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遇春

　　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召开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国性文艺盛会。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我们党已经走过了百年风雨历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胜利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艰辛探索，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巨大成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成就举世瞩目。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全体中国人民无不在回顾与前瞻我们党已经走过的和正在前行的道路。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不仅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中国文学的面貌也发生了新变，由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近代文学”走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现代文学”，一直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当代文学”，而“红色文学”作为一条红色主线始终贯穿其间。毫无疑问，在百年中国红色文学浪潮中，红色诗歌所发出的文学光芒格外耀人眼目，它以其特有的文体优势和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激励着无数的中国读者，打动着无数的中国人民，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风云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顽强奋斗，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落后时代、跟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史剧。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毫无疑问，百年来的中国红色文学正是这种具有“大历史观”和“大时代观”的“主旋律文学”。从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再到“工农兵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国红色文学发展史一直与党和人民的事业荣辱与共，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红色文学经典篇章。尤其是其中的红色诗歌经典，无论是毛泽东和鲁迅的革命诗词，还是艾青和田间的抗战诗歌，抑或是贺敬之和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它们群星璀璨、彪炳千秋，正是习总书记所表彰的那种“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一百年来，经历了无数的艰难曲折与勇敢抗争，古老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向着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高速迈进。在这百年风雨历程中，开放的现代中国逐渐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红色文化为主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包括西方现代文明在内的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养料的三位一体文化体系。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导文化形态，红色文化无疑是大国重器的重中之重，是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核心和灵魂。所谓红色文化，“从广义上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这意味着红色文化并非全然来自外来文明，它虽然起源于西方，但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早已落地生根；而且红色文化也并非一成不变的理论教条，它会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焕发生机；惟其如此，它才能始终保持文化的先进性，代表着世界文化的新方向。所以，百年来在中华大地上涌现出了许多红色概念或专有名词，如社会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有“红旗”“红军”“红星”“红色革命根据地”“红色传统”“红色资源”“红色旅游”“红色基因”“红色江山”“红色道路”“红色中国”等，文学艺术意义上的有“红色文学”“红色电影”“红色音乐”“红色美术”等，其中“红色文学”又可以区分为“红色诗歌”“红色小说”“红色散文”（包括“红色家书”）“红色戏剧”等多种文体类型，可谓目不暇接、耳熟能详。然而所有这些红色概念或专有名词，都从属于红色文化谱系或系统，代表了革命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念，是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表征。

　　作为一种备受瞩目的文体，诗歌被普遍认为是文学王冠上的明珠，在整个文学大家族中占据着显赫的位置，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在百年中国红色文学谱系中，红色诗歌更是以其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魅力吸引着无数读者关注的目光。就世界范围内来看，红色诗歌创作可谓源远流长，最早的红色诗歌无疑是《国际歌》，巴黎公社领导人欧仁·鲍狄埃是其词作者，它创作于1871年，曾作为共产国际组织的会歌在世界上广为传唱，至今在我国保持着重要的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和著名革命诗人萧三都曾翻译过《国际歌》，为这首经典的国际红色诗歌的中国化形态作出了重要贡献。就我国而言，广义上的红色诗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就逐渐萌生了，但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之前还停留在雏形和萌蘖阶段。许多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在1921年之前就已经初步开始了红色诗歌创作，如李大钊的《口占一绝》、毛泽东的《送纵宇一郎东行》、朱德的《感时》、周恩来的《大江歌罢掉头东》、叶剑英的《雨夜衔杯》、林伯渠的《参加护法之役，在郴衡道中闻十月革命胜利作》、向警予的《运动歌》、蔡和森的《少年行》、萧楚女的《寄孙向梅兼示泥清、仲宣》、瞿秋白的《雪意》、张闻天的《心碎》、夏明翰的《为军阀画像》、何叔衡的《赠夏明翰》、邓中夏的《觉悟的门前》、王尽美的《长江歌》、邓恩铭的《决心》、李立三的《唤醒我们的同胞》、赵世炎的《远望莫斯科》、罗学瓒的《自勉》、熊亨瀚的《旅怀》、贺锦斋的《述志》等等。这些诗歌严格说来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红色诗歌，但是带有不同程度的红色革命色彩，而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前能够出现这种红色诗歌萌芽本身就已经弥足珍贵。这些萌芽期的红色诗歌作者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了革命烈士，还有些人成长为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领袖，不仅为中国的红色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中国红色诗歌开创了文学先河。

