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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突出了艺术创作的“艺术典型”论。他指出：“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关于艺术典型的理论本来是西方美学和文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重要范畴和核心概念，在中国现当代美学和文论的建构和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现当代美学和文论的反思过程中，出现了一种跟着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美学和文论亦步亦趋的倾向，力图把当时文学艺术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类型化、脸谱化的不良倾向归结为现实主义美学的艺术典型化的理论，从而在新时期和新世纪的美学和文论思想中造成了一些混乱。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和文论重新肯定了中国现当代美学和文论的现实主义美学传统和“艺术典型化”理论的地位和作用，把艺术典型的创造视为艺术作品的高度和时代的艺术高度，这无疑对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论的繁荣发展是一种重要的方向指示，对于中国新时代社会主义美学和文论以及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值得我们的新时代美学家、文论家、文学艺术家认真学习，仔细体验，努力践行。

一、“艺术典型论”的新时代开拓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和文论的“艺术典型论”把艺术典型创作当作艺术作品的高度和时代的艺术高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人文精神的新时代开掘。

　　众所周知，在西方美学和文论以及西方文学艺术创作实践中，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就产生了现实主义（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观念主义或理想主义）的两大思潮，表现在美学和文论以及文艺创作实践中，一直绵延发展到20世纪现代主义美学和后现代主义美学产生。而艺术典型和艺术典型化的创作，始终是现实主义美学和文论思潮以及文艺思潮的主要标志。艺术典型和艺术典型化，不仅让现实主义区别于自然主义的美学和文论以及文艺思潮，而且也区别于以观念化、理想化为主要标志的浪漫主义美学和文论以及文艺思潮和流派。对此，德国古典美学的代表人物，伟大的诗人、戏剧家席勒曾经专门写了一篇美学和文论的论著《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1794—1796）来分析和论述。他认为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开始就基本上形成了西方美学和文论以及文艺思潮流派两大主潮，并且一直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经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新柏拉图主义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17世纪的法国的新古典主义和英国的感伤主义、18世纪的法德古典现实主义和德国“狂飙突进”以及耶拿派浪漫主义，一直绵延不断。席勒的观点理论成为西方美学和文论的一种共识和定论。在此后的美学和文论以及文艺思潮流派的发展过程中，在19世纪就形成了欧洲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大思潮及其许多具体流派，像司汤达、福楼拜、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等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英国湖畔派消极浪漫主义以及济慈、雪莱、拜伦的“撒旦派”和法国雨果的积极浪漫主义。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思潮却是以继承和发扬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美学和文论原则为主要方面，他们不仅在评价斐迪南·拉萨尔的《封·济金根》、明娜·考茨基的《旧和新》、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等作品中运用了现实主义美学和文论的基本原则，而且建立和阐明了比较系统完整的现实主义美学和文论系统，而文艺的真实性和典型性以及典型化就是现实主义美学和文论的主要美学范畴和美学原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从毛泽东思想的美学和文论开始，经过邓小平理论的美学和文论，“三个代表”重要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美学和文论都是坚持、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文艺的典型性和典型化的现实主义原则的。经过了一系列的曲折发展，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和文论再一次明确提出了“艺术典型论”，使得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论的繁荣发展又回到了“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的健康道路上来了。

　　中国传统美学和文论，与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一样，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尽管它并没有像西方美学和文论那样有典型、典型化的明确范畴概念，但是，为了突出人的道德品格，彰显人的尊严和价值，反映出人的本质和本质力量，它同样是在提倡以典型化的方法来塑造典型人物，来体现人类的优秀品质、美好人性、高尚道德。这种典型化方法，在中国古代最早的经典文献《周易》中就奠定了思维方法的“称名小，取类大”的形象表现法。《周易·系辞下》就写着：“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此，这种以个别来显现一般，以个性来表现共性，透过现象揭示人物本质，形象涵蕴丰富而又具有文采和感人魅力的形象思维方式就被确立了。后来的中国古代美学家和文论家也就极力推荐这种形象思维方式，把它总结为“立象尽意”的意象思维和“比类连譬”的比兴方法，而广泛应用于以写人物为主的史诗、叙事诗、记叙文、小说、戏剧等叙述性文艺作品的塑造人物形象的文艺创作之中。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平之作《离骚》，……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魏晋南北朝的美学家和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到了南宋以后话本小说兴起，尤其是到了明清小说蔚然成气候之后，这种典型化的描绘人物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方法就更加明显。明代启蒙思想家李贽的《水浒传回评》就这样描述这种典型化方法：“《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也。读者亦以为然乎？”清人金圣叹对于《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也有类似的评述。清代二知道人的《红楼梦说梦》也指出：“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清代还有许多其他的关于小说、戏剧的相关论述，都是没有“艺术典型”“典型人物”的名目，却都是在谈论“艺术典型”的创造及其审美特征的。由此可以说，中国古代传统美学和文论也是讲究艺术典型化和艺术典型的，只不过并没有用“典型”“典型化”的概念范畴而已。这是因为全世界文艺创作是有共同规律的，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文论思想尤其重视人文精神在人物身上的表现，所以，他们可能谈论着相同或者类似的创作规律，却用的是不同的概念范畴而已。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和文论在今天重新强调和突出“艺术典型论”，也是新时代进一步弘扬中国传统美学和文论的一种具体开拓。

