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东林

　　那是一个有无数人想象、寻访、考证却又没有谁能够再次抵达的夜晚，那是1253 年前降临到耒水中的一条小船上独属于杜甫一个人的夜晚，又或者说，那也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具有标志意义、最绕不过去的一个夜晚。公元770 年，是年夏天，因生计所迫而从湖南辗转湖北、又从湖北辗转湖南的杜甫，再一次折返回了两年前就避居于此的潭州，时逢臧玠作乱，他本来是计划沿着耒水溯江而上、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伟，不过舟行至耒阳时赶上江水暴涨，他又不得不暂泊于方田驿，在洪水中被困了五日五夜且水米未进之际，当地县令用一艘小船将他救了出来，备了酒肉招待，渴饿许久的杜甫豪饮暴食，由于吃得太多，再加上年事已高，肠胃无法消化，最终被活活撑死在了那个夜晚——这就是一代诗圣惨然离世时的最后一幕。

　　虽然很多人并不相信——或者说不愿意相信——杜甫是以这样的方式离世的，但《新唐书》比任何一种传说都更接近于真相地记载了这个历史事实：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这则记载最大的意义在于打破了很多人对杜甫一厢情愿式的想象，把他从国之“大”中解放出来，投放进了家之“小”，也把他从时代之“大”中解放出来，投放进了日子之“小”，殊不知，正是那些难捱的“小”——而不是那些空洞的“大”——才构成了这位诗圣生前漫长流离时光中最切身的日常生活困境，进而也才铺就了他涵括万象却又立基于日常生活内容的诗学道路——最显见的一点是，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位诗人都更为自由从容地运用了口语和日常表达。

　　毫无疑问，杜甫的一生是置身于大历史和大变动中的一生，他遭遇了一个人所能遭遇到的最大变故，然而这些不争的“大”或许还不足以表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杜甫。事实上，杜甫的一生也是作为一个人的一生，也是作为一个诗人的一生，更是不甘于只作为一个诗人却不得不只作为一个诗人的一生，也更是一生空空如也只有诗歌作为唯一行囊的一生。是的，虽然他也像所有读书人一样怀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仕宦之志，不过却并无机缘出入庙堂，更不可能轻易执掌权柄。诗人们——尤其是古代的诗人们，他们的诗是在有余暇、余力之际侍弄出来的余事，只是闲情，只是逸致，终究与经国济世的宏业不能并举，但是在生命终老或身陷困厄之际，他们才会幡然而悟人生真谛的归结之处，只有诗歌才是长伴己身的内容，也只有诗歌才是最贴肉入心的既空无而又实象的所在。

　　离世之后几十年才被发掘打捞、才以诗学成就显耀于世的杜甫，离世后一千多年又被誉为“最伟大的中国诗人”（宇文所安语）的杜甫，生前应该不会想到他在后世被不断发掘和累叠起来的作为一个诗人的价值，更不会想到在历史过去1253 年之后，在长江南岸边，一个以他作为榜样的诗人张执浩在一篇《两山之间》的文章中对他诗歌人生的那番深入读解。在这篇文章中，他—— 一个当代诗人对他—— 一个古代诗人——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和总结：“他的日常性，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不断向内转、向内看的过程，不断地从外部世界后撤，从混乱纷纭的现世图景中，后撤进尘埃落定的历史烟云里，最终回归成为一个人、一具肉身，素面朝天，风清月白，这种惊险而艰难的掘进过程，其中蕴藏着巨大而丰沛的人生意蕴。”

