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 屏

　　本期主持人：钱刚（湖北大学文学院博士）

　　特邀嘉宾：高晓晖（湖北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韩永明（湖北省作家协会理论室主任）、蔡家园（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长江文艺评论》副主编）、吴卫华（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朱华阳（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杨力（湖北省宜昌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对话嘉宾：朱朝敏、吴佳燕、马桂兰、李海音、肖敏、朴婕、熊均、陈婉清、李雪梅、孔育新、窦金龙、杨晓帆、雷登辉、刘天琪

　　钱刚（湖北大学文学院博士）：

　　乡土社会在中国近现代历程中逐渐走向边缘，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乡土文学如何在更开阔的视野中展现历史变迁，在继承发展中深入表现当下的乡土经验，是乡土文学创作与批评中值得深究的问题。

　　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指涉乡村的文学话语在凝视和想象中有着多重的分裂与矛盾：在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乡土时而愚昧落后、礼崩乐坏，时而神性美好、纯真温暖。前者借用现代性启蒙思想，映照乡土的蒙昧落后，充满同情与愤怒；后者将乡村文明视为符合人性的和谐生存方式，反过来对比城市文明的缺陷，充满批判精神。今天，这两种基本视角得到了继承，但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乡土进入了后乡土社会时代，社会风俗、治理模式和收入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城中村和城镇工业区，传统乡土的封闭状态被打开，稳定和自足性遭到破坏，但它又没有完全调整好，以至于我们在文学作品里看到了很多哈哈镜般的奇观，这既是乡土现实的焦虑，也是乡土想象的焦虑。

　　相对于真正的乡土生活者，乡土作家是相对意义上的他者。大量作家在写乡土题材时，往往是离开乡村现场，调动回忆性的经验，那么，如何避免从陈旧、僵化的观念来虚构作品？这关涉到我们在评判乡土文学真实性时选择何种标准？作家在反映真实的生活，创造新的审美经验时，这种审美经验与生活真实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同时，这里面还暗含一个为谁写作，反映的是谁的生活，表达的是谁的经验的问题？在不同的人那里，这个问题有着不同回答，大家各自的回答是什么呢？

　　今天与会的有三位作家可以贴上乡土写作的标签。在韩永明的乡土写作中，能够看到高扬的理想主义旗帜，那些崇高的人性在世俗中艰难突围，竭力维护着个人尊严和公平正义，乡土既是这些精神的孵化器，也使其叙述在亲近感与熟悉感中如鱼得水。蔡家园的《松塆纪事》展示了乡土历史的真实性和复杂性，他为读者提供了毛茸茸、多声部的混杂现实，为平面化的文学叙述注入了弹性，丰富了读者对于具体历史的认知。朱朝敏的《遁走曲》带有楚文化的诡奇色彩，庙村作为封闭的乡土世界，为传统文化的演绎和想象设置了巧妙空间，离奇故事后面掩藏着对传统文化的赞颂，对人性和生活的笃信。希望大家结合具体的作家作品对今天的话题进行深入讨论，期待大家的真知灼见。

　　朱朝敏（宜昌市作协副主席）：

　　乡土实际上是我们的故土和胞衣，它发源出生命学上的丰沛河系，也发源出人类情感的莽荒四野。在此发源的文学作品，我们称为乡土作品。

　　乡土文学几乎是现代文学的母系模本。按照空间范围分出的城市文学、边疆文学、南北文学、海派文学等等；按照时间范围分出的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未来文学等等，归根溯源，都是乡土文学的分衍。说到底，乡土文学赐予我们的福祉是：心灵在撤回中，触摸到生命的源头，人生经验在回溯中，看见童年的模样。乡土文学帮助创作者实现了生命的最大价值，回到了本源。

　　现实的乡土是精准扶贫的当下乡村。农村在历史进程中，遭遇各种变更，留下错综复杂的弊端，精准扶贫就是查漏补缺，就是拯救。那么，这种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拯救，集中到物质的补贴和一些保障制度的适时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贫困”人群脱贫。然而，有些事情，并非依靠物质就能解决，这是精准扶贫的农村面临的问题，是人性、人心的问题，也是文学应该关注的所在。

