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笑盈

　　身兼学者、作家的葛亮出生于1978年的南京，并成长、求学于斯地，而后在香港深造、定居，现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他新近两部长篇小说《朱雀》和《北鸢》（合称“南北书”），凭借家族史叙事铺衍出开阖浩大的历史书写格局，颇为引人瞩目。先后经台湾麦田出版公司、联经出版公司、北京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种“离岸—回归”的创作背景，以及跨越两岸三地的出版传播，或体现出葛亮作为新生代作家所处文学生态的变化。正如他在访谈中指出，恰恰是在香港所遭遇的与南京生活节奏的反差“刺激了表达的欲望”。不妨认为，正是基于一种鲜明的全球化语境和“离散”视点，葛亮开始凭借小说创作返归成长之地南京，开启了个体反思和历史叙事的维度；而此种回溯与追索，某种程度上，又借助广阔的文化消费市场的推波助澜，反哺了内地新世纪以来备受关注的文化自觉和传统复归等叙述。

　　两书也被学界批评家予以了高度评价：王德威将《朱雀》选入“当代小说家书系”，认为其南京书写延续了当代城市书写的脉络；陈思和则评价《北鸢》以文化民国想象和传统价值取向，接续了寻根小说、新历史小说的“文化中国”脉络——俨然将葛亮创作在当代文学地形图中的位置测定，事实上，对于本职从事文学研究的葛亮而言，创作过程本身便不可避免地携带了某种文学史意义上的自觉意识。在此意义上，一些更为关键的追问或许便是：在既有的文学书写序列的参照下，葛亮的创作是否呈现、以及呈现了何种新质性的景观？而此种景观就新生代作家所面临的当下中国现实、全球化语境和文化消费市场而言，又具有何种独特意义或局限性？

一、“朱雀”：“母职神话”与女性历史主体

《朱雀》以苏格兰华裔留学生许廷迈的外来者视点开启全书的南京“寻根之旅”，而小说的主体叙事乃是由他与程囡的交往恋爱所牵引出的叶毓芝、程忆楚、程囡祖孙女三代的生命历程，从上世纪初到叙事尾声中的千禧年前一天，时空区间被有意设定为整个二十世纪长河中的南京。往往用以构筑经典历史叙事的“大事件”如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淞沪战争、日军轰炸、南京大屠杀、大鸣大放、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市场经济开放等也穿插在小说情节中，但乃作为女性们的人生遭际以及运命世代绵延的种种底景加以呈现。倘若认为，正如朱迪思·劳德·牛顿所指出：“‘事件’特别是那些能引起争论的事件以及我们过去常常称之为‘物质条件’但不带引号的东西无疑都有很浓重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痕迹”，那么，葛亮其实是要在“男性化”的主流历史大叙事的帷幕下，抽丝剥茧出一条更隐秘幽微而波诡云谲的历史线索——其中，女性的性、生育和抚养经验以一种轮回宿命的寓言形式被鲜明地标举出来。

　　三十年代侵略战争、五六十年代政治风波、九十年代末的商品经济“当下”分别对应了三代女性的青春岁月和伤痛经验：（一）药商叶楚生之女叶毓芝与日本人芥川相爱并怀孕，抗战爆发被迫分离，毓芝于战乱中被日军凌侮，生下女儿后死去，幼女被神父救下，经妓女程云和抚养长大，取名忆楚。（二）程忆楚与马来西亚归国华侨青年陆一纬相爱，后者却在反右运动中被遣送“北大荒”，自此阔别二十年；期间忆楚曾嫁给工人老魏，收养一子魏建设，老魏在“文革”中站队参与武斗而被“去势”，后又因救子而意外溺亡；程云和也因出身问题在“文革”中惨死；“文革”结束后程、陆二人重逢短暂欢好，但终于陌路，忆楚却因此怀上女儿程囡。（三）程囡在男友泰勒的外国间谍身份败露后被学校劝退，发现怀孕并被母亲亲手终止妊娠；而后与许廷迈交往，却在剧场演员雅可毒瘾发作时与之发生关系，后者长期戒毒后吸毒过量而死，程囡怀上遗腹子并被告知雅可生前已感染HIV，但仍决心诞下孩子。

