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姝

一、风物书写的日常化

散文之咏物，是向来的传统。但无论古代散文的托物言志，还是现代美文的咏物寄怀，对物的描写，从来不仅仅停留于物。《文心雕龙·物色》认为写物状物应“写气图貌，既随物之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1]。康熙认为咏物“即一物之情，而关乎忠孝之旨”[2]。写物咏物，或为抒写情怀，或为寄托忠义，而不离“言志”与“载道”两途。现代美学则以移情理论来解释咏物书写，通过“类似联想的结果，物固然可以变成人”[3]，在“经验上相承接”[4]，从而产生移情，“移情的现象可以称为‘宇宙的人情化’”[5]。也就是说，物的书写，一定要通过种种美学上的手段，使之与宇宙人心相连接呼应，借咏物而移向理学、情志、胸怀的书写。这样一种咏物的模式，可以成为操作性很强的写作方法，批量复制于某种诗化散文的套路中。但咏物写作的高下，就极其依赖于散文写作者的学养与人格境界。

　　随着对五四以来“美文”与当代“诗化散文”窄化散文创作的反思，文化散文、新散文、在场散文等新的散文写作潮流，拓宽了散文写作的题材，变化了散文的艺术形制，的确将散文从某种陈旧的套路中适度地解放了出来。然而，咏物的散文本身，如何去蔽模式并向多元化展开，却成为一个问题。浙江散文作家王寒借风物书写的日常化，把写物放置在地方文化的背景下，物在其自然而日常的状态下成为独立的物，回到“体物”“状物”本身，“进行集中性题咏”[6]，以“穷物之情，尽物之态”[7]。由此，地方风物的书写展开了作家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一方面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则通过与地方人事的联结，将风物背后人的兴趣呈现出来。而此一“人的兴趣”，仍然牢牢固着于“吾土吾民”的地方性，也就与地方性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草木虫鱼，多是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对于草木虫鱼有兴趣，说明对人也有广泛的兴趣。”[8]写物，虽仍写人，但并未完全驱使物为人的“言志”“载道”服务，也并非一定要求物的“移情”，而将“物”作为独立的主体，在日常生活中的“物”怎样与人的志趣相联结，“物”有了圆融于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王寒散文的地方风物书写，主要体现在对地方草木虫鱼的细致描摹上。在王寒的《江南草木记》中聚集于江南草木，“故里风物”写石斛、茭白、芋头、油桐、芦苇等各式风物，“一树繁花”写桃花、玉兰、合欢、紫薇、夹竹桃、桂花等各样繁花，“花前藤下”写蔷薇、紫藤、凤仙、鸢尾、昙花等草本藤生的植物，“江南佳果”则写文旦、杨梅、高橙、枇杷、桑椹、柿子等水果，简直就是一本江南植物科普书，博物志式的写法，回到了先秦时代的文学本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9]。“故里风物”的开篇就是“橘花”，先写橘花如雪，是江南的春天，而密密匝匝开放的小白花，“有未加修饰的素朴自然”，“直白大方像山野妹子”，[10]紧接着写橘花的香，引用刘克庄等人的诗，又写橘花之香，引来蜜蜂，顺手写出橘花蜜，又写一款运用了橘花蜜香的迪奥香水，次又写橘花茶，制橘花香的旧方子，最后又以歌剧《迷娘》的咏叹调揭出那在橘林中漫步的氛围，正是家乡的情调。文章虽短，却从描橘花之形到写橘花之香，引述从古典诗文到西方音乐，从橘花蜜到橘花茶，从现代香水到民间制橘花香，信手写来，杂作一处，写尽橘花之美、之味、之用，最终以家乡作结。《云锦杜鹃》一篇，不是单写杜鹃，而是专写作家故乡天台山上的云锦杜鹃。文中在与云南、四川等地的杜鹃比较后，特别指出唯有天台山上的云锦杜鹃，才有树龄两百年以上的古树群，“苍干如松柏，花姿若牡丹”，“简直‘修炼’成树妖”，[11]有排山倒海之势。作家说天台山的佛宗、道源、唐诗之路等种种仙名，在云锦杜鹃面前，都算不上什么了。其实，恰恰以退为进，让葛玄、李白等的仙风道骨与浪漫诗情与绚烂繁花交相辉映。其它如紫莳、茭白、芋头之做菜肴，乌桕籽榨油染发，泡桐花、金银花、芦花、玉兰花蕾入药、木制琴，白兰花、栀子花、荼蘼泡茶煮粥，油桐制伞，红蓼驱蚊酿酒等不一而足。

