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琳

问题的提出

对于现代中国乃至全世界而言，现代性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被持续关注，并保持持久的研究热度。这不仅因为现代性问题本身具有无限的理论魅力和实践张力，更因为现代性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文化文明、道德伦理等，始终深刻关联、彼此纠缠，尤其是，现代性始终处在行进中——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当然，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考查也一直存在诸多困惑，其中的最大焦虑来自概念辨析的纷繁难解，特别是它与“现代化”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综合众多理论成果，普遍认为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迁的过程，而现代性多指称与现代化进程相呼应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文明的特定形态。

　　提及现代化理论，人们直觉定是从西方舶来，其实在1940 年代初，现代化一词便进入中国政治家的语汇中，并引起冯友兰、贺麟等哲学家的兴趣。[1]“中国现代化运动从自己的实践中提出现代化的概念和观点，早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约20年”[2]。所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提炼并非横空出世，而是经历了百余年实践和理论的漫长准备。“中国式现代化”涉及人口规模、共同富裕、文明建设、和谐共生、和平发展五方面的核心特征，已有大量文章对其进行解读阐释。而艺术何以表征“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创作与批评倾情投入，审慎对待。2010 年代前后至今，新主流电影从出现、命名，到崛起、成熟，深深契合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在多层面表现出重撰现代性的努力。

对话：历史、现实与世界

“对话”所体现出的是一种交互状态，在中西文艺领域，艺术最早的核心命题大抵在对话中逐渐清晰，进而形成洞见，比如“柏拉图的文艺对话”，比如《论语》中孔子与弟子在一问一答中得出《韶》之尽善尽美等结论。“对话”成为理论，始于巴赫金，他在分析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过程中发现了对话性。而且，在中西学者对“对话”理论的阐释中，逐渐将“对话”上升至哲学高度，“对话理论是巴赫金对世界的存在状态、构成方式以及创生过程的总的看法和观点。无论从世界观还是方法论的角度看它都已上升到哲学的高度”[3]。“对话”尤其是文艺现代性发展进程中的具象表达，而电影则是最具对话性的视觉艺术。这不仅在于电影多具复调性，而且即便一个并不复杂的线性故事，当它真切干预到生命与情感，对话性同样产生。

　　一般认为，自徐克导演的《智取威虎山》开始，中国主旋律电影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在随后逐年丰富的创作与讨论中，“新主流电影”的命名得以确立，所指也愈发清晰。十几年来，新主流电影一发难收，极具强韧品格与询唤功能，“对话”特质是首因。而那些因新主流电影纷纷走进影院的观众，则在光影故事中获得了关于历史、现实与世界的想象与认知，对话也由此实现。

