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韩永明的小说,经常让人有一种反差感,一方面,你会觉得他是特别精于世故的小说家,对乡镇基层的生态了如指掌,当其展开世俗风情画卷时,烟火气十足,人物如果吵起了架,唾沫星子能喷到读者脸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能看到各类理想主义人物在小说风波中频频出没,他们凭着一股执拗精神在世间修行,坚守自我的精神律令和道德规则,敢于以卵击石,甘于水滴穿石,把世间牢底坐穿,颇似电影《海上钢琴师》中那个永不上岸的钢琴师,执着于内心,拒绝岸的召唤,最后不惜玉石俱焚。
这种反差形成其小说的鲜明特色,加强了现实批判力度,提升了作品的精神品格。韩永明的小说中绝无仅仅刻画庸碌阴暗人物的作品,那些理想主义骑士也好,背后隐藏的悲悯小说家也好,一直在试图超越世俗的绝望。
韩永明小说的主人公绝大多数来自底层社会,他写那些最卑微的人,最无助的人,前是悬崖后是虎的人,如何坚持自我做困兽之斗,如何受到扭曲和毁灭,艰难生活中的精神困境和生存难题构成小说描写的硬币两面。
韩永明的小说里有很多漂亮女人,但大多命运坎坷,应了红颜薄命的老话。她们是作家隐藏在小说世界里的光,虚构世界的香气,当她们在小说中走动时,故事里的时光蒙上了一层温柔的诗意,也隐含了情欲。她们整体上比男性承担了更多苦难,有着更多故事。她们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让人感受到幕后作者的深深善意与赞赏。
理想主义骑士形象
理想主义骑士形象是韩永明小说的魂,我们甚至可以说,其小说的重要价值就是提供了超越世俗,引领人性飞升的理想主义骑士形象。相对于黑暗角色的刻画,真善美人物的塑造难度更大,向来吃力不讨好,是很多作家的“滑铁卢”。韩永明知难而上,为我们呈现了一系列的理想主义者形象,其中之一是傻子角色,他们不仅是道德寓言,也可能是先知化身,自甘边缘地位,相对世俗逻辑的正常世界而言,是天然的离经叛道者。某种意义而言,“韩永明”小说中所有的理想主义者都可归入广义的“傻子”范畴。在《无神村》中,借助傻子能够“活见鬼”的故事,作者探讨了一个道德主题:道德伦理如何化为人心的自觉法则,这也是其小说普遍涉及的话题。《无神村》中的世界有无鬼神并不重要,真正要命的是人心里潜藏的鬼。外在鬼神只是人间律令的隐喻,岂能轻易破除人心之鬼。韩永明的骑士情结在这篇小说中得到了特殊展现。当傻子不能“活见鬼”了,由真先知变成了假先知时,他却利用村民的恐惧,成了真实的道德监管者。然而当其“活见鬼”的能力被医生质疑时,文明村村民马上恢复原形,脆弱的道德体系瞬间崩塌,这也隐喻了技术社会的人性难题。傻子想返回“活见鬼”状态,重见他的情欲对象,继续维持道德法则,但人心的小鬼已经获得全面胜利,他的情欲和道德追求遭遇双重失败,结尾之死成了一种必然。这个故事中,文明村的文明居然不靠自律靠鬼神,这既是韩永明背后的一声长叹,也是其对人性的黑色揶揄,甚至让人看到了马克·吐温经典小说《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的逆向借鉴。
《江河水》的主人公则属于坚持个人理想,彻底出世的骑士,小说荡气回肠,让人读罢喟然长叹。一个偶然机会,乡村民办教师田丰之成了县里兼职的地震观测员,地震监测成为他的心理死结,力图证明自我价值的精神信仰,对抗世俗生活的精神盾牌,以至于后续人生中,他完全放弃世俗利益,不顾一切投入到地震监测事业之中,被生活彻底击溃,成为悲剧的堂吉诃德。伴随着拉了一生的《江湖水》,田丰之凄凉死在月夜雪光里,骑士远行,从此世上再无《江河水》。这种死亡既是田丰之个人的身体死亡,也是理想主义精神之死,它是小说家致敬理想主义骑士的一曲深情悲歌。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移民风波》的村主任武友谊,则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理想主义骑士,他舍得一身剐,到了黄河心不死。为了证实自身清白,拿回被骗子朱万山骗取的移民安置费,实现重修公路的理想,不惜一人远行千里,扒火车当乞丐,数次反抗警察,自我毁容,拿命撞车,不惜一切代价抓到了朱万山。这种人物很难用一般逻辑解释行为动机,只能让人感叹其精神的强悍,维护公正原则、大众利益的狠劲和无私,体现了作家的人性感知力和想象力。