　　王寒落笔江南的草木繁花，写其形之美，引出背后的文化典章，在古今中外文学、音乐、美术各种艺术样式中被题咏，又写其用之日常，入食入药，作染料，作油漆等等各种日常用处，看似随意为文，实则比植物百科还要百科，是一种深入生活日常的草木百科。这些草木的日常之用，或取自民间验方，或来自友人相授，作家往往兴致勃勃地加以尝试，并于这实践中又引发某诗或某歌的心得，真切地实现了“将‘审美的态度’引进现实生活”，“‘日常生活审美化’范畴是一个艺术策略，是一系列使生活恢复自由与诗意的努力”[12]。回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时代，识其名，应该也与知其用联系在一起，只有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物”，才得以命名，为人们熟知，进而进入文学艺术的书写。江南草木，进入江南人民的日常生活。物并非单纯的物，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3]其实扩大而言，自人类征服利用自然以来，物的对象性存在，就已经显现为人的本质力量与人的心理学。

　　从江南草木到江南佳果，是人类以农耕方式对自然的进一步利用。农业是一种半自然的生产方式，它对自然加以顺乎自然、因势利导的辅助，人的作用必须在“因时”“看天”的前提下进行。王寒在记叙这些故乡的佳果时，格外突出台州的地理优势对孕育江南佳果的重要作用。在多篇散文中，她提及北纬28度是一个神奇的区域，使得家乡的文旦、枇杷、杨梅、橘子，都比别处更佳。同时，她还格外强调江南佳果的应时而生，如《立夏樱桃红》《五月枇杷黄》《夏至杨梅满山红》，为江南佳果的璀璨登场设置了合乎自然的时空背景。对于这些每年应时而来的江南佳果，作家惦记得亲切，观察得仔细，由此准确地写出每种佳果的生长周期，如“橘子谷雨时节开花，要霜降言可采摘，这期间，它走过两个季节，历经十三个节气”[14]；“立夏时节，红了樱桃，紫了桑椹”[15]，冬至开挖荸荠、立冬采摘高橙，依时而采，依时而食。橘子、橙子、柿子、枇杷、栗子等物，南北均有种植，但水果的品种实有地方差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成橘枳之分。王寒写的绝不是大路统货，而是北纬28度下故乡台州的特有品种，如台州的橘子自古有名，细分之下，乳柑曾被誉为“天下果实第一”，黄岩橘子曾红极一时，临海涌泉蜜橘成为“临海一奇，吃橘带皮”[16]，就是台州下属各市县的橘子也在各擅其场，各争其甜。成熟各有先后，食法与口感各不相同。路桥枇杷，是跟温岭高橙、临海西兰花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一到枇杷成熟，当地还要举办枇杷节。佳果名种甚至还须细化到乡镇，黄岩店头的荸荠“乌黑发亮，精神气十足，它的浆分很足，咬一口，嘎嘣脆”[17]，以至有“店头荸荠三根葱”之名。而这些几乎是“一村一品”的佳果名种，则是人类因势利导改造自然的产物。温岭的高橙是柚与甜橙的杂交种，亦名玉橙。玉环的文旦为中国四大名柚中的花魁，是与福建柚子杂交的结果。从未有人将水果的品种辨析写到如此之细，也只有身为台州人的王寒，才能细细分别出水果的不同品种。她写江南佳果，有美食家的细致品味，有农学家的科学观察，才能将这一地一果，写得这般活色生鲜。

