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晖

　　一个时期以来，主题创作已然成为文艺创作领域的高频词。我们通常将主旋律创作理解为对国家话语、时代精神和主流价值的艺术表达，对向上向善向美的美学追求。主题创作，应该视之为主旋律创作的子课题。以弘扬主旋律为目的，对重大时代主题、重大现实题材或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艺术表达，比如：百年党史、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疫情防控等等，都属于主题创作的范畴。由于主题创作在主题、题材方面具有明确的指向性，表现为“同题创作”的创作形态，在创作思维上难免出现公式化、概念化情形，主题创作难免出现立意雷同、艺术独创性不足等现象。如何提升主题创作的艺术品位和整体质量，如何彰显主题创作的美学追求，成为文艺创作者面临的现实课题。作家艺术家主题创作热情高涨，创作成果也蔚为大观。总结不同时期主题创作的经验与教训，客观评价主题创作的艺术得失，探寻实现主题创作艺术突破的新路径，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和言说的新话题。

一、主题创作是对时代宏大主题的积极回应

关于当今时代主题的研判，“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规划纲要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准确理解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离不开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的认识和把握。正是基于“两个大局”的深刻联动，中华民族的崛起与复兴，深刻影响世界之变，而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互动、冲突与融合会变得日益频繁、复杂和剧烈。所以，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势在必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倡导主题创作，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举措，是文艺回应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应对世界百年之变，主题创作肩负着“外树形象”的时代使命。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让世界更真实、更立体、更全面地了解中国，让中国秉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有更真切、更丰富、更深刻的生动呈现。另一方面，主题创作肩负着“内强素质”的时代使命。通过文艺作品质量提升工程，更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大限度地引领全体人民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更大限度地为中华民族培元固本、培根铸魂。

　　倡导主题创作，讲好中国故事，无疑是对时代挑战的积极回应。一是要回应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挑战。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倡导主题创作，能有效遏制历史虚无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增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对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起到有力的推进作用。二要应对消费时代泛娱乐化倾向的挑战，反对消解传统、解构崇高、恶搞英雄。“娱乐至死”是消费时代的标志性口号。在“娱乐至死”的观念引领下，娱乐思维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各个角落。种种的神圣与崇高，都被娱乐再造，转化为无厘头和恶搞。倡导主题创作，强调的是以艺术的、美学的方式，反映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使中华民族在求解放、谋复兴的历史征程中铸就的民族精神发扬光大。所以，主题创作对泛娱乐化倾向是一种有效的消解和反正。三是要应对资本时代的唯利是图倾向的挑战，反对铜臭味的污染和侵蚀。市场经济发展，资本的趋利属性悄然污染和侵蚀着文艺领域，低俗庸俗媚俗的文艺作品出现，总会找到资本唯利是图的推动力和催生力。网络平台“眼球经济”风靡一时，也成为了色情、暴力、怪诞等低级趣味的文艺作品泛滥重要原因。倡导主题创作，目的是强化特定主题所蕴涵的正能量，抵御、消减资本对时代主题的污染和侵蚀，发挥正本清源的效能。四是要应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挑战。新时期以来，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大量涌入，对开阔中国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视野，激发新的创作潜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也导致了部分作家艺术家陷入文艺价值误区。比如书写旧中国的贫穷落后迎合西方读者的猎奇、傲慢心理：书写色情、暴力，书写人性恶，以迎合部分读者的“暗黑”审美心理。把书写国家兴盛民族兴旺，把书写时代进步，把书写人民群众的智慧创造和无私奉献视为“歌德派”，有意贬损其艺术价值，而把“暗黑”写作、猎奇性写作奉为彰显艺术价值的标签。倡导主题创作，是以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为出发点，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对艺术评价标准上的价值误区起到了有效校正作用。

