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同林

　　脱贫攻坚的旧浪还不曾远去，乡村振兴的新潮已风起云涌。从脱贫攻坚跨越到乡村振兴，像电视频道遥控器一样咔嚓一声切换着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又簇生出众多文学艺术的母题。反映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新乡村小说，系由这一母题孕育并不断延伸拓展，并占据了当前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核心地带。其中，中国作协于2022 年7 月底和8 月初先后正式启动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重新汇聚全国一大批立足新乡村、书写新乡土的优秀作家及其作品，这无疑是新时代现实主义小说的高地，也是全国作家最为集中的竞技场。同一年度，作为“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主要编辑出版者——作家出版社从八百余部征稿中第一批遴选出四部长篇小说予以出版，其中包括欧阳黔森的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莫道君行早》部分章节原发于《中国作家》（文学版）2022 年第10 期，随即又正式出版问世，显然可以归结在蔚然成风的主题创作与出版之列。“考察脱贫主题文艺出版的生产机理，不难发现脱贫主题出版呈现一种自上而下的集体组织、集体生产的建构特征，表现为一种高度自觉、反应迅速的整体化文艺出版实践行为。”[1]脱贫攻坚主题文艺生产的方式与途径，决定了这一主题文学的规模、影响与地位，不论是报告文学还是小说、诗歌、戏曲等文艺门类的创作，均是如此。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置身其中，从题材内容到艺术手法都十分显眼，它以武陵山腹地的贵州乡村为地域背景，个性化地展现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浪潮中的生活画卷，以新生事件带动人物，形象生动地书写了乡土的复活，将乡村振兴的根须扎入脚下的泥土，是当下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

一、村落叙事的时空布局

在书写乡土中国的乡土小说及其传统中，村落一直被视为是凸显历史面貌和时代变迁的审美场域，承载着人们瞥向乡土或启蒙或审美或革命的目光。譬如赵树理1940 年代的小说，村落叙事就颇为典型，其影响深远的“问题小说”多半是“以山西地区自然村落为描写对象的乡村叙事中，权势大于法的现象十分突出”，“在复仇与伸冤为旨归的叙事范式中，法外权势的衰败与失落成为必然，村落秩序的重建也在大团圆结局中悄然启动。”[2]随着时代的更替和观念的嬗变，由作家个案到创作群体，乡土小说逐渐形成了以“村落”为主体的某种范式，并且不断辐射、延伸和壮大。正如知名学者贺桂梅所言：“正是在1930—1940 年代之交的‘民族形式’论争之后，‘村庄’这一乡土中国社会的最小单位才得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在1940—1970 年代的当代文学中，存在着某种以‘村庄’为主体的文学叙事范式。”[3]以村庄为主体，以村庄为空间，也就是本文所说的村落叙事，并不只是在1940—1970 年代文学中普遍存在，向后延伸来看同样如此。以一个或多个村落为主体，构成小说的特定时空，一直延续至今，在地域性题材见长的当代作家笔下，可谓常写常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中，千千万万个村落经历了“新山乡巨变”，成为新乡土小说创作的肥沃土壤，“文学的村庄”如雨后春笋成为文坛的风景，村落叙事尤为典型和出彩，成为映射新时代“新山乡巨变”的重要方式。

