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

　　1994年前后，《欲望的旗帜》出版后不久，我就有了写作三部曲的打算。当时的想法既迂阔，又天真，希望用地方志的形式和结构去写一部三卷本的小说。也曾去图书馆翻阅大量方志、逸史和江南一带的民俗掌故，并作了一些笔记，但这部小说一直迟迟没有动笔。再后来，不用说三部曲，就连写作任何作品的心思都变得淡而又淡，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剩下的，只是一个思之无味、弃之不甘的念头而已。

　　2002年冬天，我去了法国南部一个小山村，履行为期六个月的“蓝色海岸”国际写作计划。我住在一座建在半山腰的圣方济各会的修道院里。看到俄罗斯和比利时的同行们，每日在电脑前勤奋工作，我也想见样学样，写点什么打发时间。我原以为自己是一个喜欢清静的人，但修道院的经历证明，这种天老地荒的清静有时也十分可怕。有一天，修道院的负责人马歇·布万先生，问我能不能让他见识一下中国书法，我就用毛笔给他写了一首打油诗。开头四句似乎是:

　　羁旅山坳寄

　　他乡度残冬

　　晓霜侵阶白

　　落照过村红

　　静默的岁月的确难熬。旅法作家刘西鸿女士在去尼斯游玩的途中，带着丈夫和孩子，特意绕道来看我。她的目光中除了同情，就是悲悯。她塞给我的两千法郎，至今还未有机会奉还。她怂恿我不如换个地方，于是我就去罗马和那不勒斯游玩，一个月后提前回国。《人面桃花》写了个开头就搁下了。

　　好在第二年学校派我去韩国的庆州授课一年。除了应付轻松的教学任务之外，尚有余暇用来写作。庆州是“新罗”的古都，那里的韩国人古风尚存。韩国朋友的友善和热情，让我喜忧参半。轮番做东的“雅集”几乎无日无之，好像打定了主意不让我有片刻的空闲。我终于又开始怀念起修道院的清静来。不管怎么说，那个只有十万人的庆州古城，给我的写作提供了适宜的氛围，《人面桃花》在回国前就顺利写完了。

　　在以后的几年中，学校里的事情越来越忙。尤其是到了春季的“答辩期”，大脑就有拒绝运转的迹象。朋友们偶尔问起第二部什么时候写，我总是开玩笑说，那要看学校何时再派我去韩国。韩国虽然没去成，但在《山河入梦》写完第三章之后，我应成露茜教授之邀，去了一趟台北，在世新大学讲学两个月。在那里开始写作的第四章，叙事速度明显加快。莫言后来说，前三章似乎还在散步，第四章简直就跑得飞了起来。我想大概是台北气候过于炎热的缘故吧。

　　《春尽江南》的写作，持续了一年半。故事的幅度只有一年（原先的构想是三个月），跨度却长达二十年。从《人面桃花》到《山河入梦》，再到《春尽江南》，故事钟摆的振幅越来越小。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时间本身正在褪去它原有的光晕。小说中的人物，也许各有其观点，但他们都不能代表作者。假如作者一定要代表什么人的话，我愿意代表的，或许仅仅是失败者而已。正如我时常强调的那样，文学原本就是失败者的事业。

　　所谓的三部曲（台湾出版前两部时，曾冠以“乌托邦”这样的名目），多年来像须臾不离的恋人一般地缠着我。现在我终于摆脱了她的温柔和暴力。《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都在《作家》杂志首发，《春尽江南》也不应例外。

　　我珍惜朋友间的友情和读者的耐心，因为它一直是我维持写作的基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