二、主题创作有题材指向不受题材局限

主题创作强调的是创作立场、创作思想与主流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的同一性。首先，主题创作必须有明确的题材指向。一般说来，主题创作都会作出较为明确的题材范围标示。比如庆祝建党100 周年主题创作，指向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从题材限定角度看，超出百年党史范围的题材就不应该属于这个主题创作的内容。再比如脱贫攻坚主题创作，指向是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的全国各族人民开展的脱贫攻坚战役。这个战役以“五个一批”方式达到“两不愁三保障”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消除绝对贫困，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脱贫攻坚”特定的内涵对相关主题创作作出了明确的题材规定。

　　其次，主题创作可以开掘更丰富的题材空间。从广度上说，主题创作虽然对题材范围有指向性的划定，但这种指向性划定本身为创作者准备了足够的表现空间。比如庆祝建党100 周年主题创作，以百年党史为表现对象，从时间和空间上考量，创作题材的范围都极其宏阔，不会构成文艺创作的题材局限。从深度上说，主题创作题材创作的范围规定不会影响创作者对题材内涵的开掘和拓展。

　　第三，创作者对主题理解的深刻性决定了题材的丰富性，并且，创作者对题材选取的角度，对题材内涵开掘的深度，反过来更丰富了主题的深刻性。主题创作强调意在笔先，但由于创作者对题材的意义有新发现、新领悟，从而实现了作品主题蕴涵的进一步丰富。如徐怀中的长篇小说《牵风记》虽然书写的是人民军队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英雄传奇，但作家的笔触并不仅限于书写枪林弹雨、战火硝烟，也不仅限于书写克敌制胜、流血牺牲的英雄赞歌。作家把笔墨聚焦于一位战地文化参谋汪可逾的灵动与清澈，并以此为参照，去探摸人性人情的幽微与奇诡。所以，《牵风记》的责任编辑胡玉萍评价说：“小说以独特的视角切入这场战争，让我们了解到那些牺牲者的人品格局是怎样的平凡和伟大，他们的精神世界是怎样的朴素和丰富。”《牵风记》对革命战争题材的书写，在题材表现上选取了全新的表现视角，在主题开掘上，意蕴更加丰富隽永。徐怀中说：“我写的是一部具有严肃宏大叙事背景的‘国风’式的战地浪漫故事。”这部小说的“写作意图不是正面描写战场，相反的是淡化了具体战争场面，凸显出特殊情境下人性的纠结与舒展”。

三、主题创作考验创作主体的审美自觉

毋用讳言，主题创作在主题、题材上具有特定的规定性。也因此，主题创作对创作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创作主体需要满足主题创作在主题、题材上的规定性，使主题创作符合特定主题、特定题材的要求。另一方面，创作主体需要自觉突破主题创作在主题、题材方面的规定，谋求作品主题、题材在深度、广度上的丰富性。正是因为创作主体对主题创作的规定性的满足与突破，构成了对创作主体审美自觉的考验和检验。

　　一是关于“怎么看”的考验。主题创作的优势就在于主题的前置，作家在构思之前，已经清楚了创作主题和题材的范围。但难度就在于，如何在满足主题、题材的规定性前提下使作品获得艺术表达的独特性。“怎么看”，强调的是作家、艺术家对特定题材的独特发现。作家艺术家要有独特发现，必先有一双能发现、有穿透力的眼睛。这双眼睛能穿透历史迷雾，从历史现象中发现历史运行的规律，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它能把握事物的全局，从事物的整体上去发现事物内在的规律性，而不是片面地感知事物的局部呈现。它能正确地认知和把握局部与整体、片面与全面之间的辩证关系。它敢于质疑，能实事求是地分析事物本质，勇于挑战既有的、现成的结论，敢于冒犯古人、洋人，敢于冒犯权威。它长于审美，善于诗意地看取世界万物、人间万象，在理性思维、抽象思维观照下发挥感性思维、形象思维的优势，使文艺观照更强化感性的呈现。