　　“新山乡巨变”的命名与思考，源自周立波1950 年代以湖南益阳清溪村为背景创作的经典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我们从祖国各地相聚周立波先生的故里，举行‘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启动仪式，既是向经典致敬，更是面向新时代新征程的重新出发。”“辉煌壮丽的新时代正在呼唤能够感应时代精神、体现时代高度的伟大作品，波澜壮阔的山乡巨变为新时代文学提供了广阔的生活图景和丰厚的写作资源。我们希望通过‘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引领广大创作者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用跟得上时代的文学精品开拓文艺新境界，以新鲜光亮的文学力量激发人民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的昂扬斗志与坚定信念，给伟大时代留下伟大作品，为伟大人民奏响伟大乐章，向人民、向时代、向历史交上优秀的文学答卷。”[4]众所周知，《山乡巨变》以湖南益阳清溪村为空间，将1953 年中国农村所开展的大规模的合作化运动置放在这一村落之中，指明了山乡巨变真正的时代内涵。合作化运动要求中国农民从几千年固有的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和传统的私有制观念中解放出来，重新将从土地改革中获得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再交给集体来管理与经营，这无疑是一场真正的、痛苦的、持续的历史巨变。在作品中，除了乡村干部李月辉、刘雨生之外，农民盛佑亭（外号亭面糊）、王菊生（外号菊咬筋）、盛淑君等都写得十分本色、活灵活现。小说以典型人物、环境的方式，保留和还原了湖南农村乃至中国农村在合作化运动中的历史面貌。作为一种历史事件与精神的隐喻和传承，“新山乡巨变”文学工程着眼点也基于同样的考量。换言之，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全国农村赢得脱贫攻坚的阶段性胜利，并走上乡村振兴的新路，完全可以担当得起“新山乡巨变”的历史使命。

　　具体到欧阳黔森的文学创作中，其母题构想和村落叙事同样十分普遍，并且跨越了多种文体，蕴含着作家对于新时代乡村发展与变革的情感和思考。梳理欧阳黔森笔下的村落，从小说中的“白鹰村”“桃花村”“盘江村”等，到报告文学里的“花茂村”“海雀村”“红岩村”等，再到影视剧内的“花茂村”“纸坊村”“大地方村”等，这一个个虚虚实实的黔地村落，作为作品里人物活动和情节发展的故事空间，参与着新乡土叙事的共生过程，交错融汇成了作家独一无二的文学地理世界。现实主义长篇新作《莫道君行早》是欧阳黔森村落叙事的又一次丰富实践，作品在地理空间上以几省交界之地的武陵山区紫云河畔的紫云镇为对象，重点集中在千年村、红岩村、花开村三个处在不同发展道路的村落上，这些村落虽然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经济洼地之中，但在当地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因地制宜地探索出了摆脱贫穷、走向富裕的新路。

　　《莫道君行早》村落叙事的主线，落在三个具有特定内涵和时代气息的山村，这三个村落位于武陵山脉腹地，山高谷深、森林密布，耕地普遍稀少、农田零碎且分散，是因自身条件所限而致贫的典型村落。其中千年村位于地势较为平坦、田土稍多的丘陵地带，以种植水稻为主，是三个村落中地理条件较好的，又加之村头村尾两棵古树遥相呼应，是远近闻名的景观，因而将千年村打造成旅游示范乡村、带动相邻周边村发展成为上下一致的诉求。小说围绕千年村开启了一系列对精准扶贫措施（如基础设施建设、村容村貌建设、农业产业园建设等）的叙述，动态地呈现出它逐步脱贫并走向振兴的过程。在千年村之外，花开村的发展变化是小说的另一条叙事主线。花开村位于海拔位置较高、以林木为主的山区，多为旱地，脱贫难度较之千年村更甚。在小说中，针对花开村的实地情况，其对策是丹砂汞矿封停和资源循环利用，开展山地特色农业与种植业等，呈现出一条与千年村脱贫路线不一样的发展之路。较之千年、花开两村，红岩村的自然条件更为恶劣，身处山陡土薄、河谷深切、石漠化严重的区域，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不适合农作物生长。作为深度贫困村，适用于其他两村的常规化的扶贫模式无法在红岩村实施，因此借力于企业帮扶，让红岩村借助外来企业的力量摆脱了贫困，也跟上了紫云镇发展的步伐。《莫道君行早》中三个村落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形成了文本的叙事主线，各个情节也由此生发，或对比、或并行、或交错，故事的叙述者又常常站出来叙述和评议，让读者可以触摸到特定村镇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实践中的有力脉搏。

