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慧

　　新世纪以来，晓苏在文学故乡“油菜坡”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创作了百余篇优秀短篇小说。近二十年对同一地域的深度挖掘与思考，晓苏成就了具有浓郁民间叙事特点的系列乡土小说。他一直秉持对乡土深沉、淳厚的情感，讲述着鄂西北山区乡村的世事人情。世道人心的变化、社会历史的演进都以不同的形式折射进了他的新乡土文学之中。因此，晓苏的“油菜坡”系列小说既书写了油菜坡的内在变化轨迹，也描绘出改革大潮下乡村伦理与现实的矛盾，还提出了新农村如何跟进社会变革并在改革中自主性发展的问题。我们从晓苏的作品中感受到农民生存与发展的艰难、农村与城市发展的失衡、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的冲突，他提供了一部“油菜坡”的民间“地方志”。如果系统梳理晓苏新世纪以来的创作历程，就能发现他创作的一贯性中也存在着创作思想的演变。

一、浪漫主义色彩减弱，理性思辨力度增强

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小说多以现实主义的写作或反映农村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没落和失衡，或书写农民在进城与守乡两种生存状态下的困苦与挣扎，或叙述农村发展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传承与变化。晓苏将“油菜坡”放置于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书写了鄂西北山区农民生存的焦虑与时代的隐忧。

　　在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中，晓苏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逐步减弱。在新世纪早期的创作中，晓苏作品的浪漫主义体现在对自然的诗意表现、对乡间纯美爱情的歌唱和农民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上。在新世纪之初的代表作《金米》中香气扑鼻、金光闪耀的金米地，《最后一间草屋》里冬日阳光下散发着温暖而金黄光芒的草屋，《金银花》中金银花沁人心脾的幽香，《一朵黄菊花》中清香四溢、颜色亮丽的菊花，还有《龙洞记》中四季长流、清澈甘甜的乡间山泉，这些都是“油菜坡”乡间自然景观，是晓苏笔下带有自然之美的诗意的乡村景象，他从普通平凡的乡村世界里发现了自然的诗意，并赋予它们美好、纯真的感情，用个人对故乡“油菜坡”的淳厚情感诗化了自然乡村，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同时，《嫂子调》《四季歌》写到了性，但他却将性与自然之美结合在一起，在性与自然的互文式的影响下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晓苏小说浪漫主义精神还体现在塑造的一批对待爱情专一而执着的农村女性形象身上。在《金米》《最后一间草屋》《母猪桥》《金银花》《海碗》《回忆一双绣花鞋》《松毛床》等作品中，她们或经历了世事沧桑或人生坎坷，承受了历史的变迁带来的各种变故，错过了人生花季时光的爱情，但当她们回首往事时，心中一直珍藏青年时代对爱情的专一与执着，保留着对世间美好的珍视。《最后一间草屋》中的老香在温泉似的冬日阳光下凝视着李爱屋的老屋，陶醉于感激、爱恋的美好情感中；《海碗》中外婆对那只破旧海碗执拗的珍藏中潜藏着对过往纯真爱情的祭奠；《松毛床》中描绘的青年老碗和知青马绳在松香飘溢、松针满地的松树林里约会的场面无不寄托了单纯、自由的浪漫精神。

　　在晓苏近些年的作品中，浪漫主义色彩明显减弱，对现实观照的理性反思不断加深。虽然在叙事方式上，晓苏一直较好地保留民间化的叙事策略，但是对农村的叙事态度已悄然发生变化。即使同样表现乡村美好爱情的小说《夜来香宾馆》，既写出了自然天性的美好，也写出了对爱情理性的思考。小说不仅写出农村妇女胡葱对青春年少时美好爱情的凭吊，而且写出了现实生活中丈夫明礼带给她爱情的真实与踏实，旧相好丰收在胡葱心中的退场是对浪漫主义的终结，而忠厚的丈夫成为胡葱内心唯一的爱情则是现实对浪漫的胜利。除此之外，作者也在启发读者对于“什么是爱情”进行理性的思考：是一时的两情相悦还是平淡的地老天荒？

