺麻烦的。他们最终选在了警务室。望庄毗邻德康集团，公安局在村头专设一个警务室，现在遇到了拆迁，就资源整合，把警务室合情合理地利用起来。

　　村支书赵先立每天都会来到警务室上班。村委主任赵亮每天也来。警务室里每天都有来访的村人，随时需要村干部出面答复。

　　走在望庄街头，颇有一种小城镇的感觉。《爱情三十六计》、《菊花台》之类的歌，不知疲倦地响着。性保健品的广告招牌，在街头随时就会遇到。商业气息弥漫在这个村庄的大街小巷。街头污水横流。工作组的人穿行在街巷里，相互遇到了，点一下头，问：“怎么样？”

　　“还可以。”对方答，继续走路。

　　这样的对话，省略了做什么，只问结果。就像工作组丁组长安排任务时所说的，只问结果，不管过程，而且，要在不出任何问题的前提下，把所有问题解决好。

　　此刻的老百姓更像是一些留守者，他们打量着来人，目光里有警惕，也有漠然。这些不同的脸上，写着相同的表情。

　　村支书赵先立反背着手，在村里走。他眉头紧蹙，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迎面走来的村人与他打招呼，他并不应声，点点头，继续往前走。

　　村委主任赵亮不是这样的，他对全村男女老少都是满脸的热忱。两年前的选举，他与村支书赵先立只差了一票。两个人都很有经济头脑，是村里公认的能人，德康集团落户望庄后，村支书赵先立在村头开了一家网吧，村委主任赵亮则在河边办了一个沙厂，从河道里挖沙，卖给建筑工地。老百姓更愿意选举和拥护这样的人上台，理由是他们会赚钱，自己又很有钱，不会贪图村里的那点小利。

　　工作组进村后，究竟是该让机关干部唱主角，还是让村干部唱主角，这成了一个问题。机关干部固然有积极性，但在方式方法和能力水平上是参差不齐的，做群众工作与蹲机关是两码事，村里的事，有时是不讲什么逻辑和道理的，讲究多了，反而麻烦更多。真正对村人知根知底的，是村干部，他们知道谁家的鸡该下蛋了，谁家感冒了吃什么药见效，解决老百姓的思想问题，他们有招数，而且是有效的招数。

　　工作组提出，要给村干部压担子，调动村干部的积极性，谁抓住了村干部，谁就抓住了拆迁的“牛鼻子”。村看村、户看户，党员看支部。对党员和村干部身先士卒带头搬迁的，工作组出台了奖励措施，同时也指出，村干部对直系亲属的签约拆房工作是负有责任的，你自家人都不签约，你怎么去做别人的工作？

　　“个别党员和村民代表，对这次拆迁工作缺乏热情和激情，态度不冷不热，不主动配合;有的一直在消极观望，目前仍然有20名党员和15名村民代表表示不同意搬迁;个别党员还提出了无理过分的要求，有的没有宅基地手续却要求给予安置，有的要求给予三套房再加20万元才能搬迁等等;甚至还有的人在背后做小动作，鼓动村民不要丈量签约，给整个搬迁工作造成了很坏影响。这样的党员和村民代表，怎么发挥好先进性和模范带头作用？怎么对得起群众的投票和信任？”镇上的米书记对着扩音器，用手拍着桌子，问。因为太激动，拍桌子过于用力，一下子把桌角的水杯震落到了地上，哗啦一声，整个会场发出类似爆炸的声响，一杯开水，险些烫伤了他的脚。

　　镇上米书记的这个说法，我起初并不认同，我觉得现在都是家家户户独立过日子，各人自扫门前雪，“株连”思维要不得。事实很快就证明了我的这个想法是幼稚的。

　　村支书的老妈的房子迟迟没有丈量。赵先立解释说，老人不同意丈量，他也没有办法。他是村支书，天天走街串巷进家入户动员别人拆房子，他的老妈的房子竟然连丈量都没有丈量，无论如何这是说不过去的，无论说什么都是没有说服力的。村民暗自较劲，瞅着村支书老妈的房子如何处置，跟着村支书的老妈走，肯定不会吃亏。村人心里的小算盘，赵先立显然是知道的，他当然不希望自己的老妈孤军作战，他有自己的想法，很少有人能想到他的这个想法。他想尽可能地为村里的老少爷们多争取一点利益，在全村人中，他是最有能力做这事的人，如果他放弃了，大家就更没信心更看不到希望了。

　　“都说你是全村最顽固的钉子户，你有当钉子户的素质吗？小样儿，就你这点身子骨，看你能抗到啥时候？”村支书赵先立劈头盖脸地一阵臭骂，不分青红皂白，直到骂完了，才给那人开口说话的机会。于是那人就开始一脸的无辜和无奈，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诉苦，埋怨补偿太低，对比谁家同样的情况太不合理，说得有声有色、声泪俱下。村支书赵先立有些半信半疑，转身问工作组的人：“不会真是这样的吧？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他家就太吃亏了，我们对他家就太不公平了。政府做事，应该让老百姓多得实惠。我看这样吧，你们回去商量一下，看到底该给人家多少补偿，这里的思想工作交给我来摆平，补偿的事你们负责争取。”

　　村支书赵先立意犹未尽，又转身对那个拆迁户说，别听网上说的暴力拆迁什么的，现实中的事不是那么简单。他顿了顿嗓子，继续说，我们这是和谐拆迁，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他说到这里，又把脸转向工作组的人，说：

　　“你们的态度这么好，弄得我们老百姓都不好意思了。”

　　村支书赵先立在不动声色中维护了村民的利益，他在一个不可逾越的框架里，以农民特有的看似粗枝大叶的方式，完成了对一个具体的村民的关心和关怀。老迟对我的这个看法嗤之以鼻，他说：“除了利益，还有什么能让鬼推磨？村里快换届了，上次换届他与村委主任赵亮只差了一票。他有危机感。”

　　全村人都在算账，祖辈积攒下来的家业，只剩下了这房子，这个账必须算清楚，算明白。村支书赵先立算的不是这笔账，他算的是老妈的账，通过算老妈的账，来算一笔看不见的长远账。他算这笔账的直接动力，来自村委主任赵亮，在上一届的换届选举中，他俩只有一票之差，对于一个近千户人的村子来说，这有多惊险。村支书赵先立与村委主任赵亮之间的暗中较劲从来就没有消停过，这场拆迁对他俩来说就像一个战场，你能赢得多少村民的信任，就意味着赢得了下次选举的多少张选票。明年换届选举，胜败在此一举。

　　在全村人都陷入焦虑不知所措的时候，只有武大郎是淡定的。武大郎在家里并不是排行老大，他还有个哥哥，在他很小的时候，爹妈就去世了，他和哥哥相依为命，等到哥哥结了婚，爹妈留下的三间老宅里就只剩下了他自己。三十年过去了，他从来不记得他的哥哥嫂子进过那间黑乎乎的老宅，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平时他总是被村人耻笑，为填饱肚子犯愁，现在村子开始拆迁了，他却变得出奇的淡定，甚至比省城厨师的老爷子赵满银还淡定。我有一天把这个对比和发现跟武大郎说起，武大郎认真地看我一眼，说：

　　“那人，是在装。”

　　鲁菜之家

　　在工作组，我分到的第一个拆迁户是赵满银。

　　初见赵满银，他给我留下了和蔼可亲的印象。他上身穿着宽宽松松的白汗衫，下身是蓝色大裤衩，手里摇着一把破蒲扇。他每天都是要喝点小酒的。他喝酒的速度极慢，细细地品味，像一头牛在反刍。他养鸟，养花，养鱼，养狗，还养了一只乌龟，据他自己讲，那只小乌龟已经13岁了。

　　赵满银的鸟笼挂在大门口，笼里的鸟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我故意不谈拆迁。他也不问。双方都在有意回避拆迁的话题。他只管倒水，好话陪着，他说他不管家事，拆迁的事跟他老婆谈吧。他的老婆赶集去了。他说：

　　“自从划归了开发区，政策好了，老婆五天赶一个集，怕钱花不出去。手里有老年证，坐车免费，公家算是赔大了。”

　　赵满银这样说着，脸上看不出一丝真诚，也看不出一丝不真诚。

　　才打了两天交道，我就意识到第一印象是个假象。所有的假象，皆是因为没有谈及拆迁。等到话题开始触及拆迁，赵满银像是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个变化只在眨眼之间。

　　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照片，照片上四个年轻人排成一队，正在等待与首长握手。一个小伙子，在这幅照片中被凸显了出来。

　　赵满银指了指墙上的照片，问：“你们，知道那是谁吧？”他并不等我们做出回答，就接着说：“旁边那个，我家大儿子。”

　　事后我才知道，几乎所有与赵满银打交道的人，都曾亲历过那样的一个场面。在工作组，百无聊赖的时候，他们会模仿赵满银的神态和语调，一次次地演绎同样的一句话：

　　“你们，知道那是谁吧？”

　　复述的人拖腔拉调，听者开怀大笑。末了，复述的人会再补上一句：“我儿子，可是在省纪委当厨师。”旁听的人马上附和道：“我，可是省纪委厨师的爹。”

　　在入户之前，我已经听镇上的马委员说过，赵满银的心脏搭了三个支架，是“有架”的人，心上装着十来万。

　　十来万是指心脏搭桥的手术费。支架用的是进口支架，加上手术费，总计八万块钱。按照赵满银的说法，他在省纪委的儿子想让医生竭尽全力做好手术，给了医生两万块钱的红包，各种费用加起来，超过十万块。赵满银在村里溜达的时候，时常捂着心脏的位置，于是迎面走来的人老远就半开玩笑地说：

　　“十多万呐。”

　　也有人表示质疑，说你儿子在省纪委工作，怎么还用给医生红包？

　　赵满银更加自豪了，他说：“那孩子，孝顺着呐，他怕医生不尽力，强扭的瓜不甜。”

　　在赵满银看来，工作组这次进村拆迁就属于强扭瓜的行为。我把这次拆迁的目的和意义，以及农业的出路在于工业化、农民的出路在于市民化、农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等等一大堆道理，变换着各种说法，穿插在与赵满银的聊天当中。他侧一只耳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像在听，又像在迷糊。半晌，他睁开另一只眼，说：

　　“你说完了？”

　　我没吭声，看着他的脸。

　　他说：“改天再念叨吧，我的心脏又有感觉了。”

　　赵满银早年开了一家鲁菜馆，他的大儿子在鲁菜馆里练得一手好厨艺，后来就去当兵了，再后来转业进入省纪委的某个下属单位当厨师。某年春节，一个退居二线的省纪委领导在这个城市过年，他随口问了一句，小赵老家是这里的，应该回来过年了吧？省领导不经意的一句问话，从此成了这个鲁菜世家的莫大荣耀。当地政府部门四处查找，才知道了本市有这样的一个特殊人物，在省城，且在领导心目中是有一席之地的。从那以后，逢年过节，赵满银老先生都会接到来自政府部门的慰问。他把儿子与省里领导的合影放大了若干倍，挂到墙壁上，一进门就可看到。工作组进驻望庄以后，我和老迟分在一个小组，每天的任务就是泡在赵满银家，东拉西扯，软磨硬缠，看似轻描淡写，实则费尽了心机，老先生不疾不徐地跟我和老迟说话的间隙，会用眼神扫几眼墙壁上的巨幅照片，笑容可掬的首长正在亲切地握住他儿子的手，他的儿子脸上写满了激动和幸福。每每这个时候，我不知道该装作若无其事，还是该顺着老先生的眼神去注视那张巨幅合影。接连几天下来，老先生越发地不高兴了，原本不疾不徐的语调，开始变得不耐烦。在一个天色阴暗的傍晚，当老先生再次将眼神瞄向墙壁上的巨幅合影，我才恍然大悟，想必是我的无动于衷触怒了老先生。对于这个家族的荣耀，我怎该无动于衷？于是我站起身来，站到巨幅合影的跟前，忍不住啧啧称赞：

　　“真有出息！”

　　赵满银老先生装作没有听清，或者没有听懂的样子。我又重复了一遍：“这么有出息，肯定跟家教有关。”

　　赵满银老先生的脸色瞬间就变得温和了，像一朵蔫了的花重新绽放起来。他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渴了吧，我去冲壶茶，茶叶是大儿子前几天捎回来的，你也尝一尝。

　　老先生捏了一把鼻涕，在蓝色大裤衩侧面擦一把，又用那手抓起一小把茶叶，对着茶壶口用力地丢了进去。他一边拿着热水壶冲茶，一边说纪委工作真是太忙了，儿子已经好久没回家啦，这茶，是托人从省城捎回来的。

　　我又不知道该怎样附和赵满银老先生了。我觉得，总算可以切入拆迁话题了。

　　赵满银这次要拆的房子有三套，一套是他自住的，一套是他的小儿子赵剑仆的，还有一套就是鲁菜馆。用来开鲁菜馆的房子，本来是村里地主赵狭路的房子，后来充了公，再后来就成为赵满银的房产，他把房屋重新翻建了，挂上鲁菜馆的牌子。至于这个转变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村里谁也说不清。工作组摸底调查房产情况的时候，赵满银拿出了产权证，上面清清楚楚写有他的名字，白纸黑字，千真万确。这几乎成了全村人的一个谜，但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对这个事提出质疑。

　　赵满银亲自掌勺，鲁菜馆生意红火了几年。望庄划归开发区后，他转了非农，可以领到退休补贴，不必再为生计操劳了。更重要的是，他的大儿子赵剑伯到了省纪委当厨师，又在那年春节被首长亲自关怀了一下，为了面子，他也不该继续在鲁菜馆里掌勺了。他想把生意和手艺传给小儿子赵剑仆。大儿子已经在省城定居，小儿子留在村里，赵满银一直希望他能把祖传的手艺继承下来，等小儿子自己能支撑起这个鲁菜馆的时候，他就退出来，过清闲日子。

　　铺好的路，赵剑仆并没有去走。出生在鲁菜世家，赵剑仆懂得品味饭菜，却见不得做饭的场面，闻到了炒菜的气味就反胃。德康集团初建时，他利用在省城当厨师的哥哥的关系，在德康集团厂区租了一个网点房，办起一家小型超市。鲁菜的传承，在这个家族里基本上是断裂状态。赵满银没有埋怨儿子，这个社会变化这么快，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生活，他有些无奈，又不好多说什么。

　　赵满银年岁渐老，自从他不再亲自掌勺，鲁菜馆的生意每况愈下，越来越萧条了。赵满银只好把鲁菜馆租赁给别人经营，他对经营质量和信誉什么的，提过一些要求，对方口头上应承着，并不照做。鲁菜馆很快就被别人经营得一塌糊涂，挂着鲁菜馆的牌子，里面也上了火锅，地道的川味。赵满银也曾纠结过，祖传的牌子遭到这般折腾，他觉得过意不去，心里有些愧疚。时日久了，他的愧疚也就渐渐地淡了，每年年初收了租金，剩下的事情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它去吧。就连自己的一日三餐，赵满银也越来越不讲究了，唯一的讲究是爱吃鱼，不见腥气就没食欲，餐桌上每天必有虾酱、杂鱼之类的。酒自然是要喝的，他早晨也喝酒，每顿饭只喝二两“三鞭酒”，不多，也不少。

　　鲁菜馆面临拆迁，赵满银的心里有一种解脱感。他没有跟我和老迟说起这种解脱感，我是从只言片语里察觉到的。鲁菜馆虽说没有经营好，毕竟也算积攒了一处房产，按照政府的拆迁政策，可以补偿两套安置楼房，市场价值至少在一百万元以上。这让赵满银心里挺受安慰。小儿子赵剑仆对拆迁补偿却不满意，他认为鲁菜馆属于经营性用房，按照政策是可以置换网点房的，他想换一套网点房，用来开一个更大的超市，眼下正在营业的小超市，是租赁别人的房子，这终究不是长久之策，时代再怎么变，家家户户都得过日子，都离不开柴米油盐什么的。他瞅准了这条路，经营超市这么多年，一年究竟可以收入多少，他自然是心里有数的。

　　对于儿子的想法，赵满银没有说赞成，也没有说反对，他只是把鲁菜馆交给儿子，让他全权处置。儿子怎样处置这处房产，那是儿子的事，他越来越相信，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选择，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命运，老一辈再操心也是局外人，最终是无力改变什么的。

　　我和老迟去到那个鲁菜馆。那里早已停业了，只剩下一块招牌悬在门前。屋里的摆设，依稀可以看出当年赵满银的设计和安排。瓦房门前是一块开阔的空地，齐腰的砖墙绕着空地转了一圈。五间正房，中间厅堂占了两间，里面是结账的吧台，外面是零点餐厅。东西两侧分别是一个大包间。院里的东西厢房，用隔扇分设了十张雅座。从正房往后走，穿过一条不宽也不窄的过道，就进了厨房。四个锅灶贴着墙根一字排开，灶里的火苗若有若无。厨房正中有几张条案，上面摆放着凉拌的菜肴和熟食，条案下面的空隙里，是几个黑色的鱼鳞瓷坛子，里面盛了烧酒、黄酒和各种泡制的药酒。几只苍蝇在厨房里无聊地飞来飞去。

　　我并不关心这家鲁菜馆的卫生状况，也不关心这里的经营状况，我手里拿着这个地方的房产档案复印件，逐一核实是否有违规扩建的地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工作是与这家鲁菜馆的主人打交道，并且在计划时间内拆掉它。

　　赵满银没有出面，他的儿子赵剑仆在鲁菜馆里等候我和老迟。我们相约在鲁菜馆见了几次面，每次他都不停地念叨：“生意这么好，拆了太可惜，损失这么大，政府总不至于让老百姓吃亏吧？”我知道他多年前就把这个鲁菜馆租赁出去了，所谓经营对他来说是个很陌生的概念。我并不接话，不想否定他，也不愿违心地附和他。有一天中午他身上散着酒气，说话的腔调居然有些抒情，他说鲁菜馆拆掉了，鲁菜得不到发扬光大，我们这代人是有责任的，是要对祖宗对历史负责任的。那天傍晚我们的谈话总算切入正题，我给赵剑仆详细测算了一下，他的鲁菜馆按照现有政策可以分到多大面积的安置楼房。

　　他一口否决了。他说他不想要住宅，想要网点房，他想用置换的网点房来开办一家属于自己的超市。

　　我故作认真地说，拆迁之前你不开鲁菜馆开超市，鲁菜若是失传了，你是要负责任的。

　　他说，你们这么搞，我都自命难保，顾不得那么多了。

　　后来，是在拆迁结束以后，我和老迟以个人名义请赵满银吃饭，酒过三巡，我问他鲁菜馆拆了，内心到底是否纠结和矛盾。赵满银的回答让我颇感意外，他说拆掉就拆掉了，拆掉了也好，现在的餐馆太不讲究了，什么都是凑合糊弄，自己其实早就看不下去了。他说起过去的鲁菜馆，是如何的管理规范等级森严，老板俗称“掌柜的”，厨师长是“掌灶的”，掌灶的手艺乃是镇店之宝，掌握了最核心的技术。大厨是“掌勺的”，能拿出几样绝活。大厨的助手分为三级，最得力的助手是“一火”，也叫打灶的，接下来是“二火”和“三火”。改刀厨师叫“墩子”，最低层的是“堂倌”，也就是今天的服务员。赵满银仰起头，一声叹息：

　　“现在的餐馆，没有那些讲究也没有那个味道了，就说租赁鲁菜馆的那小子，住在一个村里我还不了解他？能把饭菜煮熟就不错了，他哪里懂得什么鲁菜？”

　　“那你当初不该把鲁菜馆租给他，让他糟蹋鲁菜的牌子。”我借着酒劲说。

　　“房子闲在那里，多可惜。”赵满银把剩下的半杯酒喝掉，一边抹嘴一边说。

　　赵满银在省纪委干厨师的大儿子赵剑伯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海滨广场散步，不远处就是跳广场舞的，声音嘈杂，我钻到树丛里找个僻静地方，总算听清楚了电话里的声音，对方一字一顿地重新报了一遍他的姓名——省、纪、委、赵、剑、伯。他说今天主要谈三点意见：第一，拆迁是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国家很重视，并且有严格要求，你们要遵纪守法;第二，我老家的房子，按照现有补偿标准是不可以的，你们要尊重我的老父亲的意见;第三，希望你把我的意见原原本本地向当地政府有关领导汇报。他谈完了以上三点意见，并不想听我的任何解释，他说专案组马上要加班开会了，匆匆挂断电话。

　　我在偌大的广场上狂笑不已。周边的人纷纷侧目，以为我受了什么刺激。

　　有次在工作组聊起这事，老迟说，他一个厨师，专案组的会与他有屁关系？拆迁办主任一本正经地纠正老迟说，当然有关系了，专案组的人要吃加班饭啊。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件事成为工作组的一个笑料，大家见了面，就假装很严肃地说，希望你把我的意见原原本本地向有关领导汇报，就这样吧，一会儿专案组要开会。

　　在拆迁的僵持阶段，我去了省城，当地朋友约来这位叫作赵剑伯的纪委厨师一起吃饭。我没法将眼前看到的这个人，与曾经在电话里对我强调三点意见的那个人联系到一起。他身材魁梧，言谈看起来很谦逊也很真诚，据当地朋友介绍说，他在省纪委的某个双规点做餐饮部的副经理。餐桌上，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段子：某省纪委在郊区有一处双规点，是个幽雅的好去处，有个领导干部每年都会把他的农民父亲送去，由厨师长帮忙开个房间，在那里疗养几日。这个段子被赵剑伯转述的时候，我和朋友差点笑破了肚子。赵剑伯并不笑，他低着头，很认真地吃螃蟹。

　　去省进京，从拆迁户的外围做工作，成了工作组的一条经验。在工作组的一次调度会上，镇上的米书记深有感触地说：

　　“我们不管说什么，怎么说，老百姓都是不信任我们的。但是，如果他有亲人在北京工作，我们就赶到北京做他亲人的工作。北京是祖国的心脏，北京人的心里是装着国家大事的，他们对地方发展会有一个客观理性的看法，做通了他们的工作，再靠他们来做老家人的工作，更容易事半功倍。所以到北京做工作，看起来麻烦，路远，实质上心理距离拉得更近了，更容易达成理解和沟通。”

　　那天听到这番经验之谈，我忍不住用手扶了好几次眼镜，怕镜片一不小心脱落下来。我留意到，那个传授经验的米书记，头顶已经秃光了，给人一种白晃晃的感觉，他有一颗长长的牙齿露在外面，冷不丁地看上去，那颗牙齿像是半截纸烟叼在嘴上。

　　私底下，大家还有更好的“经验”。比如写材料的谭科长说，实在做不通拆迁户的工作，就拿一份领导讲话稿，特别是那种四六句、排比句很多的领导讲话稿，每天当着拆迁户的面，反复地念，一直念到他精神崩溃，同意拆迁为止。大家一片哄笑。有人总结说，这是自从拆迁以来，对待拆迁户最损的招数。推广这个经验的人，以及赞扬这个经验的人，都是在机关里写材料的，他们对这个行当了然于心。

　　又有人问：“这是为什么呢？”声调细长，拖沓，明显是在模仿演小品的小沈阳。

　　再比如，某单位的一个绝招，拆迁户总也不同意拆迁，他们就给了拆迁户一个免费查体的指标，结果被医院诊断为绝症，拆迁户一下子崩溃了，万念俱灰，马上签了拆迁协议。然后，他们又带那个拆迁户到上级医院复诊，基层医院的初诊被判为误诊。拆迁户于是觉得自己是捡回了一条命，对工作组满是感激。这个情节，我是在工作组门前听他们讲述的，不知是真是假，反正在全区拆迁经验推广会上，并没有人谈到这个经验。

　　公安局的分包户，扬言要与房子同生死、共存亡，他说这话的时候，是认真的，一点玩笑的味道也没有。这个人据说早年混过江湖，与警察有过节，现在拿拆迁来说事，故意给警察难堪。一个神秘人物应邀出场了。神秘人物西装革履，在众目睽睽之下向着那个拆迁户的家中走去，不知道下步会传出什么消息。按常规，是不该有什么消息传出来的。结果，很快就传出了消息，那个神秘人物的出现并没有顺利解决问题，反而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激起了拆迁户的斗志，他以死抵抗。混江湖的人大约都明白，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当一个人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他还会在乎什么，还会畏惧谁？那个神秘人物的出现，只是一段小插曲，更何况，人家早已转行若干年了，他现在的身份是知名企业家，文化产业的强力支持者和领路人。

　　中午到德康集团旁边的玄兴包子铺吃包子，据说是市里的一家老字号。这家包子铺里，几乎全是工作组的人，他们在望庄做工作，中午到这里凑合填饱肚子，下午继续靠到拆迁户家里。想一想，工作组也不容易。再想一想，是什么力量让他们甘愿这样不容易的？在这世上，任何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工作组有自己的目标诉求，拆迁户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当这两个诉求无法重叠一致的时候，矛盾的发生就成为一件必然的事。

　　在村头的路边，六个农妇头蒙围巾，手持锄头，正在弯腰平整土地。荒草芜杂，她们迎风劳作，手中的锄头在地面割开了一道道新鲜的伤痕，风中传来泥土的气息。我注视着她们的迟缓动作，听不到她们在说些什么。她们耐心地平整着脚下的土地，我从她们脚下的土地想到了在不久的将来，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的样子。偶抬头，在距离她们不远的地方，两个年轻人正在拥抱热吻。

　　那天傍晚五点去到赵满银家，我们没有聊拆迁，我们已经聊过太多关于拆迁的话，彼此仍然是不信任的。那天没有聊拆迁，居然聊到了文学这个话题，起因是，赵满银在一张废旧的晚报上看到我写的高考作文。作家写高考作文，这成为各地晚报的一个炒作卖点，媒体知道现在的家长最关心什么，但是我没有想到拆迁户竟然会关心写作。在单位，没有人关心我的写作，我的写作在单位里更像一件隐私，我从来不跟他们谈论关于写作的事。在拆迁户赵满银的家里，我突然有了一种他乡遇知音的感觉，用老迟后来的话说，简直是高谈阔论，牛吹大了。我一直想不明白，自己平时那么低调，那天怎么会突然大谈特谈文学呢？我觉得眼前这个年迈的拆迁户是听懂了，身边的拥有研究生学历的老迟反而有点鸭子听雷的感觉。因为文学，那天的交谈很轻松也很愉快。在第二天的调度会上，大家分别汇报了入户做工作的情况，我没有想到，居然有半数以上的人连家门都没有进得去，有的拆迁户锁上门躲避了，有的干脆直接拿着菜刀堵在门口，摆出一副同归于尽的架势。我本来是不知道该如何汇报的，轮到我发言时，旁边的老迟写了“文学”两个字递给我，我把与拆迁户谈文学的事简要说了一下，最后说拆迁户的态度是好的，对我们还算友善。会议结束时，董主任说做群众工作最关键的是要学会说群众语言，比如说群众关心文学，就跟他谈文学，先找到共同话题，接下来做工作才不会有障碍。我心里渐渐舒展了，文学看来还是有作用的。

　　在会议室门口，写材料的谭科长拦住我说，我跟你学文学吧，只要拆迁户别把我挡在门外就成。

　　我说，你直接对着拆迁户念领导讲话稿，效果肯定更好……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走着，很快就到走廊的尽头，各自进了屋。关上门，我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世界，太滑稽了。

　　谈话费

　　天气预报，有台风降临这座城市。结果台风没刮起来，倒是谣言四起，像飓风一样刮过望庄。

　　谣言主要集中在两个“点”，一个是村民的疑惑点，一个是村民的兴奋点。疑惑点是有人传播小道消息，说这次拆迁只要签约协议达不到100户，工作组就必须改变政策，理论依据是自古就有法不责众的说法，一个近千户的村子，如果同意拆迁的人还不到百分之十，那么这个事情肯定是有问题的。兴奋点是，有人说只要一个月之内完不成拆迁任务，就撤村支书赵先立的职。村里有一派人，对这一点很是兴奋，热衷于传播，也寄予了期待。

　　老迟说，本来还是有第三个“点”的，说起“三点”，有些不严肃，也就罢了。

　　工作组召开紧急会议，作出统一答复如下：望庄的整体动迁，是经过了慎重研究的，不可能朝令夕改、朝三暮四。五年之内，拆迁政策不会有任何调整和突破，这个承诺，将会写进拆迁协议之中。至于一个月拆不完村子就免村支书赵先立的职，纯属造谣生事，首先这次搬迁截至国庆节，不存在必须1个月内完成任务的问题。另外，村支书赵先立作为村干部，是经过村民选举出来的，不是谁想撤就随便撤的，现在的社会是不可以胡来的，必须按程序和规矩办事。

　　为了澄清传言，工作组设立了公开举报电话。第二天，村民实名举报的问题就超过150个，涉及房产确权、“两保一补”、户口迁移、计划生育等若干方面，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工作组逐条答复，又责成村里开了一个专门的会，在面上解释澄清群众的误解，表明工作组的态度。对于在背后恶意散布谣言，误导和煽动群众的人，公安部门介入调查，严肃查处。

　　“征地时老实人听你们的话，签字早，全都吃亏了。这次拆房子，我们不想再吃亏了。这个字，不能这么早这么爽快就签，得看看后面的形势。”

　　八年前，望庄征地，因为时间紧，企业亟待开工建设，最后一个钉子户的一亩地，额外补贴了30多万元。这本来是有关方面与钉子户之间的一个秘密，结果在签约第二天就成了全村人的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个秘密，一直流传到了现在，成为很多人抗拆的理由和信心。那个曾经吃到甜头的钉子户，这次索性打起了免谈牌，他把门锁上，一家人到外地打工去了，临走前托邻居给工作组留下了话，说这房子已经拍照留证，等他回来的时候再谈拆迁的事。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也是八年前，望庄河边乱搭乱建的养猪棚子都给安置了楼房。村人看在眼里，他们只说不公平，却不愿说出具体是哪里不公平，是谁得了不该得的便宜，生活在一个村子里，老少爷们抬头不见低头见，他们不愿得罪人，不愿指名道姓地说出真相。

　　而这样的理由是不被采纳的，因为在工作组看来，它们仅仅停留在猜测的层面。

　　当赵剑仆也像其他的村人那样说起了这些事，老迟说他这是造谣。赵剑仆说村里谁家的鸡哪天下蛋我都知道，别说这么大的事，肯定错不了。老迟说那我就跟工作组举报了。赵剑仆于是不吭声了，他说我只管自己的事，别人家的事我不管，别人再不对，也不该由我来说，反正工作组得一碗水端平。

　　宣传车在村里缓慢爬动，车体上“共建和谐新家园”的标语赫然醒目。针对谣言，工作组加大了宣传力度，针对九月底初步完成搬迁这个时限，针对村民的攀比和怀疑心理，针对政策刚性，工作组编写了统一的宣讲提纲，在村里开始了铺天盖地式的宣讲。

　　我在村头徘徊，偶尔停下来看看墙上张贴的公告和标语，虽说这些内容已经以内部会议的形式传达了，可是我仍然感觉它们是有意思的。一张写满了字的纸，摆在办公桌上与贴在街头巷尾的感觉可以说截然不同。我站在那些公告前，抄写，默诵，以此打发那些单调难熬的时光。

　　“早签约早受益，晚签约必无利”“政策刚性不会改变，执行政策不会松动”“权衡利弊算好账，抓住机遇搬新房”“胸怀全局配合搬迁，放眼长远尽享安康”“整体搬迁，全村受益”“居住楼房化，管理社区化，生活市民化”……

　　每天置身在这些宣传标语营造的环境中，我没有豪情，反而越发觉得压抑。任何的豪情与壮志都无法感动我;真正感动我的，是温情，是默契，是沉默和无言。很多的感受，是语言无法表达也无力传达的。我们过度依赖语言了。在这个喧哗的时代，语言就像一滴水，很快就汇入大海，消失无形。从大海中辨析一滴水，是艰难的。

　　村子里本来只有一个广播喇叭，悬挂在村委大院的电线杆上。工作组进村后，从传播效果考虑，他们在村子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分别安装了一个喇叭，崭新的大喇叭挂在村头的老树上，像是朝着天空绽放的冰冷花朵。

　　那个午后，赵满银的小孙子向我和老迟表达了对喇叭的强烈不满。他在省城读小学，刚放暑假，妈妈把他送到爷爷奶奶家里度假。他说喇叭一直这么响，这是骚扰，如果在省城，这是要被投诉的。我认真地告诉他说这里不是省城，你还小要学会适应生活，喇叭是在工作，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个来自省城的小学生听了我的话，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被我的所谓逻辑给弄懵了，不知该怎么回答我。那一刻，看着来自省城的小学生的疑惑眼神，我觉得我是这世上最索然无味的人，一个恬不知耻的胜利者。

　　贴有宣传告示的墙壁前，有个人在仰脸看墙，从眼神里能看出他并不识字，他不吭声，只是一直仰脸看，看不懂墙上贴了一些什么字，他知道那些字是与自家房子有关的。这段时间，他已经从广播喇叭上，从工作组那里，反复听到了那些关于拆迁的消息，他还是要过来亲自看一下白纸黑字才肯放心，他站在那里，听到一些陌生面孔念出了告示上的字，他半信半疑，不时地扭头打量人家，直到那人在旁边用手指比画着贴在墙上的告示，一边念出了本村某个人的名字，他才释然，才确信眼前所见的真实性，然后他低着头，一路盘算着走开了。

　　宣传车在村里不知疲倦地蠕动，广播喇叭天天都在扯着嗓子喊，村人无动于衷。与工作组的豪情相比，村人的态度显然是太冷淡了。这冷淡终究难以掩饰内心深处的渴盼，他们渴盼拆迁已经这么多年，当这一天总算来到了，他们反而变得镇定起来。

　　“我做了一辈子渔民，风风雨雨见得多了。风浪越大，最明智也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把船锚固定在岸上。这是我打了一辈子鱼摸索出的经验。现在的拆迁，不是补偿钱多钱少的问题，我看不清形势，宁肯不拆。我不拆，将来形势不管怎么变，最起码有地种，有房住，日子就还有过下去的盼头。老辈的日子那么苦，一辈辈还不都过来了？”

　　“楼房站在那里，跑不掉的，早晚是我们村的，心急吃不得热豆腐。”

　　“早签早受益，这话你也信啊。政府越怎么说，你就越不怎么办，才会不吃亏。”

　　“枪打出头鸟，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再等等看吧，等大家都开始签了，我们就随大流。”

　　……

　　村里表面平静，其实内部早已炸开了锅，家家户户都在议论拆房的事。那个炎热的午后，我与老迟从赵满银家出来，在村里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圈，随便在某户的后窗停住，从屋里传来的说话声，都是与拆房有关的。

　　望庄的安全隐患，悉数被发掘出来。比如垃圾遍地，容易导致传染病;比如租赁混乱，容易引发各类案件;比如小餐馆没有办证，容易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等等。望庄的所有隐患，包括潜在的隐患，将来可能产生的隐患，都被挖掘出来，在会议室，在街头巷尾的宣传标语里，在广播喇叭中，被反复地提及，拆迁越发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

　　工商局开始进村检查业户的经营手续是否齐全，公安局进村逐户排查租房人的情况。那些到望庄租房的，大多是德康集团非法同居的男男女女，见到这阵势，他们吓得匆匆搬走了。手续不全的经营业户被责令限期停业，有人不甘心：“满街做生意的，那么多没有手续的你们为什么不抓，偏偏到村里来抓？在村里做点小本买卖，给老少爷们带来了多大的便利，哪里影响到别人了？”

　　工商部门秉公执法，并不理会他们的争辩与牢骚。公安局拉网式排查外来人口居住情况，查到赵乃言家的时候，才晚上八点多钟，他的家里就已经熄灯休息了。工作人员觉得蹊跷，就锲而不舍地敲门，赵乃言开了门，面露尴尬，他指着坐在炕上的女人解释说，那是我前妻，现任保姆。他把外套铺在炕沿上，说这炕太脏了，领导您坐这上面吧。

　　拆迁办主任转述这事的时候，忍不住感慨，赵乃言这老狐狸，精明着哩，工作组进村以后，他为了房子分户，钻政策空子，与老婆办理了假离婚。关于离婚问题，工作组是制定了预案的。《南方周末》曾经报道过，某村抬着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去离婚，只为了钻拆迁补偿政策的空子。拆迁办主任曾在内部会议上说过：

　　“有的老百姓为了多得利益，最起码的伦理都不顾了，我们一定要有警惕意识，如果闹出点花边新闻，上了网，动辄就会轰动全国，造成负面影响。我们务必要对拆迁户的离婚问题有敏感意识，把这方面的问题卡住，不能在这方面出笑话。别以为离婚是别人的事，别人离婚其实也是我们的事，而且可能是我们的大事，一定不能小觑。”

　　胖老太签约了。

　　胖老太是村里的老党员，已经84岁了，瘦骨嶙峋，大约算得上望庄最瘦的人，写材料的谭科长偏偏称呼人家“胖老太”。从房产档案资料看，胖老太的宅基地面积200多平方米，进了院子，像是进入一处热热闹闹的小花园，火一样的石榴树，还有无花果树，还有一些说不出名字的树。无花果快要熟透了，写材料的谭科长正患着感冒，他对着无花果树连续咳嗽几声，就有几枚果子应声落地。胖老太并不介意，她用手比画着自己的院落，向我们描述她的房子是如何的好，自己是如何不舍得拆掉。

　　这是四间瓦房，最西边那一间的砖瓦颜色明显新一些，大约是扩区前后加盖的。写材料的谭科长核实过，航拍图上是有这间房子的，那就意味着它不是违章建筑，理应得到工作组的认可。胖老太说当年这里本来是打算盖五间房子的，村里也批了宅基地，因为家里穷，只好先盖了三间，剩余的两间暂时空着，想等攒够了钱再盖。后来他们在房子西墙续盖了一间，剩下一间房的地方就一直空着，时日久了，村里提出想把那个空地方当作一个临时的粪场，胖老太不同意，她的老头子却答应了下来。因为这事，两口子争吵别扭了半辈子。写材料的谭科长特意去看了她所说的那个粪场。粪场所在的地方，如今已盖起了临街的铺子，对比前后邻居的房子结构，胖老太家的西首确实是少盖了一间屋子。那块空缺的地方，连同院墙的外围，搭建了临时的棚子，租给别人开了一家杂货店。

　　胖老太对拆迁没有任何的态度，她说她已经84岁了，还能活几年？你们别来找我，你们一来找我，我就上火，这几天满嘴溃疡，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胖老太说，再过一段时间，等我女儿回来，这个房子拆不拆，怎么补偿，你们跟她去谈吧。

　　胖老太的女儿在国家环保局下属的某个单位工作。据写材料的谭科长的调查了解，她以前在济南某大学教书，后来考上博士，留在了北京工作。她的先生也在济南的某所大学教书，前些年下海经商，生意做得并不顺当。若干年前，这个城市搞ISO140001环境认证的时候，胖老太的女儿是评审团成员，与这个城市的环保部门挺熟。工作组进村以后，环保局长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特意拜访了胖老太的女儿，希望她能支持老家政府的拆迁工作。她答应得很痛快，却迟迟没见行动。根据写材料的谭科长分析，她一拖再拖，是想把当年粪场上盖的临时建筑，按照正式房屋的标准得到补偿。身在国家部委工作，她当然知道这个要求不符合政策，所以一直没有明讲，只是一再强调说房屋西首的那块空地当年本来也属于她家的宅基地。

　　写材料的谭科长去找胖老太，胖老太就说拆房的事由她的女儿说了算。写材料的谭科长打电话找她的女儿，她的女儿不是今天在开会，就是明天要出国，最后索性电话也不接了。不管怎么推来又推去，胖老太只字不提她的儿子。我们当然知道，她的儿子赵石军在当地中学教书，再过两年就要退休了，是个颇有个性的，以抗上为己任的老先生，据说他的桀骜不驯的性格，与他爹逆来顺受的命运有关。按照胖老太的说法，她的老头子一辈子毁在“听话”上，最后也是死在“听话”上。比方说，在他担任生产队长的时候，有人说村里某人常偷队里的苞米，人家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他却当真起来，在苞米地里蹲了几个通宵，直到亲手逮住偷苞米的人。那个被逮住的人，能不恨他吗？这样的事，多着呢。

　　胖老太的老头子每天大清早负责去给村里的澡堂放热水，某天早晨他一头栽进热水池中，等天亮了被人发现时，早已断了气。胖老太说，他是被人害死的，有人故意捉弄他，把澡堂的冷水阀给堵死了，结果他大清早去放水，水管里哗啦啦只出热水不出冷水，加上澡堂的空间那么小，又是封闭的，温度升得太快，他被蒸晕了，一头栽倒在澡堂里。胖老太说：

　　“这不是害人是什么？”

　　若干年后的今天，胖老太忆起这段往事，她已经没有了悲伤，也看不出有什么愤怒，她只剩下了一个简单的追问。她的追问，并不想要什么结果，只是在问。后来当我接触了她的儿子，我才更深地理解了这个家族的遭遇。父亲的“听话”，导致最终的悲惨遭遇，这在她的儿子心里留下抹不去的阴影;她的儿子，一生都在拒绝“听话”，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后来辞职，回到老家教书，甘愿从大学老师变成了中学老师。他是学校里最不听话的人，经常与校领导闹意见，基本上不与同事来往，他的大学同学很多都混到了当地教育局长的职位，他仍然只是一个普通教师，从去年开始，学校实验室的钥匙交到了他的手上，由他负责每天的开门和关门。就像当年他的父亲拿着村里澡堂的钥匙，每天早晨负责去放水一样。

　　在拆迁之初，写材料的谭科长就把胖老太想象成了钉子户。之所以做出这个判断，是因为她的命运遭遇，拆迁或许是她平息内心仇恨的最后一根稻草。写材料的谭科长错怪了胖老太。她竟然很快就同意拆迁了。而且，她的子女，那个一直拒接电话的女儿，以及她的性格孤僻的教师儿子，都没有站出来反对。

　　胖老太迈着蹒跚的步子到工作组签了字，当天就把房子拆掉了。她不是村里第一个签约的人，却是村里第一个拆房的人。她说最大的苦已经过去了，我还能活几年，我想赶紧住进楼里去，哪怕住一天楼也好。

　　胖老太从工作组走出来，迎面遇到了武大郎。她说：

　　“一个破破烂烂的平房换两套楼房，多划算的买卖啊，假设你有两套楼房，别人用一个平房跟你换，你能答应吗？”

　　武大郎没吭声，他看看胖老太，又看看胖老太身边的人，默不作声地走开了。

　　胖老太住到了楼上，写材料的谭科长约我一起去“温锅”。胖老太很高兴。小小的房间里，落满了阳光，家具大多是新置办的，有几件老家具，她不舍得丢，正好镶嵌在阳台的间隙里，不大也不小，恰到好处。我开玩笑说，大小怎么会这么合适？胖老太说是啊是啊，这个衣柜是30年前定做的，真想不到会这么合适。我故意说，不会是30年前就想着有一天会分到这套楼房吧？她一声叹息：

　　“人是该信命的。”

　　我不再说话了。我知道，人一旦相信了命运，事情就变得复杂，抑或变得简单了。

　　我在QQ上接到了胖老太的儿子赵石军老师发来的一个治疗白发的“偏方”。抓阄分房那天，胖老太如期分到了一楼的房子，她很高兴，她说人老了上下楼不方便，一楼最好。她的儿子赵石军老师，我们瞒着胖老太曾去找他谈过几次拆房事宜，每次都是不欢而散，抓阄分房那天我是第一次与他面对面站在一起，他突然惊叫了一声：“你才多大年纪啊，就这么多的白发？”我笑而不答。他继续问，是写公文材料累的吧？我忙解释说，上学的时候就有白发，这跟公家无关。他说他记得有个朋友用过一个偏方，专治白发，很管用的。几天后，他在QQ上发来了那个偏方——

　　“阿胶2斤研制成粉末，加入2斤黄酒浸泡24小时，大枣2斤、黑芝麻2斤、核桃仁2斤、桂圆肉4两、冰糖1斤，全部在锅里熬制，别煳锅，直至熬制均匀盛出晾干。从入九开始服用，出九停止，随时都可以吃，可以当零食吃。”

　　看着这个偏方，我觉得赵石军老师的孤僻形象轰然倒塌。“别煳锅，可以当零食吃。”他这样说，真让人感动。

　　街头，已经退居二线的王检察官正在满脸赔笑跟一个人说话。我听说过这个人，他叫老于头，姓赵，不知因何却被喊作老于头。在第一轮分包中，他属于镇上负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始终没有开口说话，像一具木乃伊。第二轮分包，老于头改由退居二线的王检察官负责。前三天，他仍然一字不语，到了第四天，终于开口了，一开口就是满嘴脏话，骂骂咧咧的。而且，老于头定下规矩，要想跟他谈论拆房子的事，是要交谈话费的，明码标价，每天谈话时间不得超过两个小时，每五分钟收取谈话费一百元，一个小时一千二百元，打个折，收一千元，记账，最后一起结算。

　　有经济眼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这是老于头家族的传统。据说老于头的爹早年在海上出船打鱼，因为人手不够，请儿子帮忙，儿子提出一个条件，每天必须要给劳务费。老于头的爹不同意给钱，老子给儿子支付工钱，让村人知道了终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平分捕获的鱼，父子俩提前讲好了规矩，一网撒到海里，网左边的鱼归老于头的爹所有，网右边的鱼则归老于头所有，泾渭分明，一清二楚。

　　退居二线的王检察官入户一个周，就欠下了老于头8000块钱的谈话费，前三天他没有开口，第四天开口了，全是骂人的话，拆迁的事情却避而不谈，毫无进展。那天在街头看到退居二线的王检察官满脸堆着笑意，我知道坐在他对面的人就是老于头了。那是一个六十多岁的人，微胖，头戴一顶尖尖的毡帽，鼻梁上挂着一副红边墨镜，穿一件花格T恤，裤子的拉链坏了，敞开着，整个人像是四仰八叉地钉在墙根底下的竹椅里，接受阳光的照耀。他眯缝着两眼，瞅天，面无表情，像一块石头，纹丝不动。退居二线的王检察官在赔笑，老于头说，你笑个驴。退居二线的王检察官仍然在笑。老于头说，你就是个驴。退居二线的王检察官还是在笑。老迟看不惯了，他插话说，来，抽支烟吧。老于头很严肃地说，公共场所不准抽烟。我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说，你这大叔太可爱了。我对退居二线的王检察官说，你真有福，包了个这么幽默的人，可以苦中作乐。

　　老于头院子里养了两条狗，起初看到工作组进家，总是一阵奋不顾身的狂吠。后来时日久了，加上退居二线的王检察官每次去，总是顺手丢块骨头或者餐馆里打包的剩饭，那狗也就不叫了，有时他还敢把手放到那狗的额头，轻轻地抚摸，一副慈祥的样子。

　　我曾去过老于头的家，那天是好几个人一起去的，我夹杂在人群里凑热闹。我对这个人充满了好奇。他家的墙壁上挂着一面镜子，上面印有“为钢铁而战”五个龙飞凤舞的红字。我说这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同行的人无人应答，他们不在意历史，他们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老于头和他的房子上。当时想，如果拆迁愉快的话，我倒是很想买下他家墙上的那面镜子，留作纪念。后来转念又想，倘若买了他的东西，我怕节外生枝且解释不清，也就不再惦记这事了。

　　后来，我从不同的地方听到一些关于老于头的事，有带感情色彩的，有的加入了虚构和想象的成分，说法不一，但是基本事实是一致的。老于头是个老上访户，他到处上访，磨破了嘴皮子，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现在因为拆迁，工作组找上门来，他却缄口不说了。

　　“对不起，我说的时候你们不听，你们想听的时候我一句话也不想说了。要想让本大爷开口，得给开口费。”

　　关于这件事，我与老于头的邻居赵乃言有过一个下午的长谈。他知道我是写小说的，向我讲述了老于头的上访历史。

　　若干年前，村边的206国道扩建，需要征用村里的一块地。被征用的那块地里，有几座坟墓，政府好不容易才说服村人把墓地搬迁到了新建的公墓那里。最后剩下一座坟，找不到主人。村里的老人说，那是老于头家的祖坟。老于头自从离开望庄，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村里有人在南方打工时见过老于头，据说他的生意做得很是有些规模。村子的坟地都搬迁了，只剩下老于头的祖坟孤零零地落在那里，国道扩建的工期耽误不得，坟墓的主人又联系不上，最后镇上只好自己动手迁坟了，他们为了给主人一个交代，全程录像，按照村里的习俗举行了相关仪式，然后把坟墓迁到新建的公墓那里。

　　不曾想，老于头第二年就回来了，满脸的落魄像。他的生意亏损了，本来顺风顺水的，一夜之间竟变成了乞丐。他把生意破落的原因归结为政府动了他家祖坟，败坏了风水。

　　老于头向镇政府索赔，他说是镇上未经允许动了他家的祖坟，破坏了祖上积攒的风水，才让他沦落到如今这个地步。除了赔，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待在村里，一直在做一件事：上访。

　　他一直在讨说法。他一直也没有讨到说法。他说反正生意也没了，索性就把上访当作生意来做了。他隔三岔五就去趟北京。然后这个城市的机关干部就会带车去北京把他接回来。他喜欢吃鲅鱼饺子，每年两会期间，或有上级领导来视察的时候，他就会被请到宾馆住起来，管吃管喝的，而且每餐必吃鲅鱼饺子。刚上访那阵，他面容消瘦，上了几年的访，气色竟然越发红润起来。

　　听完赵乃言的讲述，我有些恍惚。他说，这事如果能写进书里，或者拍成电视剧，也算值了。

　　可是，老于头会这样认为吗？他不会的。他想要的，是一个现实的说法。

　　想要一个说法

　　村支书赵先立在村头开办的网吧，因为毗邻德康集团，每天都是爆满，一年收入好几百万。村支书的弟弟赵先行在村子北侧的临建别墅区里开了一家叫作金玫瑰的歌厅，去年别墅区拆迁，金玫瑰歌厅得到巨额补偿，尝到了甜头。等到村里开始拆迁，赵先行整天在外面出差，工作组就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人影。每天通电话，他都接，而且态度很友善，今天在上海，明天在北京，后天在广州的。有时候手机关机，他解释说很抱歉刚才关机是因为在飞机上。拆迁办主任每次挂了电话，就骂一句：老狐狸。后来有一次，他在手机里哼哼哈哈地说正在北京签一笔合同的时候，拆迁办主任说你出来吧，我就在棋牌室门口。他顿住。打开门，满脸尴尬。他在打牌，棋牌室就在距离望庄不远的地方。赵先行几乎每天都跟工作组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第一次主动露面找到工作组，是在他的老妈的房子被拆后的第二天。这是后话。

　　赵先行与工作组打起了游击，他的哥哥赵先立则每天按时出现在工作组，配合这次拆迁工作，这是他的作为村支书的分内职责。我亲见过好几次，村支书赵先立为了给老百姓争点利益，与工作组的人争吵起来，有一次与拆迁办主任差点动了手。

　　“现在村民都迷糊了，我不能再迷糊。发火是容易的，发火能解决什么问题？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得保持脑瓜清醒，我得帮村里的老少爷们再顶一顶，争一争，能多争一分算一分。”

　　“天天盼着拆迁的是你，真到了开始拆迁的时候不同意拆迁的也是你，你这人还是人吗？”赵先立正在呵斥那个拆迁户。看得出，他是在假装发火。

　　那人想开口辩解，终于闭了嘴，一言不发。

　　村支书赵先立每天都在忙着做村民的思想工作，问题是，他连自己的老妈的工作都做不通，连自己的弟弟，也就是那个开金玫瑰歌厅的老板赵先行的思想都做不通。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也有人说，那是村支书的计谋，只要他的老妈的房子不拆，那些支持和跟随村支书的人就像看到了一面沉默的飘扬的旗帜，那是一种无声的语言，跟着村支书的老妈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跟着村支书走，村支书现在不便明说，尽在不言中。那些村民这样以为，他们不说，心里明白。

　　其实他们只说对了一半。村支书赵先立每天泡在工作组，这是他的工作，他得配合工作组的工作，他的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个叫作赵亮的竞争对手。上次选举，他和赵亮只差一票。明年，村里又要换届了。他想给村里老百姓办点实事，也给自己积累点资本，这年头没有资本是任何事情都办不成的，对于村里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拆迁更艰难更重要？

　　胖老太签约之后，村里陆陆续续有几个人也签约了。老迟说，看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有一个拆迁户，是老迟的远房亲戚。划分拆迁任务时，考虑到这层关系，工作组就把那户分配给了老迟。结果，亲戚六亲不认，寸步不让，与老迟打起了免谈牌。

　　“沾亲带故的，太不给面子了。”

　　“面子值几个钱？房子比面子值钱。这个字签还是不签，我得看看阵势。”

　　傍晚，老迟从工作组出来，直接去了亲戚家，他说亲戚今晚请吃排骨包子。我说看来有戏。他说有啥戏，吃包子是一回事，拆房子是另一回事，亲戚分得很清楚。

　　这个普普通通的村子，平静的表情下面竟然有着如此之多的丘壑。拆迁，拆出了各种社会关系，就像一棵老树，根已延伸到了北京，延伸到了四面八方的每一个角落。比如，谁的子女，在哪里担任什么职务;谁的远房亲戚，在北京给哪个首长开车，等等。还有，原本正常的亲属关系，有的也因为拆迁变得别扭起来;兄弟姊妹之间，为了争夺房产，反目成仇。村里有一个老人，去世后留下了三间老宅，多少年来无人问津，等到村里开始动迁，一下子冒出了一大批相关的人，工作组统计了一下，竟然有三十多个人来共同分割这套老宅。

　　“一套房子的三十分之一，这是个啥概念？”

　　“哪怕百分之一，也是蛮可观的啊。”

　　在工作组，我听到大家把这些案例当作笑话来讲的时候，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滋味。素朴，善良，勤恳……，那些传统美德，那些在我对村庄描述中一次次使用的词语，经过了这次拆迁，在我的心里被冲击得支离破碎。还有什么，能凝聚起这个村落已经散落的民心？

　　一对年迈的老人，住在三间瓦房里。按照拆迁政策，他们有两种补偿方式，一种是可以安置一套90平方米的楼房，领回少许的补偿金;还有一种方式是可以选两套楼房，超额面积按成本价结算，需要补交大约8万块钱的差价。对于大多数的村民来说，一般都选择了后者。对那两个年迈老人来说，补交8万块钱，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他们说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的钱啊。他们拒绝拆迁，说在老房子里过日子没有什么花销，搬进了楼房又是水费又是暖气费的，这费那费，年龄大了到哪里去弄钱？工作组解释说，这也是为什么要给你分两套楼房的原因，自己住一套，另一套出租，可以用租金来过日子。无论你怎么说，也不管你说什么，两位老人就是认了一个理：不同意！最后拆迁办主任说这样吧老人家，8万块钱的差价由我个人替您交上，楼房您免费住着，等您百年之后，一套房子给您的儿子，另一套楼房的产权，谁替你交的8万元差价就归谁所有。老人立刻不高兴了，说那可不行，我得先跟孩子们商量一下。第二天，8万块钱就由他的儿子交到了工作组。