　　王寒不仅写江南佳果之形之色之味，还写其用。如桑椹“有滋阴养血功效，加蜂蜜，可黑发明目，它还有解酒之功效”[18]，桑树宜做家具，桑叶又是蚕的食物，还是植物染料，桑树皮还可以造纸。当然，散文家的医学之用，姑妄听之。只是，传统医学本身以草木为本，也是极其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许多中药材非产地之物，药效便会大打折扣乃至无效。其地，其时，其品种之形成，正是由“包括地貌、地质、水文、气候、物候、气象、天文等”在内的，“天、地、人三者乃世界之全体，宇宙之构成，‘人’在天地之间所能看到的一切物质”，[19]被总称为“地理”的条件构成的。通过细辨品种，细描其形，细品其味，乃至博引诗文、方志、笔记、民谣、农谚、传说故事，王寒将江南草木佳果之类的地方风物从地理产品，经由亲身的“地理感知”[20]，性相通，如“高橙就像心高气傲的女子，未出阁前，带着几分自以为是的青涩，历练久了，心气自然平和”[21]；“杨梅是风情万千的尤物”，[22]昙花是“慷慨赴死的烈女”[23]，“夜来香行事很是低调”[24]，“凤仙花有种野豁豁的生命力”[25]，紫薇“没心没肺的活快样子”[26]，芦花飘逸，桃花浪漫，芙蓉拒霜，白兰花素净雅致，海棠花微醺风流，栀子花声势浩大，这些花果的性情，是由写作者充满情感经验的观察注入的。作家掉书袋式的引用，看似杂乱无章，实则为地方风物勾勒出一个深具历史传承的文化背景。作家从农学到医学的食之用之，从友人、书本、实践，得之验之的草木日用，显现的是一种农耕文明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方式。正因为草木佳果的亲切相伴，才被注入人的经验情感，构成主体性的审美选择和创造，地方风物也因此获得了物自体式的独立。列斐伏尔认为“大地意味着大自然与人的结合”[27]，王寒笔下的地方风物正是源出这样的“大地”。

二、食物乡愁的在地化

王寒谈草木，贴近农耕文明，但在她的博物志里，农耕文明绝不意味着固守或倒退，恰恰相反，是随同现代人生活不断演进的日常。这突出地表现在王寒对地方风物中的尤其特殊的一种——食物的专门书写中，并在食物书写中汇聚为在地化的乡愁。

　　王寒写吃，专门结集的有《无鲜勿落饭》《江南小吃记》等诸种，《无鲜勿落饭》还出了台湾竖排繁体字版，其影响力可见一斑。民以食为天，中华美食传统本就源远流长，朱光潜说：“艺术和美最先见于食色。汉文‘美’字就起于羊羹的味道。”[28]远至《清异录》《梦梁录》《东京梦华录》等历代笔记中相关篇章对美食的书写，清代袁枚有专写美食的《随园食单》。王寒谈吃，以其家乡台州美食为主，细品浙江各地吃食，举凡海鲜、山珍、小吃俱到筯头，且深入到浙地各家街边小店，几十年相承的滋味，孤傲任性的店主，都拢于笔下。王寒写吃，体现了“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对文化的态度”[29]。汪曾祺说：“大概古今中外的作家都有点清高，认为吃是很俗的事。其实吃是人生第一需要。”[30]从人生第一需要出发，吃之“俗”转化为吃之“俗”（习俗），那些人生日常的、面向平民百姓的吃食，体现出一种明显的民间态度与立场。还从来没有哪位作家，包括浙江本土的作家，花费如此多的笔墨写江南小吃：青团、桐子叶包、豇豆莳与豇豆酒、姜汁核桃调蛋、番薯粉圆、乌糯饺、马蹄糕、凉菜膏、羊脚蹄、松花饼、食饼筒、五味粥、蛋清羊尾、扁食、糊拉汰、麦虾等。《江南小吃记》的目录，如同一张豪华版聚荟江南小吃的菜单，许多地方性的小吃品种甚至并不通行于江南，但凡隔了一个市县，便已闻所未闻。就是自家本地的小吃，许多江南人也已经只知吃，不知做，更不知何处可觅正宗吃食。白塔桥的火烧饼、国清寺的腊八粥、二姑姐的祭灶糖糕、温岭坞根乡前饭店的川豆芽、天台农家的乌糯饺、神童门的硬糕、仙居泡鲞、椒江的姜汁炖蛋等都是详写其做法、吃法，谁家正宗，还与广东等地的类似小吃做比较，如“广东的姜汁撞奶与家乡的姜汁核桃调蛋相比，前者口感更柔和，后者口感更丰富”[31]；蛋清羊尾在东北叫雪绵豆沙，“雪绵豆沙的外衣是洁白如雪的，不像家乡的蛋清羊尾，有色泽金黄的外表。也许这是北派和南派在这道小吃上唯一的区别”[32]。

