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桂成

　　《三教街四十一号》是一部创作非常成功的曲艺剧，该剧剧名取自“八七会议”会址所在地。曲艺剧《三教街四十一号》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八七会议”为题材，叙述了当时的地下革命工作者为了保证“八七会议”的顺利召开，在三教街四十一号对面茶馆里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作为武汉说唱团首台曲艺人演绎重大历史题材的红色经典剧目，该剧将曲艺与话剧进行创新融合，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曲艺项目湖北评书、湖北大鼓、湖北小曲有机植入到剧情中，同时具有鲜明的荆楚地域特色，且将“八七会议”这一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以不一样的艺术形式展示给观众，并带给观众全新的视觉冲击。

一、地方性：展现浓郁的武汉码头文化

《三教街四十一号》生动表现了武汉的码头文化。武汉三镇包括武昌、汉阳和汉口，最早开始在汉代建制，先有武昌（以前称为江夏）和汉阳，然后再有汉口。自有建制以来，武汉这座城市的主要功能就是水陆交通枢纽，中原大地商品集散的码头。著名的武汉城市史研究学者涂文学认为，“历史上的武汉是座码头城市，流行的是码头文化。”武汉两江交汇，水运畅达。千百年来，长江、汉江和洞庭湖流域的货物都要在汉口集中和分散。这种中原水运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形成了货物中转贸易的商贸优势，汉口成为了两湖漕粮、盐巴、农副产品的贩运中心，以至于人们认为，汉口是“天下货物聚买第一大码头”。所以有人说，翻开一部唐诗，只要一写到武昌、汉阳或者汉口，诗人们不是“送别”，就是“晓泊”，而这些活动地点，都是“孤帆远影碧空尽”的水路码头。《三教街四十一号》第一幕就表现了“汉口码头”生活，楚十五是人力车夫，专门在码头上拉客；楚十五的妻子梅梅就是一名小贩，在码头上卖洋烟洋火。

　　《三教街四十一号》生动地还原了老汉口的茶馆生活，以曲艺剧的形式表现具有浓郁的武汉地方风味的风土人情，包括武汉的风土、武汉的语言、武汉的人情、武汉的娱乐，而这些都是武汉城市文化的重要特征。《三教街四十一号》表现了武汉特有的人情，而这些人情都在不知不觉中打上了码头文化的烙印。通常来说，有了码头，就有了江湖。江湖有江湖的潜规则，所谓“江湖义气第一桩”。武汉地处三楚，自古多彪悍豪爽之士。武汉人的豪爽义气是出了名的。武汉人至今还讲究江湖上的口头承诺，叫“搭白算数”，只要搭了“白”，口头同意了，承诺了，就会“算数”，一诺千金。茶馆老板虽然做的小本生意，兵荒马乱之际赚不了几个钱，但是，当楚中天被军警二麻敲诈，因交不出“保护费”而要受到惩罚的时候，茶馆老板挺身而出，代替楚中天把这个“保护费”交了，这个举动有点让人意外，但也体现了武汉人的义气。梅梅作为地下共产党员，为了革命工作出生入死，表现了武汉人泼辣的性格，也打上了武汉码头文化的烙印。《三教街四十一号》的台词中，就经常出现一些有代表性的武汉方言，这些方言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人们常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同样，只有是地方的，才是全国的。

　　城市与艺术之间存在一种紧密、亲密和微妙的关系，艺术的发生发展就一直与城市文化相伴随。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学者马克·希尔（Mark Shiel）曾以电影为例，说明艺术与城市的关系，“自19世纪末开始，电影和城市就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了难分难解的联系”，他认为，城市赋予艺术其特有的城市禀赋、城市韵味等城市文化特征，同时艺术从各个不同的维度来记录、反映和传播城市文化。《三教街四十一号》就是这样一部反映武汉城市文化的曲艺剧。

二、传统性：复活作为非遗的武汉曲艺

曲艺是传统说唱艺术的统称，由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湖北评书、湖北大鼓和湖北小曲等都是武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充满荆楚风情的武汉曲艺，深受湖北武汉、黄冈、荆州等地群众喜欢。《三教街四十一号》将曲艺与话剧进行融合，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曲艺项目湖北评书、湖北大鼓、湖北小曲有机植入到剧情中。这三大湖北曲艺的植入，非常自然到位，甚至成为了剧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湖北评书是用湖北方言讲故事，一般由一人表演，只说不唱，以一块木头为道具，情节每到关键时刻，猛击一下醒木，听众为之一振。《三教街四十一号》就很好地利用了湖北评书“讲故事”的特点，用“讲故事”的方式，把剧中的几幕情节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每当一幕开始，湖北评书演员就走上前台，开始介绍剧中情节的发生背景。湖北评书便成为了故事的叙述方式，是该曲艺剧叙事的主干，没有湖北评书，这部曲艺剧不能立起来。

　　湖北小曲格调严谨，旋律优美，以曲牌连缀形式演唱民间故事及有故事情节的折子戏为主，具有鲜明、强烈的湖北地方色彩，唱腔曲牌丰富多样，曲腔婉转动听。在《三教街四十一号》中，湖北小曲作为老汉口茶馆里，楚月姑娘讨生活的方式，真实再现老汉口茶馆生活状态，丰富了曲艺剧对武汉地方文化的表现力，也使这部曲艺剧更加贴近武汉市民生活，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