　　三代女性都无法在两性婚姻家庭关系内得到稳定安置，所交往或有亲缘的男性无一不以消极结局收场。无论是战争中的日本人芥川，政治动乱中的知识分子陆一纬、工人老魏和陈国忠，还是后冷战时代的间谍泰勒等。他们一方面以特定身份作为经典历史叙事的政治主体，一方面自身无法控制、抵御或承受历史的非理性和暴力因素，以至于最终被历史吞没。而葛亮着墨颇多的雅可看似与其他男性判然两别，与政治和历史丝毫无涉，不过由他得名于母亲对马雅可夫斯基的喜爱，未出生时父亲去了南美，十八岁又被前往俄罗斯的母亲遗弃，不难发现这个“后冷战”、“后革命”、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文艺青年俨然一种“历史遗腹子”的象喻。雅可叛逆、堕落、拥有神秘产业、独立自由、追求极致的艺术实验，能将《规训与惩罚》《忧郁的热带》倒背如流，生活既自律又不节制，某种程度上，乃以肉身实践着对二十世纪权力历史的碎片化消解，然而最终死于无法节制的毒瘾，化作一具后现代式的虚空外壳——对政治和历史的远离中，雅可其实也已将自身主体抽空、放逐。在葛亮这里，雅可和其他男性青年一样，都未能超越时代话语的限定。

　　与此相反，在对男性和男性历史宣判“死路”的时候，葛亮却赋予了女性独特的历史位置和意义：固然女性如有原罪般屡次成为历史暴力的承受者，但恰恰是她们始终以某种顽强坚韧的包容特质、甚或救赎了来自男性或男性历史的苦难，进而在裂隙和创伤中将生活和生命代代延续。三代女性从恋爱、被离弃到未婚怀孕的宿命中，葛亮尤其标明她们的生育和抚养经验并非男性的强加或被动的意外，而在很大程度上乃主动选择的结果。无论是毓芝的自荐枕席由此受孕，程云和对忆楚的视若己出、尽心抚养，忆楚执意要生养和一玮的孩子，乃至程囡如“地母”般承受来自雅可的欲望释放、绝望和痛苦，童童愿意和程囡一起照料即将诞生的孩子，都彰显出女性主体的自我意志和生命强力。

　　葛亮将毓芝在遭受日军凌辱后自行诞下女婴的情景写得极为壮烈，这也是小说题名中的“朱雀”金饰第一次传递的时刻，此后朱雀又先后流转于程忆楚和程囡及其男友们之间。小说最后由昔日国民党将军于加拿大发现许廷迈佩戴的朱雀，揭示出朱雀的由来：乃将军当年学艺满师时亲手制作；而这位洛将军曾在日军攻陷南京时负伤，被程忆楚养母、妓女程云和用自己乳汁喂养、以及舍身从日军搜查中救出。以“朱雀”为线索，历史在此形成了一个完满的叙事闭环：是女性，在男性中心的权力历史扮演了“地母”般的救赎者角色，以一种女性的强力托举了男性，实现了历史外延的无限延展，既跨越了时间，也跨越中/外的空间。“朱雀”铜屑剥落后露出真金和血红玛瑙双眼的真面目，象征着女性在被忽略的历史位置饱经沧桑却永葆坚毅内核的特质。

