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况与呈现:一种新历史小说的时间镜像
◎ 邱华栋
一、酿造历史的想象之蜜
我平时喜欢读闲书,也读了不少历史书。当初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中文系的学生要把文、史、哲都打通才行。所以,虽然念了中文系,但读的书,文、史、哲都有。在阅读历史著作的时候,我时常会萌发写些新历史小说的念头。于是,陆续写下了一些中短篇历史小说,后来收在《十一种想象》这本集子里,其中有三部是中篇小说:《长生》《安克赫森阿蒙》《楼兰三叠》,其余八篇是短篇小说。从题材上看,中外都有,不同历史时期都有,都是依据一些史实展开的想象,面对历史去酿造时间之蜜。
收在这里的《长生》,写的是13世纪初期,丘处机道长正在成为人间新霸主的成吉思汗的召请,不远万里,前往如今的阿富汗兴都库什山下与成吉思汗面见的故事。我在武汉上大学的时候,读了丘处机的一些诗作,非常喜欢,就对这个人物发生了兴趣。因此,才有了《长生》的中篇版和长篇版。《安克赫森阿蒙》是一篇关于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小说。图坦卡蒙的死因到现在都没有定论,十分神秘。我某年出国,在异乡的宾馆里看到了一部纪录片,讲的就是考古学家对图坦卡蒙的金字塔进行发掘的情况,有一天兴之所至,就写了这篇小说。《楼兰三叠》分成三个部分,其中,第一个部分是楼兰毁灭的想象,第二个部分,是斯文·赫定发现楼兰的情况,第三个部分是我本人在去年去楼兰的所见所闻。等于说,这篇小说由历史到现实,由远及近,由想象到今天,上下穿越了一千多年。
至于《一个西班牙水手在新西班牙的纪闻》《李渔与花豹》《鱼玄机》这三个短篇,是2000年之前就写了的。这几篇小说的主人公分别是十六世纪的西班牙水手、明末清初的大文人李渔、唐代中期的著名女诗人鱼玄机等等。后面几篇是我新近写的。《瘸子帖木儿死前看到的中国》,讲述了瘸子帖木儿险些对明朝中国发动战争的故事。《玄奘给唐太宗讲的四个故事》取材于《大唐西域记》,我挑选了几个对唐太宗应该有触动的故事,由玄奘亲口讲给了唐太宗听。我一直很喜欢《韩熙载夜宴图》,在《三幅关于韩熙载的画》的写作中,我想象了历史上失传的、关于韩熙载的另外两幅画的情况,以及韩熙载和李煜之间的关系。《色诺芬的动员演说》取材自色诺芬本人的著作《长征记》。我一直对希腊罗马时期的历史著作有兴趣,这篇小说不过是随手一写。《利玛窦的一封长信》则是我有一天去北京市委党校,看到利玛窦的墓地之后,产生了写一篇小说的想法,取材于他的《中国札记》和史景迁的研究著作《利玛窦的记忆之宫》。
一切历史小说也都是当代小说,正如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在写这些小说的时候,有意地、尽量去寻找一种历史的声音感和现场感,去绘制一些历史人物的声音和行动的肖像。这十一篇历史小说,于我是一种题材的拓展和大脑的转换,假如能给读者带来一点对历史人物的兴趣和会心的微笑,我觉得就很好了。
二、呈现历史的复杂境遇
前面我说了促使我写《长生》的机缘,要追溯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十多年前,我又读到了李志常道人撰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里面详细记载了丘处机不远万里,前往现今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下,和成吉思汗见面讲道的过程。这本书促使我萌发了一个想法,想依据它写一本小说。我后来一直没有动笔,可能是我还没有找到语感和切入的角度吧。前年,在山东的昆嵛山上,我仔细地寻找过丘处机的行迹。昆嵛山是一座非常有灵气的大山,我在山中的雨雾中仿佛看见了全真七子修炼的身影。昆嵛山上的神清观如今已经重建了,仙气弥漫,当年全真教几位开创者修炼的地方,如今都还在,仿佛昨天他们才离开一样。我当时就想,要根据他的弟子李志常的回忆录,写一本关于丘处机西行的历史小说。
丘处机所处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时代。辽、宋、夏、金、蒙元,还有西辽、吐蕃、大理这些地方政权互相替代、融合与交战,形成了一派多民族文化融合交流的局面。那样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自然会有传奇产生。丘处机以七十岁高龄,不远万里前往阿富汗,给新崛起的人间霸主、可汗成吉思汗讲道,这就构成了传奇。从各个方面来说,这一历史事件都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也是我能够展开丰富想象的素材。