　　“把外国电影看作是远方现实的真实写照，这种观看习惯造成的后果之一，便是在美国大学课堂里，中国电影成了讲解中国近现代历史和政治时广泛使用的直观教具”[4]。电影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历史的注脚，但回望、纪念和呼应历史，从来都是艺术的重要使命，与历史对话即成为必然。新主流电影中，“建”系列和“抗美援朝”系列都是大制作，这些电影以崭新的电影语言讲述新中国建立前后的各类历史大事件，情节、人物与历史脉络多是真实的，却又无处不充满神话气质、传奇气息，国族认同因此油然而生。《建国大业》上映时，“新主流电影”还不是被学界公认确定的学术概念，如今看来，该片无疑可以在“新主流电影”范畴内被观看评说。影片突破了人们对主旋律电影一成不变的期待，通过别样叙事搭建起公共话题领域，使对话成为可能。《建国大业》上映后迅速成为话题，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关注。英国《独立报》在报道该片时，谓其“激动人心的宣传史诗”，并与《战舰波将金号》《意志的胜利》《独立日》等大片相提并论。[5]政党角逐的胜负并非该片的核心主题，新的政府和国家身份的产生才是要义。当下与当初，观众与故事，通过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回溯实现了关于国家与民族身份认同的对话。《建党伟业》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而制作的献礼影片，仍然是全明星阵容，但吸引大家走进影院的却绝非仅为一睹偶像尊容，而在于电影在偏重的文戏中塑造了一个个时代大师的伟岸精神。影片剧情由民初动乱、五四运动及中共建党三部分组成，真实反映从1911 到1921 年间的政治与文化生活。片中，蔡锷将军对小凤仙说“已许国，再难许卿”，表达爱人间两情难舍的真挚情感和以身许国的坚定决心，也着实折射出那个时代为国家民族寻求出路的所有精英们的慷慨悲情，与观众的共情对话也在此实现。为寻求创作突破，《建军大业》请来香港导演刘伟强，他在谈及“建军”这一题材时说：“主要还是因为那段历史吸引我，90 年前有一群年轻人为了这个国家做出的牺牲和努力，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依然是震撼的，我希望可以把这段历史拍出来让更多年轻人看到，我也有信心，当年的那些人做出的那些事一样可以感动到活在今天的人们”[6]。可见，历史事件的动人之处正在于跨时空的情感共鸣与交互对话。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重大历史事件一直是主旋律电影的重要素材。“抗美援朝”题材前有《上甘岭》《英雄儿女》《奇袭》等深入人心的作品，新主流电影要拍出新意需另辟蹊径。《金刚川》《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跨过鸭绿江》《狙击手》等众多作品相继出现，尽管观感各异、口碑不一，但这些电影激活了一段战争记忆，引起观众强烈反响。怎样认知这段历史，并在反思战争中呼唤和平——作品主题不言而喻。观众对《金刚川》诟病较多，但仍然承认影片采用复调叙事是结构创新，使片中不同价值立场的双方构成了平等对话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观众参与到战争反思，进而升华主题。长津湖战役中，“冰雕连”的事迹令人动容——百余名战士在零下40度冰天雪地中被冻死，三个冰雕连仅有两人生还，事件本身足够震撼，给电影创作提供素材的同时也提出了难题。《长津湖》是联合导演的作品，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位个性鲜明的导演完成了风格的融合。于是，影片中文戏、侠气、动作共同构成丰满的视觉观感，结合编剧兰晓龙、王树增的战争思考和悲壮情怀，三小时的观影并不冗长。影片在自身独立完整的故事线之外，巧妙向几部同类经典致敬，将一段战争的历史拼图楔成整体。一句“这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的台词，不仅击中观众泪点，更让后辈真正理解先辈们惨烈牺牲的当代价值与意义。而雷公弥留时念叨“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则为70 后祖国以崇高礼遇将烈士忠骨一次次接回家做了巧妙铺垫。电影“既是为后代记录历史的方式，又是干预的手段；……它既是文献，又是游艺场的娱乐”[7]。“记录”“干预”“文献”，特别体现出抗美援朝系列电影的对话特质，这些影片通过对一段战争的艺术化表现，呈现出历史的当下感，片中那些普通士兵“对光荣的渴望最终胜过了对死亡刹那间的恐惧”[8]，他们的无畏战斗闪耀着勇毅的人性光辉，照耀今天的人们，在和平时代笃定前行。