　　如果说战争是典型的男性中心的权力历史的表征，那么葛亮所标举的女性参与历史的方式是在既定的公/私领域性别分工格局中，高扬女性的身体经验、母职承担，重新确认所谓女性之为女性。小说事无巨细地描写程云和持家过日子的精明能干，这位曾经的妓女，封建社会的小姨太，在物质条件极度艰难的情况下能够给两个孩子做出素板烧、元宝粽等佳肴，用阿尔巴尼亚针织毛衣等；而与之形成参照的是叶毓芝的旧友，抗战时便抛家参加革命的赵海纳，她先以首长、先进人物的形象出现，试图从“落后”“有罪”的程云和（也是赵父曾经的沉迷对象）手中抢夺忆楚的抚养权，然而最终为程云和的不卑不亢所叹服，并迅速败下阵来。

　　丈夫已逝，没有朋友，“承受着一个革命者的寂寞”，小说如此描述半生献给革命的赵海纳。在程云和的母职光晕前，赵海纳的“无儿无女”仿佛某种残缺不全，尤其当“文革”风暴袭来之际，海纳也终于被打倒，更成为一种悲剧的脚注。而程云和揽过赵海纳任之在自己怀中哭泣的场景，则再次彰显出云和之为“母”的坚硬和温柔。

二、互构的女性/南京/日常：另类历史的修辞策略

事实上，葛亮的这种重新书写女性/边缘历史的方式，不乏王安忆的影响和启发。作为学者的葛亮曾在论文《盈盈锵锵于沪上——一种城市性别书写的文学标本》中分析王安忆的女性书写与西方女权主义观念之间的隔阂：后者基于女性意识的自觉要求男女平等、主张消除社会性别差异；而在中国的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由于妇女解放从来匮乏自发的性别觉醒，王安忆基于两性问题的刺探对男女性别及其差异的重新界定实则尤有意味，乃体现出一种对“无性”时代反拨的决心。葛亮认为《长恨歌》作为一种性别话语模板并非以女权替代男权，而是将女性话语作为“一条幽微而坚实的链条”，填补和修正了男性历史的空隙，由此“实践了男性与女性话语在历史层面的对接与合作”。显然《朱雀》亦遵循这一性别话语模板展开，葛亮将对王安忆的历史书写策略的理解和认同落实到了自身的创作实践中，同样遵循的还有《长恨歌》将城市/性别同构书写的方式。

　　如果说，在王安忆的构想和创作中王琦瑶是弄堂的化身，弄堂因女性及其所承担的日常生计而具有了别样历史意涵，构成某种穿透时空、不断绵延的上海本真的所在；那么，在葛亮笔下，南京这个昔日王气汇聚的六朝古都、今日力争和国际接轨的现代大都市，其真正内核也恰恰在那隐秘的阴性一面。小说开篇，许廷迈穿过扬子江畔汉白玉的革命者雕像、商业化的鱼龙混杂的夫子庙景区、林立的现代化高楼大厦，由程囡领着进入旁侧曲曲折折的狭窄街道、参差民房，经由宠物市场、垃圾场，来到厂房，亦即程囡兄妹开办的台球室、地下赌场……这位归来的华裔青年方才真正一步步深入南京的世俗生活和历史暗处，并逐渐获得“中国人”的他者确认和自我认知；至于二人在明朝的巨大废弃碑石上交合，仿佛两性历史拼合的瞬间——更确切来说，其实是以程囡及其母辈所代表的她性历史，来补全许廷迈这个男性华裔寻根者对南京和历史的认知。

　　借助明朝废碑的寓示：“旷古罕见的大材终于不能物尽其用，埋没荒废，却有一种怡然”，葛亮道出南京的历史境遇。既有“亡国之都”的晦名，又饱经二十世纪历史的跌宕，南京见证了被凌辱者、失败者的故事，尤其相比于长期担当政治权力中心的北京而言，南京无疑是边缘的、备用的、“她性”的：“这城市是叫人亡国的。亡的是男人的国，却成就了许多女人的声名”。后记中，葛亮又进一步以南京人喜爱的“萝卜”点明南京的气性——“大”和“实”，即质朴务实，有生活气息，而又包容万象，这一点无疑又使南京在当代的全球资本主义和商业逻辑中显得与众不同。小说运用了诸多细节刻画南京的食肆、“白下池”（澡堂）的日常生活场所，以及人们打麻将、乘凉、吃盐水鸭等习惯，甚至还写到南京方言和脏话的魅力，这些最普通而承继了传统生活记忆的日常元素，与透着假意的做古商铺、遍地的麦当劳形成对照，凸显出全球化的复制生产和消费链条中的多元异质声音。