我常常在想,现在写历史小说,一定要进入到历史人物的内心里,书写出历史的声音肖像。在这方面,我最喜欢的作家是法国作家尤瑟纳尔。她所写的《哈德良回忆录》《熔炼》对我影响很深。我一直不大喜欢当代中国的一些历史小说,我觉得,那些小说无论是语言还是写法上,都过于陈旧,大都在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外面打转,没有进入到历史的复杂境遇和人物的内心,也无法逼近历史的现场,没有创造出历史小说的新境界。
等到我自己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发现,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由于丘处机是历史人物和道教宗师,我的书写必须要依据基本的历史事实来展开,这样我写小说的时候,想象力就无法展开,就会拘泥于历史的事实,不会越雷池一步了。好在这样的写作也是有趣的。于是,最后就写成了这个样子。
三、描绘历史的声音肖像
有一段时间,我居住在北京郊区一个被青藤覆盖的红色砖房里,那里空气清新,后来女房东把房子卖给了我。她丈夫是一个德国人,这个德国人很喜欢搜集中国各式古旧家具。这些家具大多都是清代末期的,很少一些是明式家具,其中,有四扇高大的柴木屏风高高地挂在客厅里,打开来,可以把餐厅隔开。那个德国人,一定是非常喜欢中国文化,要不然他不会搜集一屋子古旧家具,包括这四扇屏风。他在屋顶安装了滑轮,屏风打开来,就会把客厅隔成餐厅和起居室,合起来的话,四扇屏风会紧紧贴在一起,靠墙而立。我有时候就经常打开着几扇屏风,发现屏风上面雕刻了很多人物,他们栩栩如生,在屏风上活动。那些人物都是古代中国人,来自古代文化传说,他们演绎了一些道德劝诫的故事。也是在那段时间里,我的阅读兴趣转到了一些来华的外国人写的游记、日记、探险记等著作上。在明清两代,来过中国的外国人,他们有旅行家、作家、传教士、外交官、军人等等,都写了书,那些年也翻译了不少外来著作,我很喜欢读。以他者的眼光来打量中国,是一个有趣的视角。读了几十本,读着读着,我坐在沙发上,打开这屏风,凝视着上面雕刻的那些穿越了时间的人物故事雕塑,感到了一些神秘的东西。我忽然萌发了写几本历史小说的想法,于是决定写作《中国屏风》系列小说了。
长篇小说《贾奈达之城》是其中一部,这本小说,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人物,书中的女主人公戴安娜·西普顿是实有其人的。1946年到1948年,她和丈夫、英国驻印度政府派往新疆喀什噶尔的最后一任总领事艾瑞克·西普顿,一起翻越了中亚极其高拔的群山,抵达了中国新疆,在那里生活了两年时间。他们夫妇还是登山家,攀登过喀什噶尔附近和帕米尔高原上很多高峻的山峰。
在新疆,戴安娜度过了她一生中十分值得留恋的岁月,对新疆,尤其是中国少数民族,比如柯尔克孜族和维吾尔族,都充满了欣赏和感情。戴安娜是偶然和中国古老的土地发生联系的一个西方女性,所以,她的感受是很有意思的。她后来把这段生活写成了回忆录《古老的土地》,1950年在伦敦出版。199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中,收录了这本书的中译本,叫作《外交官夫人的回忆》,和另外一个外交官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的回忆录两本合一出版了。我的这部小说就是根据她的回忆录的主要线索,然后经过了艺术加工和想象,创作出来的一部已完全不同于她的那本回忆录的独立作品。后来,我进一步修订了这部小说,找到了更多的历史复调的线索:凯瑟琳·马嘎特尼的丈夫、第一任印度英国政府派驻喀什的总领事,中文名字叫马继业,他的爸爸娶了太平天国一个王的女儿,他是一个中英混血儿。更有意思的是,1793年英国派往中国的特使马嘎特尼,也是他的遥远的家族先辈。这家人和中国的关系这么的源远流长,因缘际会,使得我在修订的时候,增加了小说的多层次的时间感。
在《贾奈达之城》这本小说中,我尽可能地放大了两个部分的世界和内容:外部的世界和戴安娜内心的世界。这都是戴安娜·西普顿的回忆录里没有的。当时,外部世界相当混乱和激荡:印度在甘地的带领下,正在进行着印度的独立自治运动,英国和苏联俄国在中亚紧张对峙,而中国大陆也在两党军队的最后决战当中。所以,在这个时刻,一个外交官夫人的内心深处有着什么样的感情,是我着重要探询的。我用想象虚构了这个令人尊敬的英国妇女的生活和世界。我想和当下的阅读趣味适当拉开距离,独辟蹊径,去寻找和创造一个遥远复杂的世界。