　　如果历史眼光、全局眼光从时间、空间向度上指向求真，那么质疑的眼光则从本质向度上指向求善，而审美眼光是从形式意义上指向求美。关于“怎么看”，《牵风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示范性文本。《牵风记》的“序曲”，讲述的是独立第九旅的老战友聚会，总少不了要传看一张老照片。看的是当年部队抢渡黄河前夕拍的一张集体照，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每次观看这幅集体照，目光首先接触到的，总是汪可逾这张笑脸儿。从不会首先聚焦到别的任何一个人，一次也没有过。”关于这个问题，徐怀中列举了几种答案，但仍然“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他认同了蔡老的说法，“小汪的笑容，正如含藏于心底的一汪清泉，缓缓涌出，叮叮咚咚四处流淌着，永不干枯。”而照片上的其他人，面对镜头都“一模一样做欢笑状”，“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如同全国通用粮票似的”。这就是汪可逾的笑容总是被聚焦的原因。“序曲”中关于老照片的辨析，透露的是徐怀中关于题材选取与辨识的方法论，透露的是作家所尊崇的艺术观、美学观。他要从汪可逾那双羚羊般的大眼睛里，发现“水汪汪的，清澈见底”的真、善和美。而那种全国通用粮票似的“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正是他自觉摒弃的东西。

　　二是关于“写什么”的考验。主题创作题材指向明确，“写什么”本不是问题，就像T 台上的模特儿，聚光灯已经聚焦在特定的模特儿身上了。但是，特定的题材并不等于特定的描写对象。比如说，写脱贫攻坚题材，围绕“脱贫”主题，可以写贫困户脱贫的被动或者主动，可以写贫困的村干部或者作为脱贫带头人的村干部，可以写驻村干部的拼搏与困惑，可以写贫困地区的自然环境与物象，可以写贫困地区的文化遗存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写贫困地区的历史与新变，可以写贫困地区的民情与风俗等等。摆脱贫困的各种内因与外因，都能成为文艺作品的表现对象。“写什么”的选择，取决于主题的规定，更取决于创作者的美学追求，是创作者价值观、美学观观照下对特定表现对象的发现。这既有拓展主题丰富性的向度，也有发掘题材独特性的向度。如果创作者选取的表现对象，在特定的主题层面拓展了主题的丰富性，在特定的题材领域发掘了题材的独特性，那么，创作者“写什么”的选择就是有效的，或者说是成功的。朱朝敏的非虚构作品《百里洲纪事——— 一线脱贫攻坚实录》写了12 个发生在百里洲的脱贫故事。围绕百里洲脱贫，她当然要写贫困者和扶贫者，但她关注的重心不只是百里洲人的生存现场，更在于表现贫困者和扶贫者的“精神现场和心理现场”。朱朝敏不仅写百里洲的“他们”，更重要地是要表达“我”的“精神现场和心理现场”，作品中的“我”被赋予的多重身份，她既是百里洲人又是外来返乡者，她既是扶贫者（扶贫工作队员）又是写作者，她既实施脱贫帮扶工作，又践行自我救赎的努力。她把作为书写对象的“他们”转化为“我们”来书写。当“自我”整体融入“我们”之后，作为写作者，她终于找到了“那里遍布生命的真实痕迹和时间的真相”。虽然是写脱贫，但作品的主题却从脱贫攻坚拓展到了人的精神领域，思考人的精神困境与精神救赎。虽然还是脱贫题材，但作品的书写对象不再局限于贫困者和扶贫者，她在贫困者与扶贫者身上又发现了新的身份意义。

　　三是关于“怎么写”的考验。在解决“怎么看”“写什么”之后，主题创作还要面临“怎么写”的考验。主题创作当然要遵循一般的创作规律，当然要灵活运用艺术创作的技巧。成功的主题创作离不开三个关键环节：

　　1.还原。所谓还原，就是强调作品描写的生活场景与人物形象的逼真度。作品中所表现的时空场景应与历史真实的时空背景高度契合。作品还原生活的逼真度决定着作品历史感的鲜明度。还原重点是贴近物象与人相，讲究细节的真实。物象不可与时令相悖，人相则强调举手投足、音容笑貌与人物身份的契合。人物的行为要与人物所处的情景、环境相契合。武工队员涂脂抹粉，衣着时尚，一尘不染，身份失真。男主女主在敌人枪口下谈情说爱，不顾死活，情景失真。这样的抗战“神剧”，失真是最大败笔。苏联作家鲍里斯·瓦西里耶夫的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描写苏联卫国战争的经典作品。作家鲍里斯有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亲身经历，熟悉的生活在作家笔下尤为生动真切。他对战争环境及现场情形的摹写，对人物的语言、动作、表情、心理等的刻画，都非常细腻、逼真，画面感很强，让人有很强的身临其境的感觉。

