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雪

　　艾特玛托夫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李 雪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的影响起着根本性的启发作用。在灿若星辰、熠熠生辉的众多文学大家中，艾特玛托夫也是不容小觑的一位，他对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也产生过根本性的影响，让中国文学领受过一缕世界文学的强光。

一、在俄苏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坐标中看艾特玛托夫的独特价值

从五四时期开始，俄罗斯文学就展现了对中国作家的强烈吸引力。鲁迅曾说：“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他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就与果戈理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于他对安德烈耶夫、迦尔洵、契诃夫小说的欣赏和借鉴也是非常明显的。茅盾也曾说：“大约三十余年前，也就是有名的五四运动爆发了以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和兴趣……”的确，李大钊、鲁迅、瞿秋白、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茅盾、郑振铎、周作人等五四一代作家的中坚分子无不对俄罗斯文学寄予厚望。

　　从整体上看，俄罗斯文学促进了五四文学的文学观念的变化，例如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就颇有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倾向的底子；也促使五四文学转向关注底层人民，关注小市民、小知识分子、农民、妇女和儿童，显露出相应的道德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

　　到了20世纪30、40年代，苏联文学开始和俄罗斯文学同时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蒋光慈就曾到苏联学习了一段时间后于1924年回国才倡导革命文学的。对于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和解放区文学，高尔基、法捷耶夫、马雅可夫斯基、勃洛克、肖洛霍夫等苏联作家具有根本的影响，像高尔基的流浪汉小说《草原上》就影响了艾芜的《南行记》等小说，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就直接影响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长篇小说。至于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依然在进行，如果戈理、契诃夫的讽刺小说对沙汀的小说产生了影响，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则深刻影响了路翎的小说。此外，如巴金的《家》与托尔斯泰的《复活》，茅盾的《子夜》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沈从文与契诃夫、屠格涅夫，曹禺、夏衍的戏剧和契诃夫的戏剧，师陀的《结婚》《马兰》等小说和契诃夫、莱蒙托夫的小说之间，都存在鲜明的文学史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学更是向苏联文学、俄罗斯文学一边倒。据统计，1949年10月到1958年12月，中国共译出俄苏文学作品达3526种（不计报刊上所载的作品），发行量达8200万册以上，分别约占同时期全部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种数的三分之二和印数的四分之三。尤其是以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为主旋律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海鸥》《勇敢》等几乎成为那一代中国青年的人生教科书。高尔基、法捷耶夫、马雅可夫斯基等作家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作家的心中偶像。只可惜随后不久中苏政治交恶，文学交流也受到殃及，1962年以后国内不再公开出版任何苏联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1964年以后所有俄苏文学作品均从国内一切公开出版物中消失。直到文革结束后，俄苏文学才再次涌进中国大陆，并表现出像五四时期那样的根本性影响，如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古典作家再次令国人为之侧目，至于艾特玛托夫、邦达列夫、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阿赫玛托娃、肖洛霍夫等苏联作家也给予中国作家以关键性的启发。可以说，正是在俄苏文学全方位的影响下，中国现当代文学表现与俄苏文学较为相似的精神、基调和特色，如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为人生的主导意向，富有使命意识，现实主义形成主潮，比较盛行问题小说与社会小说，多描写农民、小人物、知识分子和女性形象，等等。

　　艾特玛托夫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启发性影响正是在俄苏文学中国影响的整体背景上呈现出来的。对于王蒙、张贤亮、路遥、张承志、张炜、高建群等作家而言，艾特玛托夫的确具有“太阳”般的启示力量。王蒙曾经把艾特玛托夫、马尔克斯、卡夫卡、海明威视为对新时期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四位外国作家，他非常欣赏《查密莉雅》等小说，短篇小说《歌神》就是其立志要写的风格直追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张承志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时，曾说过：“苏联吉尔吉斯作家艾特玛托夫的作品给我关键的影响和启示。”他还曾说恨不得把《艾特玛托夫小说集》倒背如流，可见他对艾特玛托夫的喜爱之深。路遥曾说他喜爱艾特玛托夫的全部作品，在他的小说《人生》中流露出《查密莉雅》的浪漫情绪，而《平凡的世界》中田晓霞和孙少平曾经都非常喜欢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张炜也说艾特玛托夫在新时期初期是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苏联作家，他特别重视的是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之前的作品。冯骥才则坦言自己“喜欢艾特玛托夫，帕乌斯托夫斯基和安东诺夫”，并称赞“艾特玛托夫是一位很风趣的作家，许多中国读者爱读他的作品。”作家迟子建多次访问俄罗斯，然而那时候的艾特玛托夫长时间住在欧洲，“有人说，艾特玛托夫因为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而耿耿于怀，所以后期的他试图在艺术趣味上向诺奖‘靠拢’。如果是这样，这是他文学生命最大的悲哀。要知道，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他早就是诺奖得主了，只不过那个形式最终没有履行而已。艾特玛托夫的死，可能意味着那片土地上，最后一位文学神父离去了。”此外，如朱春雨、意西泽仁、乔良、古华、杨显惠、刘玉堂、高维生、孙惠芬、曹乃谦、刘醒龙、王树增、红柯、温亚军等作家都曾受过艾特玛托夫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影响。