　　现代性未竟，是西方理论的焦虑所在，因此时刻关切现实、拥抱现实，始终是“现代性”的理论侧重。各类艺术则以各自创新形态对现实进行表征，作为对现代性观察的某种回应。新主流电影对现实真诚甚至不乏痛切的关注，于大片策略之外，在现实表达层面使“对话”成为可能。陈可辛近年导演了《中国合伙人》《夺冠》等多部关切现实的优秀电影，这些影片从选材立意到社会反响来看，无疑可列于新主流电影方阵。以《中国合伙人》为例，影片一度被认为是一部有青春梦想、有奋斗友谊的创业作品，深寓“中国梦”之意。影片主题曲《光阴的故事》反复响彻，契合电影关于梦想与怀旧的部分主题，引发一群特定观众的共鸣。当然也有观众认为影片在贩卖市侩成功学，把人生奋斗简化成金钱追逐，用个别成功者的偶然经验，给底层人画饼。但无论是激赏梦想抑或标榜成功，影片都回应着现实诉求，充满浓烈的生机与生气，是对时代问题的艺术回答。新主流电影甚至直接取材真实事件，并通过现代电影手段突出事件的紧迫性与时代意义，《中国机长》《中国医生》等作品就是如此。《中国机长》艺术化记录川航机组成功处置特情的真实事件，影片上映后风评不一，甚至有人认为该片只是《萨利机长》的中国山寨。但客观说，将四十多分钟的突发事件再现银幕，已实属不易。且就影片对极端罕见险情的视觉表达，演员较为精准的形象与心理塑造，以及惊心动魄的现场效应而言，基本实现了影片的主题意图。而作为世界民航史的奇迹的事件，能够以影像方式留存，电影的文献价值与对话意义亦得到彰显。大疫三年过去，人们惊魂已定，但回首最初的疫情爆发，仍旧心有余悸，感慨万千。疫情爆发后，《流感》《血疫》《传染病》《极度恐慌》等类型电影被重新审视，为抗疫提供精神支持。在此意义上，《中国医生》的出现可谓恰逢其时。影片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为核心故事背景，兼顾武汉其他各类医院，塑造了以武汉医护人员、全国各省市援鄂医疗队员为原型的人物群像，全景式记录疫情爆发后举国上下协力抗疫的伟大壮举。影片通过“中国医生”们的壮举，对“我们是怎样熬过来的”问题做了最好的回答。疫情题材电影还有《你是我的春天》《世间有她》《穿过寒冬拥抱你》，共同组成疫情叙事，讲述一段特殊时期的中国故事，呼应迫切的时代现实。

　　中国式现代化，是将中国置于世界语境中，置于全球化框架下的命题确立。也因此，与世界对话成为自20 世纪初至今电影届始终不渝的文化情怀。新主流电影特别以大片类型实现了国家形象塑造，从而展现出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雍容大国的对话姿态。《战狼》《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万里归途》等电影叫好叫座，一度引发热议，电影的开放性、世界性是缘由所在。影片塑造了不同类型的英雄形象，他们行动的背后是坚定的国家信仰，爱国主义是这类新主流电影最为明晰的主题。《湄公河行动》直接宣示中国政府要保卫本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中国的军事力量要保护自己的公民和本国在海外的利益。片中台词“你之所以看不见黑暗，是因为有无数勇敢的人把黑暗挡在了你看不见的地方”，引发无数观众共鸣。《战狼2》的成功也得益于对爱国主义的宣扬，仅靠宣传炒作，该片必难获得近60 亿的票房。这部电影引发热烈反响，不仅因为影片塑造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英雄形象，更在于这是一部在世界格局下完美阐述爱国主义的影片。影片中的爱国主义基于全球化时代背景，是开放的爱国主义，而不是闭关自守、盲目排外或自我崇拜的狭隘民族主义。被免职的特种兵主人公冷锋热爱祖国，但又充满强烈的国际人道主义情怀，对任何一个中国侨民和当地难民，他的态度都是不抛弃不放弃。《红海行动》对爱国主义主题的表达同样深厚有力。影片从解救中国侨胞个体到受困集体，再升华至反恐、反战争和拯救人类的高度，爱国主义没有局限在守护本国本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是呼唤全世界全人类的安全和平、休戚与共。“万里归途，我们回家”，上百名华侨，32万6713 步，从鬼门关走出来，是相信中国外交官的一句“无论多远，祖国都会带你回家”。2022 年国庆档电影《万里归途》取材真实事件，影片以严整结构及张弛有度的情节设置，时刻紧扣“回家”主题。异域有难，“归途有风”，影片表达在横跨大洋的艰难回归中，祖国是望穿秋水、生死相依的精神家园。

　　新主流电影回溯历史，关切现实，关怀世界，在银幕上呈现出恢弘的故事景观。创作者们通过讲述好看的故事建立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话关系，不仅使文本内部意味深长，同时实现了与观众的互动共鸣。

省思：理性洞见与“人的意义”

电影之所以能够成为最具大众化普遍性的一种艺术样式，是因为有些关于知识和观念的现实模式可以通过影像符号——这种最具交流力量的媒介获得。西方现代性序曲始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韦伯称这个现代性过程即是一个祛魅过程，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活动即是理性。弘扬理性的结果是，通过怀疑和否定宗教，人开始了自我发现，欧洲走出中世纪才成为可能。对于中国而言，同样经历了一个祛魅和人之发现的过程，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启蒙思潮，令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开始出现了现代气息。1980 年代，新时期的启蒙思潮再次令现代理性焕发出勃勃生机。新主流电影的出现，距五四运动已是百年之后，新时代的理性视野与“人”之价值，是否依旧成为问题，数部电影以优秀实绩作出了肯定回答。

