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军

　　《如果来日方长》是一首很短的歌曲的名字，《如果来日方长》也是一部长篇纪实文本的名字。它们除了共享同一个名字，还占有同一个作者，那就是刘醒龙。

　　刘醒龙有耀眼的社会身份，他是作家，著名作家，获得过中国最高文学奖项。但是现在，或者说武汉封城前后的“现在”，面对赫然降临的致命灾祸，他必须清除这些身份和身份带来的“距离”效应，把自己溶解在这座城市的浩大人群中。没办法，谁让他身处第一现场，而且还是无可争辩的定居者呢？对于以千万数计的“武汉人”来说，他必定也只能是这千万人中的一个。他无法逃离，也从未曾想逃离。个中缘由，自然不仅仅是因现实所迫，还有一份作为知识者的固执和本能需要。他需要留下来，亲历、见证并沉入历史的特定进程，为我们这些散落在历史边缘地带的同类保存一份区别于宏大叙事的“心灵史”。

　　当然，上述凿凿之言不足为据，很可能篡改了实情。但如果我们翻开压在纸页间那些初出熔炉般的滚烫文字，便会发现，“可能”或许发生在事件的各个部位，却无力改动事件之于人本身这一最大的实情。那是一片浩瀚无际的尘世之海，寂静的海平面上，一头看不见的“白鲸”投射出巨大的阴影。这阴影来得凶猛、暴烈，携带着十足的傲慢和嘲弄，但有一点却是绝对公平的，即：被囊括在这阴影中的所有人，其纵向的价值等级已然被覆盖性地抹平，武汉三镇、两江四岸的每一扇窗户内都隐匿着同一种表情，那便是对毁灭性力量的极端恐惧，何况在这毁灭之上还游弋着“未知”的幽灵。

　　恐惧是人之常情，恐惧也是人性的真实。所以当刘醒龙为武汉的“封城”现在时赋予其内在形象时，他毫不犹豫地拣出了四个字：生死之交。的确，对于具象的个体而言，这种感觉最直观，最迫近，也最沉痛。而与这漫长的沉痛并肩而行的则是悲壮。

　　这就说到了刘醒龙和他的《如果来日方长》的主题。关于此，刘醒龙的自辩可见一斑，他说：

　　毫无疑问，“来日方长”一词同时具备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时间状态，一旦用“如果”二字作为主动语，“来日方长”作为被动语，其意思就大不相同。武汉“封城”，正是建立在太多“如果”之上，中国战“疫”取得决定性胜利却是建立在绝对不能出现“如果”的基础之上。文学也是如此，真正表现时代命运的史诗，从来不会以“如果”作为骨骼与灵魂。

　　（《代后记：武汉，我们的生死之交》）

　　作家的创作谈、答记者问一类声音，通常是他事后的“回望”，并不能完全替代身处事件旋涡中的自我。所以，“决定性”和“绝对”合于结果，却不一定合于过程。换句话说，在事件发酵过程中，逗留在当事人情感视野里的更多的是痛苦、沮丧、犹疑、无助等等自然生发的负面情绪。“如果”正是这些负面情绪的有力表达。“如果”意味着不安，意味着对自己乃至群体的肉身是否能够苟延存活的深刻怀疑，意味着对于“封城”成效的观望和迁延……这一切的“如果”，指向的是同一个原型：来日方长。眼下，人类文明构筑的这个根本原型有遭受侵犯的危险，守护人和人组成的本然秩序便成为人类事务的优先诉求。困守，困守，假定困是“悲”的话，那么守就是“壮”，壮烈、壮丽、壮观。由此，悲与壮实现了合拢，共同肩起黑暗的闸门。其意志和决心自每一个武汉人的内心蓬勃生长，最终为战“疫”的胜利奠定了决定性的心理和行动基础。

　　人类历史上，自“悲壮”一词发明以来，写满了时间的角角落落，每一次公共灾难事件的发生，都是悲壮行将起程的原动点。而在古老又充满生机的现代中国，武汉经历的悲壮时刻似乎格外醒目，最显著的莫过于1998年的特大洪水灾害和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时间仅隔二十二年，却让武汉这座位于中国腹地的特大城市体验了两次重量级的生死劫难。上一次是死守，这一次还是死守；上一次的对手是洪水，这一次的对手是病毒；上一次的行动轰轰烈烈，这一次的行动庄重肃穆。悲壮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征象诠释了死守的意义，并将这意义延伸到对生命个体的尊严捍卫中。

