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学智

　　张贤亮的小说创作并不多，但其思想分量着实不低，这已是被中国当代文学史甚至思想史所证实了的。无论《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还是《早安！朋友》《我的菩提树》等等，一经发表，总是会产生或大或小的轰动，这表明张贤亮的思考一直处在社会文化思潮的前沿，也是他自己常常引以为豪壮的地方。比如在《张贤亮小说自选集·前言》中他曾说，在中国大陆，我是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男人的风格》，1983）；第一个写性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早安！朋友》，1986）；第一个写知识分子没落感的（《习惯死亡》，1989）；第一个揭示被很多人遗忘的“低标准，瓜菜代”对整个民族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心理和生理造成损伤的（《我的菩提树》，1994）等等。不管他的自我评价对不对，起码说明他有他的文化自信和思想自觉。一方面缘于他坎坷而丰富的阅历；另一方面缘于他对文学的独特看法，到去世他也不是以文学为生，自然也不是把文学的功名看得高于一切，他也曾扬言，文学只是他的一种休闲和娱乐方式——这种自由精神，决定了他的文学总是他自由表达的载体，很少有跟风献媚的痕迹。

　　当然这里不是要全面论评张贤亮及其文学创作，是想从电视剧《灵与肉》揣摩观众趣味而突出价值的现象中，试着探讨一下《灵与肉》这个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以其勇敢的反思力著称的短篇小说，在进一步传播中怎样走向变形的。这包括今天该怎样理解1980年的“反思”主题和怎样理解今天的所谓大众文化趣味，特别是情爱主题以及个人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问题等等。

　　万把字的短篇小说《灵与肉》，被抻成42集电视连续剧，这得益于编剧对现实生活的“创造性”想象和对历史的基于今天观念的发挥。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取决于今天的价值观；但今天影视剧的价值观，却又似乎不是编剧及其影视制作者对其预想观众的定位。小说《灵与肉》在主题、价值趣味、情爱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处理上，与今天的电视连续剧有很大的出入。

一、小说《灵与肉》反思主题

短篇小说《灵与肉》，发表于1980年第9期《朔方》，获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鉴于电视连续剧《灵与肉》出场人物众多，填的内容繁杂，时间也拉得太长，因而小说《灵与肉》几乎被完全改写、重组，对于没读过该小说的年轻读者，首先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这小说基本故事情节。

　　其实该小说故事情节比较单纯，写法也基本采用传统现实主义叙述手法。归纳来看，小说由两条线索构成。一条线索是以主人公许灵均的现实遭遇和心灵震动为主，属于作者正面着墨的内容；另一条线索以“反右”前就去美国做生意后来成为所谓资本家的许灵均的父亲回国探亲，并想带走儿子全家的心理活动为副线。两条线索在小说中不时以插叙写法来呈现，大跨度勾勒了许灵均自小成长于离异家庭，二十岁左右因诗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西北某农场，最后在好心的左邻右舍帮助下结婚、生子、当教师，一直到“平反”、摘掉“右派”帽子，再去北京见回国探亲的父亲、父子俩微妙而激烈的心理活动过程。主线叙述详细，相对而言，属于通过客观描述表现许灵均在农场接受改造的生活场面，倾向于再现那段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轮廓。二十岁左右的许灵均戴着“右派”的帽子，来到农场被安排在畜牧队放马，邻居郭谝子是个看起来有口无心、爱说段子逗笑的大老粗文盲，但对于大是大非他都明白。这个人是许灵均邻居的重要代表，在他的带动下，众邻居虽然把许灵均叫“老右”，然而心里其实也不怎么明白“老右”究竟是怎样一个政治内涵，许灵均也就权当是像农场人一样的绰号，一笑了之，不以为是歧视，本来也不是歧视。因此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一直抱着原始朴素的善良心理对待这样一位据说犯了错误的人，该帮就帮点，帮不了也决不恶意诬陷。从四川逃荒来的李秀芝竟然成了许灵均的妻子，其内在原因正是起于邻居们的好意。郭谝子最先发现了投亲无门饿得有些昏迷的李秀芝，三言两语，便替许灵均做了主。结婚当天，邻居们还背着这对寒碜的新人，周济了米、面、油、钱等，这些重要细节，都充分表明农场人的厚道与善良，也是导致许灵均爱这片土地的最直接最真诚原因，为他最终选择留下来打下了基础。婚后，许灵均继续放马，李秀芝在家操持家务，农场的日常生活的确主要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流程。靠着李秀芝的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本领，许灵均不但有了儿子清清，也营造起了农家小院，原来的马产房窝棚也被收拾得像那么回事了，家里养上了鸡鸭鹅等家禽，“海陆空司令”的外号，即是邻居妇女们对李秀芝的肯定，这是许灵均一家的日常生活框架。