　　由此，在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意义上，南京与葛亮笔下代表着世俗和务实的生活哲学，包容诸种历史苦难的“地母”式女性形成深度互构的关系。换言之，女性、南京及其所标举的世俗日常生活向度，乃是葛亮于主流话语之外，借助异质性的碎片来填充、修正和补全历史的行迹，重新构建当代历史叙事的诸种修辞策略；而出生于70年代末期，成长于后革命的经济时代的葛亮所面临的所谓“主流”，除了固有的官方政治意识形态之外，还有新的资本市场意识形态。这也联系着葛亮在小说中有意采取的苏格兰华裔许廷迈的“寻根”视点，正如朴婕所指出的，许廷迈也是作者葛亮本人身在国际大都会香港回望故土南京乃至整个内地中国的一面镜像。某种意义上，葛亮的创作本身也反映出新一代作家确认自身历史主体性的尝试。

　　《朱雀》中女性/城市/日常“三位一体”的另类历史书写，其实也蕴含着对于现代历史主体何以确立的过程的反思。自五四一代“娜拉的出走”，都市女性便由西方原语境中的争取男女平等的自由个体，化身为反叛传统父权制家庭的排头兵，成为当时由部分精英男性主导的另类历史话语中现代主体生成的一种象征修辞。而在时过境迁之后，当昔日的另类话语经典化成为不由分说的“螺旋上升”线性进步史观，葛亮则再次调用了女性的修辞资源，借以发现日常生活所指涉的差异性历史，进而完成“新”的历史主体再生产：女性不必为主流历史规约为“无性人”，而事实上在深层具备掌控自我身体经验、性别经验的自主性；这也在修辞意义上，象征着个体在历史中可能具备的某种自主选择性。

　　《朱雀》收尾于程囡画廊于千禧年前一天的开张和许廷迈的再次归来，伴随着雅可的HIV诊断通知与健康不明的程囡和腹中婴孩，表明历史延续着伤痛与承受向不确定的二十一世纪无限开放。如果说，在《朱雀》中历史和权力政治被赋予了某种原罪色彩而只能借重“母职神话”和“日常神话”的救赎，显得尚有些颓败无力的话；那么在时隔6年后推出的新作《北鸢》中，葛亮直接构建了一个想象性的“襄城”和民国时空，展开了一种颇具历史想象力的叙述，其中性别的修辞被放弃，或者说替代以更理想性、超越性的“雌雄同体”形式，每一个个体以其特定的自我选择和时代担当，凸显出完备历史主体的位置。

三、反成长式儿童、“雌雄同体”：现代历史主体的理想表征

《北鸢》依然书写的是城市空间，不过由南京变成了虚构的“襄城”，代表“北中国”的“襄城”，意味着历史的中心舞台、风云际会的场所。不过需注意的是，葛亮有意将小说的叙事时间限定在1926至1947年，既不涉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历史语境，又不延伸到1947年后的当代激进革命史，凸显出作者对“一体化”历史叙事的排斥，或者说，葛亮恰恰意图借助“民国”所表征的“乱世”“大时代”之无序感，绘制出另一幅包容差异性的、多元和谐的历史图景。