　　是的，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战“疫”行动中，武汉人和他们集体铸就的“武汉精神”其实是同义词，我们绝不可轻易地将二者分开。事实上我们也无法将二者分开，因为他们和它早已在二十二年前的洪灾事件中就魂系一体。就像一场预演，二十二年前的万众一心再一次锻造了武汉人，也再一次成就了武汉精神的深度和高度。对此，我能做的只有向这份一以贯之的“悲壮”致以崇高的敬意。

　　悲壮属于武汉人民，属于武汉精神，他们和它自然当得起“崇高”二字。但是作为一名专业读者，我必须保持冷静，冷静下来后，我告诫自己：你的所谓崇高只是事实材料提供给你的一种崇高感，并非崇高本身。悲壮源于选择和行动，崇高则必有审美上的观照，如果刘醒龙面对那个“现实”，只是在织补新闻叙事遗存的边角料，那么我们又何必读他的作品呢？他究竟有没有自己的“故事”？如果有，他又怎样通过对故事的讲述将悲壮推向崇高？难道仅仅止于歌词式的浪漫主义抒情？

　　于是我再次从头读起，试图带着这份质疑勘测“崇高”的文本真相。

第一章 “不痛快”

那一天，大姐又发了一条微信。

　　“老妈说，今年过年一点也不痛快！”

　　老妈是刘醒龙的老妈，是时八十八岁。这位“一点也不痛快”的老人用自己极感性的体验为武汉“封城”生活鸣响了情感主旋律。没有伪装，没有水分，诚实到一目了然、童叟无欺。“不痛快”，这是奉行安定祥和的中国式幸福遭遇伤害时，人们做出的本能反应。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痛快而已，谁还没有不痛快的时候？但在此时此刻，尽管老人说得云淡风轻，刘醒龙却没有等闲视之。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朴素的反应里流溢出的是老母亲“反常”的智慧：“不丧失灾难中个人的自尊，不消解灾难中太多不幸，不无视灾难中人性品质与生命能量。”说白了，就是一位饱经苦难体验的耄耋老人应对危机时的感性直觉。仿佛是在暗示我们：“不痛快”已发生，但它终究会过去，成为人类正视并战胜苦难的新史料、新经验。由此看来，这里的“反常”才是最正确的正常。

　　如今标榜“正确”已成时尚，人们乐于伸出道德的手指挥霍口水，丝毫不介意立场的头顶上还有是非曲直，急匆匆表明态度，却无须处理“后事”。常识真的成了稀罕物，随时有被口水淹没的风险。你当然可以将该现象命名为自由，但我还是要坚定、严肃地表达我对常识的尊敬。我相信，只有基于常识的认知，才有抵达正义、公理这些正确之物的可能。而刘醒龙的老母亲正是站在常识的磐石上，望见了硝烟散尽的远方。所谓正常，不就是把常识摆到正确的位置上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老母亲堪称这场疫情的精湛“读者”，她在“封城”之初，便已窥明疫情和人心的情节走向。在此，她倚仗的不是什么超验主义神灵，而是由生活中无数典型困境垒砌起来的经验堡垒。她自有一套应对危机的内在伦理，这套伦理在她几乎穷尽一生的检验下，变得愈发完备而柔韧。

　　所以，当刘醒龙从老母亲处接过这个凝结着“常识”的本体后，他便获得了强有力的精神“后方”。那些塞满猜忌、怨恨和丑恶的流言景观，在他从容而激越的真相披露中迅速瓦解。为什么疫情爆发初期，拥有众多医院的武汉城竟难求一张病床？为什么某些医院医护人员的感染人数众多？为什么病患辗转四五家医院依然无法得到及时救治？为什么有人突然晕倒在公共场所，却无人上前施以援手？为什么社区和物业的行动迟缓？为什么婆婆“中招”，子女们都不来探望？……太多的“为什么”等待解答，等待澄清。尽管刘醒龙不是记者，但他还是忍不住客串了把记者的角色，不过他是自己采访自己，他要用自身的实感撬动谎言，挑战虚妄，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