　　如此细考食物的做法，吃法，外形滋味，在如菜谱般详尽的叙述中灌注了乡愁式的情感。正如陈平原在论及栗子与文人之关系时，特别拈出李和儿献栗的典故来细察周作人、顾随等人的诗文与心态。李和儿制栗的方法失传或是密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食物及其制法食法背后的文化符号，“兼及琐事与典籍、日常与历史、个人趣味与集体记忆”，“在一个讲究‘民以食为天’的国度，饮食从来就不仅仅是营养或美味，而是包含了太多言外之意，味外之旨——味蕾的感受、知识的积累、历史的氛围以及文人的想象，附着在具体的食物上大大扩展了饮食的文化内涵”[33]。黄子平也认为：“现代文人背井离乡，漂泊异域异地，因而寄乡愁于食物，不厌其烦地叙写自己的味觉记忆，这构成了一种颇具独特意味的文化现象”。[34]“人类的口，既是用来传达思想的工具，也是感受外界的入口，我们藉由哨咬、巧嚼、吞食等行为体验世界，并与之发生关系”[35]，我们对美食的体认，总是由童年的味道记忆定义，口中之味与味外之情，正是这样联结了乡愁。“怀乡症里包含了时空差异，所谓‘故乡的食物’涉及了今昔之比，异地他乡与故里老家之比。”[36]那些小吃的叫卖声，那些华侨面对本土小吃的感怀，都是由乡愁情感所定义。有意思的是，与汪曾祺等文人不同，王寒的食物乡愁，并非因远居异地。作为一位长于台州，定居杭州的作家，她的故土并未远离，甚至杭州也是她童年成长的熟稔背景。但得益于便捷交通与地球村的时代，王寒通过走遍中国所有省份，走过世界三十多个国家的行走经历，既取得了比现代作家更为广阔的食物比较视野，又以未曾远离的故土，实现了食物乡愁的在地化写作。

　　“味觉的对象被摄入一个人自己的身体内，它们成为一体。因为品味与吃喝改变了一个人真正的成分，所以它们的运用需要信任……我们不仅依赖将要被吃的对象的性质，而且依赖我们的吃喝同样与负责预备我们的食品的那些人的仁慈性情。”[37]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往往是通过乡土食物的滋养，对于离土未离乡的王寒而言，台州食物的山海滋味定义了她的味觉系统，成就了她的《无鲜勿落饭》。“鲜”是江南人对食物的最高赞誉。“江南的江鲜、河鲜、湖鲜和海鲜，都值得一夸。但我以为，最值得夸的是海鲜”[38]。在中国黄海、东海之交，从渔业生产的角度来说，我国黄海南部、东海东北部与东海西部近海北界有大陆沿岸汇流、黄海冷水、台湾暖流三水汇流，冷温性、暖温性、暖水性鱼类资源多样、渔业区系丰富复杂[39]，是一个渔获产量非常高的水域[40]。王寒细分吃海鲜的三重境界：鲜美、肥美、甜美，而本地人“对海鲜的最高评价，就是‘鲜甜’二字”[41]。海鲜之“鲜”，已博得全国人民的广泛认同，但对“鲜甜”的体认，非海边人不能道也。即使她定居的杭州，地仍处江南地方，却被台州本地真正的海边人贬为完全不懂海鲜的做法。普通的海鲜行销全国，王寒却写普通海鲜的不普通做法，写不寻常海鲜的寻常鲜美。王寒写鱼，从食有鱼写起，写河豚、鲳鱼、梅童鱼、带鱼、墨鱼、黄花鱼、水潺、昂刺等海鱼河鱼，引本地民谣《月节节鱼名》，又引《台州府志》《宁波志》《岭表录异》等方志笔记，从电影《渔光曲》写到契诃夫的小说，还与日本、韩国的制法相参照，写出一种世界眼光下的本土滋味。