　　许灵均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小说中当然也做了一定的铺垫，但主要是以暗示、折射、衬托的方式表现的。那时候的政治生活主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社会生活就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劳动，记工分打考勤，一应得队长说了算，许灵均一个人挣工分，物质生活自然相当清贫。正因为有原始朴素情怀的邻居，许灵均在农场其实并没有经常被拉出拉进去斗，他本来劳动老老实实，再加上邻居们下意识的同情，许多演化成宗派斗争的政治运动和许多上纲上线被扩大化了的夺权斗争，在最基层的农场生产队，并没有电视连续剧里表现的那么剧烈，就算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所谓的“历史反革命”罪名老账又被翻出，在农场生产队冲击其实并不大。对他冲击最大最致命的是，政治体制对他的不认可乃至敌视，这就使得他的灵魂一直处在深度恐惧和飘零状态，而不得有归属感。这种有家不能回、无以为凭的生命体验，可不是如电视连续剧里那般听邻里邻外嘻嘻哈哈几句笑话能超脱的，也不是几个远道而来的女知青莫名其妙的一点崇拜能化解得了的。国家政治前途及他自己的未来命运，不是处在漩涡深层的他能理直气壮地判断得了，他能做好的，只能而且必须是更加努力地按要求去“改造”自己，等待早日被认可。

　　因此，极度压抑和极度无助，才是许灵均真实的内心世界。所以，作为知识分子，许灵均“灵与肉”的煎熬折磨和纠结痛苦，在小说里，主要表现在他精神深处对那个漫长历史时期知识分子整体命运的思考，这思考从“反右”一直持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社会逐渐走向正常化为止，其中充满着彻骨的饥饿痛感，非人的体力劳动折磨和异化了的政治生活对正常人伦关系的摧残，人被分成三六九等的屈辱，以及漠视人正常情爱需求等致使人格尊严丧失的命题。个体人在遭遇诸如此类重要问题时，毫无含糊，根源并不全在某个个体的道德素质与文化水平，而在不正常的政治气候和失序的社会，某些个体人性恶的泛滥，究其实质，还是如此政治气候和失序社会纵容的后果。这一点，小说的叙事倾向和价值判断是十分清楚的。

　　当然小说的正线索在表现这些精神拷问和社会反思主题时，副线索往往以文化时差的对比来帮助完成叙事的完整性的，即通过回国父亲的所见所闻所感，具体而微地让读者感受到了这么多年的劳改生活，给许灵均的人格、理想、人生追求的再塑造和再定形。“改造”后的许灵均执意不随父亲去美国要留在农场厮守他的妻儿，便多了许多思想意味。一方面，二十多年的“改造”，许灵均已经被此生活及环境所同化，不觉得现在的生活及环境有什么不好。这看起来像是许灵均被李秀芝及邻居们身上散发出的原始本能的真善美所感化，其实是作为知识分子探索真理求解真知的心灵，途径深度异化的一种麻木和不觉醒。这倒不是说知识分子一定要高于普通老百姓，而是许灵均这个典型人物在“劳改”这个典型环境，只能如此，这才是张贤亮深刻理解恩格斯“典型论”后所表达的深层思想。另一方面，许灵均所表现出的性格上的坚定、信念上的笃定和意志上的顽强，的确拜广袤的西北大自然和生活所赐，他在长期的磨练中，对自然，对本真人性的理解，有了更深切体悟，这是高于具体政治信念的人生大境界，也从侧面批判了畸形社会的丑恶，此二者有机统一于该小说明确的反思主题。

　　至于张贤亮的小说是否是“自传体”，以及由此生发开去的诸多传说，是不是以另一形式支撑了其小说的其他主题一类问题，的确更符合张贤亮本人的经历，特别是江湖上对他的传言，也符合今天人们“窥私”“窥阴”以及纠缠于个人情感小趣味的流行价值追逐。但是，不管选择什么，只要小说的叙事性、虚构性、审美性、形象大于思想的基本特征还在，小说《灵与肉》的主题就不会变，即它义无反顾的知识分子命运反思、政治反思、社会反思、人性反思……就不会变。