　　《北鸢》的创作原本起意于非虚构的家族史追忆。出身名门的葛亮，祖父是著名艺术史学者葛康俞，亦即《北鸢》中知识分子毛克俞的原型；外公是民族资本家，即主人公卢文笙的原型；祖母的舅舅是陈独秀，也是小说中晚年隐居四川的毛克俞叔父的原型；外公的姨夫是褚玉璞，时任直隶省长兼军务督办，石玉璞原型。其家族渊源于安徽安庆的陈、邓、葛、桐城方家等大家族，枝叶交错、谱系复杂，构成近现代史上一个庞大的网状群落。

　　小说选取以葛亮外公和外婆为原型的卢文笙、冯仁桢二人的成长历程，串联起孟、冯、左三大家族，以及军阀、士绅、商贾、工匠、知识阶层、艺术界、梨园、教会、外国侨民等不同阶层的上百位人物在二十年里的汇集和流动。历经军阀混战、日军侵略、抗日胜利等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变动，葛亮笔下人物展现出不同个体在时代中不同维度的选择，如吴思阅、范逸美般激进参与革命实践，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前往西南联大；或如毛克俞般退守报纸舆论阵地，以“何子玉”为名撰文呼吁抗日；或如卢文笙有进有退，与凌佐一同参加工人夜校、并在韩喆引领下赴延安参军抗日，但因“忠孝难两全”顺应母亲意愿回到家中；或如仁珏、言秋凰出于“私情”抗击日寇（仁珏为范逸美死，言秋凰为仁珏报仇死）；或如孟养辉走上“实业救国”之路……每一个个体都通过有觉知的“自我”去面对他人和社会，自主做出相应人生选择。

　　与前辈作家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多将叙事空间或起点放置在前现代乡村，借家族或个体记忆质疑现代历史及其本源合法性的方式不同，葛亮并无前者那样强烈的将个体与历史二元对立的倾向（以至于在对抗、颠覆和解构的重负中将历史推至暴力、偶然性的集合），而更注重基于自身经验和理论自觉展开历史主体反思；他并不彻底否定历史，相反尝试探索个人与历史良性互动的诸种可能，由此表现出一种重建历史叙事的野心。在一定程度上，葛亮的历史理念甚至先于了文本内部的写作逻辑，使得小说中的人物一定程度上缺乏内部复杂层次感，而呈现为标签式的概括，如“迂”“直”“憨”“清冷”等，其不同人生选择也大多缺乏现实逻辑的铺垫，像是被作者理念先声夺人地安排了行动和位次；这尤其体现在小说的两位主人公卢文笙和冯仁桢，虽经历由儿童到成人的阶段，但似乎都被抹去了个性发展的痕迹而显现出先天早熟的特征。

　　小说多次描写卢文笙尚在婴孩之时神情的“平稳”“端穆”“空洞”“无关乎喜乐”，且如此交代文笙在抓阄仪式中的表现：“脸上的笑容更为事不关己，左顾右盼，好像是个旁观的人”。一方面，作者有意了抹除卢文笙任何“个性”或“天性”的外在表现——按照抓阄仪式举办者的期许，此种“个性”或“天性”应是对其成人后将处某种具体社会关系的预示；但在另一方面，“没有个性”却因消除了成长变化的时间性，又恰恰呈现为一种极度稳定而坚固的特性。卢文笙先验地便是成熟的历史主体，正如小说在描绘卢文笙说出第一句话“一叶知秋”时的情景：“那是一种空洞的、略带忧伤的眼神，通常是经历了人生的起伏，无所挂碍之后才会有的”；也正如吴清舫在抓阄失效时所圆场“见得公子是无欲则刚”，言下之意固然也包括“有容乃大”的开放、包容特质；又按葛亮注解，“文笙”又字“永和”，其得名由来为“鼓瑟鼓琴，笙磬同音”（《小雅·鼓钟》），喻指人事关系的和谐完满：这些都表明“文笙”实际上充当了一个高度抽象的历史主体的符号，象征着葛亮的历史构想中个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模式。