　　“如何读，为什么读”，布鲁姆以其创作的一部经典著作的书名向读者发问，同样的问题也适于追问观众，“如何看，为什么看”！其实，一部好电影，应该帮助观众确立起一种看人生、看世界的有效方法。据此意义，优秀的新主流电影需要探寻人生和世界，在这里，现代性不仅是一个可能一以贯之的视角，又是一种质疑和反思。新主流电影作品从出现至今，已辐射至多种类型，在多个类型的优秀作品中，汇聚着情感、理性和智慧的力量。“抗美援朝”系列电影的大片策略，并没有只求恢弘视效，血与火的战斗其实内蕴着对人生人性的深入思考，透过战争折射出对人类命运的反省。新主流电影也同时关注现实社会，甚至以话题叙事串联起对时代对社会的深入思考。《我不是药神》极具话题性，据说片名也曾一改再改。对于一些资深影迷，本片可谓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但这种比较绝不仅是一种宣传噱头，影片的确靠真正的实力牢牢抓住了观众眼球。片中患病大娘一句“谁家还没个病人？你就能保证你这一辈子不得病？”，戳中人们泪点，也同时击中每个人最脆弱敏感的神经。人们因此由直感进入理性，痛定思痛地对生命有了迫切的思考。于是，片中的程勇及其身边的病人，都成了“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9]。导演文牧野“非常擅长现实主义题材，从剧本的整个精准度，到他对于故事和人物的理解，就能感受到他本身对这个世界有观照、对苦难有感受。他了解这个社会，了解社会里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一个根的东西”。“作为一名演员，‘票房大卖’不是我们最期待的，我们更想这部电影能成为‘希望之光’”[10]。演员谭卓的一番自述，特别指出了作品主旨——一个纯粹的情感故事，因为迫近了每个人的生命体验，而洞见深刻。影片没有刻意煽情，一味卖惨，反而内敛克制，偶或夹杂黑色幽默，共同加剧了故事的情感力量。《奇迹·笨小孩》是文牧野的另一部佳作。影片讲述草根温情与草根励志的故事，形而上立场建立在深邃悠长的情感表达上。电影叙事是类型化的：一个小人物因为某种紧迫原因确立目标，召集有心酸前史的一群人，一起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创造奇迹。线性故事中，鲜有大波大澜，但却让观众获得了心潮起伏的观影体验。人们从中发现，作为普通人，自己也有可能陷入景浩的困境。而景浩所创造的成功奇迹又在启迪人们，哪怕沉落低谷、风高浪疾，都不能自暴自弃、自怨自艾。底层人的尊严与亮色令景浩发光，同时照亮观众。如果说，我们对现实生活的全部认知，来自于种种知识与理性的启迪，好电影当之无愧是产生启迪的有效载体。当电影故事被娓娓讲出，其价值意义就实现于倾听的过程中。《我不是药神》《奇迹·笨小孩》等作品以温暖坚定的目光打量现实生活，充满情感韵味，渗透理性关怀，倾听它们，人们是凝神静气的。