　　在新世纪早期作品中，晓苏不断发现农村存在的痼疾和农民身上的狭隘与闭塞，但整体上呈现较强的浪漫主义的田园牧歌风。在近些年的创作中，他对农村发展的失衡问题、农民生存空间窄化问题、乡村政治伦理对农民生存的影响问题、农村性别失衡带来的“光棍”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性思考，尤其在道德与伦理对人性的制约性方面有细致而理性的反思。在《看病》中同是农民的林近山、张自榜、李兆祥既共同代表了传统的以人情主导的乡村价值体系，同时，他们内部也出现了现代经济社会中利益价值导向下的冲突与矛盾；“我”虽然在城市中为官，但仍保留传统人情社会的价值判断，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出现了人情与法纪之间的失衡，现代理性的缺失导致了“我”出现了违纪问题。晓苏在幽默的情节之外，对情与法、利与理之间的关系有了探索性的理性反思：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既遵守现代理性的规则又不失传统的温情，这是现代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说的都是一个人》《推牛》看似两个不同主题的作品其实反映了一个共同的深层次理性思考：言说的自由与限度到底是什么？《说的都是一个人》中万元对龚喜其人的讲述因听者柴禾与龚喜之间呈现关系的不同，言说的内容和评价出现了天壤之别。《推牛》中“我爹”对“我爷爷”高云天推牛的真实过程与目的的讲述，对救牛与救人动机的讲述，在“我爷爷”英雄形象的塑造与宣传的过程中言说的自由与限度到底有多少，小说对被塑造的英雄和被捆绑消费的英雄家庭有理性的思考，作家提出了道德的工具价值这样一个深刻的命题。《两次来客》中，金鼎的心情因为两次来客对他的态度和评价不同出现了迥然不同的表现，在富人面前的失落和在穷人面前的自信都是他对自我缺乏客观认知的表现。小说实际写出物质上富裕起来的农民心理的矛盾与心态的失衡问题，农民如何在物质脱贫后实现精神上的自我认可并达到精神物质双脱贫是当前新农村建设和精准扶贫的社会环境下值得思考的问题。由此看来，这篇小说不仅写出了当下农村的时代问题，也反映出人性的复杂与矛盾。

二、人道主义精神逐步深化，悲悯情怀不断扩大

人道主义精神是新时期文学发展变化的关键词。在晓苏的乡土小说中，虽然人道主义精神是贯穿创作的精神主线，但是在对人道主义精神内涵的诠释和对不同人物命运的书写中，人道主义的表现形态各异。它表现为从对人物命运的简单同情辐射到关注人物脆弱心灵的最隐蔽的深处，并以大悲悯的笔触表达出对他们的同情与爱抚。正如晓苏在创作谈中所言，“关怀意识和悲悯情怀，我觉得说穿了还是你说的大爱和大善”。

　　“光棍”是晓苏新世纪以来“油菜坡”系列乡土小说中的一类典型人物。较早的《光棍村》叙述了山区年轻人南下打工，年轻女孩大多不愿返乡，而小伙子们为了照顾留乡的父母回到了山村，男女比例的失调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大量光棍的产生。以范虎兄弟为代表的光棍为了娶得一房媳妇委曲求全，在生理需求与人格尊严的抉择中只好忍气吞声。《麦子黄了》《为光棍说话》《坦白书》从不同的侧面写出了光棍生活中的性苦闷，表达了他们对正常生活的呼唤，作者对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超越道德规则行为的宽恕与包容，其实正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人的生存欲望尤其性欲的正视与尊重。对光棍生存困境的直视，对性苦闷无法释怀的理解及对弱者的个体尊重，是此阶段晓苏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

　　《松油灯》中瞎子冯丙因为生理的残疾一直打着光棍，在他三十六岁生日那天妹妹为了慰藉他的性苦闷，提着松油灯走进了他的世界。《送一个光棍上天堂》进一步以温情的悲悯表达了对死不瞑目的金树的理解与救赎，“我”化身外乡女孩满足了金树的心愿，终于把他送上了天堂。将人道主义的关怀从同情演变为救赎，从对他者的观照转换为内化的生命体验，从对光棍命运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改变光棍命运的“关键人物”，晓苏对光棍的人道主义思想，实现了从对生命个体的尊重到对基本生命权利捍卫的深入，从对生命困境的体察到对生命有限性的扩展的转化。