二、“艺术典型论”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和文论的具体表现

“艺术典型论”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的“莎士比亚化”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要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反映和创造社会生活。

　　在西方美学和文论的发展过程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潮的发展态势，对于19世纪中叶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奠基作，同时进行了一系列美学和文论问题的探索，并对刚刚萌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进行了评论，从而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美学和文论思想，并且不断发展出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文艺的实践活动，从而基本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哲学基础、美学原则和创作倾向，那就是继承和发扬全世界美学和文论思想发展史以及文学艺术发展史的现实主义精神传统和积极浪漫主义的情怀，尤其是以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为自己的美学原则和创作方法倾向，以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来塑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揭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伟大革命实践，把“以解释世界为主的”哲学和美学转化为“以改造世界为主”的革命实践，实现了从理论认识到革命实践的“现代实践转向”。因此，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现实主义流派、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就成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基本倾向、基本方法，而其中真实性、典型性和典型化就是关键范畴。

　　恩格斯在1888年4月初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信中就明确指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就是把真实性、典型性、典型化当作了现实主义美学和文论以及文艺思潮流派及其创作方法的主要美学特征。在1859年4至5月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写信给斐迪南·拉萨尔评论他的悲剧作品《封·济金根》时，都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美学和文论的精神和倾向分别形象地称为“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而且鲜明地表示他们对于莎士比亚化的高度评价和赞扬以及对“席勒式”的批评和反对的明确态度。这是因为，马克思认为，莎士比亚化的现实主义才是正道，因为它是要求历史的真实性和典型性的，而“席勒式”的浪漫主义或者观念主义就是“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恩格斯致哈克奈斯的信就说得更加明白。他认为，莎士比亚化就是“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觉的历史内容”与“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他还指出：“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根据我对戏剧的这种看法，介绍那时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本生动起来，会给在前台表演的贵族国民运动提供一幅十分宝贵的背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使这个运动显示出本来面目。”这里也就是明确地规定了“莎士比亚化”是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和美学精神，而且现实主义的关键：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性、典型性以及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真实性等内容也包含其中，而“席勒式”就是浪漫主义的美学精神和美学倾向，也就是主要表现主观的观念的东西，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简而言之，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精神分别形象地称作“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而莎士比亚化就是主要表现现实和历史的真实性、典型性、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精神，而席勒式就是主要表现观念的东西，“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他们鲜明地表示他们都是赞同和赞扬“莎士比亚化”，而反对和批评“席勒式”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会赞同和赞扬莎士比亚化的现实主义精神，而反对和批评席勒式的浪漫主义精神或者观念主义精神？这从恩格斯致哈克奈斯的信中关于巴尔扎克的评论似乎可以找到答案。恩格斯说：“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性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决不是这个意思。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不顾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让我举一个例子。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无比精彩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振旗鼓，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腐蚀；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在婚姻上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情况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为了金钱或衣着而给自己丈夫戴绿帽子的资产阶级妇女。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编了一部完整的法国社会的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衰落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给予了全部的同情。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起来的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赞赏的唯一的一批人，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人民群众的代表。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恩格斯在这里把政治倾向和阶级偏见与现实主义精神严格区分开来，表明他注重现实主义精神，并不是因为要文学家艺术家表现出他的“政治倾向和阶级偏见”而写出社会主义的“倾向性小说”，而是要表现出文学家、艺术家的能够违背政治倾向和阶级偏见而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精神，即真实地再现历史和现实的社会情况，不仅要求细节的真实，还要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就是“莎士比亚化”，它是反对“席勒式”的观念化和把个人当作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初心就是要求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家艺术家能够坚持和发扬追求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性、典型性、典型化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甚至“可以不顾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

三、“艺术典型”是具体、独特、感人的艺术形象

“艺术典型”“典型人物”或者简言之“典型”是什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和文论的“艺术典型论”揭示了艺术精品通过创作出具体、独特、感人的“艺术典型”人物，来使艺术作品具有吸引力、感染力的“美的规律”，没有“艺术典型”也就没有高度的艺术精品。