　　葛亮在《北鸢》序言中如是评价自己的外公：“他天性中，隐含与人生和解的能力。简而言之，就是‘认命’。这使得他，得以开放的姿态善待他的周遭，包括拜时代所赐，将他性格中‘出世’的一面，抛进‘人世’的漩涡，横加历练。然而，自始至终，他不愿也终未成长为一个长袖善舞的人，他以他与生俱来的柔韧，洞贯了时世的外壳，且行其进。”可见葛亮乃是将他从外公的人生履历里获得的理想性历史主体的想象——勇于与时代历史发生互动关联，而同时又能够在各种变换中保持“自我”精神——移置到了小说中以外公为原型的主人公卢文笙身上；而此种历史主体的想象无疑带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

　　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指出，现代性是“一种与现时性发生关联的模式，一种由某些人作出的自愿选择，总之，是一种思考、感觉乃至行为举止的方式，它处处体现出某种归属关系，并将自身表现为一种任务。”意即，正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得以展开这样一种实践：自身与其所置身的现实世界产生互动关系，于是对现实的改造也成为一种对自身状态的把握，同自身建立起关系的过程。《北鸢》中的主人公，在时代的危难、社会的剧变面前，并没有逃之夭夭或者束手就擒，而是始终以自愿选择的方式同他人、同家国发生联系，其“大浪淘沙”后沉淀出的“自身”，正是福柯所激赏的一种具备超越“界限”的可能的主体。所谓“界限超越”并不意味着将内/外二元对立起来而去否定社会之于个人的压力，而是对自身所处位置的可能性的探索，同时这种探索也恰恰构成了历史的丰富、复杂向度的组成部分。

　　在此意义上，葛亮的历史建构超越了个人与社会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也抛下了此前在《朱雀》中颇为倚赖的女性/母职修辞。事实上，葛亮认为完整的主体人格应当是“雌雄同体”的互补融合，不是意味着由两性走向“无性”，而是“根据环境的需要”，容许个体灵活自主地“时而采取女性式的行动，时而采取男性式的行为”。《北鸢》便不乏对女性英气的点染，如左氏姐妹出身骑射世家、大姐孟昭德舍身与土匪搏斗、吴思阅奔向革命的果决勇敢等；小说甚至设定了冯仁珏与范逸美这样一组近乎同性之爱的情谊：乃是作者以人物对既定性别秩序规范的突破，来表征一种具备充分自主性的现代历史主体。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hold infinite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两部小说都引用了这句威廉·布莱克的诗，《朱雀》中许廷迈吟咏此诗以发表“他自己就是草芥。而草芥里，却是看到无穷的大”，而《北鸢》中文笙通过背诵此句得以逃脱日本侦察兵之手，或恰恰构成许廷迈所思索的“小”与“大”辩证关系的一种注解。如福柯所指出，现代性态度以“对永恒之物的重新捕捉”“促成人们把握现时中‘英雄’的一面”；换言之，渺小的现代个体以其自主意志的运用，生发出历史实践的巨大潜能。于是当日军轰炸襄城，小说特意描写了文笙同伴将空中的黑色飞机喊作“红月姥娘”的一幕：“‘红月姥娘’是日本国旗上的红日。长大以后，文笙遇见当年的伙伴，说起为何在惊惧之间，将这优美而温柔的称呼送给血腥的红。彼此都摇摇头，或许，只是出于孩童一瞬间的良善。”表明尚未规训完全的孩童主体在这“一瞬间”对美的把握，彰显出现代的主体精神，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历史暴力的超越，开启了新的历史想象维度。

四、从南京到“襄城”：“文化中国”的当代想象

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指出：现代人“内面的发现”只能源于市民社会这样的均质化、而非等级制的空间中，因只有在此种空间中，人们才开始追问“我为何在此而非彼”。葛亮的两部小说都在以城市为表征的现代市民空间中开启，即使是将叙事时间完全限定在民国的《北鸢》，也未涉及相对封闭的传统乡土空间，其中人物多从事商业、手工业、军政、教育等流动性较强的行业，这意味着他们更少受制于前现代血缘或地缘族群共同体的束缚，而具备了“市民”所代表的新的主体自我意识。