　　赵广纯家的房子是由我的同事沈默分包的。十年前，赵广纯的妻子去世了，他跟邻村的一个老太太住到一起。后来，他患了胃癌，老太太伺候了他整整四年，在工作组进村的第二天，他去世了。赵广纯留下三排房子，两个女儿各自一排，老太太住在最后一排房子里。赵广纯的两个女儿都是城里人，她们把房子早就卖给了附近工厂的人，听说村里要动迁，她们“杀”了回来，先是打官司追回了已经卖掉的那两排房子，国家法律明确规定，拥有城镇户籍的人是不可以买农村宅基地的。她们赢了官司，村人大多觉得这是不道德的。她们并没有罢休，紧接着又打起了父亲遗留下来的那套房子的主意，她们说继母不过是父亲生前雇用的保姆，没有继承房产的权利，理由是他们并没有登记结婚。

　　老太太似乎并不关心房子补偿。她关心的，是赵广纯的干部待遇问题。从1965年到1997年的三十多年间，赵广纯一直在村里担任村干部。早年他曾做过村支书，因为身体生病，改任副职。后来，他再度出任村支书。再后来，他到村办企业负责过三年。这个75岁的老人，在30多年里担任村干部正职刚好八年。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上级明文规定，连续在村里担任正职满10年的，可享受退休待遇。赵广纯在村里当了30多年的干部，退休待遇与他无缘，而当年他提携的人，现在都开始每月领取退休补贴。老太太说到这些，就开始抹眼泪，她说赵广纯正派了一辈子，到最后却吃了大亏。

　　沈默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应该有个说法的。可是，即使现在争取到了退休待遇，人已经不在了，还有啥意义？”

　　老太太说：“我们想要的，就是一个说法。”

　　沈默把老太太的意见跟镇上的马委员说了，马委员说赵广纯的情况确实比较特殊，眼看着吃亏，却没有办法，政策规定得很明确。沈默说，办法是人找的，像他这种情况是普遍现象还是个例，有没有特殊处理的可能？马委员苦笑一声，说像赵广纯这样的村干部倒是不多，最关键的，是他曾在村办企业干过几年负责人，如果他作为特例解决了退休待遇问题，全镇过去干过乡镇企业厂长的那帮人都会攀比起来的，按下葫芦，浮起了瓢。沈默问马委员这种情况大约有多少人，马委员说至少有100多人吧。沈默不再言语了，这个口子显然是不敢开的，这个问题也失去了继续探讨的可能。

　　“赵广纯是个很值得尊重的老人，当初镇上让他把自己的任职简历写一个书面材料，老人写得一丝不苟，丁是丁卯是卯，30年间的任职履历，写得清清楚楚，实事求是，一点含糊和造假的地方也没有，担任正职的年限加起来有八年多吧。他的问题，就差一两年的任职时间，政策规定得很明确，需要干满十年。”镇上的马委员叹口气，说。

　　沈默无言。

　　镇上的马委员又补充说：“其实，他也可以不用那么较真那么实事求是的，不就差那么一两年的时间吗？在哪里还添补不上去？三十年前的事，谁还会记得那么精确？谁会去计较和追究？”

　　这话，我懂。在这个被谈论的人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我们这样谈论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意义？我想是应该有意义的。有些事，隔着生与死，更容易看得清楚。

　　赵广纯大约也该懂得。他没有那样去做。他是实事求是的。他有诉求，但是他最终没有篡改历史，尊重了基本的历史事实。他认为这样不公，从来没有停止追要说法，即使是在患病的日子里，也没有放弃要个说法。现在，人已经不在了，他的老伴把他的追问接了过去，她对“给个说法”的看重，甚于对拆房的补偿。

　　赵广纯的儿女却不这样认为，他们的眼光齐刷刷地盯着父亲遗留的那栋房子。“为了得到一套楼房，一点人味都没有了。”村人在转述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多是摇头和叹息的。

　　关于赵广纯遗留下来的那套房产，老太太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偿要求，她说只要符合政策规定，就可以了。

　　可是，赵广纯的两个女儿和四个儿子不同意，他们认为剩下的这套房子，该由他们六个子女共同来继承。

　　“老太太没有资格独吞这套房子，因为她是‘外人，她确实是跟俺爹住在了一起，但是他们没有登记结婚，不受法律保护，法律应该保护的，不是她，而是我们家族的财产。”

　　老太太并没有与他们争论，她一直在与工作组争论，她争论的不是房子，是赵广纯的退休待遇问题。她反复地重复一句话：

　　“我们想要的，就是一个说法。”

　　沈默劝她，别要什么说法了，说法能顶饭吃还是能顶房子住？把心思用到老赵给你留的那套老宅上才是正事。

　　老太太越是对房子避而不谈，赵广纯的两个女儿和四个儿子就越是觉得蹊跷，越是加强了攻势。

　　“老太太不谈房子，光谈退休待遇，人已经不在了，再谈待遇有什么用？她这明显是在转移话题，真是太有心计了。”赵广纯的六个子女像是统一了口径，逢人便是这么说。

　　村人都替老太太打抱不平，她毕竟伺候了赵广纯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况且，如果没有她的耐心伺候，赵广纯患病以后也不可能再活上四年那么久。沈默也很同情老太太，他不想简单地处置这桩家事，他想在情理与法律之间，找到一条尽可能公平的路。

　　“清官难断家务事，管他产权归谁，只要能拆掉房子完成工作任务就好，别去操那份心了。”有人劝沈默。

　　“这家的事，已经不仅仅是家事了，我想试试。”

　　沈默牵头召集了三次家庭会议，四个儿子都不肯露面，委派媳妇参加，再加上赵广纯的两个女儿，六个女人叽叽喳喳，东拉西扯，最后不欢而散。第四次家庭会议总算把四个儿子都召集到了一起，四个儿媳妇也都参加了，两个女儿也参加了，连孙子孙女也从外地赶了回来，列席会议的有民政局林副局长，他是赵广纯的侄子，是这个家族唯一的一个在外面当官的人，平时他们兄弟四人都听他的话。前三次家庭会议都以失败告终，这次沈默特意把民政局林副局长请到了现场压阵，主持会议的是拆迁办主任，会议地点设在赵广纯遗留的那套房子的院中央。大家七零八散地坐在小马扎上，东一句西一句，刚一触到拆房话题，兄弟几人立刻就变得脸红脖子粗。

　　“毕竟她伺候你爹那么多年，如果没有她那么贴心贴意地伺候，你爹患病以后也不可能再活上四五年。”民政局林副局长替老太太说了句公道话，话还没说完，赵广纯的孙子跳将起来，嫌他多管闲事，要动手教训他。好在沈默人高马大，三下五除二把他推搡到了院外。赵广纯的孙子是个社会小混混，对赵广纯遗留房产的态度一直很强硬，他发誓在这次拆迁中要成为家族的脊梁骨。第四次家庭内部会议召开之前，沈默就想到了要想平息这个家族的情绪，必须先稳住老大的儿子，也就是赵广纯的孙子。开会当天，沈默请杜峰在门外待命，当老大的儿子果然情绪激动起来的时候，沈默把他推搡到了门外，交给杜峰来处置。谁也不知道那个傍晚杜峰究竟对那个社会小混混说了一些什么，大家只记得当他重新返回院子里的家庭内部会议现场，是一副蔫头耷脑的样子，他对大家正在激烈讨论的房产话题不再发表一句意见，就像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一样。

　　那天的家庭内部会议仍然是不了了之，草草收场。任凭沈默怎么调解，都没有戏，他可以解决工作中再大的困难，对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庭矛盾却无能为力，他几乎请来了赵广纯家的所有亲戚朋友来做思想工作，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不给面子，态度依旧。

　　事情陷入了僵局。沈默想打破这僵局，但是他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在情理与法律之间，他最终没有找到他想找到的那条路。

　　扭转僵局的，是一纸遗书。老太太拿出了赵广纯留下的遗书，白纸黑字写着遗留的房产是给老太太的，他感激她多年来对他的照顾。

　　此前，沈默曾经多次问过老太太，赵广纯去世前是否留有关于房产的遗嘱。她始终没有吭声。

　　赵广纯的六个子女都不承认这份遗嘱。沈默安慰老太太说别怕，有法律给你撑腰。

　　老太太没有去工作组签约，她最终没有要来一个关于赵广纯的退休待遇的说法，她要来了关于房产的说法。那套房产，是赵广纯留给她的。她没有接受。在一个早晨，她一个人离开了村子。她什么也没有要，一个人走了。她在离开村子之前，把赵广纯遗留的那套老宅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很多村人不理解，我和沈默听了也不理解。有人说，因为爱情。这个说法引起一阵叹息。在他们看来，这对老人之间怎么可能有爱情呢？即使有爱情，他的子女也是不肯相信的，他们更相信的，是利益。因为拆迁，因为利益，他们什么都不要了。而那个老太太，她拂袖而去的背影，给了他们一记响亮耳光。

　　赵广纯的子女们，一下子懵了。这个事，让村人唏嘘不已。

　　“没有哪个单位想要故意招惹麻烦的。”

　　“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当钉子户的。”

　　“立场是一个问题。”

　　“如果是拆你家的房子，你会发扬风格你会顾全大局吗？”

　　“拆迁，暴露出了太多东西，也掩藏了很多东西。这里面的复杂性，不是简单的是非对错就可以评判的。不是政府多强势，也不是百姓多刁钻，而是，做一件事有多么的艰难。”

　　“没有摩擦，怎么会有整个人类？”

　　大伙坏坏地笑。同行的女同事不知所以然。

　　有人模仿某个口吻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结底，这个世界是他们的。”

　　有人笑。有人没有笑，比如我。

　　车在路上疾驰。我把牙签从牙缝里拨出，随手丢向窗外。车子跑出了老远，我认真地说：“停车。”

　　“啥事？”

　　“刚才把一个东西丢在了路上，可是，我还需要它。我得回去找到它。”

　　“什么东西？”

　　“牙签。”

　　……

　　哄笑中，车子继续飞快地向前行驶。

　　赵剑仆想要用鲁菜馆置换网点房的诉求，我和老迟并没有向工作组反馈。原因很简单，正在建设的望庄安置房，根本就没有规划网点房，这样的要求只能看作拆迁户的气话，不必当真。然而赵剑仆又是认真的。我和老迟一遍又一遍地向他解释，越是解释，他就越是不肯相信。我说，安置楼的规划是公开的，你自己去看公示牌，一切就明白了。他说，公示牌是摆给外行人看的，我知道你们内部肯定有办法解决，这又不是什么过分要求，鲁菜馆的补偿，你们不用给我补两套房子，给一套网点房就可以了，别处的网点房也行。

　　我越是解释，他越是不信。看得出，赵剑仆是个生意人，他是善于发现和利用商机的。老迟毕竟是信访干部，见惯了这种场面，他认准了赵剑仆的骨子里是个精明人，是绝对不会吃明眼亏的。

　　我和老迟继续坚持原来的战略，但是战术上作了调整。每天早晨，我们把一张新打印的纸递给赵剑仆，是村民签约选房的一览表，上面详细标注着已经签约的人数，各种户型的房子还剩余多少套。签约的规则是按照拆迁户的签约顺序，依次抓阄选房子，房子面积大小不等，且房屋朝向也不同。再一个，房子分为两种，一种是现房，一种是期房。因为安置楼房正在抓紧建设中，每户可选一套现房，其余的只能是期房，政府给安置补贴。赵满银家的情况是，鲁菜馆可以补偿两套楼房，目前正在住的老宅可以补偿两套楼房，他的小儿子赵剑仆住的房子可以补偿两套楼房，共计六套楼房，如果选房落在了后面，自然是要吃大亏的。我和老迟与他们在暗暗较劲。我接到了赵满银的大儿子赵剑伯从省城打来的教训电话，据说工作组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没有人说赞同，也没有人说反对，根本就没有任何人给他任何的答复。这事就这样拖延着，一直拖延了整整三个月，眼看着村人陆续签约，加入到了选房队伍的行列，最大面积的户型被陆续选走，越来越少，赵满银开始坐不住了。他知道，他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少，如果好的户型都被选走了，他纵有再大的能耐，工作组也不会特意为他另造一栋楼房的。

　　赵满银坚持了几十年的午睡习惯，被打乱了，他从家里走进走出，像是在故意折腾自己。鸟笼本来是挂在门口的，前些日子门口的临时建筑拆掉了，他就把鸟笼挂到院子里，怕被别人偷走。那鸟也不省心，变得叽叽喳喳，在笼子里上蹿下跳。赵满银更加烦躁了。

　　终于在一个阳光晴好的日子，赵满银跟随我和老迟去工作组签了字。他说，省里的儿子打电话回来了，叮嘱他要理解和支持家乡的发展，政府这也是在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

　　我与老迟成功地说服省城厨师的家属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赵满银在签字之前就提出，他的心脏不好，安置房装修完了以后，需要晚一些再搬到楼上去。现在的这个老宅，想尽可能晚点拆，但是肯定不会拖到最后，不会拖工作组的后腿，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住在平房里，接地气。他说，签字了，你们也就放心了，不用再天天往我家跑，我也该好好睡个午觉啦。

　　赵满银的鲁菜馆拆掉了，赵剑仆的房子也拆掉了，他没有住进安置楼里，他在市里的某处高档小区有一套大房子，他说将来准备搬到那里住，眼下老爷子身体不好，需要照顾，他们一家暂时住在老爷子那里。我和老迟分包的这户，涉及三套房子，拆了两套，按说是该松口气了，可是工作组的考核要求，只有这个家族的三套房子全部拆掉，才算完成任务。老迟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虽然赵满银住的那套房子暂时不拆，但是毕竟他同意拆了，而且已经签了协议。签字并不意味着完成了拆迁任务，但是签字是完成拆迁任务的最为关键的一步。这在很多人看来，已经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他们说在这种人家的头上动土，只要没给领导惹麻烦，就已经是大成功了。

　　按照工作组的流程，拆迁主要包括两步，一是签约，二是拆房。赵满银家的三套房子，拆了两套，另一套也签了字，剩下的事，就是拆房子，难度相对少了许多，我觉得自己了却大半心事，至少脸面上可以过得去了。签了字，在等待赵满银拆房子的时间里，我和老迟被单位推荐到了“攻坚队”。

　　攻坚队

　　我会永远记住第一次去赵兴家时的情景。一个巨大的冬瓜悬在门前，大约快熟透了，随时都可能掉落下来。

　　院落很大，有一种庭院深深的感觉。老迟说，两口子如果吵架，可以在院子里打游击了。

　　赵兴老婆打开门，瞅一眼我们，并不吱声，待我们走了进去，她把门咣当一声关上，就去喂鸡了，鸡盆敲得震天响，一群鸡满院子扑棱翅膀。

　　果然是一个性格刚烈的农家妇女。

　　我和老迟提前商量好了，第一次见面，不能太功利太急切，只要能留下个好印象，就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进村拆迁四个月了，不可能一见面就见效，我们懂得循序渐进的道理。

　　小心翼翼地交谈。我们谈到了望庄的村风习俗情况，谈到了赵兴的家庭收支情况，谈到了赵兴的工作情况，谈到了赵兴老婆的身体健康情况，也谈到了我和老迟出身农家的情况。我们东拉西扯谈到了很多的情况，很真诚也很随意，唯独没有谈论拆迁的事。我和老迟，以及赵兴和他的老婆，好像都在刻意回避“拆迁”这两个字，或者是因为过度在意，不知该如何切入这个话题才好。

　　僵局最终是赵兴老婆主动打破了的。她说，你们别说那些扯淡的事了，我家的房子到底想给补偿多少？

　　在攻坚队介入之前，赵兴家先后被两个单位分包过，都没有谈妥，最后直接列为钉子户。听说过赵兴老婆性格刚烈，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刚烈，说话直截了当，不给你喘息的机会。

　　是这样的，老迟说，我先给你说一说这次拆迁的政策。

　　“政策算个屁，以前家里来过好几帮人，已经放过好多次了，每次都像下圣旨一样，坐在椅子上，拿着文件念。普通话不像普通话，地瓜话不像地瓜话，听起来男不男女不女的，阴阳怪调。前几天有个人也是一进门就念文件，让我给轰出去了。”赵兴老婆说，有些不无得意。

　　我和老迟一时语塞，不知该说什么才好。离开了文件，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怕说错了话，被她抓住什么把柄，给以后的工作造成被动。

　　“你家的情况我们大致也了解，按照现有拆迁政策，说实话确实有点吃亏。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分包了你家，我们就是一个战壕里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你千万不要把我和老迟当成敌人，我们一起研究政策，看怎么样才能保证你家的利益最大化。我的意思是说，大的政策不能违背，但是我们可以打政策擦边球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可以做，不可以说，你心里有数就可以了。”

　　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硬着头皮说了这一通话。赵兴老婆果然喜欢听，她点点头，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你这孩子说得还像人话。”

　　我说，把你家的老地契拿出来。赵兴老婆就打开衣柜，把老房契拿了出来，摊开，放在炕上。

　　我说，还有你的户口本，也拿出来。赵兴老婆就赶紧把户口本从抽屉底下摸了出来。

　　我说，把后窗关上。赵兴老婆就把后窗关上了。

　　然后我和老迟站起身来，伏在炕沿上，认真地查看摆在土炕上的老房契和户口本。老迟双手叉腰的姿势，让我想起电影里站在地图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

　　你看吧，这个老房契，其实就是老房产证，这里面是有文章可做的。再一个，你女儿的户口还在村里，可以在分户上做文章。老迟用手指敲打着炕上的老房契和户口本，很自信地说，下一步我们需要联合起来，在政策的边缘为你家多争利益。

　　赵兴和他的老婆从我们的神态里看到了希望，他们的眼神变得亲切起来。

　　老迟自报姓名，他说我叫迟道，迟到的迟，道德的道。

　　赵兴站在旁边说：“不迟不迟。”

　　老迟看他一眼，补充说：“我嘛，天生就是最讲道德的人，一定会负责任地解决你们家的问题。”

　　“我们有什么问题？是你们自己找上门来的，打我们房子的主意。”赵兴老婆说，语气带有几分玩笑色彩。

　　……

　　“第一次接触钉子户，我们获得了他们的充分信任。”在工作组专题会议上，老迟胸有成竹地这样汇报。

　　我成为一名攻坚队员，是在望庄拆迁到了第四个月的时候。全村剩下140户还没有签约，拆迁工作陷入僵局。工作组决定成立攻坚队，抽调20个有能力、有经验的人，两人一组，组成10个攻坚队，集中攻坚，力求短期内打破僵局。

　　拆迁攻坚队的动员会议是由工作组丁组长主持召开的。我提前15分钟赶到会场，与会人员已基本到齐了。我找个空位坐下，才发觉离主持会议的丁组长太近，赶紧抬起屁股，挪换到了不远的另一个座位。

　　丁组长重点谈到了对攻坚队的考核，攻坚队员都是后备干部和在前段拆迁中考察发现的优秀干部，攻坚队的业绩直接与派出单位的年终考核挂钩，凡是9月30日之前把钉子户攻克了的，给所在单位加2分。这意味着，攻坚队之间的竞争，实质上也是各个单位之间的竞逐。

　　为了公正公平，对钉子户的分配，采取了抓阄方式。首批10个钉子户里，有3户属于特殊情况的，实行定向分配。其中一户是父子之间因为房产纠纷打官司打到了最高院，定向分配给法院;再一户是有案底的吸毒者，借拆迁机会狮子大开口，考虑到人身安全因素，定向分配给公安局;还有一户是个体工商业者，因为存有经营方面的遗留问题，定向交给工商联处置。剩余的钉子户，统一抓阄分配。

　　我与老迟是一组，他跟我客气了一番，说你来抓吧。我也客气了一番，说还是你抓吧，你离得近。这一刻，是在很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谁也没有料到此后的漫长折磨就在这一刻以抓阄的方式决定了。

　　老迟是第一个抓阄者。工作人员当场念出了被抓出的拆迁户名字——

　　“赵兴。”

　　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个我与老迟丝毫不了解的名字，被老迟的那双每天接待上访者的手一把拎了出来，从此与我和老迟产生了关联，从此与我和老迟的单位有了关联。我看到检察院退居二线的王检察官脸上如释重负，他轻松地站起身来去等候抓阄。后来我才知道，他上一轮分包了赵兴的儿子，赵兴儿子对自己的房产没有丝毫话语权，全由他的母亲也就是赵兴老婆来决定。赵兴老婆的厉害，他自然是领教过了。这次抓阄分配任务之前，退居二线的王检察官说，抓阄抓谁也不能抓到赵兴，全区如果有一个钉子户，必是赵兴无疑。结果，老迟一双豪迈的手，第一个阄就抓出了让检察官都深感不安的赵兴。这次抓阄后来成了单位同事的一个笑料，有人说，抓阄这种事，当初应该让我去抓才对，老迟是干信访的，整天与上访户握手，手气怎么会好？而我是写文章的，每天妙笔生花，手气应该不至于太差。工作累了的时候，大家就地取材，拿我和老迟开涮找乐子。

　　散会后，10个攻坚队马上就进入角色。在上一轮拆迁中分包赵兴这户的，是民政局。打电话给民政局林副局长，他正在邻县出差，明天才可返回。

　　怎么办？我问。

　　“进村。”老迟说，“第一天进村，不求有什么实际效果，这是个态度问题。关键时刻，态度比效果更重要。”

　　我说行啊老迟，这么讲政治的一个人，可惜进步有点迟了啊。我故意把迟字拖得音调很长，等声调降下来，说：“不过给工作组干活，是不会吃亏的，你还有希望。”

　　“年近半百的人了，还往哪进步？”

　　大街上一辆车疾驰而过，一条狗追着车屁股狂吠。

　　我和老迟向单位分管领导、主要领导分别做了汇报。主要领导说，拿下来，必须的。我们点头说，拿下来，这是必须的。

　　单位给我和老迟配备了一辆专用车。我开玩笑说，即使完不成任务，起码也要把这辆车跑废。

　　经过了第一天的接触，关于赵兴的基本情况，我和老迟整理上报的书面材料如下：

　　赵兴，60岁，户口本上4人，其妻、女儿及外孙女。赵兴在五彩商城干保洁工。其子无固定职业，儿媳是五彩商城的服装售货员。

　　房产：南北两院宅基地440平方米，其中南院（70年代房契）1989年已重新登记，有北屋四间、南北东厢及西厢各一处，房证中注明宅基地面积是440平方米，表明此时北院（50年代老房证，70年代房契）及南院南厢已无房屋。2002年航拍面积是102平方米，2003年春天赵兴将北院正房及南厢、南院南厢复建。

　　赵兴要求安置四套楼房，与政策规定差距很大。按照拆迁政策，赵兴现有的房产只能补偿安置两套楼房，累计面积大约是180平方米。

　　赵兴的房子问题，关键点是老房契，1952年的房产证，1989年换证，三套房子变为一个宅基地，后来的房子倒掉了，扩区航拍后又重新加盖起来。从赵兴的二弟媳妇口中，也印证了这个推测。院内最初的那套老房子本来是赵兴二弟的结婚用房，老二没有用，在外面自己盖了一栋，等到老三结婚盖房的时候，家里拮据，为了省钱，就把那栋老房子的砖瓦和木料拆下来，用到了新房子上。现在，赵兴拿出1952年的老房契，要求航拍后新建的这栋房子也按照现有政策补偿安置。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关于老房契问题，在农村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拆迁政策有明确规定。老迟第一次见面时向赵兴透露的努力方向，显然是不可行的。这个常识，他不可能不知道。老迟求胜心切，明知故犯，第一天接触时传递出的信号有误，先让赵兴全家空欢喜一场。

　　赵兴老婆很失望，她说，这俩毛孩子，不靠谱。

　　我也不理解，希望越高，失望越深，老迟犯了个低级错误。

　　老迟说：“这是工作的方式方法问题，你得让她先有希望，然后再让她的希望慢慢地破灭。如果一上来就是绝望的，那还谈什么，还有什么可谈的？连谈的机会都没有了，那还有什么可能还有什么希望？不管怎么说，先留个好印象是上策，第一印象是很难改变的，这叫虚实结合，稳步推进。”老迟一边说着，一边意味深长地笑。

　　灭失多年的老房子重新盖了起来，外加一份过期的老房契，这中间的法律法规问题，以及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当年房产证的统一换证，等等，赵兴老婆并不理会。她认准一个理，房子在，老房契也有，凭什么不给认可不给安置？

　　工作组的答复斩钉截铁，丝毫没有沟通的余地。如果确认了赵兴的老房契，全区会在一夜之间冒出不计其数的无证房子，它们的前身都是早已灭失的老房子，身份都是老房契，后果不堪设想，谁也无法招架。别的村不说，仅在望庄，这类情况就有二三十户。大多数老百姓没有赵兴老婆的态度那么强硬，吃点亏，或者少得点便宜，早点签字，事情也就过去了。赵兴老婆认死理，无论你说什么，怎么说，坚决不同意。原来的分包责任单位民政局接连向工作组打了几次报告，反映赵兴家的实际情况，工作组的答复很简单，对这户的政策坚决不可突破，全村的人都在盯着，不能按下葫芦浮起了瓢。

　　书面材料是冰冷的。我眼中的赵兴，是一个谦卑的老人，矮矮的，瘦瘦的，见了人先点头，再弯腰，满脸赔着笑意，一点也看不出钉子户的迹象。有时候，我偶尔怀疑我的眼睛，是不是自己看错了人，错把一种很深的城府当成了农民的朴素？每次见到赵兴，我都仔细观察他的一言一行，求证自己的猜测，每次我都无法说服自己。这确实是一个淳朴的老人，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个敬业的保洁工。

　　不管我们怎么做思想工作，赵兴老婆就是一个态度，不行！

　　“这么大的宅基地，面积是邻居的三倍，才给安置两套楼房，安置面积还不如邻居的多，这个世道再不公平，也不该离谱到这个份上。换了你们，你们会认账吗？你们会平衡吗？”赵兴老婆反问我和老迟。

　　赵兴一脸的无奈，他说他的老婆就这脾气，他拿他的老婆也没办法，实在不行就离婚，补偿的安置房给老婆一套，给女儿一套，他什么也不想要，只想一个人过日子。看得出，赵兴是上了大火，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无法改变他的老婆的想法。他也无法说服他的老婆。他对我和老迟有些歉意。老迟说，也没那么悲观，你们老两口在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互相之间的性格，应该是磨合得最好的，她最听的，应该是你。赵兴很无奈地笑了，说：

　　“她最不听的就是我，这辈子她最看不起的就是我，最后悔的事就是嫁给了我。”

　　看得出，赵兴并不是开玩笑，他这样说的时候，满脸的认真，满脸的无奈。

　　两天下来，我和老迟对赵兴一家人说了太多的话，从国家宏观政策到微观形势，从昨天到今天，从今天到明天，从平房到楼房，从农民到城里人……话说了几箩筐，赵兴和他的老婆像是在听，又像是根本就没听，他们满脸麻木，偶尔还露出一点笑意，说不出是苦笑还是嘲笑。我和老迟的心里都没有底。因为说了太多的话，我的嗓子哑了，一直咳嗽。赵兴说，治疗咳嗽有个偏方，用桑叶泡水喝，非常管用。他说走吧，我带你去摘一些桑叶，回家泡水喝。我和老迟跟随赵兴到了村庄外面的野地，他说这里原来是一大片的桑园，前几年征地，桑树都砍伐了，零星漏了几棵桑树，采摘几片就够你喝的了，这个偏方管用着呢，村里有个人的肺结核都治好了。赵兴带着我们走啊走，走啊走，偌大的一片空地，居然一棵桑树也没有找到。他说，不对劲啊，去年这里还见过有几棵的。我们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发现一棵桑树，回头看，走过的身后空空荡荡一片，这才留意到，这里的植物几乎绝迹了，寸草不生。去年，因为村边德康集团的排污，这里的水污染了，地面的植物全都枯了。地下水没法喝了，政府责成德康集团提供矿泉水，一年到头，村人都是喝的免费桶装水。老百姓也就不再计较和闹腾，他们觉得自己遭受的伤害得到了一种还算合理的补偿。他们知道，事已至此，闹腾也没啥用，就是闹翻了天，水还是污染的。只要有水喝，管它地下水还是桶装水，日子总得过下去，那就凑合着过吧。水污染的事，就这样过去了。

　　没有找到桑叶，赵兴有些愧疚，他说真不好意思，我去年明明还看到这里有桑树的。

　　赵兴的门前不远处赫然立着一块招牌：“阜阳馒头”。我往里面瞅了瞅，馒头加工和住处是在同一间屋里，蒸馒头的笼子和睡觉用的板床之间，仅容一个人走过。笼子里的馒头是雪白颜色的，床上乱七八糟地堆满了衣服和被褥。一片刚出笼的雪白馒头，招人欢喜。

　　馒头卖得怎么样？我问。

　　赵兴老婆说，卖得挺好，都是外面饭店订的，脏着呢，我从来都不吃他们店里的馒头，饿死也不吃，太脏了。

　　是太脏了。我说。

　　在赵兴的家中，他每次都热情地给我们沏茶。虽然我和老迟滴水未沾，赵兴照样是频频地过来续水，每次都说喝吧，喝吧。我们说，不渴，不渴。终于有一次，赵兴老婆看在了眼里，她问，你们是嫌弃杯里的水不干净吗？这水是德康集团赔的桶装纯净水。我和老迟异口同声地解释说，不是的，不是的，我们不渴。那天攻坚队会议上，老迟抓阄抓到了赵兴，关于他家基本情况的材料上赫然写着“患有肝炎”的字眼。我和老迟倒吸一口气，我们不怕工作有难度，怕的是肝炎传染。到了赵兴家，推门，我是用手背去推的，在沙发上坐定，就小心翼翼地不再随意挪动，生怕碰触了病菌，好像赵兴的家里到处都是病菌，稍不留神就会被传染。

　　没有被细菌传染，我被一种说不出的情绪传染了。赵兴谦卑的样子让我心酸，当他讲到自己的遭遇和困难，依然那么平静那么乐观，这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个老农民，身上有许多在城里人身上看不到的东西，那是一些闪光的东西，或许是这个年代仅剩的一点闪光的东西了。

　　从赵兴的家里走出来，我和老迟要去工作组。车已经不能开进村里了，整个村子拆得无路可走。我们走进一条小巷，以前从这里走过的，是一条去往工作组的捷径。巷子很深，走到了出口，才发觉挖掘机傲然挺立在那里，正在轰隆隆地施工，残砖断瓦挡住了原本就很狭窄的巷道。而且，挖掘机的轰鸣声中，不时地有墙壁轰倒的声音。考虑到安全问题，我们只好按照原路返了回去，重新寻找新的道路。在这个村子里，我们的目光已经看不到一条街巷的尽头正在发生什么。

　　在工作组门前，我远远地看到拆迁的人在房顶上频频地举动铁锤，他们在亲手砸毁自己的祖宅。这是他们曾经的家园，他们要亲手把自己的家园拆掉了。工作组有奖励政策，凡是在规定期限之内自行拆除房屋的，有两万块钱的奖励。村里但凡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在自己动手，自己拆除自己的房子。此刻，我站在工作组的门前，远远地看着这个叫作望庄的村庄，零零星星几个人在房顶上轮动铁锤，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即使看清楚了他们的脸，我们也是互不相识的。但我有一种直觉，他们大约正是房屋的主人，他们正在自己动手拆除自己的房屋，风吹来，他们弯弓一样的身体在屋顶上摇摆，就像那些摇摆并且最终轰然倒塌的房屋。

　　工作组有个年轻女孩，脸上长满了粉刺，从背影看去，她的身材极好，好几次下班走出望庄，我看到她的活泼可爱的身影，都忍不住想到青春以及与青春相关的美好词语。在工作组，她负责签约流程中的某个环节，她坐在那里，铁面无私，解释拆迁政策，答复村人的各种问题，脸上的表情是零度的。她对她的工作对象——工作组成员和拆迁户，都没有丝毫的感情和温度，就像一个医生，面对自己的患者时日久了，就变得麻木起来。然而我对她的尊重在于，她没有挑剔，对没有权势的拆迁户是这样，对有权有势的机关干部也是这样，她的表情始终如一。我有时猜想，她大约应该是个八零后吧，这么年轻的女孩，如何修得这样一份淡定？这真是一个谜。我想探究这样的一个谜，约她谈一谈，又怕产生什么误解，也就作罢。我不知道她出生在城里还是农村，她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生命，对拆迁却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的神态，看不到丝毫的悲悯。拆迁对她来说，仅仅是一项工作，她需要完成它，仅此而已。在工作组，我每次见到这个女孩，都会忍不住这样想。想来想去，终于有一天，我想到了自己。我自己何尝不是这样？仅仅是，我的内心里有忏悔，有悲悯，有犹疑，有隐隐的不安。可是，这些丝毫不能阻止拆迁按照预定的计划向前推进。再说了，不拆迁就是好的吗？这些百姓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又一辈，他们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他们向往新的生活，可是他们又不敢确定新生活是不是就一定是好生活？……我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连自己都无法说服。

　　从工作组的这个漂亮女孩，我时常想到赵兴的女儿。我说不清为什么会把她俩扯到一起来看待，她俩除了都是八零后这个共同点之外，其实再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嫚子不识敬，狗肉不上秤。”谈到赵兴的女儿，老迟突然蹦出了这样一句话。我问为什么会想到这句话，他说没有为什么，就是看到了赵兴的嫚子，就想到了这句与嫚子有关的话，这世上并不是所有的事都必须有个原因的。我较真地问，可是人家嫚子对拆迁的事情是不闻不问的啊。老迟说是啊是啊，如果她能从正面做一下她妈妈的工作，那不是更好吗？

　　我一时无语。这是什么逻辑？我想不明白，又跳不出来，半天陷在这样的逻辑里，总也脱不出来。这个世道，怎么会有这样的逻辑？想到昨天晚上给女儿讲安徒生的童话故事《笨汉汉斯》。笨汉汉斯有两个兄弟，都是有“学问”的人，一个能把拉丁文字典和这个城市出的三年的报纸倒背如流;一个精通公司法和每个市府议员所应知道的东西，而且还会在裤子的吊带上绣花，可谓心灵手巧。父亲给了汉斯两个兄弟一匹黑马和白马，穿戴得整洁漂亮，让他们走上了向国王女儿求婚的路。这时，笨汉汉斯也想一同上路，他大声说：“爸爸，我也得有一匹马，我现在非常想结婚！如果她要我，她就可以得到我。她不要我，我还是要她的！”这样的话被父亲斥为胡说八道。接下来，笨汉汉斯骑着公山羊上路了。谁也没有想到，最终得到国王女儿青睐的，正是这个笨汉汉斯。他用荒谬回应荒谬，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有些时候最为荒谬的，并不是荒谬事物本身，而是对荒谬事物所持有的态度——麻木的，附和的，虚张声势的，自以为是的，态度。大约是房龙曾经说过，这并不是一个宽容的世界。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体温并不正常的年代。

　　而赵兴的女儿，却是沉默的。她是一个不带有任何态度的人。她始终是微笑着面对我们，微笑中有一丝难以掩饰的惊恐。我们把她的表情简单理解成了热情。从第二次到赵兴家里，我就觉得他的女儿不太正常，连日来的现实表现，最终验证了我们的猜测。他的女儿患有轻微智障。

　　我查看赵兴的户口本的时候，看到他的女儿是1980年出生的，我不敢相信，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居然是个八零后。她看上去有四十多岁了，如果走在街上，很多人会以为她和她的母亲是姊妹俩，她的面相太老了，甚至比她的母亲还苍老。我们在她的家里，与她的父母谈论房子拆迁的事，她在一边听着，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她并不在意所谓的房产，只是细心地照顾女儿，她的女儿三岁了，是一个不太言语的孩子。有一天在院子里，她的女儿指着不远处的高楼大声地说：“姥姥，姥姥，我不住这个破房子，我要住大楼，住大楼。”当时我和老迟在场，赵兴老婆一抬脚，就把这个三岁的小女孩踢倒在一侧的鸡笼子边上，骂道：“你这个小丧门星，你有住楼房的命吗？”小女孩倒在地上，惊恐地看着自己的姥姥，吓得不敢出声。老母鸡扑棱着翅膀，在鸡笼里惊恐地四处乱窜。赵兴女儿抱起自己的女儿，走开了。

　　航 拍

　　那张黑白航拍图一直挂在工作组的墙上，村里的人，工作组的人，以及与拆迁相关和不相关的很多人，都在航拍图前站立过。他们在一张黑白的图上，寻找与现实中的房屋相对应的某个点。它太简单了，世世代代居住的房屋被简化成了纸上的一个小小方框，这个方框里，有阴影，有空白，它们分别标示着航拍之前的宅院里实有建筑物的情况。他们看不懂这样的图示，他们对这样的图示的理解只能借助于工作组的解释。也有人质疑：我宅院里的厢房是30年前就盖好了的，街坊四邻都可以作证，凭什么你们说没有就没有？航拍图也不可能一点疏漏和错误没有啊？工作组认真地解释说，这是科学，而且是高级的科学，高级的科学怎么可能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我从来不相信绝对的事物，老迟说航拍图的权威性必须是绝对的，因为，只有斩钉截铁毫不含糊地堵死了这个口子，老百姓才不会在这方面想花招做文章;这个口子如果守不住，以后的工作必然寸步难行，会惹出一大堆的麻烦。

　　在航拍图的旁边，贴出了十年前发布的一份严禁乱搭乱建的通告。看到那份通告，我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它的起草和下发，与我当年牵头组织的一次关于乱搭乱建的调研活动有关。我是那份通告的具体起草者。十年前，开发区刚扩区时，为了遏制乱搭乱建，政府出台文件，并且进行了航拍，凡是扩区后新建的房屋，一律不予安置补偿。航拍图成为拆迁的最重要的证据，不管是在潜意识里，还是在实际行动中，大家普遍认可了这个证据，只有极个别人提出异议：凭什么要以航拍图为准？你们十年不开发，十年不批宅基地，农家孩子不盖房子怎么娶媳妇？已经耽误了一代人……

　　自从望庄划入开发区那天起，就停止了审批宅基地，原因是面临开发，倘若建了房子，紧接着就得拆迁。不批宅基地，农村大龄青年的结婚用房就成了一个紧要问题，按照乡下传统，结婚是要盖新房子的，政府不批宅基地，他们心里开始装着一个盼头，盼望村子早日动迁，早日搬上安置楼房。然而，动迁一拖再拖，一直拖延了十多年。

　　针对“航拍图”的质疑，因为太微弱，很快就淹没在群众的意见汪洋里。

　　按照规定，房屋确权情况是要公示的，公示时间为7天。公示的第一天，就出现了群众举报：某家的房子，是航拍以后抢建的，结果得到了工作组的确认。工作组现场核实，发现确实有疑点，仔细查看根据航拍图制作的图标，又确实是有“散点”的，看似建筑物。这个问题，困扰了工作组。有人要求查看原始图，认为可能是制图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即使航拍不会有误，后续的制图过程中谁也不敢保证不会出现疏忽。原始航拍图是需要到省城联系的，而且需要很大的一笔购买费用。起初工作组不想投这份资，然而工作刚起步，就遇到了信任危机，如果没有航拍图，拆迁工作会全面瘫痪，寸步难行。工作组派人迅速到了省城，把原始航拍图取了回来，经仔细查看，那处房子确有“散点”，工作组立即纠错，群众举报的事情才算平息下来。

　　航拍图是纸上的家园。在这张纸上，所有建筑物都以光影的形态出现。光影是拆迁户的希望，是他们与工作组谈判的砝码。做拆迁工作，需要航拍图这样从高空拍摄的证据，更需要走进每家每户，走进每个具体的拆迁户心里。远观和近看之间，自然是有差异的，对于这个差异，站到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也就有了不同的说法。当说法无法沟通，就成了争执。

　　挂在工作组墙壁上的航拍图成为赵兴家的一块心病。图上明明白白地显示着，他家后院那排房子的位置是一片阴影，这意味着这栋房子是航拍以后抢建的。赵兴家里的老房契，在这张航拍图面前显得底气不足，它只能证明老房子曾经的存在，而航拍图则可以斩钉截铁地证明它在当时的不存在。只有一个解释，赵兴院落里的老房子，曾经存在过，后来被拆掉了。航拍时不存在的房子，按照政策规定，只能给补偿一点建筑成本，是不可能参与安置的。

　　赵兴老婆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了航拍图上。或许，在她的潜意识里，只有改变了那张航拍图，争取安置补偿才能有希望。过了一段日子，航拍图上关于赵兴家的那处“阴影”，被指甲盖刮得一片模糊，隐约可以辨认出来，再也不可能看得清清楚楚了。工作组的人员那天在航拍图前站着，一眼就找到了赵兴家的所在位置，然后愣了一下，扑哧一声就笑了。对赵兴家的房产情况，工作组太熟悉了，他们曾经无数次地站在这张航拍图前，谈论和研究他家的房子，甚至有些时候，谈到了赵兴老婆如何厉害的玩笑，他们也会不自觉地移步到航拍图前，用手指不断地敲着图上的某处阴影，像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指战员。我曾经故意向赵兴老婆描述过：“你家房子的航拍图，被研究来研究去，都快从工作组的墙上消失了。”赵兴老婆似懂非懂，没有吱声。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工作组知道赵兴的房产情况，却永远不知道赵兴老婆在想什么。

　　下午，约谈赵兴。我们在五彩商城里走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一处安静的地方，最后赵兴带我和老迟走到了一个垃圾场的边上，指着地上的几块砖头说，就坐在这里吧，平时我们都坐在这里抽烟歇息。我们坐下了，臭味太重，苍蝇飞舞。老迟说，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赵兴说，也好。然后我们就走了出来。穿过一片荒草，走过一段沙路，来到了一个鱼塘边上，我们重新坐下来，开始聊了起来。村庄在不远处，工作组在抬头就可以看到的地方，我觉得这里安静极了。赵兴也说得很实在，他说到了他的女儿从小就有先天智障，嫁给了一个同样也有个残疾女儿的家庭，按照赵兴的想法，亲家自己有个残疾女儿，自然也会懂得像心疼女儿一样，关照有智障的儿媳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赵兴的女儿在婆家那里，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女儿每次回娘家，赵兴都给女儿带一斤茶叶，带两条烟，让她转给公爹，然后赵兴再给女儿的公爹挂个电话，叮嘱人家关照一下自己的女儿。在看不见女儿的日子里，他心里满是担忧，做梦都是女儿在婆家受欺负。赵兴说，我老婆想多争取套房子，好留给女儿，作为爹娘，不放心呐，孩子有了这套房产，在婆家那里腰杆就能硬挺些。

　　鱼塘是干涸的。赵兴说，不是鱼塘，是造纸厂的废水池。后来造纸厂倒闭了，为了征地时多拿补偿，就改造成了鱼塘。赵兴补充说，其实这里面从来就没有养过一条鱼，水太脏了，鱼放进去肯定养不活。

　　“水至清则无鱼。水至浑，也是不会有鱼的。因为，这个年头，大家都习惯了浑水摸鱼。或者，有些浑水，是难以用来养鱼的。”告别了赵兴，我对老迟说，俨然一个看透红尘的哲人。

　　在村头的那片空地上，安置楼房正在不分昼夜地加紧建设。一期、二期的房子早已建成，也基本选完了，剩下的，只有三期待建楼房，户型以82平方米为主。村人嫌房子面积太小，不适宜居住。工作组顺应民意，决定将82平方米的户型调整为101平方米，责成建设部门抓紧报规划审批。工作组的一个八零后小伙子说：

　　“看看吧，现在老百姓多富有啊，我在机关里上班，才住80平方米的房子，还是市场化购买的。你看人家老百姓，干脆就不稀罕80平方米的房子，嫌小，嫌小啊。这反映了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难道不是一个问题吗？”

　　他一口气反问了三个“问题”。

　　旁边的人回答说：“这说明了你笨你无能，你住的房子太小了。”

　　“其实老百姓也腐败的，还没致富，就想享福;还没住上楼房，就想住大房子。我们眼见为实。”那人说。

　　这人无语了。这人觉得那人说得不无道理，而且，关于老百姓也腐败的说法挺有趣。

　　广播喇叭正在广播工作组的最新决定：“鉴于100平方米以上和50平方米以下户型已经选完，为了尽最大可能照顾大多数村民的利益，工作组研究决定，根据村民签约情况，对三期户型进行部分调整。再次提醒村民，修改的户型有限，调整的空间有限，只有早签约才能选到理想的户型。”

　　想起不久前陪一个外地朋友去买海景房，楼盘售楼处有一个巨大的公示榜，上面几乎贴满了小红花，我问售楼小姐，贴小红花是什么意思？售楼小姐说，是已经卖出去了的意思。我当然知道是这个意思，忍不住明知故问。我说，从小红花分布情况来看，这个楼盘基本已经卖空，你们售楼处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售楼小姐一时语塞，说，不是还剩下了几套吗？我们卖完了这几套，就该撤退了。我说，国家的调控政策很快就要波及房地产行业，你们捂盘，留着剩余的房子自己用吧。走出售楼处，我才意识到我仅仅说对了事情的一半，其实他们也并非捂盘，其实这仅仅是他们的一种销售手段，利用消费者的这种心理来促销而已。这世上，非正常的促销手段，太多了。

　　一个拆迁户在工作组门前被公交车撞死了。很多人看到了那一幕，都说真惨。这个拆迁户的宅基地是五间房，她坚持要求分户，否则拒不签约。所谓分户，就是一个房产证上落有两个户口本，这也是政府为了解决十多年没有审批宅基地的遗留问题，分了户，即可享受两个13.8万元的优惠政策，而且理论上可以分到四套楼房。五间房是分户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这个拆迁户有五间房，可是其他方面听说并不符合分户政策，她坚持要求分户，一次次到工作组讨要说法，结果出了车祸。有人说，如果那个拆迁户早些签约的话，也许就没事了;有人说，这个惨剧对于解决拆迁户的思想认识问题，促进面上的拆迁，会有个很大的推动，生死未卜，知足常乐，早点住上楼房享受生活才是正道;还有人总结出了一句广告词：“早拆迁，保安全。”连续好几天，当我走过那个拆迁户出车祸的地方，忍不住低头看几眼，长长的刹车痕迹，那一方小小的路面是被一个人的血染过的，这方血染的土地很快就布满了活着的人的足迹。一个人的命运，很快就被淡忘了。

　　赵兴的家门紧锁。阜阳馒头店的人说，赵兴老婆大清早就出门了。我问去了哪里？回答说不知道，她平时是很少出门的。

　　我和老迟就站在门前等候。站了大约一个小时，才意识到这恐怕是一场遥遥无期的等候，而且，只能继续等下去，这是工作需要。我们就在门前的台阶上坐了下来。我把手中的政策明白纸撕成两半，一半铺在自己屁股底下，一半递给老迟，说：“坐这个吧，你那张明白纸别撕了，留着给赵兴。”我们坐下，才感觉两腿已经站得有些麻木了。

　　当“等待”成为一项工作，这真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想起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那种不知所以的无望等待，并不知道是在等待谁，就像我的此刻的等待。没有书读，把自己干巴巴地放在时间里，真是一件备受煎熬的事。时间从我的指缝中溜走，我觉得整个村庄像一座零件全部松散了的机器，在不协调地运转，发出涩耳的吱嘎声。

　　等了整整一天。从太阳升起，等到太阳落下，我和老迟无功而返。

　　第二天，我和老迟提前一个小时去到了村里。天刚亮，村庄炊烟袅袅。赵兴家的门依然紧锁着。阜阳馒头店的人说，刚走，朝西走了。

　　显然，她是在躲避我们。

　　除了等待，别无选择。对比昨天，我的心态平静了许多。这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在这里等待赵兴和他老婆的出现。

　　街上污水横流，有自行车飞快地驶过，溅起一片黑色的浪花。一个大约五六岁的小男孩，坐在垃圾里玩耍，他把攥在手里的水果放进污水沟里洗了洗，然后就放到嘴边啃了起来。他的家长，那个河南小商贩，也就是阜阳馒头店的主人，在旁边忙碌着做生意，偶尔扭头瞅一眼他的儿子，看他在不远处玩耍，就放心地继续低头干活。

　　一个妇女在摆摊卖黄瓜。水灵灵的黄瓜，被摆在地上，她说是自家种的。我问在哪里种的，她用手指了指村庄的后面，并不作答。工作组的人走了过来，在黄瓜摊旁边的小马扎上坐下，与卖黄瓜的妇女聊了起来，听得出，他们是在聊拆房的事。我坐在他们的旁边，是一个旁观者。他们一直在谈房子，谈到补偿标准，农妇就忍不住哭了起来，她不停地抹眼泪。这时，有人走了过来，问黄瓜多少钱一斤？她就赶紧擦掉眼泪，脸上挂起了笑，很认真地告诉人家，两块钱一斤。买黄瓜的人走了，他们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谈房子拆迁的事，农妇继续抹眼泪。她没有一点的抗争，是一个温和的存在。我感觉到了，很多朴素农人的身上都有着这样的一份温和，这温和里其实包含着一股巨大的力量，是承受力也是爆发力。

　　有人蹬着三轮车走了过来，有人迎面走了过去，远远地，他们就开始对话了。

　　这人问：“干什么呢？”

　　那人说：“给你买的肉。”

　　这人说：“留着你吃吧。”

　　那人说：“给你留的骨头。”

　　这人说：“你自己啃吧。”

　　……

　　天渐渐地黑了。我们依然没有等来赵兴老婆。卖黄瓜的农妇开始收摊了。我站起身，说：

　　“这些黄瓜，我全买了。”

　　她熟练地把黄瓜装进一个方便袋里，秤好，刚好六斤。她把黄瓜递给我，说：

　　“谢谢你，好心人。”

　　我付了钱。我提着半袋黄瓜，很轻。那些摆在地面的黄瓜，被装进了袋子里，我才感觉如此的轻和少。这农妇，已经守着六斤黄瓜等待了整整一天。她是另一种等待。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居然会觉得这样的等待也挺好。我相信我们这样耐心地等待下去，迟早有一天会感动赵兴和他的老婆。我也相信，很多棘手问题并不是被解决掉的，它们是在漫长的等待中出现了新的转机，然后迎刃而解烟消云散。

　　等待，有时候也是拖延和逃避的代名词。

　　我宁肯等待，也不愿伤害。等到村里的拆迁户都签约了，赵兴和他的老婆自然也会心动的。我一直相信，村里的老百姓大多是赞同拆迁的，甚至，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盼望着拆迁这一天。只是，等到这一天果真到了眼前，他们都想多要点补偿，能哭的孩子多吃奶，这是正常的。欲速则不达，其实他们比我们更心焦，谁沉得住气，谁就是最后的赢家。不管经历怎样的波折，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签约，拆房，安置，双方走向一个注定的结局。

　　然而，董主任焦急，不肯继续等待下去。他所要考虑的，是各个单位之间的横向比较，是在工作组的那张拆迁通报中的位次，这涉及所有单位的考核，以及“一把手”的掌控大局的能力。我们单位接连召开拆迁调度会，要求尽快拿下钉子户赵兴。我和老迟的拆迁推进计划不得不改变，不得不提速。

　　我们是事件的亲历者。但是我们决定不了事件的进度，只能按照他们的意图不断提速。速度与效果，并不必然地存在关联，我不知道明天将是什么样子，甚至，我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赵兴是个瘸子，走起路来一高一低，脖子需要稍微向左侧弯一下，呈45度角，才能控制得住整个身体的平衡。他从家到五彩商城有一段不远也不近的路，需要支付很大的体力才能走到那里，然后开始一天的劳动。暮色中，他拖着一身的疲惫，几乎要消耗掉剩余的所有体力，才能回到家里。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

　　赵兴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自己的家再破再穷，也是自己的家，心里踏实。我这人，窝囊了大半辈子，在五彩商城打扫卫生，受尽了白眼。回到家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就会挨老婆的骂。别人都觉得我的日子没法过，其实，自己的日子自己心里清楚，自己的日子总得自己过。有时想想，我这人还挺怪的，不去打扫卫生找点活干，一闲下来心里就慌。有时在家里，老婆不骂我，给点好脸色，我还不适应，觉得日子好像出了什么问题。老婆骂我，我觉得不舒服;老婆不骂我，我觉得更不舒服。我都不知道我这人是怎么回事。这些事情都可以糊涂都可以弄不明白，这次拆房子必须得搞清楚弄明白了，地已经被你们征去了，现在手头就剩下这房子了，如果再稀里糊涂，这辈子后悔死了。”

　　航拍图是对赵兴的房子的远距离留影，终究有些东西是并不清晰的。这就像看待赵兴老婆，远远地看，都以为她是母老虎，这个印象把她的其他特点给遮蔽了。自从参与攻坚队，自从分包了赵兴家的房屋拆迁，我和老迟每天都到他的家里磨叽，渐渐对赵兴老婆有了更多的了解，她长得粗枝大叶，看不出居然是个灵巧人。她有三个绝活。

　　第一个绝活是剪纸。剪纸在当地俗称“抠花”。望庄本来是有“抠花”这个传统的，改革开放以来，村人的心思就不再用到“抠花”上了，他们除了种地，就做起了各种各样的生意，特别是德康集团在村边落户以后，村里的老百姓从人群中看到了财神爷的微笑，几乎同时都做起了买卖，有人把院里的厢房建成了格子屋，租给工厂里那些恋爱中的男男女女。有人卖起了包子，一天能卖上千个，净赚五六百块钱。赵兴老婆没有做生意，农闲时节，她仍然在做“抠花”的营生，她抠花的时候气定神闲，有时是坐在炕上，有时是坐在胡同口，不管身边有没有围观的人，她的神态都是专注又骄傲的，一把晶亮的银剪在她的手里飞舞，很难想象一双握惯了锄头的手，竟然同样可以让一把剪刀在手里翻飞得那么自如和流畅。她的剪纸作品，主题大多是对吉祥幸福的祈纳，也有关于历史故事、民间传说题材的。比如，“岁岁有余”、“红灯照福”、“鲤鱼追喜”、“五福临门”，等等。这些剪纸，小的仅有方寸，大的有两三尺长，简洁中透出质朴，尺幅间颇见功力。她剪纸的时候，从来不用参照样品图案，她心里想的，眼里看的，生活中有的，都能随手变成剪纸，而且剪什么像什么。赵兴老婆的剪纸，在十里八村很是有了一些名气，每次赶集她的剪纸总被一抢而光，有时一天能卖出上百张。一张剪纸价格一块钱或四五块钱不等，加上平时剪的用于四时节令、婚寿礼仪等庆典的剪纸，一年下来能卖上四五千块钱。

　　赵兴老婆的第二个绝活，是腌制酱菜。她腌制的酱菜在望庄是出了名的，家家户户都愿意吃，有人亲昵地称呼她“酱婆”。在她家的厢房里摆了两口大缸，缸里分别盛了豆瓣酱和面酱。豆瓣酱的制作工艺相对简单些，每年腊月把豆瓣煮熟，经过两个月的低温发酵，然后下到大缸里，再发酵三个月后，就成了。到了六月，她把豆瓣酱晒成酱团子，分送给左邻右舍以及那些不吝夸奖她的村人。面酱是每年入伏前一个月开始制作的，在经过了煮、晒、发酵和碾碎的诸多环节之后，然后下到大缸里，从入伏那天起，把面酱放到烈日下暴晒，一边晒，一边用木棍搅拌，使面酱接受充足的阳光，越晒越红。等到秋分时节，就得把面酱缸密封好，直到第二年的立夏，才可揭开酱缸盖子，继续在烈日下暴晒。俗语说，三伏晒酱，小磨香油，面酱晒得时间越长，味道越好。为了防止酱缸里生蛆，赵兴特意在院墙外面种了芸豆，时常采摘几片芸豆叶子放到酱缸里。他家的面酱，晒不足三年，是绝不食用的，更不轻易分送给亲戚邻居，生怕口味不够好，辜负了村人的夸赞。赵兴老婆像对待品牌专利一样，侍弄着厢房里的两口酱菜大缸，随着季节变换，她与赵兴吃力地抬着大缸，不停地搬进与搬出厢房，像是一种仪式，又像是一种莫名的享受。搬动酱缸，这成了他家最郑重的一门功课。赵兴一瘸一拐地走在街头，遇了村人，大家几乎都会问同样的话题：“那缸面酱，该满三年了吧？”这个时候，赵兴会略带自豪地说，快了，快了。走到家门口，他顺手摘几片芸豆叶子，放进酱缸里，他怕面酱生蛆，生了蛆，就对不住村人的惦记了。