二、电视剧《灵与肉》“乡村爱情”式情爱观对原作的消解

42集的电视连续剧《灵与肉》故事情节繁杂、纷乱并且拖沓冗长，剧中有两个突出而重要的“节点”还是需要有所交代，因为它们直接导致了原小说主题的消解。

　　第一，主人公许灵均性格的分裂问题。诚如前面的分析所提到的那样，小说《灵与肉》中的许灵均在精神、气质、性格、思维方式诸方面有被同化的现象，但不存在人格分裂问题，这从他面对父亲的笃定信念和他父亲体会到的坚强意志就能看出。可是，电视连续剧为了表现许灵均内心世界的丰富和复杂，让他戴上了多重面具变成了多面人格。2018年6月27日《文艺报》发表了题为《把人性光辉镌刻在历史的巨石上——访电视剧〈灵与肉〉编剧杨真鉴》的文章，编剧杨真鉴是这么解释表现许灵均“缺少”的东西的，他说，“许灵均作为知识分子，他缺少肌肉力量，于是我们设计了惯于武力解决问题的谢狗来；许灵均心地柔软不攻于计算，于是我们设计了善于钻营的孙见利；许灵均理智独立，于是我们设计了有些许迂腐、情绪化的姜文明。”言外之意，许灵均、谢狗来、孙见利、姜文明这几个人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是因为我们设计的本初就是将一个人身上的隐性人格显性化处理”。想象一个主要人物在同一环境不同条件下的各种反应，在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上的确成立，也方便于发掘人性的复杂性。但这必须具备一个基本前提，即作品只注重叙写封闭状态下的人性现象，否则，就是创作者个人经验的过度阐释，是对人的潜意识所做的肆意放大，非但简化了人的社会生活，而且会把人推上欲望的深渊。小说《灵与肉》显然并不是仅仅反映许灵均内心欲望或潜意识，而是着力于许灵均所经历的特殊年代的特殊遭遇，并通过遭遇呈现他作为知识分子对时代的整体思考，被抛弃与寻找归属、信仰一度崩溃与重获信念的主线是明确的，他也不是一个分裂的人——精神或性格的分裂与迷茫、压抑、绝望、无助状态下的孤独感受，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倾向非理性选择，导向病态的行为，属于个体自己的混乱；后者沉淀为理性思维，导向积极的思考，与从众心理划清了界限。毫无含糊，小说《灵与肉》中许灵均的气质无疑是后者。

　　在被原著小说规定了的社会生活环境，电视剧给许灵均想象出这么几副不同面孔，产生的实际效果是对原小说主题的消解。径直说是把社会化主题分化分解成了不同人性侧面，特殊年代特殊的社会化生活，反而成了个体人可以任意打扮、改写乃至颠覆的非实体性存在。谢狗来性格粗鲁、一身蛮力、好动手脚，结果是七队队委老白干执行的任何不利于许灵均的政治任务，他都敢当面挥舞硬邦邦的拳头；孙见利圆滑聪敏、工于心计，为了保护许灵均，几乎任何有损于许灵均的公事和私事，他都能巧妙化险为夷，队委及其决定在他那里反而显得滑稽可笑；诗人姜文明好理性思维，也有些迂腐和情绪化，虽然每每闯祸，但因有谢、孙二人的平衡，整个七队的政治气候和社会风向反而好像在他的掌握之中，大有未卜先知的智慧。总之，经过这么几个想象中的人物的特异力量制衡，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在七队，便真真实实只是虚张声势了，许灵均也就不但演绎成了七队的中心人物，而且还成了有先见之明的贤者、圣者，因为谢、孙、姜，包括其他如梁大嗓、郭谝子等的后台支撑其实是许灵均的大脑。所以，观后的感觉是，许灵均本人的遭遇，包括七队其他人的遭遇，都是暂时的，混乱只是少数一些人所制造，他们被绳之以法是迟早的事，只要早晚解决了这些捣乱分子，阴霾马上会过去。作为历史的后见之明，今天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但回到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语境，不要说本来戴着“右派”帽子的许灵均对七队队委的政策明里暗里对抗了，就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和积极分子，那也不是说想对抗就能对抗的，甚至不是自己认为正确就正确的。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历史悲剧了。