　　现实乡土的核心词语是现场感。作家的书写要以“我在”的姿态去书写乡村生存现场和精神现场。然而，文学即记忆，那么想象的乡村便产生了。它是现实的乡村的补充和调和，是作家丰富情感集中迸发的一个出口。可以说，一个人对乡村的认识程度和对文学的理解程度，决定了想象的乡村的真实程度。而想象的乡村对一个创作者的情感调配，又决定了创作者笔下的现实乡村的文学水准。从这点上来说，想象的乡村与现实的乡村虽然时不时发生隔膜疏离，但本质上是统一的，当两者融合时，作家的人生经验和生命体悟才会理智而最大限度地发挥。

　　吴佳燕（《长江文艺》副主编）：

　　“乡土”一词，在鲁迅先生关于“乡土文学”的经典论述中，应该是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概念，而非地理学上言说的“农村”。这样一种廓清在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乡土文学又称为“侨寓文学”，它打破了关于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划分与价值附属，也越来越契合当下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社会现实。它打破城乡壁垒，不仅在农村，也在那些背井离乡的人身上；它是一种包容开放的文学，不仅关注农村农民，也关注城市化进程中无数迁徙者的命运。

　　乡土本身包含着现实的乡土与想象的乡土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之间有重合的部分，更有不少错位和背离。“想象的乡土与现实的乡土”论题提出的最大的意义，在于关注现实、关注乡土的一种呼唤与吁请。

　　现实的乡土最重要的是真实性问题。真实性是写作的最高伦理，如何去关注了解当下真正的急剧变化的乡村现实，如何深入走进城乡往返中形形色色的人与故事，如何冲破写作的惯性、思维的定势去思考和发现当下乡土的新资源、新情况、新问题，去呈现乡土与人的具体性和复杂性及其折射的时代意义，对写作者而言是洞察能力、现实把握能力、语言叙事能力等方面的多重考验。

　　想象的乡土最重要的是生长性问题。如何面对现实乡土而不焦虑失语，如何找到乡土写作新的切入口与生长点，是每一位写作者的使命与责任。如果现实的乡土是荒原，是废墟，想象的乡土就是春风，是野草，是废墟上的重建，是平行于现实乡土的另一重现实，是关于人类的心灵归宿与精神家园，是通过想象与虚构去抵达更为博大的真实。

　　但无论是现实还是想象，真正进入文学的乡土永远是那些可以让作家有所关联、触动和共鸣的部分。一旦这种关联的纽带被切断、取消或覆盖，再宏阔变化的现实无论城乡于写作者而言都没有意义，一旦故乡物非人非，乡愁便也无处可寄。所以需要一再地提请作家去关注现实、深入生活，发现和找到自己与现实发生联系的那部分。这样的乡土写作才会道路宽阔，生生不息。

　　马桂兰（《三峡文学》编辑部主任）：

　　乡土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在农村出生成长，之后求学、工作，与家乡的距离也仅仅是两小时之内的车程。这样的幸运，让我见证并亲历着一个村庄近三十多年的变迁和成长。然而，我却很少去触及乡土题材，甚至是刻意绕开。如果说我的作品里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务工农民，那也是无意为之。为什么不写？并不是不写，而是没有足够的信心把他们写好。换句话说，创作一部优秀耐读的乡土小说，是我多年来的梦想。

　　我认为我对乡土题材驾驭困难的原因有两点：一方面是太熟悉，熟悉到那些风景和人物已经成为身体里的一部分，使得无法剥离那些牢固的生活经验，与它们建立一种崭新的、适合虚构的关系；另一方面，虽然隔一段时间就会回乡，但其实已经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看待那些人和事，抵达了生活现场却无法进入精神现场。单从写作的技巧上来说，这样的认知矛盾，让我在叙述角度和选题上，找不到一个很流畅的切入口。

　　我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写什么。在我的潜意识里，笔下不能仅仅是对风土人情的描写，而应该有更多对乡土人物命运的呈现，对乡村面临的焦虑与困惑的深刻思考。其次，是如何处理与乡土人物的关系。很多人都在写底层，写农民工。写他们从农村走向城市后的困苦挣扎、仇富、犯罪；写他们留守在农村的荒诞、空虚。这些作品大抵有一个共同的现象，都是在以“他者”的眼光检视他们的命运。但我个人认为，小说家在塑造乡土人物时，诚恳和谦卑尤为重要。他们并不是凄苦、悲惨的象征，他们中也有坚韧、乐观，对生活满怀期望的代表。总之，只有真正想他们之所想，才能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触碰到他们身体里真实的温度。最后，是关于如何创新。就我个人而言，如何书写中国乡土的新经验，新形象，把握农村变化的脉搏，凸显其美学特质，是我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李海音（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