　　赵兴老婆的第三个绝活，是骂人。赵兴老婆骂人，属于无师自通型的。她不愿重复别人骂过的那些话，她是完全自己创作的，这个没有念过书的人，从她嘴里骂出来的那些话，可以尖酸刻薄到让你窒息，但是倘若谱上曲子，旁观者听起来又是一种很奇妙的享受，你会发现，她骂出的话，是讲究平仄韵律的。有时候别人借用了她曾经骂过的话，她会有些不高兴，她说，不准学我，那是我的发明专利。工作组驻村的第三天，大家私下里一致公认，赵兴老婆应该算是“望庄第一婆”。村人说，好眼力，三天不到黑，你们就看出来了。

　　我时常想，这三个绝活在赵兴老婆身上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而且搭配得看起来很协调，这三个绝活缺少了任何的一项，她也就不是她了。当然，现实的状况是，剪纸在一天天地减少，面酱也在渐渐地减少，因为，这个城市引进了一个有名的酱油企业，产品畅销国内外，她的传统面酱，反而显得有些多余和过时了。

　　我和老迟赶到赵兴家的时候，正是午饭时分。赵兴和他老婆正坐在炕上吃饭，大饽饽，打卤面，还有面酱。赵兴闷头吃饭。赵兴老婆拿着大葱蘸面酱吃，发出夸张的声音。

　　老迟说，真香啊。

　　赵兴老婆说，香你也捞不着吃。她的嘴巴继续嚼出夸张的声响。

　　约有半个小时，她总算吃完了，顺手拿起炕上的抹布，抹了抹嘴。赵兴已经开始收拾碗筷了。赵兴老婆坐在炕上，拽下一根笤帚须，一边剔牙一边说，说吧，你们准备怎么补偿我的房子？

　　等待了这么久，没有想到她会开门见山，我与老迟有些措手不及，一时不知该如何应答。老迟说，我们今天不谈房子，今天想跟你取经学习怎么制作面酱。

　　赵兴老婆的态度一下子柔和起来。她说，面酱，那可不是一天半日的工夫。

　　路人甲

　　拆迁办主任打来电话，让我抽空再帮一下报社乔记者去做赵胜利的工作。在望庄，与拆迁户打交道，陷入僵局是常事，这种时候特别需要借助外力调节一下。待在工作组，我时常会被别的单位请去客串一把路人甲、路人乙的角色，到了拆迁户家里，义正词严地批评一通，就撤离了。这招对于那些总提无理要求的拆迁户，很管用。我是乐于去客串的，一来是因为待在工作组百无聊赖，二来也是想借机多搜集一些创作素材。报社乔记者分包的这户，正是我颇感兴趣的。乔记者说，这户的事迹太丰富了，可惜这种素材没法写，写了也没地方发表。面对这个在记者眼里无法处置的素材，我表现出了难以自抑的冲动，每每遇到乔记者，我总是半认真半玩笑地主动请缨，我对他的分包户所表现出来的热情，远远高于我自己的分包任务。在工作组，所有人都忙得焦头烂额，也包括我。可是，他们所关注的，并不是我所看重的;我所在意的，也不是他们所在乎的。正当我与分包户赵兴的谈判进入拉锯阶段，拆迁办主任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再扮演一次路人甲的角色，考虑到乔记者对赵胜利一直很友善，希望我能扮演黑脸，过去打压这家人的无理要求。我故作认真地说，好歹俺也是文化人，怎么成了善于唱黑脸的角色了。说是这样说，心里却是有几分欢喜。

　　赵胜利的老婆叫李芬芳，在我印象里是一个罕见的具有表演天赋的村妇。我第一次跟随报社乔记者去到赵胜利家的时候，李芬芳看到来了陌生面孔，以为来了管事的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起来，她说被报社这种单位分包，运气太差了，记者光会耍嘴皮子，说话没分量，办事没力度，比起她的邻居，人家是被有权力的单位分包的，要什么有什么，真是太让人羡慕嫉妒恨了。她哭诉完了，接着就破涕为笑，说总算盼来了贵人，我举双手支持拆迁，我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你就帮我在政策基础上再多补偿20万元就可以了。

　　我笑。我说我的官不如报社记者大，记者那可是无冕之王。

　　李芬芳瞪大了眼睛说，那你来干什么？

　　过来看看，随便看看，简单看看。我一口气说了三个“看看”。

　　她不搭理我了。她知道我比报社记者的办事力度还小，就抛下我们，去院里洗衣服了。

　　那天我还真的开了眼界，亲眼目睹了赵胜利啃鸡爪的全过程。他把鸡爪从包装袋里直接摊到饭桌上，一字排开，按顺序从边上拿起一只鸡爪，嘎嘣嘎嘣地啃起来，抑扬顿挫，看不出他是与鸡有着解不开的仇恨，还是与鸡有什么特殊感情，一番口沫纷飞之后，一只鸡爪就在他的嘴里被分解成了若干细碎的骨屑，他吐出来，拿起酒杯，呷一口酒，再从桌面上拿起一只鸡爪，在手里掂量一下，再掂量一下，看不出是嫌轻了还是嫌重了，他把那只鸡爪放回原处，把所有鸡爪扒拉了一遍，重新又拿起一只，无论是大小还是形状，与刚才的那只基本相仿，看不出他的选择标准是什么。从赵胜利的这一连串动作中，我想到了家庭暴力的传言。这个家族的家暴传统，是村人皆知的。他继续啃鸡爪，吐出碎骨后，再呷一口酒，重复刚才的动作，偶尔翻一下眼皮，闷声问道：

　　“说吧，你打算补我多少钱？”

　　我说：“按照政策该补多少就是多少。”

　　“我说的是政策之外你打算补我多少？”

　　我不再回答他，我说还是让乔记者陪你喝酒吧，一个人喝多没劲，你喝一杯，让乔记者喝两杯。我想刺激他多喝点，乔记者的巨大酒量我自然是知道的。

　　“你们净想好事。”赵胜利白我一眼。我才想起，酒对他来说是最宝贵的东西，曾听乔记者说过，他为了逃过老婆的搜查，有时把酒藏到了厕所里，蹲茅厕的时候偷偷啜两口解馋，现在我想让别人比他多喝，简直就像要了他的命。

　　我赶紧补充说，乔记者负责买酒去。

　　李芬芳见状，制止了我们。赵胜利对老婆出面阻止我们去买酒的行为，显得很不高兴。他说，你们这样瞅着我吃饭，让我的胃太不高兴了。他端起一碗菜和半杯酒，去到了大门外。暮色中，他蹲到门口面朝大街吃饭，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在意，这个待拆的村庄已经一片混乱，谁也不会真正在意谁。

　　我想让他喝酒，因为喝酒才容易切入话题。但是我又怕他喝多了，因为喝多了谈什么也是白谈，他压根就听不进去，只顾自说自话，我的所有努力都将变得徒劳。

　　然而他又特别喜欢喝多。这个多与少的尺度是很难把握的。他的老婆李芬芳说，赵胜利的酒量飘忽不定，完全根据心情来定，心情好了能喝一斤，心情不好的时候抿一口就醉。他白了白眼珠子，说老婆大人万分正确。

　　不仅仅是喝酒，还有我们想要拆掉的房子，都有一个“度”。他的三间房子，与他爹的两间房子，连在一起，该一起拆掉，还是分头做工作拆掉，这是一个问题，也需要一个“度”的把握。拆迁办主任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告诫我们说，赵胜利和他爹的房子，必须两户同时签约，同时拆房。因为，根据分析，这户人家极有可能采取的策略是，先把赵胜利家的三间房子拆掉，确保把这次拆迁中的根本利益先拿到手。至于他爹的两间屋子，则可能无限期拖延下去，以此索要额外补偿，这样做有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就是他爹正在住院，住院是最好的挡箭牌。

　　我再一次去了赵胜利家。按照预定计划，我算不上路人甲，充其量算是路人乙或者路人丙、路人丁而已。这么说吧，在我去赵胜利那里之前，沈默已经先去客串了路人甲，他的角色是唱黑脸，把双方一直在维持的不好意思闹翻的谈判关系，彻底推向决裂，目的在于将赵胜利的所有不合理要求拍到零点，让一切重新谈起。沈默是典型的彪形大汉，他没等赵胜利开口争辩几句，就已经怒发冲冠了。在那个中午，沈默与赵胜利夫妻在院子里大声地争吵起来，他们的争吵，似乎并不是为了同一个事物，他们都在强调自己的理由和观点，毫不顾及对方的感受。赵胜利的女儿因为早晨刚下了夜班，正在房间里睡觉，她被院子里的声音吓哭了。赵胜利看到女儿被吓哭了，他自己也号啕大哭，他撇开所有的是是非非，把所有的问题归结到了一点，就是你们把我的女儿吓哭了。

　　“如果你自己的女儿上了一宿夜班，在家里休息的时候被别人进家吵架吓哭了，你们会怎么想？”他一边哭，一边像是在诉说。沈默一下子不知该如何应对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大男人，因为女儿从睡梦中被惊醒，竟然当众号啕大哭。

　　这是午饭时分，村庄已没有了袅袅炊烟。赵胜利的女儿被吓哭了，赵胜利号啕大哭的声音覆盖了她女儿的哭声。

　　赵胜利是做个体装修生意的，工作组刚进村时，他每天都锁门出去干活，拒绝告诉乔记者他在哪里干活，他的女儿在哪里上班，即使是喝醉了酒，对这些信息也绝对守口如瓶。他的嗜酒，在我看来不过是懦弱的一种遮挡，他是一个没有勇气面对现实的人，他通过喝酒来壮胆，以酒醉的假象来面对现实中的人和事。他喝了酒，稍遇一点事，就哭了起来。他的哭，一直被村人当成笑话来谈论。他参加亲戚的婚礼，忍不住泪流满面。有人惊呼：你看你看，胜利哭了，胜利哭了。

　　沈默在向我转述赵胜利的号啕大哭的时候，也是一副揶揄的神情。我理解他的哭，我从中看到了赵胜利的内心的柔软。在赵胜利拆掉房子以后，在我们离开工作组回到现实生活很久以后，我有一天突然更加理解了赵胜利的哭泣。作为一个父亲，他没有能力给女儿提供一份安全无扰的睡眠，这份无力，以及因这无力而生出的痛彻感，我渐渐理解了。

　　我是在下午三点进入赵胜利家的。午后的阳光照在沙发上，赵胜利坐在沙发上似睡非睡。轻微的鼾声。满屋的酒气。我站在门口，不知是该进入还是退出。赵胜利半睁开眼，操起身边的斧头，在空中晃了晃，又哭了起来：“我非要砍死几个不成？你们都是有女儿的人，你们的女儿上夜班，早晨刚睡觉就被一帮子人吓醒，你们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他把斧头架到了我的脖子上。他是木匠，斧头是他的劳动工具。我的心紧张到了极点，我故作镇定，使劲用双腿蹬紧地面，避免腿肚子发抖。我不敢随便说话，我怕一开口，哪句话触怒了他，刺激他把手中的斧头举起。我不说话，他也不说话，只是一双愤怒的眼睛看着我，满嘴酒气扑面而来。两个人的注视，足有两三分钟，赵胜利已经由最初的抽泣，变得泣不成声了。

　　他把放在我脖子上的斧头挪开，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手里依然紧紧握着斧头柄。他大口地喘气，像是被一个决定催逼和压迫着。

　　我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我说：“我理解你。”

　　后来，每当回想起那惊魂一幕，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那么镇定，不知道我怎么会说出那句“我理解你”的话。我相信那一刻我是真诚的，我是真的理解他，理解眼前这个懦弱的人。

　　我发短信给老迟，老迟很快就赶到了。他站在赵胜利身边，瞅个时机把斧头从赵胜利身边挪到稍远一点的地方。有老迟在，我的心渐渐镇定下来。我开始与赵胜利交谈起来。事实又一次证明，我们的交谈是无效的。赵胜利对我的话有些不耐烦了，他站起身说要去撒尿，当他从厕所走出来的时候，手里拎着半瓶白酒，他撒一泡尿的当口，就喝下了半斤白酒。他的老婆李芬芳平时限制他喝酒，他就把酒藏在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厕所也不放过。他从厕所里拎着半瓶酒摇摇晃晃地走出来，两眼又恢复了中午时分的红色，重新变成了一个无所畏惧的人。“老子天下第一，你算老几？嗯，你算老几？”趁他去厕所的机会，老迟已把斧头藏了起来。失去了斧头的赵胜利，此刻又获得了酒精的撑腰。这是一个懦弱的人，需要借酒壮胆。他的妻子李芬芳显然是懂他的，貌似在呵斥他，其实也在支持他，但是她又担心，他万一真的喝多了，就会真的耽误谈判正事。所以刚进家门时，我郑重地对李芬芳说，如果你想解决问题，那就一定不要让赵胜利喝多了酒，因为喝酒，你们已经错失了若干机会。

　　李芬芳表示同意。她说：“那个酒鬼，你们别理他，这房子我说了算，你们把补偿价码再提一提，我就签了。老头子那里，你们也不用管，再怎么闹也不关你们的事，那是家庭内部矛盾。”

　　李芬芳所说的，听起来句句在理。我有点恍然，觉得这么久以来可能是误解了她，其实人家根本就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复杂和刁难，是我们想得太多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不是我们想得多了，而是我们想得太少太简单了。

　　谈判的关键点在于赵胜利他爹的两间房子，按照二十年前分家时的约定，等老人去世以后那两间房子的产权归属赵胜利。二十年前，他们没有想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会面临拆迁这桩事，两间房子竟然可以补偿一套楼房，而且还连带着一些优惠政策，比如13.8万元的奖励，等等。赵胜利的纠结之处在于，他爹常年住在养老院，这房子目前还不属于他，他爹可以自己来处理这房子的拆迁，也可以委托他的兄弟姐妹来处理，特别是他的姐姐，自从他爹离开家住到养老院以后，他姐姐是常去探望的人，村里关于拆迁的消息，也都是由他姐姐转达给老人的。赵胜利知道，如果他爹委托女儿来处置这两间房产，最理想的结局当然是把安置楼房的产权人直接写上赵胜利的名字，按照目前双方的关系来看，做到这一点很难，产权人写老人自己的可能性很大，当然写他的女儿的可能性也有。即使不是这样，老人另立遗嘱，将来安置楼房的产权归谁，就成为未知数了。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两间房屋连带的拆迁奖励费13.8万元，百分之百落不到赵胜利的手中。

　　这是一些显然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以往的谈判中，拆迁方和被拆迁方心照不宣，彼此都没有点破。我的这次介入是在最后关口，不能再继续掩饰下去了，我采取的策略是直言不讳，直接把这个问题撕开，端到了赵胜利夫妇的面前。

　　他们显然是有些慌乱了。我所提出的问题，也一直是他们所忧虑的。我没有给他们支招。我相信他们知道该怎么去做。

　　装作糊涂。双方都装糊涂。从房屋产权来看，赵胜利和他爹的房产，其实是一处房产，至于拆迁补偿如何分配，可以理解成是他们家庭的内部事务;从赵胜利的角度来说，他自然知道这五间房子里有两间属于他爹，这是他无权决定的，他对那两间房产的继承权，是在他爹离世以后。现在，他爹住在医院里，他想提前行使自己的权利，充当这两间房子的主人。

　　在这个关键节点上，我们和赵胜利双方达成了高度默契，心照不宣。

　　从下午三点开始进入赵胜利的家，谈判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长达六个多小时。我坦诚地说，你想要的那个户型，房源已经所剩不多，过了今晚，明天肯定就没有你的选择机会了。我知道，这是他的软肋。赵胜利和他的老婆李芬芳一直在跟我饶舌，绕到晚上九点的时候，见我真的想要离开，就顺势同意了去签约。李芬芳去里屋拿身份证和房产证，赵胜利提出想带着自家的大哥一起去工作组签约，我同意了。我知道，此刻的他，是无助的，我们都是他不信任的人，此刻需要有一个近亲的人陪在身边，将来想要解决这个家庭的纠纷，也需要这样的一个现场证人的存在。赵胜利与他大哥的关系还算可以。他的大哥是村里的兽医，骟猪的手艺在当地曾是一绝，可惜越来越失去了用场。有一天在赵胜利家里，赵胜利喝醉了酒，谈房子显然是谈不下去了，我们就听他的大哥谈论现在的猪配种和以前的配种有什么区别，他说现在是采用猪模型，一次射精，分作若干次来配种，避免了资源浪费。他还向我们炫耀起了他的骟猪手艺，他说关键要做到“快、准、狠”三个字，手中的小刀一挥，还没等旁边的人看清楚，猪身上的那东西早就飞上了房顶。

　　在工作组的签约现场，我故意问赵胜利今晚喝了几两，他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别提喝酒的事，太丢人啦。

　　我没有成就感。我觉得自己虚脱了一般。在今晚的六个小时里，我说了一生中最多的话，我把一年的话都说完了。此刻，以及此刻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我只想沉默。当别人问及谈判经验和完成签约后的体会，我说我只想沉默。

　　签约只是第一步。对于赵胜利这户，真正的麻烦在于签约之后的拆房环节，最大的问题在于，他爹常年住在养老院，村子开始拆的时候又从养老院转到了医院，老人住在医院里，对村里的拆迁进程了如指掌，这些情况都是赵胜利的姐姐提供的，在他姐的要求下，老人即将出院回家处理房产事宜。他的姐姐嫁在邻村，是当地有名的泼妇。乔记者向医院打听到了赵胜利他爹的出院日期。关于拆房，事不宜迟，夜长梦多。几个人碰头研究了一下，形成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利用赵胜利的私心，尽快稀里糊涂拆掉房子，把赵胜利他爹与工作组的关系，转化成为赵胜利与他爹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把这个棘手问题，变成他们的家庭内部矛盾。家务事往往是难以分清是非对错的。

　　那天我在赵胜利家里一口气谈了六个小时之后，他跟随我去工作组签了字。第二天，报社乔记者去跟他探讨拆房问题，他又开始犯毛病了，一边往外赶，一边在家里借着酒意乱打乱砸。他说，我被你们忽悠了，账算错了，吃了大亏。

　　乔记者向我描述了他们一起算账的那一幕。他说，没有想到这么精明的一家人，居然糊涂到那个样子，最简单的账都算不清。乔记者对赵胜利说，工作组先预借给你10万元，你的宅基地可以分两套楼房还可以往家里领6万元，你最终欠工作组多少钱？

　　这个账，像绕口令一样，赵胜利的老婆口算不得，又找出计算器，算来算去算不明白。赵胜利也参与了进来，他算来算去，搞不明白其中的究竟，痛苦地伏在炕上，不知该怎样找到答案。他伏在炕上足足有四五分钟，最后爆发了，他歇斯底里地赶乔记者出门。他在往外赶乔记者的时候，捎带着把门上的玻璃砸碎了，还把锅台上的一只碗，狠狠地摔向了院里，在乔记者的脚前碎了。

　　乔记者的讲述惊心动魄，大家差点笑破了肚子。

　　我说，这个账，确实是有点绕。本来挺简单的账，为什么偏要搞得这么绕？

　　只有把简单问题弄得复杂了，才有文章可做。乔记者说。

　　关于这个家族，我们了解到了很多故事，比如说具有做钉子户的传统，比如说不服输的性格，以及他的父亲，那个住在养老院里的倔强老人，简直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的历史，村人几乎都闭口不谈，越是不谈，越是显得神秘。对于这户人家，乔记者曾经请村支书赵先立出面帮忙做做工作，他连连摆手，直接就回绝了。他说，那户人家，可不是好惹的，村里没人敢惹，你们也别惹。

　　没有人说出具体的原因。所有人都在躲着这户人家。我越发觉得神秘，后来从赵满银那里听到一段几乎被岁月尘封了的往事——

　　赵胜利在家里排行第五，是最小的，他出生以后，他的妈妈去找村长批宅基地，村长说你像老母猪一样下那么多崽干吗，村里没地方给你盖房子。赵胜利的妈妈碰了壁，觉得受了羞辱，回家后与赵胜利的爹吵了一架。本来，吵架对他们这个家庭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可是，受了村长的人格侮辱，再加上在家里受气，她一气之下跳河自杀了。赵胜利的哥哥，当年才十几岁，见妈妈自杀了，自己一个人跑到山里果园的看护房里，喝下农药自杀，结果没有死成，又跳井自杀了。赵满银说起这段历史，不住地感慨，太惨了，一家里同一天死了两个人。

　　我听得毛骨悚然。

　　这个家庭，在赵胜利的爹变得老迈之前，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他爹曾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在他儿子的家门口烧纸诅咒。他在自己的房间里鬼哭狼嚎，在墙壁上挂了一面锣，到了半夜就狠狠地敲锣闹腾，故意让隔壁的孙女无法入睡。

　　这是一个混乱的家庭。在拆迁之前，任何人都不愿意介入他的家事。现在不同了，现在要拆他家的房子，别无选择地要跟这个家庭打交道。大家似乎并不关心他的命运，只是关心他这样的命运遭遇，对拆迁可能造成的工作难度。

　　赵胜利的爹明天就要出院了，必须一不做二不休，把房屋拆掉。否则，后续的工作将会寸步难行。乔记者的这个判断，来自赵胜利他爹的家暴史，以及他的女儿做钉子户的历史。这个家族，是具备做钉子户素质的。

　　赵胜利之前的糊涂，一下子变得淡了。他也明白，不能再继续讨价还价了，如果等到他爹出院，在他姐姐的怂恿下，他爹的两间屋子的拆迁安置，极有可能变得与他没有丝毫关系。他面临的只有一个选择，抓紧拆掉房子，领取补偿。他的这个想法，自然也在我们的预料和期待之中。我们知道，他是有权利拆掉房子的，合法，但是不合情理。换句话说，关于这个家庭的拆迁矛盾，并没有从根上解决，而是从工作层面转移到他们家庭内部。赵胜利在拆房协议上签了字，他补充说，房子可以马上拆掉，但是他爹的两间房子需要再缓一缓，等他爹出院后再拆，否则他无法交代。

　　“他这样说，纯粹是虚情假意，他最怕的就是他爹回来，他最想做的就是赶在他爹回来之前把房子拆掉。”乔记者分析说。

　　这样做，是否可行，已经不再是我们需要探讨的事。乔记者把赵胜利签了字的拆房协议转给工作组，进入工作流程，接下来的事，已经不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了。

　　五间房子，同在一个房产证上。这意味着，法定的产权人，唯有赵胜利自己。虽然事实上，五间房子的产权，分属他和他爹。

　　赵胜利独自做出了拆房决定。再一次的难得糊涂。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再一次的默契。

　　房子拆掉了。工作组是在傍晚时分动手拆房的。拆房现场，赵胜利眼神发直，突然中邪一样冲向房屋，他的老婆李芬芳死死地拽住他，猛地扇过去一记耳光，他才不再挣扎。赵胜利的房子被拆掉了，包括他现有的三间屋子，以及未来他将拥有的两间屋子，也就是他爹现在住的屋子。可能是因为有些顾虑，工作组在拆赵胜利他爹的房子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拆掉，只是把房顶的瓦片掀掉了一面。只要把瓦掀掉，工作组就验收认可为完成了拆迁任务。

　　房子拆掉了。本以为会有一场不可避免的暴风骤雨，事实却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我以为本应发生的事，却没有发生;我以为不该发生的事，却偏偏发生了。

　　天渐渐地亮了。熬过一个漫长夜晚，我们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迎接来自赵胜利的暴风骤雨。我甚至在梦中无数次地预演了他的老婆是如何地站在被揭了瓦的屋前破口大骂，他的刚出了院的老爹是如何地四处上访与投诉，我们是如何地充当了扯皮与扯淡的无辜看客，表现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表情……

　　然而没有，什么也没有发生。太阳已经升到了半空，依然没有来自赵胜利的任何动静。这样的一个安静局面，让乔记者一下子变得不安起来。所有的预案都显得复杂与多余，一切的顾虑都变成了杞人忧天。他突然恨起了赵胜利，这个没有血性的男人，看到自家的房子被人揭了瓦，居然连最起码的愤怒都没有。他对赵胜利仅剩的一点可怜与同情，因为他的无动于衷而荡然无存。

　　我打电话给乔记者，他说赵胜利一直没有来电话，没有任何的反应。

　　这个懦弱的男人。这个可怜可气又可恨的人。他的懦弱让我们一下子失去了目标，变得无所适从不知所措。

　　下午我特意开车从赵胜利的门前走过。透过车窗，我看到赵胜利一个人站在胡同里，正在仰脸端量被揭了瓦的屋顶。他扭头，我开的车恰好从他的视线经过，我不知道他是否看到了我。我看到了他。

　　一切都是静的。也可能，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沉默。这样的沉默里，包孕着令人恐惧的巨大可能。

　　我们一直在等待着来自赵胜利的消息，一直等到傍晚，总算等来了他。他的脸上堆着无奈的笑，他的妻子跟在他的身后，两人在乔记者的带领下，在工作组的不同房间出入，办理拆迁补偿事宜。在安置房的户型示意图前，我遇见了赵胜利夫妇。赵胜利握住我的手，只说出“领导”俩字，就哽咽了。他的老婆把一瓶饮料从手中的方便袋里拿出来递给我，说领导喝水吧。我说我肠胃不好，不敢喝饮料。她说这饮料太便宜了，领导是不稀罕喝吧。赵胜利扶在工作组的门口，低头哭了起来，我握住他的手，不知该说些什么。他的老婆在旁边说，这次拆房子，俺老头子都快被急出病来了。我说，老赵也算是有情有义的人，我一直记着你在亲戚婚礼上掉眼泪的事。他们夫妇不再说什么，我也不再说什么，简单地寒暄几句，就匆匆走开了。我始终没有正视他们夫妇的眼睛，我怕他俩从我的眼睛中看到一些他们正在寻找的东西。其实，寻找也是多余的，稍有智力的人都可以对揭瓦事件作出一个清晰的判断，我们不过是按照赵胜利的设计，做了一件他所期待的事。

　　我站在工作组的栅栏前，透过微小的孔隙看到赵胜利夫妇在暮色中一步步地走远了。我走了出来，其他的同事也从不同的角落会合过来。乔记者说，赵胜利已经办妥两套安置房的手续，在产权栏填上了自己的名字，但是附属物补偿他只领取了三间房的，拒领他爹的两间屋的补偿。他操作得很顺利，乔记者还没有想好该如何应对，他已迅速地办结了这一切。当他离开工作组，当乔记者谈起这个细节，我们才恍然大悟，赵胜利拿走了他在将来应该拿走的那一部分，不动声色之中把他爹这个包袱甩给了我们。赵胜利的爹，一个失败的生命，一个不愿继续活下去的人，将会抛给我们什么样的“招数”？

　　我们都垂下了头，深知这个匆忙的失误对于接下来的日子意味着什么。一群自以为是的人，败在赵胜利的不动声色之中。

　　晚上潦草地聚餐之后，大伙借着酒意一起去看电影，是专场。影片的名字，还有影片的内容，我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VIP电影厅里，乔记者吐得一塌糊涂，差点把影城老板滑倒。乔记者今晚很是郁闷，他尤其不能理解的是，事到如今我依然对赵胜利一家人怀有同情心，他认为这份同情心是错误的，是不讲原则的，也是不尊重客观事实的。他紧紧攥着我的手，瞪着一双发红的眼睛，大声地吼：“赵胜利是无耻的。”

　　我平静地告诉他，即使赵胜利真的是无耻的，我也理解他。

　　大清早就接到工作组电话，赵胜利的爹从医院回来了，正在工作组闹事。我们赶了过去。一个80多岁的老头，正躺在工作组的沙发上，见人就下跪，不停地哭诉，他说他一辈子盖了20间房子，每个儿子都办了婚事，到头来他自己没有房子住，只能住到养老院去，他的房子按照契约是以老为期，结果他的儿子自己做主就签字拆掉了。老头躺在沙发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逢人就跪倒地上，哭诉自己的命好苦，他说房子是你们拆的，你们得给个说法。工作组把他儿子赵胜利签了字的拆迁协议拿给他看，他不看，他说我不认字，我只知道房子是你们动手拆的，你们要给个说法。

　　乔记者说，老头和他儿子在演双簧戏，想额外赖钱。

　　我有些困惑了，可是，可是全村人都知道他们父子一直不和睦啊。

　　乔记者说，那是家事，属于内部矛盾，当面对外部矛盾的时候，一家人毕竟是一家人，自然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

　　这个说法，最终也没有被证实是错误的，当然也没有被证实是正确的。我觉得在对与错之间，还有一种东西存在着。我们忽略了这个东西的存在。

　　老人在工作组折腾了两天，他在沙发上哭，在沙发上睡，在沙发上大小便，整个工作组被弄得臭气冲天，令人作呕。没有人愿意走进工作组了，他也失去了哭诉的对象，一个人对着空气自言自语，累了，就在沙发上睡去，攒足了力气，醒来继续重复睡前的动作。

　　老人看到的，是一张张无动于衷的脸，不管是熟悉的村人，还是陌生的外来人，他们对他的闹腾都敬而远之，这让他的斗志越来越弱了下去。坚持到第二天傍晚，他实在没有力气了，他说我想回家。工作组赶紧联系他的儿子赵胜利过来接人，赵胜利在电话里答应了，却迟迟没有露面。工作组只好又打电话给老人的女儿，说老人想要回家。

　　老人的女儿搀扶着他，颤颤巍巍地走出工作组，上了三轮车。老人连连叹息，像是在安慰女儿：

　　“爹要强了一辈子，不服输了一辈子，爹老了，没有力气跟他们争了。”

　　倒计时

　　工作组的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是从下发了一份《表彰决定》开始的。

　　被表彰的单位，是公安局和教育局。很多人不理解，成立攻坚队才半个月，距离预定的国庆节收兵时间还有半个月，工作进行到一半就表彰，半个月后再怎么办？半个月后肯定拆不利索，到时再会蹦出什么新鲜说法？

　　《表彰决定》写得慷慨激昂，让没被表彰的单位备感羞愧。几乎所有单位的一把手，在印发《表彰决定》的当天下午全都涌到了工作组，他们见面都在说的话是，剩下半个月的时间，倒计时了，难啊。后来我才知道，工作组丁组长在每天都印发的拆迁通报上做了批示，大意是：拆迁工作是当前全区的中心工作，到国庆节之前的时间，也是考验考察各级干部特别是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的关键时期。这个批示很简单也很到位，熟悉机关规则的人，都能轻易从中嗅到不容置辩的严厉，还有彻骨的冰冷。这个城市因为主要领导的更替，已经连续四年干部冻结，没有任何人事变动，大家都知道拆迁结束后，全区会有一个大的人事调整，说穿了，这次拆迁就是试金石，到这个月底，对有关人员来说，究竟是驴是骡子，就要见分晓了。

　　那天我与老迟很认真地讨论了驴和骡子的问题。我不知道，驴和骡子的差别在哪里，老迟笑我傻，生在农村，居然连这个常识都不懂。我说，如果有驴想被认作骡子，有骡子想让人当作驴来对待，怎么办？老迟说，现在人家都不说“怎么办”了，网络语言是“肿么办”？你太落后了，应该被淘汰。

　　公安局受到了表彰，有人不以为然，说公安局的拆迁优势是不可比拟的，他们的工作并不具有典型性。其实鞋是否合适，只有自己的脚知道。别人的经验，只是代表着对别人的有效，并不必然地具有普遍意义。

　　国人一直热爱塑造典型，热衷于典型引路。记得有个朋友曾经说起，某年南方春运期间遭遇大雪，国家某部委组成专门的文字班子写典型材料，稿子改了一稿又一稿，在领导那里都没有通过。最后只好换人，另请高明，新写的稿子里增添了这样一个细节：某战士给车站送鸡蛋，因为雪天路滑，不小心摔到了沟里，他双手举着鸡蛋，那一刻，脑子里想到如果摔碎了鸡蛋，被大雪阻滞在车站的民工吃什么的问题。这个典型顺利通过了领导的把关。或许，这其中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依据我在机关多年的公文写作经历，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有一年我写海滨路拆迁，是上级安排的一个典型材料。我深入单位和干部家中采访，自以为写成的稿子还算不错，结果上级领导审查了一轮又一轮，始终没有获得通过，他们提出了这个典型材料最致命的症结所在，是事迹不够感人，没有搜集到滨海路拆迁过程中带病上岗的人。我愕然。我觉得这样去塑造典型，太拙劣了。在这种思维定式中塑造出来的典型，是可信的吗？那个典型材料，最终我在某个工作人员身上采取了夸张的手法，她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上有老下有小，而且拆迁期间又患了重感冒，然后我详细地描写了她是如何舍小家顾大家，如何带病坚持工作的。这让我感觉很虚假，然而在上级领导那里顺利通过并且得到高度评价，他们认为这个典型塑造得很好，事迹生动，感人。

　　其实，在那次采访中，确实是有个值得一写的典型。镇上一位负责征地的老职工，每天顶着烈日丈量土地，一中午需要喝下十多瓶矿泉水。终于有一天，他晕倒在征地现场，被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癌症晚期。住了几天院，医生说病人剩余的时间不多了，关键是看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怎么样，家属考虑再三，让单位帮助把病情瞒着病人。单位同意了。结果出院以后，那个老职工坚持要上班，家里没有办法，就同意了。他们的最大想法是把病情瞒住，让他没有思想负担地走完人生最后的一程。老职工不知道自己的病情，依然回到了征地现场工作，不怕苦不怕累，一丝不苟。我奉命去挖掘拆迁典型，问及有无带病坚持工作的事例，有人说起了这个老职工，很快就被镇上的领导否定了，他认为一旦把这个事例写成典型，就等于这个秘密被公开了，老职工如果知道了真实病情，那么对他所剩不多的日子，就是一个问题。

　　我很感动，机关里竟然还有这样的一丝人性温暖，没有完全被功利化。回来后，我也没有向领导提及这个事情，自作主张地把这个“典型事例”捂住了。我并不认识那个老职工，我觉得让他无忧地度过所剩不多的余生，这比所谓典型更有意义。接下来不久，我就调离了调研工作岗位，这事就再也没有任何音讯。我偶尔会想起这件事，也想打个电话问一下镇上的人，后来终于没有打这个电话。

　　上午靠在望庄，本来中午打算参加一个朋友的家庭聚会，他的女儿近日要结婚了，朋友们聚到一起，商讨一下婚礼筹备事宜，然后分头去落实。到了午饭时分，我突然接到紧急通知，到单位12楼会议室开会，说是单位领导已全部到场了。

　　董主任的眉头深锁着。《表彰决定》下发后，我和老迟在赵兴那里又折腾了三天，丝毫没有结果。董主任坐不住了，他希望我们在三天之内就把钉子户搞定，结果我和老迟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在这次会上，董主任让我和老迟表态，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客观困难，表达了对拆迁户赵兴的同情。老迟说，按照目前的政策，到国庆节肯定签约不成。我补充说，这个政策对赵兴家显然是不公平的，他们太吃亏了，440平方米的宅基地只给补偿两套房子，如果换作我们，我们会同意拆迁吗？现在的问题，不是饼大饼小的问题，而是把饼怎么来分的问题。事后我才知道，我和老迟的发言是多么“单纯”，这样的表态显然不符合这个会议的论调。围绕如何应对钉子户赵兴，大家讨论开了，我听得出，有人在暗自顺应董主任讲话意图的同时，也对我和老迟提出了委婉批评。比如他说，你们怀着这样的态度下去做工作，怎么可能做得好，做得成？当时我想，我们怀着什么态度了，无非就是怀着对老百姓同情的态度。同情老百姓，难道这是一个错误吗？

　　会议在集中批评我和老迟的同时，也宣布了一个消息，写材料的谭科长分包的一个拆迁户当天上午刚刚签约，董主任说中午一起吃个饭，庆贺一下，也给大家鼓鼓劲。自然又是去“顺风肥牛”吃火锅，他喜欢吃羊肉，好像上辈子跟羊有什么仇恨一样。我始终没有笑脸。我不愿强装笑脸。饭吃到一半，我接到妻子的电话，说女儿摔伤了。今天是周末，因为卫生城市迎检，妻子需要加班，我又靠在望庄拆迁，女儿无人照看，只好把她送到表妹那里，结果一不小心摔倒在地，擦伤了右边的脸。我请了假，匆匆接了女儿去医院，敷了药，再三地问医生，会不会留下疤痕？女儿有些害羞，始终躲在妈妈的身后，不让别人看到她的受伤的脸。我很难过。这道伤口，因为出现在脸上，所以它不仅仅是一道伤口了，它更多地关涉到了尊严，一个四岁的孩子尚且有着这样的自尊心，更何况是我们？我想到了拆迁，想到了那些身陷拆迁之中的人，我的心里突然涌起一股不可名状的仇恨，我不知道我在仇恨谁，我想搬起一块巨石，要么砸向天空，要么砸向自己的双脚。

　　中午的阳光洒在窗台上。女儿睡熟了。我坐在女儿身边，守候着她。她的小嘴偶尔翕动一下，不知道在梦里说些什么。我看着她的脸上的伤口，我的心在流血。我祈祷，千万不要在她的脸上留下疤痕。同时也在承诺，这道疤痕在我的心上将永远不会消除，任何人任何方式都无法消除。这道疤痕，我会时刻地注视它。外界天气的阴晴冷暖，都会在我心上的这道疤痕有所回应，就像一个关节炎患者，总对天气有着敏感反应一样。女儿在轻轻地打鼾，我忍不住低下头，轻轻地亲吻她的伤口，我在心里说，宝贝，爸爸对不起你。

　　赵兴是个和善之人，他的脸上始终挂着笑意。从进入拆迁倒计时以来，我和老迟受到来自四面的夹击，尴尬，又无奈。老迟说：

　　“我们笑不出来，也不能让赵兴笑得出来，必须让他哭，否则对我们太不公平了。”

　　关于这个主导思想的确立，我有些讶异。我不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这个样子。事实上，自从这个想法在我和老迟心里滋生以来，赵兴果然脸上再也看不到笑意，他比我们更痛苦，更无奈，他的脸色乌黑，本来瘦弱的身板更加佝偻了。我忍不住想，倘若没有拆迁降临到他的头上，这该是一个怎样乐观达观的农村老头，他有信心面对生活中的所有劳苦和磨难，却在拆迁面前乱了阵脚，不知该如何应对。他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他只知道如果按照目前的政策拆了房子，太吃亏。他一直在跟我和老迟念叨：

　　“自古以来，买卖买卖，有买才有卖，有卖才能买，这是双方的事，你不能强买，我也不该瞎卖。”

　　赵兴把拆迁归结为买卖关系，他把这个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当他终于意识到这个事情并非那么简单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来应对了。他不信任像我和老迟这样的机关干部，又不知道该信任谁？那天我看到赵兴难过的样子，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难过，一个人向着河边走去。在河边的荒草丛中，赵兴一个人走走停停，走过来又走过去，不知该走向哪里。他走了大半辈子，从来没有走出过这个叫作望庄的村子。他是个知足常乐的人，已经抱着知足常乐的心态过了大半辈子。他说：

　　“你们的拆迁补偿政策，凭良心说，是挺好的，如果没有扩区，我们老百姓做梦都做不到这个份上。八年前的征地，我已经眼睁睁吃了亏，这次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我和邻居家的房子一模一样，结果人家分四套楼房，我分两套楼房，换了你，你会不会平衡？同样的房子，差别这么大，我又没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从祖辈就是老实本分的人，你们凭什么这样对我？人活的是一口气，你们这么对待我，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

　　“我这房子建得，可结实了。你们嫌没有房产证，说是抢建的。抢建的房子，有谁肯下这么大的本钱来建。我这房子，从备料，拉石头，搬泥沙，一直到绑把子，编笆，省吃俭用好几年才盖了起来。我不是偷偷摸摸盖的，我是正大光明盖的，‘开基那天放过鞭炮，‘上梁那天也放过鞭炮，扬了饽饽，当时上梁的木匠和瓦匠都还活着，他俩的房子也没有拆，你们可以去问一问，我是不是说了谎话？你看看我的房子是什么质量，再看看那些抢建的房子是什么质量，他们从刚拆掉的邻村买来废旧门窗，凑合着盖起来专等你们来拆，房子还没拆就让风刮倒了，差点把老婆孩子压在里面。”

　　村里有户人家，女婿在外省的信访部门工作，他的女婿把望庄拆迁的事，直接上书国务院，上面把信层层批转下来，要求做出妥善解决。工作组丁组长带队专程赶赴外省，向那位给国务院写信的信访干部解释老家的拆迁政策，最终得到了对方的理解和支持。据说在送别丁组长一行的时候，那位信访干部表态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不会给家乡形象抹黑的。这个消息被带回望庄，在工作组传开了，我把这个消息反馈给赵兴，他半信半疑。为了彻底打消他的疑虑，我把工作组的意见转告他，可以在他的拆迁协议上缀加一条补充协议，即：赵兴家的拆迁享受与外省那位信访干部老宅的同等政策，只要对方有的，他家里也有。赵兴仍然不信。我们越是解释，他就越是不相信。他不相信，那户人家出了那么大的一个官，竟然一点额外的好处都没有捞着。

　　有人举报村民赵时根宅基地外有一处15平方米的养鸡棚，按照住宅给予了补偿。这个事，本来外人是不知道的，那个名叫赵时根的拆迁户签了拆迁协议以后，在街头逞能，吹牛皮说你看我的能耐多大，宅基地以外的鸡棚子也给安置了。这话很快传遍整个村子，被反映到了工作组。丁组长在材料上批示了一个字：查。查的结果，是工作组在工作中一时疏忽，把宅基地外面的鸡棚错认成了住宅，有错必纠，而且在纠错的过程中，邀请有关村民代表现场见证，做到公正、公开、公平。事后，赵时根被他的老婆好一顿臭骂。“15平方米，折合五万多块钱啊，你这张臭嘴，肚子里装不下东西的窝囊废。”据说他老婆骂人很讲艺术，不像赵兴老婆那么粗暴，我没有亲耳听见，听到的都是被别人转述的，难免有意或无意地添加了个人的主观成分，觉得真是有点遗憾。

　　我们单位所有的中层干部全都上阵了。二十几个人按照预定思路，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这是前段时间对付钉子户赵乃言的经验，采用人海战术，直到钉子户身心俱疲。我觉得人与人是不同的，应该根据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策略，完全套用别的经验未必好用，甚至适得其反。我这样认为，老迟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不知道，参与攻坚的这么多人当中，还有谁会这样认为。没有一个人在开会研究的时候公开表达这样的顾虑，他们都知道领导的意图，都懂得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A负责与交通执法大队对接，B在脖子上挂了很粗的金项链，装扮成为一个暴发户的形象，拉着一个大皮箱子，在五彩商城的公用电话亭里给赵兴的儿子打电话，想要租用他的车到机场去一趟，结果一回头，看到赵兴拖着垃圾箱走了过来。C扮演工作组人员，中午去到赵兴家，赵兴老婆正在包饺子，他坐在小马扎上，简单聊了几句，就开始怒发冲冠，一只手朝着地面猛拍一通。赵兴老婆从没见过这阵势，一个人恼怒了可以跺脚可以拍桌子，她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想过竟然有人直接用巴掌猛拍地面。“你这兔崽子，想把我家的地拍出个窟窿吗？你这小兔崽子，伤天害理啊。”赵兴老婆破口大骂。在旁边的D火上浇油，朝着赵兴老婆劈头盖脸一通训斥，没等她反应过来，就拔腿撤走了……

　　大家轮流上阵，有和风细雨的，有疾风骤雨的，赶集一样出入赵兴的家。她分不出这些人究竟是哪个单位，来自哪里，她只知道这都是工作组的人，是一伙的。赵兴老婆两眼通红，她坐在大街上号啕大哭，逢人便说有人想把她家的地面拍出一个窟窿。我听了同事的描述，也觉得不理解，C为什么没有拍桌子而是拍了赵兴家的地面，他的手难道不疼吗？是什么让他那样愤怒？他在拍打地面的时候，难道是在提示赵兴全家应该从这块地面上尽快走开？一个手拍大地的人，该有怎样的底气与豪气？这样的底气与豪气来自哪里？我这样想，随后又想到，这些想法是多么的牵强。

　　杜峰的宝马车依然停在工作组门前。杜峰身材匀称，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眉宇间看不出丝毫的江湖气。在开发区，没有人不知道他。他也像机关干部一样，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工作组门前，有的单位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就会请他出面摆平。杜峰约见拆迁户，操着领导一样的口吻，抑扬顿挫地讲一通或大或小的道理，这些道理工作组也反复地讲过，但是不管用，这些道理从杜峰口中讲出来，还真管用，很多的拆迁户被谈话以后，态度都变得老实，很快就签约了。老迟开玩笑说，你看吧，杜峰就像牲口市场的经纪人一样，在这个人堆里混个脸熟，帮了机关里那些老爷的忙，接下来就要跟机关做生意了，那些老爷们欠了他的人情，总会给个面子的。杜峰在人群中的形象，我觉得一点也不扎眼。

　　与写材料的谭科长在工作组门前闲聊了一会儿，说的是机关里的一些人与事，比如某处长刚提拔当了副局长，局长在单位的中层干部会议上说，今天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强调保密纪律，我们刚提拔的副局长是个彪子，这属于机密，谁也不准对外泄露……

　　所有的措施都在按照预定计划上演。没演的和演完了的人，站在工作组门口谈论着什么，又像在等待什么。董主任一个人坐在会议室，桌上放着一袋没来得及吃的雪糕。雪糕正在融化，快要化成一摊水了。一会儿E回来了。门口等候的人也进了会议室，大家坐定，一言不发。董主任说，你说一说谈判情况吧。E说，上了这些措施，赵兴老婆的抵触情绪很大，没有预想的效果。这果然应验了我和老迟的预测。我抬头，看到老迟脸上浮起掩饰不住的笑意，我意识到他笑得不是时候，恐怕会有大麻烦。果然，董主任接过来话茬，义正词严地强调：“今天上的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否则怎么推进拆迁工作？”说了几句，他突然话锋一转，猛地拍了桌子：“他妈的我最上火的是攻坚队一开始没有做好外围工作，没有做好赵兴的儿媳妇的工作，现在倒好，他的儿媳妇蹦出来阻挠，散会！放弃赵兴这户，不挣这户的分了。”

　　大家不欢而散。我开车，一个人往回走。我到了葡园，葡园是我的写作工作室，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来过这里了，记得上次来的时候，房间里的装修气味挺重，临走时我特意没有关窗，已经这么多日子了，对面即是正在施工的楼房，房间里一定会落满灰尘。我到了葡园，才发现窗户紧闭，室内干净依旧，甲醛的气味依旧。难道是我记错了？我实在记不清楚了。走出葡园，我开车去市里接女儿，表妹正陪她在大剧院看《喜羊羊与灰太狼的三个愿望》，票是一个月前订下的，结果开演时我和妻子都没有时间，只好又请表妹陪女儿去了大剧院。

　　女儿看了盼望已久的《喜羊羊与灰太狼的三个愿望》，很是兴奋，一直缠着问我有什么愿望，并且要说出自己的三个愿望。我苦笑，没有回答她。我的愿望，就是拆迁尽快地成为过去，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尽快地把这一页翻过去。然而我不能告诉我的女儿，我不能对她撒谎，哪怕是善意的谎言，我也不想。我唯有保持沉默。或许若干年后，当女儿长大了，懂事了，我会跟她讲起这个真实的故事，我想让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喜羊羊与灰太狼，还有一些更真实的事情在发生，这是她应该知道的。因为，她终究要面对这个现实社会，终有一天要独自去走自己的路。

　　因为怕挨批评，我和老迟早晨没有去单位，直接开车去了望庄。到达工作组，还不到上班时间，偶有几个村民在公示榜前逗留查看。我去工作组的二楼厕所撒了泡尿，然后在门口逗留几分钟，就鼓起勇气向望庄走去。我心里没有底，昨天白脸黑脸一番狂轰滥炸之后，然后经过我和老迟口干舌燥的一番劝说，是否会有效果，会有怎样的效果？我和老迟内心忐忑，对接下来在村子里的这一天没有把握。同样没有把握的，也包括单位的状况。在那栋机关大楼的12楼会议室，此刻他们正在开会，我不知道此刻他们正在会议室里研究一些什么，不知道还会有一些什么奇招怪招。但是我和老迟都可以断定的是，我们两个人不参加早晨的这个例会是明智的，下乡在内心和事实上都构成了某种逃避。我不知道我在逃避什么，我想起了董主任的眼光。我并不害怕那种眼光，但是那种眼光中所包含的一些东西，是我深感失望和厌弃的。

　　车停在胡同尽头的宽阔地带，我和老迟长舒一口气，然后下车。我们一句话都不说，只管低头走路，好像满地都是绊脚石，一不小心就会摔个大跟头。到了那个熟悉的门前，抬头，铁将军把门，我们相视一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在胡同里徘徊，门前的几户房子都已拆掉了房顶，破落，萧条，几株绿色的植物正在沿着墙壁攀爬，小时候在乡下经常见到这种植物，此刻我说不出它们的名字。我们又去了赵兴儿子那里，也是铁将军把门。在胡同口，老迟指着一辆落满灰尘的奇瑞轿车说，那就是赵兴儿子的车。那辆车大约有六成新，落满灰尘，像是被遗弃了一样。我曾听赵兴老婆说过，村里号召一次性趸交养老保险，每个人5.8万元，他的儿子考虑再三，决定把缴纳养老保险的钱用来买了一辆奇瑞车，平时接送周边工厂的客人，赚钱养家糊口。赵兴的儿子没有钱，他觉得首先应该考虑眼下的生活，这比所谓长远的生活保障更要紧。我在这辆黑色的奇瑞轿车旁边站了一会儿，车身落了一群苍蝇。

　　赵兴的家和他儿子的家都锁着门，我和老迟吃了闭门羹。他们在躲避我们。显然，他们对我们开出的拆迁条件并不感兴趣。我们又去了赵兴打扫卫生的那个五彩商城，车开进去绕了几圈，也没见个人影。他们全家都在玩失踪。这个时候，我的心里突然涌起了一股仇恨感，这股仇恨感是由疲惫、不理解以及被戏弄的感觉凝聚而成的，往日的同情渐渐地淡了，淡了。我觉得赵兴一家人是这世上最不可思议、最不可理喻的人。

　　距离国庆节只剩下七天的时间，工作组从今天开始现场办公，临时会议室就设在警务室的“警民恳谈室”。原本热闹的工作组更加热闹起来。各个单位的一把手好像突然从地底下冒了出来，不约而同地出现在工作组。丁组长，拆迁办主任，还有七个专项小组的负责人，在会议室一字排开，各个单位的一把手陆续地进去，陆续地出来，脸上都挂着凝重和小心。他们当然知道，能否预期完成任务意味着什么。他们在会议室门外排队等候会议室里的随时召唤，像是一群排队候诊的患者，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病，不知道会被会议室里的人诊断出什么病。

　　在望庄，我们都是一群患病的人。

　　现场办公会议一直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本来，各个单位汇报拆迁进展情况，以往都是由分管领导和具体工作人员汇报，这次改规矩了，一律由单位一把手亲自汇报，这样做的目的，也是有意识地考察一下一把手是否亲自抓这项工作，是否对拆迁工作了然于心。某单位的局长进了会议室，照着稿子念，丁组长随便问了一点稿子之外的情况，那位局长一脸茫然，嘴里说出的全是“几乎、差不多、也许、可能、大概”等字眼，漏洞百出，丑态尽现。丁组长说，你走吧，下次你不用来了，找个熟悉情况的来。

　　“干部干部，先干一步，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分之七，你还要现打电话问情况，这样的干部，你整天脑子里都装着什么，在想着什么？”丁组长敲着桌子质问。

　　还有一个单位，因为起初没把责任敲准，让两个处室一起参与拆迁，结果两个处室分头做工作，各行其是，从来不沟通情况，在同一个拆迁户那里，做了很多的重复和冲突的事，让拆迁户苦笑不得，最后哀求他们说：“你们快回去吧，你们回去一起商量好了再来找俺，俺都让你们折腾傻了，再折腾下去，俺都想上吊了啊。”

　　已经有四五个单位的一把手满脸尴尬地走出会议室，外面排队等候的人更紧张了，他们不知道迎接自己的将是怎样的询问，以及随之而来的是怎样的命运。我站在工作组的门前，看着他们并不坦然的样子，觉得他们是这世上最牛的人，也是最可怜的人。

　　这样的紧张气氛一直持续了三天。打破这紧张气氛的，是德康集团的一把火。那天，工作组门前站满了人，大家都在聊着同样的话题，偶尔会有村民骂咧咧地走出工作组，一边嚷着，不签了，说什么也不签了，后面跟随而来的人，连拉带扯，好言好语又把那人劝进了工作组。对于这样的情景，大家早就习以为常。人群中突然传来一声惊叫，起火了。所有的人同时抬起了头，在工作组斜对面的德康集团厂区，浓烟滚滚，很快就把半边天染黑了。人群中传来了痛快的打嗝声，有的人举起手机拍照。沿街店铺里涌出了好多人，站在街头看光景，有人痛快地骂：“他妈的，把这资本家的厂子全部烧光，老天爷总算睁开了眼。”

　　德康集团起火了。大家都站在路边看，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赵时根痛快地骂起了娘，他在德康集团打扫卫生，隔着那么远的距离，他看得出是一个废品仓库起的火，他说要是再偏点西，让旁边的那栋楼起火，才痛快哩。那栋楼里，是德康集团的行政中心。我问为什么，他说，起火这栋楼，是个放废纸板的仓库，就是全部烧光了，也不值几个钱。

　　路边网吧的人也出来了，他们用手机拍照，直接就发到了网上。德康集团的起火事件，几乎是在网络上同步报道，现实中的火刚刚燃起，网络上已经一片汪洋大火了。事后，工作组总结说，网络的力量，真是不可小觑。几年前，上一任的领导在全区大会上说，网络将会改变中国政治。后来，听上级宣传部门说，要增设一个网管办，专门负责规范网络管理的。

　　消防车很快就呼啸着赶到了。天空几乎全被浓烟染黑了，空气中飘浮着呛人的化工气味。大火一直在继续，工作组门前的人，已经漠不关心了。大家继续谈论刚才的话题，好像身边根本就没有着火一样，若无其事，谈笑风生。有人又说起了鸡蛋和避孕套的笑话，所有的蛋都是他妈的扯淡，你再牛再有种也流产了。“这把火，烧得老子心里真痛快。”赵时根说，“像大热天喝了冰爽的水。”旁边的赵乃言纠正说：“比喻不当，像大冷天喝了一口热乎乎的水。”赵时根很淡定地说，冷暖自知。