　　按照西方美学和文论的传统，“典型”一般就是指的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形象，特别是人物形象。尽管这个观点理论在西方美学和文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古典现实主义的类型化和批判现实主义的个性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但是，追求人物形象的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却是共同的，不过，新古典主义的古典现实主义主要强调人物形象典型的类型化，而18世纪启蒙主义的现实主义和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就主要追求人物形象典型的个性化。但是，这个关于典型的定义，似乎并没有真正揭示典型的深刻本质，而只是一种一般的、表面的界定。因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因此，为了真正揭示“典型”的深层本质和本质特征，就应该更加深入地进行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和文论的“艺术典型论”给我们揭示了“艺术典型”的深层本质：具体、独特、感人的艺术形象尤其是人物形象。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的《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是在“文艺要服务人民，就必须积极反映人民生活”的大前提下来论述“艺术典型”“典型人物”的。他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真实的人物是千姿百态的，要用心用情了解各种各样的人物，从人民的实践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因此，我们可以说，“典型人物”应该就是具体的人物形象，他们应该是来源于人民生活的“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千姿百态的”个体形象，而不应该是千人一面的、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类型化的面具或者“抽象的符号”。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说法就是“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而典型人物也就是“多样性统一”的“具体的”人物形象。经典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成功的人物形象也就是这样具体的人。我们看到，被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赞扬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麦克白》等悲剧中的人物，就是一个个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多重性格、多样性统一的典型人物，从文艺复兴时代一直流传至今，仍然活在世界文学艺术之林，成为世界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经典。

　　其次，典型人物或者艺术典型应该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形象。这种典型人物应该是“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的，受到“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的浸染的人物形象；这种典型人物是“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创作出来的，既“属于这个时代，又有鲜明中国风格”的人物形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所创造出来的典型人物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人物形象，不仅要表现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国特色，更应该表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精神，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世界文艺宝库。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像屈原《离骚》中的三闾大夫的形象，杜甫《石壕吏》中的为国牺牲了三个儿子的老妇人，白居易的《卖炭翁》中为了能够把辛辛苦苦烧出来的木炭卖个好价钱而希望天气再冷一些，却最后被官府强行征用木炭的卖炭翁，还有冤情使得六月天下大雪的《窦娥冤》中的窦娥，《儒林外史·范进中举》中的屡试不中而最终以老童生中举却变成疯人的范进，《西游记》中大闹天空和护送唐僧西天取经的孙悟空、好吃懒做而又贪色愚蠢的猪八戒，《三国演义》中的智慧化身的诸葛亮、忠义双全的关云长（关羽）、勇猛过人的张翼德（张飞）、依靠桃园三结义而成就了大业的刘玄德（刘备），《水浒传》中被逼上梁山的宋江、林冲、武松、鲁智深等一百零八好汉，《红楼梦》中敢于反抗封建家长而进行生死之恋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温柔敦厚的薛宝钗、机关算尽的王熙凤，乃至鲁迅的从历史书中读出“吃人”的狂人，被封建科举制度戕害的孔乙己，被封建礼教逼死在“祝福”之夜鞭炮声中的祥林嫂、从海边小猎手和活泼可爱的小英雄到中年被沉重社会负担压榨成为麻木不仁的闰土，再到《青春之歌》中在党的教育下不断成长的女知识分子林道静，《林海雪原》中打虎上山、深入龙潭、剿灭土匪座山雕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侦察排长杨子荣，《红旗谱》中在几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朱老巩、朱老忠、严志和、严运涛、严江涛等几代冀中革命农民英雄，《红岩》中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大义凛然、不怕牺牲、英勇就义的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革命烈士许云峰、江竹筠等，《哥德巴赫猜想》中为了中国科学事业而孜孜不倦、努力奋斗、勇攀数学王国高峰的陈景润，《乔厂长上任记》中的锐意进取、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排除重重困难、冲锋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发展生产、搞活经济第一线的乔光朴厂长，《白鹿原》中的行事光明磊落、怀仁义之心、以德报怨、好面子、认死理的白鹿原族长白嘉轩，《人生》中的富于理想、锐意进取、向往现代文明生活、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现代农村青年高加林，等等，不胜枚举。他们都是与众不同的、独一无二的典型人物形象，是中华民族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瑰宝，正是他们把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点缀得五彩缤纷，异彩纷呈，在世界文化艺术之林占据了一席辉煌地位。