　　艾特玛托夫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无疑和俄苏文学对中国的影响之间存在着整体相通的地方，那浓郁的人道主义情绪，对底层人民的关心和尊重，女性崇拜情绪等，不过像他小说中鲜明的民族风情、地域风情，独特的熔神话、传说为一炉的小说写法，把人和动物的故事并置中表现新鲜的生态意识等都对中国作家产生过较为独特的影响。

二、人性与人道：艾特玛托夫创作观的生命底色

艾特玛托夫出生于一个农牧民家庭里。由于父亲在他九岁时就蒙冤致死，艾特玛托夫从高干子弟堕入生活的底层，但祸兮福所倚，他从底层人民那里充分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和温情，更饱经世事，谙熟民间的神话传说，为今后的作家生涯积累了宝贵的文学素材。

　　艾特玛托夫的作家生涯是从1952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报童玖伊达》开始的。随后几年内，他相继发表了短篇小说《阿什达》《修筑拦河坝的人》《在旱地上》等。这些小说基本上处于练笔阶段，都是对当时苏联主流文学的模仿，主要写吉尔吉斯山村中的新人新事，属于思想正确但艺术稚拙的习作。但是到了1957年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面对面》，早期艾特玛托夫式的风格便豁然朗现了，鲜明浓郁的民族风情、底层人民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优美的自然景物描绘、流畅绵密的叙述语调、精彩绝伦的细节安排、原汁原味的现实主义风格等因素跃然纸上。等到1958年中篇小说《查密莉雅》发表时，艾特玛托夫便展现出了文学大家的惊艳风姿，后来该小说被翻译成法语，法国作家阿拉贡惊为描写爱情最优美的空前杰作。此后，艾特玛托夫神明天纵般的文学之才便一发不可收拾。

　　纵观艾特玛托夫的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此阶段的小说风格清新自然，基调昂扬乐观，大多讴歌底层人民的淳朴和善良，抒发作者对人性和人道的铿锵信心。《面对面》通过赛伊德形象反映了卫国战争时期吉尔吉斯人民的坚韧和善良。《查密莉雅》则通过查密莉雅和丹尼亚尔那最初欲发又止、最终灿若莲花般的爱情反映了吉尔吉斯民族的浪漫多情以及对大地、对生活的深厚之爱，让人性之旗猎猎飘扬。《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则通过伊利亚斯得而复失的爱情悲剧展示了人性的优美婉曲。《第一位老师》中的玖依申和《母亲—大地》中的托尔戈娜伊则展示了底层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忍受苦难的广博浩大的生命精神。这些小说的心理描写极为细腻动人，人物形象富有典型性和立体感，对中亚独特的自然美景的绚丽描绘和对吉尔吉斯的民风民俗的简笔勾勒互为呼应，营造出浓郁的中亚地域风情，抒情性和议论性的笔调在朴实流畅的叙述中渲染出较为鲜明的浪漫主义抒情风格。