　　这场火扑灭后，工作组的气氛也由紧张变得比较活泼起来，当天晚上，工作组统一订了餐，从镇上买来一大缸羊杂汤，还有油条、大饼之类的。热气腾腾的羊杂汤摆在工作组，整个房间飘满羊肉的膻味。这种气味，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农村生活的时候，每逢镇上赶集，跟随母亲走在集市的人流中，走到卖羊汤和油条的地方，我总会磨蹭起来，那种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我的眼神中一定流露了太多的羡慕。每次，母亲都是叹口气，拉着我的小手走开。此刻，房间里充满了这种童年的气息，我却已经成为大人了，成为一个在工作岗位上的人，找不到丝毫的童年感。

　　人太多，没有准备碗，大家就用一次性纸杯，盛了羊汤，然后各自找个位置，坐下来喝汤。拆迁工作还没有到最终结束，就已经有点庆功的味道了。工作组现场办公会议决定，剩余的未拆迁户可以作为钉子户来处理，留几个钉子户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可以作为反面典型，留待教育以后的拆迁村，总之一个原则，不但不能让钉子户得到便宜，还要让他们吃到该吃的亏，这次就要起到杀鸡骇猴的目的。大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手里端着盛满羊汤的纸杯，有的到处转悠溜达，相互碰杯，居然有了一种喝酒的感觉。

　　“来，干杯。”

　　“干杯。不能全拆完了，要留个尾巴，用来教育以后的人。”

　　“别以为拖延到最后就能捞到额外的好处，要形成一个导向。”

　　大家互相碰杯，一边喝着杯中的羊汤，一边说着一些言不由衷的话。

　　我没有碰杯，也没有喝羊汤。我的心里疙疙瘩瘩的。拆迁办主任说，作家同志，给我们即席赋一首诗吧。

　　老迟脸呈夸张状，套用了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你对我的土地爱得深沉。”

　　有人听懂了。有人没有听懂。

　　临近中午，在五彩商城的门口，我们总算找到了赵兴，他与他的工友武大郎拖着垃圾桶走过来。我们坐下来谈，他的态度明显强硬了。老迟的语气也强硬起来。大家有些僵持，我从中缓和局面。我说，做钉子户是需要具备一定素质和能力的，你们家都是老实人，没有能力做钉子户，你看以前那些钉子户，不都是最后主动妥协的？

　　赵兴一脸的漠然。

　　董主任在工作组又一次暴跳如雷，他的暴怒是因为钉子户赵兴让他丢尽颜面，这无异于要了他的命，他摆出一副随时都要拼命的架势。我不解的是，一个在机关里平时看起来还算文质彬彬的人，到了村庄拆迁现场，立刻就像变了另外的一个人。

　　民政局林副局长从六月份以来，带领三个人，已经签订了90多户的拆迁协议，董主任问他有什么法宝，他说必须软硬兼施，必须要讲究策略，必须让他们家庭内部产生矛盾，必须让拆迁户哭，只有他们哭了，我们才能不哭，我们才可能有笑的机会，才能赢得最后的成功。民政局林副局长的话不疾不徐，透着一股冷气。我说，离最后期限只有三天了，今晚可以把补偿方案跟赵兴摊牌，明天和后天冷落他两天，最后一天他肯定会动摇，然后我们再出面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像现在这样一直靠下去，只会助长他们的心理预期。董主任面无表情，他是不赞同这个意见的。我知道他是希望通过轰炸式的思想工作，尽快地攻克这个钉子户。其实冷落赵兴一家人的心理战术，上午我曾跟老迟聊过，他说谁敢做这样的决定啊，如果一直做工作到最后没有攻克，那怨不得我们;如果中间冷落两天，到最后攻克不下这个钉子户，那我们可承担不起这个不作为的责任。我不再言语了。这是机关里的一个常识，也是小小的智慧，所有的人都在想着如何明哲保身，都在急功近利。然而这急躁，其实是事倍功半的。

　　“人才的高度决定事业的高度，你看一个地方的那些干部，就会明白这个地方未来的发展。”

　　离开望庄的路上，沿路的所有高楼都在发出神秘的微笑。每一个微笑里都藏有一个待解的真相。

　　“找个干净的地方谈谈”

　　文明城市创建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和老迟同时接到了单位的群发短信：“测评组近日将要入户测评，各处室要安排好对居民群众的走访，做好测评准备，谁出问题追究谁的责任。”

　　与群发短信同时在传播的，是一个小道消息：机关大楼有人跳楼。

　　一个在街头摆摊卖菜的老太太，因为创城，城管不让她摆摊了，她溜进机关大楼，爬上楼顶，开始撕碎纸片往楼下撒，沸沸扬扬的，像是一场大雪降临。人越聚越多。消防车驶进机关大院。那个卖菜的老太太提出一个条件，让这个城市最大的官跟她对话，否则她就跳下去。分管信访稳定的副书记去到楼顶，与她远远地隔着一段距离，远远地喊话。她提出的所有条件，副书记都原则上同意。想要跳楼的卖菜老太太，只听到了“同意”两个字，并不明白还有个“原则上”，她妥协了，答应下楼。她向着副书记一步步地走来，突然又停住了，她发现自己只穿了一只鞋，她说她的另一只鞋正挂在楼下的树枝上。保安队长很快就跑下楼，爬到树上把那只鞋摘到手中，然后乘电梯到了顶楼，一口气冲到楼顶，把那只鞋双手交给卖菜的老太太。

　　那个卖菜老太太如果跳下去，就有戏了。在望庄工作组门前，有人不无遗憾地说。

　　“我宁要今天的一斤猪肉，也不要明天你许诺的一头猪。夜长梦多，谁知道过了一宿会发生什么变化？”赵乃言觉得卖菜老太太不应该那么轻易就相信了别人，他仿佛从中受到某种启示。

　　赵兴老婆说：“都别装了，你工作组敢保证没吃过地沟油吗？地沟油是什么，地沟油是从大粪里提炼出来的，我吃过，你也吃过，无非是我吃得多，你吃得少，我们都是吃屎的人，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是事实。”

　　我没想到，一个农妇能说出这样的话。我被她的话震住了。

　　站在工作组门前，我时常看到卡车拉着满满的一车大白菜驶进德康集团。想起上次回乡下老家，听亲戚对我讲述蔬菜大棚的内幕，太恐怖了，日常食用的东西，实际的安全状况远比网络曝光的更为严重。这世道，连厚道老实的农民都这样了，我没有谴责他们，在同一个链条上，他们是伤害者，更是被伤害者。

　　太累了。这段日子一直靠在望庄拆迁，工作进展不顺利，却产生了诸多想法，昨天晚上本想记录一下，因为实在太累，凌晨一点就入睡了。一夜无梦。早晨去单位餐厅吃饭，看到南方地铁追尾的电视新闻，联想到德康集团刚起的一把火，很感慨。前几天国家刚开了一个关于安全生产的电视电话会议，随之就出事了。有些说与做，历来都是完全两码事。这个社会太浮躁，很多事其实都经不住检验和考验。

　　剩下最后三天了，不知道能否顺利拆掉赵兴的房子。

　　早晨在董主任办公室研究对策，我们七个人趴在桌上算账，商讨究竟如何操作才能让赵兴老婆满意。期间，郝主任打电话找我，说是新买的数码相机需要调试。郝主任早已退居二线，下个月就要正式退休了。我是个技术盲，稍微带点技术的问题，就容易束手无策。眼下的拆迁，比技术难题还要难，我束手无策，却要抠心挖胆地想法子。在郝主任办公室闲聊了几句，谈到了政治，谈到了对拆迁工作的体会，我说我的政治意识一直不强，这在机关里是个致命缺陷。郝主任说不是的，这是因为你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具备一个作家的社会良知，领导的批评并不能左右你的主见。我很感动，在这栋机关大楼里，恐怕这应该是最理解我的一个人了。

　　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数码相机仍然没捣鼓好，我从郝主任办公室出来，匆匆回到董主任那里，老迟已经测算出了几套补偿方案，对算出的结果却没有把握，生怕出错，生怕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再节外生枝。我和老迟拿着算出的初步方案赶到工作组，请工作组的邢科长重新核算把关，拿出一个确切的数字来答复赵兴老婆。董主任带着写材料的谭科长已经去到赵兴家里谈判。临近中午，几种补偿方案的面积都算清楚了，我们站到工作组门前，等候董主任从赵兴家发来的指令。镇上的米书记陪着拆迁户从工作组走出来，有人在旁边小声嘀咕，这户的弟弟在北京给中央首长开车，镇上最后找到他的弟弟，争取了他弟弟的支持，才顺利签约的。首长司机的哥哥和嫂子都穿着迷彩服式样的军衣，衣袖上有个红色的小国旗。镇上的米书记说：“拆迁把什么东西都拆了出来。”这话没有被大家注意，我仔细琢磨了一下，确是至理，简单的一句话，总结得太精辟太透彻。拆迁把什么东西都拆出来了。我在心里一次次地咂摸这句话，回头我要认真总结一下，究竟都拆出了一些什么呢？这是一个问题，很严肃也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董主任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前段时间刚在北京做了手术，行动不便。车停下来，他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才开始小心翼翼地下车，从面部表情可以看出，谈判很不顺利。赵兴老婆开出的条件，不但要四套安置楼房，还得外加50万元经济补偿。同事F和G也从赵兴儿子家里返了回来，他们被挡在门外，因为不厌其烦地敲门，最后被赵兴的儿媳妇骂了一顿，双方差点动手打起来。自从增加了攻关人员以来，赵兴家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昨天下午在赵兴的门前还听到了他老婆的爽朗笑声，我以为是有了转机，结果写材料的谭科长说，四套楼房的补偿要求丝毫没有动摇。我们这么多人这么频繁地找她谈，没有动摇她，反而更加坚定了她。我说是啊，即使是个傻子，看到这么多人关心这个事，也会明白应该怎么做的。自从听到赵兴老婆的爽朗笑声，我知道她的心态发生了很大转变，“人海战术”没有让她乱了阵脚，反而激起她的斗志，给了她更多的心理优势，她确信这是我们难以绕行也不会轻易放弃的一道“坎”。我们十来个人围成一圈，你一言我一语地探讨，谁也没有好的法子，于是开起了玩笑，比如往家里扔石头啊，比如给车胎放气啊，还有人建议参照外地经验从门缝往里放蛇，人进不去门，蛇总能进去的吧。H说，那太恐怖了。I说，人家老百姓宁肯放蛇进去，也不愿让你进去。于是J开始感慨，真悲催啊，人还不如一条蛇。K说，不许侮辱蛇。于是大家一阵欢笑。

　　最后商定的策略，是从战略上转入冷战状态，按照上午的摊牌底线，坚持补偿标准不能改变。下午我和老迟依然在工作组待命，其余人员全部撤退，兵分三路，各自行动。一路人马去五彩商城做赵兴的儿媳妇的思想工作;一路人马协调交通运管部门查一下赵兴儿子的那辆奇瑞车手续是否齐全;第三路人马协调公安部门查一下赵兴家厢房里的租房人员，看是否有暂住手续，等等。

　　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大家如此费尽心机绞尽脑汁。虽然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依然无法理解。都是为了工作。问题是，他们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吗？

　　中午返回单位的途中，困极了，我把头靠在车座上，闭上双眼，感受不到丝毫的速度。在这条归路上，连日来我对赵兴的同情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痛恨。我觉得赵兴的要求确实是太过分了。我开始恨他，恨他们。我是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开始痛恨他们的。面对这个巨大的坚硬的现实，报纸上的那些所谓悲悯和正义感，变得多么虚缈。我痛恨他们，满脑子只剩下了痛恨。我开始痛恨他们。这真让人难过。我为我的这些想法而难过。可是我无法抑制这样的一个想法，它在我的内心是确确实实地产生了。震惊，疑惑，辩解，都无法遮掩这样的一个心灵事实的产生。

　　下午似乎有了一丝转机。我和老迟在五彩商城的垃圾桶边找到了赵兴，我说我们找个地方再谈一谈。他说这次我领你们去一个干净的地方，好好地谈。然后我们跟随着他走出商城的后门，他指着不远处的河坝说，我们就到那里吧，那里干干净净的。需要穿过一片丛生的杂草，我小心翼翼地拨弄着杂草，寻找那条隐约的小路。在杂草的掩映下，垃圾遍地，臭气冲天，许是因为从杂草中寻找道路时的注意力过于集中，偶一抬头，我吓了一大跳，一个乞丐正躺在垃圾堆上睡觉，他半睁半闭着眼睛，我的目光与他的一只微闭的眼睛中泄露的光相撞，心猛地拧紧了。乞丐继续睡觉，并不在意我们的到来，这时我才注意到在他的不远处，是一截废弃的圆形水泥管道，或许这是乞丐用来遮风避雨的家。这截本来应该埋在地底下的水泥管道，因为质量问题被抛弃在地面之上，成了这个乞丐的家，他此刻躺在水泥管道的外面，天上没有太阳，天是阴沉的，要下雨的样子。

　　我们在河坝上找了一块干净的地方站定。赵兴说我先撒泡尿，他向南走出老远，开始撒尿。我说我也撒泡吧，我站在原地，向北转身，就地方小便了一下。我的身边，是一条河，河的名字叫小清河。小清河几乎要干涸了，残留的一点水，因为上游的企业排污，河水已被污染，散发着一股臭味。赵兴向这边走过来，这时我好像是第一次仔细地看清楚了这个人，一个矮小的老头，秃顶，走起路来一高一低，脖子需要稍微向左侧弯一下，才能控制得住整个身体的平衡，他走路有些蹒跚，穿的工作服很干净。阴云的天空，垃圾飞扬的大地，还有身边的干枯的河流，在这样的环境里，赵兴成了一个最干净的存在物。

　　我把那张印有赵兴的房屋确权结果的纸，铺在屁股底下，坐好。我们谈谈吧。老迟说。他开始告诉赵兴目前村里的拆迁形势，讲了四点好处。赵兴有些不耐烦，几次想打断老迟的话，都被我制止了。我说你先听他讲完，我们再商量。老迟接着向赵兴抖出了“五张底牌”：一是，让五彩商城把赵兴的儿媳妇的工作辞掉;二是交通稽查会盯住他儿子的黑出租;三是他家里正在租赁厢房的租客将被公安人员带走;四是他儿子的分户合同因为不符合政策将被废止;五是他院内的无证房屋将被依法拆除。

　　老迟的“五张底牌”打了出来，他有些莫名的激动，斗志昂扬。赵兴显然没有料到，接近一个月来一向温和的老迟突然向他亮出如此招数。赵兴本来想插的话也不说了，他说那就这样吧，随你们的便，我认我的命。然后我们各自站起身，开始离开。路过垃圾堆旁边，我特意停下脚步，多看了那个乞丐几眼，他紧闭着双眼，嘴角露出微微的笑意，像是很满足的样子，又像是对我们表示轻蔑。

　　我们离开这个被赵兴称之为干净的地方，去到了工作组。工作组的门前像赶集一样，只剩下两天，就到了最后的期限。各个单位要完成任务。拆迁户拒绝配合他们完成任务。这个宏大的任务，与具体的他们相关，与他们将要面对的漫长生活相关。他们看不清这里面的究竟，不肯轻易地付出信任。

　　杜峰的宝马车依然停在工作组门前。站在工作组门前的人，有些茫然失措，他们闲谈的表情，掩饰不住内心的纠结和恼火。拆迁遭到强烈抵制，他们的工作停滞了，到了一个举步维艰的地步。即使再艰难，工作可以没有进展，人是必须在场的，这是一个工作态度问题。我觉得累，就躲进路边的车里闭目养神。我想起了垃圾场边的那个酣睡的乞丐，我从他的脸上没有看到什么痛苦和不满，或许我和老迟还有赵兴三个人在他的眼中不过是一群疯子。我偶尔睁开眼睛，看着车窗外的那些人，他们神态各异，走动的，说话的，或者不走动也不说话的，等等。不知过了多久，雨下了起来，雨点在车窗玻璃上汇聚成了细小的河流，缓慢地向下流淌。窗外的世界一片模糊，我看不清工作组门前那些站立的人，看不清前方的路，也看不清身边不远处这个叫作望庄的村子。“找个干净的地方谈谈。”赵兴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他说得很无奈，又好像隐约有着某种期待。

　　晚上下班离开工作组之前，董主任做了最终决定，放弃赵兴，重新向工作组申请分包三个“钉子户”。放弃现有的拆迁户，单位将在年终考核中被扣2分;如果新申请的这三个拆迁户全部攻克下来，就可以加6分。退一步讲，只要能攻克一户，分值就可以拉平，丢掉的考核分数就算是补了回来。这个账算得有道理，从明天开始，单位同事的精力都将从赵兴身上撤出来，然而我和老迟是必须坚守的。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任务，我们没有如期完成任务，给单位添了堵，让领导操了心。在机关里，给领导添麻烦的人，领导迟早也会给你添点麻烦的，我觉得自己在麻烦里陷得越来越深。离开望庄之前，我和老迟又去了赵兴家，我们想说服他的老婆。赵兴老婆不在家，赵兴刚好下班回家，老迟又把利害关系重复了一遍，把我们能够替他争取的利益也明说了，并且提醒他说这些被变通的政策利益是有期限的，最迟截至明天上午，因为，明天上午工作组要开会逐一地研究剩余的钉子户情况，如果一旦在这个会上被领导注意了，或者被会议否决了，那么再变通运作就没有了任何可能性，谁也不会为了完成任务去冒砸饭碗的风险。老迟跟赵兴说明这些政策之外可以争取的利益时，用了一个既形象又简洁的表述：

　　“老赵，政策之外给你争取的面积，相当于给你争取了40多万块钱。”

　　赵兴的眼睛猛然一亮，他把手放在眼前轻晃了一下，示意我们轻一点声，别让邻居听见。我们走到了门口，他拉住我的衣袖，问：

　　“能不能再多争取一点。”

　　出了门，我和老迟相视一笑：“明天，有戏。”

　　昨天的“五张底牌”，老迟觉得赵兴老婆应该不会无动于衷，毕竟她是一个农民，在这个社会上是应该有所怕的。

　　老迟的估计过于乐观了。大清早我们开车去了赵兴家，铁将军把门。我们去五彩商城找到赵兴，他面无表情地说，老婆去送孙子上幼儿园了，你们还是去找我老婆谈吧，我当不了家也做不了主。我说那也好，回头有什么消息给你打电话，赵兴说我的手机没有拿，你们不用给我打电话了，我说了不算。

　　我们在街头等候赵兴老婆。赵兴的邻居赵时根说，赵兴家给补偿两套楼房太亏了，你们帮他多争取一点吧，她这几天可上了大火，嗓子都说不出话了。赵时根自从鸡棚被举报以后，掉了两颗门牙，说话的时候明显漏风，模糊不清。

　　赵兴家铁将军把门。我觉得情形不容乐观，老迟的“五张底牌”看来并没奏效。

　　问了赵时根，赵兴老婆到哪里去了。赵时根说，送孙子去镇上的幼儿园了，平时都是他的儿子开车去送，回来再随便拉个客人，赚个油费，现在他的儿子不敢出车了，因为当钉子户，交警都盯上他了，赵兴老婆只好自己骑自行车去送孙子上幼儿园。

　　“那现在也该回来了。”老迟说。

　　“前两天这个时间早就回来了。今天镇上赶集，肯定捎带着去赶集买菜了。”赵时根说。

　　我和老迟在赵兴门前坐着，感觉说话不太方便，就起身在街上一边溜达，一边商量如何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把赵兴老婆说服。我说老迟你别太乐观了，我从赵兴的表情中看得出这个事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老迟说，别多想了，赵兴老婆不简单，但是也没那么复杂。我不再言语，我们沿着望庄的大街溜达了两个来回，重新走到赵兴家附近，抬头一看，看到赵兴老婆正站在平房上。她总算回来了。我们两个不约而同地走过去。

　　还没有走近家门口，赵兴老婆就看见了我们，她站在平房上，一手叉腰，一手拿着一把扫帚，远远地指着我们骂开了。“你们两个不吃人饭的，来干什么？你们去施那些下三滥的黑招吧，姑奶奶我不怕你们。你们真他妈的下得了手，用这种下三滥的黑招去吓唬一个六十岁的老头，他六十岁了还在给人家打扫卫生挣碗饭吃，你们这些不吃人饭的东西，怎么下得了那个黑手……”

　　看那阵势，我以为赵兴老婆会把扫帚掷过来。结果没有。

　　我们进了门。门口悬挂的方瓜少了一个，这让门后的空间显得更加空旷了。按照事先的分工，我依然唱红脸，我上去扶住赵兴老婆，说阿姨您别生气。老迟趁她破口大骂的时候，闪到了后院，事后我才知道，他是特意去看赵兴家的租户还在不在？“这可是我们下手的一个关键点啊。”老迟事后不无得意地说。

　　我们没有料到，谈得很失败。更准确地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开口说话的机会，就被赵兴老婆赶出了家门。赵兴老婆觉得仍然不解气，她又站到了平房上，双手叉腰，对着我们走去的方向破口大骂。骂声响亮，并没有邻居出来看光景。望庄拆迁以来，骂人的，被骂的，都是不被在意的，大家都在用全部的心力守护着自己的秘密，他们明白自己的角色就像独立枯枝上的乌鸦，似乎一开口，到嘴的肥肉就丢掉了。每个人的嘴里都叼着一块心仪已久的肉。嘴里还没有肉的人，正在努力地寻找肉。

　　我和老迟被赵兴老婆赶了出来，这完全是工作组预料中的事情。董主任亲自上阵了。他在赵兴家里，一直谈到中午12点多。我和老迟在工作组等消息，吃了两个包子，算作午饭。董主任的脸色铁青，他吃不下饭，他不理解赵兴老婆何以如此坚定？因为我理解赵兴老婆，所以董主任肯定对我是不理解的。我知道这种不理解的后果，也曾想过尽力地掩饰，但是，我没有办法遏制自己。一个不听话的自己，总在不停地跳出来。

　　董主任终于回来了。他面带倦容，说赵兴老婆说了，中午他们合计一下，到底拆不拆，下午给回话。

　　望庄有个捡破烂的人，八年前征地的时候他在外地捡破烂，等他回到村里征地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他没有提什么反对意见，只是犹豫了一下，就比别人享受到了一些额外的补贴。这次工作组一进村，他就锁上门，又去外地捡破烂了。不曾想，他被工作组硬是从外地找了回来。

　　“你住的村子已经成了一个破烂村，你还用到外地去收破烂？”

　　“这不是尝到甜头了吗？”他嘿嘿地笑。

　　老于头因为变着法子骂退居二线的王检察官，在望庄名声大振，成为工作组的一个话题。大家像讲笑话一样，不断地复述，转述，添油加醋，说到最后，离事实越来越远，越来越离谱。有人说，老于头骂检察官，就像骂自己的孙子一样;还有人说，他动手打了检察官，把人家的眼镜一巴掌打出了好几米。

　　事实上，老于头的态度早已变得温和了，对谈话费的事只字不提，倒是退居二线的王检察官有时故意逗他，五分钟100块钱，一个小时打折收1000块钱，我们谈了这么多，谈话费该有几万块了吧？他不吭声，像是从来没有那回事一样。每天，退居二线的王检察官到了老于头家，他都好脸相迎，再也不说一个脏字，他泡了茶，说您一边喝茶一边看电视，爱看哪个台就看哪个台，自己随便选。他的这个态度转变，倒是让退居二线的王检察官有些不太适应。他的态度是变好了，对房屋拆迁问题仍然闭口不谈。

　　谁也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老于头哭了。他涕泪横流，号啕大哭。退居二线的王检察官训他，不准哭，这么大年纪了，也不嫌丢人。老于头抽噎着说，俺想俺妈了。

　　这个场面很快就传遍了全村。有人说，检察官不但能搞哭领导干部，还能把钉子户给搞哭。

　　老于头这一哭，让整个工作组变得热血沸腾，也让像我和老迟这样没有完成任务的攻坚队员感到压力更重了。

　　喇叭碎了

　　接到工作组通知，要求加快已签约房屋的拆迁进度，要提前，不能按原来的时间表，工作组成员要全天候在村里督促，尽快拆出形象。

　　“工作组要组织电力、有线电视、电信、联通、网通、铁通等部门，在腾空房屋比较集中的地方，把电线拆除，重新架设新的临时线杆，以便把房屋彻底推倒。只有房屋成片地放倒了，我们的工作形象才会立起来，后续的工作才容易推进。”

　　我满脑子都是赵兴，几乎忘记了还有赵满银这码事。自从赵满银签了字，自从我被列入攻坚队，我的大脑一直围绕着赵兴在一种惯性里旋转，根本就没法停下来，把赵满银这个最早的分包户给淡忘了。

　　按照规定，拆迁户签了拆迁协议，一个月之内必须拆掉房子。很多村民签了字，却不肯搬走，房子迟迟拆不掉。拆迁办主任说：

　　“这可是一件需要高度警惕的事，因为时间会改变一切，老百姓今天同意拆迁，睡一宿觉，天不亮可能就反悔了，只要房子一天不撂倒，就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主动工作，必须一鼓作气，彻底根除这些不确定性。”

　　这是拆迁办主任的经验之谈。

　　当然，特殊情况经查实的，可以照顾，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关于村民延期拆房政策明白纸》里，规定了三种可以延期拆房的情况：一是，在政策明白纸规定时限之内的，可以批准，到期拆房。二是，全部选择期房的，在签约期满一个月内不能拆房的，可以提出申请，经批准可再顺延一个月。三是，生老病死等极特殊情况，必须在批准的时限内拆除正房。

　　已经有接近900户签订拆迁协议。工作组开了会，认为房屋签约进度不错，但是拆房太慢，没拆出形象来，没拆出震撼力来，没拆出钉子户的心理压力来。自从拆掉了村里的祠堂，村民才开始动了起来，但是仍然拆得太慢。房子站在那里，只要不倒下，总会有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会议结束后，工作组下发了文件，要求一边签协议，一边拆房子，要拆出进度，尽快拆出一个“脏乱差”的形象，让剩余的村民自己急起来，工作才能动起来。凡是已经签订拆迁协议，特别是第一批签订协议的拆迁户，没有按期拆除房屋的，13.8万元奖励将会受到影响。在措辞上，文件中用了“受到影响”这个词语，至于受到什么影响，受到多深的影响，则由工作组来具体解释了。

　　赵满银正在这个“受到影响”的范畴里，他早就签了字，也分到了一期的现房，按规定是该搬进新房了的。赵满银推说新楼房每天装修的噪音太大，他的血压高，又有心脏病，在那样的环境里，身体吃不消。我向工作组协调了一下，打个书面报告，最多可以延期一个月拆房，不过，这个口子轻易不开，控制得很严。我说，人家好歹也是省纪委的家属，咱不在乎，可是领导在乎，我们聪明点，别惹省纪委的家属不高兴，免得给领导添乱子。工作组的人犹豫了一下，然后就开了条子，盖了章，同意赵满银的房屋延期一个月拆除。赵满银对这个争取结果挺满意的。其实我也知道，他早就想住楼房了，恨不得分楼房拿钥匙的当天就住进去。他想延期拆掉旧房子，无非是因为厢房开着一个游戏厅，门口还摆了几付台球案。虽说拆迁以来，德康集团把西门封堵了，为的是不让职工到望庄租房子和购物消费，但偶尔还是有人来的，稀稀拉拉，每天少说也会收入百八十块钱，只要房子坚持到最后，这个财源就不会断。我看在眼里，并没有给他道破。让老百姓多赚点钱，在我看来这是一件积德的事。

　　我从赵兴家里走出来，心情仍然是郁闷的，看到街道两侧房子已经拆掉了很多，尽现乱七八糟的迹象，猛地想起赵满银家的房子快到拆除的最后期限了。我调转方向，去了赵满银的家。赵满银不在家，他的儿子赵剑仆坐在门口的沙发里。

　　他问，来了？

　　我说，来了。

　　这时候，厢房里传出一群人在玩游戏机的声音。我说，房子快到期了，工作组对拆房子的期限要求非常严格，谁也不能破格。

　　赵剑仆说，拆这房子，砖瓦木料什么的，你该帮忙卖点钱的。

　　我说，能值多少钱？

　　赵剑仆挠挠头说，老房子了，门窗又不是铝合金的，不值钱的，卖三百块钱，估计老爷子就能同意。

　　我说，你找人拆掉吧，我个人给你三百块就OK了，咱把好事做到底，别让工作组把13.8万元的奖励给扣掉了，我们单位考核还得扣分。

　　赵剑仆说，你帮了我们那么大的忙，怎么好意思让你个人掏这个钱？

　　我笑了笑。

　　赵剑仆继续说，你还是通过工作组找拆迁队的人来拆吧，让他们把拆出来的石头和房梁、椽子打个价，如果一分钱不给就拆房，老爷子肯定心理不平衡。

　　我到工作组记下几个拆迁队的电话号码，逐个拨了电话过去。拆迁队都是在镇上的，离村子不远，也不近。电话拨通了，对方的答复口径几乎都是一样的，都说最近业务很忙，再加上农忙季节，拆迁工人都放假回家了，他们很礼貌也很匆忙地向我表示歉意，让我另找别的拆迁队。我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总共联系了六个拆迁队，都遭拒绝。真他妈的奇了怪了，还有送上门的买卖不做的？我很郁闷，再想到在赵兴家里碰了一鼻子灰，就更加地感到郁闷。这世道，太不正常了。

　　在工作组门前遇到写材料的谭科长，我忍不住发了一通牢骚。他笑了。从他那里我才知道原来一口气被六个拆迁队拒绝是事出有因的，村里的地头蛇把拆迁的活计给垄断了，外面的拆迁队一律不准进村，谁进村来揽活谁就会遭遇麻烦，自讨苦吃，吃不了还得兜着走。垄断了这个活计，那些拆下来的门窗啊椽子啊什么的，就没有什么价格竞争了，他们说值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他们想以最低的价格，打这个村庄的最后一劫。事情弄明白了，我长长地释出一口气，原来所有的不正常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不正常，我们在做的事，竟然被地头蛇给操控了。

　　“这只手，必须要斩断，否则的话，工作没法干了，政府也丢不起这个人。”我愤愤不平地说。

　　“这世道，谁的手也不能斩断。大家都有份，各取所需。这是规则，谁也不会跳到规则之外的。”写材料的谭科长说，一脸的平静。

　　我把拆迁活计被垄断的消息告诉了赵剑仆。他笑了。我才知道，其实他是早就知道了的。我说，你太不仗义了，明知道有垄断，还让我费这么多的周折。

　　武大郎走出工作组，又不想马上离开，他在工作组门前徘徊了几步，就靠墙根站住，像在聆听墙壁里面的什么消息。时间在他的脸上，是静止了的。看得出，他的心里很纠结，说不出的纠结。

　　老迟最先发现了他：“那不是大郎兄吗？”老迟给他起了个武大郎的外号，现在又把外号的“武”字直接免除了。

　　气氛于是一下子活跃起来。我们围了过去，有些莫名的兴奋。从武大郎的表情看得出，他签约了。我们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老迟说，大郎兄是识大体顾大局的。

　　武大郎看我们一眼，又看我们一眼，不紧不慢地说：“吃肉的天生吃肉，吃草的天生吃草。我们也不想吃肉，无非是想多吃点草。那么多的草，你们宁肯浪费了，也不肯给我们吃。俺算是认命了。”

　　大家就笑。老迟套改了鲁迅的话：“有人吃的是肉，挤出来的是草;有人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肉。”

　　又是一阵哄笑。武大郎没做任何的辩解，这让我有点失望。他是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的，而且他的讲述很有个性特色，一副淡淡的口吻，给人一种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的错觉，有四两拨千斤之效。现在，他认命了。人一旦认命，再复杂的事都可以变得简单。武大郎的眼神一片茫然。看到他那么茫然，我变得比他还茫然。

　　武大郎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一个人住在父母遗留的三间老房里。因为拆迁安置，兄嫂突然对他热情起来，这让他茫然，不知该如何面对。他在五彩商场当保洁工，我们去找赵兴的时候，如果吃了闭门羹，就找武大郎聊聊天，拿他取乐，他也不介意，总会给我们带来欢乐。有时候，我们在工作组受了气，去赵兴家又被拒之门外，实在没有地方可待了，就去五彩商城找武大郎聊天，次数多了，我才发现只有面对武大郎的时候，我的内心才是完全放松的。我对这个世界一直心存警惕，武大郎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这份警惕。他似乎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他，他似乎又完全看透了我们的内心，很理解我们的这份尴尬。比如，他时常说：“你们也挺可怜的。”

　　这是一个最卑微的人。他觉得那些在拆他们房屋的人，也是挺可怜的。

　　再比如，他谈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说，社会就是这么个社会，主义（主意）还是要靠自己拿。

　　可是，关于他的三间老房的拆迁补偿问题，他却只字不提，完全没有了主意。他说急什么，再等等吧。他的父母遗留给他的三间老房，他似乎并没有放在心上，好像是与己无关的。倒是他的哥嫂，变得焦急不安起来。武大郎只管专心地打扫五彩商城的卫生，那是他的工作。他扫地的动作迟缓，稳重，完全不像是一个四十岁的人，从背影看去，比赵兴还老成。

　　武大郎一般不开口说话，他一开口说话，都是一些耐人琢磨的话。他有一句口头禅：“这世道，老实人永远是吃亏的。”他沉默的时候也很好，我们陪他蹲在五彩商城的墙根底下，他微闭着眼，用火柴杆挖耳朵，不时地把火柴杆举过头顶，对着太阳，轻轻地吹去一口气。

　　有时候我觉得，在工作组的全体成员中，在望庄的所有群众里，武大郎是一个谁也无法比拟的智者。这个一天书也没念过的人，他看待社会的方式，他理解社会的方式，甚至他向这个社会的人和事的妥协方式，都是别人很难理解的。我觉得他的智慧远远超过了全村的人。有一天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老迟，他显然不理解，笑了，说你们现在的文人都这么矫情吗？

　　武大郎是赵兴的同事，他俩一起在五彩商城打扫卫生，打扫完了卫生就一起坐在垃圾箱旁边抽烟，说话。武大郎的签约，对赵兴应该是一个触动，他失去了朝夕相处的亲密战友，失去了唯一可以相互安慰和鼓励的人，他的战斗从此成了孤军作战。老迟说，我们应该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摧毁赵兴的精神防线，让他也向武大郎学习，早点“认命”。

　　开车回单位的路上，我猛踩油门，一路闯过了所有的红灯。我有一种快感，对于规则世界冒犯之后的快感。

　　距离工作组确定的最后期限，只有两天了。全村剩下38户没有签订拆迁协议，这个成果远远地超过了预想。丁组长在例会上强调，920户的一个村庄，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就基本达成了一致的拆迁意向，即使剩下的38户全做钉子户，这次拆迁工作也可以说取得了巨大胜利。

　　根据以往的拆迁经验，临近最后时限总要有一个僵持和对峙的阶段。拆迁户在坚持。工作组也在坚持。谁能坚持到底，谁就是最后的赢家。说服拆迁户，这是唯一的制胜招数，且这个招数要遵循政策和规则，不得乱来，更不能惹是生非，给整个拆迁工作造成被动。拆迁之初，工作组定下的调子即是“和谐拆迁”，套用丁组长的话说，就是“谁也别想乱动法院、乱动公安，唯一的途径就是靠我们和群众面对面地去做思想工作，我们做的是利民的好事，要相信总有一天群众会理解和支持我们的”。具体到工作人员身上，唯一可行的法子，就是反复宣讲政策，沟通思想。从进驻望庄以来，我觉得我说的话超过了此前十年的总量。我是一个沉默的人，一个沉默的人开始变得喋喋不休。我甚至有些怀疑自己，不相信自己居然说了这么多的话。是什么让我如此说话？

　　“有个别单位想走捷径，靠突破政策，靠额外的利益，去说服拆迁户。这是不好的苗头。这样做，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这样让村民得到了政策以外的利益，他为了抬高自己就会到处宣扬，得便宜卖乖，势必造成恶劣影响。”

　　“这次张三当钉子户，张三得便宜了;下回李四、王五也当钉子户，结果也得便宜了;到最后，大家都成钉子户了。所以杜绝钉子户的最好法子，就是坚决不能让钉子户得便宜，一定不能突破政策。”

　　“现在的机关干部，从家门到校门到单位，三点一线，不会说群众话，不懂群众苦，做群众工作的方法欠缺，主要表现在：有的工作人员连村民的家门都进不去，与群众接不上头，也不从外围多想想办法;不会用群众的语言做群众工作，不会拉家常，说话不会拐弯，不会渗透主题，有时思路和话题跟着村民跑了;还有个别干部，随意附和村民的牢骚话，说一些不利于维护政府形象、不利于维护政策刚性、不利于工作的话。”

　　工作组对前段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已经取得了始料未及的重大突破，对夺取搬迁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望庄情况十分复杂，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问题，没想到在国庆节之前能推进这么快。对下步工作，要进一步落实工作责任，克服厌战情绪，确保完成任务。工作组认为，当前处于中间阶段，任何的事物，中间环节都非常重要，向左向右，决定成败。老迟开玩笑说避孕套也是中间事物，夹在男女之间，多尴尬的处境，我们现在其实就是避孕套的角色。大家会心而笑。老迟的避孕套理论一下子就在工作组普及开来，赵剑仆也曾向我求证到底是谁发明了这个避孕套理论，他很想认识一下发明这个理论的人。我把老迟推荐出来，说，就是这位，真理来自实践，他是最有发言权的。老迟说，我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私下里也曾议论，万一有个自焚的，现今网络时代，麻烦可就大了。老迟说，想自焚，没那么容易。去年镇上拆迁，那个人爬到房顶上，打火机刚从兜里掏出来，就被高压水枪击中，直接从房顶栽了下来，下面早已张开大网，一场虚惊，毫发无损。那人被教育了一番，然后有人故意鼓动他爬上房顶重演一遍，那人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他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明白了生的可贵，也懂得该如何珍惜手里的这条命。

　　天还没亮，村里的喇叭就开始响了，广播的内容是全村只剩下38户没有签约，工作组的态度是决不改变政策，今天是最后一天，到了明天晚上零时，工作组全体人员立即撤出村子，剩余的没有签约的群众，将不再享受13.8万元的拆迁奖励。广播喇叭的声音并不大。拆迁刚开始时，工作组在望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各安装了一个大喇叭，再加上村委大院中央原有的那个喇叭，五个喇叭每天都会同时响起来，反复宣讲拆迁政策。四个月的时间里，有四个喇叭被老百姓砸坏了，再也发不出声音，不可思议的是，被砸坏的四个喇叭中，居然包括村委大院里的那一个。唯一剩下的还能发声的喇叭，是位于村子东头的那个。因为是秋天了，这个地方常刮西北风，那个喇叭的声音随着西北风就飘到村外的野地里去了。也许，这是那个喇叭能留存下来的主要原因罢。

　　拆迁办主任对写材料的谭科长说，把最新情况在喇叭里广播一下。写材料的谭科长问，剩余的钉子户数量，按照哪个口径讲？拆迁办主任说，还按内部口径吧。拆迁办主任说完了，急匆匆地要离开。写材料的谭科长向前一步，说，可是，可是，村里的广播喇叭，只剩下了一个还能发声，那四个都被老百姓打碎了。拆迁办主任说，反正也是最后一天了，剩一个喇叭也够用，能发多大声音就发多大声音吧。

　　广播喇叭响了起来，微弱的声音湮没在旷野里，湮没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挖掘机正在昼夜不停地施工。

　　后来我曾对拆迁办主任半认真半玩笑地说，砸坏喇叭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应该让公安介入，肯定是钉子户干的，公安查一下，没准会成为拆迁工作的一个突破口呢。

　　拆迁办主任笑而不答。

　　我继续阐明我的看法。我说，喇叭不仅仅是喇叭，不能说砸就砸的，就像当初毛主席说过的，枪不仅仅是枪，枪杆子出政权。

　　拆迁办主任笑了：“有想法，但是还不够成熟。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把村子按期拆掉，其他东西都是细节，都是可以忽略和不必较真的，更不能因为这些细枝末节引发干群矛盾。老百姓有意见，砸个喇叭发泄一下也不是坏事，有情绪总是要发泄的，不在这里发泄就在别的地方发泄，反正总得有个发泄的渠道。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拆掉整个村子。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我听得目瞪口呆，心里发冷。我承认我在本质上是一个文人，有些想法太幼稚，在这世上，最能证明自身价值的，就是实现你的或别人为你设定的所谓“目标”，至于你遭遇了什么，采取了什么手段，则是别人所不关心和不在意的。正如拆迁办主任临离开时抛下的那句话：

　　“毛主席说枪杆子出政权，小平同志也说过，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

　　我说是啊碎个喇叭算得了什么，喇叭的工作量太大，喇叭是累坏的。我在心里想，等拆迁结束撤离望庄的时候，我一定要在一个风急月高的夜晚，亲手将最后剩下的那个喇叭砸碎。我得备好一副弹弓，还要准备若干的石子。想到这里，我有些激动，有一种隐秘的快意。

　　天变得越来越阴沉，就像赵兴老婆的脸。而杜峰的脸上始终堆满了笑，他的脸上并没有赘肉，一脸的白净和清秀，笑起来极其自然。我相信他是真的在笑。在工作组的门口，他穿梭于无助的人群之间，轻易就编织了一张关系网。这张网里，有他的一系列的梦想。他的那辆宝马车，停在工作组门前的众多小车里，就像一只鹤，挺立在鸡群之中。一辆宝马车摆在那里，似乎在告诉人们，它的强悍，是可以翻越任何坎坷和沟壑的。这是最好的广告。这是最牛的广告。这是最有效的广告。它的主人杜峰始终在微笑着。

　　因为人工拆房的速度太慢，工作组统一调度了三台大型挖掘机进村，每天工费就超过一万元。拆迁办主任说，挖掘机的节奏，听起来真好听。可是在我听来，总担心挖掘机不小心会把地球掘出个窟窿。地球碎了，我们何处容身？这应该算是一个问题，可惜好多人都没有这样想。

　　傍晚，从赵兴老婆那里传来了答复意见，他们考虑好了，不同意拆迁。而且，还缀了一句话：

　　“你们就继续使你们的黑招吧。”

　　董主任在工作组召集了一个现场会，最后定下调子，明天剩下的最后一天，采取休克疗法，白天不去招惹赵兴，让他自己焦急，晚上再展开思想强攻。

　　散会后，我对老迟说，人在晚上是容易迷糊和冲动的，你看多少人犯错误不都是在晚上？明天晚上只有让赵兴和他的老婆也犯个错，我们才可以胜利。

　　明天，就是最后的期限了。我说，明天应该会出现个签约的小高潮，拆迁户顶不住了，工作组也快熬不住了，这两方面的力量，应该会促成一个小高潮。

　　老迟把头靠在车座上，叹一口气，说：“折腾到现在，我对赵兴一家人一点同情心也没有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故意发出咬牙切齿的声响。

　　国庆前夕

　　明天就是国庆节了。今天，是工作组原定的最后期限。

　　早晨刚上班，工作组的人还不太多，有几户人家悄悄地进来签了协议，又悄悄地走了。分包的机关干部在旁边陪着走，用眼神示意站在门口围观的人不要吱声，于是大家都变得严肃起来，不再说与笑，还有几个人故意地背转过身，怕对方尴尬。陆陆续续地来了几户，很快就签了约，然后低头默不作声地走开。刚才陪同的机关干部说，他们坚持到最后一天，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趁着刚上班，人少，赶紧来签了。

　　“现在都什么关口了，还不好意思？这世道，还有不好意思的人？”

　　“如果大胆的话，可以冒险一点，我们只管坐在工作组喝茶，到了最后期限，老百姓会自觉地过来签字的。过了今天再签，损失13.8万块的奖励费啊。”

　　大家站在工作组门前议论开了。太阳越升越高。从太阳跃起地平线开始，就再也没有一户人家来工作组签约。大家的猜测不无道理，打算今天签约的人，会等到天黑再来的，夜色中谁也看不清谁。“看来今天白天不会有什么买卖了。”工作组的邢科长拍着硕大的肚子，打着哈欠说，他一直把签约这个事戏称为买卖。邢科长是负责签约的，各个单位做通了拆迁户的工作，然后都得过他这一关。我已经从他这里过了两关，应该说，他关照了不少，既擦着政策的边缘，又不突破政策，这让我的工作减少了很大难度，可以说起到了关涉成败的决定性作用。老百姓关心政策，老百姓更关心你到底为他争取了多少利益，做思想工作是没用的，只有算账，算账，还是算账。这个社会，最具说服力的，就是算账，把账算清。

　　然而算得清吗？或许，这永远是一笔糊涂账。

　　我一直相信，老百姓心里有一本账。读懂了这本账，也就真正读懂了一个村庄，读懂了由若干村庄组成的这个社会。可是太多的具体现实，又让我不断产生怀疑，我甚至以为，没有一个人算得清楚这笔账，虽然所有的人都在拼劲力气和精神来算账，但是到最后，几乎都是一笔糊涂账。在拆迁的村子里，每个人都在抗争，都在索要尽可能多的补偿，但是真正理性的人却不多，最终的签字，不管是经历了怎样的抗争，被满足了怎样的额外利益，到最终其实都是一笔糊涂账——他们并没有真正明白自己所选择的路。也许，永远都不会明白。

　　工作组里的那个漂亮女孩，依然是那个样子。她很少说话，看得出是无话可说，在别人议论纷纷的时候，她拿着牙线，在专注地剔牙。关于这个村庄，以及这个村庄的人与事，也许从来就没有真正进入她的内心。

　　这是最后一天。拆迁办主任脸上开始露出了笑意，四个多月来，他的脸就像下雨前的天空一样，一直是紧绷着的。拆迁政策摆在那里，各个单位的人都找他要特殊政策，都想突破一点点政策，给自己的分包户额外多争取一点利益，减少一点工作难度。拆迁办主任的手机，说是热线电话一点也不过分，他恼恨电话，却又不敢关机，因为领导随时可能给他打电话，询问有关情况。拆迁工作到了攻坚阶段，他在一次会议上很认真地提出，各个单位做拆迁工作，工作对象是拆迁户，不是我这个拆迁办主任，大家不要把精力和心思花在我的身上，不要把力用偏了，政策就是一个政策，在我这里，政策是不会松口的。工作组充分肯定了他的这个态度。会后，有人半认真半玩笑地说，不把心思花在拆迁办主任身上，跟谁去要政策？谁又能给政策？没有政策，缺少了利益杠杆，老百姓这座山怎么可能撬得动？光用嘴说空话，是没有分量的。这个世道，利益才是唯一的砝码。

　　曾经有几天，我和老迟的任务就是跟踪拆迁办主任。在工作组，所有的人都在找他，是根本没有办法静下来细谈事情的。他在办公室开会，我和老迟就把车停在他的车边，见他的车开动了，就一边跟踪着，一边跟董主任汇报，等待他的随时指示和安排。在川流不息的城市车流里，我们一直在跟着拆迁办主任前行，我们不知道他要去哪里，我们的任务就是跟定他，在需要他的时候可以随时找到他。

　　对拆迁办主任，我是深怀同情的。这个角色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胜任，看着各个单位的大大小小的头目，都在四处找拆迁办主任，我曾经对他的处境非常担忧，觉得可能不用等到拆迁结束，他就可能因为政策开口子太多而倒台。老迟说，那是不可能的，拆迁办主任其实一点风险也没有，他不在任何签约合同上签字，他同意增添几个平方米的面积，即使在财政局复核的那一关没有通过，或者被举报了，那也最多属于丈量过程中的误差，属于工作失误，不是原则错误。他没有从拆迁户那里拿好处，无非是在政策的把握上有些自由度，而且，这个自由度是有限度的，也是获得了默许的。我觉得老迟分析得不无道理。董主任曾说过，你看拆迁办主任，他见了机关里的任何人，从来不随意答应谁，也不轻易拒绝谁，都是把球踢给了他的下属，那个具体负责签约的邢科长，邢科长按照政策执行，谁也说不出什么来的，这是工作方法问题，他们既要面对拆迁户，又得面对机关各个单位的头头脑脑们，既要把活干好，又不能得罪人，他们太不容易了。

　　拆迁办主任的脸上渐渐露出了阳光。对于这次拆迁，虽说还没结束，工作组已经定调了，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哪怕剩余的38户全当钉子户，也是巨大的胜利;宁可38户全当钉子户，也不能突破拆迁政策，对以后的工作造成被动。丁组长开会时强调：

　　“钉子户不但不能得到任何的便宜，而且只能吃亏。一个920多户的村子，短短四个月的时间拆到现在这份上，应该说已经取得关键性的成功。放眼今后的拆迁工作，现在我们不怕留几个钉子户，我们要在这几个钉子户身上表明政府的态度，要树起反面典型，杀鸡骇猴，给后面将要拆迁的村子看，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不能全拆完了。要留个尾巴，教育后面的村。”

　　“别让他们以为拖到最后就能得便宜，要说一不二。”

　　拆迁办主任如释重负。他不但有了笑脸，而且开始开起了玩笑。他说到了赵乃言，为了钻政策空子，办了假离婚，结果假戏真做，安置房分到手以后，他不肯按当初的约定与老婆复婚，彻底解放了。赵乃言有个嫖娼的嗜好，他与嫖客的区别在于，嫖客都是喜欢暗箱操作的，他却喜欢让妓女挽着胳膊散步，哪里人多偏往哪里去，最常去的地方是海滨广场，那里每天晚上都有几千人在散步跳舞锻炼身体。拆迁办主任说，一个周至少能在海滨广场遇到赵乃言两次，每一次挽着的女人都不重样，那些女人的相同地方，就是浓妆艳抹，一看就是鸡。赵乃言并不避讳，每次见了，拆迁办主任老远就吆喝，又换啦。赵乃言也大声地回应，刚换的，活着不就图个乐子嘛。赵乃言搂着妓女向人群走去，从后面看去，像极了一对热恋中的人。拆迁办主任感慨说：

　　“人家那是夜夜新郎啊，那才叫活明白了，活出境界了。”

　　路边法桐树的叶子稀稀拉拉，弱不禁风。天气是有些冷了。我想到那些钉子户，那些最终坚持留下来的人，他们将会怎样度过这个冬天？我喜欢冬天，是因为冬夜漫长，可以安心读书与写作。一个衣食无忧的写书人喜欢冬天，而那些过日子的农民，冬天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难熬的季节。脚下的这些落叶，它们经历了春天和夏天，然后被秋风扫落，接下来，它们很快就会被清洁工人扫进垃圾桶。难道，这是落叶的命运吗？现今城市大约都有这样的洁癖，他们甚至容不下一片落叶的存在。我想象脚底下踩着厚厚落叶，那简直是一个难以言说的梦境。

　　工作组门前的车辆明显减少了。夜色荒凉。

　　夜色里，钉子户们陆续来到工作组。他们终于熬不住了。他们知道，这是最后的期限，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家长对他们的容忍，是有底线的;超过了这个底线，最终要受苦的，是他们自己。

　　工作组门前，闪烁着红色的宣传标语：“刚性政策不改变，执行政策不松动，民本搬迁展和谐，优化环境促发展。”落款是“望庄搬迁工作组”。

　　连续紧张了这么漫长的日子，终于熬到国庆前夕。这是最后的一天，该结束的都结束了，不该结束的仍然渺无希望。大家开始松懈下来，那些铁定签不了约的机关干部，都靠在工作组，要给组织留下一个坚持到底、屡败屡战的形象。是否完成任务是一回事，态度问题万万马虎不得。他们都留守在工作组，天南海北地闲扯，有一种团拜的气氛。

　　大约是晚上九点多钟，一个老人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工作组签约。他刚走进门口，看到了一大群的人，一下子就倒在地上。他的心脏病犯了。全场一片大乱。老人哭着说：“我要回家，我不想死在这里，我要死在自己家里。”

　　打120，竟然没人接。好长时间才打通了，救护车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也得20分钟。幸好现场有懂点医学的，他蹲下身给老人把脉，让老人不要动弹坐在原地，等待救护车的到来。救护车还没有到，老人的气色渐渐地好转了，工作组的车把他拉回了家。

　　好险。

　　懂点医学的那人说，是一场虚惊。他补充说，摸着老人的脉搏，挺正常的，不像有什么问题。

　　大家于是议论开了。议论的主题，是刚才发生的这一幕，究竟是真是假？

　　不管是真是假，刚才的紧张气氛被这样的议论一下子冲淡了。大家重新回到了节日的气氛中。国庆节是真的逼近了。

　　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没有把国庆节当作节日。刚才心脏病老人倒地的那一幕，我无法掩饰自己的难过。这个世界怎么了？人心怎么了？

　　我很后悔没有在拆迁伊始就坚持写工作日记，那该是怎样的一笔精神财富啊。这就是一个作家对待现实苦难的态度。这让我脸红，也让我无奈。我无力改变这个世界。我所能坚持的，就是拼力不被这个世界改变，即使被改变，我也要留下属于自己的挣扎。不经挣扎和抗争的顺从，是可耻的。

　　就像那些“钉子户”，他们最终向巨大的现实妥协了。他们选择了无法抗拒的命运。

　　拆迁办主任带了菜和酒，到赵兴家喝酒谈判。这是国庆前夕的最后谈判。我守候在工作组现场，随时向他们通报签约的最新进展，不利的消息发短信，有利的消息则直接打电话过去，而且要尽可能地大嗓门说话，拆迁办主任一边接着电话，一边重复着电话里的内容，让赵兴和他的老婆都可以听见。比如村支书的弟弟马上就要签约了，老于头已经签约了，等等。

　　这是我们提前商定的策略，打的是心理战。每签约一户，就打一次电话，直到摧毁赵兴全家人的心理防线。

　　老于头的拆迁协议，是工作组到他家里签订的。退居二线的王检察官说，前期的房屋丈量，老于头也是没有说过同意丈量的话，他有自己的尊严，是一个死要面子的人，需要给他一个台阶。你可以试探地问他：先丈量一下房子吧？他没表示反对，就说明同意了。国庆节前的那个晚上，工作组在老于头家里现场办公，他们把提前准备好了的拆迁协议放到他面前，随时等待他的签字。所有的谈话都是围绕这个目标进行的。老于头又一次哭了起来，他一边哭一边说想妈妈了。老于头的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死了。他咧着嘴巴放声地哭。他哭完了，抹一把鼻涕和眼泪，开始破口大骂村支书赵先立，他细数了四五年来村支书赵先立的种种不好，骂完了村支书，直到晚上11点55分，他才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大有电影中革命志士慷慨赴死的悲壮感。这是他所能够坚持的最后时间底线。超过了24点，工作组的人就会全部撤退，剩余的还没签字的人，全部列入钉子户行列，所有的奖励都将取消。老于头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知道什么该做，知道可以做到什么份上。我不知道，这该是一种主动还是被动？老于头签完协议，把笔放下，突然变得很淡定了。他说：

　　“你们检察院不是专门抓贪官吗？别拿村支书不当官啊。”