　　《皮影戏》《猪栏养狗》《挖坑的女人》《矿难者》《死鬼黄九升》《三层楼》则把光棍儿置于鲜明的城乡差异之下、物质利益冲击下，写出他们在利益诉求不断增加的现实语境下生存的艰辛。《皮影戏》中在外打工的光棍余孝成，租借按摩女阿茭以恋人之名回家过年安慰老母，阿茭却被村里开小卖部的金理认出并以此要挟余孝成，希望得到余父留下的皮影。《猪栏养狗》中的“我”因为家庭困难成为了光棍，父亲希望养猪脱贫但两次失败，身心俱损，母亲一方面嫌弃父亲，另一方面为了成全“我”与狗肉餐馆老板张东培女儿的婚姻而舍身求张，并为他献身出力。《挖坑的女人》中表弟石高是个光棍，在村边修高速公路的时候收留丈夫因修路被石头砸死的修路女赵薇，不久与赵薇结婚，结束了光棍生涯，但不久也因赵薇的阴谋重复了被石头砸死的结局。《矿难者》中的大斗是个癞痢头，四十多岁仍是光棍，当年本是要说给他的媳妇柳絮却跟弟弟小斗结婚了。一次矿难中，小斗本在洞外，但他却反向跑进洞里，失去了生命却让家人获赔二十万。小斗向死而为是为了成全哥哥大斗，解决他的性苦闷及婚姻难题。《死鬼黄九升》中马灯旺年轻时本来是要和潘金枝结婚的，因黄九升半路插入，他打了一辈子光棍。马灯旺在黄九升外出打工时，帮助潘金枝种田收割，在他死后帮着扛石立碑，他最后成为黄九升死后最值得信任和托付的人。《三层楼》中为了盖楼房丈夫外出打工几年未归，妻子张大凤为了达成住进楼房的心愿先后与光棍泥瓦匠、油漆匠、木匠生活，光棍们倾其所有，对她忠心耿耿，但最终也没换得理想的幸福生活。在此阶段对光棍的叙述中，晓苏扩大了光棍生存的社会语境，从单纯展示光棍生存的性苦闷转换为写出作为底层生活群体中的光棍生活的无奈，家庭经济困顿不仅剥夺了他们婚恋的权利而且改变了他们对社会的认识。他们本已是苦难生活的受害者，有时还被动地承受人性恶带来的更大的伤害。他们既要承受底层生活的困苦，又要面对来自底层内部的矛盾与冲突，既希望通过个人努力得到物质生活的改善进而优化个人生存处境，又无法改变由苦难带来的人伦错位的尴尬，在矛盾和困惑中无从拾起尊严。在这一阶段的光棍叙事中，晓苏将人道主义的同情不仅赋予了光棍，而且也给予了和光棍一样处于社会底层的弱者，将人道主义的悲悯化作大爱照耀到每一个底层人潮湿的内心。一方面，晓苏以底层人超越金钱的善的力量化解人生的苦难，以底层相互取暖的姿态对抗不可抗拒的现实；另一方面，晓苏也写出了光棍在生活困顿中反抗的无力感，有的光棍试图通过个人的努力甚至包括生命的代价去反抗命运的魔咒，但仍然未让自己获取幸福的生活。这些都是他对人道主义精神内涵的丰富与发展。