　　从近年来相关“乡土”话题的讨论来看，我们的批评家虽然意在使文学创作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呈现出现实的乡土世界，实际上却在把这种经验加以简化，对于不同层面的乡土书写存在着扬此抑彼的倾向。比如谈得最多的“非虚构”写作，它是一种不同于小说和诗歌的散文写作，它所要反抗的是那些貌似客观、冷静、理性的意识形态书写；但它却被视为能够抵达“真实”的最有效的路径，用以纾解我们对于当下乡土写作的焦虑，或质疑我们传统的表达方式。又比如许多人都认为“现实主义”无力表达巨变中的乡村社会，而要求文学在叙述上的革新，也有不少人主张要为“现实主义”招魂，认为目前的乡土写作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疏离了现实的乡土生活，过于依赖记忆或技巧而显得“虚伪”，不能触及到它的疼痛之处，或故意回避它的矛盾冲突。这种意见自然是很有建设性的，但这里仍然没有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将乡村抽象化、本质化的思维定势。

　　问题出在哪儿呢？在于许多批评家对于现实的关注远远大于对文学自身的思考，而对于乡村的关注又往往集中于“三农”这样一个社会学问题上。从这个角度来看，“非虚构”自然更受青睐，因为它反映问题的方式更直接，情感立场和价值倾向更鲜明，而“现实主义”因对“真实”的绝对尊崇而“暴露黑暗”的可能性，也将被作为一种正义的力量而重新受到肯定。歌颂与暴露之争，曾经在社会主义文学内部得到最终的解决，是因为“文学是人学”这一观念的真正确立。以人物的塑造特别是人物命运的描写为目的，而不是作为表达思想主题、认识现实生活或反映什么社会历史本质的一种手段，我们的文学才可能避免过多地陷入“真实”和“不真实”、该“歌颂”还是该“暴露”的纷争中。

　　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讨论乡土写作及相关的话题，讨论得最多的不是文学本身，而是现实（确切地说是“事实”），讨论现实是怎样的，文学这面镜子照没照到这种现实，没有的话就很可能面临“不真实”或“虚伪”“无效”的指责。文学对“人”的忽视，或许也是一个时代的症候。当我们的生存更多地被政治、经济所裹挟，我们有关人的解释和想象就会显得苍白和乏力。

　　肖敏（江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今天我们聚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首先要厘清几个概念，我们想象中的乡土究竟存在吗？文学中的乡土和我们现实中的乡土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异？

　　八十多年前，鲁迅曾经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这个概念已成为公认的乡土文学定义。但鲁迅的这个提法，是有明确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对峙作为其背景的，在当下的中国，这样的背景恐怕不复存在。实际上，中国的乡土已经裂变为各个变异的板块，既有前现代化的极度贫困的农村，也有现代化的非常富裕的江浙农村，它们显然都不能代表乡土文学书写全貌。也有人提出，当下的乡土，作为一种落后生产方式的代表，已经不再是“乡土”了，而是凋敝、破败的当下农村的文化象征，我们对于乡土的想象，如果超越了这个现实，那么就将是空中楼阁。

　　当下的乡土文学天然地具有“底层”的特征，在这里探讨江浙等经济发达的农村，实际上并不具有普泛意义。底层之于乡土文学的意义，既是现代以来“干预生活”传统的延续，也是当下现实和苦难的现实呼吁。当下中国乡土发生的现实已经十分严峻了，比如城乡巨大的经济差距、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农村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触目惊心的农村养老问题和留守儿童问题等等。

　　鉴于当下中国农村整体上已经被现代化浪潮抛弃的现实，现代乡土文学中的启蒙传统和田园诗传统，在当下是难以为继的。那么我们更加需要关注现实，而不是逃离现实。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的当代作家们其实并没有丢弃掉这个良好的传统。就我最近作为湖北文学奖初评评委而阅读湖北作家的作品感受来说，其实有相当多的作家，在开拓乡土文学方面已经做出了很有分量的尝试。