　　赵兴没有签约。

　　赵兴将从此开始他的钉子户生涯。而我，作为所谓的攻坚队员，是一个失败者。

　　国庆节零时，工作组准时关门。关门以后，他们在工作组门前放起了鞭炮和焰火，庆祝这个姗姗来迟的节日。

　　机关招待所，全体厨师和服务员都在加班状态中。丁组长宴请工作组的全体人员。这是双重的方式，庆功，喜迎国庆。一场浩大的拆迁活动，终于在国庆节这天告一段落。我知道，这还不是最后的结束。

　　关上电脑，屏幕变得一片漆黑。窗外，夜空不时地绽放焰火，一片烂漫。我把手中的笔一折为二，忍不住泪流满面。

　　致未知的你

　　我不知道你是谁。可是我选择给你写信，我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会看到这些文字。这些文字所表达的物事，对你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可是我相信你会懂得。这世上，有些东西总有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时光再漫长，也无法改变和遮掩它们。

　　我在给你写信。巨大的夜里，我是多么孤单。我经历我所经历的，并不以为所有的经历都是财富。太多的苦痛无以言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在现实中所做的，正是我在写作中所抵制的。我别无选择。每天深夜，我都会为自己在白天的所作所为而忏悔，流泪。我不知该怎样看待和对待自己。陌生人，在这尘世上，我只对你诉说。我把关于一个村庄的事，告诉未知的你，我的语言所表达的，只是村庄的一个侧面，它们真实，却未必全面，我相信你会理解的。我一直相信你是会理解的。因为，这个村庄只是这片土地上的千千万万村庄中的一个，它们有着大致相仿的模样，也在经历大致相仿的命运。很多人已经目睹和亲历了这样的现实。我所说的，与他们所看到的究竟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差别也许在于，他们是从村边匆匆路过的人，他们坐在车上，在加速度中探出头，看到了路边的村庄;而我，是一个走进村庄的人，走进一家一户，听他们讲述过去，现在，以及不可预知的未来。我不知道他们的明天会怎样度过，正如我不知道明天我将在哪里？

　　我在机关里工作了十多年，主业是写材料，吭哧吭哧一口气写了十多年，白天上班，晚上加班，剩余的时间大部分用来失眠。我的睡眠质量极差，晚上容不得丝毫声响，哪怕一根针掉落地上的声音，也会对我的睡眠造成致命打击。我在夜里失眠，在白天做梦并且追梦，梦想着有一天能熬出来，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参加工作后天天坐在办公室写材料，几乎没有了四季的概念，淡忘了庄稼的播种和收获时节。我勤恳地工作，希望对得住岗位，不辜负那些关爱的目光。困惑时常在心底涌动，我清楚自己仅仅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上的某个零件，我对自己参与生产了什么产品感到好奇，不管这些产品是否合格，总该弄清楚搞明白才是。我的想法很多，那是一些现实的疼痛，而不是所谓的梦中呓语。我常常通宵达旦地睁着眼睛，看不到夜色的更深处，目光只是在一间屋子里飘忽游弋。不加班的日子，晚饭后我就开始酝酿睡眠的感觉了。我每天要用很长的时间来酝酿睡眠，失败的遭数多，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经常是刚刚有了一点睡意，单位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某领导明天来区视察，需要连夜赶写汇报材料;某某领导突然病故，抓紧写一个悼词，追悼会上要用……有个冬夜，我熬到凌晨三点，仍然一个字没写下，思路一点也没有。待到天亮，单位领导就要拿着手头正在写的这个稿子走进会议室，向来区调研城市化建设的上级领导汇报。这个区域的城市化建设，我是烂熟于心的，比如十年打造一座城，比如灯光亮化工程，比如十万农民计划在五年之内全部搬上楼房，等等。但是那个冬夜，我不知该从何处下笔，该以怎样的腔调来起草这篇汇报材料，我一直在纠结，在犹豫，到了凌晨三点，大脑越来越乱，越来越难以理出头绪了。我走出办公室，开始围着政府大楼转圈，整个大楼黑乎乎的，我像驴推磨一样，一个圈一个圈地走，企望在某个瞬间，思路哗地打开，然后奋笔疾书，交差完事。我围着政府大楼走了一圈又一圈，越走越觉着脚下的路越逼窄，绝望至极，我猛然回头，身后竟然跟随了一个影子。我停步，转身，直面那个影子。是值夜班的保安，他有些尴尬了——在凌晨三点的政府大院里，一个影子在跟踪另一个影子——他或许把围着政府大楼转来转去的我当成了图谋不轨的人。想到自己在为那些所谓崇高的工作而熬夜，却在别人心目中留下了这等印象，我转过身，微然一笑，说谢谢你。那个保安一下子局促起来，支支吾吾不知该如何作答，看着他的尴尬相，我心生怜意，我说今晚我加班，咱俩是一样的。是啊，咱俩是一样的。那个寒冷的冬日凌晨，我一下子就彻悟了。我不知道自己彻悟了什么，但是我知道自己彻悟了，当我在凌晨三点独自围着政府大楼驴推磨一样转圈的时候，当我发觉保安一直在警惕地跟踪着我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比这个世界更荒谬。此前，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是荒谬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其实自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荒谬的存在。有了这个发现，我从此变得沉静，从此对自己的工作有了另外的认知。那个凌晨我回到办公室，开始在一张纸上毫无意识地胡乱涂抹，我涂抹着，窗外的天渐渐地亮了起来，我才想起自己要写的汇报材料还没有写下一个字，我才看到自己在空白稿纸上的随意涂抹，是在画一个又一个太阳，我没有画下太阳的光芒，所有的太阳都重叠到了一起，我用笔把那些太阳分割成若干不规则的碎片，每一个碎片都涂抹上不同的颜色。我看着窗外渐渐升起的太阳，把桌上的画作揉碎，丢进垃圾桶，开始埋头工作了。我胡乱地敲击电脑键盘，思维一片混沌，自己也不知道写了一些什么，不到半个小时，稿子就写完了，来不及推敲，也没打算再做什么修改，直接就交上去。单位领导很快就反馈了意见，稿子挺好。我遭到了表扬，是少有的表扬。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以荒谬回应荒谬，或许是一种智慧的方式。

　　手中的一支笔，就这样离内心的尺度越来越远。复杂问题是如何被简单化的？简单问题又是如何被复杂化的？这些问题孤立地存在，且又有着隐秘的关联。作为一个机关工作者，我曾写下太多那样的文字，我知道它们的生产流程。我所写下的，并不是我想写下的。文字不过是一种工具。作为书写那些文字的人，何尝不也是一种工具？这样的工具，究竟掌控在谁的手中，最终将要发挥怎样的作用？那些火热的抑或冰冷的数字，都会在百姓的现实生活中得到具体对应，它们不是孤立的，不应该仅仅是数字，仅仅被写下。而太多的人却忽略了这些。

　　最让我难忘的，是当年牵头搞的遏制乱搭乱建的调研了。我看到村庄里的违章建筑在一夜之间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农家院子里几乎全都盖满了，只剩下一个井口大小的地方，阳光根本就没法照进去。那次调研成果，后来直接进入政府决策，推动了全区遏制乱搭乱建的专项整治活动。在我的职业习惯里，写材料大多是一些大话，套话，准确的废话。唯有那一次，我才意识到文字的力量，一篇调研文章竟然引发了这个城市的大规模专项整治活动，我大约算是最早把乱搭乱建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人。从那时起，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要用手里的笔，为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为百姓的幸福，多做实事，多做善事和好事。可是，我想得太简单了，此后我提出的所有合理化建议，几乎无一例外都被毙掉了，有的是在公文审批流程的第一关，有的是在第二关，有的是在第三关，有的是在第四关……终于有个调研文章渡过了最后一关，从内参印发出来，也被这个城市的主要领导批示了，结果却因为所提问题伤了分管领导的脸面，受到单位的批评，我被责令写检讨，这事才算过去了。我想说的是，自从写下那篇遏制乱搭乱建的调研文章之后，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间，在我的工作范畴内，我再也没有以书写的方式表达我所看到的社会问题。

　　十多年后，我写到了拆迁。从对乱搭乱建的最初关注，到对村庄拆迁的书写，或许这是冥冥中的注定，是我和手中这支笔理应承担的命运。

　　关于拆迁，网络上有太多的谴责，可谓民意汹涌。可是，作为一个亲历拆迁的人，我想告诉你的是，这并非事实的全部。我在单位值班的时候，时常会接到来自乡下的电话，他们询问自己的村子什么时候才能拆迁？周末，偶尔去乡下走一走，村人也会向我打听拆迁的事。后来我明白了，百姓对拆迁的期盼，其实更是一份对于改变现有生存境况的期盼。在我的老家，乡亲们听到这个城市的拆迁政策，脸上忍不住露出羡慕神情，在他们看来，拆迁之后，就不必再种地了，就可以从此过上另一种生活。此前，农民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就是寄望于孩子考上大学，然后离开村庄，摆脱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这份看似简单的诉求，有着最复杂的人生态度。我就是这样走出故乡的，几经辗转，终于在城里定居下来。若干年后，这个时常在夜里回望故乡的人，却在白天参与了别人村庄的拆迁工作。我在网上曾经看到太多的暴力拆迁，当我亲身参与了拆迁，才知道那并非全部——我不是否认拆迁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一个理性的人应该看到拆迁中的巨大复杂性，而且，对于拆迁户来说，比在拆迁过程中暴露的问题更为紧要的，是他们的生活在拆迁之后何去何从？

　　生活是具体的，并不能用一句话简单地概括。有些事，是需要直面的，在琐屑与繁杂中才可抵达最终的认知。当我们谈论拆迁户的时候，不能用一个理想化的、被抽空的概念来谈论他们。他们最真实的生活，在所谓逻辑之外，是具体的，也是更驳杂的。

　　陌生人，在这尘世上，我只对你诉说。我把关于一个村庄的事，告诉未知的你，我的语言所表达的，只是村庄的一个侧面，它们真实，却未必全面，我相信你会理解的。我一直相信你是会理解的。

　　我将永远记住那个绕村而行的夏日午后。那是一次漫长的行走，从街头到巷尾，我走在村庄的内部，阳光炙热，像是暴雨来临的前奏。在这个即将拆迁的村子里，我看到农宅前的石榴树，还有石榴树下的老母鸡;我看到遍地的垃圾和污水，还有某工业园集体婚礼的红色横幅，用作了垃圾堆旁边的樱桃树苗的围挡;我看到工厂与村庄之间那块暂时废弃的土地被农民开垦利用起来，零星种植了蔬菜，粮食，那方被开垦的土地比路面高出许多，我曾在那里与一个老农闲聊了半天，他正在浇水施肥，有着让我难以想象的镇定和从容，他好像并不在意村子里即将发生的事，不管东西南北风，播种是必需的，耕耘是必需的，至于收获，那是以后的事。他只问了我一句，拆还是不拆？这个本该由我问起的话题，被他反问起来。我告诉他，还是随大流吧。他不再说什么了，低头给庄稼浇水。

　　那个炎热的午后，我走在街头，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广告，大大小小的农家旅馆。这个村庄的所有商业气息，几乎都来自村头的那家企业。八年前，当那家企业在这里落户，一下子冒出五万职工的时候，整个村庄一阵慌乱，有些措手不及。村人很快就发现了商机，开始经营各种买卖。那家企业的员工大多是年轻人，很多恋爱中的男男女女去到村里租房子，整个村子被荷尔蒙的气息淹没了，顺应这个巨大的“市场”需求，村里几乎家家户户开起了旅馆，在门口挂起“住宿、旅馆、性保健、钟点房”的招牌。

　　这个村子的拆迁，其实早在多年前就曾启动过，政府先后两次派工作组进驻村里，均因村民的阻挠而撤退。其实，也没发生什么直接抵抗和冲突，不管你说什么，也不管你怎么说，他们就是不同意拆迁。划归开发区以来，这个村子是第一个征地的村，征地的第二年他们就觉得吃亏了，于是轮到拆迁时抱团认定了一个理，先拆总是吃亏的，必须要比政策高出足够的补偿，将来才不至于悔青了肠子。拆迁工作组第一次进村，他们提条件说是不能就地安置，安置楼房必须建在海边防护林一带的最好环境里，而且拆迁补偿的标准要提高，把当年征地的损失通过这次拆房子弥补回来。工作组第二次进村，政府同意将他们安置到海边防护林一带，但是村人又改变主意了，他们要求就在原地安置，因为自从那家大企业落户村边以来，他们看到了巨大的商机，看到了财神爷在人群中的微笑。这次他们要求在村子旁边就地安置，而且要给每家每户分配商业网点房。最后又是谈崩了，不欢而散。看那阵势，政府再也不会理他们了，村人自己也觉得以后恐怕就只能待在这个破破烂烂的村落里，那些想要住楼房的年轻人，开始埋怨当初挑头刁难政府的人，说他们看不清大势，结果让村子沦落到了“三不管”的地步。再加上眼睁睁地看着当年政府承诺分配给他们的海边防护林一带的安置楼房成为这个城市的绝版海景房，房价翻着跟头上升，原本属于自己的房子，因为一时糊涂，自己放弃了，内心的落差越发强烈起来。他们不知道该埋怨谁，不知道当初是谁挑头制止政府拆迁的，他们找不到具体承担这个后果的人，不知道该由谁来承担损失，他们只是觉得这不公平。再后来，政府第三次向村里派驻工作组。于是有明眼人开口了，说是政府急用村里的土地，因为那家大型企业要扩大生产规模。这样一来，村人又不着急了，重新变得安稳起来。有的人意识到，机会来了，不能再错过;也有人提醒说，拿捏要得当。

　　关于这些，我是从村人那里听来的，后来从同事那里也听到了，说法大致相同。让我倍感吃惊的是，村人说起这些往事时的表情，比冰块还冷，就像在说一件完全与己无关的事。他们盼望拆迁已经好多年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他们开始犹疑，等待和观望，谁也不想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担心一旦迈出第一步，就失去了其他的可能性。他们总想让未知的可能性大一些，再大一些。

　　村子的拆迁，是先从祠堂动手的。先拆祠堂，是为了迅速打开工作局面，却在无意之间有了深意。村人并未在意。我亲见过当时的场景，心里真是纠结和难过，除了眼前利益，他们已经不轻易相信那些双手抓不到的事物了。祠堂是村人的血脉和信仰所在。对于祠堂的被拆掉，村人没有任何的态度。没有态度也是一种态度，甚至是一种让人更为忧虑的态度。他们关心的，是自家利益，有的原本和睦的家族关系，在拆迁面前也变得紧张起来，传统乡土的伦理和精神结构轰然倒塌。

　　我被选拔到了攻坚队。我很纳闷，我在单位成绩平平，不善言谈，甚至畏惧与人交往，业余时间大多宅在家里，不是读书就是写作。自从被单位派到拆迁现场以来，我被我自己吓了一跳，我表现出了大多数人所没有的勇气和斗志。后来我反复琢磨这一反常举止，总算找到了大致的原因：一是，因为写作，我养成观察的习惯，这么多年来在那座沉闷的政府大楼里，我一直在观察和记录身边的那些人;二是，我没有政治进步的欲望，不会拿着鸡毛当令箭，成败全在无意间，不像我的同事那样急于表现自己，稍遇挫折就手忙脚乱;三是，我对拆迁户是有感情的，我是农家孩子，体谅他们的难处，在具体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想方设法为他们争取最大利益。这些本来不符合规则的心性，竟然成了我顺利完成任务的一个所谓“法宝”。陌生人，除了对你倾诉，我拒绝透露它们，它们是我藏在内心的秘密。

　　进入这个村子之前，我一直在远远地观察它。走进村里，我才知道我的所谓观察其实与现实有着太大的差距，很多的事，并不是具备了理性思维，抑或依靠想象就可以抵达的。作为一个写作者，纵然想象力再丰富，面对乡村之痛的时候也是苍白和肤浅的。这个村子结结实实地教育了我。我由此想到了航拍，对航拍的权威性萌生质疑，这个念头只在一瞬间就消失了。我知道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没有勇气面对这个问题。我连质疑的勇气也没有。当年遏制乱搭乱建的调研，是我的漫长公文生涯中的一个值得记住的事件。当年的立场，在后来的时光中被我轻易就推翻了。

　　五个大喇叭分列不同方位，不知疲倦地广播拆迁政策。宣传车在村里爬动，告知书一夜之间几乎贴满全村的墙壁，机关干部拿着明白纸挨家逐户地宣讲。本来渐渐平静下来的村人，突然被抛进这样的一个语言现实之中，他们变得更加茫然不知所措。公文作为机关里的一种通用语言，它与民众的表达方式是不对称的。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乡土社会是个面对面的社会，有话可以当面说明白，不必求助于文字”。我一直在想，“造势”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词语？它对于真相来说意味着什么？造势的过程，既是一个放大某些物事，同时也对另一些物事实施掩饰的过程，或者说，是一种遮蔽的策略。当这种策略被滥用，必将导致更多更大的不公平。对于那些劳苦的百姓，对于那些朴素的百姓，对于那些善良甚至无知的百姓，他们不会相信有些时候流言是真的诺言是假的，他们不会想到每天主动或被动接收的信息背后居然藏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动机，他们无路可逃，在斤斤计较中被彻底算计了，是被牺牲也被目标化的一代。一些人很快就动摇了。他们知道抗争是有限度的，这段日子终将过去，就像海潮退去，终究还要面对各自的日常生活。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

　　那次与拆迁户的激烈交谈，让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内心原来藏着那么多不合时宜的想法。是的，那些想法在我的心底已经沉默好多年了，从我离开故乡跻身城里的那一天，它们就从来没有消停过，它们盘踞在我的心里，时刻提醒我，让我不能忘记自己的来路，对去往何方也尽量地保持一份清醒。当我置身于这个正在拆迁的村落，它们再也无法安静，终于跳了出来。

　　力量是不对称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对资源的掌控是不对称的。同在一个城区，那些没被纳入开发范畴的人，竟然羡慕起了那些面临拆迁的人，他们只知道拆迁之后就可以过上新生活了，至于是怎样的一份新生活，他们并不自知，也不自觉。当他们被置身于一个庞大的高速旋转的场域，迷茫是必然的，一些并不对称的事物以正义的面孔出现;当他们被端到会议桌，像麻雀一样被解剖和研究的时候，我在输赢的结局之外，看到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永远失去了。

　　保卫我们的生活吧。多年来，我一直远离人群，并且尽可能地沉默，我只想省些力气，捍卫属于自己的一份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如今也成了一种奢望。我们的生活，被打量，被介入，被代表和被改变了。

　　我的工作方式与“航拍”有些相仿，比如隔着一段不可逾越的距离，比如缺少正常的体温，虽然走进他们家里，可是依然觉得双方相隔很远很远。这不是所谓立场就能解释的，主要还是情感，缺少一种对于他们的最朴素的情感。我很孤独，时常会从内心涌起巨大的孤独感。陌生人，在这尘世上，我只对你诉说。我把关于一个村庄的事，告诉未知的你，我的语言所表达的，只是村庄的一个侧面，它们真实，却未必全面，我相信你会理解的。我一直相信你是会理解的。

　　在别人的欢声笑语中，我对他有了更多一些的理解。我理解他，仅仅是理解他，除了空空的理解，我做不到其他。

　　他提出了一些疑虑。他所疑虑的，正是我一直以来也在疑虑的。

　　“那是另一回事。”当我这样答复他的时候，我有些暗暗吃惊，不相信自己竟然说出了这类模糊又暧昧的话。所谓“另一回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也说不清楚，无法说服自己。我在无法说服自己的时候，却强烈地试图去说服别人。因为，这是工作。

　　这是一项工作。我明白我的这种说辞里蕴含着怎样的一种心情，我企望在这样的一种表述中弱化我的负疚感。这是无奈之举。我所能做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为他们再争取一点现实利益，即使微乎其微，也愿尽到最大的努力，哪怕这份努力并不能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最起码，可以让我的内心变得轻松一些。这是另一种自私，我更多地考虑了个人的感受。陌生人，在这尘世上，我只对你诉说。我把关于一个村庄的事，告诉未知的你，我的语言所表达的，只是村庄的一个侧面，它们真实，却未必全面，我相信你会理解的。我一直相信你是会理解的。

　　村子很快就成为一盘散沙。村支书是个尴尬角色，不管发生了什么，他总得为全村老少爷们负责。在工作组，他时常是犹豫的，我从他的犹豫里看到一丝令人感动的东西，虽然很微弱，毕竟它是存在的，而且，越是微弱，越显珍贵。同事把我的这份感慨当作了“抒情”——这显然是我不能接受的，在一个即将被拆掉的村子里，抒情是不道德的。他们所以为的抒情，仅仅是因为一个文人对世事的理解脱离了他们的尺度，有一些看似不切实际的理想化。问题是，这个社会已经够现实的了，一些人不喜欢这个社会的过度现实，同时也不喜欢那些超脱于现实的理想化，他们想把自己带到哪里去？

　　我又去看望那棵大槐树了。看到大槐树的苍老样子，我突然流泪了。那些童年记忆在心头一点点地清晰起来。我在大槐树下站了很久，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那么久那么傻地站在那里。

　　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大槐树，你得好好活下去，关于这个村子的遭遇，将来也只有你能说得清楚，你得把你经历的和看到的，原原本本地告诉这个村子的后人。那些高楼大厦是没有根也没有记忆的，它们不过是废墟的另一种形式。大槐树，也只有你，才能告诉后来的人，这个村子曾经发生了什么。

　　站在大槐树下的我，像是一个流浪归来的不孝之子，有些茫然有些无助。风吹来，树枝微微晃动，我似乎听懂了大槐树在说些什么。

　　大槐树，你放心吧，我听懂你了。

　　那个早晨，天上还有些许的阳光，竟然飘起了雨。雨点是若有若无的，落到身上，有一种针扎般的痛感。我觉得这痛，是一直痛到了心里的。如果我说出这痛，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会嘲笑我;然而这痛，又是真切的。那些无从捉摸、无法看清也无力把握的日子，降落在一个人的身上。

　　进村拆迁以来，对我内心的触动，对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是难以言喻的。我一直在试图掩饰一些什么。

　　我们总在一厢情愿地做事。把别人的失望当作自己的希望，这个逻辑是我所不理解和拒绝的。可是事实上，这个逻辑正在我的身上发生。陌生人，在这尘世上，我只对你诉说。我把关于一个村庄的事，告诉未知的你，我的语言所表达的，只是村庄的一个侧面，它们真实，却未必全面，我相信你会理解的。我一直相信你是会理解的。

　　在时间面前，我是什么？我们是什么？

　　整个村子陷入焦虑之中。我感受到了这种焦虑。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熟悉农村的生活细节。农民的休闲方式，就是站在墙根底下晒太阳，在阳光里释放着经年的劳累，日子渐渐地有了一些说不出的滋味。而今，距离村庄不远处的网吧和KTV，每天都热热闹闹的。同一个村子，接纳了两种不同的存在。

　　像是一个梦。

　　那个老人说，到了这个年纪，整宿整宿地失眠，睡不着，哪里还做什么梦？

　　各种人际关系，被运用到了“拆迁工作”中。村人为面子所困，一方面切身的利益容不得马虎，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顾念别人的面子，时常在这般纠结中备受煎熬。他们没有单纯考虑私利，而是在不自觉不自知中把切身利益放到了别人的背景下考虑，这是一种局部的无私吗？这样的处事方式已经越来越少。在我的眼里，他们是这个底线的留守者。

　　我曾想拍下村子拆迁的照片留作纪念，可是又怕引起误解。一个作家朋友听说我在参与拆迁，感到很好奇，就向我打听一些相关的细节。我们聊到了午夜。他很认真地说想跟我一起去那个村子看一看，或许还可以帮我做些工作。我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答复他。我告诉他，这次拆迁快要结束了，等以后再有新的任务，再带他去体验一下。其实，我的真正苦衷在于，我不能把一个陌生人带到我的工作现场，更何况，他还是一个作家，一个以笔为刀的人。在机关里工作了这么多年，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我婉拒了那位朋友。我再一次感到了我的怯懦。

　　拆迁的事，是不该做出简单评判的。然而这种复杂性，在他们那里被简单化了，他们更多的是把拆迁当成一项工作任务，为了完成任务而努力，放弃本该有的更多的思考。

　　而我，一直在想。我知道我的想是多余的，却仍然无法制止自己的想。如果我不想了，完全变成一个盲从者，我会瞧不起我自己，我会觉得我失去了作为一个写作者最起码应该具备的资质。

　　我所经历的事，都记在心里。它们是我思考的“根”。

　　我一次又一次想到了你。陌生人，在这尘世上，我只对你诉说。我把关于一个村庄的事，告诉未知的你，我的语言所表达的，只是村庄的一个侧面，它们真实，却未必全面，我相信你会理解的。我一直相信你是会理解的。

　　陌生人，我还固执地相信，我们曾在某个场合见过，那些心里装着同样问题的人，是一定会相遇的。这些年来，我极少参与文学圈子的活动，总觉得当下写作者心里装着太多风花雪月，真正关注现实的太少，他们无视眼前的社会问题，写得优美，活得滋润，刊登在报纸上的特写照片颇有几分大师相。可是我一眼就看出他们的虚空，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是无根的，只需一阵风，就会把他们吹走。跟风走，这是他们的共性特点。

　　而你是不同的，你是我敬重的人。陌生人，我这样说，绝不是敷衍。我之所以去参加那个笔会，一个原因是想出去透透气，自从拆迁以来我就一直待在村里，内心忧虑，纠结，常有窒息的感觉;另一个原因是，第六感官告诉我，在那个笔会上我会遇见你。陌生人，很久以来我就一直想跟你说说话，或者什么也不说，仅仅是见上一面也好。我请了假，去参加那个笔会。我没有见到你。我安慰自己，你一定隐藏在时光的更深处，需要我耐心地等待下去。本来我是想坚持到笔会结束那一天的，单位打来好几次电话，说拆迁进入攻坚阶段，我只能提前返程了。回来后，我时常幻想着我们的交流，并且越发地感觉到了你对这个时代和社会有着多么理性的认知——虽然你一语不发，甚至根本就没有现身。这让我更加为自己的懦弱和顾虑而羞愧。陌生人，我想以书信的方式，告诉你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在那本长长的书里，我写下了太多细节，而在这封信里，我会对你说起整个事件的前因，说起我所能想到的后果，还有，我将向你表达我的情感。

　　陌生人，我谈到的这一切，也许在你听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也正是我想说的，作为一个在现实中摸爬滚打的人，我越来越深地体会到那些看似琐屑和无关紧要的事件背景，其实有多么重要。它们是星星之火，可是没有人这样去想。

　　饥饿疗法

　　国庆长假结束后上班的第一天，工作组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剩余的钉子户问题。在拆迁伊始的宣讲中，明确说过拆迁工作截至国庆节就不再受理。这只是一个倒逼策略。现在，经过了全面铺开、集中攻坚这两个阶段，以国庆为节点，拆迁工作开始正式进入第三个阶段，所谓的收尾阶段。国庆节后上班第一天，工作组就开始研究和部署了。全区剩下16户没有签约，涉及15个单位，各单位在会议上主要汇报为什么没有攻下，以及下步如何攻下？董主任参加了会议。会议开了整整一个下午。下班时，老迟来电话说，会议定的调子，赵兴还是由我们原班人马负责，在战略战术上，要采取饥饿疗法，先冷处理一段日子，别让他觉得本来说是截至9月底，结果国庆节后一上班就急不可耐地去处理。对赵兴这样的钉子户，关键是要沉住气。我们沉住气，他才可能沉不住气。

　　这话说得挺辩证，有思辨色彩。我说。

　　老迟笑道，你这是表扬领导，属于不正之风。

　　我问，具体政策怎么把握？不是说过了9月30日，就没有任何奖励了吗？

　　老迟还是笑：“当时的准确说法是，凡在9月30日之前已经同意丈量了的，还可以享受奖励政策。越是熬到最后的钉子户，不增加优惠政策吃小灶就算好的了，怎么可能真的减少优惠？解释权在工作组手里，看你如何解释和怎么把握了。这叫自圆其说。”

　　我在机关做事十多年，当然理解这脾性。很多不可思议的事，在机关里都可以自圆其说。

　　原来我们开玩笑说把钉子户撂个三五年，肯定他们就妥协了。话虽这么说，事却不是这么回事。赵乃言曾说过：“不急用的地，你们急着去拆去征干吗？你们恨不得一夜之间全拆光了。有地就有钱，有钱就有一切，道理就这么简单。”

　　剩下的16个钉子户，还得一鼓作气乘胜追击，直到最后取得彻底胜利。

　　所谓饥饿疗法，用老迟的转述，就是让他们自生自灭。我很纠结。我曾是多么想帮赵兴一把，这个固执的农村家庭，他一定估计到了抗拆的艰难和不易，但是不管他怎么估计，都是远远不够的。他如何能够抗得过去？因为我希望他们好，所以希望他们妥协，凭借一己之力，是不能改变什么的。

　　早晨见到民政局林副局长，他正要去望庄。他在这次拆迁中表现突出，工作组把16户中最硬的一块硬骨头——村支书的弟弟，金玫瑰歌厅老板赵先行分给了他。在国庆前夕，赵先行的思想工作基本被做通了，他同意签字，拿起笔，犹豫了许久，却又放下了。

　　我问：要求什么时间拿下？

　　林副局长答：没要求，打算三天搞定。

　　当天晚上吃饭时就传来了消息，民政局林副局长已把金玫瑰歌厅老板赵先行说服了，他同意抓紧把手头的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完结，就在拆迁协议上签字。这真让人感到意外。我说，除了利益杠杆，还有什么可能让赵先行转变这么快？

　　老迟说：“他是一个经商的人，跟工作组适度对抗一下，懂得见好就收。若是非要固执下去，恐怕有一百双手都想收拾他。”

　　我愕然。看来，那是一个识时务的钉子户，一个适可而止的钉子户，一个与工作组玩游戏的钉子户。

　　饥饿疗法持续到第五天，董主任给我打来电话，说你今天找个时间再到村里去走一趟吧，随便看看赵兴的状况，听村干部说，他家已经买煤了，准备过冬。我说可以。董主任又叮嘱说，你就说是去看赵满银的房子拆除情况，路过那里，偶然碰上的，注意，千万不要谈他的房子问题，不要让他觉得你还在惦记着他的房子。

　　坐在车上，我猜想赵兴的种种可能，我希望他撑得住，又希望他撑不住了，然后是他的妥协，我们的任务得以最终完成。我用力地想象种种可能，大脑突然混沌起来，结果一种可能也没有想得出来。

　　眼前的这条路，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这条我连续走了四个月的路，已有十多天没再走了，自从9月30日晚上，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国庆节的凌晨，与赵兴家的谈判彻底失败以后，我就撤离了工作组，再也没有回来。这些日子，我曾梦到过一个村子，我看不清村子的模样，但是我知道那是望庄，我说不出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它抨击着我的胸口，让我感到压抑，感到胸痛，感到有一种想要呼喊的冲动。我从梦中惊醒，一身的冷汗。四个月来，是太疲惫了，身心俱疲。

　　这条曾经繁华的商业街，这条在国庆节前还人来车往的街道，现在变得萧条了许多。工作组所在的警务室，恢复了正常工作，门顶大屏幕上显示的内容是打击违法犯罪之类，往日熟稔于心的拆迁口号不见了。警务室的门前冷冷清清，没有车辆停放，也没有人站立，那辆宝马车自然也不见了。我有一种失落感。在路上我还想到工作组去瞅一眼，走到门前，突然就一点兴致也没有了。我对司机师傅说，不下车了，我们走吧，去赵兴上班的那个五彩商城。

　　五彩商城里空空荡荡。传达室的门敞开着，空无一人。垃圾桶整齐地摆放在门前，也是空无一物。我继续向里走，越走越空旷。“我让你靠让你靠，没什么大不了……”任贤齐的那支老掉牙的歌在声嘶力竭不知疲倦地回响着，我在商城里走了一圈没有看到赵兴的踪影内心说不出是轻松还是沉重，是高兴还是失落？赵兴没来上班，我把这个侦查结果向董主任汇报，他们会在这个结果的基础上分析出若干的可能，至于每一个可能是否符合与接近事情的真相，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往回走。走到拐弯处，突然想到了不远处的垃圾场，那是我和赵兴第一次交谈的地方。我走了过去，远远地看到几个人坐在墙根打扑克，从一个很响亮的吆喝声里，我轻易就判断出那正是赵兴。我走近了，他们才留意到我。

　　赵兴一边甩扑克牌，一边跟我打招呼：来了。

　　我说，打扑克啊。

　　赵兴说，打扑克。

　　我说，挺好的吧？

　　赵兴说，挺好的。

　　四个老人在打牌。武大郎坐在一边，靠在墙根，眯瞪着眼睛，半梦半醒的样子。我忍不住捏了一把武大郎的脸腮，问：喝酒了吗？

　　武大郎睁开一只眼，瞄我一眼，并不作答，又闭上了眼。

　　我对赵兴说，我走了。

　　赵兴说，走啊？走吧。

　　我走了，走出五彩商城，上了车，离开那个地方。我说不出心里是一种什么感觉。赵兴明显没有了压力，从气色和神态来看，他轻松多了，没有了国庆节之前的那种茫然无措。他变得坦然了。看得出，他已做好思想准备，准备继续抵抗下去。他已经备好了煤，准备度过这个严冬。他的脸红彤彤的，就像正在燃烧的煤。他笑对严寒，笑对我和我们。

　　我给董主任拨通电话，向他描述了赵兴的情况。得知赵兴很轻松的消息，电话那边变得凝重起来。挂断电话，我才突然意识到，我刚才的话语里竟然有一种难以自抑的敬佩感，我把赵兴的坦然轻松传递给了董主任，同时也把我对赵兴的敬佩传递给了他。看来赵兴到底是不同的，他打算抗争下去。我敬重他。我在董主任面前没有掩饰这样的一份敬重，在不经意间犯了大忌。

　　我希望赵兴和他的全家都有一个好的结局。我希望他们都会过上好日子。我不知道该如何祝福他们。

　　最后的村庄婚礼

　　换届在即，上级组织部门开始来区考察干部了。丁组长想在退居二线之前，彻底拆除望庄，给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一个圆满句号。拆掉这个村子，八年来一直是当地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丁组长从政一生，打了无数的漂亮仗，他要在退出职业舞台之前，打好最后一个漂亮仗。望庄拆迁将成为他的收官之作。这是他的理想。他的这个理想以无声无息的方式感染了所有相关的人，谁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然而谁都好像听过并且听懂了这样的话，它以一种无声的方式，来自一个人所共知、同时也人人不知的地方。工作组又开了一次调度会，专门推进已签约房屋的拆迁工作。从统计材料来看，百分之八十的房子都拆除了，分包单位的任务业已完成，可是到村里走走，还有成片的房子好端端地站在原地。什么原因？丁组长问。随行的拆迁办主任说，他们开出了拆房证明，奖励费也领了。按工作流程，只有房子拆掉了，才能拿着拆房证明到镇上领取拆迁奖励费。

　　拆迁已经接近尾声了。房子倒下是正常的，不倒下的房子都是不正常的。

　　“不正之风居然搞到了工作组，查！不管涉及谁，一查到底。”丁组长扔下一句话，就走开了。

　　当天下午，拆迁办主任的电话就打了过来：“你分包的房子怎么还没拆？”

　　“应该拆了吧？”我说。

　　“你问谁？你这是问我吗？糊涂，糊涂。”

　　拆迁办主任是我的朋友，我听他在电话里连说了两个糊涂，我想听第三个糊涂，因为三个才能构成排比句，才会更有力度。然而我在电话这端，等了好几秒钟，也没有新的糊涂通过电话线传送过来。

　　赵满银的房子情况，我自然是知道的。他的儿子赵剑仆私下开出拆房证明，然后到镇上领取了拆迁奖励费，工作组的档案资料显示他的房子已经拆掉，事实上他的房子仍然站在原地。

　　我给赵剑仆拨通了电话，我说马上拆房，谁也无法遮掩了，一天都不能再拖。

　　赵剑仆说，没那么严重吧，反正丁组长也要退二线了，拖几天你怕什么啊？

　　我说，现在是全区的关键期和敏感期，别因为你爹的延期拆房，给我们单位扣了分，你如果觉得这是小事，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赵剑仆在电话的那一端，沉默了几秒钟，说，那我先把房顶的瓦片揭了吧。

　　我说不行，拖延这么久了，现在不是揭瓦片的问题，必须把房子推倒，你爹的房子立在那里，都在全村人的眼皮底下，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赵剑仆继续解释，后屋的邻居明天办婚事，我如果拆得尘土飞扬，对人家不礼貌，再宽限两天，后天一定拆掉。

　　我说邻居结婚跟你拆房子有什么关系？

　　赵剑仆说当然有关系了，人家结婚这样的大喜日子，你扒房子，多不好。

　　我不说话了，赵剑仆的这种朴素的想法击中了我。我对赵剑仆的延期要求保持了沉默，或者说是保持了一种默许的态度，不是因为农人生活的艰辛，而是，他的邻居要在明天结婚了。我没有细问，是嫁女儿还是娶媳妇？我的眼前马上浮现出的情形是，在一片被拆除的村庄里，即将举行一场婚礼。我觉得这是一件震撼人心的事。废墟上的婚礼，色彩的反差，一个即将被完全拆除的村庄，一场正在进行中的婚礼。我被这种反差击败了。我不知道我从中体验到了一些什么。这是一些工作流程所无法体验到的东西。这是一些可能被别人耻笑和不屑的心情。这是一些让我今生永远无法忘记也无法表达的感慨。

　　我默默地挂断电话。赵剑仆以为是断线了，随即又打了过来。我没有接，只是一个人看着手机屏幕发呆。

　　收购废品的喇叭声在街头突然密集起来。收废品的人在穿街走巷，他们不再像我小时候所见的那样扯着嗓子喊，而是提着一个小喇叭，反复播放提前录制好了的吆喝声：“收废品来，铝合金窗太阳能液化气灶……”噪音悠长。这意味着，村庄已经开始大面积拆除了。收购古董的也摆起了地摊。一堆废旧报刊里，有一张1989年的《人民日报》赫然醒目。我想买下那张，他反而不卖，看着我意味深长地笑。他也收购古币。昨天拆一家老宅，据说是旧时地主的房子，房梁上是镶嵌了古币的，几个拆房的师傅爬上房顶，费尽力气才把房梁上的古币抠了出来，我在下面仰脸等待，催着师傅把古币抛下来，结果古币在半空中像是失重的落叶，飘进了杂石碎瓦里，我在废墟上扒拉半天，才发现古币早已摔碎，只剩下了一半。好在，有一枚古币是被拆房师傅完整抠了出来的，他从房顶下来，从兜里掏出那枚古币，交到我的手中，它已经完全锈掉了。

　　大雾，像是天空的表情。我们在大雾里走。老百姓在大雾里走。收购废品的外乡人在大雾里走。抬头看到安置楼在雾里，面容模糊。广播喇叭在高声朗读“自己的房子自己做主，不信谣不造谣，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周一刚上班，我就接到电话通知，到董主任办公室开会，关于拆房的事。进到办公室，发现坐了一圈儿的人，座位不够，只好到隔壁会议室搬了两把椅子过来。气氛很沉闷，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严肃。大家坐定，我也坐定，我突然有一种排排坐、吃果果的感觉，我也不知道这么严肃的场面怎么会突然让我生出这样的一种感觉。会议开始了，这也许是我在机关十多年来参加的一个最简洁最利索的会议，不谈思想认识问题，不谈问题产生的原因，更没有任何的东拉西扯，单刀直入，直奔主题，一个字：拆。

　　“一周之内，已经签订拆迁协议的房子，凡是拆不掉的，撤职！散会。”

　　屁股还没坐热，就散会了。把椅子重新搬回隔壁，看着空空的会议室，我的内心突然空空如也。这间会议室里，时常是充满了人的，那些丰富的表情，捉摸不透的内心，还有含义丰富的微笑，逻辑严密的讲话。此刻，他们在我的内心被一一地拆除，这个会议室因为空旷而变得干净，就像此刻我的内心一样。

　　我给赵剑仆打了电话，告诉他说刚才在领导那里挨了一阵猛批，我已经立下军令状，三天之内一定拆房。赵剑仆在电话的另一端回答说，可以的，可以的。我还是放心不下，又叮嘱他，现在是敏感时期，不管别人有什么不好的结局，起码我们是不能添乱的，我们相识一场，是该有个好结局的。

　　刚挂断赵剑仆的电话，董主任又来了电话，通知下午两点参加丁组长主持召开的拆迁调度会，专题研究攻坚队没有攻克的16个钉子户。我竟一时恍惚起来，记不起赵兴的具体情况，比如宅基地面积、房屋总面积、有证房面积，以及可分楼房面积等基本数字。甚至，我都记不起赵兴对拆迁补偿的具体要求了。在整个拆迁过程中，我只关心那些形而上的艰难，却忽略了这些与百姓日常生活直接相关联的具体数据。我感到犯难，想到下午打算去催赵剑仆拆房子，我就委婉地提出还是让老迟参加这个会议吧，以前一直是他参加的。董主任在电话的另一端迟疑了一下，说那好吧。

　　按照工作组的要求，必须摸清钉子户的所有社会关系。老迟在纸上列出了赵兴儿子和儿媳的电话，还有赵兴的几个兄弟及妯娌的名字，总共打印了三行字，他拿着去交给董主任。董主任看了，眉头紧皱，说，太简单了，七大姑八大姨，都要查清楚，列出来。老迟说，没用的，赵兴老婆是个太独断的人，谁的话她都不会听的，谁都没法左右她的意见。董主任说，社会关系能否摸清是我们的事，至于是否管用那是以后的事，还有，把所有的社会关系打印在一张表格上，分门别类，一目了然，最起码让领导看了比较舒服，觉得我们做的工作还算细致。老迟拿了表格，退出董主任办公室。

　　关于下午的拆迁调度会，老迟说应该先打电话问一下赵兴的弟媳妇，从侧面了解一下赵兴老婆的精神状态。我说，人家肯定很轻松的，上次看到赵兴打扑克时的状态，是发自内心的轻松感。老迟说那是刚开始的情况，现在可不一定了，剩下的16个钉子户，有好几户已经熬不住了，生了病，住了院，关键的时刻到了。

　　老迟在机关大楼会议室参加丁组长召开的专题会，他趁上厕所解手的机会，闯进我办公室说，果然不出所料，快给赵兴的弟媳妇打电话，了解一下赵兴老婆的最新状况。我说，不是说不让打草惊蛇吗？老迟说：

　　“看来我俩都不适合在机关混了，太实在了，领导让按兵不动冷处理，我俩就真的冷处理了，人家别的攻坚队国庆节期间也没闲着，密切关注拆迁户的动向，刚才在会议上汇报的头头是道，具体到拆迁户每一天都出了几次门，赶了几次集，在赶集的时候皱了几次眉，人家都有统计。这工作做得，简直到家了，房子没拆下来，工作态度倒是让领导好一个表扬。我俩太实在了。领导的话，看来也不该完全听的。”

　　我说：“听领导的话，跟领导走，永远没有错。不过，听多少，怎么个跟法，这可里面可有大学问。”

　　我给赵兴的弟媳妇打了电话。听得出，电话那边乱糟糟的，她大声地喊，我在新楼这里，水管漏水了，等一个小时你再打过来。

　　我放下电话，对老迟说，漏水了。

　　谁？老迟问。

　　你。

　　过了半个小时，赵兴的弟媳妇回电话了。她大声地问：找我有啥事？

　　也没啥事，这段时间挺好的吧？

　　挺好的。

　　赵兴家怎么样了？

　　也挺好的。买了煤，准备在老房子里过冬。

　　我一时无语。赵兴的弟媳妇开始像连珠炮一样发牢骚，你们工作不容易，我们就剩下了房子这点家底更不容易，我们应该互相体谅一下，俺嫂子的院子那么大房子那么多，按你们的补偿政策，她家太吃亏了。人心都是肉长的……她在不停地发牢骚，估计是自从工作组撤出村子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发牢骚的对象了。

　　老迟正在会议室里开会，此刻打电话显然是不妥的。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赵兴目前的状态非常好。”

　　发完了短信，我坐在椅子上愣神，半天才突然反应过来，其实赵兴的弟媳妇只是告诉我，赵兴家“挺好的”。然而经由我的转述，“挺好的”变成了“非常好”，我的有意或不在意间的这份篡改，被传递到会议室，然后端到了会议桌面上，成为一帮子人的决策依据。可以预想，那间密闭的会议室，当门打开的时候，一系列如何应对“目前状态非常好”的措施也将随之而出，所有的这些，都将指向赵兴，决定赵兴全家的命运。想到这里，我觉得后背发凉，我突然意识到，我是一个有罪的人。

　　散会了，老迟打来电话，问：赵兴状态非常的好，具体是好到什么样？

　　“好到天天在家里偷着乐，你满意了吧？”

　　老迟半信半疑。我赶紧解释说，研究应对措施的时候，老迟你得心中有个数，如果进院强拆赵兴的无证房，浇油点火的过激行为，他老婆完全做得出来。

　　“别再杞人忧天了，如果要采取强制措施，预案会做得很细致。我已经跟你说过几次了，去年镇上强拆那户，爬到房顶上，油桶还没有举起来，就被高压水枪冲到了房底下。”

　　关于攻坚队分包的拆迁户，按照原来规定，凡是没有完成的，都要扣分。在今天的会议上，有人说，我们这么辛苦，还要扣分。丁组长露出了少有的笑容，他说那就不扣了，不但不扣分，只要能完成任务，还给双倍的加分。散会后，这个新的说法，成了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考核不扣分，还给加双倍的分，早知道这样，我们就不那么早搞定拆迁户了，留到现在，就可以得到双倍的考核加分。老迟也开始参与了这场嘴皮狂欢：“你看吧，你们得感谢我，我抓阄的时候就有预感，抓个难度大的，留到最后攻下来，可以拿双倍的分数，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机会，你们得感谢我给你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挣双倍分的机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并不在意这样说的意图，只是，为了说而说。

　　赵满银的鸟笼，早已从街上移到了院子的葡萄架下。赵满银坐在葡萄架下，喝着茶水，眯缝着眼睛在想什么心事。他依然不肯搬走，他说心脏有毛病，等过段时间再搬走。老迟说赶紧搬走吧，村里天天乱哄哄的，你别待在这里心惊肉跳的了，不利于心脏保养。

　　赵满银的延期拆房问题，我曾向工作组做过争取。工作组的答复很简单：严格按照既定的期限执行。到了拆房期限，赵满银就是不肯搬走，我再一次协调工作组，照顾他有心脏病的实际，可以先把正房拆掉，厢房延期一个月。我当然知道，他不肯搬走的真正原因，根本不是什么心脏病，而是因为厢房里正在营业的游戏厅。结果，赵满银的儿子赵剑仆从负责验收拆房的人那里开出了一张拆房证明，然后拿着这张证明去镇上把拆迁奖励领了出来。接下来，这样的做法在村里很快得以普及，后来被丁组长发现了，工作组迅速推出最严厉的措施，重新摸底子，要求限期拆除。

　　赵满银的房子必须要拆掉，这已是最后的期限。明天如果不拆除，分包单位将会被工作组通报，并且在考核中扣分。考虑再三，我与工作组协商数次，最后折中了一个办法，让赵满银的儿子赵剑仆先把屋顶的瓦揭掉。

　　“房顶上揭瓦，灰尘弄得沸沸扬扬，人家结婚多不好。”

　　“那就象征性地揭掉一些瓦片，把前面的揭掉，后面的保留着，等邻居结完婚，你再把房子直接撂倒。”

　　“那么麻烦，你们再忍耐几天，到时我直接把房子扒掉，多利索。”

　　“不行，揭掉几片瓦，最起码说明你已经开始拆了，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这个态度很重要。”

　　赵剑仆最终自己爬到房顶，开始揭起了瓦片。那天的天空晴朗，赵剑仆从院墙上爬到了房顶，像一只弓腰的猫，小心翼翼地在屋脊挪步。他揭掉一片瓦，然后丢进院子里，再揭掉一片，丢进院子里，一片接一片的瓦，在他的自家院子里跌成了碎片……他一个踉跄，差点从房顶栽下来。我站在院子外面仰脸看着，手里捏了一把汗。那个时候我在想，赵剑仆手中一定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他是一片保全的瓦，一片幸运的瓦，一片移动的瓦，一片随时可能破碎了的瓦。

　　赵剑仆自己爬到房顶揭了瓦，而且差点栽下来，工作组这边才算放了心。

　　事后，我从同事沈默那里获知了一些关于赵剑仆邻居结婚的消息。赵兴老婆给赵剑仆邻居送来了剪纸，本来，他们两家是有矛盾的，八年从不来往，这是村人皆知的事。

　　赵兴与那家的矛盾，始于八年前的征地，他们是地界邻居，多少年来一起耕种收获，在各自的田地里劳作，歇息时坐在地头聊天，拉家常。征地那年，两家都种了麦子，那年夏天收割了麦子之后，那家提前一个月在地里插了苹果树苗，赵兴家的地里则是空空荡荡的。本来两家的地同样大小，因为地上附着物不同，那家获得的补偿多，赵兴老婆耿耿不平，她在那时第一次说出了那句后来在村里广为流传的话：“我争论的不是饼大饼小的问题，是饼怎么分的问题。补偿少不怕，大家都一样少，只要公平，大家一起穷，我们不怕穷。”同样大小的一块地，那家的补偿远远高于赵兴家的。赵兴老婆变得不平衡，就举报那家田地里的树是临时移栽的，两家从此结下疙瘩。八年后，开始拆房子了，那家又举报赵兴家的房屋是临时抢建的。赵兴老婆说：

　　“我坐得端，行得正，不怕什么鬼敲门。房子又不是放了个二踢脚，一眨眼的工夫就响了。我是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村里老少爷们都看在眼里，凭什么你们说不合法就不合法，法律又不是你们，你们也不是法律，谁给了你们这个权利，来说我的不合法？你是合法的吗？在我眼里，你们也是不合法的，谁来处理你们？”

　　八年过去了。现在，村子大部分已经拆掉了，大多数村人已经搬进了建在村边的安置楼房，村里留守的抗拆户，还有部分已经签约但是没有拆房的人，加起来也就四五十户。偌大的一个村子，现在拆得乱七八糟，只有这么几户人家仍然住在这里，是真正同甘苦共患难的人，在这个更大的“苦”和“难”的面前，过去的一切纠纷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在那家的孩子结婚之时，赵兴老婆主动送来剪纸礼品。她亲自剪纸，剪了厚厚的一叠双喜字，周围饰以龙凤图案，画面喜气洋洋，她交代给那家喜主，要分别贴在新房窗户上，陪嫁箱子和柜子上，覆盖在陪嫁器物上。还有贴到窗玻璃上的，多是鸳鸯戏水、喜鹊登梅、鲤鱼穿牡丹、龙凤戏珠等，且将红双喜字加在各种图案之中。赵兴老婆觉得这些还不足以表达她的心意，她又剪了一幅“麒麟送子”的剪纸，麒麟代表了祥瑞。她觉得还不够，又剪了一幅“五子登科”，图案是五个小孩攀爬一株大树，表示不但多子，而且个个都能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两家见了面，她递上剪纸，并不做任何解释，对方接了剪纸，也没有多余的话，抓了一大把喜糖，硬是塞进了赵兴老婆的衣兜里。

　　赵兴老婆解释说，其实两家都是受害受损失的人，都不容易，结下了冤仇，我心里总是惦记着是个事儿。

　　还有一个原因，全村人无论谁家结婚，赵兴老婆总要送去剪纸。这是她一个人给自己定下的规矩。她不想破坏了自己的规矩。当我从赵兴的邻居赵时根那里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我觉得赵兴老婆是个理想主义者，在她的蛮不讲理的外表之下，是有这样一份理想主义情怀的，所有的不理解，所有的不满意，所有的不甘心，最终都屈服于这份“理想”。也许，她自己从来都不曾意识到自己的这份情怀;或者，“情怀”这个词语在她的经验世界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东西。

　　这件事，成了我理解赵兴老婆的一个例证。这个泼辣的看起来不可理喻的农村妇女，我相信她的内心是善的，也愿意理解她在拆迁中的表现。老迟说：

　　“屁，你太书生了，老百姓的事，不是那回事。”

　　邻居举办婚宴的头一天，赵满银从厢房里把高挂在墙壁上的厨具仔仔细细地清洗了一遍，他要亲自掌勺，为邻居的婚宴做菜。清洗完了厨具，他又帮助邻居安排座次，打算料理应该准备的酒菜，以及必做的婚礼规程，等等。这其中，是有诸多讲究的。赵满银提醒喜主，在准备的物品中要单独备好8个饽饽和1只鸡，新郎迎娶新娘的时候要带上，像当地民谣所唱的那样：“八个饽饽一只鸡，磕头作揖去娶妻。”他还特意叮嘱，白条公鸡的颈上要拴一根红绸子条带，饽饽上都要放置剪纸，叫“喜饽饽花”。礼品中还得有一块猪肉，猪肉上贴上一幅扇形的喜花，剪的是鸳鸯与荷花，叫“鸳鸯荷花”。

　　望庄的最后一场婚宴，由赵满银亲自掌勺做菜的场面，成了一道久违的风景。这是他多年来首次公开露一手，也许将是他的最后一次露一手，那个曾经租赁鲁菜馆的小伙子，给赵满银当起了助手，他一边操作，一边讲解，让小伙子大开眼界。十二道热菜分为两拨上，第一拨先上六个，第一个上“芙蓉鸡片”，第二个上“扒口蘑芦笋”，第三个上“糟熘鱼片”，第四个上“红烧肘子”，第五个上“葱烧海参”，第六个上“芙蓉干贝”。当酒席吃到第六个菜的时候，开始抹抹桌子另调席，桌上除了酒杯和筷子，其他东西都撤了下去，更换新茶杯，重新上茶食点心，这也叫“隔席”，说白了就是让送亲大客躺着歇歇，或者上厕所方便一下，是表示对送亲大客的尊重。约摸半个小时以后，再重新开席，把没上的六道热菜，一个一个都端到桌上，第一个上“罗汉大虾”，第二个上“醋椒鱼块”，第三个上“熘肚片”，第四个上“芙蓉鲍鱼”，第五个上“四喜丸子”，最后上“糖醋大黄花”。十二道主菜上完了，又上了四道甜菜：拔丝山药，冰糖莲子，拔丝苹果，蜜汁什锦……

　　婚宴结束的时候，那个曾经租赁鲁菜馆的小伙子很是感慨，他说长这么大，今天算是真的开了眼界，真想拜师学艺，可惜鲁菜馆已经拆掉了。

　　赵满银说，缘分呐。语气平淡，像一杯窖藏多年的酒，平淡中有着别样的味道。

　　一场简朴的婚宴，让赵满银主持操办得有声有色，所有参加婚宴的人都大开眼界，回味无穷。同事沈默在向我转述的时候，仍然忍不住啧啧称赞。

　　邻居家办完了婚事，赵满银仍然没有拆房子的意思。其实我早就知道，他的厢房里，摆放着六台游戏机，每台机器前都坐着一个年轻人在玩游戏。他迟迟不拆房子，新房刚装修有气味、邻居家结婚，等等，都不过是一个托辞。他的房子多留存一天，他的游戏厅和台球案就可以勉强营业一天，就多多少少会有些收入。国庆节之前，工商、卫生防疫等部门联合执法，村子里所有的商户全部关了门，台球案子也只好撤掉，上次来的时候，赵剑仆还指着门前的几个台球案子说，你们帮忙把这几个案子卖掉吧，少给点钱就成。我说我不懂这个行当，不但不会打台球，别人打，我连看都看不懂，也不喜欢看。