　　2.上色。如果“还原”强调的是历史感的鲜明度，那么，“上色”强调的是时代感明晰度。不论主题创作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创作者都不能忽视在“上色”上下功夫。克罗齐认为，历史并非外在于我们，而是内在于我们自身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的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变成为当代史。”创作者笔下的历史，不论是过去久远的历史还是刚刚过去的历史，都有赖于创作主体做足“还原”“复活”的功夫。而创作者“还原”“复活”的过程，都受制于其主观思想，都局限于其所处时代的限定。不管创作者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其思想都会受时代的浸染，都会涂上浓重的时代色彩。所以，从本质上说，文艺作品表现的历史，都是浸润在当代性之中的历史。但这种当代性，在一定意义上是被动的，是不自觉的。主题创作的“上色”功夫，强调的则是自觉的当代性。创作者要自觉提高思想站位，自觉把握时代主潮，自觉把握时代本质，只有抢占了时代的思想制高点，自觉地将鲜明的时代性融入笔端，文艺创作对题材的发现、选择、还原、复活，才是有高度、有深度、有厚度的，也才能彰显时代的温度。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是当代报告文学的巅峰之作。《中国文学通史》评价说，“《哥德巴赫猜想》是划时代的，它标志了文学上‘科学’禁区的打开，标志了报告文学从此揭开了开放、多元的新篇章。”《哥德巴赫猜想》鲜明的时代特色，既体现在人物命运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上，也体现在对“文革”时代的否定上，更体现在对科学春天的预言上。《哥德巴赫猜想》是徐迟站在时代前沿放飞的一只中国科学春天的报喜鸟。

　　3.升华。强调的是文艺作品的思想飞跃。“升华”与“还原”“上色”是紧密关联的。从创作过程看，“升华”既是“还原”“上色”的前提，同时也与整个创作过程相伴相生。没有思想的升华，就没有“还原”和“上色”的自觉。“升华”是“意在笔先”的要求，更是丰富主题蕴涵的要求。尽管主题创作强化了主题先行的规定性，但创作者也因此更需要有突破主题规定性求得主题的丰富与多元。在文艺创作实践中，还常常出现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突破创作者预设主题规范的情形。也就是说，不论自觉突破还是被动突破，主题创作突破既定主题规范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否则，主题创作就会成为既定主题的模式化、概念化图解。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凤凰琴》书写的是地处偏远山区的界岭小学师生极其艰难的生存状态。如果《凤凰琴》只写山区小学的贫困与艰难，没有写学校简朴而庄严的升旗仪式，这个作品可能不过尔尔。也正因为有了升旗仪式这个主旋律，作品格调得到了整体的升华。在《刘醒龙文学回忆录》中，记录了他对乡村教师作为民间英雄的精神发现。他说：支撑这群民间英雄的力量源泉其实就是“界岭小学的毒”，是一种卑微身处的伟大，平凡之中的崇高，是一种潜隐的良知和责任，是一种启迪贫瘠幼小灵魂的内心之力，一种使命感。如果没有他们，中国的乡村世界就是蒙昧黑暗的，而他们就是乡村知识火种的传递者、守候者。《凤凰琴》成功塑造了作为中国乡村燃灯者、坚守者的教师群体形象。而支撑他们燃灯、坚守的，正是那面在悲怆的笛声中升起的五星红旗。

　　目前，主题创作迎来了一个新的繁盛期。回应时代的挑战，主题创作责无旁贷。提升主题创作的艺术品质，有可资借鉴的经典文本，但更需要能开独造之域的信念与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