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百义

　　韦敏是我的小师妹，17岁被保送到武汉大学中文系。在武汉的“楚才杯”作文比赛中，三次获得一等奖。她喜爱文学创作，曾经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两部小说，当时，我正在社里负责。不过，她那部叫《巴黎爱情》的小说我没有读。当时太忙，从书名就能知道内容的书我一般不读。其实，这部小说先是在《收获》上发表过，原名叫《米卡》，从今天来看，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这个书名给人留下的想象空间会更大些。

　　现在，韦敏又拿来了这部叫《蓝花楹》的小说（武汉出版社2019年出版）。一本12开的精装图书，46万字，200幅插图，沉得只能平放在书桌上才便于阅读。

　　因为要参加新书发布会，会议前几天，我就端坐在书桌前。但一读就放不下，为作品的艺术魅力，为作者之一、韦敏儿子韦斯理的不幸早逝。这是一部描写澳大利亚历史的长篇小说。故事从1841年开始，从一个爱尔兰农民的女儿为了生存远渡重洋来到殖民地澳大利亚开始，初恋、结婚，生儿育女，丈夫梅恩、一个卖肉的小屠户抓住商机开疆拓土，竟成为昆士兰的地产大亨、政界明星。正当梅恩家族的威望冉冉升起之际，丈夫病危，他濒死之际的忏悔，将众人仰慕的偶像从山巅推下舆论的深渊。背负着原罪的玛利在蓝花楹的花开花落中，赋予了梅恩家族以新的生命。她波澜壮阔的一生，与梅恩家族一起，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的一个组成部分，一部让后人茶余饭后永远提及的传奇。

　　这部小说，在我看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小说很好地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机结合，既让读者从小说中了解澳大利亚百年发展史，又让读者从梅恩家族的兴衰中感受到人性的复杂与人生的无奈，感受到文学的美妙。作为历史小说，顾名思义，一定要将历史科学与文学艺术很好地统一，让文学自由的想象与对真实的专注高度吻合。因此，在创作的准备阶段，不仅要了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还要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生活细节进行考证，这样才能准确地还原历史的骨骼与血肉，才能激发作者的创作灵感，创作出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如托尔斯泰在创作《战争与和平》前，为了准确地再现历史，他阅读了关于1812年卫国战争时代的74种书籍，并强调“……当我写历史的东西的时候，我喜欢直到最微小的细节都忠于现实”。韦敏在小说的结尾交代这部书的创作缘起时，写她的儿子韦斯理“利用课余时间，在昆士兰州立图书馆里几乎检索了布里斯班从1840年到1900年期间的所有报纸期刊，把与梅恩家族有关的信息都做了摘录和归类……大量参阅了关于澳大利亚殖民史的各种文献，了解相关历史背景。……每个周末，到这个历史故事中可能涉及到的历史遗迹，河畔、海边、山顶、荒地、建筑、街道、雕塑，甚至包括当事人的墓地，……在相同的空间体验过往的时间……而那些重大事件，比如水灾、火灾、抢劫案、谋杀案、教堂的捐建、物业的交易、大学的筹备等等，也是依据史料逐一对应的”。小说中有200幅插图，每幅图都与小说中的故事有关，都是故事发生的真实场景。所以，这部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当作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这座城市的历史来读。过去，我担任过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熊召政的《张居正》等长篇历史小说的责任编辑，他们都属于严肃的历史小说家，重视在文学的世界里还原历史。但也有很多标榜为历史小说的读物，因为作者缺少对历史的研究，特别是细节的呈现，小说显得干巴而没有生气。所以，作为现实主义的历史小说，要像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写出社会各个领域无比丰富的生动细节和形象化的历史材料，“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院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在某种程度上，《蓝花楹》达到了这种境界。