　　这是一个有着超常商业意识的人。德康集团刚筹建的时候，赵剑仆就托他在省纪委当厨师的哥哥出面找有关人员，租赁了个店铺，开了家超市，每年都有三四十万元的收入。他跟社会上的哥们合伙开了个石子厂，每年能分红六十万元。这个农村家庭，年收入在一百万元以上，他在这个城市的一家高档小区买了套二百多平方米的房子。拆迁的安置房对他来说实在算不得什么，他仍然在寸利必争，斤斤计较。他说：

　　“公家的事，不争白不争。”

　　记得签约之前，我与赵满银的谈判正处在僵持阶段，赵剑仆有一天突然主动找到我，又提起让我帮他在安置小区里买套网点房。他以前曾经提过这个要求，我说上面没有明确这方面的政策，况且，是否有这种网点房，都是未知数。赵剑仆有些不相信，问，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在装糊涂？我说真的不知道。他感慨说你真是个单纯的好同志。我回到工作组打听了一下，果然有此事，看来我掌握的信息确实是滞后了。信息的滞后，让我的工作也陷入被动。很快，工作组就出台了《关于经营业户提出解决门市房问题的答复意见》，规定如下：一、工作组在安置小区规划了一部分门市房，具体数量现在没有确定。二、小区内门市房总数的一半由物业统一管理，用于小区日常的费用支出，另一半由望庄购买作为村集体的固定资产。三、村里所得的门市房按照规定只能出租不能买卖。四、现于村内搞经营的且具有工商营业执照的业户，可以在门市房投入使用时，按照村里的规定叫行承包，同样条件下原从业者优先。

　　过了几天，我看到安置小区门口自发形成了一个小型农贸市场，主要是卖蔬菜和海鲜等日用品的，我又一次想起那句话，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财神在微笑。老迟深有感触地说，赵剑仆是个典型的人精。

　　我没有想过，赵满银的房子迟迟没有撂倒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单位每天在早中晚这三个时段都会打来电话，催问赵满银的房子撂倒了吗？我说瓦已经揭了，拆房也快了，快了。隐隐的麻木中，我一直相信着，赵满银一定会拆掉房子的，他已经签约了，而且，他没有任何不拆的理由，如果说前期他是为了拖延时间，经营自己的生意，那么现在他不拆房子对他已经没有了丝毫的好处。没有丝毫好处的事，他为什么还要顶风去做呢？赵满银的儿子赵剑仆是一个有经营头脑的人，我相信他不会做这等傻事，潜意识里我一直没把这事当成一个事，我总是答复单位说，没问题的，一定会按时拆掉。后来，我听到了一些内部消息之后才知道，是否拆房子是一个问题，什么时间拆房子也是一个问题，丁组长已经在大会上说过了，该拆没拆的房子，要追责。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单位那么焦急地催着拆房子，房子一天立在那里，有的人就一天睡不安稳。

　　我和老迟一起去了望庄，我们乘坐的是崭新的商务车。我开玩笑说，坐这车去拆房，太浪费了。我们一路上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我觉得意犹未尽，就把车里的音乐放到了最大音量，没想到，是我最不喜欢的那首《甜蜜蜜》，很扫兴地关掉音乐，打开车窗，咸涩的海风一下子涌进了车里。

　　到了望庄，我才知道我在无意间说出了一个非常准确的现实，商务车在村子里几乎没法通行，到处拆得乱七八糟，商务车显得越发的笨拙。快到赵兴家的门前了，我让同事沈默停下车来，我说你把天窗打开吧，我站起来，探出脑袋查看赵兴的房子状况。赵兴家的周围基本都拆掉了，只剩下他和邻居赵时根的房子窝在一片废墟中，有段院墙被拆掉了，他用木柴堆在那里，算作遮挡。我听说过，那是他准备过冬取暖的柴火。我觉得赵兴真是本分老实，用取暖的木柴来充作防盗墙壁，这样的想法太善良了。那道“木墙”，在一片纷乱之中，其实连一只火柴都无法抵得住，可是赵兴觉得这样围起来，就安全了。

　　我把脑袋从车的天窗缩了回来。车继续慢慢地向前挪动。老迟说，把天窗关上吧，房子拆得乱七八糟，别从天窗掉进石头来。

　　同事沈默一边关天窗，一边说是啊，天上会掉石头的。

　　我看到了那株大槐树。围着槐树砌成的花坛上，刻有“千年古槐”四个大字。这棵树怎么办？

　　“房子不管怎么拆，这块地不管以后用来做什么，这棵树是该留下来的。”

　　“那可不一定。”

　　“谁杀这棵树，都是伤天害理的。”我特意用了一个“杀”字。在我的散文《影子》中，我曾虚构过这样的一棵树，没有想到，在现实中果然遇到了这样的一棵树。我不知道我的写作是先知先觉还是另有预示？

　　大槐树的斜对面，是胖老太的房子，已经拆得无法辨认了。我看到院子里的那株无花果树，由此断定这是胖老太的院子。又是树。在一片废墟之上，一棵又一棵树，成了一个又一个独特的存在，成为我们辨识道路的依据。这些树，不知接下来将要遭遇怎样的命运？或许，它们将在拆迁现场被砍伐，然后用到了新盖的房子之中。这将是一种循环吗？

　　我们来到赵满银的家门前，铁将军把门。我突然意识到，自从分包了这户人家，我们已经来过无数次了，每次来，门都是敞开着的，因为他经营着日常用品小卖部，随时有人来买东西。每次来，几乎都可以见到赵剑仆的妻子，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坐在门口的旧沙发上，她总是笑呵呵的，给人很亲切的感觉。现在，门被锁着，我们被拒之门外。被拒之门外的我，第一次认真地端量起了这扇门，门的两侧有一副对联：“三阳从地起，五福自天来”，对联的上方正中央，通常写横批的位置，是赫然醒目的四个大字：“办号缴费”，下面还紧跟着两行小字：“香烟、复印、饮料、快照”。透过门的缝隙，我看到里面，在赵剑仆妻子平时坐的那个位置上面，是四个很端正的字：“财源广进”。在门的一侧，四个台球案堆在了一起，球杆也被捆到了一起，放在墙角落里。这个家庭的每一处地方，都被赋予了“经营”的意味，它的擅长经营的主人，如今已把这栋房子锁上了门。颓败气息从门缝里泄露出来。

　　我们站在门外等待。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不是在等待房子的主人。我不知道在等待什么，我只知道我们在等待。我们是为等待而来的。我们是为等待而留在这里的。

　　我留意到了赵剑仆房屋后面的一排红灯笼。那是一条幽深的小巷。小巷的尽头，是一棵大树。那棵大树在黑白色的航拍图片上会一眼被发现，它成了我寻找和定位赵剑仆的房屋的一个坐标。现在，在这棵树的旁边，贴着彤红的喜字，一排红色灯笼挂在那里，像一灼灼的火焰，在风中抖动。

　　在红灯笼的下面，走来了一个人，她推着自行车，大约四五十岁的样子。她看见我们，双手扶着自行车，停了下来，问：“你们是来催赵满银拆房子的吧？”老迟笑一笑，说，我们是来看一看的。她说，你们也别太不近人情了，他家的新楼还没装修好，就催他拆房子，让他住到哪里去？再说了，你们再急，也不在意拖延那么几天的时间吧？你们工作组这么猴急，老百姓心里都发毛？

　　这是一个满腹牢骚的乡村妇女。或许，是因为工作组的饥饿疗法，从每天都有人进门入户做工作，到国庆节所有人全都撤离村庄，已经过去了这么久，这个乡村妇女没有发泄牢骚的对象，她一定是太压抑了。今天我和老迟送上门来。我们并不认识她，我们是来找赵剑仆的，我们没有找到赵剑仆，却被她碰上了。我们成了她发牢骚的对象，她用语言牢牢地抓住我们。她不停地说，好像要把被冷落的这段日子所有憋在心里的话都说给我们听。我们在她的眼里，或许仅仅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代表着工作组，代表着那些要拆掉他们房子的人，甚至代表着他们的未来命运。她并不知道，她的被冷落，是作为一种策略而出现的。她不停地说着，越说越激愤，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想说。那一刻，不知为什么，我和老迟格外耐心，我们两个人都在安静地听她不停地说啊说啊，说累了，她喘口气，才说赵剑仆正在往楼房里搬家具，你们再等一会儿，应该快回来了。

　　她一下子把全部的话都说完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想她应该走开了。然而她没有走，依然扶着自行车站在那里。

　　我抬头，满眼都是一片废墟。透过残砖断瓦，我看到一轮夕阳悬在树梢，正在缓缓地坠落;一只流浪猫，迈着不知所措的步子，四顾茫然。

　　远远地，一辆拉货的车开了过来，后面跟着一辆别克商务，正是赵剑仆的车。他果然在搬家。老迟说，明天我们换成工作服，来帮你搬家。赵剑仆说，哪敢劳驾你们，你们还是帮我做点适合你们做的事吧，门口的这四个台球案子才七成新，你们帮我卖了吧，能卖多少算多少，一千不嫌多，一百不嫌少。我说，老迟家的客厅大，可以搬个台球案子摆到客厅里，早晚打几杆子，权当锻炼身体了。老迟说四个台球案子能拆成一堆柴火，还是留着给村里的钉子户过冬吧。

　　一个帮助赵剑仆搬家的老人说，你们还是说点正经事吧，我搬到楼房里一个多月了，从搬进去当天就跟物业反映有线电视的事，到现在也没给个回话，从来就没见到维修人员的影儿，整天待在27楼，打开电视雪白一片，连个人影也没有，闷得发慌。

　　“你们不是拆房子以前的态度了，那个时候说什么做什么，现在房子拆了，搬进了楼房，再也没人理你了。”老人说。

　　我对赵剑仆说，三天期限，必须把房子撂倒，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赵剑仆说，那你转告董主任，让他放心吧，三十六关都过来了，就剩这么一关，我肯定不会让你们难堪，不会因为这点事把你们给得罪的，三天之内，肯定拆了这房子。

　　走出赵满银的家，我看到屋后的胡同里，一个老人正在打扫卫生，他扫得缓慢，不时弯下腰捡起墙角落的草屑。周围的房子已经拆得乱七八糟了，风不时地把尘土和纸片刮过来，老人缓慢地打扫着。赵满银的房子立在那里，像一道最后的屏障。我好像理解了一些什么。

　　赵满银的房子总算如期拆掉了。单位说请他们全家一起吃个饭。毕竟，人家是省纪委的家属，前段的拆迁工作中，难免有些摩擦和不愉快的地方，坐下来吃个饭，说一说，事情就算过去了。

　　喝了不少的酒。现在回头想一想，经历的所有拆迁户，赵满银这里虽说也经历了一些折腾，但是他是相处最和平的一家。我开玩笑对赵满银的小儿子赵剑仆说，其实你是最具备做钉子户素质的人。他笑。拆迁以来，他与宝马车主杜峰每天出入工作组，帮助工作组和老百姓协调事务，赚足了人情。酒喝得差不多了我才明白，他是在为下一届的村委选举做准备。这真是一个有“远见”的农民。

　　酒席间，赵剑仆谈起了昨天有人在小清河撒网钓鱼，结果拖上一袋子碎尸，因为在开发区地段，就向开发区110报了警。他说，这种案子，很难破案的，受害者如果是外地人，就更难了，常常是要拉低当地破案率的，当时那袋子碎尸就在小清河交界处，风浪如果再大一点，就刮到邻县去了，案件是实行属地管理的。

　　我的心里一直有个疑惑，就是老百姓的内心深处对拆迁到底持什么态度。借着酒劲，我向赵满银请教。他借着酒劲，坦率地回答了我：

　　“其实村里老百姓是同意拆迁的，只是觉得就剩下最后那么一点家底了，能多要一点就多要一点，能哭的孩子多吃奶，这道理谁都懂。”

　　我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饭菜喷到桌子上。老迟借着酒意逗我说，可惜了这桌好饭菜。赵满银赶紧说，没事的，没事的，别浪费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抓起筷子，夹一口菜放进嘴里，嚼出一阵不大也不小的声响。

　　冬 雨

　　冬天来了。进入望庄拆迁以来，五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这段漫长又短暂的时光，被形形色色的目光和话语分割得支离破碎，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一颗还算温热的心，是如何一天天变得冷硬起来。我对我的这种变化不敢相认。然而我又是无奈的，在一种巨大的惯性里越陷越深，我无法制止我的改变，不知道将被裹挟着走向何方，最终变成什么样子。我对我的改变无能为力。

　　天空飘起了雨，是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雨。我走在路上，满地枯黄的法桐树叶被雨点打湿了，踩在上面，有一种很不习惯的柔软。赶到机关大楼会议室，那里已经坐满了人。会议定在八点开，我差点迟到了，按平时的上班习惯，我七点半送女儿在小区门口坐幼儿园的班车，然后步行十分钟，在七点四十五分准时走近会议室。今天不同于以往，今天八点之前我必须赶到会议室，然而我又留恋雨中的法桐树叶，走得比平时缓慢了许多。我觉得踩在脚下的，不是法桐树叶，而是那些渐行渐远的碎时光，它们铺了一地，从来时的路，一直铺向远方的未知的路。

　　会议比原定时间延缓了十分钟。我在机关里工作这么多年，印象里这是第一次八点钟就开会，还不到正常上班时间，大家都不太适应，再加上下雨天路上堵车，会议在八点十分开起来的时候，还是有好几个局长迟到了。

　　是拆迁总攻动员大会。会议传达了工作组研究制定的一系列意见精神，宣布了20个钉子户的责任分包单位。需要说明的是，原先统计是剩余16个钉子户，实际数量变成了20户，因为在拆迁结果的普查过程中，有三户从拆迁之初就被漏掉了，按照工作组的说法，是村民故意隐瞒所致。还有一户属于产权不清，赵乃言有两套房产，其中一处老宅是他若干年前从别人手中买来的，双方签了合同，一直没办过户手续。开始拆迁时，他琢磨着钻政策空子，办理了假离婚，并且假戏真做，既想多分房子，又想借机休掉老婆，结果剪不断理还乱，他的老婆不肯罢休，把他购买老宅的合同藏了起来，让他空口无凭，有苦说不出，家里家外弄得一团糟。赵乃言的分包单位比他还离谱，只把没有争议的房子拆掉，对有争议的那处老宅，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想蒙混过关。结果到了最后，本来并不复杂的事情，被这些聪明人弄得更复杂了。机关里不乏这种聪明人，很多事就是这样不了了之的。这次不同于以往，房子只要还站在那里，再天衣无缝的理由，再隐秘的问题，也被暴露出来。

　　丁组长作了重要讲话，指出望庄搬迁工作启动以来，全体参与的同志当之无愧地做到了“5+2”、“白加黑”，全身心扑在拆迁工作上，卓有成效。当然也要看到不足，有的单位动作力度不大，没有预期完成任务，下一步要继续发扬“5+2”、“白加黑”精神，确保在半个月的时间内，集中全部力量，顺利完成任务。

　　也是在这次会上，丁组长更多地讲到了工作的方式方法，他左手擎起一张纸，右手比画着上面的各种示意箭头，解释说这是关于某个拆迁户的社会关系图，他的所有社会关系，包括正常的和不正常的社会关系，都体现在这张纸上，而且，这张纸上的字体大小不同，颜色不同，意味着说法分量、工作力度的不同。丁组长用手指敲着桌子说：

　　“看看人家是怎么做工作的，再看看你们是怎么做工作的？我一再强调要弄清社会关系，利用外围关系做工作，如果连社会关系都弄不清楚，你从哪里突破？怎么突破？跟盲人摸象一样。”

　　镇上的米书记做了表态发言，他谈起自己在基层工作中摸索出的一些经验，算作对丁组长那张纸上的社会关系图的感同身受的回应。他说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人际关系，拆迁也是一样的，只要弄清了社会关系，从外围做工作，就会事半功倍。为什么会这么样呢？因为当今社会，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我们机关干部无论说什么话，老百姓都是不相信的，我们越解释，他们就越不相信，与其这样，不如从外围做文章，所谓功夫在诗外，找与拆迁户有亲戚关系或业务关系的人来做工作，他们会从心里相信，即使不相信，也会迫于某些现实的因素，不得不考虑一下，总得给对方一点面子，给了他们面子，也就等于给了我们面子。人与人之间，总会受制于某些面子的……

　　我坐在会议室的最后一排，眼前这一群并不齐整的后脑勺，恍然变成了枯黄的法桐落叶，话筒里传来的声音就像冬天的雨，打湿每一片叶子，不放过每一寸土地。我突然发现我喜欢上了这一类的会议，传达精神，不需要讨论，不需要各抒己见，我的思维早已随着某个词语，跑到哪里开小差去了。走在冬雨里，我觉得踩在脚下的不是法桐落叶，而是那些渐行渐远的碎时光，它们铺了一地，从来时的路，一直铺向远方的未知的路。

　　在总攻阶段，我的分包任务依然是赵兴。

　　董主任确定了“三步走”的策略：宣讲政策;打掉幻想;引导签约。他说按照赵兴现在的心态和期望值，国庆前夕的谈判条件肯定无法让他满足和答应，对于他的这种心态，我们丝毫不能让步，必须要有更强硬的措施，必须让他有挫败感，让他失望，让他绝望，让他彻底崩溃，唯有这样，我们下步工作才会见到成效，才会维持全村面上的公正和公平。我们唯一的方式，就是靠强有力的思想工作最终说服他，要切记，无论如何不准发生肢体冲突，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一不留神就会弄出声响，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赵兴老婆是一个很难信任别人的人，她对董主任还是比较信任的，或许在她看来董主任是一个说了算的可以拍板的人，或许她深知在这场利益博弈中，不能与所有人都闹翻了脸，那样就失去继续谈判的可能，而董主任恰恰就是她想象中的救命稻草，她从一开始就抓住了他，在一轮又一轮的谈判中，哪怕是故作糊涂，哪怕是虚情假意，她从来都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维持了继续谈判下去的可能。赵兴老婆最信任董主任，现在她的补偿期望值依然那么离谱，这个关口董主任即使出场，也是很难有实质效果的，必须先把她的期望值打掉，让她从半空中回到地面，然后再请董主任出场，为她主持公道，争取政策。这次进村之前，董主任先跟赵兴老婆通了个电话，说他正在省城出差，过几天才能回来。老迟接过话茬说，所以每个参与人员都要注意，董主任现在是在省城而不是在区内，这个口径务必统一好，不能露出破绽。

　　车开得飞快。海在车窗的外面，静若处子。经过海边的一片半拉子工程，我开玩笑说：“等把望庄拆完了，就动手拆这栋半拉子楼房。”

　　“你若把这半拉子拆掉，全区人民感谢你。”

　　“机关干部都快磨炼成拆迁专家了，等到没啥东西可拆的时候，肯定会动手拆这半拉子楼房，时代在发展，总是要拆掉一些什么的。”

　　“作家的话，总是这么有韵味。”老迟说，“对了，做钉子户是要具备一定素质的，这话也是你说的吧？昨天听村支书赵先立也这么念叨。”

　　“版权是我的，这可不能含糊……”

　　工作组门前停满小车，又恢复了国庆节前的热闹。远远地，就看到了杜峰的宝马车，它又开始出现了，像一只嗅觉灵敏的鸟，闻风而动。我和老迟进入工作组，打个招呼，算是报了到，就开始走向五彩商城。商城里冷冷清清，风卷着枯黄的树叶到处飞舞，我们四下找寻，没有见到人影。我特意去到那个午后曾和赵兴一起交谈的垃圾边，垃圾依旧，垃圾旁边我们曾坐过的那几块砖头上，蒙了厚厚的一层灰尘，赵兴显然很久没有来过这里了。

　　我和老迟像两片落叶一样，被风卷着在五彩商城里飘荡。因为天冷，商铺都关着门，几乎很少看到人。地面也干干净净，树叶和纸片都让风吹到了墙角落，我们被风吹着走，快到墙角落的时候，果然看到了赵兴，他正在低头把刮到墙角落的枯叶认真地扫进垃圾桶里，偶有几片枯叶从垃圾桶里飘了出来。他看见我们，并没有打招呼。我们上前与他说话，无非是关于最新的拆迁形势，他一边听着，一边把飘落出来的枯叶重新扫进垃圾桶，他做得认真，对我们的讲述倒是有些心不在焉。他明显苍老了。他的态度明显比国庆节之前强硬起来。看得出，他已做好抗拆到底的准备。

　　冬雨绵长，不像其他季节的雨那么急骤，它只是淅淅沥沥地下啊下啊，下了四天还没有停。

　　雨还没完全停歇，工作组就收到了来自安置小区的维修单287份，绝大多数涉及窗户漏雨问题。村人聚在工作组门前，牢骚满腹。

　　“老房子漏雨，没想到住进了新楼房，漏雨更厉害，还不如老房子。”

　　“好在今年天气不是太冷，老天爷还算关照你们这些当官的，去年这个时候早就下大雪了，气温到了零下七度，屋里还在到处漏水，暖气供应不上，有些老人恐怕就冻得熬不住了，老百姓不排着队去上访才怪……”

　　安置楼房漏雨的问题，工作组在抓阄分房之前就有所预料，为了防止被动，专门责成建设房管部门重新对楼房质量进行了检查和维修，没想到，全面维修也不管用，还是漏雨了。

　　工作组迅速召开专题会议。

　　“民生无小事，工程质量问题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必须高度重视。”

　　“这不仅仅是个民生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工程质量，影响了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誉形象，影响了搬迁工作。搬迁工作是当前的中心工作。这是政治责任，问题出在谁身上，就要坚决追究谁的责任，绝不手软，绝不姑息。”

　　职能部门重新选聘了专业维修公司。维修队伍兵分三路，外墙、屋顶和室内，同时开工，既要进度，更要质量，计划在一个月内抢修结束，彻底平息老百姓的意见。

　　安置房的漏雨问题只是一个小插曲，可是这个小插曲影响了我们的“大合唱”，面对拆迁户，再开口做思想工作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有些底气不足了。雨似乎并不理会这些，依然固执地下，像是一场漫长的诉说。有时候，我们一群人待在工作组，隔着密密的雨帘，看不清对面的村庄，有些寒冷，有些茫然，只能说着一些关于赵兴和其他拆迁户的笑话来取暖。现实中遭遇的挫折，我们都融贯进了对笑话的讲述中，我们以这样一种讲述的方式来平衡自己，慰藉自己。有一刻，我突然觉得，我们比赵兴更可怜。因为，我们做不到理直气壮;而赵兴，是理直气壮的。当一群人与一个人交锋的时候，不管结局如何，在我心目中，这一群人已经输掉了。

　　在工作组，天天谈论钉子户，满脑子钉子户，大家都感到腻了，索然无味。一个机关干部独出心裁，开始拿机关干部开涮，他讲的是交警驴和税务狗的段子。他说有家驴肉店，在交警大队旁边;有个狗肉店，在税务局附近。这两家店的生意特别火，很多人常常把地址就记错了。后来，关于这两家店的地址描述，就简化成了交警驴和税务狗。再后来，这个不知被谁发明的名字，就成了这两家店的名字，你说什么风味驴肉店或什么特色狗肉店，没有人知道，但是你若说交警驴和税务狗，全城老少几乎没有不知道的，有好事者还会热忱地带你一路找过去。

　　大家在说这个段子的时候，有交警也在场。他说，这段子，早不稀奇了。又补充说，这段子，说的是别的城市的事。

　　这个解释，让我想起安徒生童话《夜莺》的标题下的那个注释，大意是说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事，只是一个传说，并非事实。

　　早在望庄拆迁工作进入倒计时的阶段，邻镇主动请缨，抽调精干力量前来助阵，被工作组誉为友邻互助、团结协作的楷模。邻镇派出的增援团队，分成了七个小组，每个小组三人，分别由一个镇干部，一个村干部，一个村民组成，起初每个小组是由镇干部负责，工作开展了一段时间，没见什么效果。邻镇的党委书记有一天突然调整了思路，由起初的镇干部挂帅，改由村支书担任小组长，全权负责。这一招，镇干部有些憋屈，觉得在外人面前受村支书的指使，太没面子了。邻镇党委书记说：“村人治村，这是最有效的招数。我们机关干部想不到的法子，村支书能想到，他们对待老百姓，明白该怎么做，可以做到什么份上。”这个思路确实不错，因为邻镇选派的村支书全是来自有经济实力的村庄，而且他们都在海边，属于渔民，性格豪爽，办事干脆。对工作组，拆迁户可以没啥顾虑地发牢骚;跟邻镇的村支书打交道，他们无话可说，甚至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邻镇的经验，直接启迪了工作组。在总攻阶段，工作组把责任主体进行了调整，改由村干部唱主角，老百姓可以不把机关干部放在眼里，但是不能拿村长不当干部。至于村干部心里究竟想的什么，我们也摸不准。当村委主任赵亮说可以帮赵兴争取补偿四套楼房的时候，赵兴的老婆更加看不起我们了，她毫不掩饰对我们的嘲弄：你们净耍嘴皮子，连苍蝇腿那么大小的一点肉都争不来，太无能了。那天下午单位司机李师傅陪我一起去赵兴家，李师傅是唱黑脸的专业户，身材魁梧，说话嗓门奇大，而且净说难听的话，一看就是故意找碴的。赵兴老婆明显有些紧张了，她打电话给儿子，电话接通了，她也不说有什么事，只是对着电话破口大骂。她的儿子急匆匆赶了回来，李师傅恰好走出大门口。她的儿子问，怎么回事？李师傅慢悠悠地转过身，也问：怎么回事？她的儿子连连摆手，说没怎么回事，没事。赵兴老婆使劲把她儿子拽进门里，然后要关门。我凑过去想唱几句红脸角色的台词，结果赵兴老婆抓住我的胳膊，很友好地说，你进来吧。她关上了门，我跟随她和她的儿子重新进了屋里。他们母子俩把全部的怒火都发到我的身上。我坐在沙发上，有点惊恐。赵兴老婆和儿子站在我的面前，指着我的鼻尖，骂声不绝，与刚才的懦弱表情判若两人。那一刻，我突然得出一个结论，他们是欺软怕硬的。这真让我伤心和失望，他们没有理解我的一片苦心，没有看到我在工作之外的那份不为人知的自责。

　　我把这个发现跟工作组的人说了，他们哈哈大笑。

　　必须把这股气焰打下去。董主任没有笑，他不紧不慢地说了这一句话。

　　赵兴的态度变得出奇强硬，像斗士一样，什么也不怕了。五彩商城传达室的那个老人说，你们想把赵兴逼死吗？他家的宅基地那么大，房子那么多，你们的补偿实在是不合算的，你们双方让让步，互相迁就一下，这个买卖不就成了？

　　传达室的那个看门老人已经76岁了，他把拆迁说成“买卖”。赵兴也曾这样说过，他说就像到集市去买东西，你们嫌弃我的价格贵，可以不买啊，要么商量我落一落价，你觉得合适就买，不合适就不买。

　　赵兴的这个比喻显然是过于简单，他对讨价还价环节寄予了太高期望。

　　今天是一个节点。按原定计划，所有已签约房屋，凡是到今天还没拆除的，一律通报全区;凡是今天还不签约的，从明天开始每延迟一天，扣除1000元奖励。

　　我对这个政策的成效并不看好，凡是坚持至今仍不签字的，全是有主见的人，即使13.8万元的奖励全部扣除，他们都不会在乎，更何况这区区的1000元？所以昨天当我在五彩商城见到赵兴的时候，这个政策我只字未提，我着重告诉他的是，如果到了月底仍不签字，工作组将走司法拆迁程序。赵兴不以为然，他说不相信政府会这么做。

　　写材料的谭科长分包的那户，今天基本“成熟”了。从昨天开始，董主任先后安排十多个人去做工作，每次去，年迈的拆迁户都哭个不停，豆大的汗珠混合着老泪一起在脸上流淌，不管说什么，她宁死不同意拆迁。他们最终把目标锁定在她的外孙身上。她的外孙刚满8岁。写材料的谭科长找到了学校，小朋友拍着胸脯对他说，我回家劝劝姥姥，姥姥可听我的话啦。第二天，小朋友眼睛红肿，说：“姥姥说了，这个房子最少得给100万块钱才能拆，叔叔，你们有100万块钱吗？”

　　写材料的谭科长说：“孩子你要记住，永远走正确的路。”

　　小朋友眨巴着眼睛，似懂非懂。在工作组，谈到这里时，大家几乎一致地责怪孩子的姥姥，说她不顾及孩子的成长。

　　写材料的谭科长不愧是写材料的，他从那个小朋友的年龄，以及小朋友的母亲的年龄，推断出小朋友是在他母亲20岁的时候出生的。这显然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那么，这里面究竟掩藏了多少秘密？他开始探究，以此作为一个筹码与拆迁户谈判。交谈不到三个回合，他就意识到这确实是对方的一个软肋，是让拆迁户保持沉默的一个砝码。傍晚时分，他们把挖掘机开了过去，不到十分钟，就把北院的房子夷为平地。这一幕，全被趴在南屋窗台的小朋友看在眼里，他哭了。没有人听见他的哭声。

　　这个黄昏，单调又冷寂，我的目光和思维定格在拆房子的一瞬。是工作组对面的那栋房子，它一直站立到了今天这个最后的期限，挖掘机的巨手在房顶轻轻一拍，轰然塌陷的地方，腾起一股烟尘。接下来，那只巨手轻蔑地一挥，一面墙随之倒掉，再一挥，另一面墙也倒下了。我们站在工作组，透过玻璃窗看着外面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像看一出遥远的哑剧。尘土飞扬，那是风的痕迹。没有人在意，风来自何处，去往何处？

　　我走到门外，迎风站立。我所看到的，不再是一幕哑剧。我听到了声音，房屋倒塌的声音，风的声音，以及来自大地深处的声音。我说不清这些声音像是什么，我只是固执地相信，冬天的风会把这声音传送得更远。挖掘机不断地挥舞着巨手，那是一只没有温度的手，一只被操控的手，它挥舞着，在这个冬天的黄昏。我站在那里，迎着风，大脑一片空白。我听到了树被折断的声音。挖掘机的巨手挥舞，院落里的几棵树应声折断。

　　村里的路灯，被一个人用石子打碎了。

　　“老百姓可以砸碎喇叭，我为什么就不能打碎灯泡？”那个人正在念念有词。我看着他面熟，一时想不起他究竟是哪个单位的。而且，这话耳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琢磨了好长时间，才恍然想起是鲁迅笔下的阿Q曾经说过类似的话。

　　半年前，这个村子还是灯火通明，村人在家门口经营各种各样的小买卖，热闹景象不亚于一个小城镇。现在，路灯被打碎了，整个村子陷入黑暗之中。

　　村里的地下水在德康集团投产当年就被污染了。村人联合起来上访，政府出面协调，德康集团总算妥协了，开始给村里定期定量供应桶装水。如今搬到楼上的人，开始用上了自来水;待在村里拒绝拆迁的人，企业桶装水的供应戛然而止。

　　与赵兴的谈判，再一次陷入僵局。记不清这已是多少次陷入僵局了，这样的局面我早就习以为常，陷入僵局是常态，出现转机才是不正常的事。我一直在盼望和争取不正常的事情发生。曾经有一度，我喜欢往人多的地方扎，听他们讲拆迁户的段子，以为是写作的好素材，时日久了，发现也不过就是那么几个比较典型的段子，在他们口中被反复地说来说去，这对我来说早已了无新意。偶尔有些时候，我会突然觉得，拿老百姓的痛苦来开玩笑是不道德的，就像医生和护士在病房前的花园里举办诗歌朗诵会，抒情的声音覆盖了病人在病房里的痛苦呻吟。这个想法没有来由，它只是偶尔闪现，很快就没了踪影，我仍然是回到他们的行列，闲聊，或者静听。

　　我坐在车上。车停在工作组门前。那场冬雨总算告一段落，太阳出来了，阳光很好地照在车窗玻璃上。车窗外，是一堆一簇的人，他们在闲聊。我听不到他们在说些什么，像看一幕哑剧。车里的这方小小空间，有着很奢侈的安静。被阳光照耀着，我的心里渐渐泛起了慵懒的感觉，我把脚搭到方向盘上，想小憩一会儿。阳光很好。很好的阳光照在脸上……我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当我睁开眼，觉得自己做了一个了无痕迹的梦。这世界真安静啊。往车窗外瞅一眼，哑剧仍在继续，在车的正前方，一个人迈着猫步走了过来……猫步越来越清晰，我终于认出那人是民政局的林副局长，他的拆迁工作大约也陷入了僵局，正利用这段空闲时间，沿着马路来回走动锻炼身体。他的猫步迈得很夸张，让我不但想到了猫，想到了老鼠，还想到了猫和老鼠之间的游戏规则，以及白猫和黑猫的差异。

　　我还想到了狗，想到了那些遛狗的人。市政府机关小区刚建成投用时，每天晨昏在小区里散步的人，大多手中牵着一根线，线上拴着一只宠物狗，这几乎成了一道抹不去的风景。有人在网上发帖说，机关小区成了人与狗的乐园，有好事者还把人与狗散步的照片发到网上。后来，网上又爆出“新闻”：某领导在外面应酬，喝多了酒，深夜回到机关小区的时候，脚底下不小心踩了狗粪，摔了个大跟头。这个新闻越传越离谱，到后来，是谁摔倒的，那泡狗粪是什么品种的狗拉的，以及谁家里有那个品种的狗，等等，这些细节都被好事者挖得一清二楚，传得有理有据。这个帖子很快就被删除了，再也无人提及。又过了一段时间，机关小区里的狗突然集体失踪，再也没有见过任何人牵着狗散步的情景。出现这个结果，是因为在某次市委常委会上，有领导亲自过问狗的事情，准确地说，是常委会结束的时候，各位常委站起身正准备离开，市委书记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事，说：“对了，有个小事随便说一下，机关小区是给人住的，不是给狗住的，回头组织部查一下，看谁家在养狗？”这个事就这么轻描淡写地被提了一句，立马收到严重效果。因为一个特殊的人，在一个特殊的场合，对一群特殊的人说的，而且由一个特殊的部门负责调查落实，当天晚上，机关小区里的狗一下子集体失踪。那些狗，究竟被弄到了哪里，没有人问，也没有人提及……

　　几乎一整天，我都沉浸在这样的胡思乱想之中。我是这出戏的导演，也是唯一的观众和听众，我从这出戏里获得的，仅仅是对时间的消磨。而在另一个现场，也就是赵兴的儿媳妇上班的五彩商城，一幕有声有色的剧正在上演。

　　赵兴的儿媳妇今天是下午的班。上午服装店里门可罗雀，下午随着赵兴的儿媳妇的上班，顾客突然多了起来，他们涌进服装店，挑三拣四，拼命砍价，然后挑剔服装的瑕疵，然后不断地试换衣服，然后不断地埋怨，然后不停地摇头，然后离开。然后又是一帮子人涌了进来，重复上演刚才的一幕。整整一个下午，赵兴的儿媳妇忙得焦头烂额，直到下班也没有卖出一件衣服。她与“顾客”发生了争执，引来大批围观的人。有人在用手机拍照，被商城保安制止了。下班的时候，她请了假，说身体不舒服，需要在家静养几天。

　　这一天徒劳无功，丝毫没有成效，甚至连见点成效的迹象也没有。晚上吃饭的时候，老迟提出不能继续这么温和下去了，应该马上把赵兴房前与房后的胡同全部堵死，不能让他每天骑着电动车那么轻松就可以回家。镇上的米书记接了话茬，他说南面的胡同可以堵上，北面的胡同是村里的一条主街，是幼儿园的必经之路，还得暂缓几天。老迟说他特意查看了赵兴家的线路走向，晚上可以把电线扯断，不能让他全家还活在光亮里。

　　“那你去扯电线吧，倘若触电身亡，我亲自动笔给你写悼词。”

　　“瞎说。”

　　“实在是没有招数了，赵兴和他老婆不跟我们谈，我们就去找他的女儿谈。”

　　我没想到，我的这一句不经意的话，立即让他们热血沸腾。大家围在饭桌上，你一言我一语，很快就分析透了这个措施的可行性，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赵兴已经与他的儿子分户，家中现在尚未拆除的房产已给了他的女儿，也就是说，赵兴女儿才是这套房子的实际产权人。第二，赵兴女儿有轻微智障，因为在婆家受到小姑的歧视和打骂，平时一直住在赵兴家，这次因为拆迁，家人顾不上关照她，只好把她送回婆家暂时躲避一下。如果工作组驱车去找赵兴女儿谈判，赵兴女儿在婆家会更加受到埋怨，赵兴老婆必定焦急万分。第三，赵兴老婆天不怕地不怕，必须找到让她怕的东西，才可能有效制约她。这么多人跟她磨叽了这么多日子，她斗志不减，反而越战越勇。想来想去，这世上，恐怕唯有她的智障女儿才是她的真正软肋，抓住这个软肋，没准就能找到拆迁的突破口。

　　我有些目瞪口呆。这个话题是由我引起的，这些主意与我有关。在一个智障者的身上用尽如此心思，我觉得自己是这世上最无耻的人。

　　我与沈默去到赵兴家。我拿着提前写好的一个地址，是赵兴女儿的婆家地址：某乡某村192号。为了证明我们掌握信息的全面性和真实性，赵兴女婿的身份证号也被写在了地址下面。

　　我始终记得，在望庄村头的池塘边，赵兴对我和老迟说到每次女儿回婆家，他都给她带一斤茶叶和一条烟，为的是让亲家多关照她的女儿，别欺负她。她的女儿在婆家是经常挨打的。我记不清是怎么把这个细节在饭桌上说出来的。我把这个细节说出来，马上就被利用做起了文章。

　　赵兴老婆正在院子里洗衣服。沈默说，大清早就洗衣服啊。她答，不洗怎么办，儿媳妇的工作也让你们捣乱得没法干了，今天就该断水掐电了，喝的水都没有了，用什么来洗衣服？

　　沈默说，不会吧？

　　她说，商城里400块钱的衣服，有人砍价到100块，还嫌贵，挑三拣四，没事找碴。我们的房子，凭什么你们说给补偿多少就是多少？买衣服和拆房子，都是一样的理，买卖要讲究公平，谁也不能跳到行情外面。

　　我和沈默不再说话，就在院子里立着。赵兴老婆在洗衣服，她一边嘟囔着，一边狠命地搓洗盆里的衣服。洗累了，她站起身，打开门，用手指着门外说，请吧！我和沈默站在院子里没有挪步，脸上故意显出莫名的神色，赵兴老婆歇斯底里地喊道，滚，滚出去！她一边说着，一边把我们推向门外。我在被推出门槛的一刹那，把写有她的女儿婆家地址的纸条递给了她，说：“如果你再不配合工作，工作组就去找你女儿谈，这房子的实际产权是你女儿的。”她咣当掀开刚刚关上的大门，把纸条撕得粉碎，扬向空中，骂道：“你们去找我女儿，你们就是去坟里找我妈我也不管。”她朝我们呸了一口，咣当一声关上大门。吃了闭门羹，我觉得受了侮辱，对着门里嚷道：“就你这性格，落到现在的下场，活该！”我的这句话一定伤了赵兴老婆的自尊心，她又一次打开大门，疯狂地朝我奔过来：“谁活该了，谁活该了，你说清楚，谁活该了？”我一步步地后退，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我只有后退。工作组是有纪律的，不能与拆迁户发生肢体冲突。这时候，沈默冲了过来，他把赵兴老婆推到一边。

　　赵兴的邻居赵时根怒气冲冲地奔了过来。他的手里拿着钳子，正在接电线，昨天傍晚挖掘机不小心又把胡同的电线碰断了。他早就签了字，但是拒拆房子，因为院外的鸡棚补偿，被村民举报而废止了。他的心里窝着一股火，一直没找到机会发泄出来。此刻，他挥舞着手中的钳子，一边奔过来，一边大声地质问：“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谁让你这么说话？凭什么我们就活该？……”我落荒而逃。赵兴老婆站在我的身后，指着我逃走的方向破口大骂。

　　我逃回了工作组，有点心惊肉跳。我也不知道刚才从哪里来的勇气，怎么一下子就来了那么大的怒气。我觉得这不像我，与我一点都不像。一个从来都不发脾气的人，为什么会对着那么无助的农民发脾气？一个在工作组忙碌一天，每天晚上怀着忏悔之心的人，怎么会说出那么违心的话？一个在单位的会议上为拆迁户利益据理力争，不惜得罪领导的人，怎么会突然掉转方向这么残忍地伤害他们？……我越来越看不清自己了。潜意识里，我是希望他们早点过上安心日子的，好几次劝赵兴，没必要做出这样的牺牲。赵兴说道理他懂，可是现实不像道理那样简单，日子还得一天天过下去，土地没有了，房子没有了，以后靠什么过日子？现在能多争取点补偿，将来的日子就少遭点罪。

　　我的思维渐渐地复苏，渐渐地变得平静，独自坐在工作组的角落里，我一次次地回想这个早晨发生的一幕，想来想去，居然有了一种后怕的感觉。赵兴老婆的血压平时都在180以上，因为我的一句“活该”，她万一出点什么状况，有个三长两短，我肯定是脱不了干系的。其实，我知道她始终就是那种脾气，并不是针对我一个人的，在这之前，她的老头子，她的儿媳妇，她的儿子，都遭受了形形色色的打搅，依她的脾气肯定是要暴跳的，这在我的预料之中，也理应在我的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范畴。然而，在那一瞬间，我的脾气还是爆发了，我没有想到我居然会说出那么恶毒的话。昨天晚上，我已经为自己的“献计献策”而忏悔了大半夜，我无法想象，当她的智障女儿在异乡面对工作组人员的突然出现，会是怎样的恐惧？我无法想象，当赵兴老婆获知我们找到了她女儿的婆家，会是怎样的愤怒？

　　晚报记者发来短信，告诉我访谈今天登了出来。我从会议室桌子上的一叠报纸里，翻出那张报纸，是一个整版，还配了大幅照片。本来记者是要来现场采访拍照的，因为忙于拆迁，我实在腾不出身，就在电话里接受了采访，至于照片，我让妻子在书房里拍了一张，因为技术不够专业，照片拍得有点模糊，在报纸上放大了，显得更为模糊。我看着报纸上的模糊照片，突然觉得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报纸大清早就到了，放在会议室桌子上，因为刚上班，大家没来得及翻看。我先看到了。我从报纸上看到了另一个我，或者说我看到了报社记者眼中的那个我。那个我，与此刻的我判若两人。我还是我吗？我为什么不是我了？我越来越看不清我了。我把那张报纸叠起来，放进衣兜，工作组的人已经看到了现在的我，我不想让他们再看到报纸上的这个我。这两个“我”，反差太大了。

　　发表在晚报上的记者访谈，是因为一个奖项。我刚在省里获了一个文学大奖，获奖理由是对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持续关注与反思，以及文本表达中一以贯之的悲悯情怀。我摸摸装在胸口衣兜里的报纸，想到刚才跟赵兴老婆的冲突，觉得羞愧，觉得连日来麻木的良心突然被惊醒。我意识到，工作组是一个“场”，置身其中，是有一种磁力的。我看不到它，也说不出它，然而我感觉到了它的存在，它一直在试图改变我，一直在影响着我的言与行。我也曾试着拒绝。拒绝是徒劳的。我离不开这样的场。在这个场里，有我所需要的衣食无忧的生活。我活在生活里。这个场的磁力，在吸引我也在排斥我，一如我对它的拒绝与靠近。

　　因为与赵兴老婆发生了口角冲突，工作没法再从正面推进，但又不能停下来，我和老迟只好去五彩商城找赵兴。他的工友们见状，都悄无声息地走出传达室，简陋的小屋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赵兴的脸上写满了恍惚和善良，他不说话，偶尔拿起水杯，喝一口水。然后是沉默。然后继续喝水，继续沉默。

　　我们也不说话，我们与他一同沉默。最终打破这沉默的，是赵兴，他跟我们讲起了一个三十多年前的故事。那是一个初冬，赵兴和老婆从山里归来，推着满满的一车柴火，半路上，远远地看到一个人和小推车悬在一道沟壑里，倘若小推车稍微松动一点，那人必会跌进山崖，粉身碎骨。赵兴老婆说，赶紧过去救人。根据赵兴的回忆，当时他还随口念叨可千万别是那个仇人啊。他们走近一看，果真是自己的仇人。三十多年前，那人仗着自家兄弟众多，因为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曾经打过赵兴的老母亲，赵兴老婆对这个事一直耿耿于怀。现在，这个被仇恨了多年的人，就躺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这个时候只要他们装作没有看见，随着这个人的挣扎，他掉到山谷里粉身碎骨是毫无疑问的。赵兴老婆犹豫了一下，然后弯下身子，说还犹豫什么，赶紧救人吧。他俩使出全身的劲，总算把那个人和车子一起拖了上来。那个人爬起来，一看是赵兴和他的老婆，拍了拍身上的泥土，连个谢字都没说，推着车子一瘸一拐地走了。

　　“一个村里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三十多年了，那个人从来没跟我们说过一句话，我老婆也从来没有后悔当初救了他。”

　　赵兴说完这段往事，喝口水，接着说：“我老婆心直口快，心眼可是好的，从来没有半点坏的心眼，你们不能怪她。”

　　我的鼻子一酸。我看到赵兴的脸上全是恍惚和善良。我看到一台老式袖珍收音机放在桌子一角。我欠身，拿过那个小小的收音机，反复摩挲和端详，眼泪差点掉下来。我仰脸，把眼眶里打转的泪水重新咽了回去。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父亲也有一个这样的袖珍收音机，那是姥姥给父亲买的。父亲在山野里锄地，那个收音机就成了父亲唯一的伙伴，他从收音机里收听外面的信息，收音机是用电池的，而买电池是需要花钱的，母亲总是责怪父亲听那些没用的声音，不值得花那份电池钱。父亲也曾辩论过，后来就不再与母亲争执了。收音机似乎总是电池电量不足，发出滋滋啦啦的噪音，根本听不清里面说了一些什么。父亲依然认真地听着，他把收音机放在手上，把手举到耳旁，就那么专注地听着里面发出的噪音。若干年后，当我长大成人，才终于理解了父亲，他太孤单，太需要听到来自外面的声音。父亲曾是全镇出了名的尖子生，因为家境贫寒，不得不中途辍学，他为此几乎疯掉了。最终，他还是认命了，开始接受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我从他对收音机的态度里，看到他深埋在心底的那份不甘。那个小小的收音机，让我真正理解了我的父亲。今年夏天，望庄拆迁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在海滨广场散步，看到一个老汉在巨大的广场舞音乐中认真地听着手里的袖珍收音机，我在他身边呆立了很久，然后跟着他走了好久也走出好远。在那个巨大的广场上，那个小小的收音机一下子就击中我内心最柔软最脆弱的地方。

　　在我眼里，收音机的身体里装满不同的声音，收音机的主人满怀着对声音的期待。赵兴放在桌角的这台收音机已经落满灰尘，他肯定很久没有打开它了。从拆迁以来，从工作组进驻望庄以来，他听到的声音，都是来自我们的宣讲。我们成了声音的制造者。我突然想起，高悬在村里的五个喇叭，全被村人偷偷用石头砸碎了。我怀念那些无辜的喇叭。

　　我和老迟走出五彩商城的传达室。我承认，我被赵兴满脸的恍惚和善良打败了。败给这样的一个人，我的心里好受了一点。

　　村里的事

　　许是受了邻镇友好援助的启发，工作组把剩余的拆迁户分包给了村支书赵先立和村委主任赵亮，让他俩分头开展工作。赵兴的房子拆迁是由村委主任赵亮负责协调的，村委主任赵亮坚决地认为这个政策对赵兴不公平，他太吃亏了，希望工作组能适度倾斜一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现在仅剩下十多个钉子户了，村里已经签了拆迁协议的人在盯着他们，以后将要拆迁的村子也在盯着这几个最后的钉子户，如果拆迁政策松动的话，以后其他村子的拆迁难度将会更大。丁组长在会上做过多次强调，这次必须坚持政策刚性，坚决不能让最后的钉子户捞到政策之外的好处，杀鸡骇猴，为以后的拆迁工作开路。村委主任赵亮没有按照统一步调走，他固执地为赵兴鸣不平，他说现有政策对赵兴太不公平，他家的院子那么大，房子那么多，才补偿两套楼房，不比不知道，村里有的人面积才相当于他家的三分之一，补偿的房子跟他却差不多，这个结果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村委主任赵亮坚持这个看法。赵兴老婆把全部期望寄托在村委主任的身上，开始排斥工作组的每个人，包括董主任。她说：

　　“你们连个苍蝇腿都争取不到，我家的房子不用你们包了，你们撤出去，就让村委主任赵亮一个人负责到底吧。”

　　村委主任赵亮的介入，没有起到预期作用，反而激起赵兴老婆的更高期望值，工作难度变得更大了。要想降低赵兴老婆对拆迁补偿的期望值，首先必须做通村委主任赵亮的工作。拆迁办主任跟镇上的米书记沟通，想让村委主任赵亮从中退出来。镇上的米书记说这不合适，跟农村干部不能硬来，村委主任赵亮的积极性应该保护，如果这个时候硬是让他退出来，赵兴家也会不理解不答应的，工作难度会更大，而且，村委主任赵亮如果再从中作梗起反作用，情况会更糟糕，赵兴家的拆迁工作就可能做成死局。最好的办法，是让村委主任赵亮真正认识到突破现有政策，分四套楼房是根本不可能的，让他自己心灰意冷，让他自己觉得不可能争取到政策之外的利益，让他自己去跟赵兴说，那样效果会更好。

　　不愧是基层乡镇的党委书记，常年跟老百姓打交道，对老百姓的脾性了然于心。他与拆迁办主任合计了一下，临时决定召开一个工作组联席会议，主要参加人员包括工作组政策组组长、公安局治安大队长、镇党委书记、分包单位有关人员，以及村委主任赵亮，全是与赵兴这个拆迁户相关的人。在这次会上，每个人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工作组分别给予明确答复，最后的结论是，对赵兴的拆迁政策，谁擅自突破了，就坚决追究查办谁的责任。

　　村委主任赵亮知道了政策的刚性，知道了想要争取一点额外政策的不可能性。他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对他的最后通牒，开这样的一次会，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他的思想认识问题。我写了十多年机关公文，几乎所有领导报告的第一部分无一例外都是围绕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来写的，说实话，我一直觉得这一部分很虚，很空，很没有意思和意义，甚至是完全可以删掉的。现在，具体到赵兴的拆迁问题，以及村委主任赵亮的态度问题，我才意识到统一思想的“重要性”。

　　村委主任赵亮的思想有些松动了。其实，真正让他的思想产生松动的原因，是村支书赵先立分包的八个钉子户，在今天下午突然签了两户。本来村委主任赵亮是不焦急的，他已经率先完成了一户的签约任务，而村支书赵先立还在原地踏步，没见任何成效。在望庄，他们两个是对立的两派，这是村里所有人都知道的，工作组的所有机关干部也都知道这个情况。现在，组织上给他俩增添了攻克钉子户的担子，也是充分考虑到他俩的攀比心理，挑起两个人的竞争。村委主任赵亮率先签约了一户以后，原本不温不火不着急的村支书赵先立明显坐不住了。现在，村支书赵先立一下子签约两户，又轮到村委主任赵亮坐不住了。他俩一直在暗中较劲。下午，村支书赵先立分包的那个秃头钉子户在工作组签约，村委主任赵亮始终坐在门口，不时地透过玻璃窗往里面看，他不相信那个秃子会真的签字。他知道，那个秃子是村支书赵先立的铁杆哥们，他的签约也意味着村支书赵先立对改变政策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对村里的钉子户来说，这是一个信号。

　　那个秃头钉子户在工作组隔壁谈了整整一个下午，村委主任赵亮就在工作组门口装作若无其事地坐了整整一个下午。等那人签了字，村委主任装作无意地走过去，说：签了啊？一边说着，一边把头凑过去，看工作人员正在收拾的拆迁合同。工作人员顺势把合同递给他，说：“你看一下吧，政策一点也没松动，没有多给他一平方米。”村委主任赵亮并不客气，接过合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才把合同还给工作人员。对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又把合同递到村委主任赵亮的眼前，说：“对了还有，政策规定从20号开始，每延迟一天，扣除1000元的奖励，他家扣了3000元，这个在合同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村委主任赵亮没有说什么，面无表情地走开了。

　　我知道，村委主任赵亮脸上的阴晴冷暖，代表了赵兴的喜怒哀乐，只要村委主任的态度发生动摇，赵兴的态度理应随之出现转机。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大家都还迟迟不肯离去，好像在等待什么奇迹发生。实在是无聊，于是打起了扑克，五个人站在会议室的桌前，把扑克牌举过头顶，狠命地甩向桌面，扑克牌在桌子上发出很脆很响的声音。我们的打牌，似乎并不以输赢为目的，甚至干脆连最起码的出牌规则都不遵守，大家都在狠命地往外甩牌，每甩出一把扑克牌，我就觉得舒出了一口气。瞅一眼身边的四个牌友，我发现他们都有类似的感觉。

　　我想起了赵兴那天打扑克的神态，他把手里的纸牌甩出去，每一张纸牌都好似用尽了全身力气，他把所有要说的话，似乎都以这种方式甩到了一张纸牌上。

　　是在一个下午，村里接连发生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村里的公用房也就是那片挂着“老年活动中心”牌子的临时建筑，被工作组推倒了。之前，村里一直在与工作组讨价还价，争论应该给村里补偿多少平方米的房子。拆迁办主任说，村里的公用房，属于公家的事，这个好办，怎么说都好办，怎么办都好说。因为好办，因为属于公家的内部矛盾，这个事就一直撂在那里，迟迟没有得到办理。前几天的一次调度会议上，丁组长说了，村里已经签约的房子，要尽快按照计划拆除，能早拆除一天，不延后一天，关于村里的公用房，拆迁办主任你给我听清楚了，三天之内如果撂不倒公用房，我就把你撂倒。撂倒的期限很快就到了。上午在工作组会议室，一大帮子人还在说说笑笑，拆迁办主任还拍着村支书赵先立的肩膀，表示出很友好的样子，两人握手，开玩笑，就是只字不谈村里“老年活动中心”的拆除问题。下午刚上班，拆迁办主任带上负责拆房子的马委员直奔“老年活动中心”，他把越野车横在路口，不让任何车辆进入，然后大手对着马委员一挥：

　　“今天不撂倒这房子，我就得被撂倒了。”

　　马委员把头探进那片临时建筑的窗口，说：“里面还有不少的东西，锣鼓啊，图书啊，还有些体育器材，是不是先搬出来？”

　　“来不及了，这点东西值几个钱？我们赔钱就是，马上推掉，一分钟也不能等，马上！”

　　马委员按照拆迁办主任的示意，抬起挖掘机的那只铁手，在墙角轻轻一拍，整片房子就轰然倒塌，爆出一片烟尘。这个事，他们谁也没有料到竟然如此简单。拆迁办主任说：“我靠，是危房，才挖了一个墙角，就全倒了，幸亏是我们提前推倒了，这房子如果继续留下去，一旦哪天自己塌掉了，出个人命什么的，看你王支书怎么跟老百姓交代？”

　　马委员问：“王支书那里怎么交代？”