　　《莫道君行早》的村落叙事不但呈现了乡村个性化发展的全新图景，还彰显着乡土的重构与新生。在小说的时空转换中，穿插了外出务工人员外流，乡村只留下老人和小孩等情节，形象地说，武陵山腹地的众多村庄像一个个失魂落魄的漂泊者，走在寻觅家园的崎岖小径上，而扭转乡村空心化、被荒废的趋势，让乡村再次成为汇聚村民的安居乐业之所，显然是村落叙事、乡土复活的崭新内容。小说里的紫云镇全镇有三万多人，其中近三分之二的人常年外出务工，其中大多是青壮年，因而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现象是十分普遍的，乡村衰败与颓唐之势日渐加剧，濒临荒废的状态让人触目惊心。在这样的情势下，通过内外合力激活乡村原生动力，促使传统乡村焕发新的生机，就成为新时代乡村发展的正确道路。小说描写经由政府的帮扶和基层干部的引领，以及村民的共同努力，紫云镇三个村落成功进行产业转型和升级，从衰败荒废的迷途上调整方向，重新踏上前途光明的新生之路，使得传统的村落产生新的向心力，吸引外出人员纷纷返乡回流，促成了乡村的再次勃兴。这种从濒危到振兴的转变，既是乡土的再次重构，也是乡土的又一次重生。整体上，这几个村落是虚拟的也是现实的，在虚拟与现实之间有多个通道相连，既可以让读者沉入叙事世界，又可以让读者抬起头来看到现实世界，乡土的重构与新生也就更加令人亲切和信赖。

　　需要指出的是，小说的主要叙事情节都是围绕乡村脱贫、乡村振兴而逐步展开，像接踵而来的农村“三改”“三变”事件，像驻村干部下乡、乡村旅游兴起事件，像现代农村产业园建设、电商物流建设等等，都是新鲜的事物，以及村容改观、穷则思变、民心向善等诸多乡土生活及细节的杂糅交错，共同谱写出新时代乡村发展的新画卷，真正隐喻了“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的寓意。换言之，政府推动脱贫、乡村治理升级、农村产业转型、乡土焕发活力是作品村落叙事主要着力点，合力唤醒了这一角沉睡的故土，也藉此生成了小说的叙事时空和叙事伦理。在《莫道君行早》中，新乡村里新鲜事物的涌现，围绕村落展开，开掘出了一种新时代乡土小说的思想新境界。

二、乡间人物的本色呈现

村落是乡民集中生活、栖息之所，无数村落正经历着由贫穷走向振兴的“蝶变”，那么生活其间的乡民自然也有着不尽一致的精神面貌以及前后转变。与村落叙事一脉相承的是，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对人物群像的个性化处理和呈现，关系到作品的价值和品质，也体现出作家独特的才情和观念。

　　《莫道君行早》中的人物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有十多个，构成了立体的、鲜活的人物画廊，其中主要人物是村主任和驻村第一书记，往上则是紫云镇的党委书记等，构成有血有肉的基层扶贫干部的序列；往下则是三个村落的普通村民，呈现真实的底层劳动人民的人生百态。尽管小说也涉及县城一级，但从乡镇到村组的各类人物是作家最感兴趣的对象，像紫云镇党委的龙险峰，像跟麻青蒿、潘宏梁、石松涛等村支两委干部搭档的驻村第一书记等人便是。以镇党委书记龙险峰为例，作为一个曾经从紫云镇升迁而去、又怀着某种责任感重新归来的乡镇领导，他深谙紫云镇的贫困状态和发展困境，因而在小说中，当笔触落到龙险峰身上时，作者总是描写他一脸严肃，时刻皱紧眉头的姿态，仿佛他肩负着千钧重担。这种对面容神态的着意刻画，表明了人物内心的急迫感，一方面昭示了紫云镇脱贫事业的艰辛与不易，另一方面也赋予了主要人物心牵百姓、心忧大局的特点，并且与之后脱贫事业取得胜利时人物舒展的眉头和开心的笑容形成一种对比，在前后对照中凸显党员干部一心为民的崇高品质。除此之外，驻村第一书记的形象也十分鲜明，小说中三个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性格、经历和才能各不相同，典型性十分显著。譬如千年村驻村第一书记肖百合，积极进取、勇于担当，在当下青年女性驻村干部系列中属于面目清晰、性格鲜明的人物，是那种自愿扎根脱贫攻坚第一线，有干劲、有见识的一类乡土外来者典型，下沉基层为乡村注入了无限活力；而花开村驻村第一书记陈国栋与红岩村驻村第一书记张学勤，前者墨守成规、做事保守，后者畏难怕苦、争功诿过，体现了外来者与传统乡土格格不入的一面，但经过脱贫攻坚事业的磨练，两人不断转变观念，真心投入到乡村发展的事业中去，也同步带领各自的村民走向了新生活。小说里的乡镇及驻村书记等领导群体，是千千万万党员中的优秀代表，他们都不是概念化的人物，或是由此衍生的面目模糊的符号，他们作为脱贫攻坚最前沿的第一线人物群体，身上那种敢闯敢干、为民谋利、广开言路、团结协作的时代品质得到了大范围的本真呈现，从中可以见出武陵山区作为脱贫攻坚主战场中党员干部的精神风貌之一斑。