　　自五四运动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以来，红色诗歌已经在中国走过了百年风雨历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和艺术特征，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诗歌类型或审美形态。在中国，所谓红色诗歌，大体而言，就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和追随中国共产党的进步作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一种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核心的诗歌形态。这里需要加以重点澄清的是关于红色诗歌的作者身份认定问题。如果从狭义上讲，红色诗歌的作者必须是信仰马克思主义或者践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员，既包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职业作家，也包括以文学为余事的职业革命家。但从广义上来讲，红色诗歌的作者也可以是党外作家，他们虽然没有正式加入党组织，但在特定历史时期能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社会组织和革命文学团体，比如“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且其诗歌创作带有强烈的人民性和爱国主义色彩，与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主张和诗歌观念基本保持一致，这样的诗歌作家及其作品同样可以纳入红色诗歌范畴。如果坚持广义的红色诗歌标准，那么中国现代历史上众多的爱国民主人士、同情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外进步作家，只要他们创作了与党内作家的红色诗歌创作倾向相契合的诗歌作品，那么他们也将被纳入到红色诗歌创作群体阵容中来。

　　比如鲁迅、郁达夫这样的左翼新文学家，前者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后者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们充满了反帝反封建色彩的、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情怀的诗篇，就不能被我们排除在现代红色诗歌范围之外。还有廖仲恺、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人士，马叙伦、沈钧儒等民主党派人士，他们的诗歌创作在1921年以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此具有不同程度的红色意识形态格调。如1983年出版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爱国老人诗词选》，其中就收入了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柳亚子、程潜、陈铭枢、邵力子、朱蕴山、邓宝珊、但懋辛、王昆仑、许宝驹、陈此生、朱学范、钱昌照、黄绍竑、翁文灏、仇鳌、朱荫龙、孙蔚如、汪东、许宝骙、何鲁、陈迩冬等55位民革老人的三百多首旧体诗词，这些“爱国老人们，健在的继续在各地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业而宵衣旰食；已经去世的，他们的爱国赤诚，化为诗篇，长留人间，地下有知，亦当为之忭跃不已”。这些民主党派的爱国老人，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创作了不少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赤诚与共、同频共振的红色诗歌作品，都是中国现当代红色诗歌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回望百年中国红色诗歌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如前所述，尽管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红色诗歌的萌芽，但萌芽期的红色诗歌创作在整体上尚不足以构成一个单独的诗歌历史分期，至多可视为中国红色诗歌的史前史来看待，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萌芽期的红色诗歌并不重要，因为它毕竟关涉到红色诗歌的孕育与发生，其中隐含着许多红色诗歌的前史信息。如果撇开萌芽期不谈，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创建至今刚好百年，这一百年里中国红色诗歌走过了不平凡的光辉历程。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历史分期标准，百年红色诗歌的五个历史时期简要叙述如下：第一个时期是红色诗歌的发生期（1921—1927年），指涉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至大革命时期的红色诗歌创作；第二个时期是红色诗歌的转折期（1927—1937年），指涉土地革命时期（含左联时期）的红色诗歌创作；第三个时期是红色诗歌的中兴期（1937—1949年），指涉全民族抗战至解放战争时期的红色诗歌创作；第四个时期是红色诗歌的新生期（1949—1976年），指涉从新中国建立至粉碎“四人帮”时期的红色诗歌创作；第五个时期是红色诗歌的转型期（1977年至今），指涉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以来至新时代的红色诗歌创作。按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前三个历史时期可以统称为红色诗歌创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后两个时期则是我们习惯上统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红色诗歌创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红色诗歌创作。无论是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还是五个历史时期，两种历史分期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党史分期都是大体一致的，这意味着一百年来的红色诗歌创作确实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引下所取得的伟大的文学艺术成就。