《幸福计划》的靳师傅则是坚守人间道德规则、拯救家庭的理想主义骑士,他被家庭的艰难逼上梁山,想冒充通缉犯,让人举报自己拿赏金,返回提成后帮助家庭走出绝境。但在遇到真正的通缉犯时,面对唾手可得的三十万,他居然同情通缉犯的经历,决定让他举报自己,牺牲自我挽救通缉犯和家庭,而早有自首想法的通缉犯被其善良感动,决定让靳师傅举报自己拿赏金,两人为此争执不下……为了榨取人性的汁髓,小说家不惜制造离奇情节和极端情境,展现人性在绝望处的闪光。
类似的还有《无边无际的高楼》的许佳红,作为农村的拆迁暴发户,初尝暴富的喜悦后,她的家庭步入毁灭:女儿厌学吸毒离家出走,儿子赌博借贷抢劫坐牢,丈夫养小三与其离婚。许佳红保持了镇定和道德清醒,不仅自食其力当环卫工,积极想办法营救家人,还试图通过裸捐的方式,让家人重返平常心。这个女人怀着坚韧的天真,成了拯救家庭的骑士。小说针砭时弊,暗含物质诱惑无边,回归精神修炼之岸的寓意。
《同是长干人》里的“我”是古代游侠的现代版,路见不平,就敢拔刀相助。有感于同事郭翠翠对“我”的好,一念即成一诺,“我”居然甘做义务杀手,想将其从丈夫魔爪中解救出来。这一次,韩永明没有给英雄末路的“我”任何外在补偿,“我”干掉郭的丈夫后,才得知郭不是真心待“我”。英雄人物尽管寒风扑面,却在最后修得正果,不惧不悔,无忧无敌,成了世事中的“局外人”。《重婚》中的陈白果也是这类人物,面对他人的算计,他坚守世界的善良底线,付出的代价堪称巨大,但英雄无悔,甘当社会的脊梁。
仪式感和心理谜语
韩永明的某些小说情节相对简单,着力于刻画人物的行为仪式和心理谜语,让读者看到主人公如何通过仪式感进行自我的心灵救赎。在《熬糖》中,主人公学仁爹借助熬糖技术,成就了个人梦想与家庭辉煌,熬糖就是他的脊梁骨,他的历史他的命,他的权威和财富,但熬糖成了时代的无用术,自己也将近死亡,变得和熬糖一样无用。学仁爹决定拼死一搏,借助熬糖来复活昔日的权力,往日的荣光。就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借助划火柴的仪式,召唤所有的愿望,在幸福的顶点欣然死亡。学仁爹要通过熬糖仪式,完成自我价值的追忆和精神修复,然后借助死亡将这一幸福高潮冰封于生命句号。这种对个人价值顽强追求,对自我尊严竭力维护的激情,如同一粒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的铜豌豆,翻滚在他的命运锅灶里。这篇小说也反映出韩永明的一个写作特色,很少直接揭示人物心理动机,而是做一个潜伏的猎手,对洞里的猎物了如指掌,却不将其掏出来,只是心平气和守住洞口,揣测它的一举一动。他的乐趣不在于戳破它挑明它,而是享受心理把控与暗示带来的智力快感。
《洗脸》这部小说,写的是留守老人严七爷和倪香儿寻死的故事,这种题材是社会热点题材,包含有丰富的社会含义,但韩永明没有急于批判和表态,而是通过他们的死亡仪式———“洗脸”为切入点来叙述故事,他们厌倦了孤独,也厌倦了对抗死亡的生命,但仍然希望用仪式感保留体面。生命的孤独太无意义,但尊严尚存一线价值。小说家将叙述速度减至龟行,通过细节和时间的放大,让读者感受到苍老死亡带来的悲哀无力,一点点浸入生命的零度,同时被他们携手末路的温暖所触动。作者一面怀着莫大怜悯,另一面又含泪操刀,把这些人物斩尽杀绝,让小说化为石磙,变成刀锋,让读者受尽碾压,刀刀致命。