　　第二个阶段是指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此阶段的小说和第一个阶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原先的单纯被随着对人性和现实更为深入的洞察而来的复杂性代替了，原先的浪漫多情被更富有现实感的批判精神、对人性更深的忧虑代替了，原先的主观性、抒情性被凝练深邃的客观性、哲理性超越了，原先朴实单纯的叙述被神话、传说、多线索情节等因素大大地扩充了。《永别了，古利萨雷》就更为关注当时现实社会中的官僚主义对人性、对美好生活的毒害问题，像骏马古利萨雷和牧民塔纳巴伊的坎坷命运中虽然也曾闪现出《查密莉雅》那样浪漫的人性之光，但更多的是现实的扭曲、命运的屈辱、人心的悲怆。这些小说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大量的民间传说和神话的出现，像《永别了，古利萨雷》中吉尔吉斯民族的民间传说《骆驼妈妈的哭诉》和《猎人之歌》如泣如诉，委婉缠绵，真是展示了牧民塔纳巴伊这块百炼钢心中那绕指柔一面；而《白轮船》中关于长角鹿妈妈的传说把过去、现在、未来的世界融为一体，让人性的真实面貌在历史长河中展露无遗；《花狗崖》中的野鸭鲁弗尔、鱼女、小蓝鼠的民间传说，点亮了茫茫海雾中的人性之灯，使得地老天荒的世界中绽放出幽蓝的人性之光。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直到作者去世。这个阶段的小说显示了艾特玛托夫更为宏阔的融古今为一体、措四海于笔端的气概，他的行星思维（全球思维、全人类的整体意识）已经成熟，他继续肯定着底层人民的美与善，同时也寻找着人类精神中先知式的人物；他继续书写着种种爱情的浪漫和华美，但同时也不断地展示着爱情中人性撕裂的悲怆和无奈；他继续关注着苏联和吉尔吉斯当地种种恼人的社会问题，但同时也从中透视着现代文明、现代人的普遍痼疾，甚至襟怀雄奇地展示着全球性的核战争、生态灾难等攸关人类整体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而且到了后期，艾特玛托夫明显走向了一种对人性人道的宗教思考中去了。像《一日长于百年》中叶吉盖、卡赞加普、阿布塔利普等人代表着底层人民的顽强生命力，而古代的柔然人、争夺全球霸权的当代美苏两国都是残暴的奴役力量的代表，正是他们导致了整个人类的不幸生存。《断头台》中，牧民鲍斯顿的锐意改革和踏实勤谨还在延续着《永别了，古利萨雷》中的牧民塔纳巴伊的精神，而阿夫季那种要挽狂澜于既倒的精神就是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先知精神。这种先知精神在《卡桑德拉印记》中的“宇宙僧人”费洛菲、《崩塌的山岳》中的萨曼钦等人物身上得到延续，这其实反映了艾特玛托夫对人性与人道的另一种期望，那就是只能由这些先知式的人物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来唤醒绝大多数沉迷于欲望的芸芸众生，那样未来的世界才有希望，人性之旗才能继续飘扬。与第二阶段的小说创作一样，艾特玛托夫在此阶段继续展示着神话、传说在小说中的重要意义。像《一日长于百年》中的曼库特和乃曼—阿纳、赖马雷和白姬梅的传说，乃至林海星文明的科幻故事，都极为脍炙人口，使整部小说获得了辐射性的思想穿透力和艺术魅力。而《断头台》中的耶稣基督的故事、桑德罗的故事，《崩塌的山岳》中的吉尔吉斯民间传说《永恒的新娘》等都是构成了小说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并起到画龙点睛的妙用。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艾特玛托夫在此阶段的小说继续编排了动物故事，例如《一日长于百年》中的骆驼卡拉纳尔的故事，《断头台》中的公狼塔什柴纳尔和母狼阿克巴拉的故事，《崩塌的山岳》中的天山箭雪豹的故事，都非常神奇动人，而且诠释了艾特玛托夫的尊重生命、尊重自然的生态意识。

　　应该说，从第一个阶段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再到第三个阶段，艾特玛托夫是在不断地攀登着神圣的缪斯之山，他的步履越来越沉稳，眼光越来越宏阔深邃，对人性和人道的洞察越来越直击要害。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已被翻译成170多种文字出版，总印数达4000万册。在德国，据说几乎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本他的作品。甚至一个世界上总共只有4万多人的民族——萨阿米人，也用本族语言出版过他的小说。因此，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艾特玛托夫是当之无愧的“国宝级”的人物。