　　如果从红色诗歌创作的五个历史时期来看，其实每个历史时期都出现了具有各自历史阶段性特点的红色诗歌经典作家作品，它们代表了各自所属的历史时期的红色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准，在红色文学经典化进程中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在第一个历史时期里，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创建，马克思主义正式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思想火炬，无论是职业革命家还是追求革命进步的文学青年，都开始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事业，在大革命的时代洪流中播撒红色革命诗歌的种子。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瞿秋白、邓中夏、王尽美、方志敏、应修人、柔石、宣侠父、贺锦斋等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的红色诗歌创作代表了中国红色诗歌发生期的较高水平，虽然尚显稚嫩、不尚雕琢，但朝气蓬勃、元气淋漓，宣告了中国红色诗歌经典的正式诞生。这一时期团聚革命诗人的文学团体主要有后期创造社、太阳社、春雷社等，以郭沫若、蒋光慈、钱杏邨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为早期中国红色诗歌的发生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第二个历史时期里，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陷入白色恐怖的低潮，转向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但无论是在以农村为主的苏区和革命根据地，还是在以上海为代表的左翼城市革命宣传中心，中国红色诗歌依然在政治逆境中曲折生长，显示出顽强而坚韧的艺术生命力。毛泽东、陈毅、夏明翰、周文雍、恽代英、刘伯坚、殷夫、蒋光慈、蒲风、鲁迅、郁达夫、田汉、艾青、臧克家等人在这一时期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红色诗歌佳作，展现了中国红色诗歌在历史转折时期的艺术风采，其中凝聚了早期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者和革命文学家的鲜血与信仰，也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屠杀革命者和革命文学家的凶残与黑暗。这一时期的红色诗人主要团聚在中央苏区和各地工农革命根据地，或者紧密团结在以“左联”为中心的革命文学组织周围，鲁迅作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为中国红色诗歌在白色恐怖中的曲折生长作出了巨大奉献。

　　及至第三个时期里，由于全面抗战的爆发和国共第二次展开合作，中国红色诗歌在新的民族救亡语境中显示出中兴气象，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本时期红色诗歌创作都在整体上超越了前两个时期，涌现出了许多红色诗歌经典之作。无论是郭沫若、艾青、胡风、田间、光未然、何其芳、李季、冯雪峰、戴望舒、陈辉等新文学家，还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董必武、叶挺、刘伯承、杜斌丞、许晓轩、邓拓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都在本时期贡献了思想和艺术的上乘之作，红色诗歌经典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一时期的革命诗人主要通过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解放战争而凝聚在一起，具体的文学社团和组织主要有解放区的怀安诗社、燕赵诗社、湖海艺文社，国统区的七月诗派和铁窗诗社等，为中国红色诗歌在国难时期的中兴与繁荣贡献甚巨、厥功甚伟。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红色诗歌发展进入了第四个历史时期。在这个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里，虽然中国人民也曾遭遇到探索的困难乃至十年内乱，但整体而言依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个时期的红色诗歌创作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不仅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而且赢得了开创新一代红色诗歌经典范式的机遇。以贺敬之、郭小川、闻捷、李季、李瑛、王莘、未央、张万舒、柯岩等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人将现代政治抒情诗推向了当代政治抒情诗的艺术高峰，开创了有别于殷夫、艾青、田间、胡风等人的另一种政治抒情诗新形态，这就是当代文学史和诗歌史上常说的“颂歌”和“战歌”模式，并由政治抒情诗又衍生出了一种新的“生活抒情诗”，表达了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爱与赞美。这一时期以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陈毅、叶剑英、钱来苏、粟裕、张爱萍、陶铸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红色诗词创作也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中展现出了不同于解放前的艺术风范，由战争诗词的沉雄悲壮转向了和平诗词的豪迈欢快。尤其是伴随着毛泽东诗词在《诗刊》创刊号的集中发表，国内各级各地报刊纷纷开辟旧体诗词专栏，充满社会主义建设主旋律色彩的红色诗词进一步得以彰显，与红色新诗、红色新民歌一道将本期红色诗歌创作推向高潮。