　　朴婕（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今天的议题其实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乡土文学”的问题，一个是“农村题材和农村经验”的问题。当我们说书写“乡土”，怎么判断我们讨论的对象是“乡土文学”呢？首先肯定是想到鲁迅对乡土文学的定义，也就是来到城市的人们对自己故乡的回忆云云。所以，第一，“乡土文学”不必然是写农村。第二，“乡土文学”本身就是基于想象的。

　　既然“乡土”本来就是想象的，那么“想象的乡土与现实的乡土”怎么会成为问题呢？我想这也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切身的农村经验已经难以为文学写作所消化，以至于文学总是在写作过度景观化的、异化的、照本宣科的、陈旧滥套的农村形象，所以大家呼吁多亲身融入到农村中去进行体认和升华。但另一方面是农村可能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农村，它也现代化了；反过来原本作为现代标志的城市也凸显出越来越多的传统要素。原本“乡土文学”的出现是基于城市/乡村≈现代/传统这种二元对立的认知而来，在认识农村现代化之后，基于切实的农村经验写出来的农村，是否还能被读者和评论家认出这是“乡土”？所以“乡土”看似的没落，很可能也有批评范式的问题。

　　重新认识城乡的这些变化可以开拓出创作的新角度。作家可以不必按照曾经的二元对立的认识去书写乡村。这甚至可以帮我们打开一种认识当下、认识中国以及世界的新角度。所以我想“现实的乡土”也就是农村经验的关键性，在于促使我们打破城/乡、新/旧、现代/传统的思维壁垒，形成重新判断农村、判断城市、判断现代化的眼光。

　　熊均（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

　　房伟在《从乡土想象到乡土的再现实化——评吴佳骏散文集〈雀舌黄杨〉》里说：“当下散文的乡土书写，有非常大的问题，即‘乡土真实’其实被悬置在文本之外。很多作家用乡土想象的哲理性和趣味性，弥补乡土真实的现实化。”这一问题在乡土小说的创作中也非常突出，想象的乡土与现实的乡土之间存在断裂、不相符。不过，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写作态度——要真诚地面对现实的乡土以及客观地认知自我对于乡土的了解。

　　很多作家由于新的乡土体验不足，在描写乡土时依然停留在以往的记忆上。然而，新乡土的矛盾和旧乡土已经大不一样了，这就对作家的写作提出了考验。当失去了旧有的思维对象和思维模式时，作家的写作是困难的，尤其是对那些身居城市多年对目前新乡土不甚了解的作家来说，很难写出思想深刻的作品。我们不否认当下的乡村或者新农村仍然存在着诸多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但如果不直面已经发展起来的乡村，而是自顾自地去缅怀以往本来就很落后的旧乡村，便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了，这样的作品注定是虚假的。

　　我认为“想象的乡土与现实的乡土”这个论题里，首先暗含着一个关于文学艺术的真实和虚构的问题。在艺术创作中，是否应该忠实地反映生活原貌？或者说，如何在作品里进行艺术想象和虚构，以及如何把握想象的界限和虚构的程度？这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能因为想象的乡土不符合现实的乡土的样子，就否定想象的乡土的价值；但想象的乡土也不可以完全忽略现实的乡土，凭空臆造出一个乡土来。想象的乡土必须建立在现实的乡土的基础之上，要从本质和精髓上抓住乡土的气息和特性，传达出当下乡土所具有的某种深刻的精神和深沉的疼痛，这样才能算是真正地表现了乡土，同时也才是真正的乡土文学。

　　陈婉清（《芳草》新媒体主管）：

　　乡村是作家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国新文学诞生以来延续百年的叙事对象。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作家，也被称为“侨寓作家”。他们都以现代文明反观故乡，形成一脉至今绵延不绝的故乡叙事系统。

　　每个人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故乡，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地理的故乡，是家族共有的家园和确定的、不变的客观存在；一个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故乡，是如影随形、魂牵梦绕的精神故乡，而且因人而异，不断生成、不断拓展。地理的故乡对于故乡内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是故乡与故乡之间的样貌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人说，世界上最初的、或者最大的不公平就是出生地的不公平，也就是故乡的差异。由这种差异而衍生的文化冲突和精神事件层出不穷。

