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妮娜

　　在一个对故事的胃口急速猛增的年代，原创故事总是相对稀缺。不难理解，那些有趣故事的缺口，可以依靠改编、翻拍甚至复刻已经封为大IP 的作品来补足。只不过，尽管有原作的优良基因与自带流量加持，很多此类作品仍然不能尽如人意。

　　具体说来，很多电影都在叙事的后半段失去了耐心，例如改编自东野圭吾小说的电影《回廊亭》（原著名为《长长的回廊》），尽管可以借助原著的号召力，在豆瓣却只得到5.4 的评分。而国内同类型电影中亦存在类似问题。作为悬疑作品，很多电影在开头挖好了坑、布好了局、造好了氛围，之后便一连串反转，急于奔赴一个漂亮的反转式大结局，而扔下无数事先铺陈的线索在风中凌乱。起初把智性操练的欲望拉得太满，吊起了观众的胃口，破解的过程中只顾得上解码的爽感和速度、反转的惊奇，却浑然忘了把叙事做成一个严丝合缝的“成品”的“初心”。这就是很多悬疑类型影视剧“烂尾”的由来，讲述情感的电影也同样有这样的毛病。

　　比《回廊亭》晚一点上映的《忠犬八公》，是从日本和美国的同名电影改编而成[1]，被观众与影评一致表扬为“改编本土化”做得到位，这一点确实是此片的优势之一。“本土化”即将外来的故事题材、表现形式做一个更适合“本土”接受、传播的改编与重写，这就需要做更多的“接榫”的工作，这是个细致活，某种程度上，其难度不亚于拍出一部原创作品。换言之，能做这样准备的创作团队，用同样的时间、精力、资金投入拍出一部全新作品也可以臻于同等水准。

　　如果说追求爽感就必然导致一通有视觉张力、色香味直冲天灵盖的“爆炒”，那老老实实讲故事就是“慢炖”。慢炖必然考验耐力与信心。就比如《忠犬八公》中段，冯小刚扮演的陈敬修已经在狗子八筒融入家庭的若干年之后，解决了影片一开始面对的职称问题，邻居对其称呼从“副教授”改为“教授”，而这个看上去对所有人都温良恭俭让、实际却很有主见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折腰。电影没有具体表明这个困难是如何解决的，但观众能猜到：无非是轮到了而已，这就是有耐心，同时是对观众观察力的信心。在这里，情节的舒缓与陈敬修人生方式的笃定同频。电影没有走到凸显知识分子在现实中的困窘与拧巴这条老路上去。陈敬修是银幕上少数既坚持自己、又能在生活中自得其乐的学者形象。可见，“本土化”是耐心营构叙事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在这个到处都急于迭代和进化的世界里，耐心与信任是一种稀缺的品性，这种品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获得的。

　　一

　　《忠犬八公》这部电影有着优良的原著基因，加上“养宠”这一社会性话题的发酵，影片有着天然的看点。叙事伴随着狗狗八筒的收养与长大展开，故事耐心经营了陈敬修及其家人微观世界中十余年的变迁。陈敬修每天早上坐长江索道去大学上课；下班时带回晨报，隔三岔五买点酱肉。故事就是这样开场的，有这么一天，他上班路上意外解救了一只小狗，于是那个油蜡皮的双肩背包上露出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后来，狗子八筒每天要送教授去长江索道站，顺便把晨报带回家，交给教授妻子李佳珍。剩下的情节就这样充满了温柔的细节，这期间孩子们彷佛在家中任岁月蹉跎，可是一旦走出去就许久许久没有再回来。故事发生在世纪初的重庆，在十多年的时间河流中，孩子长大了：儿子到北京谋生路，女儿结了一桩本地人不太看得上的婚事，而狗狗八筒日复一日地在长江索道等待陈敬修，直到陈敬修不再回来，它也仍旧执行着陈敬修的设定，直到生命收尾，每天“交给李佳珍”的晨报堆成了山。