　　现代性作为强大的历史进程，物化结果显而易见：政治体制改革，经济迅疾发展，尤其是工业化、技术化进程，无不昭示着累累的现代性硕果。而在人文领域，作为现代性内在特性的“人”之发现与主体性确立，更关乎每个生命的切实体验。中西现代文学艺术呼应现代性思潮，在观照生命与人性层面，佳作迭出。新主流电影被认为是中国主旋律电影的新阶段，而对“人”的丰富表现是重要的“新”之所在，哪怕是群像塑造，也都尽其所能拍出复杂的人性层次与精神气质。《长津湖》中，雷公形象最深入人心，也非常符合编剧兰晓龙一贯对英雄的形象定位——勇毅无畏之余，“他”也有不足瑕疵，还市井气十足。雷公出场时俨然一个久经沙场的“兵油子”，老到地告诫伍万里，与敌军交火时紧跟哥哥，因为伍千里似乎前后有眼，能躲开子弹，保全生命。真逢两军激战，雷公是那个勇敢扑向美军炮筒的山东大汉，他没有大喊“向我开炮”，而是呼着粗气，大声喊“疼”，呼应着片中“哪有打不死的英雄”的台词。镜头中的雷公英勇也平凡，无畏也痛苦，当英雄回归于人——流血和牺牲才更值得崇敬。与一众抗美援朝题材大片相比，《狙击手》别具创意。影片讲述抗美援朝战场上冷枪五班执行救回侦查员的故事。五班不是大部队，他们的这次战斗在整个大战役中可能微不足道，但是7 个神枪手和冰上蹒跚走来去救侦查员亮亮的朝鲜孩子，被塑造成为丰满鲜活的形象。整部影片场景鲜有变化，皑皑雪地，敌我对垒，狙击手们现实和背后的故事，都是通过一次次瞄准、射击的情节被巧妙表达。战士们生动的家乡话使荒芜的雪地充盈生活气息。“不要哭”“你得活下去”“痛就喊出来”，下命令的班长刘永武，是英雄也是兄长，他的话语饱含感人的力量。影片中点名答“到”的情节设置使主题层层深入，开片到结尾，战士们一声声“到”，昭示五班精神不死的动人主题。狙击手作为生命个体没有被淹没在宏大叙事中，而他们的一声声“到”则折射出无限的生命意义。

　　新主流电影对当代英雄的塑造同样体现出深广的人本关怀。将英雄落实到具体“人”，“他”或“她”，无论身处要职或本就常人，都在人生关键时刻果敢选择，那一刻的人性质感沉甸甸铺满银幕，令人泪目同时无比感佩。《夺冠》讲述当代体育英雄郎平及其队员拼搏夺冠的故事。电影的理性价值与意义在于，作为队员和作为教练，郎平先后的心理变化。在郎平带领下，“中国女排”两次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拼搏精神是共性基础，但作为教练的郎平在坚守拼搏的同时，更激发起队员们自我实现的情绪愿望，从而解决了她自己与时代以及新一代运动员的价值冲突。而中国新一代的排球女将们则在赛场上找到了自我与家国一体同构的尊严与价值，“夺冠”的意义非比寻常。《攀登者》塑造了两代登山英雄形象。影片开宗明义点明主题“我们自己的山，自己要登上去”，后面的故事都围绕这句话展开。影片中最动人也最具人性内涵的角色是队员摄影师曲松林。在1960年登顶过程中，曲松林被队长方五洲所救，却不得已丢掉了摄影机，没能记录下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登顶成功也没有得到国际承认。从此这个心结就存在于曲松林心中，15 年后再见方五洲，他怒问“如果让你选择，你是愿意拼死保住摄影机里的那些数据呢？还是愿意丢掉摄影机，自己活命呢？”生命与荣誉，小我与大我是两难抉择，放弃宝贵数据换来的生命，对曲松林而言，只是一具行尸走肉而已。《烈火英雄》改编自纪实文学《最深的水是泪水》，电影开片直入主题，讲述一场大火带来的灾难，讲述消防员冲入火海的不悔选择。他们是———需要陪伴的丈夫、初生婴儿的父亲、即将退役回家的青年、新婚燕尔的新郎……但是面对熊熊大火，他们就只有“消防战士”一个身份！影片重彩于群像塑造，但却并没有遮蔽每个个体的光彩。“我和我的”系列电影一度引发观影热潮，电影命名的前缀充满巧思，更有效实现了电影的干预功能，每一个观众“我”都在观影中找到了对应自己的时代记忆。三部影片塑造了不同背景、职业、性格的个体形象，设计师、升旗手、基层干部、弄堂男孩、出租司机、农民发明家、航天工作者、药酒销售员等等，每个人物都是主角，宏大叙事和个体日常圆融结合。每一个“我”都在大时代发光，照亮祖国的天空。