　　进入创作领域，作家始终不会离开故乡，这里的故乡首先是指作家的创作题材或者表现对象，也就是生活在故乡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及生命体验。而另一个故乡，也就是不断拓展至“人类”的精神故乡，这个故乡则是反观故乡、表现故乡的精神高地和人文情怀，由此建构起作为作家的文化心理结构，并聚焦于一个立意高远的创作目标——乡村文明共同体的复原与重构。乡村文明共同体的复原与建构的文学创作，是一种以“乡村”为表现对象和载体的艺术目标与价值追求，是一种超越题材的创作意识和文化观念。

　　许多作家保持与故乡那份原始的朴素情感，却始终不能从反方向看故乡。从反方向寻找故乡，就是离开故乡看故乡，反观故乡文化，反思故乡历史，反刍故乡故事，描写故乡人生。这也是有些作家不能超越地域局限的原因之一。真正理智地反观故乡，正视故乡的当下处境，并不容易。其实，真正了解世界，才能真正了解故乡及其文化。反过来，重新理解了故乡，也才真正了解这个世界，因为唯有故乡给了你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切身的人生体验。于是，从故乡的反方向走向世界，尔后找到真正的故乡，这是现代游子们的现代意识，也是不断扩大的“故乡”交给我们的新鲜知识。

　　李雪梅（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凡进入到文学中的乡土，都是一种想象的乡土，但想象必须根植于现实。“五四”以来的乡土想象大体呈现为三种模式，即鲁迅模式、沈从文模式和赵树理模式，它们都蕴藏了丰富的精神图景，因为乡土作为想象的他者，是以城市为核心的现代性将乡村和农民的生活“他者化”的结果。这种乡土想象的产生机制源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秉持的现代性参照系，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将乡村视为现代性的对立面和他者。

　　面对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当下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已很难面对现实的乡土。乡土文明的整体性日渐消弭，费孝通所言的乡土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瓦解，变动中的乡土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习惯的乡土想象模式陷入失语的尴尬。乡土想象面临的困境，也是当下书写现实中国的困境。这种困境的形成至少在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思想的匮乏，二是现实的复杂性。思想的匮乏直接导致难以击中现实的内核，另一方面，现实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面貌，增加了作家穿透现实的难度。那么，文学到底还有没有能力对当下生活发言？是否还能对现实保持足够的敏感？是否有能力回应现实？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对当下作家的极大挑战。

　　在此，有必要引入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领域的多重视野，以更清楚地看到当下中国的特殊性。贺雪峰在《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中指出，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体制性二元结构，在城市化的后果上，这种体制性二元结构为进城失败的农民保留了返乡的权利和可能，对处在市场经济弱势地位的农民来讲，是一种保护性结构。而我们的乡土书写中，大多仍以二元对立的视角阐释城乡二元结构，以其对乡村的剥削性为主导认知，因此容易陷入苦难化和道德化的模式，背离当下乡村的真实处境，日新月异的乡村面貌和复杂多样的农民群体并未得到正面注视。当然，当我们讨论想象的乡土背离现实的乡土时，并非要开出一个药到病除的药方，最重要的是它的问题意识和批判视野，提醒我们实实在在地回到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孔育新（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围绕本期话题“想象的乡土与现实的乡土”，我主要通过考量湖北籍左翼文艺批评家胡风与作家路翎关于《饥饿的郭素娥》的创作与批评的分歧来展开。路翎认为“郭素娥，不是内在地压碎在旧社会的女人，我企图‘浪漫’底寻求的，是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的积极解放。”而胡风则认为，“郭素娥，是这封建古国底又一种女人。”这个分歧的背后则是二者创作和批评范式的不同。

　　对于路翎来说，《饥饿的郭素娥》更多是参考高尔基的小说《马尔华》。着眼于《马尔华》与《饥饿的郭素娥》的文本比较，郭素娥与刘寿春、魏海清、张振山的多角感情与《马尔华》非常相似，郭素娥对张振山的倾心、对刘寿春的厌恶、对魏海清的拒绝，张振山的外来工人身份以及他与魏海清的决斗，都能看出《马尔华》的影子。对于胡风而言，他的序更多参考了杜勃罗留波夫的《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当然也有罗曼·罗兰的影响）。杜勃罗留波夫认为，卡德琳娜最能代表俄罗斯的性格，在卡德琳娜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从整个有机体的深处产生的、已经成熟了的对于人权和生活空间的要求。”而胡风之所以认为郭素娥是古国的另一种女人，其理由就在于杜勃罗留波夫对卡德琳娜的分析。