　　小说的审美触须还伸入乡民的内心世界，小说对众多乡民形象的塑造也深得个中三昧。在欧阳黔森的笔下，农民们在勤劳、善良之外，多半有各种缺点，如开农家乐的丁香，村民罗大嫂、牛老五、桃花、孔先刚等小人物。丁香身为从外地嫁入千年村又离婚独居的普通农村妇女，泼辣、不讲理的言行背后是孤单无助，因而当肖百合为她提供了兴办农家乐的生计之后，她不仅主动答应拆除违建房屋，还充当乡村最早吃螃蟹的先进人物，现身说法带动其他人一起慢慢蜕变、进步。而罗大嫂、桃花等人，一度认为千年村的发展危害到自家的利益，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站在了肖百合等人的对立面，使得村子的发展旁生了许多波折，但是最终都因为意识到乡村改革的真实意义而转头衷心拥护政策、服从集体。至于牛老五等人，则是出于自私、贪婪的心态，想获得更多的补偿金而胡搅蛮缠、阻挠大局。小说对这些人物身上蛮横、短视、无知、自私等农民劣根性的描写，同样触及到了乡土的根须，并且由农民劣根性的可喜变化凸显出乡村振兴更深一层的意义，即带给了乡民新的精神面貌。

　　小说在塑造人物上还注重真实、自然的原则，杂糅了贵州风土人情的艺术元素。以村主任为例，小说的主人公是外号“麻五皮”的麻青蒿，这是一位有喜剧感，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人物，作者没有人为拔高他的形象，而是塑造了一位平平凡凡的泥脚子人物形象。麻五皮既当村干部，也还要干自家的农活，没有脱离生产第一线。在工作中他能说会道，喜欢吹牛，点子多，有粗俗的一面，但能化解基层的诸多矛盾，也有灵活狡黠的一面；尽管生活并不如意，但执拗、粗暴的性格背后掩盖不了他带领村民追求幸福的愿望。可以说，麻五皮是一位本真的乡民，双脚仍然牢牢地站在乡土上，其背后站立着一群更为庞大的平凡的村民群体。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村民兼村级干部，麻五皮说着一口地道的黔地方言，为人处事充满了黔地独特的民间智慧，这一点给人印象深刻。譬如在处理无良村民的耍赖事件时，麻五皮不拘一格、恩威并施，机智化解了干群之间的冲突；在面对上级领导的追因问责时，他自表功绩、插科打诨，重新获得了领导的理解信任；在斡旋同事关系时，他言辞恳切、进退有据，巧妙消解了同事之间的嫌隙……可以看到，麻五皮处理问题的方式，明显弥漫着一种民间的戏谑色彩，寓滑稽于严肃之中，积极应对与消极应付并存。和龙险峰、肖百合等人相比，麻五皮不够高大、完美，似乎不是理想的基层干部形象，但他大多数时候勇往直前、为村民着想的品质同样突出；而和牛老五、罗大嫂等人相比，麻五皮虽然足够无私、先进，但身上同样有着粗俗、浮躁、浅薄的一面。英国批评家E.M.福斯特曾将小说中的人物分为“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两种，“扁平人物”是“基于某种单一的观念或品质塑造而成的”，而“圆形人物的生活宽广无限，变化多端———自然是限定在书页中的生活”，比较丰富、立体、趋于真实。[5]依照福斯特的小说人物理论，《莫道君行早》中的少数人物属于圆形人物，特别是麻五皮这样一位复杂具体的乡间人物，他与作家另一部中篇小说《村长唐三草》的主人公唐三草一样，共同构成了贵州乡村的村民兼村干部群体的代表，深具黔地乡间人物本真实在的特点。