　　我以为，换了任何洞悉内情的人，都会这么做，也应该这样做。你可以放下任何身份，但唯有一种身份你必须认领，那就是作为人的身份。“你们没有去过武汉，就不知道什么叫‘封城’！”援鄂（援汉）医护人员的集体共识，是对刘醒龙的声援，更是对人的身份的验证。

　　是人，就有以正视听的冲动；是人，就要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比如人在面对突发灾难时的应激反应、求生本能，比如一千多万人对着自家窗外齐声高喊“加油”，比如就连“白衣天使”也会害怕、恐惧，那才是生命最具象最生动的体现，才是人之为人的常识状态。刘醒龙将诸多凌乱的细节一丝不苟地翻检出来，就是要捍卫这个在极端境遇下更应珍视的常识。没错，“不痛快”里有自尊，有不幸，还有隐蔽在其中的人性品质与生命能量。

第二章 健康进行曲

武汉“封城”的第十六天，二月七日，难得收到一条短信而不是微信：“醒龙，我是一起去三沙的老樊，从小宋的视频中看你一切好，钢钢的，就放心了。特此慰问，多防护，多保重！祝一切好！”……我赶紧回复他说：“三沙精气神还在！”老樊同样一点也不停顿地回说：“你在南海游过泳，百毒不侵！”

　　对于隔离中的武汉，保持健康也是常识之一。武汉人健康，武汉才能健康。

　　刘醒龙的健康要从“在南海游过泳”说起。某年某月某日，他没有经住诱惑，潜入南海深处，完成了一次“纵情”却危险的“跃入”。之所以称危险，倒不是因他的“顽皮”，而是该同志从未领教过大海真正的威力。好在有惊无险，他被“难以遏制的恐惧”吓阻，及时回头，安全上岸。

　　与作者的“南海经验”相匹敌，或远远超出的，是这次因“封城”催化出来的隔离经验。南海经验的转折点在恐惧，隔离经验又何尝不是？文章的开头说过，这也是一片深不可测的海洋，未知的病毒像一头庞然大物，随时可能袭击每一个生灵，概莫能外。既然恐惧难免，剩下的就唯有自救。刘醒龙在南海的“自救”得益于他“十四年如一日坚持游泳”的优质身体素质，隔离期间，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同样不言而喻。

　　坚持洗桑拿、用淡盐水漱口、喝鲜橙汁、上跑步机跑步，这些都是刘醒龙的私人经验，除当事人之外，我们不好评说这些对预防病毒能起到多少功效，但他确实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侥幸”躲过了感染病毒的高危风险区，至今安然无恙。是侥幸吗？不，当然不，他认为是“那些源于健康的近乎偏执的坚持”救了他。

　　我也这么认为。而且我认为，当刘醒龙把自己的私人经验纳入常识的行列时，他其实是在硬核打“假”，那个假，就是反科学，以及反科学之上的选择性狂欢。

第三章 情！情！情！

在这样的胜利中，每一点、每一滴的人间温情，都在重现“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旷世之情。

　　终于到了“情”，我就知道刘醒龙憋不住，肯定会把文字贴到“情”上来。——抱歉，这话说得有些矫情，那就不矫情地说：在这生死之交，必有生死相许。有些“许”是看不见的，比如刚刚发生的空难，那些遇难者在逝去之前的刹那，他们的“许”永远封闭在时间指针的停摆处。另一些“许”则清晰可感，它就叠印在一包医用口罩、一件防护服、一只护目镜、一句问候、一声提醒或一个不经意的眼神里。刘醒龙感应到了这人间许以的情，所以他的情感回响也格外强烈。在这个特殊时刻，城内与城外、已感染者与未感染者、施救者与受援者之间的心理界线被彻底勾销，行使这勾销大权的不是其他，而是植根于普遍人性的良知。

　　良知沉默。我觉得它的沉默辽阔如夜晚的平原，任何试图哗众的聒噪，都会在它的凝视下弯曲、跌倒。前有战“疫”初期，医生对普通患者（刘醒龙当时患眼疾，遂成为这“普通”一员）或轻柔或严厉的“预警”，后有来自世界屋脊的作家同行跑遍整个拉萨才找来两件防护服寄往武汉协和医院的“微不足道”，更有“始终将文学摆在个人生活第一位”的好友捐建第一家方舱医院的仗义相助……这些奔走于抗疫“情节”现场的人物，做的事均与文学无涉，但他们却用良知书写的作品成就了文学的大义。就其原创性而言，又岂是一个“情”字了得！