　　虽然杜甫身后并不缺乏这样那样的深入研究，但是这样的读解对杜甫来说依然并不多见，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当代诗人从诗学和人本的交叉角度为杜甫所作的读解，让我们走近进而走进他作为一个人而非一个神、作为一个诗人而非一个诗圣的日常图景。当然，除了杜甫，在这本名为《不如读诗：在黄鹤楼下谈诗》的诗学随笔中，张执浩还写了无名氏，写了宋玉、陶渊明、庾信、孟浩然、白居易、李贺、苏东坡、辛弃疾、龚自珍。一言以蔽之，他写了从上古到晚清的诸多诗人，写了从不自觉作为诗人的诗人到超自觉作为诗人的诸多诗人，他并不是在写单纯的诗人，也并不是在写单纯的诗歌，而是把他们和他们的诗作置诸于一种诗学脉络和一种更广大的人生脉络中去辨认体察。

　　尽管在客观上有着普及和怀古的面貌，不过，这却并非是一本普及古代诗人和他们作品的读物，也并非是一本凭栏远眺、潜发幽情的怀古之作，而是一本以一身回返众身、以一心接领众心的诗学随笔。换句话说，人之为人，诗人之为诗人，这些古代诗人身上那种混杂的心态和志图在当代诗人张执浩身上也一样存在，只不过表现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时移世易，诗人这个身份现今在他——以及像他一样的诗人们——身上已经职业化和专业化了；而他在这本诗学随笔中所致力于的，是剥离古代诗人身上“不把自己当诗人”和当代诗人身上“只把自己当诗人”的别象，以自己的方式正本溯源，以一种“诗学考古”的方式进入他们的诗歌和人生，把他们放入到诗人而不仅仅是古代诗人，同时也把自己放入到诗人而不仅仅是当代诗人这条广袤的诗学脉络之中去，为诗人建立起一种诗学意义上的时空坐标。

　　在我的目力范围内，在一心要与古代诗人做决裂的当代诗人们中间，对这些遥不可及的古代诗人表现出如此浓厚的兴致的还并不多见。而张执浩之所以会把视线投向他们，或许源于他身上与他们相接近的某种命运轨迹和与之对应的心境——他无心为史，却跌跌撞撞地进入了历史学专业，他有心为诗，却在大学毕业之后冒冒失失地作了稻粱之谋，先短暂从商，又长期为师，而后才进入比较稳定的专业创作，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辗转也对应了他们的辗转，他的恒定也对应了他们的恒定，而“壮夫不为”却又伴身左右的诗歌，正是这些辗转和恒定所留下的最真诚、最忠诚的痕迹与记录。一句话，他在他们身上看见了自己的过往。

　　黄鹤楼，1985 年才修建起来的一座矗立于蛇山上的新楼，作为因李白和崔颢题诗而声名显赫的那座早就不复存在的旧楼的重生，它的象征意义在绝大多数人那里已经让位于作为一个景点的物理意义，但对于一个诗人——即使是一个当代诗人——来说却未必如此，或者说未必尽然如此。可以想象的是它对张执浩的意义，长年生活在楼下，在对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观望之中，这座千古诗楼在他那里已然成为了从古至今的历代诗人们的化身，它比切近的现实中的那些诗人们更能代表诗人这种永恒性的身份，更能代表自有语言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的诗人群体，简言之，它时时刻刻都在以迎面而来的方式让他直面它，让他把自己流放到一个更为开阔的诗歌时空中去自证和他证一个本质性的命题：何为诗人？诗人何为？

　　也许从这个角度进入，我们才能明白张执浩写这本诗学随笔的深意所在，他是在用把自己变成古人、也把古人变成自己的方式去共情性地体悟“诗人”这一身份的本体意义。更或许，这也是他近四十年来都生活在黄鹤楼周围、都没离开这座千古诗楼的某种宿命般的因缘，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因为有黄鹤楼——这座永恒的诗人纪念碑——的感召之力，他才得以以原地盘旋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诗路长征，才得以以一无所见的观看实现了自己的洞若观火，作为一个诗人，一个当代诗人，他也才得以在自己的家门口就抵达了这些古代同行们的家门口。