　　比起表现未来、科幻、AI 等“人机关系”的忧患和危机，“人宠故事”总是充满了温情与治愈。动物救主、动物报恩是这一类故事当中最常见、最奏效的套路，如果遵从这个逻辑，狗狗八筒对于主人的忠诚自然就是落笔的重点。但是细究下来，反复写“报恩””救赎”“忠实”，并不足以承载人对动物的情感的本质。人类对于宠物的爱不是因为对方能回报什么，而仅仅是因为爱本来就是人的需求。被爱不是爱的前提，爱本身就是理由。电影对这个情感落脚点的解决，既然不想走到报恩、救赎的危机事件等套路，那便只能是细细铺垫，在细水长流的生活复刻中，建立起观众对于一家人与狗狗的情感的支点。叙事的耐心，起初用在了狗狗破冰的过程，从救下小奶狗开始，陈敬修抱着小奶狗撒手不放，我们就知道那许多招募领养的环节都是假动作，但是观众耐心地等待这个男人的摊牌。围绕养狗是否得到家人允许的主题，近些年还有一部力作，王小帅的《狗十三》。同样是探讨在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化结构中，人是否拥有伸张自己权利的勇气，《狗十三》中少女的挣扎是惨烈的，那部电影把人对狗子的感情直接转化为女孩能否承受权力的宰制，从而把成长讲成了一个施压与抗压的故事。但是在《忠犬八公》中，知识分子谋求平衡的博弈招数悉数有效。当主人公宣布自己非得要养八筒不可，宣布自己也要“雄起”一回的时候，观众一定会想起他形容自己儿子出发离家前的宣告，“这只是通知你，哪是征求你意见呢？”所以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抗争，有的只是重申主权的常规动作。

　　观众恍悟，从要不要因为评职称的事情给领导送上“肉脯”开始，到买什么口味的卤肉，到要不要送走八筒，对如此诸般事件，他从来都是坚定地执行自己的决定。作为北方的外来者，面对重庆本地生活方式对内心持久、无声、强大的侵蚀，他清醒地守住自己的边界。在家庭这个最小单元的社会关系中，就像对一块酱肉，二八开，用“八”的妥协与怀柔，换来“二”属于自我自在的空间。为此他还发布了家人互不干涉“喜欢”的发言。这是一个懂得处理外部与内在、社会化要求与个体化需求的人，有别于以往影片中知识分子在生活中的摩擦、尴尬与失落，陈敬修生活得很滋润。这很难得，也很冯小刚。经典的叙事理论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人们实践的外在领域，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社会实践的内在领域。而人宠关系这一题材所涉的领域是“内”还是“外”呢？相对于以往日本、美国的版本，我们国家的这版把陈敬修与八筒的关系描写溢出了家庭内部，而跃出到了整个重庆的社会空间，这里引进了地缘政治与文化空间的广阔视野，这也正是人们誉为“本土化”的优胜之处。

　　冯小刚的表演从形体到眼神都准确。一个知识分子父亲在很多影视剧里都是招黑的：不是油腻，就是狼狈。就比如冯小刚导演的《手机》《大腕》《非诚勿扰》，包括近来的《回响》中那些已经转型为商业策划人和文化名人、晋升中产阶级的作家、教授，都在真真假假的婚外情当中腾挪反转，自得游走于各界的智慧并且继续抖机灵耍贫嘴；而在《驴得水》《长安道》当中，那些曾以教育、以知识救国的直挺的脊梁，早都萎靡油腻堕落，不但没有憋出新的生活新的出路，倒是为了经费和桃色事件大动干戈，他们不仅信仰失落，而且总觉得生活亏欠自己太多，把对自己的失望转化为对外部（对他人）的愤怒。这就是残存的愤青气质的根源。不管是油腻，或是狼狈，不管是苟且，或是偏执，知识分子似乎没有能力把自己安全妥帖地安放在世俗生活中，而冯小刚塑造的这个陈敬修不费力气地做到了。影片因为陈冲与冯小刚的联袂出演而生色。窃以为，与其说是二人那熟稔到化为生活本身的高超演技在加持此片，倒不如说是二人与角色等深的丰富经验与内心沟壑在为这部跨越十几年的电影背书。看上去，陈敬修已经消化掉对于生活和前途的控诉与戾气，老婆是陈敬修面对现实的一个掩体，是陈敬修“本土化”的证据与结果，她把陈敬修面对现实有可能出现的尴尬与笨拙、不满与耿介有效地转化为一种体面的疏离。