　　遂大呼三声：情！情！情！

第四章 “不要脸的水”

酒是不要脸的水，是“阅”出来的，不是“读”出来的。

　　想必你看出来了，“不要脸的水”的主体是酒。据作者交代，这个说法来自大西北的民间艺术“花儿”。花儿可以这么唱，我们借“花”献人，也可以这么说，但它隐含的反讽，还得靠“阅”，不阅是难以读出其中深意的。正巧，刘醒龙得到这样一个“阅”的极不体面的机会：居家隔离。更巧的是，他家里还有两瓶存放了二十多年的衡水老白干。这下，时间、地点、人物皆备，“戏”要开场，人要醉。而刘醒龙就像一个头脑愚钝的观众，直到曲终人散才咂摸出味儿来。

　　多亏了这愚钝啊！刘醒龙大梦初醒。醒来后，他精心复盘了一番戏台上的多宗“醉”。明明是外行，却打扮成专业权威，欺世盗名；明明有征兆，却还要呼朋唤友，聚饮吃请；明明视规定如废纸，感染了病毒，却死不认账，“就是不告诉你”。贪婪也好，侥幸也罢，都是“醉”的分支，要了脸面，丢失了对生活最起码的忠直。

　　忠直就是“信”，就是对运行于这个世界的总体性规律的虔敬和信守。可偏偏有人“不信”，他把“不信”作为满足欲望的实用哲学，然后声称这很“现实”，很“识时务”，甚至这就是生活本身。结果是现实不仅远离了他、抛弃了他，还给他的生活带来始料未及的边际效应。

　　酒不醉人人自醉，“不要脸的水”在人性的荒诞面前是谬误，“将脸面放到自家门后”时则转身为真理。两瓶1997年产的衡水老白干，在刘醒龙一家消毒酒精严重匮乏的紧要时刻，帮助其渡过难关就是明证。可见“不要脸”有两种，两种都同样实用，也同样现实。

第五章 像一根牙签那样的陪伴

我只好说，好吧，我俩平分，你一瓶，我一瓶。

　　武汉“封城令”下达当天，小超市里，他好不容易“抢”到最后两瓶医用酒精，她进来，也想要。一念之差，发生了上面一幕。

　　这不是小说，这是事实。他叫刘醒龙，一个惊魂未定的受困者；她是一名陌生女性，姓名不可考，暂且称作无名氏吧。刘醒龙和无名氏之间的故事仅止于此，“他”和“她”的故事却在此停留并展开。

　　类似的故事一个接一个出现在武汉的“暂停”区域，尽管表现形式各异，却分享着一个共同的名字——陪伴。由此，那个下意识的举动穿过广大的人群，成为货真价实的隐喻。

　　非虚构在此刻挪用了虚构的“笔迹”，现实开启了它浪漫而凄美的心灵远航。父亲“变”出家里仅存的一块巧克力为女儿庆生；小孙女自制香盒，为封闭的空间送上一小块悉心存储的清新；情人节到了，丈夫用菜薹花上的金黄“冒充”玫瑰红表达对妻子的爱意，小孙女则将面巾纸涂上红色，扎成“玫瑰”，献给她最爱的母亲。

　　而在替武汉人负重前行的人那里，这份凄美则变得格外深沉。夫妻同是白衣天使，上火线义不容辞，但谁都想自己先上，把爱人留在后方，因为他们也有家庭，也有需要照顾的老弱；多年的好兄弟不幸感染，自己就一直守在重症监护室，直到他爆出那句“卧槽”，便认定为自己的所有。

　　难怪白衣战士吃一碗热干面就可以再上火线，难怪邻家女孩时时牵挂着邻居家飘在窗外的红窗帘何时收回，“他”和“她”其实是在这“隔”的现实下求证“不隔”，重新确认人间烟火的力量。而“我”只要还在“我们”中，就证明“我”还在，还能像一根家常的牙签一样，打开这暂时封存在武汉的人间。