　　及至第五个时期里，随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历史转型期的到来，中国红色诗歌创作也在新的历史转型期里获得再生。毋庸讳言，许多当代文学史在述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诗歌发展时，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忽视本时期的红色诗歌创作，各种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诗歌潮流占据了文学史的显著位置，而承继了1920年代至1970年代革命现实主义（包括革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新时期红色诗歌创作潮流则遭到了文学史的忽视或边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本时期中国诗歌创作生态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实际上，本时期以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张爱萍等为代表的革命将帅，以江泽民、习近平、朱镕基、温家宝、马凯等为代表的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李瑛、雷抒雁、李钢、朱增泉、李松涛、魏新河、蔡世平等为代表的军旅诗人，以马识途、邵燕祥、严阵、赵恺、吉狄马加、王怀让、舒婷、简宁、桂兴华、黄亚洲、王久辛等为代表的新老诗人，以苏步青、厉以宁等为代表的学者诗人，以蒋开儒、邹友开等为代表的歌词作者，无不站在时代主旋律立场上唱响了红色诗歌的最强音。值得注意的是，本时期随着中华诗词学会、解放军红叶诗社等全国各地诗词社团的成立，红色旧体诗词创作呈现出井喷迹象，但往往招致“老干体”讥评，其实其中也不乏精品佳作，但囿于泥沙俱下、良莠不齐，数量高于质量，所以需要提高处亦多。

　　当然，从红色诗歌创作到红色诗歌经典化需要有一个历史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旧中国时期，由于革命战争环境实在是过于艰苦，许多红色诗歌都没法完整地保存下来，就更谈不上评论和研究了。尤其是那些以红色诗歌创作为余事的职业革命家，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成了革命烈士，平生创作的红色诗歌作品所存无几。还有许多无名的革命战士，他们在革命征途中创作了大量的民间大众化红色诗歌，主要是歌谣体和民歌体，也都因为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未能系统地保留下来。显然，如果没有评论和研究跟得上，就很难谈得上经典和经典化。一般而言，所有的文学经典都需要通过一定的传播渠道让读者（研究者是职业化的读者）得以阅读和接受，并在特定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形成中肯的阐释与评价，如此方能产生特定的社会文化影响、形成特定的历史地位，如走进诗歌史和文学史，进入各种诗歌选本和文学读本之类。但对于革命战争年代的许多以文学为余事的职业革命者而言，他们的红色诗歌创作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正式发表和出版都很困难，就更谈不上研究和经典化了。

　　然而在当时的苏区和革命根据地也曾经有过红色报刊为这些红色诗歌的发表与评论提供舞台和园地，如《红色中华》（工农民主中央政府机关报）、《青年实话》（共青团中央机关报）、《红星》（红军总政治部编）等报刊不仅刊登了红色诗歌作品，而且编辑出版了《革命歌谣选集》《革命诗集》等，这都是苏区最早的红色诗歌经典化实践。及至全民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红色诗歌创作与评论环境才得以好转，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创办了《新诗歌》《诗刊》等专门诗歌刊物，《中国文化》《解放日报》《谷雨》(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机关刊物）、《草叶》（鲁迅艺术学院主办）、《部队文艺》（总政主办）等报刊也刊登红色诗歌，对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红色诗歌创作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相对于苏区、解放区和各种革命根据地的红色诗歌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置身于城市和大后方的、以职业作家为主力军的红色诗歌创作在发表与出版、传播与接受方面具备更为便利的历史条件。此间的红色诗歌作者以各种革命文学团体及其报刊、书店为阵地，形成了太阳社、后期创造社、中国诗歌会、七月诗派等重要的革命文学（诗歌）社团组织，他们的革命诗歌创作在当时就赢得了更多的职业评论家的关注，为中国现代红色诗歌的创作、传播与接受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这也为建国后各种现代诗歌史与文学史在叙述红色诗歌史时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基石。

　　毫无疑问，经典不是天生的，它是后天塑造或建构出来的。红色诗歌经典也不例外。通常，建构经典不外乎通过评论、选本和文学史叙述等一些具体途径，其中，评论或阐释是最基础和最核心的经典化途径，因为它能直面作家作品，直接进行文本解读和细读，带有鲜明的个性化和主观性色彩；而选本和文学史叙述则是更为客观、更为权威的经典化途径，尤其是文学史叙述，往往被认为是经典化的最高形态或权威表述。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诗歌而言，其大规模地或者有系统地进行经典化建构发生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在选本方面，如1949年5月由新华书店出版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1950年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了《人民战争诗歌选》（分上下两集，荒草、景芙编）等。而在文学史叙述方面，如1951年9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1953年8月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该著的下册，这部权威性的现代文学史著大力推进了现代红色诗歌的历史化和经典化进程。