　　而有趣的是，《北鸢》在另一方面又凸显出鲜明的对传统中国伦理道德和礼义秩序的追怀，作者不吝笔墨地对儒家的仁义精神在襄城孟、左、冯几大家族历史中的传承进行了细致梳理，强调卢家睦以及后来的卢文笙的“儒商”之道，卢家睦、孟昭如夫妇之间琴瑟和谐的关系，以及四声坊龙宝父子守约每年给文笙扎虎头风筝的信义等……事实上，这种传统价值诉求和民国文化想象必须放置在葛亮创作的当代语境下理解。葛亮对传统的书写当然并非要真正回归前现代中国的秩序，而毋宁看作是在对“一体化”历史大叙事及其代表的进步史观的反思中，寻找到的一种另类话语资源。小说始终未脱离一种“变”的叙事语境，而葛亮更试图在“变”所代表的现代语境中找“常”，也就是文化传统在现代延续下来的那部分。

　　小说中交代卢家睦祖籍为山东，其实是襄城的外来人口，而卢家睦通过在经商过程中的广施仁义、恪守信用，如以“炉面”赈灾，逐渐在襄城立下根基，正表明儒家的伦理精神在旧有地缘关系被打破之后依然能够发挥作用的恒常价值。此外，小说一头一尾两次至为关键的“收养”情节——昭如收养文笙，文笙、仁桢收养的姚永安、秀芬遗孤豫儿——有如历史轮回的寓言，寓示着连最根本的血缘关系也被打破后，现代社会个体如何重新联结的方式：将依然基于由传统承继而来的仁义精神和“推己及人”的伦理道德，不过却抽除了“差序格局”中等级秩序规范的部分，而化约为一种现代的自我道德要求。

　　“书中我试图去表达，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对于差序格局的冲击。民国改变了大众对于差序格局和血缘的一些成见，把人际关系变成比较‘活’的状态。”葛亮所指称的“活”的状态，不妨理解为一种现代个体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文化模式，也正是作者借助小说中的人事选择，以及“风筝”这一核心意象等所试图建构的一种“文化中国”的理想性历史叙事。小说中，卢文笙曾与犹太人雅各一同放风筝，而雅各却只记住了放风筝的要诀为“顺势而为”，却不知道“顺势的‘势’，还有自己的一份。风筝也有主心骨。”有无“主心骨”，正是有无“自我”的道德约束的体现。同为商人，文笙恪守信义，讲究分寸原则；而雅各为获私利可以不择手段，引姚永安入局并间接导致了姚的死亡，是缺乏“推己及人”的精神的体现，最终走向的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一端。

　　如果说，葛亮有意将小说叙事止步于1947年，是尝试回到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尚在形成中的阶段，发掘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另一些更多元、开放的可能性（尤其相对于此后日趋一体化的革命/阶级叙事而言），那么，葛亮最终找到的用以承载此种新的“中国”叙事的根基则是传统伦理价值与现代主体精神的融合。对传统文化资源的重新借重，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小说的叙事起点只能始于1926年，因“五四”和新文化的激进语境并无法容纳传统的声部。