　　以生态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饕餮之欲，正是近年来沿海海洋渔业资源日渐匮乏的原因。生物之为生物，具有与人类相平等的地位，而绝非仅仅是成为人类的食物。应当说，人类渔猎、捕食各类动植物，从原始人类起就已经如此。人与动植物的相处，既有平等的一面，更有利用的一面，否则，人类就难以从动物界直立超越为人。整个农业文明，对自然界的利用保持在可持续的范围和程度之内，工业文明加速并加倍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征伐利用，生态主义散文作家苇岸将蒸汽机的发明视为“在大地上生存失败的开端”[42]。生态主义学者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作为“社会的主流思维方式和价值形态”，成为“指导我们走向现代文明的有效工具”[43]，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产生。但当代生态散文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动，往往歌颂工业革命之前的一切，“滞后于时代，以农业文明的眼光和思维看待社会发展”[44]，呈现出一种“乡村情节与都市恐惧”[45]。这其实是走上了矫枉过正的歧途。

　　德国学者莫尔特曼认为：“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至少是由两种带根本性的关切决定的”，一是劳动，一是居住的兴趣。他用“家园”来指代一种“毫无压力和张力的社会关系网”，并强调自然环境正是这样一种充满宁静的社会关系网，它可以让人们得到心灵的慰藉和支撑，免于斗争和焦虑，生活在平静之中。莫尔特曼还指出了修复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两个途径，一是“人类社会必须同自然环境相适应”，也就是说人类必须使自己适应自然的循环。二是把自然改造成适应人类生存的环境。只有当人类找到合适的方法，能够不加破坏地使用自然时，“它才能成为人类可以生活和居住的家”[46]。莫尔特曼的观点并没有回到农业文明的老路，而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也没有走向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极端，而是强调人对自然的适当改造。王寒对于食物的叙述，恰恰秉承了这样一种适当改造的观念，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本土化观念，在对人类食色滋味的津津乐道中，作为食物的海鲜依然有着独立的灵魂。王寒笔下的鱼虾蟹贝，不仅仅有着品味万端的细腻，更有着各各相异的个性。如《水潺不是软骨头》中，写本地人瞧不起“软潺”的男人。但水潺其实属于“硬骨鱼纲”，水潺喂鸡，鸡会被卡住喉管毙命，于是写了一个师兄用水潺智取准丈母娘家的老母鸡的有趣故事。《带鱼打蜡两头尖》引用清初诗人宋琬《带鱼诗》说带鱼“锦带吴钩”，“好像带鱼是江湖上行侠仗义的剑客”[47]。《比窦娥还冤的鲳鱼》驳明人屠本俊在《闽虫海错疏》中指鲳鱼“性善淫”，指出实则是鲳鱼排卵吸引了鱼儿来吞食。又说昂刺鱼有种生猛的霸气，“如果它是人，起的名字估计就是‘金镖黄天霸’之类”[48]。写弹涂生性好动，“一刻也不得闲，好像得了多动症的孩子”[49]，又将长得黑的人形容作“弹鰗”，若穿白衣则是“弹鰗干掐锡饼”。大难临头各自逃则是“弹鰗落镬自攮命”。因与什么菜搭都好吃，弹涂又是海鲜中的好好先生。不但食物各有其个性，收获、烹制、享用食物的人，也任性得很。海边捡拾佛手的孩童，不出一星期又奔向海边的“贪吃鹫”（台州方言），一到夏日淡季就歇业旅游的店主，思念某种食物叫卖声的游子，为不上台面小吃而落泪的归国华侨，人与食物，在乡愁滋味上互相纠缠，密切联结。“饮食文学的迷人之处，是以食物为景，以怀念为情而实现的情景交融”[50]，进一步而言，正是通过食物与情景的交融，王寒写出了江南地方食物精、气、魂，又借食物的精、气、魂勾勒出江南“家园”的可爱可亲。当食物在与人类的交流中获得独立个性时，大地就呈现出人的劳绩，人类方能“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51]，大地则因提供人类栖养的环境与原料，才能成为真正的“家园”。