　　拆迁办主任说：“有什么好交代的？我们这是为民除害，为村里老少爷们消除安全隐患。”

　　还有一件事，是村支书赵先立的老妈的房子，在夜色降临的时候被强拆了。村支书老妈的房子迟迟不同意拆，也是老房契的原因，航拍图上没有房子，要拆迁了，原地竟然冒出一栋房子。村支书的老妈已经八十多岁了，这栋曾经存在的房子，后来灭失了，再后来又被盖了起来，这显然不是她力所能及的。村里拆迁以来，村支书老妈的房子一直没有动，这栋老宅唯一的身份就是一纸老房契，而老房契是不被认可的。有人攀比说王支书你自己家的房子不拆，你有什么资格动员别人拆房子？老百姓说得确实有道理，机关干部也是这样以为的。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剩余的十多个钉子户都在眼巴巴地盯着村支书老妈的房子，看工作组如何处理。

　　村支书的老妈住在村支书的弟弟赵先行家里，老宅里安排了网吧的两个年轻人住在里面，权当照看这栋房屋。两个年轻人傍晚到网吧上班去了，他们走出老宅不远，挖掘机就把房子推倒了。我们都有幸灾乐祸的感觉。我们兴奋的，不只是倒掉了一栋房子，而是倒掉了一面旗帜，全村钉子户眼中的一面旗帜。这么复杂的问题，谁也不会想到，会以如此简单简洁的方式处理掉。等着看吧，这个消息今晚就会在全村人那里传个遍，明天就该见效果了。

　　到了下班的时间，拆迁办主任特意南腔北调地提醒我们说，我可没动村支书他妈的房子啊，谁拆的我也不知道。

　　我们撤离工作组之前，董主任又去了一趟赵兴家。赵兴老婆依然态度顽固。董主任只是简单地把今天联席会上研究的意见告诉了她，没有再做其他的说服动员，就离开了。董主任走出赵兴家门口，才发觉赵兴早已从屋里出来，提前等候在那里。夜色中，相互看不到对方的脸。赵兴说，领导为我家的事费心了，我们也不想当钉子户，这两天就给你回话。

　　夜色中，董主任拍了拍赵兴的肩膀，说：“老赵，我们答应给你解决的其他生活困难，都会兑现的。我们等你的消息。”

　　看得出，赵兴已经听到村支书老妈的房子被强拆了的消息。他有些动摇了。有些话，他不敢当着老婆的面说，只好悄悄地走到自家门外，等候董主任离开的时候说一说。

　　晚饭是在老营房全羊馆。拆迁期间，我这是第二次来这里。上次来，没顾得上仔细看看，喝了碗羊杂汤就走了;这次来，因为心情不错，我居然看到了这里的独特风景，比如每个雅间分别以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和政委命名。“政委”在全羊馆的最东端，毗邻伙房;“团长”在最西端，紧挨洗手间。然后其他的诸如营长、连长、排长、班长等头衔，按照顺序一字排开。大门两侧是散座，大约是属于那些没有职务的“战士”用餐的地方。我们进了门，看见工作组的几个人已在大厅里坐定，正埋头喝羊汤，大家见了面，互相点头示意，并不言语。我们径直向挂着“团长”招牌的雅间走去。我在想，“政委”房里今晚会有谁在呢？这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

　　董主任说，这个地方卫生不咋样，羊肉是货真价实的，蛮有特色。

　　此言不虚，确实是有特色。这真是一个具有羊肉特色的羊肉馆。刚才车在城区七拐八弯，走了很长一段冷僻的路，才驶进这个院落，迎接我们的，是一群小羊羔，它们咩咩咩的叫声，有些稚嫩，有些凄惨。这个叫作老营房的全羊馆，院落里放满了小羊羔，既让人于心不忍，又让人心里放心。院落里停满了车，生意看上去很是兴隆。大家都是为羊而来的。这个位于夹河入海口的小饭馆，曾经是一处军队营地，后来就变成了现在的全羊馆，它守在大海身边，静听河水远道而来的消息。

　　大家的情绪高涨，羊排，羊杂汤，羊脸，羊鞭……羊身上的所有物件，以单独的面貌陆续被端上桌面。简朴的小小空间里，自是有着一份热闹景象，大家痛快地喝酒，有种提前庆功的感觉。拆迁工作，总算艰难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一步，是至关重要的。为这至关重要的一步，干杯！我们干杯的声音，湮没了窗外羊羔的咩咩声。

　　几杯酒下肚，饭桌上的气氛像灯光一样渐渐变得平和，有人发现在座恰巧有两个女同事是军人家属，于是站起身，说：“欢迎军嫂到老营房里视察指导羊的成长，来，碰一杯！”

　　老迟慢慢吞吞地说：“两位美女是军需品，这杯，碰不得。”

　　风雪交加。雪花凝结到了一起，像石子一样随风而降。工作组门前的街上一片迷茫，行人在东奔西跑，抱头鼠窜。

　　七八个人站在工作组门前，不知是在看雪，还是在看雪中的人。从五月底穿着短袖衣服进村还嫌热，到现在穿上棉衣仍觉得冷，六个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六个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一个有着六百年历史的村子，走过最后的六个月，它的六百年历史在这六个月里一步步走向终结。

　　想起刚进村时，我与老迟在村里的小商店买了雪糕，沿着村子的泥泞街巷，顶着烈日走了大半天的情形。转眼，六个月过去了。转眼，这里将要画上一个句号了。

　　太多的感慨，太多的辛酸，太多的说不清的滋味。现在，这一切将要结束了。这个村子，这个村子里的人，以及这个村子的闯入者，还有我们，在这六个月里经历的一切，历历在目。

　　一帮子人骂骂咧咧地涌进工作组。为首的，是村支书的弟弟赵先行，他扶着一个白发老人，后面跟着男男女女七八个人。他们进了工作组。老人的哭啼声九曲十八弯，说她的房子被扒掉了，说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做事，想扒房子，最起码该让我知道啊，你们是贼吗，这么偷偷摸摸地干事？

　　丁组长端坐在会议桌前。他说，这个情况，我还不知道，等回头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吧。

　　村支书的弟弟赵先行用手指着旁边的马委员厉声问道，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马委员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村里有人告诉我，你昨天去看我妈的房子了。”

　　“我没有。”

　　“你给我闭嘴。”赵先行用手指着马委员，顺手操起桌上的纸杯掷过去。纸杯轻飘飘的，在掷向马委员的途中，落到了桌子上。

　　会议室里乱作一团。一帮子人同时发声，像是卖小猪的市场。丁组长依然端坐在会议桌前，面露微笑。

　　公安局治安大队刘大队长赶了进来。他对赵先行招招手，跟我出来一下。

　　赵先行出了会议室，跟随刘大队长进了隔壁的房间。

　　一刻钟以后，赵先行出来了，脸上挂着尴尬的笑。他走进会议室，开始劝说他的母亲回家。他扶着他的母亲离开工作组，他的脸上始终挂着尴尬的笑。

　　他的母亲，那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被搀扶着，不肯离去。她哭哭啼啼，说着一些含混不清的话。看得出，老太太是生活优渥的人，即使是哭哭啼啼骂骂咧咧，也与老百姓有些不同;看得出，她有着很好的心理优越感，这优越感显然来源于她的子女，她的大儿子在村里担任村支书，小儿子开歌厅，做生意。老太太并不知道，儿子所拥有的这一切，受益于谁？任何力的作用都是相互的，受益于谁，必然同时也受制于谁。不听话的孩子，终究是要挨打的。这是村里人都明白的道理。这个道理在老太太那里，显然是被她的心理优越感给遮蔽了。

　　我留意到，刚才发生的这一幕，被一个中年妇女看在眼里。在村支书的老妈大闹工作组之前，她刚走进工作组，坚持讨要关于院里附属物补偿的说法，她的房子已经签了拆迁协议，后来听说邻居得到的补偿比她高，心理不平衡，就找到了工作组，要求为她再增加一块补偿。工作组的答复很简单，已经签了协议，再改动是不可能的了。她已经坚持了三天，每天一上班就来到工作组，逢人就絮絮叨叨地哭诉自己吃了大亏。村支书老妈大闹工作组，她本来是想看个热闹的，结果只是片刻的工夫，七八个公安干警就赶了过来。她看到公安干警，赶紧走开了。

　　这一幕，也被老迟看在眼里。在这一天的时间里，他把这一幕分别向不同的人转述了四五遍，他说得津津有味。

　　“老百姓都怕公安，赵先行是道上的人，还能不怕？”那个听了老迟转述的人，如此总结说。

　　“他啊，一个开歌厅的，算什么道上的人，充其量算是道边绿化带上的人。”老迟毫不客气地否认了对方的看法。

　　我不明白什么是“绿化带”，就向老迟请教。

　　他笑了，说，看吧，文人不接地气，怎么写出反映这个时代的文章？

　　有人建议，应该断水断电了。桶装水的供应，早就已经断了;至于电线，隔三岔五就被镇上负责拆房子的马委员不小心铲断了。赵兴的孙子因为停电不能看电视，大哭大闹，他的奶奶也就是赵兴老婆嫌心烦，拿着笤帚狠命地打了孙子一顿。孩子毕竟是孩子，挨了打，眼泪还没有干，又开始哭闹着看电视，奶奶继续打，然后好一小段时间，忍不住还是哭闹着要看电视。赵兴老婆也没有招数了，她说我嫁到望庄四十多年从来没有输给任何人，这次算是输给了你这个小祖宗。赵兴说，孩子才五岁，太孤单了，大人只顾应付拆迁，哪有心思照顾孩子，孩子也挺可怜的。从那天开始，赵兴老婆再也没有打过她的孙子。每次只要线路断了，赵兴都会把手头的活立即放下，操起家什，出去尽快把断了的线路接起来，让家里的电视重新显出人影。有一次，马委员的挖掘机把线路给碰断了，挖掘机还没有退出胡同口，赵兴就把断了的电线重新接好。马委员说，这么快，效率高啊。赵兴说，没有办法，让孙子闹腾的。马委员脸上有些不悦，说你得多向孙子学习，多看看电视，看看外面的世界都发生了些什么。赵兴说，外面的事与我有鸟关系。这场对话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当马委员在工作组听人谈起断水断电的时候，他说赵兴家是离不开电视的，可以在技术上下些功夫，让他家的电视只能接收本地的一个台，这个台的唯一内容就是拆迁办主任在上面宣讲拆迁政策，只要赵兴家一打开电视，就是这一套，人家叫央视一套，我们这个就叫区视一套吧。马委员说完了，抿着嘴，咬着牙，坚持就是不笑出声来。老迟说，这招忒损。

　　关于村支书老妈的房子，村里传得沸沸扬扬，大家谈论这事，脸上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的表情。用老迟的话来说，村支书算是窝囊透了，被强奸了连个屁都不敢放。村支书的弟弟赵先行蹦了出来，扬言三天之内工作组如果不给一个说法，就找媒体记者彻底曝光。那天借着一点酒意，他又去了工作组。

　　“谁扒了我老妈的房子，我一定扒了他家的祖坟。”赵先行在工作组咬牙切齿地说。没有人理他。他一个人在发怒。他面对的众多的脸，写着同样的一种表情，他不知道究竟该朝谁发怒，该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公安局治安大队的刘大队长又来了，他依然朝他招手，他顺着手势走了出来。刘大队长说：“马上走，离开这个地方。”赵先行说：“我吸半支烟，吸完了就走。”一边说着，一边哆哆嗦嗦地递烟给刘大队长。刘大队长摆摆手，拒绝了。他点上烟，狠命地连吸几口，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对工作组的人说：

　　“三天之内，你们要给个说法。”

　　“工作组会给个什么说法？”我问马委员。

　　“最大的说法，就是赔钱。天底下没有白拆的房子，更何况是村支书老妈的房子。”马委员说。

　　说到赔钱，马委员顺势讲了村里刚发生的一个段子。有一处违章建筑被强拆了，里面空空荡荡，什么东西也没有，户主偏说有一本挂历被埋进了废墟里。工作组答复说可以赔他的挂历，户主则说不是赔不赔的问题，那本挂历上面记着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他的邻居在旁边小声嘀咕，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能记什么东西？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工作组赔了他十本挂历，他的不满情绪才算平息。

　　这是一个枯燥的笑话。我听了，觉得颇有意思。那个拆迁户，不知道“记”了什么的挂历，被埋进废墟里——或许，那是一段曾经的岁月。一个人的记账，对人群来说或许并没有什么，但它对于这个人，却是全部的回忆与期望。

　　赵兴老婆那里眼下显然不适合再去，只能指望村委主任赵亮去做说服工作了。可是，若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村委主任赵亮身上，我又觉得有些冒险，担心错过了时机，来不及补救。思来想去，不能去找赵兴老婆，也不能去找村委主任赵亮，工作又不能停，只能继续去找赵兴。他是一个有耐性也有弹性的人，他不高兴了，顶多不吭声，绝不会像他老婆那样骂人，不至于闹得太僵。老迟一直以为，赵兴夫妇在演双簧戏，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后来才知道，其实不是这样的。赵兴对他老婆的性格，是无可奈何的，他已经习惯了迁就她。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有两个事例。一个是，听民政局林副局长说，赵兴曾经认真地咨询过他，如果他与他老婆离婚，是否可以把他分到的房子转给他的女儿，他再也无法容忍他的老婆了，他想跟她离婚，自己什么财产也不要，只要能自由，不再忍受老婆的那个暴躁脾气。民政局林副局长说，他相信赵兴说的是心里话，他从来没有看到赵兴下过那么大的决心。第二件事，是赵兴亲口说的，他与他的老婆在一起生活了接近四十年，他从来没有敢在房间里抽一支烟，不管天气多么冷，要想抽烟，都是一个人到院子里，或者到门口的胡同去抽。我相信赵兴说这话的时候是真诚的，他没有撒谎，他告诉了我们一个最基本的生活事实：他无法改变他的老婆的性格，他一直在忍受她。

　　我们找到了赵兴，依然是在五彩商城的传达室。

　　“老赵，你究竟想抗到什么时候？过了这个月底，就进入司法强拆的程序了，这可不是吓唬你，是千真万确的，法院正在研究办法。”

　　“一个小老百姓，怎么可能抗得过你们？这个我是清楚的。我也不想当钉子户，我只想你们也考虑一下我家的实际情况，就像集市上买东西，你升一升价格，我降一降价格，我们双方折合一下，这个事就解决了。现在全村人都说我老婆厉害，是母夜叉，我和她在一起过了大半辈子，我知道她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心直，口快，心眼一点也不坏。”

　　“政策是刚性的，不能改变。更何况，现在只剩下了十几户，全村人都在盯着你呢。给你这里松一点口子，以后全区的拆迁工作就没法做了，大家都想当钉子户，爱哭的孩子多吃奶嘛。”

　　赵兴的工友武大郎把烟蒂扔进火炉里，说：“你一说政策，我就来气。政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老百姓心里清楚，你们心里更清楚。你们的政策，对老实人来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对那些有门路，家里有根有底的人，这也好，那也中。你们说怎样就怎样啊，你的嘴大，俺的嘴小，俺的嘴是鸡嘴，你的嘴是鸭嘴……”

　　正发着牢骚，门口驶过一辆警车，武大郎立即闭了嘴，不再言语。

　　沿着工作组门前的路，我走过来，再走过去。这条路叫创业大街，宽阔，漫长，紧挨着德康集团，是通往安置小区的唯一道路，除了安置小区的人经过这里，这条路完全可以说是企业的专用路。我来回走着，安置小区的旁边正在打桩，我问埋头干活的瓦匠师傅这是什么工程，他们摇头。我才想起，大约该是安置小区的后续工程，刚开始拆迁时，工作组宣传安置楼房数量有限，按照签约顺序分房。随着拆迁工作一步步地深入，房源越来越少，硬骨头都在后面按兵不动，如果没有了好的房源，让他们签约更是没门的事。当时定了个口径，对外宣传仍然是房源有限，正在施工的房子称为后续工程，不讲明是具体的二期三期或者四期。村人当然不明白其中的深意。连我这个做群众工作的，置身施工现场，居然也没有想到这正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后续工程”。

　　词语是具有遮蔽功能的。一个人的能力，在于对现实的辨析。我看到了某个现实的存在，然而我无力说出它，如鲠在喉。

　　我和老迟沿着创业大街在散步，像民政局的林副局长那样迈着猫步。身边的施工场面，在我眼中已经成为一个虚缈的存在。我看不清建筑工地上的那些劳工的表情。若干年前，在我涉足社会之初，也曾到建筑工地打过工，那时我的最大梦想就是在城市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这个已经实现了的梦想，在我看来成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我把幸运视为理所当然，而且时常感慨命运对人的不公。此刻，看着那些熟悉的工友，我才恍然想起，我也曾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这个曾在建筑工地盖楼房的人，这个脱离了农村且在城里早已拥有住房的人，现在开始参与到拆迁农房的行列。这些年来，这个人发生了太大变化，是什么让他发生这样的变化？我无法回答自己。

　　村支书老妈的房子被强拆的事，开始有了轰动效应。工作组人来人往，整个拆迁工作有了动起来的迹象。

　　土地坏了

　　我的同事沈默是个工作能力极强的人，他分包的拆迁户潘永安是个反抗能力极强的人，我戏称他们是强强联手。

　　望庄的村人几乎全都姓赵，潘永安是村里少有的异姓人之一，直觉告诉我，这个人的身上一定已经和正在发生一些不同寻常的故事。因为我的分包户赵兴僵持在那里，不能随便动作，工作组安排我偶尔客串一下别人的拆迁工作，正如在我的攻坚阶段，别的同事参与到我这里面一样。于是我乐此不疲地充当了路人甲乙丙丁。客串的时候，我不再是我，不再是一个以情感人的拆迁工作者，我更像是一个政策的制定者，或者政策的告知者，在必要的时候，配合他们的工作，见机行事，说说话，发发火，然后拍拍屁股走人，并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行负什么责。于是关于潘永安的一切，我所看到的，我所听到的，以及我所想到的，都暂时地脱离了整个拆迁语境，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看到了这个事件的部分过程。

　　潘小安的挖掘机轰隆隆地开了过来。潘小安身材短小，坐在挖掘机的驾驶室里，几乎不露头，整台挖掘机像是一个无人驾驶的庞然大物。镇上的马委员在前面一边带路一边指挥，挖掘机所到之处，烟尘四起。

　　有人远远地喊道：“潘小安，歇歇吧。”

　　一张满是孩子气的脸从挖掘机里探出来：“赚钱呐，一个钟头250块。”

　　“好好干，攒钱买个媳妇。”

　　“俺爹给攒着。”潘小安继续向车外探着脑袋，嘿嘿地笑。那笑声，在挖掘机轰隆隆的声响中泄露了出来。

　　潘小安是潘永安的儿子。潘永安是沈默的分包户，他是村里公认的最具备钉子户素质的人，村子开始拆迁时，他就把家里的挖掘机从建筑工地调了回来，让儿子潘小安参与村里的拆房。他解嘲说，先拆别人的，练练手，最后再自己动手拆自己的房子。

　　“那么多人抓阄，怎么我就抓到了你呢？你怎么就被我抓到了呢？缘分呐。”沈默说。他与潘永安的分包关系，是通过抓阄确定的。

　　咱俩前世肯定是冤家，潘永安说。

　　潘永安在村头经营一家酒店，店名叫方圆饭店。潘永安当过兵，有头脑，重义气，是村里的意见领袖，村人都愿意听他的。村子划归开发区的消息刚传出来时，潘永安率先开起了渔家乐，生意很火，村人纷纷效仿，都在自家院子里搭建棚子，搞起了渔家乐，很快就成为村里的一个产业。城里人来吃海鲜，新鲜又实惠。每天到了吃饭的时间，村里就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车。

　　拆迁以来，沈默每天软磨硬缠，潘永安都是一副事不关己的神态，他安慰沈默说，你不要乐观，当然也不必悲观。潘永安自己的房子不拆，但是他帮助工作组做别的村民的思想工作，很轻易就做通了20多户。工作组进村后，有的机关干部一直被拆迁户拒之门外，他们就提了茶酒，来请潘永安出面帮忙。潘永安带着机关干部去到拆迁户家里，大多数人还是挺给面子的，有的很快就答应签约了。潘永安是村里的能人，当年村人选举他当村支书，他不干，自己干起了饭店。他的饭店里做一种粗糙的玉米片片，加上臭鱼烂虾，口味倒是别具一格，城区的人也开车来吃，口碑极好。

　　沈默到潘永安家里做工作，每天去的时候都有人在，像是在开会，每天研究的都是同一个主题：拆迁。潘永安每天都在帮助工作组做别的村民的思想工作，他自己却按兵不动，超然度外。沈默见缝插针说起方圆饭店的拆迁，潘永安就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说：“等办完了村里那几桌预订的婚宴再说吧，孩子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

　　沈默说，舍小家，顾大家，这是望庄人的传统。

　　潘永安说，别唱高调了，日子还不得一天天地过？

　　通常情况是，沈默去做潘永安的思想工作，结果变成了潘永安对沈默进行思想教育，两个人都想说服对方，结果谁也没能说服对方。

　　潘永安说，你这孩子，这么固执？

　　沈默说，这是我的工作，做好分内工作是一个人最起码的品德，我总得对得住自己的饭碗。

　　潘永安给他讲起了“南辕北辙”和“掩耳盗铃”的故事。沈默沉默了。

　　走出潘永安的家门，一点收获也没有。每次与潘永安谈拆房子的问题，总要扯到为人处世之类的人生道理。沈默说：

　　“他说的都是些常识，没劲。”

　　我说：“是常识，可是我们都放弃了它们，这些常识如今只在农民身上还能找到一点点了，常识成为一个标杆，成为对一个人很高的要求，其实这是更大的问题。”

　　我这样说了自己的体会，沈默听不明白，潘永安也听不懂。

　　当然也有让潘永安兴奋的事，比如一谈到书法艺术，他的态度就会变得和蔼。他每天早晨都在桌前练字，他有一个梦想，就是加入市里的书法家协会，在区政府礼堂搞一个书法展览。他是一个有梦想的人。这是他与赵满银不同的地方，赵满银说年纪大了，整宿整宿睡不着，哪有什么力气做梦？那天是在院落的葡萄架下，赵满银说到了潘永安10年前的落选，大约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爱上了书法，每天早晚都趴在桌前练字。赵满银说：

　　“每天要浪费半瓶墨汁呢。”

　　那天沈默被董主任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原因是他的拆迁进度太慢，别人的任务都完成一半了，他这里还没有一点破题的迹象。沈默一肚子的怒气，他去找潘永安，一路上想好了要向他猛烈开炮。到了方圆饭店，潘永安正在搞书法表演，一群人围在案前，不停地鼓掌，不住地喝彩。潘永安也在兴头上，挥毫泼墨，满脸春风。这是沈默第一次亲眼目睹潘永安写字。大家都喝了酒，潘永安的兴致也很高，字一幅接一幅地写，在场的每个人都有份。见了沈默，他说也给你写一幅吧，你这孩子也不容易。沈默说您的墨宝价值连城，我若是收了，纪委肯定要来查处我的。潘永安白了沈默一眼，说，装逼。全场哄笑。潘永安于是更加高兴起来，继续说道，我的座右铭嘛，就是在这个装逼的年代做一个不装逼的人。众人又笑。笑声不断。热闹了很久，众人散去。潘永安躺在沙发上，很快就打起了呼噜，沈默只好继续保持沉默，在沙发旁边静候……

　　潘永安总算醒过来，他像是被针刺了一下：“他妈的，谁把老子的镇子给拿走了。”

　　原来，那些来自省市的艺术家们，在方圆饭店吃了他的饭，喝了他的酒，又开始欣赏他的书法表演，一番虚情假意的恭维之后，某个人在收藏潘永安现场写的书法作品时，随手把他的镇子也收藏了。那个镇子是潘永安的父亲传给他的。他的父亲习练书法，过年时全村的对联几乎都由他的父亲来写。潘永安家的饭桌前，挂着他父亲的一幅字：“精气神”;方圆饭店的大厅，也挂着他父亲的一幅字：“难得糊涂”。他在大厅里懊悔得直跺脚，指着沈默开骂：

　　“简直都是他妈的强盗，骗子，狗屁艺术家，比你们这些机关干部还无耻。”

　　“没准人家是无意拿走的，回头发现了，应该会给你还回来的。”沈默安慰他说。

　　潘永安不再跺脚，白他几眼，有些半信半疑。他无法对这件事下个结论，不能确认对方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他说，你们这些掠夺别人的人，都不靠谱，良心大大地坏了。

　　村里的拆迁僵持一段时间后，出现了一个小高潮，签约数量激增。早签约，可以优先选择安置房的户型。签了约，就拆房，很多村人开始搬迁了。流浪狗在村里到处乱窜，有的暴尸街头，蚊蝇飞舞。卫生防疫部门的人每天都沿街喷药消毒，村庄上空飘浮的尘埃里夹杂着消毒液的气味，让人想起医院的气息，整个村庄像是一个大病房。

　　沈默将村子比作一个大病房的时候，我说其实更像是个手术室。

　　拆迁办主任随声附和说，作家先生总是能抓住主要矛盾，这个村子是要动一场大手术才会健康地活下去，动手术总是要有痛的。

　　我说，现在的医疗行业，医德是个大问题。

　　拆迁办主任瞅我一眼说，听说你很怪，没想到竟然这么怪？

　　一个妇女牵着一个孩童从街头走过，我认真地对她说，别让孩子在村里待久了，几百年的房屋拆掉后，会释放出一种浊气，对孩子身体不好。

　　我并不认识那个妇女。我认真地提醒她。她看我一眼，冷冷地说，你这样的好心人，不多了。

　　我突然感到难过。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个好人还是不好的人。我一直在对自己强调，你所做的，都是工作。正如潘永安所说的，“就算我儿子不开着挖掘机拆房子，别人也会去拆的。抗过了今天，抗不过明天;抗过了明天，抗不过后天;总有一天是你抗不过去的。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自己动手，最起码还可以跟工作组讲讲条件，多争取一点利益。”

　　看着那个妇女牵着孩子的小手一步步走远，我在想，若干年后当这个孩子长大了，会不会记得这个村庄以及这个村庄里的祖宅？他对眼下拆迁的一幕会有记忆吗？会有怎样的记忆？

　　一个人在村里拍摄拆迁现场的照片，被警察带到了工作组，最后验明了身份，是档案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可是工作组仍然不放心，一直追问他为什么要拍摄这些照片，他拍这些照片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那人说，我是做档案工作的，给后人留下关于这个村庄的资料，这是我的职责。

　　工作组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说这是我的工作。

　　跟潘永安软磨硬缠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记起潘永安患有肝炎的事实。每天去他家，都是坐在他的旧式桌子前，喝茶，抽烟，说话。那张桌子是多功能的，天亮前是潘永安练习书法的书案，吃饭时就变成了餐桌，有客人来的时候又变成了喝茶会客的场所。书桌的上方，挂着潘永安的父亲亲手写下的“精气神”三个大字。

　　潘永安的茶壶积满了厚厚的茶垢。他不停地给沈默和我倒水，即使是在愤怒和争吵的时候，仍然忘不了斟茶倒水这码事。那天他一边往茶杯里倒水，一边侧着脑袋，反问沈默：你是在靠鹰啊？

　　我故作不解。他有了些小得意，开始认真详细地跟我讲述什么是“靠鹰”。其实我明白他所说的“靠鹰”，与我们所说的“饥饿疗法”大约是一回事。

　　潘永安又站起来倒茶水了。沈默摆摆手，说不喝不喝，哪怕是上午喝一杯茶，晚上就整夜睡不着了。

　　“你是操心太多，替古人担忧。”

　　“我连自己的事都打理不好。”

　　“村里统一派发的纯净水，喝着习惯吧？”

　　“不习惯有什么法子？地下水都不干净了，你们送的水能净到哪儿去？这个世界上还有干净的地方？”

　　“眼不见为净。”

　　“可是已经看见了。”

　　“其实，企业也不容易，给百姓免费提供饮用水，也是在尽社会责任。”

　　潘永安站了起来，说，“它们这是赔偿，是赎罪。你把它们说成是在做好事做善事，你的心眼比它们更坏……”

　　潘永安喝了一杯又一杯。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就是那一壶茶，反复地冲，杯中的茶水已经丝毫没有了茶的颜色，他并不在意，一遍又一遍地冲水。他坐在那里，一杯接一杯地喝茶，像是要依靠了茶水来解渴，半天也不挪动屁股。我一直很奇怪，我知道自己只要稍微多喝点水，就要跑厕所排尿。

　　有一天我端量潘永安喝水的样子，突然想到了一块干涸龟裂的土地上，一株被大自然遗弃的庄稼。没有人给它施肥，浇水，它自己默默地成长成熟了，有人发现了它，或者说有人蓄谋已久，要用镰刀收割它，颗粒归仓。

　　我心里想着这个比喻，跟潘永安争执到了极限，怕再一使劲，双方关系就彻底崩断了。我把话题转到庄稼上。

　　“村里已经好多年没人种庄稼了。”

　　“种够了，也不想种了。再说，村里的地都征完了，不可能种到厂房顶上吧？”

　　潘永安觉得意犹未尽，继续补充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土地坏了。你的种子再好，可是土地已经坏了，已经不适合长庄稼了。”

　　土地坏了。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我理解潘永安的意思，这与我的多年来的观察与思考其实是一致的。把土地弄坏，这需要一股怎样不可思议的力？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坐在潘永安家的旧式桌子前，时间久了，我时常凝眉走神。潘永安问，你又在琢磨什么坏招数？

　　“我在思考人类何去何从。”

　　潘永安忍不住一声干笑，隔了片刻，说：“你们给老百姓挖的坑已经不少啦。”

　　潘永安除了习练书法，还坚持健身，他对生活是满怀希望的，最起码不像他说的那样绝望。我和沈默有时候去他家稍晚一些，他正躺在土炕上，练腿，两条干瘦的老腿跷在半空中，表现出断断续续地骑自行车动作。他半闭着眼睛，偶尔睁开半只眼，斜瞅我们一眼，并不搭话。

　　他把含在嘴里的口香糖吐到地上，说，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

　　说的是捐款。他一直嫌方圆饭店的拆迁补偿太低。逼急了，他就说，我才不稀罕钱呢，工作组给我补偿了钱，我要捐给金门岛。

　　沈默说，那是老革命的事了，现在形势变化了，应该捐给地震灾区。

　　他说不管捐给谁，总比放在你们手里要好。

　　沈默就逗他，让他写一个捐款委托书。他的两条正在半空中比画骑自行车动作的干瘦老腿，停在半空中，保持一个继续比画的姿态，说，不用委托，我对你们不放心，我要骑自行车亲自送到灾区。

　　潘永安是不屑于当村干部的，他对现任村干部嗤之以鼻。沈默曾恭维过他，这么有能力，有威信，又有经济头脑，不当村干部，不领着全村人共同致富，太可惜了。潘永安说村长算什么干部，我不想当，想当的话十年前就当上了。

　　其实十年前，他是一个惨败的角色。在小清河边，我从赵满银那里听到一段真实的往事。十年前，潘永安与村里的老支书竞选，他当时已经开办酒店了，生意很好，群众威信也高。投票结果出人意料，老支书的选票渐渐高过了潘永安，票箱里的选票一张一张地拿出来当场“唱”，选票差距越拉越大，快要“唱”完的时候，眼见潘永安的选票无望赶超老支书，一件惊人的事发生了。负责唱票的那个农家妇女抱起选票箱，跳下会台，朝着门外撒腿就跑，一边跑一边从票箱里掏出选票，猛塞进嘴里，一阵胡乱咀嚼，就吞进了肚子里，她不停地跑，拼命地往肚子里吞选票。

　　所有人都懵了。派出所维护秩序的民警迅速追了上来。选票最终一张不落地抠了出来，继续念，老支书最终顺利当选。有人说被妇女吞下去的选票是从嘴里抠出来的，也有人说是从屁眼里抠出来的，众说纷纭，不知哪个是确切的。但是有一条确切的消息村人皆知，老支书在投票选举前，安排儿子挨家挨户送去了一斤猪肉。赵满银说：

　　“潘永安许诺上台后帮每家每户都赚一头猪，不管用。你看人家老支书，当场发给每户一斤猪肉，这事就成了。这世道，宁要眼前的一斤猪肉，也不要鸡年猴月的一头猪，抓在手里的东西才踏实，说得天花乱坠，老百姓总有看清楚想明白的那一天。”

　　选举事件之后，那个抱着投票箱奔跑并且把选票吞进肚子里的农村妇女，留下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后遗症，再也不敢见阳光，见到阳光就恐慌，对阳光有一种本能的抵制。有人说，这与事发当天的阳光有关，那天中午的阳光白亮，发出一种刺眼的光芒。关于这个事情被传来传去，越来越简短，最后就只剩下了一个大家不愿删减的细节，就是工作组如何从那个农妇的屁眼里等待几张被吞下的选票。这个过程被描绘得生动曲折，像是讲述一个与己无关的笑话，最后他们没有忘记补充说，从屁眼里出来的那张选票可重要了，决定着这个村子和全村人的命运哩。

　　事情过去了很久，有细心人发现在大槐树的底部有一块巴掌大的地方沾染了红色的东西。有人说是油漆，也有人说是潘永安落选后在大槐树下起过什么誓，他在大槐树身上留下了自己的血。赵满银说：

　　“是大槐树流血了。”

　　这些传言是否当真，早已无从考证。但是大槐树身上，在离开地面最近的地方，有一截树干变成了红色，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好几次，我想向村人打听谜底，话到嘴边，又忍住了。在我眼里，大槐树本身就是很神秘的，对神秘的事物，并不是要穷尽所能地探求和了解它，而是首先要保有最起码的敬畏心。

　　当沈默听到潘永安落选与大槐树的传言后，他突然想起一个细节。那天他与潘永安探讨如何做赵满银的思想工作，他们商量了很久，从方圆饭店里出来以后，一边走一边说话，临近大槐树的时候，潘永安恍然记起什么似的，后退几步，向右拐进一条小胡同，走到尽头，转到村庄东面的街上走。沈默当时有些不理解，潘永安怎么见了大槐树就绕道走。现在他有些明白了。

　　在最艰难的那个阶段，我突发奇想，请潘永安来帮忙做赵满银的思想工作如何？潘永安在村里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用老百姓的话来说，他有公道心。他不是村干部，村人没有抵触情绪。他自己做生意，有经济头脑，经常帮助村里的困难户，口碑很好。我当然也有自己的考虑，所谓拆迁，就是一个抗衡的过程，一直抗到最后，疲惫了，支撑不住了，总会妥协的。我一直相信，老百姓终究是老百姓，只要稍微有条活路，还能过生活，他们都不会去走极端的。我请潘永安来帮助做赵满银的思想工作，这是一个奇招，以矛攻盾，让他们两个先耗着，等他们的体力和精力消耗得差不多了，工作肯定会减少很多周折。

　　潘永安去了赵满银家，两人坐在炕沿上，一直在抽闷烟，谁也不说话，抽了半天，地上丢满了烟蒂，潘永安把最后一个烟蒂扔到地上打算起身离开的时候，开口说话了：

　　“还是认命吧。我们都抗不过自己的命。”

　　赵满银说：“十年前你如果不认命，全村老少爷们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潘永安看一眼赵满银，叹口气，不再言语。走到门口，他又回头，对赵满银说：

　　“你跟我不一样。你这么大年纪了，好好活着，多活几天，就是赚了。”

　　潘永安反馈信息给沈默的时候，沈默说，他不具备钉子户的素质。

　　潘永安瞪他一眼，都是被你们逼的，谁具备？

　　你。沈默说。

　　潘永安说，你们能不能干点人事？

　　拆迁的速度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村民签了拆迁协议，但是拆房子的进度总也跟不上，拆得太慢了，机关干部不满意，村里人也不满意。

　　潘永安的儿子潘小安正在埋头维修挖掘机。他的机器坏了，昨天拆完他的奶奶家的房屋后，挖掘机就出现了故障，一直在维修。

　　我开玩笑说，关键的时候，武器怎么能坏呢，一天两千多块钱呐，这损失大了。

　　潘小安说，我家的房子你多给我补偿点，好买台大的挖掘机，帮你们拆更多的村子。

　　自从工作组进村以来，我这是第一次看到潘永安的儿子关心家里的补偿问题。潘永安为房屋补偿伤透心神，他的儿子潘小安却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即使是潘永安的精神临近崩溃的时候，他的儿子也总是乐呵呵的，这个身材短小的家伙，每天开着他爹给他买的挖掘机，按照工作组的指示在村里拆房。昨天的傍晚，就是他开着挖掘机亲手拆掉了他奶奶家的房子。昨天中午上班之前，他在工作组闲逛，拆迁办主任想让他中午加个班，把他奶奶的房子拆掉，他说那可不行，下午是一点开始上班，而且拆房子得排队，你想插队的话，必须得找镇上的马委员，反正我是听镇上的，他们给我记工分发工钱，一个小时250块钱呐。当拆迁办主任催促他尽快去拆掉他的奶奶家的房子，他说到了劳务费，这样的一份对自家房产不关心不介入的心态，让我觉得他是可爱的。我对他说，等拆迁结束后，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

　　早在这个城市扩区的时候，潘永安就买了两台挖掘机投放在建筑工地，一天可赚四五千块钱。这次村里拆迁，他从建筑工地调了一台挖掘机回村，专门用于拆房子。潘永安还有一个新想法，他打算用这次拆房的补偿金给儿子潘小安再买一辆大型挖掘机，大约需要花费120多万元，他看准了，开发区在未来十年之内，村庄拆迁会是重头活，后面还有100多个村子正在排队等着拆迁呢。拆房子，清运拆房的建筑垃圾，建筑施工，等等，这是一个链条上的业务，只要有人脉，就有钱赚。

　　潘永安的方圆饭店仍然在抗拒拆迁，他对沈默和我说，拆这房子，想让你们多补偿一点，好当作本钱给儿子投资买个更大的挖掘机，帮你们去搞以后的村子里的拆迁。

　　“小挖掘机太慢了，劲头不够，半天也拆不倒一个房子。”

　　我知道这个事实。前几天在工作组，丁组长对挖掘机的拆房效率大为不满，说签约的户数已经那么多了，拆房的进度没有跟上，没有拆出形象来，要求镇上想办法调大型挖掘机进村。

　　“我们庄户人总得吃饭，拆房子这个营生不错，赚钱快，也多。”

　　“你自己的房子不拆，去拆别人的房子？”

　　潘永安说：“我没有文化，道理还是懂的，小胳膊扭不过大腿，我的饭店不管是早拆还是晚拆，早晚都得拆。老百姓的房子，我不去拆，总会有人去拆的。让别人拆，还不如我自己去拆。”

　　“你有那么重要吗？”沈默问。

　　“你说呢？”潘永安吸一口烟，眯缝着眼反问沈默。

　　沈默说：“抗争一下，适度最好，不配合工作组的工作，你买了挖掘机，工作组也不给你拆房子的活干;你就是托人找了拆房子的活干，也不及时给你发工钱。工作组总是能管着你的。”

　　从潘永安的眼神可以看出，他的心肯定咯噔了一下。他没有说什么。

　　潘永安是工作组确定的八大重点户之一。进村之前，工作组从全村920户里筛选出了八大重点户，主要评定依据，一是在村里的影响力，二是当钉子户的素质。

　　潘永安在这两个指标方面都有明显优势。“他是一个见过世面，有经济基础，又有能力的人，是一个能当钉子户、会当钉子户、当得起钉子户的人。”拆迁办主任说，“对这样的人，要尽快搞定。把他搞定了，能带动村里一批人跟随签约。”

　　潘永安的大型挖掘机还没有买来，镇上派的挖掘机就进村了。一个庞然大物，轰隆隆地在村里狭窄的街道上昂首挺胸，所到之处，它的铁手臂轻轻一拍，像是伸了个懒腰，又像是打个招呼握了个手，一栋房子就应声倒地。

　　真他妈的痛快。沈默说。

　　潘永安的脸色更难看了。他心事重重，对拆迁政策和对方圆饭店的补偿标准更不满意了，他甚至开始批评沈默和我的工作态度不好，不够敬业，批评我们没有很好地帮助拆迁户解决实际困难。他不停地问：

　　“谁给了你们权力，让你们拆掉整个村子？”

　　“这事是村民代表大会集体决议的。”

　　“房子是每家每户的，是个人财产，为什么要被他们代表？凭什么被他们代表？他们有什么资格代表我们？”

　　潘永安一口气问了三个“什么”。沈默说不凭什么，就这么简单。

　　“你口口声声说这是为老百姓办的好事，问题是，为什么很多老百姓都不答应呢？你敢拍着胸脯，对天发誓，你真的不知道你是在糊弄老百姓吗？”

　　“你相信誓言吗？”沈默反问道。

　　每次去潘永安家，进门和出门的时候我都会看到潘永安的86岁的老母亲坐在土炕上向窗外看。她的眼神，充满了一些什么，我说不出。有时候，是恐惧;有时候，是哀求;有时候，是不解;有时候，是无奈。这个86岁的老人，她不知道她的儿子正在做什么，这么多人来她的家里是要做什么。她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我不敢正视她的眼睛。她的黯淡的眼神，让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甚至有一天夜里，我梦到了那双眼睛，黯淡无光的眼神像在质问什么，又像对一切都充满理解和宽容，我从梦中惊醒，一身冷汗。

　　我总觉得那双窗后的眼睛看穿了我内心的所有东西也看穿了我所说的话与所做的事。

　　飘在村庄上空的呜咽声越来越响，谁也没有在意。自从工作组进村，村里的人疲于应付自己的事情，已经焦头烂额力不从心了。在自己的房屋之外，他们共同关心的，是大槐树，他们不知该怎么保护大槐树，他们连自己都无力保护，实在不能把力气再分出来一部分给大槐树。但是他们都在说，他们对每一个进入村里的人述说大槐树的过去。机关干部对他们宣传拆迁政策，他们则向机关干部讲述大槐树的历史，讲述大槐树如何有灵性。很快，所有人都对大槐树有了神秘感，谁也没敢说如何处置大槐树，都认为应该对大槐树保有敬畏心。后来就传来了消息，投资商决定，大槐树原地不动，周围筑起护栏，把大槐树好好地保护起来，打造成为这个地段的一个标志性景观。

　　有人说，投资商聪明着呢，这里反正也要搞绿化，买一棵大树还得花十几万元呢。

　　也有人说，大槐树那么有灵性，投资商其实心里也是有怕的。

　　去潘永安家，沈默告诉他方圆饭店房产在房管部门没有备案。这是“硬伤”。他回忆八十年代从天津叔叔那里买来房产的旧事，一边回忆一边紧张起来。沈默倒是变得从容了，他安慰潘永安，别急，慢慢回想一下，到房管部门好好查一下，有什么消息再告诉我们。我和沈默离开不久，就接到潘永安电话，他让我们重新回去，他把老支书约到了家里，老支书可以作证。

　　老支书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他说，方圆饭店房产的事，村里的老人都知道，那是历史遗留问题。

　　沈默连发三问：谁告诉你历史遗留问题就可以不追究了？谁告诉你历史遗留问题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过关？谁告诉你可以用这种口吻来谈论历史？

　　老支书气得浑身发抖：“这个城市还没有人敢这么对我说话。”

　　“你还真的自以为是，你看一下东村书记，是怎么带领全村人致富的，你算老几？你那些旧账，还没跟你算清楚呢？”沈默怒发冲冠，拍案而起，骂了一通，头也不回地夺门而去。

　　老支书半天没有反应过来，嘴皮哆哆嗦嗦。潘永安一边送老支书，一边用手按住我，示意让我留下来。他想继续谈。潘永安与老支书当年的竞争，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村人皆知的。我感到蹊跷的是，此刻他们站到了一起，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站到了一起？

　　我建议潘永安到村里好好查一下方圆饭店房产的档案材料。沈默已与村里的老会计提前做了沟通，老会计心领神会，对潘永安说：

　　“别瞎较真了。要是较真的话，你那酒店的房产手续，不标准也不齐全，工作组如果不高兴了，一点补偿不给你，其实也是说得过去的。”

　　经过了几天来的折腾，再加上老会计的一席话，潘永安的思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顿悟了，现有的补偿标准其实是对他自己有利的。早晨到他家里，他的气色红润，热情的态度让我和沈默无所适从。他说：

　　“沈默你这脾气，以后该改一改了。”

　　沈默笑而不答。

　　又谈了很多的家常事，其间也夹杂了一些关于搬家和拆房的基本设想。听他的语势，明天就可以动手拆房了。我和沈默也顿感轻松起来。

　　临别前，潘永安把我和沈默送到门口，委托我们向工作组解释一下，他不是斤斤计较的人，也不是不合作的人，实在是因为这个拆迁政策太不易弄懂了。

　　我和沈默会心而笑。

　　潘永安的房子总算签约了。这个精于算计的人，这个被村人当作意见领袖的人，是在傍晚时分去到工作组签约的。他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连看一下合同内容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把所有精力都用在此前的算计和较量上，他射出的箭，当抵达具体目标的时候，已经没有了什么力量。

　　签了字，潘永安满脸轻松。

　　“管他吃亏还是得便宜，命中八尺难求一丈。你们也不容易。”他说话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对我们的同情，完全不像几个月以来打交道的那个脾气倔强的人。

　　“等房子拆了就很难找到你们了。老百姓现在有什么要求就得跟你们提，房子是最后的一点东西了，能多要点就多要点。等你们走了，我们只能懊悔得拿石头打天了。”

　　我理解他说的拿石头打天，那是绝望中的绝望。

　　我和沈默与工作组的人逐个地击掌相庆。

　　当天晚上，潘永安请客，他觉得我们帮了他的忙，在自己的即将被拆掉的方圆饭店里宴请我们。他喝多了酒。我们也喝多了酒。同样是喝多了酒，理由却是不同的。

　　接下来是拆房子的环节，潘永安又反悔了，他说同意签约，并不等于同意拆房。沈默每天坐到潘永安的老式桌子前面，一如既往地磨嘴皮。又过去了三天。潘永安对沈默说，这两天吧，给你个满意的答复。他让沈默列出一个详细的补偿清单，那天夜里到工作组签约太匆忙，没来得及细看合同条款，他总觉得放心不下，想重新核实一下。沈默很快就照办了。他找到工作组，工作组也很振奋。潘永安是全村公认的钉子户，村里很多人都在盯着他，他们认为潘永安是个有头脑，能看清形势的人，跟着他走肯定没有错。拆迁办主任拍着沈默的肩膀说，干得不错，现在拆迁工作进入了一个瓶颈，把潘永安拿下，肯定会在面上带动一大批。潘永安的态度松动了，沈默的精神也开始松动了，连续一个多月来，他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之中，晚上睡梦里都在跟潘永安斗智斗勇不分胜负。如今总算看到了曙光，他觉得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下来。

　　沈默刚有些松懈，潘永安那里又有变数，出现了新的情况。他打电话给沈默，让他马上到他家里去一趟。

　　沈默马上去了。刚进院子，潘永安的老婆正在浇花，她看到沈默，说小沈理发了，精神多了，拆迁任务快要完成了，看来轻松了，没压力了。

　　沈默笑一笑，并不应声，径直走进屋里。潘永安依然坐在那个位置，他一脸的憔悴，看得出没有休息好。

　　潘永安原本平息的心又变得波涛汹涌，主要是因为他的不平衡，他得到小道消息，他的邻居比他多得了补偿。同样大的房子，同样的附属物，仅仅是因为邻居的坚持与抗争，就比他多得了若干补偿。他说：

　　“你们把我忽悠了，一个大酒店，只给一套116平方米和一套62平方米的房子，我能平衡吗？我能不纠结吗？给我那么点补偿，你们想窝囊死我吗？签约了，但是房子不能拆，这个钉子户我当定了。”

　　让潘永安陷入纠结的，是因为邻居家的一条狗。邻居家的一条狗被作为附属物，给予了2000元的补偿。他说，一条狗，怎么能算附属物？我家的狗窝，你们一分钱不给补，人家的一条狗都给补偿了，你让我怎么能平衡？给狗补偿，不给狗窝补偿，这算什么道理，你们这叫一把尺子卡到底吗？

　　从一只狗的补偿，谈到了更多的别的问题。潘永安问，房顶的烟囱给多少钱的补偿？我和沈默都笑了。烟囱是房子的组成部分，已经包含在房子的补偿里面了，是不可能作为附属物另外单独补偿的。还有桌子，椅子，院子里的一口井，等等。说到这里，潘永安站起身，去到里屋拿出一个记账本，翻开，戴上眼镜，从密密麻麻的字迹里查找什么。他在逐一地核对补偿的物品与价格，生怕漏掉了一点什么。

　　那个本子充满了油渍，一副历尽岁月沧桑的样子。他从中查找那些往昔的数据，企图通过它们来解决眼下的问题。他的这份努力是徒劳的。

　　挂在桌前的“精气神”三个大字已被撤下来，一面墙，显得空旷了许多，这让我觉得整个房间都变得空空荡荡。桌面依然是凌乱的，堆满各种便条，上面写了村人的名字，以及分包单位，这些都是工作组来拜托潘永安帮助做村民思想工作的。沈默曾经笑着对潘永安说，你自己的思想都没解决好，还去帮别人解决思想问题？

　　潘永安说，我这是脑子有病，吃大亏了。

　　沈默不敢继续跟他开玩笑了，装出一副无辜无奈的样子，听他暴跳如雷。沈默知道，雷雨过后，总会重归平静的。

　　潘永安的火气越来越浓，他拍着桌子喊道：“签约了，也不拆房子，坚决做钉子户。这个钉子户，我当定了，你们看我怎么当一个合格的钉子户？”

　　潘永安的老婆正在包饺子。潘小安回来了，他找个小板凳坐下，也动手开始包饺子。锅里炖着排骨，香味越来越浓。潘小安站起身，把燃气灶关掉，一个饺子不小心被碰到了地上，他低下身，捡起，直接放进了盘子里。我的思绪，直接从拆房补偿问题转移到了那个饺子的卫生问题上，这在我这里成为一个问题，在潘永安他们心目中是不算任何问题的，正如他们心中最为迫切紧要的问题，在我这里也是不成为问题的。双方的立场，双方的需求，都是不对称的。

　　所以，我们的对话貌似相容，其实是无效的。各行其是，自圆其说。

　　潘永安渐渐变得安静下来，他一边表达自己的愤怒与不满，一边给我和沈默倒水点烟。看得出，他是希望通过沈默再做最后的一次努力，再争取一些额外的补偿。这个经商的农人，他固执地相信，与政府打交道，是一定有空间和余地的，只要搞好通融，总会有成果的。他说：

　　“你们再想想办法，从哪些方面把补偿再给加加码？”

　　“你已经签字了，合同是有法律效力的，不可能说改就改。”

　　“别瞒我了，你们什么事干不出来，什么招数想不出来？”

　　我不再说话，只是看着眼前这个叫作潘永安的人。我恍然觉得，在我幼小的童年记忆里，那个身穿绿色军装，腰上别着枪套的人，是不是就是当年的潘永安？我记不清了。我又隐约觉得，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一定曾与这个人见过。他一直尘封在我的记忆里。现在，他从记忆的尘埃中站起来，我恍若隔世，不敢相认。在望庄，潘永安是个人物，有着双重的身份。他是一个农民，又有着商人的精明;他是一个商人，又有着农民的淳朴。我不知道，我的目光中有着怎样的沉默与冷漠。潘永安的纠结，曾经是我所乐意看到的，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有钱的人，当我看到那些忠厚老实的农民的无助眼神，我更愿意向他们伸出援手，我希望这样愁苦的表情更多地出现在那些有钱人的脸上，比如潘永安。

　　潘永安仍然在纠结。沈默提了一套床上用品，说是董主任送的，作为他们搬新家的礼物。潘永安的纠结，在于他相信在拆房问题上还有可以争取的利益空间，他深陷其中，始终走不出来。他将拆房子作为最后的筹码，与沈默谈判。他知道，此刻的沈默，并不仅仅是他自己，此刻的沈默代表着工作组，他要从工作组那里获取更多的补偿。看得出，他在看似冲动的情绪中，始终保持了恰到好处的拿捏分寸和尺度，比如愤怒应该表达到什么份上，他没有突破临界点。这是一种斗争策略。这个大半辈子在农村经商的人，有着商人所特有的狡黠，他懂得应该怎样与机关干部周旋和打交道。

　　沈默苦口婆心地说了足足两个小时，有些灰心丧气。他说，我算是让这个潘永安打败了。

　　我说没事的，他这是最后的挣扎。

　　沈默把潘永安的状况告诉了工作组。拆迁办主任说，他这是得了拆迁综合征，像打青霉素一样，不可能没有一点反应，拆房子这么大的事，没有反应就不对了。拆迁办主任说得心不在焉，却句句沉重，透着彻骨的冷气。

　　再去潘永安家，他的老母亲已经搬走了。那个土炕上，躺的是他的妻子，那个在我们看来始终是通情达理的人。她听到脚步声，从土炕上缓缓地爬起身来，与我们打招呼。这个老人更加苍老了。屋子里已经搬空，那套桌椅也不在了，我们坐在那里唇枪舌剑了几个月，一种巨大的空落感涌上心头。坐在锅炉前，炉子尚有余温，炉子外面是一些不再需要燃烧的干柴。锅炉里面烧着饭，主人没有顾得上吃。潘永安想把自家住的房子补偿与方圆饭店的补偿放在一起结算，但是时间太仓促，申请拆房的人正在排队，他主动提出可以先把房子拆掉一角，权当拆掉了，让工作组先确认下来，他这边同步抓紧走程序。按照工作组的规定，拆房当天即可去镇上领取补偿款，潘永安着急早一天拿到补偿款，好给他的儿子潘小安投资买一台更大的挖掘机。现在，房屋的一角已经拆掉了，所有窗户都被拆掉卖给了收废品的人，潘永安的妻子说今晚她要住在这里，住最后一夜。

　　动手拆房前，潘永安把祖宗的牌位从厢房里请到了后山。他一个人在后山磕头，烧纸，像狼一样号哭。他跪在地上咚咚地磕头，眉头磕破了，脸上淌着血，他带着一脸的血痕回到村里。

　　方圆饭店是在傍晚时分拆掉的。因为饭店上空有高压线，而且线路走向很乱，考虑到安全因素，镇上负责拆房子的马委员建议延缓到第二天天亮再动手拆。工作组不同意，必须当晚拆掉，不得过夜。因为，拖延一个夜晚，谁也不敢保证潘永安的态度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会不会再提什么要求，既然他此刻已经同意了，就一鼓作气拆掉，免得夜长梦多。

　　此前的准备工作可以说细致入微，一环紧扣一环。沈默预约了三家搬家公司前来待命，那天中午在方圆饭店的婚宴一结束，就开始搬运酒店的货物。沈默提前帮潘永安在山上联系了一个空置的房子，酒店的物品悉数搬运上山封存起来，短期内可能用得上的某些物品，就近找了一家仓库存放起来。酒店里剩余的海鲜，那些咸鱼烂虾之类的，沈默答应按照市场价全部买下。

　　挖掘机轰隆隆地开了过来，是潘永安的儿子潘小安，他从车窗探出小脑袋，等候镇上马委员的指令。

　　夜色朦胧。没有风，没有任何的声息，方圆饭店周围的树木都屏住了呼吸。拆迁办主任给工作组成员群发了短信：让我们共同见证潘永安的倒掉！

　　总算拆掉了。

　　我如释重负。若干年后，我会记起那个遥远的下午，潘永安站在樱花下打量着被拆掉的方圆饭店，就像打量一个陌生人。他站在樱花下，遥看倒塌的方圆饭店，脸上没有悲伤。他不无得意地说：