　　围绕《饥饿的郭素娥》的创作和评论，还有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原始强力，这一点，胡风和路翎的观点也是不一样的。对于胡风而言，原始强力最好的解释就是郭素娥，“她用原始的强悍碰击了社会的铁壁，作为代价，她悲惨地献出了生命”。胡风的依据也许在杜勃罗留波夫对卡德琳娜性格中的“天性”和“激情”的精彩分析中。路翎所属意的原始强力是来自这片乡土本身，乡村正月十五的舞龙，更象征着民间的原始强力。路翎创作和胡风评论之间的歧异，其实来自他们自身的思想和文学谱系，乡村正是处于这种不同的凝塑和阐释范式中。那么有没有真实的、原汁原味的乡土？也许乡土更多是作为一种方法来检视、反思我们的创作和批评。

　　窦金龙（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我在默认了我们讨论的“乡土写作”等同于“乡村经验书写”的背景下，谈一点浅见。

　　“乡土写作”的“真实性”问题，其实是当代文学史或者说是当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讨论我们暂且不说，在“文革”刚刚结束时，就曾有一股讨论文学“真实性”问题的热潮。1980年《人民日报》就开设过一个专栏，叫做“关于文艺真实性问题的讨论”，延续数期，持续半年之久，大概同时也有一些其他刊物开设过相似的专栏。在这一时期的讨论中，文艺作品的“真实性”大多是和“倾向性”相对比而提出并加以宣扬的，那时候提“真实性”，是为了扭转过去只讲“歌德”的写作风气。针对只能写社会主义社会光明面的“倾向性”，认为文艺创作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强调“倾向性”的潮流。但是如今，我们讨论“乡土写作”的真实性的时候，都在强调乡村的“破败”“落后”“千疮百孔”，似乎当下的“乡土写作”就必须要在这样的方向下，才能写出“真实”“深刻”的作品。那么，在这种论调指引之下，创作会不会陷入另一种“倾向性”呢？“乡土写作”的“真实性”是不是也会被伤害？

　　所以，在我看来，当下“真实”的中国乡村，其实是分层级的，在不同的区域或许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那个经济萧条、贫穷落后、“千疮百孔”的乡村在中国大地上当然还是存在着，但是在其他一些地方，比如我在南京读书时，曾几次去苏南地区的乡村游玩，在那里见到的是整洁的街道、成排的别墅、满眼的高级轿车……至少在物质基础条件上，这些乡村已经不再是我们过去对“乡村”的既定印象，它们呈现出的就是另一幅“乡村”的景观。但是，在当前的“乡土写作”中，我很少看到写这些“乡村”的文本，它们的故事、它们的“真实”似乎还没有得到完整深入的呈现。

　　杨晓帆（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我想把主题拓展为“事件—想象—现实”的艺术创造过程。如果说“现实”意味着在碎片化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发现整体性，在对事件之偶然性、戏剧性的感受中把握其必然性与普遍性，那么从“事件”向“现实”突破的强度和深度，就取决于“想象”。“想象的乡土”与“现实的乡土”因而不是对立的，前者是打开后者丰富性的关键。尽管常有批评指出当下作家缺乏对乡村现场的真实切入，但我认为问题恐怕出在素材、事件的转化上：

　　第一，当代乡村书写如何避免关于乡土中国、农村问题印象化或来源于社会科学认识的惯性投射？许多作家着眼于描摹乡村“溃败”的方方面面，但人物的行动命运往往只是一个已经结论化了的社会问题的后果。韩永明《望烟》的“好”，就在于他不仅写出了农村空心化背景下养老问题的严峻，还让人感受到日常生活中自然生长出的精神力量，而作家就是要去发现与培育这些可以能动地应对、甚至改变现实的土壤。与时代同步写作的难处在于如何既内在于时代，又能有距离地超前于现实。

　　第二，“历史书写”必然是乡土写作的底色，如何自觉反思新时期以来“寻根文学”“新历史小说”思潮的遗产？从阶级分析到文化批判，在藏污纳垢的民间文化、寓言传说中消解革命、现代性等宏大叙事，的确为新时期以来的乡土文学创作赋予了诸多活力，但也容易将当下现实过快地处理成“历史反复”“人性欲望”的注脚。