　　葛亮对于传统的借重，倘若放置其自身所处香港的全球化的视野下，也蕴含着重新确认中国历史文化主体性的诉求。小说中，文笙曾评克俞“印象派”画：“你画里的好，正是你说的艺术的性情，然而，却无关你自己的性情。于我这个中国人看来，便少了一些感动。”另一处提及“番僧利玛窦有千里镜”（郑仲夔《耳新》），卢文笙如是心想：“他还记得克俞说，所谓‘赛先生’，原不是新鲜玩意儿，中国的哪朝哪代未曾见过？”正表明葛亮在展开“中国”叙事时，试图摆脱长期以来西方文明话语的主导，通过重新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来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自觉。葛亮作为市场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作家，相比于八九十年代的寻根作家们而言，在借重传统话语，或进行文化反思时，已不再像前辈们那样焦灼地深陷于传统/现代，革命/后革命，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话语圈套，而是能够在全球化的视野下，与西方文明更深入的对话中，结合自身经验更加自信地看待中国及其历史。

　　如果说《北鸢》中雅各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也暗示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带来的原子化个体，那么葛亮通过家族历史传承和诸种人际关系的书写，也寄寓着关于当代人在“后革命”或所谓“后现代”的语境下，如何抵御新的“一体化”的资本意识形态，重新建立联结的思考。《朱雀》和《北鸢》中，葛亮都对日常生活的片段展开了事无巨细的描写，如吃食、器物、服饰、习俗等，除了作为还原历史现场和对抗历史大叙事的策略，还蕴含葛亮对“人之常情”的重视，意即恰恰是在最普通、琐碎的日常中，显现了人情的质地和人伦的纹理，潜藏了人与人之间最具普遍性的关联。如《北鸢》中风筝这一意象既指涉了父亲卢家睦对幼年卢文笙的呵护，又体现出龙宝父子对恩主的情义，还表征了卢文笙、冯仁桢始于两小无猜时的纯真爱情；又如《朱雀》曾写到南京市民在“文革”结束后恢复在公共空间纳凉的习惯，转眼间昔日仇敌化干戈为玉帛。碎片式的日常生活作为文化记忆在身体中长时段的沉淀（相对经典意识形态话语所构筑的集体记忆如纪念碑等而言，无疑更不容易更改），成为葛亮用以构筑当代中国文化、价值共同体的一种方式。

　　不过，值得追问的是，“美好生活”终需以特定物质基础作底。正如《朱雀》中程云和在艰难困顿的环境下精打细算做出佳肴，买藏青色薄呢料为女儿做裙子，其实仍然依靠了先前存留的家底；而《北鸢》中文笙、毛克俞重逢在苏舍享用的菜肴如“中和莼菜羹”“云雾藕”，从名称和精细做工上都反映出中产阶级才具备的趣味。在此意义上，葛亮所绘制的日常图景究竟具备何种程度的超越性和历史想象空间，则仍需更细致的判别。尤其当《朱雀》和《北鸢》分别以“城市”和“民国”书写的标签进入文化消费市场，历史反思的维度未必不会被一种肤浅的怀旧风尚所遮蔽，而使创作本身落网于作者原本试图抵抗的新的一体化意识形态，即全球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和所配备的中产阶级生活标准。

　　注释：

　　[1]王德威：《归去未见朱雀航》，葛亮：《朱雀》，人民文学出版2016年版，序。

　　[2]陈思和：《此情可待成追忆》，葛亮：《北鸢》，人民文学出版2016年版，序。

　　[3]【美】朱迪思·劳德·牛顿：《历史一如既往？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页。

　　[4][10]葛亮：《盈盈锵锵于沪上：一种城市性别书写的文学标本》，《学术月刊》，2014年第6期。

　　[5]葛亮：《朱雀》，人民文学出版2016年版，第291页，43页，69页，42页。

　　[6]朴婕：《论葛亮的“南京”书写》，《小说评论》，2018年第1期。

　　[7][8][14][15][16]葛亮：《北鸢》，人民文学出版2016年版，第 14页，3页，480页，277页，267页。

　　[9]【法】米歇尔·福柯：《什么是启蒙》，李康译，王倪校，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4194644/

　　[11]郭宏安译：《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3页。

　　[12]【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3页。

　　[13]《专访作家葛亮：时代存活于每个人的记忆里》，《凤凰周刊》，2017年1月第6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