　　王寒所居所写的地域既是今日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也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她笔下风物的日常化书写，食物的在地化书写，从来不追奇求异，而是融在日常，融于当地的“风景”。并不需要地理空间的辽阔才能获得孤独的审美体验，并不需要人烟的稀少才能衬出心灵的个性。红尘中自有性灵，烟火里包裹趣味，在热热闹闹的日常中，常见奇人奇事，在食物的声色滋味间，徜徉的是人与自然自在相生的动人图景。

　　注释：

　　[1]【南朝】刘勰著：《文心雕龙》，王志彬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62页。

　　[2]【清】玄烨：《佩文斋咏物诗选序》，《唐诗总集纂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510页。

　　[3][4][5]朱光潜：《谈美》，《朱光潜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4页，32页，25页。

　　[6]邹巅：《咏物流变文化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7]【清】俞琰：《咏物诗选·自序》，成都古籍书店1984年版，第2页。

　　[8]汪曾祺：《葵·薤》，《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

　　[9]【先秦】孔子：《论语·阳货》，杨伯峻、杨逢彬译注，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218页。

　　[10]王寒：《橘花》，《江南草木记》，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11]王寒：《云锦杜鹃》，《江南草木记》，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12]朱明弢：《艺术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谈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艺术对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探索》，《文艺评论》，2011年第 9期。

　　[13]【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14][16]王寒：《橘子》，《江南草木记》，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2页，231页。

　　[15]王寒：《樱桃》，《江南草木记》，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66页。

　　[17]王寒：《荸荠》，《江南草木记》，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40页。

　　[18]王寒：《桑椹》，《江南草木记》，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2页。

　　[19]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的五个板块及其结构》，《关东学刊》，2020年第4期。

　　[20]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四个术语及其内涵简说》，《文学地理学——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四届年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

　　[21]王寒：《高橙》，《江南草木记》，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47页。

　　[22]王寒：《杨梅》，《江南草木记》，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5页，237页，236页。

　　[23]王寒：《昙花》，《江南草木记》，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5页。

　　[24]王寒：《夜来香》，《江南草木记》，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5页。

　　[25]王寒：《凤仙花》，《江南草木记》，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6页。

　　[26]王寒：《紫薇》，《江南草木记》，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8页。

　　[27]【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1卷，叶齐茂、倪晓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89页。

　　[28]朱光潜：《谈美书简》，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95页。

　　[29]汪曾祺：《〈汪曾祺散文随笔选集〉自序》，《汪曾祺全集》第五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0页。

　　[30]汪曾祺：《人之所以为人》，《汪曾祺全集》第三卷，邓九平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3页。

　　[31]王寒：《姜汁核桃调蛋》，《江南小吃记》，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9页。

　　[32]王寒：《蛋清羊尾》，《江南小吃记》，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16页。

　　[33]陈平原：《长向文人供炒栗——作为文学、文化及政治的“饮食”》，《学术研究》，2008年第 1期。

　　[34][36]黄子平：《故乡的食物——现代文人散文中的味觉记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35]胡衍南：《饮食情色金瓶梅》，里仁书局2004年版，第212页。

　　[37]【美】卡洛琳·考尔梅斯：《味觉：食物与哲学》，吴琼等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300页。

　　[38][41]王寒：《靠海吃海》，《无鲜勿落饭》，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5页。

　　[39]李星颉：《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的区系》，《浙江水产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40]小远摘编：《东海和黄海渔业资源现状》，《渔业致富指南》，2005年第10期。

　　[42]苇岸：《大地上的事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4页。

　　[43]雷毅：《人与自然：道德的追问》，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44]王兆胜：《学者散文的使命与价值重建》，《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1期。

　　[45]王兆胜：《困惑与迷失——论当前中国散文的文化选择》，《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6期。

　　[46]【德】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隗仁莲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6—67页。

　　[47]王寒：《带鱼打蜡两头尖》，《无鲜勿落饭》，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页。

　　[48]王寒：《油菜花黄，昂刺鱼肥》，《无鲜勿落饭》，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

　　[49]王寒：《跳来跳去的弹涂》，《无鲜勿落饭》，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页。

　　[50]叶振富：《汪曾祺的饮食美学》，《海峡两岸现当代文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2004年版，第99页。

　　[51]【德】海德格尔：《诗·语音·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