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科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幸留学德国并混了个博士头衔回来。回国后，每次回老家河南上蔡，本想耀武扬威，可母亲总用一句犀利的言语奚落我：“念了那么多年的书，有个啥用？”每次都能举出不同的事例，谁当了大官为村里修了柏油路，谁在外面捞了大钱回来办了厂，谁在省城医院当大夫老家去人挂号不排队云云。

　　母亲的观点在我豫南老家并非个案。一个人无论在外多么风光，不能为乡党办事和为祖籍争光，都是白搭。老家是百万人口的国家级贫困县，这样的家乡太需要乡绅帮衬了。思考一番母亲的话后，学化工的我开始写小说。我对母亲说，山东的莫言写《红高粱》之前，高密的高粱论捆卖，现在论棵卖了；陕西的贾平凹写了《废都》，丹凤人出去打工，人人皆曰“平娃同村”。母亲听后说：“这事中！”

　　我没学过文学，无豫北作家刘震云“编瞎话”的本事，也没有拾过牛粪、下过煤窑的豫东作家刘庆邦“瞎胡喷”的资历，只能把在彼岸学到的“文本分析，实地调研”的方法在文学上“拿来”使用。从2000年起，我选了农村电影放映员、说书艺人、农村“戏子”等题材，平常读书，寒暑假就到河南的上蔡、开封、洛阳、安阳、南阳乃至江苏、陕西和甘肃各地采风“蹲点”，十几年下来，采访过三百多位民间艺人。后来，我把采风“蹲点”的范围从此岸扩展到了彼岸，除德国外还到过法国、波兰、捷克、意大利、挪威、冰岛等国的几十个城市。积十年之功，近几年时间，在《当代》、《十月》、《钟山》等期刊上发表了七八篇中短篇小说。

　　这些都是练笔壮胆，为自己酝酿多年的一部长篇做铺垫，这就是《远东来信》。

　　1933年至1941年，为逃避纳粹屠杀，数以万计的犹太人逃亡海外，当时的欧美各国慑于纳粹淫威紧闭国门，而正遭日军铁蹄蹂躏的中国却无私地将他们拥入自己的怀抱，先后接纳了近三万名犹太难民。六十多年过去了，由于收集资料难度大、历史与政治背景难以把握，外加涉及外语等诸多原因，二战时期犹太难民远逃中国并得到保护的历史事件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学领域尚属空白。

　　2012年寒假，决定启动这部小说的创作，故事的发生地可以说是从彼岸到此岸，涉及汉堡、上海和“河南蔡源”三地。给母亲汇报后，她怔怔地看着我：“看来这回恁也像俩小刘一样，开始‘编瞎话和‘瞎胡喷啦！”

　　写作期间，一次与毕飞宇先生在南京一家酒吧啃“德国猪手”，他说了一段大意如下的话，每个作家都有一部“命运之作”，此作不一定是自己最好的东西，但却是别人无法完成的作品，对他是《推拿》，对我有可能就是《远东来信》。与飞宇作品自不能比，但他这番话我是信服的。

　　《当代》编辑杨新岚听说我在创作犹太人在中国得以佑护的长篇，讲过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一个民族从文化和精神上站立需要沉静和呕心！”《远东来信》可能达不到她的期望，但我为之确实牺牲了十几年的业余时间，区区算来，从调研采风开始到创作完成，十八年已经过去了。

　　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是我对家乡对民族重新认知的过程。我的家乡虽然贫瘠，但她和彼岸的城市一样美丽；我挚爱的民族虽然历经苦难，但和她彼岸的其他民族一样心胸辽阔无垠。

　　小说完稿后念给八十岁的母亲听，看五分钟电视的她能睡着，我每次连续朗读十几页，她仍然精神矍铄。

　　“是骡子是马，得拉出去溜溜”，母亲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