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从武汉开始，蔓延全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世界卫生紧急事件”。（十七年前的SARS仅被列为“全球卫生突发事件”）。为防控疫情，2020年1月23日（除夕的前一天）武汉宣布“封城”，全国各地疫情防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响应。武汉交通停摆、小区封闭、居民足不下楼，昔日熙熙攘攘的街道空寂无人，陷入一片恐慌之中。疫情打破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迫使人们以幸存者的眼光重新审视人生、审视自然、审视世界。刘醒龙的《如果来日方长》就是这样一部具有坚定人民立场，见证、记录武汉抗疫全过程的非虚构散文。
一、见证与讴歌
毋庸讳言，尽管当下武汉恢复了原有的活力，但新冠肺炎曾给武汉造成重创，全国十几亿人出行受限，停工停产近两个月。这一创伤将长期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历史。该如何应对这场灾难？见证创伤、接近真相成为刘醒龙毫不犹豫的选择。创伤主要指生理、心理等遭受突然的、未曾预料的伤害，“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一般说来，只有灾难的亲历者记录的真实灾难故事才能称为见证文学，也就是说见证文学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素，第一，文学的写作者必须为灾难的亲历者；第二，亲历者讲述的灾难故事是他在遭遇创伤时的所见所闻所思，必须真实可信。亲历者对书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来日方长》可以列入见证文学的范畴。刘醒龙以现场目击者、幸存者的身份进行创作，见证武汉的创伤，关注普通人遭遇灾疫时的恐慌和无奈，表达了一名作家的悲悯情怀，在读者中产生了极大共鸣。这种共鸣主要源于《如果来日方长》的日常生活书写。
1980年代以来，日常生活就是中国当代作家日益娴熟的书写题材和书写策略。但是在不同年代的创作潮流中，日常生活书写被赋予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内涵。1980年代中后期，以池莉、刘震云为代表的新写实作家，通过感情的零度写作、关注小人物吃喝拉撒睡的日常生活，从而达到解构、颠覆革命现实主义的目的。1990年代，韩东、朱文、邱华栋等晚生代以日常生活作为书写内容，重视个人的自我经验，与既定的文学体制“断裂”，拒绝历史书写和艺术形式实验，直面当下中国激烈变动的社会现实。新世纪以来，魏微、鲁敏等“70后”作家聚焦当下生活的感受和温情，展示卑微鲜活的生命形态，重构日常生活的美学形态。但是，《如果来日方长》的日常生活书写与任何文学思潮无关，也不参与意识形态的诉求，是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的见证书写。《如果来日方长》继承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灾难书写的现实主义传统，延续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苦难书写的现代性叙事。这部20万字的散文“从老母亲在疫情高峰时患病起，到二叔因为疫情次生灾害病故，尽可能从细微处入手，表现‘封城’之下一个武汉家庭，男女老少，力所能及，所思所想的生活情愫，以细流通江海的情怀。”“我们要做的不过是睁开我们的眼睛，离开形而上学的黑暗世界，离开虚构的‘内心世界’的深度。这样，我们就会立即发现日常生活的最平凡事实里所包含的人类财富。”
《如果来日方长》的日常生活不是国家叙事，也不是革命叙事。《如果来日方长》所具有的真实情感，使读者在阅读时有鲜明的代入感。这是这部长篇散文能和读者共情的主要原因。从这部长篇散文各章节的小标题就可看出作者日常生活叙事的书写策略和观察视角。如“今年水仙花不开”“你在南海游过泳”“问世间情为何物”“九七年的老白干”“情人节的菜薹花”“洪荒之力满江城”“冥冥之中自有天理”。如文中记载了“封城”后的第十九天，也就是2月10日下午，硚口区一位七十高龄的老者因为高度疑似感染，加上患有尿道症，和妻子说一句“我不想连累你”，就跳楼自尽。“人心之悲，从生到死。人心之累，从生到死。人心之痛，从生到死。从人心之生，到人心之死，可以是人还活着，心已僵死。”人生卑微、命运无常的慨叹跃然纸上。《如果来日方长》把武汉人的委屈以及个人遭遇真实地记录下来。同时，刘醒龙也是时代的记录员，创伤经历的个体性与公共性产生了极大共振。
《如果来日方长》不仅见证灾难现场，还见证历史氛围。对于一直在抗疫现场的刘醒龙来说，不可避免地会有幸存者的心理体验和精神创伤带来的精神恐慌。这种情感体验反过来强化了刘醒龙对人生和社会的无力感，反映了普通市民在遭遇灾难时的虚无和恐慌。瘟疫的创伤、末日的体验使得刘醒龙将书写的重心聚焦于个体的命运，着重于遭受灾难创伤的个体命运的挣扎。杰弗里·C·亚历山大说：“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法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就发生了。”文学是人类文化记忆的主要载体，是表达情感，拒绝遗忘，见证历史的重要方式。与疫区的武汉市民感同身受，共呼吸、共命运，刘醒龙用文字慰藉着这座城市，关怀着这些善良的人、平凡的事，以及那些需要被安慰的心灵。