《毛月亮》的开篇是一个毛月亮意象,这是一个暧昧神秘,让人阴冷发狂的影像。我甚至怀疑韩永明会从一个意象出发,生发出一个完整小说。他借助这个意象进入小说的神秘腹地,在它的照耀下,找到了叙述小径,月夜下孤身前行,密谋故事。这篇小说讲了软弱者三秀的复仇故事,她不知命而认命,让我们看到了莫泊桑《项链》的影子。小说中授人以柄,让三秀害怕儿子被其诅咒的死婴就是那根项链。她为了儿子,面对各种要挟和欺辱无限退缩,却触碰了命运的米多诺牌,它们环环相扣,将其逼到崖边。当她终于可以复仇时,却发现钳制自己的把柄根本不存在,她的复仇没有打在仇敌身上,反而照见了自己的愚蠢与悲凉。
儿子长大后好赌、不务正业闹得妻离子散,三秀变得晚景凄凉,让这个软弱的妇人对儿子动了杀机,开始了终极复仇。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她彻底否定自己,向自我展开的绝望报复。当复仇者终于动了杀机,不断举起死亡绳索时,读者都以为能看到一幕精彩的复仇高潮戏,可是韩永明却引用了一句诗:“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他蹑手蹑脚的打开后门,把读者假想的高潮放飞,让他们连嘘的一声也不及发出。
真正的高潮发生在小说末尾,三秀终于要勒死儿子,警察却先行一步,将犯事的儿子带走,三秀只能将麻绳象征性套在儿子的脖子上,通过这个仪式完成复仇。她遵从“祖规”,重复祖上用绳子勒死逆子的仪式时,仿佛完成的不是自己的意愿,而是祖上的遗训,宗族的命运,以此印证一切不过是命运的恶果,减轻心中的罪恶感,折射出深藏的母爱,这是韩永明埋藏在小说中的心理谜语,与读者下的一盘对手棋。
《民歌》中的三爷作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面对妻子三婆和喜爷通奸时,采取了一种隐忍不发的态度,将愤怒和无奈全部用民歌“五句子”的形式写在黑板上,希望三婆看到后,能够体谅自己的心情。这是敏于心,拙于言的三爷的特有表达方式,也是他在苦难和屈辱时的精神支撑。这种形式与其说是在挽回三婆,不如说是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确认和表达,他借此表达了无奈,也化解了愤怒。小说家为三爷开了扇窗,让他从黑屋子里能透一口气。最终三婆回心转意,没有嫁给坏男人喜爷,既是三爷的精神感化,也是作者出于怜悯而伸出的救援之手,在自我小说王国里树起了道德胜利旗帜。
《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是一篇出色的心理小说,由于小说显微镜的放大,我们能异常清晰地看到主人公的心路历程,精神变化的明晰逻辑。这篇小说在韩永明的创作史中,居于特殊地位,一来它是作者很少触及的城市题材作品,二来它一改韩永明昔日暗示式的心理写法,直接揭示微观心理。
“我”是一个眼里容不得砂、认死理的主人公,为了一件貌似微不足道的事件,一定要与人论理较真,在经历一连串连锁事件后,硬生生的把自己逼疯。“我”是一种特殊英雄,如果说传统英雄殉道具有悲壮的美感,这种另类维权英雄则给人一种荒诞的悲凉感。
作者通过近似于“邻人遗斧”的心理故事,暗示了城市的压抑生活,似乎向人们表示:人性的大堤终将毁于心理的蚁穴。但我更愿将这篇小说的主题理解对世俗权力结构的批判,这也是韩永明小说的一贯主题的深化。这篇小说揭示了一个道理,哪怕微不足道的世俗规则,也是整体性权力结构的一部分,跟背后庞大的、根深蒂固的、盘根交错的权力结构密切相关,牵一发也能动全身。只是这种不合理性被日常化、平常化,以至于人们忽视其存在。
这篇小说从心理角度切入,微观权力结构出发,探讨世俗文化对人司空见惯的压迫。这种压迫是一种冰川式呈现,当你不去触动,保持日常性顺从时,它看起来无伤大雅,更不会伤人。但你一旦开始较真,向它持续宣战,则会激发其潜藏的巨大能量,让自己兵败如山倒。这是小说的深刻性所在,它是一出无事的悲剧,深入探讨日常的、微观的、反宏大叙事的悲剧。
精彩的社会万花筒