　　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是时代、社会、自然、文明等方面的综合发展，归根结底，都与“人”的生存发展自由息息相关。新主流电影的众多作品，在一个个充溢情感的故事中渗透进理性与反思，更在“人”的塑造上作出了非凡努力。电影细节也许还有待推敲，但省思与关怀已属难得。

重撰：中国故事与形式自觉

在现代性的问题视野里，作为一种时代表征与时代观察，新主流电影或许不能完全承担起关于人生、家国与世界总体认识的方方面面的责任，但新主流电影十余年的创作努力与实绩终究体现出艺术创作的个性、自由和自律，讲出了中国独有的故事，并在怎样讲上显示出充分自觉。深入到数十部广具影响电影的具体文本中，深入分析情节与故事、形式与话语，才能发现正是因为讲好中国故事的自觉，令新主流电影形成公共性话题。

　　新主流电影作为中国当代文化的组成部分，以其强大的叙事力量成为中国集体实践和集体行动的一部分。无论是关于过去、现在，还是指向未来的故事，都与当下火热的中国现实形成彼此映照和有效互动。鲁迅在给青年木刻家陈烟桥写信时，鼓励他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11]。中国的、更具地方色彩的经验，才更值得叙事艺术去映照和表达。而如何表达中国经验，文学领域已多有成功的范例：莫言的中国经验是关于高密的，贾平凹的经验在陕西，毕飞宇的“王家庄”系列是他的文学地理。由文学而推知，银幕上的中国故事也需精心打造“中国经验”，借此，我们才可以向世界发言。

　　新主流电影发轫之初就以讲述中国式英雄故事为目标。《智取威虎山》改编自小说《林海雪原》，新瓶旧酒，却酿出了异香。影片的“戏核”是警匪卧底，为徐克擅长，剪去《林海雪原》的枝枝蔓蔓，留下孤胆英雄杨子荣深入虎穴的单线故事，清晰流畅。片中的杨子荣完全褪去了“高大全”，甚至略显痞气。集智谋侠气于一身，杨子荣只身闯入威虎山临危不乱，智斗座山雕，以角色魅力彰显中国英雄的魅力。《战狼2》上映后，一度高居中国电影票房之首，网友大呼“燃”“爆”。影片剧情紧凑流畅，武打高难刺激，固然是“燃”“爆”的部分原因，但更令观众赞叹的是电影所表达出的民族自豪感。民族情感与家国内核才是《战狼》系列电影让观众产生深深共鸣的根由所在。《红海行动》根据也门撤侨的真实事件改编。影片中，蛟龙突击队队长杨锐对大使馆人员说：“中国海军，我们带你们回家！”影片没有凸显个人英雄主义，“中国海军”才是真正的主角。在这些新主流电影中，杨子荣、冷锋、杨锐们承担了为国牺牲、为民担当的使命，他们用铮铮铁骨的英雄主义讲述了强国强军的中国故事。在中华民族的记忆结构中，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观念深远坚固，因此新主流电影所建构的家国归属感，方与观众深深共鸣，彼此契合。

　　“抗美援朝”系列电影在逼真再现当年战斗图景同时，更绽放出捍卫和平、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光辉，是民族精神最生动的描述。新主流电影讲述中国故事并非都是聚焦宏大主题，切入琐碎日常的现实题材影片，或表现小人物烦恼，但最终体现的是善良初心（《我不是药神》）。或描绘草根底层勇敢拥抱质疑和批评，终而开创人生奇迹（《奇迹·笨小孩》）。罗伯特·麦基说“故事艺术是世界上主导的文化力量，而电影艺术则是这一辉煌事业的主导媒体”[12]。新主流电影可以说更充分地实现了这一艺术功能。

　　“现代性”在艺术领域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对新形式、新表达的不断探索。形式创新与自觉之于新主流电影尤在类型突破。好的电影意在叙事中建立起一个“意义的岛屿”，并将意义抵达观众，甚至可以帮助他们想象连接着“岛屿”的重重“海底山脉”。近年优秀的新主流电影作品，之所以能够获得赞誉好评，处处可见类型突破与形式自觉，战争片、灾难片、科幻片、悬疑片等类型的有益尝试，不仅开拓了电影市场，更有效实现了主题价值抵达。关于战争片、灾难片，前文多有论及，而近年闯出的黑马类型——科幻片和悬疑片，是意义非凡的有益探索。此外“我和我的”系列作为一种讲述中国故事的独有类型也绽放出别样的形式光彩。“故事中的事件通过话语——即呈现的方法——转化为情节”[13]。对于电影叙事而言，类型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话语形式。