　　遗憾的是，在电视剧中，当许灵均被分化成好几重面孔时，历史遭遇戏谑的同时，也严重被简化和曲解了。初衷是要把许灵均塑造成一个全知全能的英雄，可事实是把他变成了一个盲目热情却处处逢迎讨好，似乎很有主见可是懂得的却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老好人”和“好心肠”。这不只是远离了张贤亮笔下沉思、忧虑、痛苦、沉默的知识分子形象，还漫画化了许灵均所置身的组织和纪律，电视剧中政治生活被搞成了一群具有江湖义气的哥儿们与一级组织之间的撒气斗狠，这恐怕与历史真实气候是极其不相符的吧！

　　另外，一旦电视连续剧的主题聚焦在许灵均的几个想象角色身上，剧作所表现的所谓人性，说到底，不过是几个许灵均的不同欲望、潜意识，与小说中他对整体时代命运的思考就毫无关系了。反过来，因为人性只是这些个人恩怨、私利和心计，电视剧《灵与肉》也就只是许灵均一个人在那个年代如何释放自己、满足自己欲望的问题。这与把各种事件收缩到国民党特务朱殷怀一个人的破坏上，是一脉相承的，都表明编剧的人性观其实是以最大限度删除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来实现的。

　　由此可见，虽然从人格分裂角度分化分解主人公精神世界，是受艺术原理支持的，但对1980年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来说，正好是张冠李戴，收到的效果自然是歪曲甚至误导那段历史。

　　第二，孤独及情爱观问题。在同一则访谈中，编剧杨真鉴也意识到了许灵均的孤独问题。他说，原著小说是通过人与马的厮守、人与马的对话来表现孤独主题的，而电视剧则把马陪伴的一部分任务交给一大帮许灵均的替身了。“由于电视剧中加入了谢狗来、孙见利、姜文明、梁大嗓等人，事实上他们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许灵均的孤独。”这样的处理的确有效消耗了独处而思考的许灵均和属于他的时间，他一下子变得很忙，俨然成了七队的一个人物，谁有什么疑难都会跑去讨教，他也好像什么都懂，有问必有答，不但热心，还很有能耐。剧情还不止于此，最扎眼的情节是，许灵均竟然变成了情种。从上海来的知青女学生何琳，就是在李秀芝怀孕回四川娘家的时候爱上许灵均的。据剧情所示，他们两个只是能谈得来，但从事情的结果看，既然两人的事闹得满城风雨，邻居们都前来给男女双方做工作帮助解决，恐怕也就不是一般的“能谈得来”那么简单了。更为玄乎的是，这事起因于许灵均的能干和有文化，是何琳的崇拜与追求惹的祸。有了这样的插曲，剧情顺势而下，展开了许灵均、何琳与钱有为（另一个与何琳同来的男知青）三者之间的争风吃醋，再加上众友帮忙策划谢狗来如何向知青女医生赵静展开攻势等等。到这里，电视剧《灵与肉》几乎演绎成赵本山导演的《乡村爱情》了。其间充满着缘情而起的误解、猜疑、挖墙脚和明争暗斗，给人感觉，当时七队的日常生活主体，反而不是如何挣工分、如何搞运动、如何劳动改造和如何应付上级检查，而是一切很幸福，唯有情爱没着落。

　　就这样，小说中沉默、深沉、忧郁的知识分子许灵均，便成了到处表现、善言说、多情和积极参与队委政治生活的“老油条”。这哪里是接受劳动改造的“右派”和遭人歧视的许灵均，简直是左右逢源、能说会道、真理在握的王大拿。剧中的两个女知青何琳与赵静不也如此吗？大老远跑到这里来，工作、锻炼是小，心心念念的不过是爱谁的问题和怎样忘掉爱的前史的问题。只不过与《乡村爱情》稍有不同之处在于，电视剧《灵与肉》好像刻意以“痛苦”来表现爱的不易，而《乡村爱情》则是以“热闹”来传达爱只是生活中的一味调剂品，没什么真不真的。然而背后的文艺观、人性观却惊人地相似，即都受历史虚无主义的支配，并且奉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经验为圭臬，并把人性归结为情、爱、欲的得与失，个人的痛苦、迷茫甚至绝望也就无条件构成了人性的核心内容，基本消灭了个人对社会及其机制的积极思考与反思。