　　早在艾特玛托夫七十周年诞辰时，俄罗斯学者加切夫就曾说：“他原来确实是吉尔吉斯舍克尔游牧村的一个男孩子，最初受到畜牧业方面的教育，接着成了一名畜牧工作者，并在后来的岁月里留下了这项工作的轨迹。他好像一枚火箭似的从地面最低处的人类中飞入了世界文化的苍弯，并给世界文化带来了直到那时还是奥秘的瑰宝：使地球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各民族的读者都感到亲切的情节、形象、思想和语言。……在艾特玛托夫的身上体现了世界精神的许多阶段:古代神话创作者的才能 (我们会想起关于曼库尔特人的神话)，荷马史诗时代，基督式的内心精神世界的展示，文艺复兴时代个性的巨人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和科学幻想。”当然，我们需要知道，艾特玛托夫也不是凭空出现的，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他也只是人类绵绵不绝的精神发展史中的一环，他充分地继承了俄罗斯文学和吉尔吉斯文学传统，汲取了莎士比亚、托马斯·曼、海明威、福克纳、马尔克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思想艺术营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很难在世界经典作家中区辨出谁来。看来，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西方经典作家们宝贵的创作经验熔为一炉的时刻已经到来。因此，我对待经典作家的态度就像对待太阳一样。我的‘太阳’来自托玛斯·曼、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艾特玛托夫不断地从他的“太阳”那里汲取能量后，最终他自己也慢慢地放射出光明来，并成为其他后来者的“太阳”。

三、借鉴与超越：开拓艾特玛托夫研究与传播新空间

艾特玛托夫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研究无疑也是一个较重要的研究课题。在此方面，我国学者也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我国学者较为关注艾特玛托夫与张承志的关系。江少川的论文《〈永别了，古利萨雷〉与〈黑骏马〉》就分析了张承志小说在民族色彩、结构形态和抒情风格等方面对艾特玛托夫的借鉴。谢占杰的论文《〈黑骏马〉与〈永别了，古利萨雷〉》则指出两部小说在结构和音乐旋律的采用方面存在着联系。林为进的论文《从草原深处找到旋律的两位歌手——张承志和艾特玛托夫》认为，两位作家都喜欢歌唱“母亲—人民”爱的博大和深沉，叙写“母亲—人民”是给人以温暖和动力的源泉，在创作中或多或少流露出那么一点“忧患意识”，往往是熔叙事、抒情于一炉，都是努力塑造民族性格而具远大抱负的作家。而韦建国的论文《敢问路在何方：皈依还是超越？——试论张承志与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及其文化功用》认为艾特玛托夫的影响是张承志体认天山民族心情、将自己的精神探索向宗教领域延伸的原因之一。艾特玛托夫经历了对本民族伊斯兰文化和俄罗斯基督教文化的两次超越，达到了促进不同宗教文化融合、统一的世界文化层次。张承志则背离汉文化传统皈依伊斯兰教，用被他拒绝的汉语言诉说实际上说不清的哲合忍耶派，结果失去了读者。

　　韦建国等主编的《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中的第四章《高建群：借鉴与超越》主要分析了高建群早期的小说对艾特玛托夫的借鉴，尤其是女性崇拜情结方面受到艾特玛托夫的影响，但是它指出当高建群展开对陕北高原的描绘后就超越了艾特玛托夫。徐其超则就艾特玛托夫和意西泽仁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他的《浪漫的现实主义——艾特玛托夫、意西泽仁创作风格论》，《小说与音乐的联姻——艾特玛托夫与意西泽仁比较观》，《论意西泽仁对艾特玛托夫的接受》等论文主要论述了艾特玛托夫小说的现实主义、音乐性、浪漫情调等对意西泽仁的影响。

　　当然，在艾特玛托夫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研究方面，较早有系统的研究还是唐芮的硕士论文《艾特玛托夫在中国》。该论文先是大致梳理国内对艾特玛托夫的译介情况、研究概况和艾特玛托夫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大致影响；进而分析艾特玛托夫在20世纪80年代被中国人广泛接受的原因，主要包括政治文化方面的契机、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双重效果、现代主义冲击下新的探索以及民族特色带来的吸引力等四个方面；随后分析了艾特玛托夫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失落的原因，主要包括苏联解体的波及、中国市场经济的冲击、个人政治地位升迁的影响以及宗教思想倾向加剧引起的非议等四个方面。应该说，该论文对艾特玛托夫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的研究是有开创性的，它逻辑清晰，条理分明，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能够让读者初步了解艾特玛托夫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的大致情况。但问题也是非常鲜明的，由于该论文仅是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受限于既有的知识视野和学术历练，它对所有问题只能停留在最表层的指证上，缺乏深入的开掘和论述，例如对中国当代作家到底是如何受到艾特玛托夫影响的就基本上没有涉及，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潮和作品也非常不熟悉，因此这直接限制了该论文的学术视野和理论价值。