当人们遭遇从未经历过的灾难时，通常的制度、手段和认知暂时失灵，人们往往陷入某种恐慌之中，需要寻找值得信赖的对象作为心灵支撑。刘醒龙和其他专家、学者如钟南山、张文宏等一样，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刘醒龙作为生命个体在面对生命威胁时，首先想到避免自我和他人生命的无辜消亡，及时清除杂音，给恐慌的疫区市民提供生活真相，安抚人们恐慌的情绪。也许刘醒龙并不是一个热衷于公共事务的人，但是，作为作家，他关注民生和世道，关注个体的生活。
二、历史与记忆
作为见证文学的《如果来日方长》强调个人性，从亲历者的经历、情感及立场进入灾难现场，形成叙述，进而深入到普遍性层面，与国家权威叙述、集体性叙述、宏大历史叙述区别开来。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记忆事实上是以系统的形式出现的，而之所以如此，则是由于，记忆只是在那些唤起了对它们回忆的心灵中才联系在一起，因为一些记忆让另一些记忆得以重建。”哈布瓦赫将记忆理解成个体参与社会化的结果之一，强调记忆的社会性。扬·阿斯曼在哈布瓦赫“集体记忆”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这两个概念。扬·阿斯曼所谓的“交往记忆”，是指对刚刚逝去的过去的回忆，同时这种记忆也是人们与同时代的人共同拥有的回忆，其典型范例就是“代际记忆”。显然，刘醒龙的纪实散文属于这类范畴。虽然《如果来日方长》属于幸存者的个人书写，但是，它记录的是“同时代人的共同拥有的记忆”。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来日方长》像灾难的信息存储于中枢，将各种信息进行综合，经过思考后形成文字，从而书写出武汉抗疫的“交往记忆”。
刘醒龙对“个人记忆被规划、取代和抹杀”的命运保持高度的警惕，毕竟在历史上，国家记忆、集体记忆总是覆盖、改变着我们个人的记性与记忆。刘醒龙在散文中不断记录孙女的一些日常生活，对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也进行了形象的展示。在大家平时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细节中发现生活的微光以及人间善的力量。物资如盐、牙签、卫生纸等在特殊时期都成为了平常人关注的重点。《如果来日方长》中两种记忆、两种历史书写话语权相互缠绕、彼此争夺。刘醒龙作为现任湖北省文联主席，首要任务是用文艺的方式为医护人员鼓劲，给武汉疫区市民以希望。而同时作为普通市民、祖孙三代的顶梁柱，首先想到的是底层的真实处境，从普通市民、幸存者的角度，强化创伤记忆。
1990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崛起，人们越来越世俗化，知识分子也不能例外。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越来越为人们所诟病。当出现公共危机，需要知识分子发声的时候，很多人鼓励别人说真话，权衡利弊后自己却选择沉默，明哲保身。这些知识分子自觉放弃了对真相的追逐，放弃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武汉抗疫期间，情况依然如此。很多学者仅限于相互鼓励对方熬过这段日子，沉默成为大多数人的明智选择。《如果来日方长》在特殊时期能够唤起人们对事件真相的关注，同时在温和谨慎的语言中携带了创作者外柔内刚的立场，而这也是刘醒龙近年来小说创作倾向中越来越明显的立场，如《蟠虺》等。这种文化实践为挽回知识分子的名誉作出了突出贡献，直接续接了鲁迅、胡风、巴金所开创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
真正高明的文学是作家对岁月和人生的私人化诉说，文学没有必要采取意识形态的宏大叙述模式。刘再复认为“文学是充分个人化的事业，（不是‘经国之大业’），是心灵的事业，是生命的事业。文学应当走向生命，不应当走向概念、走向知识。生命语境紧连宇宙语境，生命语境大于历史语境与家国语境。作家当然应当有较强文采的修炼，但更根本的是生命的修炼，境界的高低是生命炼狱后所抵达的精神层次。”刘醒龙的武汉抗疫书写放弃了先验的对世界本质的占有和构造，或者将所谓历史的本质予以悬置。这些知识分子超越了政治、超越了利益，尊重内心和自我，在记忆书写中见证创伤、拒绝遗忘，反思历史，从而使得武汉抗疫书写具有了人类意义。
三、反思与重建
《如果来日方长》凝聚了一种理性精神，呈现的正是作家的良心和现实关切。他的理性不迎合、不盲从、不偏听，始终体现为家国天下的忧患意识和慈悲情怀，并且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建设性。反思是理性的建构，忧患就是理性的表达，思想就是理性的升华。刘醒龙主要从伦理角度反思这场瘟疫，强调常识的重要性。关于武汉疫情的反思是紧随疫情防控工作开始的，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都参与其中。如2月23日，《中国科学：生命科学》杂志在线发表了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国强牵头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团队撰写的专题评述论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下的思考和建议》，论文从我国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应急响应机制、科技创新、医疗供给与储备等十大方面的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就加强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体系、完善应急防控体系、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公民知识普及力度、构建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以及国家生物安全体系等提出相关建议。陈国强院士主要从技术层面对这次灾难进行反思，这确实很有必要。这些建议也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建设意义。但是这次疫情不仅是自然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仅从技术层面反思显然不够。