　　第三，不拘泥于城乡二元对立等空间地域范畴的认识局限，如何把“乡土”视作理解中国人情感伦理状态的原点，寻求乡土文学传统在题材之外的生长性？如王安忆近作《乡关处处》打破了那些直接从所谓底层视角写社会阶层、城乡冲突的刻板认识。而《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虽然将移民问题推及到全球视野中，却也与《乡关处处》共享着对“此心安处是故乡”的追问。小说应当提供想象“乡土”的方法，让我们去看见“现实”。

　　雷登辉（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

　　在城乡二元结构转型和裂变的背景下，如何书写“真实的乡土”，如何呈现真切的乡土经验，是创作者和研究者都无法避开的问题。因此，我们今天对“想象的乡土”与“现实的乡土”进行讨论与反思显得尤为重要。我补充一些个人想法。

　　第一，关于乡土经验的有效性问题。传统的乡土文学写作基本上是在现代性的视域下展开。乡土作家切身的乡土生活经验和乡土记忆与他们的作品互为镜像，使他们能够带着启蒙和反思的立场去重新回望乡土，这构成了乡土文学的主要部分。然而，新世纪以来的城乡巨变，使得传统乡村生活的基础不复存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因此，无论作家是将乡土作为批判的对象，还是将乡土作为诗意栖居的原乡，作家既有的生活经验往往并不能够有效地表征已疏离的社会现实，不能够有效地回应时代的重要问题。

　　第二，关于乡土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关系。2010年以来，非虚构写作作品广受社会和评论界关注。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一种与传统虚构文学不同的新乡土写作的可能性。非虚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虚构文学在表现社会真实方面乏力的困局，因而它能够以全新的方式在社会真实和艺术真实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对于非虚构写作为乡土文学所带来的积极变化，虽然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但我们至少应该对之保持开放的姿态。

　　第三，关于文学创作的机制问题。对客观性和真实性的渴求，是正在变化发展的乡土文学所追求的目标。然而，文学创作所追求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终究只能通过有意味之形式才能被表现出来，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讨论乡土社会复杂性和真实性问题的同时，也对艺术真实背后的文学创作机制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如果批评者只以乡土文学作品反映乡土真实性的程度为主要评价标准，而忽略了对社会真实进行加工和熔铸的想象性真实，那以此出发的评价同样是有所缺失的。

　　刘天琪（湖北省作协理论室编辑）：

　　一些乡土文学中对乡村的片面想象和落后的固有印象，是由于我们对自小成长的乡村了解得太少，只能偏隅于想象的乡土。然而，乡土文学同时也在走向新生。既然难以判断和把握当下的现实，那么“记录”和“见证”乡土的精神和物质世界就变得必要且有意义。

　　回到现实的乡土，在湖北的乡土文学现场，有不少老师正在默默地做着记录。比如，韩永明老师的乡土系列小说，能够将笔下的广大农民，城市化进程中的“准市民”，还有传统意义的“户口市民”们，统统连在一起，拼为一图，然后将其分别置于城市、乡村和城乡“挤压地带”的三个点位上，再构建起一条生存与生活的连接线，形成叙述上强有力的牵拉和撕扯，从而准确、形象地聚焦城乡不同生活点位以及“挤压地带”中人生的凹陷。在他的几篇新作，如《在城里演孙猴子》《春天里来》中，用理性克制的笔法写了谋生的不易、寻常人的病痛以及食品安全问题。这些作品一方面让读者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影子，了解到农民与时俱进的生存和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作者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将农民和普通市民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社会主义新农民碰到的生存困难，普通大众也有；而我们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农民这一环。这种更高角度的书写对职业读者有种精神上、思想上的冲击力，而不仅仅是情感上的冲击力。

　　另外，朱朝敏和马桂兰也一直活跃在湖北文学现场，她们有着时尚敏锐的嗅觉和务实求新的写作态度，写作风格也非常先锋和时尚。朱朝敏的《美人痣》结合了网络文学的“爽”和悬疑小说的“悬”，写得一波三折，对悬念设置的把握和人物关系的设计能力让人感叹。而马桂兰的《跟踪者》可以说是新版的“美女与野兽”的故事，故事情节传奇，写法上也很讲究。她们的写作丰富了湖北的文学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