　　此后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指引下，新中国出版界涌现出了大量的红色诗歌选本和带有鲜明红色意识形态属性的现代文学史，现代红色诗歌的经典化进程不断加快且日益完备。尤其是在文学史叙述领域里，各种现代文学史或新文学史教材中明确捍卫了红色革命文学的历史主潮地位，红色诗歌遂成为各种文学史叙述中的诗歌主潮。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诗歌初潮到土地革命时期左翼诗潮的崛起，再到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诗歌”和“工农兵诗歌”大潮，中国现代红色诗歌的历史轨迹得以建构与完型。而从郭沫若、蒋光慈到以殷夫和中国诗歌会诗人群为代表的左翼诗人，再到以艾青、田间、胡风等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七月派诗人，还有以李季为代表的解放区诗人，在建国后的各种现代文学史著中都得到了种种经典化的叙述。其中，七月派诗人在革命文学史叙述中的地位虽曾有过沉浮升降，但总体而言已被纳入现代文学史经典叙述框架中。

　　在诗歌选本方面，新中国建立后也在加紧推进现代红色诗歌的经典化进程。1954年，臧克家为自己编选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撰写了长文代序，题曰《“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文中明确援引了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评价，直接表明了编选者的指导思想，认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文学革命的运动中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五四’时期，共产主义思想，通过李大钊等人的那些火炬似的论文，放出了强烈的光芒，鲁迅、郭沫若等的初期作品里，已经闪耀着社会主义思想因素的火星，在某些新诗人身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国新诗，它一诞生就向着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走去，这和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和影响是决然分不开的”。在臧克家的眼中，中国现代新诗史从一开始就在共产主义思想的照耀下发端启航，故而在他的新诗选本中，红色诗歌和革命诗人占据着明显的主导地位。但臧氏选本所收革命诗人和红色诗歌全部是职业文学家的作品，而对于职业革命家的红色诗歌作品则未予选收。

　　作为臧氏选本的重要补充，萧三编选的《革命烈士诗抄》及其续编则很好地弥补了这种不足。在萧三看来，“这本《革命烈士诗抄》，不是普通的‘诗抄’或‘诗集’。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一般的诗文集。它的作者很少是被称为诗人的。但是每一个作者——每一个革命烈士本身就是一篇无比壮丽、无比伟大的诗章。他们的战斗的生活、艰苦的工作，他们的崇高的人格、坚贞的操守，他们对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赤心，都是可歌可泣、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最伟大的诗篇。”又说：“这样的诗是战斗的诗。这样的诗人是战斗的诗人。他们首先是革命者——干革命工作，然后才是写诗。写诗也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们首先是共产党员和革命家，然后才是诗人。写诗正表达了作为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他们的崇高理想。”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红色诗歌选本在当时影响巨大，让读者知道了职业作家之外的革命家诗人创作群体的存在，将红色诗歌的历史化和经典化进程进一步引向深入。

　　再加上解放后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董必武、叶剑英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红色诗歌创作不断地被鉴赏和评论，各种个人选集和多人合集层出不穷，不少现当代文学史直接将其纳入文学史叙述框架中，由此将革命领袖、革命将帅、革命烈士的红色诗歌创作的经典化进程推向了高潮，从而与职业文学家的红色诗歌创作经典化进程并行不悖、颉颃同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职业文学家的红色诗歌创作以自由体的新诗为主，那么职业革命家的红色诗歌创作就以格律化的旧体诗词为主，前者体现了红色诗歌创作的现代化倾向，后者体现了红色诗歌创作的民族化倾向，当然二者之间也有融合互补，在部分红色诗歌作者笔下两者二位一体，相得益彰，彰显了现代红色诗歌的丰富性。

　　相对于现代红色诗歌的经典化而言，当代红色诗歌的经典化更加明晰，但也存在待解的问题。由于当代红色诗歌的创作与其历史化、经典化进程基本同步，早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各大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就已经开始着手编写当代文学史教科书，故而当代红色诗歌很早就被纳入了文学史经典叙述框架中。以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瑛等为代表的新中国早期红色诗人及其诗作很早就确立了文学史地位，虽然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语境中其历史地位也曾遭遇到各种质疑和起伏升降，但总体而言，在国内大部分当代文学教科书中，他们的红色诗歌经典地位依旧是明确而稳固的，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典范之作。就选本而言，在各种当代新诗选本或现当代诗歌选本中，虽然贺敬之的红色政治抒情诗也曾因为没被纳入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而引发过争议，但那只是选本中的个例，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谢冕在后来主编的《中国新诗总系》中又将贺敬之的红色诗歌重新纳入其中，这也证明了以贺敬之为代表的红色政治抒情诗在文学史上确实具有其不可替代的经典性。