　　到了《说的都是一个人》《打飞机》《吃苦桃子的人》《道德模范刘春水》，光棍依然是小说讲述的主要对象，但是晓苏给予他们的人道主义精神再一次发生了变化。《说的都是一个人》中的光棍龚喜不仅承受个体内在的压抑、苦闷，还要面对家庭支离破碎带来的琐碎人生，更不得不面对社会对他行为的道德评判。《打飞机》《吃苦桃子的人》《道德模范刘春水》写出了包括光棍在内的弱势群体生活的压抑，但更写出了他们人性中值得颂扬的对尊严的呵护、对他人的尊重和尚未被世俗化的纯真与善良。《打飞机》中的按摩女黑耳得了艾滋病，在与傻子哥哥的一次交易中用心中珍藏的善保护了傻哥哥；《吃苦桃子的人》中的光棍憨宝能够明晰利与情的边界，未被世俗化的、原生态的农民心理及行为方式，体现了底层人的善良、淳朴、真诚，他的可贵之处是对欲望包括性欲的理性回归、有节制的追求及对生活苦难的自我消化；《道德模范刘春水》中脱“光”不久的刘春水因为妻子病死再次成为光棍，承担了照顾老人和前妻残疾孩子的重担，他成为道德模范后回避对他的宣传和采访，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是他在道德与人性冲突中对自我违背乡俗伦理的自责和不安，是他尚未泯灭的尊严对道德模范称谓的抗拒。还如有的评论家所言，“在‘模范’的背后，实则是‘失范’，失掉的是乡村秩序和古老伦理之‘范’。”在此阶段，晓苏写出了光棍人性的复杂性，他们既有值得同情与悲悯之处，也有隐藏于心的人性的不堪与狭隘，晓苏看到了他们丰富的生命形态、无法选择的生存困境和隐藏的心理诉求，肯定了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光棍身上的超越性价值，仍看到了在世俗化焦虑之下光棍淳朴而美好的人性。晓苏的人道主义精神中既有对包括光棍在内的底层的关怀意识与悲悯情怀，还有在道德与人性冲突中对光棍们命运的隐忧和乡村公序良俗的质疑。晓苏早先对生理残疾、家庭困顿造成的光棍给予悲悯，侧重对他们弱者生存状态的同情，但随着光棍形象逐步地丰满，善中有邪、美中有丑的光棍更是晓苏悲悯和关怀的对象，在对善的肯定中不忽视恶的存在，在对恶的认识中对人性的深度挖掘是晓苏大悲悯境界的进一步扩展。

三、对人性从展示到审视，对苦难从表现到内向型剖析

晓苏的“油菜坡”系列作品塑造了丰富的人物形象，充分展示了人性的丰富性。在新世纪以来的作品中，晓苏着力表现人性的复杂。《农家饭》《金碗》《候己的汇款单》等小说通过对油菜坡农民面对金钱时对人情、亲情的漠视，写出了人性中对金钱的贪婪；《住在坡上的表哥》《坐在下席的人》《人情账本》通过描写强势人物对农村弱势人物的轻视，写出了人性的虚伪与膨胀；《天坑》《挖坑的女人》通过底层人物之间的伤害写出了人性的恶；《松油灯》《人住牛栏》《送一个光棍上天堂》《坦白书》通过对光棍的关注写出了人性的善良；《花被窝》《养驴的女人》通过婆媳之间、妇女之间关系从紧张到和解的变化，写出了人性的宽容；《我们应该感谢谁》《剪彩》通过荒诞的黑色幽默故事写出了人性的虚伪与欺骗；《幸福的曲跛子》《矿难者》通过描写农民在大苦难面前的释然，写出了人性的隐忍。晓苏对人性的展示根植于油菜坡的人情故事，他用文学的万花筒反射出人性的多面性。我们看到在这些作品中，作家通过多样的情节和细腻的描写呈现出人性的丰富性，但是在展示人性的同时还缺乏对人性深层次的审视与反思。