　　电视剧有了如许这般的“桥段”和“叙事机制”，不言而喻，剧情只能被推向“成功”这个大团圆的死扣，一切可能的开放性思考就此寿终正寝。政治生活上，除了朱殷怀是潜伏进农场党组织的国民党特务之外，其他人等皆是被利用或一时头脑发热，实现了没有一个本质上是坏人的政治主题审美化结果，达到了民间消解官方的历史虚无主义目的；社会生活上，无论前提条件成熟不成熟，只要大伙儿有干劲有勇气、敢想敢尝试，美好生活一定能实现，完成了“苦难”向“小康”的飞跃；个人生活上，不管前身多么阴差阳错或莫名其妙，仿佛都是为着论证后来寻找爱埋下的注脚，兑现了个体本位的“内在性生活”这一所谓审美期待。

　　总而言之，张贤亮笔下真正的许灵均，就是如此消失的；许灵均幽长而沉闷的反思意识，也是如此被接踵而来的儿女情长或者古道热肠有意无意瓦解殆尽的。

三、张贤亮文学思想是份艰难遗产

小说因改编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的不在少数，但因改编思想方向从此改变了的则更多。

　　通过对《灵与肉》原著和电视剧《灵与肉》的对比可知，电视剧《灵与肉》虽然对了解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宁夏，以及唤起年轻读者了解张贤亮小说作品很有宣传作用，制作方的确下了很大功夫，也可以说达到了预期目标，特别是按照制作方所揣摩的今天观众的一般价值趣味来评价，该剧甚至收获了极大的成功。张贤亮曾声称，自发表作品以来，他从未满足于只做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小说家，而是把文学当成参与社会变革的一项活动。英雄所见略同，李泽厚曾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也表达过类似文学观点。他说，从文艺史看，经常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作品是以其艺术性审美性，装修着人类心灵千百年；另一些则以其思想性鼓动性，在当代及后世起重要的社会作用。于是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追求审美流传因而追求创作永垂不朽的‘小’作品呢？还是面对现实写些尽管粗拙却当下能震撼人心的现实作品呢？”他最后的结论是，他更喜欢现实主义，“容易看，又并不失其深刻”。诚如李泽厚所说，小说《灵与肉》并不是装修人类心灵千百年中的一个“小”作品，如果我们的心灵需要那样的装修，我想，恐怕没多少人愿意让其装修。它的价值与意义在重要的社会作用，尽管现在重读的确显得“粗拙”。这一点也必须说清楚，首先，小说叙事还比较拘谨，甚至有几分藏着掖着，纹理粗糙而简单；其次，同样是围绕人性的视角，但叙事触角并未伸向已经打开领域的深处；第三，作者对已经异化了的传统文化估计太过乐观，因而小说结尾弥漫着肤浅的情感基调。

　　尽管如此，小说《灵与肉》绝不是一篇“小”作品，那么，改编得如何，实际涉及张贤亮文学思想遗产的继承问题。事实证明，至少从电视剧《灵与肉》来看，制作者对其思想与视野，包括人性思考的把握，还是很欠火候的。这说明，继承张贤亮文学思想遗产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如果不限于小说《灵与肉》，就张贤亮文学作品的整体来衡量，这个艰难，简而言之就是：1.他熟知他身处的社会现实和时代性质，无论《绿化树》《土牢情话》，还是《我的菩提树》《小说中国》《一亿六》，那种扎根在地域，却不囿于地域经验的文学形象，我们有他的大视野吗？2.他有恒定的价值尺度，并用这个来自《资本论》的价值尺度来叙事，一直把思想触角伸向现实结构内部财产制度的敏锐，我们有这个学理性依据吗？3.他能把一时代个人悲剧叙事成彼时代国家民族的悲剧，并且能把视角返回到文化政治、人性本身和文学性规律，我们有这个文学能力吗？4.他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他经商很少有暴发户的自恋、土豪们的狂妄自大，做生意似乎也具有民族的大义——这不只是指他所经营的影视城解决了三百多口人的吃饭问题，类似一般的慈善活动、对文学新人的奖掖和扶持，以及重要关头的敢说敢为，我们身边的富人很多，他们有这个气度吗？

　　我们自然需要贴近今天大众趣味的影视剧，然而我们同样需要尊重历史、具有启蒙意义的影视剧，这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人的现代化现在进行时中的题中应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