　　其实真正有待进一步展开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红色诗歌经典化命题。相对于朦胧诗潮和后朦胧诗潮、“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而言，新时期的政治抒情诗、军旅诗歌、革命将帅诗词等红色诗歌创作在不同程度上被我们的文学史所遮蔽或忽视了，没有反映出新时期文学史和诗歌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但从诗歌选本来看，如童怀周编的《天安门诗抄》（1978）、魏巍和张植信主编的《将帅诗词选》（1987）及其续集（1988）、解放军红叶诗社主编的《红叶诗词十年选》（2002）和《红叶诗词十年选》（2007）、柳科正主编的《中华诗词文库·军旅诗词卷》（2012）、桂兴华主编的《新中国红色诗歌大典（1949—2019）》（2019）、中华诗词学会编的《军旅诗词汇编》（2019）等，还是给新时期红色诗歌的历史叙述提供了许多丰富的史料。从新诗到旧体诗词，这些充满了时代强音和主旋律的红色诗歌作品在诗歌艺术上其实也颇费经营，其中也不乏经典之作，值得后人珍视。

　　注释：

　　[1][2]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5日。

　　[3]刘润为：《红色文化与中国梦》，《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4日。

　　[4]毛泽东1937年10月19日在《论鲁迅》中指出：“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43页。）

　　[5]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宣传部编：《出版说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爱国老人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6]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全三册），中央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

　　[7]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99—704页。

　　[8]张良春在《四川外国语大学报》（2011年10月31日）上撰文《“铁窗诗社”》介绍：“解放前夕，重庆歌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关押着数百名为新中国奋斗的革命者。他们在阴森恐怖的集中营里，每天面对着反动派的机枪和刺刀，不时经受着酷刑的折磨，每天都经历着生与死的考验。可是令敌特意想不到的是，1949年春节前后，在重庆渣滓洞监狱里秘密成立了一个名叫‘铁窗诗社’的文艺组织。难友们以竹签子作笔，从棉衣、棉被里掏出棉花烧成灰作墨，把自己的斗争经历和狱中的感受用诗歌记录下来，尽情赞美革命的理想，鼓舞狱中难友的斗志，抨击揭露敌特的滔天罪行。被关押的楼下8号牢房的傅伯雍和艾文萱倡议成立‘铁窗诗社’，得到了难友们的热烈响应。紧接着一首首慷慨激昂、豪情万丈的革命诗歌便在各个牢房里传播开来。难友们首先读到的是傅伯雍的《入狱偶成》：‘权把牢房当我家，长袍卸去穿囚褂；铁窗共话兴亡事，捷报频传放心花。’艾文萱（烈士）也赋诗相答：‘别妇抛雏不顾家，横眉冷眼对虎牙；深知牢底坐穿日，全国遍开胜利花。’据傅伯雍回忆，当年参加‘铁窗诗社’活动的难友有二十多人。在这些铁窗诗人中有：何雪松、蔡梦慰、古承铄、何敬平、刘振美、杨虞棠、蓝蒂裕、胡作霖、余祖胜、齐宽、唐征久、张学云、艾文萱、张永昌、陈丹墀、陈用舒、张朗生、史德瑞、白深富、付伯雍（脱险）、屈楚（被营救）、张泽厚（被营救）等。”

　　[9]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10]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63页。

　　[11]严辰，田间主编：《前言》，《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12]臧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代序）》，《中国新诗选（1919—1949）》，作家出版社 1956年版，第5页。

　　[13]《革命烈士诗抄》初版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署名“本社”编。196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革命烈士诗抄》（增订本），署名萧三主编。198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出版了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续编》。

　　[14]萧三：《致读者（代序）》，《革命烈士诗抄》（增订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第1页，8页。

　　[15]参见谢冕，钱理群主编：《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八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6]参见谢冕总主编：《中国新诗总系》（十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