　　在近些年的创作中，晓苏有意识地改变前期创作风格，从理性的角度思辨人性，审视人性的驳杂与矛盾。《双胞胎》中以大鼓和小鼓这组虚拟的双胞胎形象隐喻人性的双面性。小说中，在人们普遍的认知中大鼓从小调皮惹事，小鼓从小听话温顺，他们俩对相同的事情有着截然不同的行为方式。但是，当母亲临终前揭开藏在双胞胎中的秘密——大鼓在满月前就死了的时候，大家哑然，一时无法理解发生在“他们”身上完全不同的故事。在这部作品中，晓苏有意识地先按照人们思维的惯性简单地将人性的善与恶分置于不同人的身上，当结局反转时，提醒读者进一步审视人性，发现人性的丰富与矛盾，其实一个人是善与恶的集合体，没有单纯的善良更没有单纯的邪恶，善与恶之间难以设定泾渭分明的界限，善与恶的交织、并存是人性的双面性属性，也是真正的人性之所在。辩证地理解人性是晓苏通过这部作品传递的关于人性的复杂性的认识。“敢于直面地域文化的时代真实，是晓苏现实主义乡土小说创作的最宝贵的品质。”小说《推牛》讲述了一位被塑造的英雄对家庭及周遭官员产生深远影响的故事。高云天因为在公路上及时将一头牛推开，让一辆大客车避免发生车祸，挽救了三十八个人的生命。他死后儿子高红旗被镇上安排对其父的事迹大加宣传。高云天的典型被树起来了，高红旗也被任命为副村长，所有参与组织宣传高云天事迹的大小官员也都平步青云、至少官升一级。高红旗从此成为村里“无所不能”的人：给村民借钱、借农具，出劳力、甚至最后连肾都捐了出去。高红旗临死之时才对人生有所彻悟，他让儿子把墙上挂着的他通过各种付出而获得的锦旗扯下烧掉。作家在高红旗的身上寄托了丰富的人性符号：虚荣、隐忍、善良、宽容。这些人性融合在一起既成就了所谓的英雄与模范，也牺牲了本该属于高家人的健康、金钱和安宁的生活。作家在对人性展示中审视人性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得失。在高云天被塑造为英雄的过程中，他被身边的大小人物消费，成为他人进步与成功的垫脚石。同时，在工具理性的侵袭下乡村的伦理只为个人利益所用，社会伦理中本应体现人文情怀的歌颂与表彰也都被物化，甚至被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被简单地物质化和功利化，让乡村世界充斥着情感的荒凉。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在表现高红旗的人生无奈及苦难时，对乡村伦理秩序的蜕变进行了批判。同时，作家还尝试剖析造成高红旗人生痛苦的还有源自自身设定的规则意识，他对“烈士后代”的认同感及自我设定“作为烈士后代”的行为标准和思想境界都是他人生的羁绊，让他别无选择地以此为标准自我塑造，因此，高红旗捆绑上天堂的悲剧既是乡村伦理秩序蜕变下工具理性使然，也是自我约束作茧自缚式的牺牲。同一时期的另一部作品《妇女主任张开凤》中的张开凤作为妇女主任一方面为了保住“和谐村”的荣誉四处奔走，及时消灭村里离婚的苗头，另一方面在家对好吃懒做的丈夫包容、容忍。她为了村里的荣誉不得不在外做“消防员”，在家做“办事员”，内心压抑着委屈而忍辱负重。当她得知自己并未成为新任书记时，她如释重负，即刻办理离婚手续。张开凤的婚姻也是被欲望、荣誉、规则捆绑的婚姻，她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无奈，在人性与名誉、权利与身份的较量中压抑于心中的委屈和无奈最终在失去晋升机会时彻底释放。

　　《推牛》《妇女主任张开凤》《道德模范刘春水》等作品在内容上表现出喜剧性的一面，幽默、调侃的轻松笔触下写出了苦难的深沉与隐蔽。小说中人物的苦难不再是单纯的物质贫穷所导致的生活苦难，而是精神尚未独立、自主意识匮乏带来的精神苦难。自我认知的有限性和自我肯定意识不足导致小说中的高红旗、张开凤、刘春水们对他人和外部环境的评价过于依赖与信任，同时，对乡村伦理规则和社会运作方式认知的有限性也促使了他们在相对封闭的乡村环境下行为的被动与盲从。因此，独立人格的缺失是这些人物在乡村语境下苦难的深层次原因。他们充分体现了农民顺从的性格和对规则天然的依从心理，但是，如何在正当遵循规则的同时合理保持农民认知的独立性和行为的主动性，这是作家在新时期的乡村题材创作中关注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也是他对这些人物苦难的理性反思及文化焦虑。

　　注释：

　　[1]姜广平：《从良心出发的写作——与晓苏对话》，《文学教育》，2011年第2期。

　　[2]曹霞：《道德“模范”与道德“失范”——评晓苏的〈道德模范刘春水〉》，《文学教育》，2016年第9期。

　　[3]刘保昌：《论晓苏的油菜坡叙事》，《小说评论》，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