马克思·韦伯将人的日常行为伦理分为两种：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信念伦理是指“一个人按照信念伦理的准则行动”，不在乎结果；责任伦理是指“当事人对自己行为可预见的后果负有责任”。在世俗社会，人们的信仰、价值观千差万别。显然，对此、对现世、在责任伦理越强，行动的目的—工具合理性就越强。责任伦理是建立在契约精神和个人信用之上的。显然人们更相信刘醒龙以幸存者的视角，来观察、书写和反思疫情。《如果来日方长》这种书写看似事无巨细，婆婆妈妈，实则直达人心。
在这场生命攸关、前所未有的重大疫情面前，公众需要的是真实和共情的人性视角。这是刘醒龙自始至终秉持的立场。正如刘醒龙慨叹：“当时1000多万武汉人，留守家中，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进行抗争。武汉之美，美就美在即使天下之险迫在眉睫，人们还能凭着对一碗热干面的热爱，陈述这座城市的坚强。”这要求作家具有对时代整体观察的视野，对世间万物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感同身受的洞察力。
知识分子的代表在于“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意识”。可以说，记录灾难、反思灾难，建构创伤记忆是作家的责任和义务，是人文学者的良知和职业伦理。当然，这种责任伦理不仅仅体现在作家及知识分子身上，也不仅仅体现在医护人员身上，还体现在其他人如快递小哥、厨师、警察、清洁工、志愿者甚至政府机关的公务员等普通人身上。
字字见血的文字让人间见证了刘醒龙的良心。知识分子也在反思中完成自我救赎。“不仅武汉战‘疫’”，其实，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见证和反思民族苦痛史中成长、进行着自我救赎。“不同于以往，记录这些同行，能让人体会到那些微不足道的普通举动背后，那种比汉江长江还要源远流长的深情。”《如果来日方长》和巴金的《随想录》等一系列民族创伤记忆书写一起建构历史，拒绝遗忘，继承了鲁迅、胡风、巴金等人建构的现代知识分子人文传统。
令人高兴的是，尽管刘醒龙对人性之恶、民族之痛有通透的认识，但是，他对未来、对社会、对人类一直充满信心，并积极寻找救赎之路，《如果来日方长》让人看到黑暗中的光亮，如文中对小孙女的焦点叙事，就给读者无限的希望，让人喜爱、给人力量。毋庸讳言，如此近距离，急迫地书写灾难、见证历史，部分篇什不可避免地显得匆忙，很多问题深入不够，等等，这些都影响了《如果来日方长》在艺术上的高度。但是，在武汉抗疫的危难时刻，刘醒龙一直在场，积极进行文化实践，使我们有理由对现代的人文精神传统保持信心，并期待刘醒龙更伟大的作品诞生。
注释：
[1]【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16页。
[2]【法】克洛德·穆沙：《谁，在我呼喊时：20世纪的见证文学》，李金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3]【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叶齐茂、倪晓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22页。
[4]【美】杰弗里·C·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文化研究》第11辑，王志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5]【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6]扬·阿斯曼对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概念进行了修正，他认为记忆的主体依然是个体的人，但个体的记忆受制于组织其回忆的“社会框架”。在扬·阿斯曼看来，“如果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可以记住的，仅仅是那些处于每个当下的参照框架内、可以被重构为过去的东西，那么被忘记的恰好是那些在当下已经不再拥有参照框架的东西。”见【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
[7]唐忠毛：《记忆理论视野中的文化传承问题》，《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8]刘再复：《论八十年代——答广州〈新周刊〉杂志董薇问》，《刘再复对话集——感悟中国，感悟我的人间》，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原载《新周刊》，2005年第8期。
[9]【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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