韩永明小说是乡镇基层社会的万花筒,他在批判的同时,没有脸谱化基层民众,众多细节都源于生活,源于调查,不少小说人物吹口气就能活,故事设计上独具匠心,善于营造极端情境,情节紧锣密鼓,变化万端,充满转折和意外。《鹧鸪天》是一部结构精巧的小说,也是乡镇基层管理工作的风情画,里面有威风咋呼,但忍辱吃苦的基层村干部,睚眦必报锱铢必较,又自轻自贱自私自利的村民……用有血有肉的人物,真实丰富的细节,山路十八弯的情节,勾勒出基层工作的复杂凶险,人性的明暗不定。官民之间唇枪舌剑,博弈较劲的场景被写得热气腾腾呼之欲出,显得相当可信。这类反映基层管理工作,高度写实的小说还有《滑坡》《发展大道》和《马克要来》等,显示出小说家对于乡镇题材的强大驾驭能力。
韩永明善于刻画社会中的极端事件,《梳发套的姑娘》是一部非常震撼的小说,一个美丽的姑娘,因为家庭的经济困难,癫痫治疗难以为继,别无他法,只能通过出卖身体来换取医药费,挽救生命。这部短篇的震撼力是巨大的,一个人要靠出卖自己的身体,才能挽救自己的身体,需要践踏绝望父亲的尊严,需要践踏无辜少女的纯洁,需要增加社会的罪恶和不平,才能获得一丝疗救的希望!这个故事荒诞悲凉,其暗含的批评指向异常犀利。
《下洼村的一场决斗》则像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对于围观的主人公和村民而言,他们迫不及待地等着两个男人为一个女人展开忠奸决斗,各个嚼着舌根,站着立场,消费他人和自己。在各类捕风捉影和相互暗示的传闻中,人们的情绪日益高潮,像即将冲破大堤的潮水。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当决斗日如期来临,观众已经聚拢,斗士狭路相逢,却没有了预想的腥风血雨,而是迎来了一个平常之夜,给了无聊看客一记响亮耳光。
这类看客在韩永明的很多小说中出现过,他们是《安妮是一个秘密》中的云雾山村民,在窥探与八卦中消遣无聊时光,是《淹没》中岔溪村村民,他们对待公理麻木不仁,对吴兰枝的强奸悲剧毫无触动,但为了从王水獭那里多分几口碛上的麦子,居然将揭发王水獭强奸案的吴兰枝视为公敌,又显得无耻自私。吴兰枝最后火烧麦田,让这个“万恶之源”灰飞烟灭,天地间白茫茫落个干净,自己也在夜里不知所踪。结局虽然凄婉,但小说隐含了一种报仇的巨大快感。
《毒菌子》这类小说在非常事件中聚焦于人物关系,展示非比寻常的爱恨情仇。主人公老刘和他的野种儿子老三互为生命毒剂,老刘一直想在自我欺骗中达到懦弱与尊严的平衡,但每每被他人唤醒,陷于更尴尬的境地,他企图与野种儿子进行和解,与自己和解,但懦弱得迈不出这一步。在中毒事件中,作家让父亲的命拽在儿子手中,让其成为父亲的生死判官。儿子则渴望父亲一命归西,好结束这种筋疲力尽的爱恨对峙,爱得有多深恨得有多苦此刻水落石出雪上加霜。
《晒太阳》这篇小说展示了极端情境下的人性之美。这个故事让人想起今村昌平的电影《楢山节考》中的情节,所不同的是,主人公华子没有接受学年嫂的身体馈赠,而是在这种善意和美好中得到心灵升华,两种闪亮的人性交织出诗意的火花。韩永明的小说反欲望化,或者说致力于精神欲望。他从不痴迷于描写穷形极相的世俗欲望,更不会以人性的幌子,完全肯定其合理性,而是保持警惕和节制,将这种反欲望化的弹性转化为精神道德的极致追求,完成小说人物的进化。
除上述外,韩永明在个别故事中似乎温情了点,欠缺临门一脚,一竿子插到底的狠劲,显得较为可惜。他的小说里有很多执拗到不可理喻的角色,这类人物的刻画难度很大,需要令人信服的心理动机和行为表现,来证明人物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拿捏不好的话,会显得离奇虚假。从这个角度讲,韩永明的创作特别富有挑战性,这种挑战给其小说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近两年来,其小说继续深化心理描写,外在情节有着化繁为简的倾向,让我们对韩永明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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