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我是保姆》的时候，越到后面越发现，本想描绘的保姆群像在这个作品里，只触及到了皮毛，并没有反映出大多数普通保姆的生存状况。书成付梓之时，深感意犹未尽，来找过我的几家影视公司也期待我再加几组关系。与其在已成的故事上东添西改，还不如放下它，另起炉灶。《当代》编辑部的老师们也觉得重写没问题，问题是，如果跳不出原来的思维和视角，那就没有必要再写了。这个我知道。

　　2003年，我辞了工作跑到北京写小说。为了生存，我做起了保姆，从低级保姆做起，很快就干到了高级保姆。任何工种，干到高级，人也就成了老油条。成长为一个老油条的过程中，我还结识了几个要好的姐们儿。我和这些同为高级保姆老油条的姐们儿们每个都联系着好几家家政公司，为了追求更好的利益像浮尘一样飘来荡去。飘来荡去的过程中，我不仅经历着形形色色的雇主，也经历着各色各式的家政公司老板。

　　平安家政公司的王淑辉经理是一个泼辣的东北女人，闯荡江湖多年，身上有股江湖气，为人豪爽，热心仗义。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每每有空，她会给我讲家政公司里保姆和雇主的故事。年轻的时候她做过工会主席，表达能力强，讲起故事来引人入胜。听多了，我越来越体会到她的不容易，也体会到整个家政——这个连《劳动法》都不保护的行业的不容易。

　　我邀请她一同参加《我是保姆》记者见面会。除了书，记者们也关心保姆问题，她都侃侃而答。她的回答深深地吸引了在场的媒体记者。

　　我跟老师们说，就写家政公司吧，原形就是那个王经理。老师们一听，挺靠谱。

　　周老师叮咛我，先拉个大纲出来。

　　弄完大纲兴冲冲跑到北京去听意见。周老师一见面就说，李兰，你又写进雇主家里去了，写家政公司，故事就该在家政公司里，写作视角得像摄像机一样牢牢地绑在家政公司的门上。徐老师开口了，李兰，这次你别急着回去，趁在北京，多做些采访。徐老师虽然年龄比我小，可她身上天然就有邻家姐姐般的亲切。他们俩一个狂风骤雨，一个润物细无声，哪个招架得住。我当即修改行程，在北京稳稳地驻扎下来。

　　早就听人说起青欣家政的刘欣经理，一直想结识，又懒着没动。这会儿该去了。

　　外表单薄柔弱的刘欣经理，有着A型血、处女座典型的细致和逻辑严密，把雇主和保姆间的是是非非说得头头是道。谈到公司的管理，她是我遇到的家政公司里面做得最好、最用心的。

　　又在北京呆了一月，天天奔跑于各家政公司。体悟越来越多，我也越来越有把握，决定回家写作了。这时候，我偶尔听到徐老师跟另外的编辑老师开玩笑讲，我们把李兰扣在北京一个多月，改行当记者了。

　　听到没有，有这些功能强大的压榨机，还愁在你身上榨不出油来。

　　一年多过去了，初稿交出去了。《当代》编辑部有两把刀子，周老师是硬刀子，洪老师是软刀子，按照洪老师的意见我又做了一次大修改。修改对于任何一个作者来说都不是件开心的事，可要是优秀的编辑会让你看到，每一次改动之后作品的提升。

　　《保姆成群》与其说是写出来的，真不如说是被他们压榨出来的。

　　其实压榨自己的不是这些编辑老师，真正压榨自己的是梦想。因为有梦，一切一切的外力才起了作用。梦想是台压榨机，把我漫长琐碎的人生绞进去，榨出几滴亮晶晶的油，抹亮这枯燥乏味的生命。

　　活着还有什么比这更开心的？哪怕被压榨的时候是那么的痛苦，但我真的愿意。オ

　　2011年2月14日 西昌

　　李 兰 一级作家、教授、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一个医生的救赎》、《中国百年婚姻档案》、《大荒羁旅》等长篇报告文学七部，先后荣获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新中国六十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报告文学奖等奖项。现任教于浙江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