　　二是小说在梅恩家族的主要人物柏曲克·梅恩的塑造上，写出了英国殖民澳大利亚时期殖民者创业的艰难与人性的复杂。柏曲克是一个因被激怒而杀人的爱尔兰孤儿，从在肉铺当学徒开始，到盘下偏僻小镇莫基尔的肉铺，到在皇后大道上开出第一家肉铺，然后，在摩顿湾港口边买下1700英亩的农田，到最后使整个梅恩家的土地面积超过了布里斯班的十分之一，甚至在皇后大道上，到处是梅恩家的物业，可谓传奇人物。柏曲克热心公益事业，慷慨向教堂捐钱，向消防队捐钱，他顺利当选了昆士兰第一届立法会议长老，成为当地有绝对话语权的政商名流。但是，他也经历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经历了政治斗争的沉浮，在家族奇怪的疾病折磨下，他过早地离开人世，留下了妻子和五个孩子。在弥留之际，他向神父忏悔过往的罪恶，希望灵魂能得到救赎——他就是十七年前杀死醉汉的凶手，并且，还有一个因此而冤死在绞刑架上的替身。在一旁护理的护士“劫持了柏曲克想传达给神的声音”，一个成功的传奇人物片刻成了十恶不赦的魔鬼。

　　如果小说写到这里，柏曲克的故事不过是一个犯罪分子逃脱处罚摇身一变成为富翁的故事，但小说却写了柏曲克的妻子，那个爱尔兰农民的女儿对丈夫的无尽思念。作为妻子，“我是爱你的，无论你是天使，还是魔鬼。我终于知道，他人眼中的撒旦，也可以是情人眼里的西施。哪怕是沦落到地狱之中的那份爱，也有它炙热和独特的光芒”。在万般的思念中，她甚至一度想去追随丈夫的脚步。但为了五个孩子，作为一个杀人犯的妻子，她只能“卑微地活在唾弃和侮辱中”。在教父柯因——她少女时的梦中情人的教诲下，从此，她开始了寻找生存意义的救赎之路。作为梅恩太太，她维护了柏曲克留下的所有产业，清偿了全部的债务，并让五个孩子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晚年她留下遗嘱，希望孩子们“不要结婚成家”，因为“任何无辜的人和梅恩家族扯上关系都是不理智的，哪怕是以爱的名义”。她的孩子遵从了她的遗嘱，梅恩家族最后一位成员去世之前，将家族所有的财产捐赠给了昆士兰大学和天主大教堂。

　　所以，小说不仅写了天使和魔鬼的故事，也写了救赎与永生的意义。从整个故事看，其中包含有谋杀、商战、天灾人祸，有悬疑、宗教，但真正能撼动人心的，还是从玛利身上折射出的人性的光芒。这位从爱尔兰漂洋过海来到澳大利亚谋生的女孩，因为神父的牵线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柏曲克相识相爱。小说写出了少女对爱情的无限憧憬与向往，婚后对婚姻生活的满足与沉醉，作为母亲对孩子的奉献与关爱，并且，写出了当她知道丈夫的一切秘密后，她对丈夫的原谅与宽恕。如果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玛利如果大义灭亲，与丈夫划清界线，可能才符合社会的道德，但她却以母性的光辉，照亮了通往天堂的道路。在她的眼中，丈夫是一个给了她“宠爱和呵护”，给了她“无边的倾城温暖”的男人。何况，丈夫患有无法治愈的“神经系统疾病”，身体里住有一个嗜血、渴望暴力的魔鬼。所以，作为梅恩的遗孀，她用善良和宽恕，用智慧和坚强，为梅恩家族，在澳大利亚的历史上留下了让人景仰的一笔。玛利的形象，让小说的主题得到了升华，赋予了这个悬疑故事以深刻的思想内涵。

　　三是小说将澳大利亚富有特色的植物蓝花楹作为一种意象，贯穿故事始终，使小说获得了一种诗意的美感。本来，小说故事的内核是一个谋杀悬疑的故事，但是，通过女人公个人化的叙事，整部小说反而充满了温情和浪漫。而摇曳其间的，则是贯穿全书，若隐若现的蓝花楹。