第六章 春秋大义的支点

她不清楚，电话那边的男人病得很重，因为意志坚强，说起病情反而轻描淡写，因为自己一个“否”字，那个家庭的顶梁柱就塌了。她也不清楚，不过是恐惧过度，却表现得死去活来的普通患者，因为自己一声“是”，让宝贵的医疗资源白白浪费。

　　这个“她”坐镇于武汉市急救中心，职司抗疫初期武汉全市的救护车调度。那时救护车有限，她必须对求助电话做出尽可能准确而迅速的判断，然后下达“是”与“否”的指令。但她的“准确”只能建立在信息接收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她并不能完全占有事实。因为，电话那头求助者的表现很可能造成她的误判。为此，这个二十岁的小姑娘一度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我以为，所谓的春秋大义就写在这“悔恨”里，同时也写在那位宁愿将救治的机会留给别人的男人的声音里，它们和那个重度残疾者向志愿者执意行礼的举动一起，诠释了支点的本义。

　　支点是阿基米德的支点，落实到“封城”战“疫”中，就是用信念的杠杆撬动每个人——也是每一个支点——共克时艰的决心和铁一般的意志。事实也是如此，在这一章中，几乎所有人都是以最原始最简洁的写实精神逼近生命的极限。刘醒龙用了一个词，叫“洪荒之力”，除此之外，他还放下斯文，提取了另一个更为直白的俗语：拼命。刘醒龙的意图很明显，他是要在动机（洪荒之力）和行为（拼命）的双重意义上塑造真实，正如《春秋》般“微言大义”。——这部古老的作品之所以成为永恒的经典，恰恰在于事件本身积聚起来的道德分量。如今，发生在2020年春天的武汉乃至湖北的一切，继承并重现了这份“大义”，又有什么理由不把它们的“微言”记录下来呢？而且，我愿意相信，记录者刘醒龙通过对生命信念的肯定，还回应着远在两千多年前、远在西西里岛的阿基米德。

尾章 无色之色

第七十六天过去。

　　接下来的日子不再是第七十七天。

　　武汉封城历时七十六天，七十六天一旦过去，即成历史。不堪回首啊！谁也不想让这段历史重演，谁也不想让它在时间线上延长哪怕一分一秒。但我们有责任“回首”，这样的“回首”不是要咀嚼悲壮——悲壮是悲壮者的墓志铭，除了悲壮者自身，我们无权取得出入其间的证明。我们要做的是，从这不堪回首的悲壮经验和历史命运中自噬其心，以决绝的勇气看清这场疫情给民族灵魂造成的意识创伤，并努力弥合它，修复它，治愈它。这可能是后疫情时代最需要“整改”的紧迫之事。

　　《如果来日方长》最后一章吁请的“还我天理”讲的正是此事。病毒在精神上的变种依然如影随形，我们面临着尖锐的认同疑难，这疑难不仅来自外部，还来自我们自己：我们是谁？我们如何才能证明此刻的“拼命”是合理的、正当的？这涉及到全民抗疫的合法性问题，非一两句话可以辩白清楚。不过，刘醒龙找到了更好的方式，那就是通过对历史和记忆的整理来释现在之疑。爷爷、父亲、二叔、三叔，他们在历史的缝隙间一路拼命狂奔，为的就是要挤出自我和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尊严。他们做到了，作为他们子孙的“我”和广大的“我们”也做到了，这也是歧异多端的价值世界最应该认同的意义原点。一句“我们都还好”胜过多少指责和质疑。

　　站在2022年疫情再起波澜的春天回望《如果来日方长》，我断定它是一部相当重要的文学作品，尽管它是不完美的，尽管它披头散发、粗犷凌厉，但是正因为如此，它才让我们的目光越过密集的事物，看到了武汉城寂静幕帘之下的悲壮，以及悲壮内心生长的崇高。

　　顺便多句嘴，赫尔曼·梅尔维尔在他的小说《白鲸》中曾这样解释白鲸之白：“白色与其说是一种颜色，不如说是显而易见的无色，同时又是所有颜色的混合体。”他的意思是白色不经介质的作用，就是无色之色，即世界的本原之色。由此想象开去，曾经出现在武汉上空的那头“白鲸”也同样是无色的，也只有这种无色，方能像镜子一样照出崇高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