　　而据我所知，除了《不如读诗：在黄鹤楼下谈诗》这本以经线为主线的诗学随笔，张执浩还有一本即将完成的以纬线为主线的诗学随笔——《传告后代人：中国古代诗人的15 个关键词》，从15 个向度的主题中横切出他们诗歌人生的剖面图，以此进入古代诗人的诗路和心路。一个本应全身心投入当下时代的诗人，一个本应奋力创制自己作品的当代诗人，近年来为何却频频心心念念于与他分属楚河汉界两端般的古代诗人？这种让人难以理解的写作转向至此也就逐渐明朗起来，他一方面怀揣着所有从古至今的诗人们的柔软之心，另一方面也怀揣着所有从古至今的诗人们的野壮之心。这一柔软之心或在于，他在他们的命运中看见了自己的命运，这一命运无古无今、不远不近，独属于诗人这一人类中的“人类”；而这一野壮之心或在于，除了自己为诗之外，他还想为诗人这一人类中的“人类”显形一种可视可见的样貌，以这些遥远但与自己同道同命的诗人为考察对象而抵达诗人的终极意义。

　　两三年前，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近40年的“不务正业”很多年的张执浩终于又兜兜转转地回到了他的史学本业，将之用诸诗学领域，以黄鹤楼作为追踪古代同行们的起点，也以黄鹤楼作为告别古代同行们的终点，将身比身，也将心比心，以诗史合参的方式不断逼近诗人这一他所称谓的“大家伙”，以诗证人，也以人正诗，在对他们的作品解读和人生走向中不断重抵他们——永恒的诗人们——的命运。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中年变法”，或许源于张执浩比很多当代诗人都更为幸运的经历，因为他在苍茫的人间怀揣着两件利器——诗和史，诗是他的价值观，史是他的方法论，这两种貌似水火般不相容的技艺，不但在他身上实现了早年间的同源，而且也奇迹般地又在他身上实现了多年之后的合流。

　　无独有偶，诗人、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见长的田晓菲的《七发》是我在读《不如读诗：在黄鹤楼下谈诗》时读的另一本诗学随笔。在这名字本借用自汉代辞赋家枚乘《七发》的著作中，她以七位诗人和作家及其经典作品作为考察对象，挥沙建城、再造时空般地深入阐发了陶渊明与写本文化、谢灵运与六朝行旅写作、萧纲与宫体诗、庾信与南朝宫廷文学等交接关系。非常有意思的是，陶渊明和庾信是这两本著作中唯一的交集对象，不过与同为诗人的田晓菲起点于文本、落点于文本不同的是，张执浩既起点于诗人也落点于诗人，始终指向于创造文本的诗人及其多舛的命运境遇。这种殊异和分野，既显示出当代诗人进入古代诗人心灵图景的不同门径，也显示出古代诗人在当代诗人那里所投射出来的影响侧重，他们——那些古代诗人在他们——这些当代诗人——的诗学景深中扮演了同人同作却完全不同归的角色。

　　而除此之外，张执浩这种诗学写作转向不能不提及的另一个价值在于，他也是在为诗人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出于志业而非职业的身份疏理出一种诗歌人生的清单，一种可以超越时空圈囿的本质性理解，也即：一个人何以会成为诗人？何以有人成为了这样的诗人，有人成为了那样的诗人？在江山易主、世代更迭之后，这样的诗人和那样的诗人又何以会在绵延的后世被不断选中、打捞、纪念和传颂？诗人对于世人的终极意义究竟来于何处？又归于何处？这或许是张执浩——一个当代诗人——所提供的一种以今达古、以己达人的解释学，但与其说他是在释解他们，不如说他也在借助于他们来释解自己——以及“诗人”这一更广大的自己，释人也即释己，因为他和他所代表的这种“人类”是人类之中被雷电和命运选中的异类，是奔跃不驯的马匹在无边暗夜之中找到的骑手；而作为一个诗人，无论是作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还是时间最末端的代表，他都不并缺乏让自己承担这种释解使命的理由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