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

　　在这个时代，几位各自经历了人间世态炎凉的沧桑男女，将如何相爱？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本身便足以令人踟蹰。当我们将“爱”规定在“这个时代”与“沧桑男女”的前提之下，问题似乎便可以推翻，并置换成另一个更为严厉的诘问：在这个时代，几位各自经历了人间世态炎凉的沧桑男女，是否还有爱与被爱的可能。

　　踟蹰是因为，首先我们深知“这个时代”的所有滋味。“这个时代”的一切滋味，都被我们曾经、正在、将要充分地领受着，个中甘苦，端的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那么，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如果非要给出答案，我只能如是回答：结合着“爱”的图景，这是一个“非诚勿扰”的时代，是一个电视相亲秀盛行的时代，是一个男男女女可以大大方方在屏幕上以香车宝马为资本来定价爱情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交换，空前地成为了爱情约定俗成的第一要义，理直气壮，速成又速朽着一桩又一桩的爱情。

　　踟蹰还因为，我们同样深知“几位各自经历了人间世态炎凉的沧桑男女”，该有何等的仓皇。谁都知道，岁月除了会赋予人一些东西，大多数时候，它更会从人身上剥夺走更多的东西。同样结合着“爱”的图景，正好比：一次次的挫败让男人女人成熟，也难免使得男人女人丧失爱的能力。这其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使得我们不再葆有磊落的爱意？是什么，使得我们不再具备生死契阔的深情？如果一切人间炎凉导致出的成熟只能够如此地塑造我们，如果一切经验堆积而成的沧桑只能这般地规训我们，那么，我们还要不要爱……

　　这是一连串的追究，而且，几乎无解。

　　在这种多重的踟蹰之下，我们之所以还要来喋喋不休地谈论着爱，我想，那只是因为，对于“爱”的盼望，永远也难以从我们的生命之中涤荡而尽。在这个意义上，“那个时代”的罗敷与“这个时代”的李选，古今同慨，又几乎是没有差别的。只不过，这个时代的李选，面临着比那个时代的罗敷更为芜杂的局面——毋宁说，权力与资本在这个时代更具有锐不可当的诱惑力与掠夺性;毋宁说，这个时代的曾铖、张立均比那个时代的使君更加幽暗与叵测，欲望更加曲折逶迤;毋宁说，这个时代的李选比那个时代的罗敷更多出了许多的不甘、许多的迎难而上的果决的动力。李选以及张立均、曾铖们，与这个时代是一种共谋的关系，她乃至他们，甘愿与之达成那种“约定俗成”的互动。她，他们，当然，还有我们，即是这个时代的有机组成部分。

　　但我绝不是在谴责，我是在唏嘘，是在人性的复杂面前踟蹰和喟叹。

　　这部小说断断续续写了很久，第一部分最初独立发表在《当代》这本以“现实主义”为旗帜的刊物上，对于我而言，这是一次写作观念上的自觉调整，我力求令自己的目光贴近“现实主义”一些，以一种不那么波澜四起的笔触来描画我们身边的事物，我得承认，这次调整，令我获益良多，令我有了重新思考写作之事何为的一个机会。小说发表后也受到了不少好评，于是我决定将其续写出来，以期鉴定一下自己是否真的具有了“现实主义”的写作能力。但是，这次续写居然延宕了许多时日。其间各种生活的纷扰还在其次，时常中断写作的根本原因，更在于我自己心中不时生出的厌弃之情——我几乎是在时刻怀疑着，这一次的写作，真的有意义吗？以这种近乎“现实主义”的方式描述我们生命中的溃疡面，真的有必要吗？这种感觉在我的写作经验中从未有过，它直接导致出我时时升起想要放弃这部小说的念头。于是我要感谢《作家》的王小王女士，是她，以那种无与伦比的敬业精神，敦促我最终完成了这次艰难的写作——迄今为止，我的几部小长篇都是出自她的编辑，并且在《作家》这一我所敬重的刊物上刊发，这种颇具“仪式感”的巧合，坚持下来，就成为了我写作生涯中的“命定”，于是，也成就了我对自己“现实主义”般的写作训练。

　　最后，要感谢中国作协，这本书是中国作协的“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这也是我最终努力将之完成的动力之一）。还要感谢十月文艺出版社。感谢韩敬群先生、章德宁女士和郭爱婷女士，是他们的垂爱，才使得这本探讨爱的小书得以付梓。

　　2015年1月5日

　　香榭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