　　再次，典型人物或者艺术典型应该是感人的艺术形象。习近平的《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既要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也要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从而让人民从身边的人和事中体会到人间真情和真谛，感受到世间大爱和大道。”感人性或者感染性是文学艺术的最根本的审美特征，而且也是中国古代传统美学和文论以及文艺创作、“五四”新文化运动美学和文论以及文艺思潮、毛泽东思想美学和文论以及文艺思潮所特别强调的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同时，实质上中国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从古至今，就是以情感、感染性或者感人性为主要标志。在唐宋以前，主要是以抒情性文学艺术为主，而叙述性文学艺术相对不那么发达，主要是：诗经、离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为主，而其中的史诗和叙事诗仍然是突出“艺术典型”和“艺术典型化”的感人性或者感染性。从唐代传奇和宋代话本开始，特别是到了明清时代小说、戏剧兴旺发达以后，同样是强调艺术典型和艺术典型化的感情特征，感染性或者感人性的审美特征。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和文论的“艺术典型论”也就明确地凸显出了典型人物和艺术典型化的感人性或者感染性的审美特征。这个恰恰就是与强调摹仿、认识的西方美学和文论的一个明显的区别，也就是美学和文论以及文艺思潮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四、“艺术典型论”与新时期的非典型化倾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和文论强调“艺术典型”论，有力地纠正了新时期某些非现实主义化和非典型化的错误倾向，坚持和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和文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文艺的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艺和先锋文学蜂拥而至，反典型、反英雄、去崇高化、碎片化、符号化等创作理念开始流行、传播，影响到中国新时期的文学艺术，特别是典型人物形象塑造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遭到轻视，有作家公开鼓吹“三无”（无人物、无情节、无故事）的作品，反对塑造人物形象和典型人物，甚至拒绝刻画人物形象和典型人物的社会性、时代性、历史性，把注意力专注于人物的无意识、潜意识和欲望心理的“自动写作”。由此，这种非现实主义化和反典型化的错误倾向模糊了是非善恶，极力鼓吹倡导“零度写作”，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和困惑。旷新年的《典型概念的变迁》说：“新时期，随着现代主义文学规范挑战和替代现实主义文学规范，同时也发生了一个‘典型’概念及其理论体系崩解的过程。”李桂奎的《“典型”理论的坍塌与中国“写人学”的构建》也说：“新时期以来，随着西方形形色色的现代文论，尤其是形式主义文论的引进，‘典型’理论遭受到摧枯拉朽般的撼动和重创。尽管目前还不断有人光顾这片业已灰飞烟灭的理论阵地，但除了重复过去，便是声讨、清算或哀悼。从近年所发表的论文题目，如《悼念‘典型’》《‘典型论’质疑》《典型——坍塌中的文学迷信》等，即可见一斑。事实上，‘典型’理论由走红几近一个世纪，到如今七零八落的坍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事实上，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所谓“典型理论的坍塌”只不过是一时的闹剧，从实质上来看，它并不意味着艺术典型理论本真形态的坍塌和崩解，而只不过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扭曲形态的艺术典型理论的必然结局。实际上，新时期对于“艺术典型”“艺术典型化”的反思批判，摒弃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莎士比亚化”艺术典型理论本身，而是那种被“四人帮”的“阴谋文艺”歪曲和僵化的“一个时代只能有一种典型环境”“一个阶级只能有一种典型人物”“三突出”“三陪衬”“高大全”的“伪典型”观念。对于高扬革命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的美学和文论以及文艺作品、叙事性文艺作品而言，艺术典型理论仍然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核心问题，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美学和文论话题。

　　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在创立之初就确立了艺术典型和艺术典型化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艺术典型理论传入中国以后也就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理论一起被中国化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主要表现形态。毛泽东就十分推崇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艺术典型理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艺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毛泽东思想的美学和文论的艺术典型理论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美学和文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坚持和丰富。到了新时代，习近平的《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不仅再一次提出这个“艺术典型论”，而且规定了“艺术典型”的基本定性，并且把“艺术典型”当作艺术作品的高度和时代艺术高度的标志。这就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和文论以及文学艺术创作指明了方向和繁荣发展的广阔道路。这是值得广大美学家、文论家、文学艺术家们高度重视、认真学习、实际体悟、身体力行的美学和文论的重要问题。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昭示我们：坚持和丰富革命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把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结合起来，塑造好新时代的艺术典型形象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充分发挥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的优势，应该是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和文论以及文学艺术创作实践的重中之重，关键中的关键。因为，只有典型人物的高度才是文艺作品的高度，才是时代艺术的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

　　注释：

　　[1][10][12][13][14]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第1版。

　　[2]《周易·系辞下》，《古代文论萃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页。

　　[3]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刘勰：《文心雕龙·比兴》，《古代文论萃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36页。

　　[4]李贽：《水浒传回评》，《古代文论萃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38页。

　　[5]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古代文论萃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47页。

　　[6][8][9]【德】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页，第112—114页，第139—140页。

　　[7]【德】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页。

　　[15]旷新年：《典型概念的变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6]李桂奎：《“典型”理论的坍塌与中国“写人学”的构建》，《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3期。

　　[17]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