　　从乡镇干部到普通村民，《莫道君行早》中的人物形象没有脸谱化、简单化，也没有沦为某种概念的符号和象征，而是有血有肉、生动立体的，有着福斯特理论视阈中圆形人物的特征。他们有浪漫主义的理想情怀，也有现实主义的生存视野，他们没有戴着面具生活，而是以本真的面貌自由游走在乡土的阡陌之上。

三、“新山乡巨变”中乡土的觉醒与复活

《莫道君行早》以轻松活泼的笔调，一一细数武陵山腹地紫云镇这片地域的村落故事，形象地呈现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贵州的实践，描摹了新时代乡间人物的精神图谱，奏响了一曲数省交界之地的山区脱贫壮歌。小说情节虽然落脚于村落叙事之中，是村人村事的演绎，但并不简单或乏味，而是起伏不断、变化多端，为众多人物提供了一角乡土的舞台，在对黔东地区“新山乡巨变”的书写中，重启了乡土觉醒与复活的崭新话题。这一内蕴有传承也有新变，是鲜活的也是沉甸甸的。

　　《莫道君行早》从三个方面彰显了乡土的觉醒与复活。首先，作品围绕乡村变迁的集中书写，深入到了乡土的缝隙和根须之中。在针对新乡村变迁主题组织叙事时，小说重点设计了土地流转、产业园建设等人与土地发生纠纷这样一些具有戏剧冲突的情节，都贴着泥土来写，贴着人物性格来写，深刻地触及到传统乡土世界的深层。自古以来，土地都是农民的根，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6]因而任何涉及到土地的问题，都有可能触及农民最深层的利益，都有可能遭遇农民本能而激烈的抵制。小说中龙险峰、肖百合等人为了赢得发展先机，承诺给企业家喻子涵提供优质用地以兴建现代农业产业园，其中便涉及到了土地流转问题，即需要村民将自己名下的土地流转出去以便集中使用，又加之产业园用地恰好牵涉到不少村民的祖坟，故而又将村民安土重迁、终老乡梓的传统观念牵扯进去，因而在提出之初和实行之中遭到了千年村村民的本能抗拒。比如，怒不可遏的村民堵住了喻子涵的考察车队，讨要说法，以激烈的言行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由此险些造成产业园计划的“流产”。最后在肖百合等人费尽心思的教育引导下，村民们才真正接受了土地流转的大势，千年村也终于进入乡村振兴的快车道。小说就土地流转问题落下笔墨，显然是有过仔细考量的，在作家看来，只有真实呈现当下农村的土地流转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产业调整和村民纠纷，才能真正撬动乡土的根须，深入乡土的缝隙。农村的变革，有些矛盾和冲突看上去是小事，但放在农民的眼中并不完全是这样，在“新山乡巨变”中，如果回避种种矛盾和困难，就会虚拟真实的农村，就会歪曲诸多内生问题，比如进城的诱惑、乡土的板结，比如移民搬迁、移风易俗，这都是一场接一场的硬仗，涉及利益、涉及观念冲突。显然这不是传统牧歌式的乡土世界，也不是战争与大潮中的乡土世界，而是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乡人与土地关系的点滴变化、人的变化与事的变化互为倚仗、互相摩擦，从而发出了乡土的新声。