　　湖北大鼓是流传于湖北武汉、孝感、黄冈等地的民间说唱艺术，俗称“打鼓说书”“说善书”等，湖北本地群众则通称为“鼓书”，1950年正式定名为“湖北大鼓”。湖北大鼓这一深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在乡村一般是走村串户，“在城镇大都假座于茶楼酒肆”。在曲艺剧《三教街四十一号》里，楚中天就是在茶馆里唱湖北大鼓。但是，湖北大鼓在这部曲艺剧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而是对情节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缺少的推动作用。那就是，当军警二麻要去巡街的时候，为了避免参加“八七会议”的革命者被暴露，要通知革命者从会场转移，就需要在茶馆里唱湖北大鼓，以起到提示和报警的作用。而且湖北大鼓北路派高亢粗犷，正好适宜于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情感的宣泄。

　　当然，对于传统曲艺与话剧的结合，目前曲艺界对此是有争议的，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曲艺剧是否有利于曲艺的传承和发展。多媒体时代，作为民间艺术的曲艺受到当前电子流行音乐的冲击而日渐萎缩。为了摆脱困境，不少地方尝试将曲艺与话剧相结合，创作出曲艺话剧，而且创演呈现大热趋势，新作层出不穷，已形成一种备受瞩目的文化现象。例如，北京推出章回鼓书《古城暗战》，四川推出曲艺剧《蜀都风华》《锦城绣娘》，上海编演评弹组曲《芦苇青青》，福建上演南音新作《凤求凰》等。但是，在部分曲艺剧创演赢得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同时，有人认为曲艺与话剧相结合，是对曲艺的消解，虽然名为“曲艺剧”，但实质上早已偏离了曲艺的范畴，已经不是传统的曲艺艺术了。当然，也有人认为，将曲艺与话剧相结合，是对曲艺的一种重构和推广，促进了曲艺在新时代的发展，同时也为曲艺团打开了生存局面。

　　其实，随着现代音乐艺术的冲击，以及人们文艺审美趣味的改变，曲艺的生存土壤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曲艺不可能按照既定方式谋求生存和发展，它需要通过自我调适找到新的生存发展模式。”曲艺的创新改革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曲艺要发扬光大必须与时俱进。判断曲艺是否能与话剧相结合，应该看它是否有利于传统曲艺的传承和发展，是否有利于曲艺社团的发展和壮大，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对曲艺的欣赏和喜爱。从这些角度来看，以《三教街四十一号》为代表的曲艺剧所做的尝试，是值得肯定的。

三、革命性：再现风云激荡的斗争历史

曲艺剧《三教街四十一号》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欢迎，还因为它书写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即发生于1927年的“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严重危机时刻，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毛泽东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但是，为了保证会议的顺利召开，党组织交给地下党员梅梅一个重要任务——外围放哨。为了能让任务顺利完成，楚十五和梅梅与巡警队长二麻在茶馆斗智斗勇，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

　　《三教街四十一号》书写革命，是将宏大叙事与底层书写相结合。“八七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他在党内的职务，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八七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高层会议，曲艺剧《三教街四十一号》对这个事件的讲述属于宏大历史叙事，但是，它又很巧妙地将它与底层百姓的书写结合起来。这部曲艺剧不直接写“八七会议”，而是通过写一个汉口码头上的茶馆，茶馆里各色人物围绕“八七会议”所展开的斗争，写出了码头上的人力车夫、曲艺说唱人、洋烟小贩等底层小人物的各种姿态，“大”与“小”结合，真实可感。

　　《三教街四十一号》书写革命，还将革命叙事与人性书写相结合。应该说，革命者并不是天生就是革命者，他起初也有许多弱点，而后慢慢成长起来。无论是楚十五，还是楚老头，都是如此，都是被社会情势所逼，这部曲艺剧可以说写出了他们性格转变的过程，符合历史的真实。例如楚老头，他本是一名湖北大鼓艺人，在汉口码头上的茶馆里卖唱，家有两子一女，大儿子干革命被捕牺牲后，他从此担惊受怕，与世无争，再也不唱湖北大鼓，只为女儿所唱的湖北小曲伴奏。同时，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作为一名年迈的父亲，他怕小儿子楚十五也走上“危险”的革命道路。当他隐约感觉小儿子也在参与革命活动后，总是规劝小儿子做好人力车夫，不要多管“闲事”。但是，当他的女儿也被逼得上吊自杀之后，他出离愤怒了，毅然走上说唱台，拿起湖北大鼓的棒锤，声嘶力竭地唱起湖北大鼓，为革命者通风报信。

　　红色曲艺剧书写革命要不要倾向性？答案是肯定的。恩格斯在给敏娜·考茨基的信中说，“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一般来说，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因此，艺术作品的倾向性应该合理地表现出来，不能因此而伤害曲艺剧的艺术性。总体来说，曲艺剧《三教街四十一号》应该说做得非常好，对革命者崇高精神的赞美和颂扬，都是通过故事情节自然展现的。但曲艺剧结尾对故事发生90年后武汉的表现，显得有点说教和空洞。

　　总之，《三教街四十一号》作为湖北的首部曲艺剧，用文艺的方式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重大事件。这种对重大革命题材书写的红色曲艺剧，从地方性、传统性和革命性上来看，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教育意义，将会成为曲艺剧史上的经典之作。

　　注释：

　　[1]涂文学：《武汉码头的转型及其大码头文化》，《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2]Mark Shiel.Cinema and the City:Film and Urban Societies in a Global Context[M].Hoboken,New Jersey：Wiley-Blackwell,2011:26.

　　[3]何志远：《湖北大鼓》，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4]周思明：《创新曲艺要大胆尝试》，《中国艺术报》，2016年2月2日。

　　[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