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

　　作为同代的武汉女作家，方方与池莉在文学诉求和写作风貌上无疑呈现了迥异的特质。池莉常年书写这个城市的市民习气与市井生活，这让她在获得了大量读者的认可的同时，也受到了少数“专家”的轻蔑。而相比池莉，方方的小说更符合“纯文学”的审美趣味，但恰恰因为这个原因，她也和众多同道一样，被读者定位为“名气很大的小众作家”。读者拿起此类作家的作品，心理的期待往往是对人生社会的思考、对精神世界的探索，而非茶余饭后的消遣。

　　但《武昌城》这部长篇小说，却在方方的众多作品里显得特殊。很多读过的人都很惊讶：方方的作品竟然也可以如此“刺激”。然而，与其说这是作者为了迎合市场而主动放下身段吸引眼球（池莉就曾经把小说的题目定名为《有了快感你就喊》），倒不如说是这次她选择的题材本身就充满了天然的刺激性。方方写过知识分子生活，写过男女情爱，也写过现代人在城市生活中的困苦，但没有一部小说像《武昌城》这样宏大、紧凑、满篇皆是极端状态下的人物命运。并且，这部长篇小说也代表了方方作为一个作家，对武汉这个城市的独特解读。相比于池莉勾勒的当下的、世俗的武汉，方方眼中的武汉无疑具有远为厚重的历史分量——那是一个战火不断、铁马金戈的军事重镇。

　　小说的主要事件，是1926年展开的北伐战争武昌战役。作为一部宏大的历史小说，方方没有将视角完全固定在一两个渺小的主人公身上，而是描绘了对阵双方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追随革命的青年学生、北伐军基层军官、北洋军阀部队中的“职业军人”、卷入战争的年轻女性……颇为复杂的众生相写得并不散乱，即使是着墨不多配角，也能勾勒出颇具特性的精神气质，这不得不让人叹服方方作为一名“传统作家”的写作功力。而将小说的格局分为“攻城篇”与“守城篇”两个部分，更凸显了作者对于历史的看法：她不赞成非此即彼的简单化分，更不愿用“进步”与否来判定历史中人物的价值。相反，她对正反双方都体现了足够的尊重和关怀，而这种不作道德裁判，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的立场，也是她这一代严肃作家约定俗成的共识。

　　应该说，无论谋篇布局、人物刻画，还是细微处的情节描写，《武昌城》都不失为一部相当成功的“重量级作品”。而方方叙述中保持的人道主义立场与女作家中少见的广阔胸怀，则构成了小说令人钦佩的精神魅力。但在一片赞誉之下，却也有读者表示过些许的遗憾：小说通篇读完，却又有点“不过瘾”的感觉。这也让很多人奇怪，明明很“刺激”的题材，为什么读完之后却又觉得“平淡”了呢？是因为过度客观的描述立场削弱了情感力量？是因为对几个青年男女的“倾城之恋”渲染得还不够悲惨？或者是因为方方那过于考究、文气的语言本身？似乎是，又似乎都不是。而考虑到这是一部取材于史实的“历史小说”，则似乎可以发现，小说中“故事”与“历史”的关系，才是此类小说是否精彩的关键。

　　历史小说中自然要有历史，而“历史”要素在“小说”中的分量，不同的作家有着不同的分配方式。有二月河式的完全遵循历史人物的命运，只在史书叙述不到之处加以人性化的解释，也有金庸式的以历史为背景，以塑造虚构人物为第一任务，更有铁凝的《笨花》、王安忆的《天香》那样，将孙传芳、徐光启等历史名人作为点缀，增加“民间历史”的真实感的取巧办法。然而无论如何“配比”，精彩的历史小说却有一个共性，就是“小说”能否与“历史”本身形成独特的关系。这二者之间的“张力”和意味，往往才是作家的匠心所在。

　　换句话说，历史已成事实，本质上一成不变（即使是荒诞不经的“穿越小说”也不敢让康熙真的传位于“四阿哥”以外的儿子），小说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命运、情感和选择，则是体现作家创造性的最主要载体。聪明的作家在尊重史实的同时，更会注重人物的主观能动性、故事的相对独立性。在这方面成功的先例不在少数，譬如《静静的顿河》，再譬如《尘埃落定》，这些小说的人物与故事，无不在历史的洪流中显示了独特的、既不违背史实又不屈从于史实的艺术光彩。

　　但以这个标准反观《武昌城》，则会感到其中的人物虽然形象丰富差异巨大，但却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的命运与“武昌战役”的历史进程贴合得太过紧密了。人物往何处去的悬念，全都取决于城往何处去的史实——但史实尽人皆知，悬念也就形同虚设了。或许是因为方方作为严肃作家，对“戏剧性”、“戏说”等等通俗文学的重要原则有着天然的拒斥，但这恰恰造成了小说符合“严谨”这个标准的同时，却无法做到出奇制胜了。换句话说，这部小说重视了历史的必然性，却忽略了故事的独立性。

　　《武昌城》作为一部历史小说，有着它的成就与遗憾。而作为一个从“三国”“水浒”起就将历史作为重要文学题材的国家，历史小说的得与失也值得更多的中国文学中人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