　　二

　　不容忽视的是，这一版《忠犬八公》在改编本土化的过程中，耐心之下掩藏的叙事“野心”。因为耐心，故事编制的时候是不惮于给出细节的。细节，就是余裕。即便是在索道码头第一次见到八筒的报摊摊主与码头民工的一闪而过也不是闲笔，他们每个人都是八筒狗生里一段时间的见证者。跨越了十余年的时间，狗狗与人之间的信任已经弥漫了岁月。《忠犬八公》中有对山城安逸生活的流连和回望，更有其纪录重庆一隅市民生计的好奇，其中，狗狗视角无疑是定格时间的一种手段。建立“耐心”与信任需要的不是叙事的技术难度，而是叙事的精神强度，伴随着耐心编织的人与动物“共生”式情感，叙事的另外一层意图图穷匕见地露了出来。影片全长两个多小时，到了一小时二十分钟的时候，陈敬修游历长江，这个时候主角的生命接近尽头，叙事的雄心反而浮现，这个故事隐藏的一条线索，是长江三峡于上世纪末的一段历史。这个时候，前边所交待的陈敬修这个学者的专业是地质，以及八筒每天跑过数次的长江沿岸的情节反复出现，都获得了意义。这个时候叙事的更深层意图出现，所有的看似琐碎偶然都奔赴了一种必然，都成了一种“蓄势”。电影表达的故事也因获得了“聚焦”之外的“景深”，由此观众可以明白，之前的不动声色只是把雄心摁在了耐心的水面之下。这里呈现的是一个告别的时刻，也是一个断裂时刻，它企图将个人生活和外部历史融合在一起。在这个大景深之下，对于人与狗狗的个体聚焦获得了命运感。导演叙镜的站立点撤后，镜头成了广角，我们看到了整个三峡地域，这是众生。一个地域的变迁与一个家庭不可避免的解体宿命式地重叠在一起。而狗狗八筒因为不懂这告别的含义，它以无辜之眼，把等待中注定的失望和失望中仍不肯中断的等待又延续到了生命尽头。学者陈林侠曾经指出：影像作为记忆共同体，其核心是关于民族国家重大历史事件、政治事件以及社会事件的叙述。电影叙述国家记忆，特别需要微观叙事。正是在微观聚焦之中，爆发出情感力度与复杂的人性内涵，使原本外在于当下的历史事件变成内在的心理事件、情感事件，从而促进了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2]电影应当从哪种层面叙述记忆共同体呢？……它最擅长叙述的记忆属于个体层面的微观叙事。[3]观众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一段个人生活史，注定会被一个浮躁的时代所忽视，又注定会在很久以后被人想起。从微观的“耐心”出发，到达“构筑民族家国记忆”进而激发和凝聚国家民族情感的高度认同的“野心”。是“野心”将整部电影的内蕴与主题提升到几部前作不曾抵达的深度与高度。

　　三

　　或许“改编本土化”道出了翻拍成功的一个方向，但并非认同这一点就“一揽子”解决了改编中的全部问题，因为终究难以概括一次改编中具体问题的复杂性。并非解决了素材的“水土不服”就解决了“改编本土化”问题。“改编本土化”问题一方面牵连着题材的“地域性”或“在地性”中当代观众理解现实情境的诉求，因此是一种向中国“现实性”融入的需求；另一方面，本土化意味着地域或者“在地”的“现代性”问题，这是在讲述当代中国故事过程中必然遇到的具体问题。如果改编或翻拍者没有相应的创作准备，没有找到故事素材与接受语境中的情感认同和现实切口，仅仅增加地方风味、风土人情，也无非是把地域“奇观化”了而已，难以触及本土观众心灵，仍然不算是成功的改编。在外来作品翻拍中存在的本土化问题，在原创的电影中也同样存在。因此，本土化与否，只是现象层面的归因。更本质的问题是中国电影正处于一个工业化与现代化、消费属性与专业程度、构筑民族记忆以及实现精神引领等诸多功能共同提出诉求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无论哪种类型，都很容易在情节编制、情感诉求、观念建构层面，存在顾此失彼，粗糙与简化，乃至矛盾与撕扯等问题。只能说，新的时代对于电影作为讲好中国故事，构筑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共同体，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类似的问题终究还要依靠耐心、成熟、熨帖的叙事，在未来无数次的改编实践中解决。但愿这些舶来的故事，都能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