　　科幻电影一直是中国电影创作的短板，自《流浪地球》系列相继上映后，中国科幻片才堪称类型，并凭借扎实故事和完美特效，与世界级科幻类型电影比肩。《流浪地球》根据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中篇小说改编。原著体量不大，但却为电影创作建立了基础的科幻设定：以未来视野描绘一个人类从未遭遇过的宇宙危机——太阳氦闪，人类迫切需要带着地球冲出太阳系，在茫茫宇宙寻找安身之地。《流浪地球1》中，人类在地球上制造了无数个巨大的发动机，推动地球流浪，到4.3 光年外的另一个星系重建家园。仅从这个科幻设定就足以为《流浪地球1》大大点赞，更何况电影改编在故事、人物、特效、剪辑等方面都有不俗表现，其里程碑意义不言而喻。《流浪地球2》在“流浪地球计划”外，引入关于数字生命的讨论，两个科幻命题在本片中交相呼应，充实了故事，更平添出科学探索无尽无休的价值意义。片中刘培强和图恒宇分别统领“流浪地球”和“数字生命”两条线，两个命题从相互竞争、相互矛盾到彼此和解融合，是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也体现出人物格局的独特魅力。2022 年，科幻与喜剧的融合类型《独行月球》热闹上映。影片将奇特夸张的喜剧因子与“月球独行”的科幻背景有效融合，讲述了一则中国人拯救地球的故事。该片尽管在科学元素设定与视效特技呈现等方面，显出若干不足，但在类型融合层面却有一定创新突破。科幻类型电影相继出现，逐渐成为一种讲述中国故事与彰显中国精神的美学路径，也昭示着新主流电影的灼灼希望。

　　悬疑片总有一批最忠实的观众，诺兰、大卫·林奇等导演的作品，以及西班牙的硬核悬疑，从来不乏观众追随。而悬疑片被国产电影市场瞄准并付诸实践，始自《风声》。电影改编自麦家的小说，就内容而言是明确的主旋律，但该片不仅在内容上远超简单的敌我斗智，更在人性探索层面丰富了主旋律的一贯主题。影片以精致的镜头表现，呈现出被囚5 人的危险处境，在智力较量中铺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重重悬念。所以说，《风声》出色的创作实践完成了悬疑类型的确立，这也是这部电影的更大意义。《悬崖之上》是张艺谋的又一次类型探索。故事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4位曾在苏联受训的特工组成任务小队，回国执行代号为“乌特拉”的秘密行动。被叛徒出卖后，4 人从降落地面一刻起就置身于敌人的天罗地网，能否脱身，能否完成任务，成为一次对意志和能力的艰难考验。影片布局精巧，完成“乌特拉”行动构成极强的“事件性”，共产党特工和日伪特务都在围绕这一事件展开行动，从而推动情节发展和人物走向。恰如章回体小说的“下回分解”，影片以段落递进方式将事件进行到底，一气呵成，营造出紧张快速的情节氛围。

　　“我和我的”系列是自2019 年以来的国庆献礼片。“祖国”“家乡”“父辈”，三部影片采用相同的结构模式，在各自主题下以多单元多风格讲述“我”视角观照下的祖国、家乡和父辈的故事。三部影片中，“我”是故事的叙事主体，参与到关于祖国、家乡和父辈的故事中，共同完成关于光荣与梦想、人与自然、平凡与伟大的动人叙事，也由此唤起民族的集体记忆，激发出澎湃的爱国情怀。

　　“现代性”，在西方理论视野中或是一个方案（哈贝马斯），或是一种态度（福柯），抑或是一种叙事（利奥塔）。而在东方，中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了“现代性”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对“现代性”进行重撰，建构了属于东方中国的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且在诸多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对于新主流电影而言，“现代性”尤其指向价值取向和思想活动，于是那一串串闪亮的片名，闪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照亮人们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