　　其次，作品对乡土新愿景的描写体现出乡土的现代性转化。换言之，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广大乡村的生动实践。在黔地乡土小说的叙事谱系及其传统之中，从蹇先艾到石果再到何士光等几代作家，从20 世纪20 年代开始，乡土一开始是封闭、落后、愚昧的，以“老远的贵州”知名于世，后来虽然有所变化，但总不失贫穷、边远的底色。及至到了欧阳黔森的小说创作中，黔地乡土不再被视为愚昧渊薮和落后符号，而是被赋予了现代性的创造转化，挖掘出了乡土的有益资源和积极因素。在《莫道君行早》的尾巴处，千年村主任麻青蒿和前妻丁香复婚，驻村第一书记肖百合自然想起自己的愿景，当初对前来村寨进行现代产业园投资的喻子涵说过，也无数次在自己心里说过，即当她扶贫下沉到千年村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看到这样的情景：在村庄晨雾的弥漫中有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在田间耕作的黄昏后有一对对的夫妻愉悦地回家，在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在小院子里，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孩子，一家人围在小桌上温馨地吃饭……[7]这番朴素而久违的景象，终于在千年村以及紫云镇出现了。这乌托邦式的理想乡村画面，虽然充盈着黄发垂髫安居乐业的传统意味，但内质已然被置换成了现代文明烛照后的富足、安康，因而虽然古意盎然，但早已不是传统农耕时代的乡土旧图景，而是进行新的产业革命，在脱贫攻坚胜利后出现的新时代新景观。应该指出的是，这段充满感情色彩的文字描写最先出现于欧阳黔森的中篇小说《村长唐三草》之中，作家借桃花村村主任唐三草和大学生村官之口，描摹了一幅宁静闲适的农村生活愿景。无疑，这一新愿景更为充实、多样化，经由作家的创造性转换，传统的乡土进一步被注入了新的血液，有了新的生命力，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直接表现。

　　最后，《莫道君行早》与欧阳黔森获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江山如此多娇》，编剧的热播剧《花繁叶茂》，存在着或深或浅的“文本互涉”现象，三者一起丰富了新乡土的面貌，共同促进乡土从沉寂走向觉醒与复活。报告文学《江山如此多娇》以贵州正安县脱贫攻坚为核心创作对象，主要描写了易地扶贫搬迁、特色产业兴起、村组脱贫振兴的乡村发展路径，用真实的创业传奇、扶贫一线的大小故事，以及繁复的案例、精准的数据，生动阐释了脱贫攻坚主战场中的贵州经验和贵州样板，其中，红岩村，以及红岩村的千年组、花开组都是黔北具体的村组，被真实而典型地向外界报道过。电视剧《花繁叶茂》则讲述了黔北枫香镇花茂村、纸房村和大地方村等几个村寨的发展之路，摆脱贫困，同步小康，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当地民众敢闯敢干，在电视剧中留下了他们的音容笑貌。“百姓富、生态美”是剧中人物的追求，也是贵州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形象反映。这三个村，以及三个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和村主任，都有一些类似之处。这三部题材、主题大同小异的文学或影视作品，均是通过表现黔地乡村脱贫攻坚并走向振兴的过程，以小见大地呈现出时代大变局中的贵州新形象。乡村振兴的背后，无疑是乡土的觉醒与复活。如果系统细读这三部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的“同题异构”现象，即作品中人物、情节与环境有着某种隐显不一的联系。当然，这并不是作家简单的自我指涉或文本间粗浅的互相重复，而是深刻蕴含着一种强烈的叙事意图，即通过对类似题材的拓展性书写来唤醒沉寂的乡土、让乡土再次站立起来。

　　“《莫道君行早》以武陵山腹地的贵州山村为切入点，全面、细致、鲜活地展现了脱贫攻坚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动实践，触及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如一本描写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百科全书。扎实的现场式写作，实现了小事件与大历史的完美衔接。”[8]这一段引文中“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这一点，确实与乡土的觉醒与复活相关。常言道，穷则思变，相对于“思变”本身，如何变，向哪处变，具备哪些变的可能和历史条件，变得怎样，应该更为更要。追溯乡土的变革和复活，小说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为背景，突破了作家原有的武陵叙事格局，进一步走向历史的纵深，给当下提供了新的答案和思考。

结语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从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当下发展而言，“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中的《莫道君行早》，无疑是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这一时代浪潮中的早行者和弄潮儿。小说以地处武陵山腹地的紫云镇为地理坐标，虽然处于边远之地，但这一片土地热闹而喧哗，因为它是复活的乡土，鲜活的背景中是一群站立起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