　　“不是吹牛，你看我的饭店用了多少钢筋啊？我儿子亲自拆的，那么大的挖掘机连续砸了13下，纹丝不动，最后从窗口掘开，才把房子拆倒了。你再看别家的房子，挖掘机轻轻一碰就倒了。我的房子可是全村最结实的。”

　　“既然不想拆，为什么还拆？”沈默故意问他。

　　“村里人都拆了，我也不想再抗下去，抗到最后，也不会有什么用的。随大流吧，只要大家都吃亏，我心里也就不觉得吃亏了。”潘永安说，脸上没有丝毫表情，他站在樱花树下，像一棵树。

　　一道门

　　德康集团的西门重新打开了。工作组刚进望庄的时候，为了配合拆迁工作，阻止职工到望庄租房子和购物消费，德康集团把西门封堵了，这导致整个五彩商城的人气锐减，一片萧条。现在，拆迁接近尾声，五彩商城需要重新繁荣起来，给住进安置楼房里的老百姓创造生活便利，促使更多的人尽快搬迁，德康集团一度关闭的西门，又要打开了。

　　前几天有风雪，工作组的玻璃大门外，挂起了绿色的保暖门帘，门把手上分别贴了“推”与“拉”两个字。年轻的公安干警，此刻正在拿着“推”与“拉”两个字重新张贴，用两个新的字，把原来的字完全覆盖上。我这才想起，前几天根据门把手的推拉提示，总是相反的，提示“推”的时候应该“拉”，提示“拉”的时候则应该“推”，许是因为忙，许是因为粗心，我在出入工作组的时候，并没有留意这个细节。看到公安干警在重新张贴“推”与“拉”的提示，我才恍然意识到，他们确实是贴反了，想必那个贴字的人，是站在门里看门外的，那些从门外进来，且以门里为参照的人，倘若按照“推”或“拉”的提示，是进不了门的。其实他也没有错，出现这样的局面，只是一个角度问题。

　　村委主任赵亮的脸上露出了笑意。这是难得一见的笑，看得出，他是发自内心的。他的越野车始终沾满了沙子，泥巴沾在车上是容易的，沙子沾在车上，确实是件不易的事。他在经营一个沙场。沙场位于望庄的村边河道里，每年都有大笔的收入。

　　村委主任赵亮带工作组的邢科长去了赵兴家，他想让邢科长亲口给赵兴老婆解答政策问题。邢科长明确答复了赵兴老婆的有关疑问，赵兴老婆则给了邢科长一个含糊的答复：“现在不签，再等等吧，看剩下的人能享受什么政策。还有，要想签，老迟得连续三天登门道歉。”赵兴老婆面无表情，看上去很平静。

　　邢科长把这话转达给了我们。老迟说，她还真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了。

　　邢科长说，对赵兴老婆来硬的恐怕不行，她是一个不怕死的人，一个人死都不怕，什么也就不怕了。

　　老迟说，怪不得连赵乃言那老狐狸都笑话她没文化，看不清大势，她只知道非黑即白，不知道还有个灰色地带;她只知道非死即活，不知道还有个生不如死的活法。

　　拆迁办主任摆摆手，示意大家不要继续贫嘴。大家都不再说什么了，老迟慢悠悠地开口说：“她让我道歉，问题是我做什么了？我什么也没做啊。”

　　大家议论纷纷，实在没有应对的招数。有人提议，外地的经验，看是不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外地有一条经验就是故意拆错了，谓之“误拆”，倘若到了完成任务的最后期限，实在拆不动，就来个误拆，然后再去处理解决遗留问题，不拆有麻烦，误拆也有麻烦，后者最起码可以完成上级规定的任务。只是从此之后，拆迁户就要耗费全部的心力，去打一场官司，或者走上漫漫上访路。

　　“若是到了迫不得已的份上，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先把眼前的问题解决掉。”

　　工作组冷冷清清，看不出有什么紧凑感，这样的心理氛围许是与早晨的电话有关。早晨与老迟还有拆迁办主任通电话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他们言语间的轻松，大意是今天去个人就可以了，昨天赵兴答应今天签约。他已别无选择走投无路了。今天的唯一任务，就是把这胜利果子摘下来，放到篮子里。

　　可是，“篮子”在哪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篮子”？我们把果子放进篮子里，谁的手将会提走这个篮子？这个篮子将被提到哪里？……我突发奇想，脑子里涌起一大堆稀奇古怪的想法。拆迁以来，我时常这样胡思乱想。我不敢把这些想法告诉我的同行，他们正被赵兴和他的老婆困扰，把手头所有的工作，以及生活中的私事，都暂停了，全力以赴靠在拆迁上。这么严肃的任务，是不宜玩笑的。然而我觉得这确实不是什么玩笑，这该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这个村子拆迁以后，腾出的土地将会用来做什么，工作组是一直没有言及的。

　　我觉得浑身都是困意，老迟看上去比我还犯困，他坐在会议室的椅子上，说先迷糊一会。我昨晚在磁山陪老干部喝酒的时候，老迟也在喝酒，老干部喝得痛快，老迟比老干部喝得更痛快。我陪完了客人，就回家写晚报约的创作谈了;老迟喝完酒，在饭馆里打起了扑克。胜利在望，他们以这种方式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

　　“打扑克与拆迁打仗的共同之处，就是都需要‘打，差别在于一个是纸上谈兵，一个是现实作战。打扑克也需要斗智斗勇，是锻炼队伍的一种好方式。”老迟深有感触地说。

　　“多打扑克，你会变得更成熟。”我说着，看一眼老迟，他坐在椅子上，已经响起了鼾声。

　　丁组长今天也显得格外亲切随和，他聊到了省里的某个领导，退休后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累》，他说那书写得挺有意思，写了一些官场的事。我知道那本书的作者，他官至省部级，官做到这个份上，应该说很不易了。我对官位不感兴趣，他在位的时候我也没有过多地关注他，只是偶尔听人说他是写文章的，是一个有点人文情怀的官员。我感兴趣的，是他在退休之后把所有的人生经验写成了一本书，居然用“累”做了书的名字。他用一个字，概括了自己的全部人生经验，这是我所关注的。我在想象，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我们的闲谈越来越轻松，由省领导的书，谈到了我们自己的书。拆迁办主任说，我们真该写一本关于这场拆迁的书，市面上的那本《拆迁办主任》，我看了一下，太小儿科了，作者其实并不了解这个行当。

　　我坐在会议室里，一言不语。我感觉更累了，是一种彻骨的累。我只想蒙头大睡。外面传来哭哭啼啼的声音，是赵乃言的前妻又来工作组闹腾了。前几天，分包干部把赵乃言请到工作组最里面的屋子，连续谈判四个小时，最终签约了。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这个消息在赵乃言从工作组走向村子的路上，就传遍了整个望庄。赵乃言是个善于研究政策的人，看起来花心，其实骨子里精明得很，具有很强的“反拆迁”经验，他的妥协让村里仅剩的几个拆迁户茫然无措，他们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不明白赵乃言为什么突然就签约了。直到昨天，赵乃言的前妻大闹工作组，我才知晓这其中的谈判过程。分包干部把赵乃言劝到了工作组，说先算算账，再做决定。赵乃言坐在工作组最里面的房间，几个人轮番过来做思想工作，空调闷声不响地散着热，室内温度超过了30度，谁也没有在意摆在墙角落的手机屏蔽仪。来工作组之前，赵乃言叮嘱过前妻，外面有什么消息随时电话通知他。然而，他在工作组待了四个小时，手机一直没有信号，他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成为一个孤军作战的人。在高温环境里持续四个小时的谈判，他彻底乱了方寸，稀里糊涂就签了字。他还没有走回家，前妻就得到了消息，径直找到工作组，一口咬定是工作组给他的男人灌了迷魂药。她的哭声凌厉，像是钢铁划过玻璃的声音，让人忍不住有一种即将发生的碎裂感。

　　对于赵乃言前妻的闹腾，众人说法不一。赵乃言是一个善于钻政策空子的人，结果最后被别人钻了空子。他与老婆办了假离婚，结果假戏真做，不再复婚。可是，他的老婆依然以主人翁的角色来管他，并且大闹工作组。赵乃言吃了哑巴亏，自己又不便说，就任由前妻去闹腾吧。分包单位有些不高兴了，说她已经是前妻了，名不正言不顺的，没有理由到工作组说三道四的。赵乃言说，前妻也是妻，更何况人家说得有道理。村人自然是知道的，他老婆这么关心拆迁，是因为离婚协议里有一条关于房产分割的，当初起草协议时没有当真，现在既然弄假成真了，那就索性认真起来。她关心赵乃言的拆迁补偿，更准确地说是关心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房产。

　　赵乃言从工作组还没有走到家门口，就开始反悔了。本来他是下定决心不签字的，不知为什么就稀里糊涂地签了字，那一刻，他只想尽快离开工作组那间燠热的屋子，他只想避开机关干部的不同腔调的声音，他匆匆地签了字，就开始往家里逃。他觉得自己是逃回来的。当他迈进自家门槛的时候，才突然意识到这个房屋已经不再属于他。他从一场噩梦中猛醒。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在前妻劈头盖脸的打骂声中，他觉得自己渐渐地解脱了。

　　然而村人是不相信这些的，他们实在找不出答案，又不理解这会是真的，都猜测赵乃言一定得了额外的好处，吃了小灶。那些剩余的钉子户们，觉得只有这个理由才能解释得通赵乃言的妥协行为，甚至，他们以为赵乃言的前妻大闹工作组，不过是一场双簧戏，掩人耳目而已。

　　赵乃言签约之后，拆迁工作依然是停滞的。工作组把赵乃言的签约协议复印了十多份，发给每个钉子户，让他们亲眼去看合同内容，看他究竟分到几套房子，眼见为实，让谎言不攻自破。这个举措不但没有打消钉子户的猜测，反而让他们更加怀疑了，此地无银三百两，没做亏心事，还用做什么辩解？在他们看来，这种事是永远都解释不清的。

　　赵兴的态度又出现了反复，这也在我的预料中。早晨听到关于他同意签约的消息，我是有些不相信的，他的老婆，那个性格暴烈的人，那个在上一轮攻坚中一直抗争到最后一刻也就是晚上十一点五十分的人，这次是什么条件让她这么快答应签约呢？她不像机关干部那样有智有勇，她有的只是对不公的抗争，有的只是与房子共命运的决心。自从那天我唱了黑脸的角色，就再也不被安排登她的家门了，我从同事那里得知，她从几天前开始哭了，哭得很伤心，不管是谁去，她都不再叫骂，只是一个劲地哭诉政策对自己的不公，哭诉命运在捉弄她。同事转述这个变化的时候，有些幸灾乐祸，说她哭得一塌糊涂，把衣袖都擦湿了，她终于哭了，只要哭了，事情就好办多了，只要哭了，就看到了希望……

　　赵兴老婆哭了的消息，在工作组很快就传遍了，大家并不言语，只是脸上洋溢着祝贺的意思，我解释说，还没签呢。对方于是反问，不是哭了吗？哭了就好办，那可是村里最著名的母夜叉啊。

　　我坐在会议室的角落，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开着玩笑，除了看上去热闹，实在有些单调。我一个人上了二楼，在会客厅的沙发坐下来，从兜里掏出昨天熬了一夜才写出的创作谈，一边看，一边修改。早晨太匆忙了，老迟按着车喇叭在楼下催我，我还是坚持把稿子浏览了最后一遍，改动了两个标点符号，然后才把稿子发给晚报编辑。这是最后期限，明天就要见报了。我是有文字洁癖的人，对自己的作品不能容忍有丝毫的瑕疵，总是反复地推敲和斟酌自己写下的每一句话，这份所谓追求完美的努力，让我更加的疲惫不堪，同时也给思维造成了限制，行文过于拘谨和平稳。写作是我对世界发言的一种方式，我的格外郑重的态度，事实上反而制约了我的更真实更有效的发言。我觉得在当下现实社会中，这个局面就像一个隐喻，可以用来解释所有的人与事，包括拆迁。

　　创作谈稿件中有几个并不通顺的句子，读起来磕磕绊绊的。我摸摸衣兜，忘记了带笔。我把稿子重新装进兜里，下楼，悄悄到会议室桌子上拿一支铅笔，然后退出来，重新上楼，坐定，用铅笔在稿子上修改起来。对于写在纸上的文章，我是认真的;对于现实中的物事，我也是认真的。可是我总觉得，我的认真，与别人的认真又有些质的不同。我说不出这是为什么，只是感觉到这种区别的存在。

　　改完稿子，我才想起这个稿子早晨已发给了晚报编辑，明天即将见报。明天晚报刊登出来的，将是一份没有修改的创作谈。此刻，我的兜里装着修改稿，我是它的唯一读者。我下了楼，听到老迟与村委主任赵亮的争吵声。村委主任赵亮又在替赵兴争政策，工作组则反复强调政策的严肃性，坚决不肯让步。村委主任赵亮说：“拆不拆关我屁事，这工作我完不成，不就是丢了五张票吗？”他说的是大实话。参与拆迁的所有人都知道村委主任赵亮与村支书赵先立之间的竞争，当初选举时只差一票。赵兴夫妇两人，加上他的儿子和媳妇，还有赵兴女儿，一家五人有选举权，在村委主任赵亮眼中，五个人，就是五张选票。老迟纠正了赵亮的说法：

　　“你算错账了，赵兴手中的这五张选票如果你拿不下，他就给了你的竞争对手，一反一正两笔账，就等于你失去了10张票，赵亮你可要算好了。”

　　拆迁办主任的车上蒙了厚厚的一层灰尘，有人在车后的玻璃上写了一个不大也不小的“拆”字，然后画了个圆圈。拆迁办主任并不介意，他开着车在村里穿行也在城市的高楼间穿行，一个“拆”字成了他的身份符码。或许，他并没有发觉别人异样的眼神，他觉得自己仅仅是在完成一项工作，在机关里，不做这样的工作，就要做那样的工作，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工作的。拆迁对他来说，就是一项工作，或者说就是一项比较辛苦的工作而已。

　　“拆这个村子，我觉得只有一件事你干得挺漂亮。” 拆迁办主任正在用卫生纸擦车窗后面的“拆”字，我站在旁边说。

　　“说一下。”

　　“强拆村支书记他老妈的房子。”

　　车窗上的“拆”字只擦了一半，拆迁办主任停下来，用拿着卫生纸的手指着我说：“知我者，你也。”他把手中的纸往地上一丢，说：

　　“走，带你去参观一下。”

　　我们两人一起向着村子走去。快要走到村头了，我开玩笑说我跟你一起走路太不安全了，估计全村人都恨你，可别报复你的时候顺手连我也收拾了。拆迁办主任说，干拆迁这一行，被人围攻是常事，不过我可从来没有受过什么伤，现在村里快搬空了，已经没什么人了，放心吧大作家。

　　村里拆得一片狼藉。我们在村里走，费力地寻找路。有人在废墟上不停地举起锤子，把钢筋从水泥中砸出来，把木料从砖瓦里抽出来，留着卖废品。拾破烂的人，瓶瓶罐罐装了一大包，在这个黄昏，他们是满载而归的收获者。我和拆迁办主任走在街头，硕大的蚊子透过衣服把皮肤咬得又疼又痒。拆迁办主任说：“这些街道，我走过无数次了，现在走，感觉大不一样，看到这些废墟，心里真有成就感。”

　　远远地，看到一座站立着的老房子，东面的山墙被钻了若干窟窿。在工作组，我听说过，村支书老妈的房子被钻了12个窟窿。我数了一下，果然是12个。我说，那就是村支书老妈的房子吧？拆迁办主任笑一笑，并不作答。他用手指着前面的那个屋子说，你再看那一栋，挖掘机轻轻拍了一下就烂掉了一个窟窿，真他妈的不经拍。

　　我们绕着村子走，路过赵满银的家，虽然已是一片废墟，我依然记得。费了那么多的周折，怎能不记得呢？我说，这栋房子的倒掉，与我有关。拆迁办主任并未在意，他站在一块高地上，双手叉腰，看着眼前一大片废墟，颇有壮怀激烈的感觉，他说六百年的村子被我六个月就拆掉了。

　　“你成了一个历史罪人。”

　　“这是我的工作。我不做，别人也会做的。”

　　我们继续走，看到了那棵千年古槐。我停下来，很认真地转向拆迁办主任，问道：

　　“你们，打算怎么对待这棵树？”

　　“还没最终确定呢。”

　　“不管这个地方以后用来做什么，谁伤害这棵树，谁就是伤天害理，是要遭报应的。”

　　拆迁办主任似乎比较认同我的这个说法，他说这棵树是该保留下来的，前段时间还有开发商想要买走这棵树。

　　傍晚，拆迁办主任和村委主任赵亮一起去了赵兴家，他们带着拆迁协议书，还有红色的印泥，做好充分的签约准备。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全都撤了回来，说是在算账的过程中，村委主任赵亮对工作组的让步不满意，愤而离去。签约半途而废，不欢而散。我明白，村委主任在赵兴那里再一次表明了他的态度，他是与这个家族坚决站在一起的，他要坚决地搞定他们一家人的五张选票。为了赵兴全家的利益，他貌似不惜得罪工作组，与工作组闹翻了脸。

　　事情又一次陷入僵局。这个僵局，必须尽快打破，过了今夜，赵兴那里不知道还要生出一些什么枝蔓？

　　晚上八点多的时候，拆迁办主任，董主任，还有村委主任赵亮，关门开了一个会，专题研究如何解决这个事情。半个小时后，赵兴一家人被村委主任赵亮的沾满了沙子的越野车拉到工作组，再一次坐下来谈判。

　　我和老迟，因为曾唱过黑脸，怕影响赵兴老婆的情绪，被工作组赶进了车里。车窗玻璃被雾气模糊了，我们隐约看得见外面的人，外面的人却无法看见我们。我们在车里，看着夜色中的赵兴一家人，他们下了车，走进工作组，一会儿又走出来，然后进去，再走出来，有时打电话，有时两个人低头说话。我从车窗里看到他们，我知道他们是拿不定主意的，我曾设想过赵兴老婆会如何面对强拆的人，是像网络上所说的那样躺到挖掘机的轮子底下，还是站到房顶把一桶汽油浇到身上？然而没有。总算没有。不管怎么样，她接受了这个现实。这样就好，虽然有些失落，有些说不出的什么。这世上，相安无事就好。对赵兴的全家，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感。

　　赵兴是在晚上11点才签了字的。在工作组，他和他的老婆一直磨叽了三个多小时，不停地走到工作组门外打电话，希望听到来自外面的意见和消息。什么消息也没有。他签了字。我与这户人家纠缠了这么久，费尽心机，历尽千回百转，终于签约了，我没有什么成就感，倒是一种巨大的空落感突然淹没了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我甚至不知道这种感觉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它在我的内心发生，并且无以言说。

　　晚上的庆功宴一直持续到凌晨。我招架不住一杯接一杯的酒，偷偷地逃离了。这样的一场狂欢中，少一个人或者多一个人，都是无所谓的。我走出烧烤店，一个人，在街头踉踉跄跄地走着。这是凌晨，清冷的街头，我带着一身酒意，踉跄回家。我走着，在凌晨的长街，向着家的方向，一个人走去。我走着走着，想到曾经做过的事和说过的话，忍不住哭出了声音。

　　总结大会

　　总结大会开得很是隆重。会议表彰了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150多人受到表彰，3个单位和3个先进个人分别做了典型发言，介绍拆迁经验。我坐在台下，从他们的发言中听到了“责任、担当、奉献”这样的几个关键词，有人还从望庄拆迁中提炼出了一种精神，并且视之为宝贵财富，立志将要发扬光大下去。

　　典型发言仍在继续，时而舒缓，时而激昂，颇有抑扬顿挫声情并茂的感觉。拆迁办主任登台发言，他西装革履，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这个形象与在拆迁现场的时候判若两人。我记得他在攻坚阶段的憔悴样子，记得拆迁临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一起走过望庄，他脸上难以自抑的神情。此刻，他是淡定的，是安静的，是文明的，甚至是严肃的。他在认真地总结和回顾自己的工作，向台上的和台下的人汇报他所做过的事，接受最隆重的检阅和表彰，那些拆迁现场的百转千回，那些酸甜苦辣，那些困扰波折，所有的一切，在这个会场都被他的典型发言所概括。

　　还有镇上的马委员，那个把村支书老妈的房子给强拆掉了的人，在这次总结大会上也做了典型发言。他说在拆迁攻坚阶段，他的父亲脑溢血住院了，他舍小家顾大家，始终坚守在拆迁现场，直到他的父亲去世。他回顾这个情节时，有些哽咽，他说相信父亲在天之灵是会理解他的。

　　我想起十年前写公文材料时的一件事。新任省长第一次来区视察，市区两级政府高度重视，筛选了几家外资企业作为观摩点。新任省长来自南方，是一个有着光辉政治前途的人，他的视察引起了当地的空前重视，在一个多月的准备期内，各种模拟观摩多达20余次。为了确保新任省长视察时不出失误，先是区里的有关领导、主要领导模拟观摩，紧接着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室科长、副主任、主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副市长，市长，以及最后一天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同时观摩，谓之“全真模拟观摩”。每一次，被观摩企业的负责人都要出面接待和汇报，生怕某个环节出点差错。观摩沿途有一处墓碑，市政府安排一名副秘书长专门靠上去做工作，动员那家人把坟墓搬迁了，他们担心省长视察时看到耸立在路边的墓碑，心里可能会不舒服。在那场声势浩大的迎接新任省长视察的运动中，我和李处长扮演的幕后角色，是负责撰写主要领导的汇报材料。这个材料反复修改了整整一个月，斟字酌句，几乎把所有亮点工作都穿插进了文中，想让新任省长在最短时间内最多地了解这个城市的业绩。为了写这个材料，李处长的父亲病危住院，单位也没放他回家探亲，直到最后视察结束了，他才连夜匆匆赶回鲁西南老家，可是迟了，他的老父亲已经辞世，没有见上最后一面。此刻，我坐在拆迁总结大会的现场，听着镇上马委员的发言，想起了李处长的遭遇。十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李处长的内心是否已经放下了这件事，我也不知道那些坐在主席台上的人是否还记得在自己的下属身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

　　镇上马委员的发言结束了，掌声雷动。我坐在那里，没有鼓掌，我觉得鼓掌是不道德的。这个会议，从开始到结束，我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在听，也在想，从未鼓掌。偶尔回头，会场里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人。

　　丁组长在讲话中谈到了使命，他说推进拆迁工作，追求快速发展，这是历史赋予的使命，作为领导干部必须要有所担当。主席台上共计十五个人，十五张脸，十五个不同的表情。我在台下看着他们的脸，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走出会场，外面的天一片明朗，有些晃眼。表情肃穆的保安人员站在大门两侧。我下了台阶，迈步，突然天旋地转，一个趔趄，摔倒在了地上。

　　工作组想要制作一个关于望庄拆迁的影像资料，约我帮忙编写脚本。我明确地答复他们，我不是一个讲故事的好手，这对我今后从事小说写作也是一个致命弱点。包括，影像资料的结尾处，需要有关领导站出来讲几句话，既有总结的功能，又带点励志的色彩，我也同样地表示了无能为力。我不善于那样的表达方式。即使是在运动会开幕式上走方队的时候，我也不是一个步调一致的人。

　　赵兴家的房子拆掉以后，我曾在某个饭局借着酒意向董主任谈到了自己的不忍与不解。董主任说：“他已经拖了我们单位考核的后腿了。”

　　话很平淡，却透着彻骨的冷意。

　　我并不在意这些。对于半年来我在望庄所经历的，我一直在回忆，在总结，也在反思。我一直记得，在拆迁动员阶段，望庄的所有村民收到了一个群发短信：“不要签字。”后来这个短信风波被公安局破解了，破解的结果并未公开，只是从此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事。对望庄和望庄的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谜。这个未解之谜，没有任何人在公开场合谈论它，它装在每个人的心里。

　　还有一个谜。望庄有个老人，一直在向别人描绘一个叫作“老地方”的地方，村人以之为笑话。他固执地描绘了若干年，谁也记不清他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念叨“老地方”，谁也不知道“老地方”究竟是个什么地方，村人猜测他可能是有什么秘密，但是从来就没人真的关心和想要探究他的秘密是什么。

　　赵兴老婆曾经说过：“一件事怎么说，说到什么份上，都由你们说了算，你们的嘴可真大啊。”我一直觉得赵兴老婆的内心与外表并不一致。面对拆迁，她是一个心里发懵的人，她选择了以抵抗的方式来应对这个世界，结果导致这个世界以更大的力量来回应她，让她受到比别人更大的伤害。在我看来，她的内心一直充满了怕，她的看似暴躁的脾性，不过是一种掩饰而已。

　　某拆迁户的孩子结婚，我的一个同事受邀去喝喜酒。因为拆迁，他们打了几个月的交道，成了好朋友。我的同事帮那个拆迁户的儿子联系了一份工作。拆迁户很感动，对分到手的安置楼房满意，对孩子的工作也满意，他承诺等孩子结完婚，立即拆房子。

　　某单位对拆迁户说，再不同意拆的话，就把你交给攻坚队了。结果，那个拆迁户当天就签字了，几个月来费尽口舌也没用，仅此一句话就峰回路转。对于这个戏剧性效果，我分析其中的原因，也许在于拆迁户并不明白“攻坚队”究竟是何物，这个词语在他们的意识里一定是与恐惧和不安相关联的。我想起若干年前在乡下老家，村人因为对村里的财务账目质疑，联合起来拒缴“三提五统”。村里没办法，就把困难推给了镇上。镇上想了一个招数，分批收取，各个击破，他们从电脑储存的信息里，按照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抽取名单，每次抽取十个人，住处分散，毫不相连，把名单打印在纸上，分别登门入户做工作。镇上告诉村里人，这是从电脑随机抽取的结果，他们先缴，然后再一批一批地收下去。很多老百姓并不明白电脑为何物，更不明白自己的名字竟然严重到了被电脑打印出来，他们以为这是天意，很快就动摇了。父亲看到自己的名字被打印在一张纸上，深感恐惧，他没有表达这种恐惧，只是催着母亲尽快缴纳提留，母亲不同意，父亲的态度就越发地强烈，每天都坐立不安。本来我对村人的联合行动是持赞同态度的，自从听说了父亲的状态以后，我打电话让母亲马上把提留交给村里，不管这款项是否合理，也不管这款项将被谁挥霍掉，那都是别人的事，我只想让我的父亲尽快从恐惧和不安中解脱出来，这是我作为儿子的责任，它超越了任何的是非。我理解父亲的恐惧。

　　一个抗拆户，他的信心来自他的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到了拆迁收尾阶段，他竟然强烈要求工作组先拆他的房子，一定不能落到最后，他说他不想当钉子户，原因是不想给在北京工作的儿子脸上抹黑，不想让儿子的同事和朋友知道他的老家是钉子户。

　　八年前的那次征地，再等半个月庄稼就成熟就可以收获了，可是因为项目开工在即，不能等，等不得，只能忍痛把那些庄稼铲掉。也是八年前的那次征地，村人拿到了土地补偿款，有个年轻人第二天就买来一辆摩托车，然后吃喝嫖赌，不到一个月就把土地款花光了。剩下的日子他该怎么过？这个包袱甩给了政府。这样的包袱越来越多。政府开始着手考虑从“根”上解决这类问题，征地补偿款不再全额发到村人手中，拿出一部分统一缴纳养老保险。如今，村里的老人一年可以领到养老金一万多块，婆媳关系也变得融洽多了。老迟曾感慨过：“在农村，养个儿子一年给的养老钱也不过二三百块，征地后农民享受到了政府的这个政策，每个月领1000多块钱的退休金，一年下来就是一万多块，老两口加起来就是三万多块，按照一个儿子每年给300块的养老钱，等于养了100多个儿子，多好的事。”

　　拆迁攻坚阶段，某单位考虑到分包户有心脏病，专门从医院申请了医疗服务，每天带着急救医生登门做工作，救护车就在村头停着，随时等候命令。然而，拆迁户的状况很好，一直很好。这让他们很纳闷，也稍稍有些失望……

　　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与错可以概括的。我看到了这些表象背后的巨大复杂性。

　　总结大会结束后，各个单位各种形式的总结活动迅速开展起来。工作组把所有的拆迁资料装订成册，配上了照片和各类说明文字，可谓图文并茂。在这本厚厚的、沉甸甸的“书”里，涵括了领导讲话、会议纪要、拆迁政策、补偿协议、考核办法、搬迁程序、职责分工、工作简报、经验做法、政策答复、宣传公告、大事记等各种公文材料。其中，“大事记”有十多页，浓缩了望庄拆迁的始与终。太多的事，被他们过滤掉了;一些在他们看来是重要的，则以大事记的形式被留存下来。一个拥有六百多年历史的村子，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拆迁完毕。关于这个村落的历史，从此将以“大事记”的方式流传下去，就像一具缺少血肉的骨骼，在岁月的风尘中穿行，我当然知道，它将继续被磨损被删减，直到最后只剩下最简洁的表述：某年某月某个村子被搬迁到了某个安置小区。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句话，以及更多的话，被铺进路基，成为道路的一部分。这条路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长和更高，它变得更为平坦了，而那些昔日的冲突，内心的风暴，化作一种隐秘的纹理，在少数人的心里留了下来。

　　拆迁办主任找到我，请我帮忙修改拆迁典型材料，他说这个经验将在媒体上发表和推广。我看了那个典型材料，是典型的八股文章。我一字未改，在后面写下我的修改建议：

　　“这类典型事迹模式，我个人以为与以人为本理念相悖，并不值得倡导。而这类事例，几乎出现在当下所有典型材料之中。集体利益并不必然地建立在牺牲个人利益或者放弃最起码的亲情伦理的基础之上，这不是境界高低的问题。这类写法，有消解通篇真实性之感。”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理解和接受。这已经不是我所关心的了。

　　安置小区刚投用的时候，当地报纸连续做了几个专版的宣传，套红的文字，像过节一样喜庆。后来，就杳无音讯了。再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说是安置小区里一辆车的后轮不翼而飞，轮子下面垫着一摞砖头，从配发的照片看，小偷的作案手法很专业，连轮毂也一起偷走了。

　　我坐在书房里，想象安置小区的万家灯火，想象曾经走过的那段日子。同样的窗口，闪着隐约的光。我想起那些所谓平坦的路，那些被指引的脚步，以及后轮被偷走了的车辆。曾经发生的现实，比梦还虚幻;而我，已经活在别样的现实里。

　　那天老迟打来电话，问我在忙什么。我说不忙。他在电话里顿了顿嗓子说是这样的，国庆节前攻坚队单独行动的那几天，领导答复说让我们开自己的车，自行加油，回头单位给报销，这个事你不该忘记了吧？我说当然忘不了，可是我们没有预期完成任务，还是算了吧，反正只加了一箱油，我就不报销了。老迟说那可不行，要公私分明，完不成任务不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公家不需要我们个人做的这点经济贡献。

　　我想起那个名叫《昨天、今天、明天》的小品，最后那句著名的台词：“来时的车票，谁给报销了？”

　　可是，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我越来越不知道了。

　　新时代大酒店举办圣诞晚会，邀请我去参加。见到了太多的熟识面孔，有机关的，也有企业界的，大家共进西餐，欢度这个并不属于我们的节日。我对圣诞节一直持有不同看法，觉得这个节日是与我无关的;眼下这些热闹的人，也是与我无关的。晚宴伴随着文娱节目进行，期间穿插了若干轮抽奖活动。临近最后，大奖终于在一片欢呼声中诞生了。一个人手持圣诞晚会的票走向舞台，等他站定，转身，我才认出来，他是赵剑仆。这个来自望庄的农民，这个拆迁户，此刻他西装革履，气宇轩昂，一点也不比在座的机关干部或企业家逊色，他脸上写满从容和自信，丝毫没有了拆迁期间的神态。我怀疑我的眼睛认错了人，他与我印象中的那个赵剑仆太不相符了。在望庄，他是寸土必争、寸利必得的钉子户;在五星级大酒店，他是风度翩翩的赴宴者。而且，他有着全场人都羡慕的运气——他被抽得了头奖，奖品是一款高档酒柜。

　　赵剑仆站在舞台上，接受主持人的采访。站在他对面的，是刚刚做完了人妖表演的“美女”，他的这个头奖，正是这位“美女”从圣诞晚会的所有票根中亲手抓出来的。

　　主持人问：你知道此刻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是男性还是女性吗？这可是亲手确定了你的头奖的有缘人呐。

　　赵剑仆说：不知道。

　　主持人说：那你可以摸一摸啊。

　　赵剑仆说：我得尊重别人。

　　主持人说：美女开始向你发出邀约了。

　　主持人的话音未落，那个“美女”就张开了双臂，等待赵剑仆的拥抱。

　　他伸开双臂，很儒雅地拥抱了站在自己对面的这个人。

　　主持人紧接着问：你现在可以断定是男性还是女性了吗？

　　他点头说：男的。

　　为什么？

　　凭感觉。

　　主持人惊呼：哇塞，多么敏感的感觉！……

　　精致的酒柜被礼仪小姐抱了过来，放到他的怀里。他面向观众，淡然转身，把酒柜递给身边的那位“美女”，说：“你也不容易，转赠给你了。”掌声哗然。他淡定地走下舞台。

　　元旦茶话会，我见到了拆迁办主任。我们同在一桌，每桌十个人，我是文化界代表，他和另外的八个人都是望庄拆迁工作的标兵。我们围着餐桌，嗑瓜子，看演出，聊闲话，彼此相敬如宾，气氛很是融洽。不远处的舞台上正在表演，不断有掌声稀稀拉拉地响起。我和拆迁办主任低声交谈着。

　　望庄拆完了，该舒口气了吧？

　　哪里闲得着，又转战别的村子了，有个大项目等着用地。

　　生意不错啊。

　　等没有房子拆了，我也就该下岗了。

　　望庄现在状况怎么样？

　　挺好的，这几天刚把村子四周挖了沟，免得老百姓再回去开荒种地，乱搭乱建，将来又生出新的麻烦。

　　在村子四周挖沟，岂不成了战壕？又不是要打仗。

　　不防不行，一不留神就形成了新的遗留问题……

　　我的眼前浮现出了被拆迁的望庄，它如今的状态，不过是一片废墟。我亲见这个村庄是如何一步步变成废墟的。我们十个人围着同一张桌子，一本正经地坐着，其中有九个人是拆迁标兵，唯独我是所谓的文化代表。我突然意识到，莫非这是天意，让一个作家融入到这个群体之中？

　　我不能辜负。

　　我想起赵兴，他在最后一晚为什么突然转变了态度，这是我心中的一个谜。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这个谜在我的心里不但没有淡化，反而越发强烈起来。我问拆迁办主任，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赵兴的最终转变？

　　拆迁办主任说，是大势所趋。我不满足于这样的答案，继续追问，他才说拆迁政策明确规定，每户村民都有一万块钱的拆迁奖励，但是这个奖励要等到整个村子全部在规定期限内拆完，才能兑现给每家每户，也就是说，村里的人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最后一天，全村都拆了，唯独剩下了赵兴，全村老少爷们都在盯着他家，这得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啊。赵兴签字的时候说了，他不想拖全村的后腿，不想因为自己不拆房子，让全村老少爷们的一万块奖金受到影响。

　　听了拆迁办主任的话，我不再追问了。

　　致自己

　　在村庄拆迁中，你打开了自己。可是你知道，对自己的真正打开，唯有在日记之中。你在日记里写下那些长长的文字，它们与白天的工作有关，也不仅仅与白天的工作有关。你在现实中迷失了自己，你以日记的方式，去寻找和挽留自己。纸上的你，一如那些纸上的现实，在巨大的反差中不知所措。你所能做的，唯有写下。

　　你亲见了你的所谓成长。那段日子，成长是一件具体的事，你看到了它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处凸起与凹陷。这些散漫的细节，在你的心里都对应着更多的难以言说的现实。你一次次写下它们，然后一次次地删除，这其中的纠结，唯有自己深知。对于那些所谓的坚定，对于那些所谓的义无反顾，你总担心它们失之简单和肤浅，你更看重的，是坚定和义无反顾之前的那份犹疑，是举棋不定时的诸多想象。

　　写下这些文字，你始终是纠结的。反复地修改，你企望通过修改来消除现实中的对应物，它们是一颗定时炸弹，终将爆响。你不知道这样的书写将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命运，你已经做好了准备。这是命运的赐予，是选择写作的必然承担。文字在你这里，从来就不仅仅是文字，它们对应的那些现实才是你所看重的，你把它们藏在心头，越积越多，直到一颗心不堪负重。

　　你一个人坐在村头，就像童年时一个人坐在村头的样子。

　　隔着三十多年的时光，这个村子被一路裹挟到了这里。还有那些农民，世世代代在劳动中尊重大自然的成长规律，如今面对这个正在迅速展开的世界，茫然不知所措。谁会给予他们最真诚的帮助？

　　单位对你的拆迁工作的评价是“以情感人”。这个评价让你羞愧。在他们眼里，你把情感当作措施，借以达到拆迁目的——你利用了自己的感情，也利用了拆迁户的感情，不管工作效果如何漂亮，你在本质上是一个感情利用者。这个评价让你陷入不安之中。

　　我们都在一个评价体系中，评价别人也被别人评价。当拆迁被纳入这个评价体系，所有参与者都成了一个零部件而已。唯有旋转，按照特定指令，抑或顺应巨大的惯性，旋转，在旋转中渐渐地模糊了方向，渐渐地变得麻木和心安理得。比如“分数”，几乎所有的评价都会导向某个数值，然后形成排序和比较。“分数”作为所谓标准和尺度，是谁制定了这个分数自身的标准和尺度，这委实是一个问题。你的所有工作，你的所有努力，其实归结到最终，就是你在“组织”那里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在代表组织的那个人的心目中可以打多少分，这个分数具有很丰富的现实性，它决定着你的岗位，甚至可以决定你一生的命运。

　　你一直在拒绝这些。你的拒绝，在别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他们不择手段想要获得的，你竟然一直都在拒绝。你所坚持的，唯有写作。你觉得唯有写作才配得上坚持，你想以写作的方式来度过此生。随着年岁的增长，你越来越向往一种安宁了。在你心里，写作是与自己的对话，你倾注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创造力。你曾经想了很久很久，这份对于纸上现实的热爱，更多的是因为其中所蕴含和接纳的创造性，你希望自己尽可能活得有创造性，这是从蝇营狗苟的现实之中脱离出来以后，你最乐于接受的生存方式。

　　是拆迁工作改变了你对写作的认识。拆迁对你来说曾经仅仅是一个搜集写作素材的场域，很快你就发现，你在这个场域里越陷越深，它所给予的，以及你所发现的，都远远不是写作本身所能承载的。这让你再一次的茫然，不知该如何面对这样的现实，该怎样展开属于你自己的那份生活。当你看到那些装腔作势的表情，忍不住离得远远的，那些东西都不属于你，你只能接受你的生命气质所能够接纳的那一部分，只承担你命运中应该承担的一切。这与所谓的使命感无关。你相信本然的生活，相信本然生活背后的那些难以言喻的事物。所以你依然写下了它们，想给未来的人们，给日渐老去的自己，留下一些文字。在遥远的或并不遥远的未来，你们终将再次相认，生命的价值也许将在这份相互的认领中得以浮现。

　　当地报纸和电视台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十年打造一座城，所有农民住上楼。面对同样的拆迁，有人在街头号啕大哭，有人在睡梦里偷着乐。而你，是一个参与其中的旁观者。这是你与你的同行的差别所在。

　　不管是动员大会还是总结大会都没有让你热血沸腾。你格外留意到了会议讲话中的“算账”这个词语。是的，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本账，每个人都在算账，算自己的账，看如何对自己有利。有些账，今天不算，明天不算，并不意味着将来也不算。如何算，跟谁算，这是一个问题，也可能不是什么问题。历史，自有公正的留存。

　　这是一场战役吗？这为什么会成为一场战役？

　　你只知道，你是一个参战的人。拆别人的村庄，你并没有失去故土家园之感，当你有了这种体认的时候，一切都已过去了。

　　每个村子都是你的故乡。

　　他对拆房的态度让你难过。你知道，对他的任何要求都是苛责，他已经遭受太多的现实不公，承受了太多来自生活的重压，没有谁可以真正帮助他。无论他做了什么，你都理解。生活终究是要继续的。你最反感小农意识之类的说法，尽管进村拆迁以来，你已经亲见了太多的小农意识。这个世界的很多莫须有的重负，最终其实都由农民承担了。你是理解他们的，因为你也是一个农家孩子，你的父母现在依然生活在农村，过着清贫的日子。那天是重阳节，你在海滨广场亲见了一场浩大的老年人体育表演赛，这让你想起那些曾经的儿童节表演。从儿童到老年，作为人的生命过程，起点和终点离得越来越近，人们从童年出发并且努力地远离童年，其实最终不过是更近地走向童年。看着广场上正在表演的老人，你想到你分包的那个拆迁户，他已经六十岁了，到了办理《老年证》的年龄。

　　日记是一种安慰。你曾经想把整个拆迁事件弄得一清二楚，但是事实一次次地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你只能被裹挟着往前走。除了往前走，别无选择。偶尔也会东张西望，你的心里装着一些不同于别人的想法，像一个尚不成熟的孩子，很多被别人舍弃的东西，你装进行囊，负重前行。失去的东西已经太多，你不想再把它们失去。你所关心的，并不是拆迁过程中的那些故事以及网上传播的利益博弈和对抗，你更关注的是一个农民的后代如何去参与拆除农民的房子，而且他在这个拆迁运动中是怎样由最初的同情和悲悯逐渐演变成了刻骨的仇恨？与其说这是一个拆迁现场，你更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心灵的现场。剖析这个心灵，比那些现实遭遇更为重要。

　　你在大槐树下听到了哗啦啦的响声，那是一棵树的语言，是你听不懂的语言，但是你知道，那棵大槐树对于这个世界是有话要说的。

　　你多么想倾诉，然而你不能。你选择了日记。青春年少时，你每离开一个地方，总是要把写下的日记本集中销毁，你不想让它们留在你的行囊中，一颗心已经足够沉重。你不想背负着过去，一步步走向未知的明天……是拆迁改变了你的这一积习。你告诉自己，必须留下一些什么。你用笔，记下在白天不曾说出口的话，把它们锁进抽屉。你相信，将来的某一天，会有一个人，打开这本日记。

　　空气是湿润的，让人的心里生出一些不可捉摸的情绪，有点颓废，有点迷乱，有点说不出的沉醉。这样的一个午后，你一个人枯坐着，若有所思。你知道每一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度过此刻，就像对待生命中的每一分钟。这一刻的光阴，把你生命中的某些东西放大了，以至于有些恍惚和不敢相认。这个飘雨的午后，倾诉的欲望格外强烈，你本是一个理性的人，此刻却无法理性看待这份倾诉的欲望。

　　对土地的情感，与立场无关，与抒情无关，甚至与表达无关。你记得曾在本地一个作家的小说中读到这样一个细节：主人公抓一把土放进怀里，跪拜自家的田地之后，从此躲进了深山里，一躲就是十多年。他与一把土相依为命。

　　对他们来说，与土地相依为命的日子已经远去了。

　　冬天来了。他们大多搬上了楼房，住进有暖气的屋子。对于那些抗拆户，更加煎熬的日子来临了。

　　整整半年来，你靠在村子里，本职工作基本停滞了。停滞了的工作，好像并没有耽误什么事情，这让你纳闷，让你对拆迁之前那些加班加点的日子产生怀疑。终于回归常态，面对迅速聚拢起来的太多事情，你不知道该从何处做起，索性什么也不去做，转过身，坐下来面对一张干干净净的书桌。生活其实只需这么简单。在你看来，这是一种最简单也最奢侈的幸福。再后来，你换了工作岗位，想要远离喧嚣和冗务，过一种纯净的生活。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太多的莫名其妙的力，从四面八方施加过来，你需要应付它们。你的所谓努力，更像是一种挣扎。

　　你有足够的能力看到事物的本质，问题在于你要相信。你的不相信，即是对自己的欺骗，这种回避本能判断的最直接后果，常常造成所谓误解。精神冲突的基础只能是共同语言，倘若没有共同语言，不要试图对话。因为，那是徒劳的，很容易成为别人断章取义的口实。

　　拆迁工作接近尾声，你突然感到一种浓重的遗憾，原本是可以更详尽地记录每一天的工作过程的，太多细节都在惰性和感慨中“浪费”掉了。没有捕捉到它们，是你的作为一个写作者的遗憾。这样的一个事件，倘若在生命中不能留下刻痕，该有多么悲哀。

　　你改变什么，什么改变你？

　　如果有机会，你想采访一下这个村庄的最后留守者。后来你打消了这个念头。你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念头，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念头会自行消失。唯一的解释就是，你见证了这个村庄的消逝，所有疑惑都不必追寻答案。答案在心里。你会铭记它们。

　　你活在现实之中，参与了这个现实的组成。写下这样的一部分现实，对于当下更为广大的现实又有什么意义？浩瀚的大海，由若干的水汇聚而成。海是可以拒绝一滴水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你怀着被海拒绝的心态，呈现了一滴水一样的你自己。你在一滴水里看到了风暴，就像在一个村庄的身上看到千百个村庄。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写作者不该回避的现实。你选择了真实地表达，并且愿意迎接由此引发的遭遇。这是一个写作者的光荣。

　　这个村庄是一本大书。你该更用心地读一读这本书。

　　后来，你在另一些拆迁现场，不断地重复以往的做法。拆迁工作越来越轻车熟路了，各种麻烦，各种波折，都在预料之中，都可以按照预设的措施去应对和解决。那个中午，你和同事在另一个拆迁现场，百无聊赖中你突然说去看一看大槐树吧。于是开车去了。时隔三年，望庄依然是一片废墟，依然闲置着，与以往不同的是，这片废墟被围拢起来，里面的小路长满荒草。安置楼就在不远处，楼下人来人往。

　　大槐树下，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你只觉得似曾相识，却一时记不起曾在哪里见过。他认出了你。他是望庄的拆迁户，也是大槐树的主人，他说没事过来坐坐，陪陪大槐树。从他的讲述中，你才知道你分包的那个拆迁户已经去世三年了。听到这个消息，你很难过。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你写下的那些记录文字一直搁置在那里。你一直惦记着修改它们，却总是很难。现在回头想，也许这是冥冥中的注定，修改是不可能的，任何企望接近完美的所谓修改，都是徒劳的，甚至是与实际相悖的。这些事已经发生，就永远无法修改，你所能做的，仅仅是记录下来，哪怕语言磕磕绊绊，哪怕欲语还休，也只能这样了。

　　责任、担当、奉献……，由这些词语汇聚成的一种气场，把你给湮没了。那些熟悉的人，渐渐变得陌生起来。

　　你想起那个老人在街头发牢骚他的脸上有着刀削一样的刻痕双手像龟裂的树皮一样在寒风中抖动。你想起一个年幼的孩子紧紧抱着书包看着自家的房子被别人推倒眼里满是惊恐。你想起在村庄后面的荒地上与那个陌生老农聊天的下午。你想起与拆迁办主任绕村而行的情景。你想起大树进城也想起大槐树下那个孤独的老人……

　　你还想起，门上的推拉提示贴反了，拉不开则推，推不开则拉，这是无意识中就可以纠正的失误。你觉得这个细节是有深意的，它在不经意间隐喻了某种现实。越是不经意，越会透露一些最真实的东西，比如所谓角度，所谓立场，所谓认真和疏忽。门是一个问题。村人并不知道，一扇门的打开和关闭，这背后究竟有着一些怎样的内在逻辑和缘由。

　　那些场景，以及那些场景之间所形成的对比，你一直记在心里，没有往深处想，每天忙碌在一个平面上，你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停下来，把一些事往深处和细处好好地想一想。一个人是该有自省意识的。关于那个村庄的消逝，你既是一个参与者，也是一个旁观者和记录者。

　　你把那些犹疑和困惑交付给遥远的时光。也许，时光之手也无法解开它。

　　历史就是这样在蒙昧和茫然中向前迈进的。很多所谓理性，则是后来的事了。

　　这给了你一种幻觉，曾经让你觉得自己是有足够理性和自觉的人。事实上，并不是那样的，你是一个被裹挟者，也是一个主动追逐裹挟的人，你顺应着一种惯性和潮流走了过来。

　　一些事，终将淡远。

　　乡归何处？这并非结束。

　　赵氏家谱

　　记得在五彩商城传达室与赵兴谈判的过程中，我的电话响了，是老迟打来的。我走出传达室，找个避风的角落接电话，我的脸对着墙壁，墙上贴满了形形色色的广告。接完电话，我一抬脚，差点被一块石头绊倒，低头看，是望庄村碑倒在那里。这是一个偏僻的角落，我在这个偏僻的角落里遇见望庄的村碑，村子快要拆完了，它被丢弃在这里，没有人想起它，甚至根本就没人在意它。它曾经立在村头，面对村人，面对南来北往的过客。如今，村碑倒下了，倒在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我特意找到村支书赵先立，建议他把村碑移到安置小区里陈列起来留作纪念。他说：

　　“新房子新小区，留那么一块破碑干吗？不吉利，我们要的，是过新生活，过好日子。”

　　在五彩商城传达室，那个76岁的看门老人在争论拆迁政策的间隙里突然蹦出这样一句话：“给你看一样东西。”他弯腰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书，是《赵氏家谱》。他一边沾着唾沫翻家谱，一边对我们讲解赵氏家族是从哪里搬迁来的。在望庄待了这么久，我每天都在琢磨怎样才能让村人快点搬到楼上，却从未想过他们来自哪里。我试着问那个老人，能不能把三本家谱全借给我看一看。老人答应得很痛快，他说可以，但是一定要在过年之前还给他，因为祭祀要用。我说不用那么久，一个月之内肯定归还。老人下午果然从家里给我带来了家谱，厚厚的三大本，用一个红色袋子装着。我接过，说谢谢，他说拿去看吧。他高兴的是，终于有人关心《赵氏家谱》，他并不知道我是哪个单位，叫什么名字，将来如何归还这三本家谱？他是信任我的。他很轻易就相信了我。

　　然而我食言了。我从厚厚的三大本《赵氏家谱》中选取了写作所需的资料，就把它们放到书架上，想着找个时间去还给那个老人。每天忙这忙那，一直拖延到现在，书仍然搁在书架上。我曾反思，所谓忙碌不过是一个托词，真正的原因在于，这件事在我的心中已经不再重要，一些看起来更为重要的物事占据了我的内心，让我无法把自己从中抽离出来。我自知这不符合我的秉性。我无能为力，在现实的泥沼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时日越久，歉意越深。渐渐地，我居然享受起了这份歉意，因为我发觉它对我的写作似乎更为有利。这种想法让我羞愧。那本家谱的主人，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望庄的一个普通村民，五彩商城的一个76岁的看门老人。我清楚地记得他把三本厚厚的《赵氏家谱》交给我时的情景。不知道他现在是否康健，是否还在惦记着这本家谱？我想，他一定忘记了我的名字，甚至，他把家谱借给我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问起我的姓名，他知道我是工作组的，这是一个不需确认的事实，我们在那里待了那么久，他亲见我们是如何一步步拆掉了他的村庄。他没有问我的姓名，他对我是信任的。然而我失信了。关于家谱的事，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起，也许在他们心目中这根本就不值一提。这是巨大现实中的一件具体的事，我从中看到了更多的隐喻意味。

　　我踮着脚尖，从书架顶端把厚厚的三本《赵氏家谱》取了下来，封面满是灰尘，我鼓足腮帮，用力地吹，那些灰尘飞扬起来。阳光从窗台倾泻下来，轻盈的尘埃，在阳光中舞蹈。这些本已落定的尘埃，重新成为一种漂泊的存在。

　　那个下午，我去到河边，去到曾经与赵兴谈判的那个地方，四周空空荡荡。那个拾荒人不见了踪影，不知已流落何方。站在河边看村庄，一片空荡，剩下几栋站立的房子，越发显得孤单。远远地看着这个村庄，我的心中一片麻木，不再有疼痛感。

　　漫长的半年来的交往，我一直以为是了解赵兴的。我们已经对他的家族，对他家的所有社会关系，都做了调查和研究，希望从中找到开展工作的契机。然而，当他的房子拆掉以后，我才从一个陌生人那里听到了赵兴的家族史，我才意识到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理解过赵兴，从未试着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我所关注的，仅仅是说服他同意拆迁，尽早地拆房子，我的心里更多地想着完成自己的所谓工作任务，完全忽略甚至伤害了这个老人的内心世界。这样的自私，是不该得到原谅的。

　　丁组长决心要在退居二线之前把望庄拆掉，他实现了。望庄拆迁结束后，很多相关的人，也都发生了变动。比如，拆迁办主任终于得到升迁;比如，一纸举报信，村支书赵先立锒铛入狱;比如，赵亮当选村支书……

　　那天我在办公室整理资料，把关于赵兴的材料一点点地撕碎，撕成了若干碎片，直到确保上面的文字已经完全发生了分离，相互之间不会存有任何关联，更不会与拆迁工作牵扯到一起的时候，我才把废纸篓里的纸片倒进了卫生间的垃圾桶。这些碎片，将由保洁人员打扫到一个更大的垃圾场。这些我曾经认真写下的文字，这些曾经记录了我的长达半年的拆迁工作，出现在各种会议场合的文字，去到了它的最终归宿。我的心头，像是被撕空了的台历，365页被逐页地撕去，剩下一个空空的壳子，它在等待一本全新的台历装进来，然后开始新一轮的撕掉。我的颤抖的手，停留在半空中，茫然不知所措。

　　记得离开望庄回到工作岗位以后，我曾给赵兴打过一次电话。他有些冷漠。我在电话里向他表达了我的歉意。他似乎并没有多说什么。我觉得心头的一块石头总算挪走了。接下来，我们将各自面对属于自己的生活。

　　若干年后，我依然会记得，在拆迁总结大会那天，文明城市评选结果也如期揭晓，报纸上做了连篇累牍的报道。我把那张报纸铺在桌面上，重新翻开了厚厚的《赵氏家谱》，一些尘埃在阳光下浮动。我想起最后一次见到赵兴时的情景，在村头，面对一片废墟，赵兴抱住他的孙子，把脸紧紧地贴在他的小脸蛋上。他的孙子似懂非懂地看着爷爷，爷爷的脸上渐渐变得温和。记得赵兴曾经说过，他的孙子出生那年，村里刚征了地，还没有开始拆迁，他用一双种地的手抱起这个小小的生命，不敢太用力，又不敢不用力，生怕一不小心把他抱坏了，又怕一松劲把他掉到地上。他把全部的心思和力气都用在孙子身上，他抱着这个小小的生命，就像抱住了整个地球。

　　2011年11月7日—2012年3月26

　　日，初稿于烟台碧海云天;

　　2013年6月22日—7月2日，二稿于

　　雾灵山创作之家;

　　2015年6月12日—7月6日，三稿于

　　烟台葡园～初旺渔村;

　　2015年9月3日—12月7日，改定于

　　烟台葡园。

　　责任编辑 石一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