　　最后，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史锦秀的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学术专著《艾特玛托夫在中国》。该论著更为系统而细致地梳理了艾特玛托夫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对中国专家学者研究艾特玛托夫的论文和专著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归纳和整理；还重点分析了艾特玛托夫对张承志、张炜、路遥、高建群、意西泽仁等中国作家创作如下三个方面的影响，在对自然与社会关注中凸现“人”的价值、在对理想的追求中展示崇高的精神价值以及严峻而朴实的现实主义与理想色彩；并分析了中国作家对艾特玛托夫的民族接受的共同性和个人接受的相异性。与唐芮的硕士学位论文《艾特玛托夫在中国》相比，史锦秀的论著自然是视野更为开阔，内容更丰富，她对既有的研究艾特玛托夫的学术成果梳理更完整，而且能够深入到中国作家的具体作品中去分析艾特玛托夫的影响，这样就使得影响研究落到实地了，而不是凌空蹈虚。不过该论著依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例如对艾特玛托夫到底在何种文化语境和文学背景中被中国作家接受的，中国作家接受的独特性，中国作家对艾特玛托夫的误解和误读等重要问题都没有涉及，而对王蒙、张贤亮、朱春雨、迟子建、红柯、温亚军等受到艾特玛托夫鲜明影响的中国当代作家也不曾涉及，因此该论著对艾特玛托夫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较大的盲点。

　　虽然既有的研究成果已经较为丰富，但其中存在的欠缺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艾特玛托夫对中国作家作品的影响研究中还有许多地方尚未落到实处，许多细节性的问题尚待填补，许多空白性的研究领域尚待拓展。例如大家常说艾特玛托夫对王蒙有影响，但到底是何种影响，小说《歌神》到底受到艾特玛托夫的《查密莉雅》何种影响，至今尚未见学者论述；至于像路遥、张贤亮、朱春雨、杨显惠、红柯、温亚军等作家受到艾特玛托夫何种影响也都没有专题论文加以论述。其次，既有的影响研究都未把艾特玛托夫的影响放置到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整体发展背景上来把握，从而也无法确切地阐释艾特玛托夫为何会对中国作家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中国作家都是如何接受艾特玛托夫的，到底接受了什么，误读了什么，拒斥了什么。这些问题不能解决，更为丰富的文学史内在问题就无法显现。这自然与既有的研究者的专业背景有关，他们基本都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问题存在着一定的隔膜。再次，既有的研究没有凸显出不同的中国作家接受艾特玛托夫的不同之处，从而也就无法发现中国作家在接受艾特玛托夫后呈现出的独创性，这样就会遮蔽中国作家的成就，无法在较高的层面上总结我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独特经验。因此，研究现状的欠缺昭示着新的研究前景，进一步的研究必须尽快拓展。

　　哈尔滨学院人文学院

　　注释：

　　[1]鲁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3页。

　　[2]茅盾：《果戈理在中国——纪念果戈理逝世百年》，《文艺报》1952年3月第3期。

　　[3]汪介之：《文学接受与当代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语境中的俄罗斯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张承志：《诉说——踏入文学之门》，载《民族文学》1981年第5期。

　　[5]冯骥才：《冯骥才谈俄苏文学》，《苏联文学》1985年第1期。

　　[6]夏榆：《最后一位文学神父离去了》，《南方周末》2008年6月18日。

　　[7]【俄罗斯】格·加切夫：《草原、群山和行星地球——为艾特玛托夫诞辰七十周年而作》，袁玉德译，《当代外国文学》2000年第1期。

　　[8]浦立民：《“严格的现实主义”——谈艾特玛托夫的创作特点》，《苏联文学》1985年第4期。

　　[9]江少川：《〈永别了，古利萨雷〉与〈黑骏马〉》，《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2期。

　　[10]谢占杰：《〈黑骏马〉与〈永别了，古利萨雷〉》，《许昌师专学报》1987年第4期。

　　[11]林为进：《从草原深处找到旋律的两位歌手——张承志和艾特玛托夫》，《小说评论》1988年第4期。

　　[12]韦建国：《敢问路在何方：皈依还是超越？——试论张承志与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及其文化功用》，《新疆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13]韦建国等主编：《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

　　[14]徐其超：《浪漫的现实主义——艾特玛托夫、意西泽仁创作风格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

　　[15]徐其超：《小说与音乐的联姻——艾特玛托夫与意西泽仁比较观》，载《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3期。

　　[16]徐其超：《论意西泽仁对艾特玛托夫的接受》，《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

　　[17]唐芮：《艾特玛托夫在中国》，湘潭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18]史锦秀：《艾特玛托夫在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