　　蓝花楹是从巴西引进到澳大利亚种植的一种树木，作者第一次写蓝花楹的风姿绰约，却出自长眠在家族墓地图旺公墓中女主人公玛利的回忆。玛利回忆自己经历了繁华而又离群索居时，原始的小房子旁那棵挺拔的大树：那是棵“孤独而骄傲”的大树。

　　当期盼春天的那些日子里，当绿叶还在孕育着萌芽的时候，它就会先开出满树的花朵来，蓝紫色的，绚烂得铺天盖地，单纯而又空灵得像是染上了来自仙境的色彩。一阵春风吹过，便会洒落满地的花瓣，天上地下，恍若花海仙境。

　　这种独具特色的植物的意象，贯穿于小说的始终。正如莫言笔下的红高粱，苏童笔下的枫杨树，不仅呈现了故事发生地的独特风光，突出自然之美，而且情景交融，烘托了主人公的心绪，也暗示了主人公的命运。正如书中所写：“懂得它的人们，抬眼之处，尽是风情；不懂它的人们，也会惊艳于它那平凡的美丽。”其实，蓝花楹在一定程度上象征了梅恩家族，曾经风光无限但也归于历史的深处；象征了女性的美丽，人生的短暂，繁华散尽，绚丽但终归于无。这一点，类似于日本人对樱花的认识，也有如《红楼梦》中的黛玉，以花喻人，“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四是这部小说写作背后的故事，同样有着感人泪下的励志元素。小说是作者韦敏与其16岁早逝的儿子韦斯理合作的作品。韦斯理2000年出生于澳洲，从小就对中国历史故事有着浓厚的兴趣。10岁时，韦斯理被学校推荐参加了昆士兰州教育部举办的神童计划，系统学习了莎士比亚戏剧创作课程。12岁时，韦斯理被世界顶级智商俱乐部门萨学会吸收成为会员。13岁起，他连续两年获得澳大利亚国际数学竞赛IMO一等奖。14岁的韦斯理又获得澳大利亚音乐考试委员会AMEB颁发的钢琴类L-musA专业文凭，这年用中文完成的论文《金庸作品的古典文献分析》在国际文凭IB汉语类写作中被评为A+。

　　还在13岁时，韦斯理对梅恩家族传奇故事发生了兴趣，便开始广泛搜集有关资料，与家人一起踏勘梅恩家族的足迹，讨论小说情节和人物的性格，用他的话说，全家都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不幸的是，韦斯理突患脑部肿瘤，几起几落，不幸去世。身为作家的母亲韦敏决定续写儿子遗作，完成他的遗愿。

　　一个16岁天才儿子的早夭，对于母亲而言，内心的创伤不言而喻。但韦敏坚持数年，带着对儿子的无限思念，终于完成了这部用中文书写的澳大利亚历史的小说。在这本书中，当主人公柏曲克·梅恩因病去世后，韦敏不仅浓笔重墨地写到女主公玛利对逝去丈夫的思念，还通过丈夫的早逝，以及十七年前那桩旧案的重新发现，来思考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人的灵魂的救赎与永生等带有普世价值的话题。这些从内心奔涌而出的对早逝者的思念与自我的安慰，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寄托了韦敏对儿子的无限深情与自我救赎的心路历程。这部小说与其说是韦敏母子俩对澳大利亚百年历史的回顾，不如说是天人相隔的母子俩用文字架起的一座通天塔。如果说，这部小说的价值在于用中文成功书写异邦历史的话，那么它的另一重价值，就是创造了由母亲为早逝的儿子续写小说的文学神话。在世界文学史上，这是我知道的仅有的一例。

　　注释：

　　[1]【俄】康·罗穆诺夫：《托尔斯泰传》，李桅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页。

　　[2]韦敏、韦斯理：《蓝花楹·后记》，武汉出版社2019年版，第498-5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