四、捕捉历史深处的镜像
《单筒望远镜》也是系列小说《中国屏风》之一。《单筒望远镜》的写作因由要追溯到很久以前了。1992年,我从武汉大学毕业之后来到北京工作。开始我在北京市经委下属单位工作,经常在市政府所在的正义路和东交民巷附近出没。我按照民国时期出版的一份地图,按图索骥地寻找过去那些外国使馆的具体位置,发现岁月的沧桑惊变,已经使历史上的建筑完全地更换了面貌和主人,几乎都找不到当年的踪迹了。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我自己也经历了这个城市旧貌换新颜的巨大的拆迁改造过程,旧北京进一步地消失了。某一天,我参加了北京一家电脑公司召开的一个建筑文化讨论活动。这家公司在建筑学家张永和先生的协助下,把北京城的旧城门现状的照片,和用电脑复原的过去城门原貌进行了巧妙的叠加,并且进行了有趣的对比。那天来了很多的建筑学家和文化评论家,大家以讨论和观摩的方式,表达了对已经消失并且永远都不会再来的北京旧城的缅怀。期间,还放映了一部很短的三维动画片,在那个片子里,展现的是北京巍峨的城墙和城门楼子,一队清朝的士兵正在一个骑马将军的带领下出城巡查,一只老鹰飞过城墙所卫护的城市,它看见了灰色基调的美丽的老北京城……我忽然觉得十分的感动,为已经消失的东西———为这个伟大城市的那些消失的城墙和城门,以及她的人民的生活方式。这以后,我又看到了张先得先生画的一系列关于北京城门的水彩画,以及他编著的《明清城垣和城门》,这成为了我想象1900年北京的图象资料。我又从李敬泽那里借得了英国人普特南·威尔所著的《庚子使馆被围记》和《瓦德西拳乱笔记》,成为我写作本书的重要参考资料。
这部小说在结构上分为三个部分,由三种文体构成,分别是书简、话剧剧本和回忆录,暗示此小说的作者和作者我本人有一种疏离关系,也使小说本身具有了间隔效果。小说叙述的时间在这三种文体内是延续向前的。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文体和结构,是因为我深受最近一百年来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眼下的无国界作家的影响,已经无法用十分传统的手法来写作了。因此,我会在结构变化每一部作品,使之具有某种新鲜的东西,也使我自己保持写作的热情和兴趣。对于我来说,每一次的长篇小说写作,都意味着新的出发和新的困难。我不再视写作为一种享受了,而是一种艰难的挑战。不管成功与否,我的足迹是留在这里了。
五、定格历史空间里的人
《骑飞鱼的人》也是系列长篇小说《中国屏风》之一部,小说的情节主干取材于一个真实人物的经历。他叫A·F·LindLey,可以翻译成林德利,曾经参加了英国海军,1859年来到香港,辞掉了海军的职务之后,来到了上海,后来又于1860年进入到太平天国控制区。他认识了当时太平军的重要军事领袖忠王李秀成,得到了忠王的委任,成为太平军的一个战友和志愿军成员,他和自己的未婚妻、几个朋友一起参加了忠王组织和领导的多次战斗,而且相继失去了他们。1864年上半年,在太平天国运动即将覆灭的前夕,他离开了中国,回到了英国。回国之后,他写了同情太平天国运动、并向欧洲读者介绍太平天国运动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1866年由伦敦一家出版社出版,翻译成中文大概有五十万字。这本书于1962年在王维周和王元化父子翻译下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出版。不过,由于他写作这本亲历记是为了向普通的英国读者介绍太平天国运动,作者在描写自己的经历,运用了虚构的手法,里面有一些和历史事实有出入的地方。而我就是根据王元化翻译的这个版本,取材了其中林德利记述的自己的主要经历,加工创作了这部已不同于那本回忆录的小说。《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出版的时候,夏衍先生曾经建议别人根据这本书,撰写一个电影剧本,想把这个林德利的故事拍摄成电影。而冯雪峰先生也曾经告诉当时年轻的译者王元化,说自己想根据本书和忠王作战的实际线路进行踏勘,写作一本长篇小说。而今,我终于把这个工作完成了,我想,王元化老先生也会很高兴的吧!毕竟,小说在艺术想象和虚构之下,已经变成了飞翔的一个东西,和作者的回忆录大不一样了。我写的是一部历史上实有其人的虚构的新历史小说,一些地方通过我的想象,加入了很多情节和元素进去,使这本书构成了我有趣的写作经验。
六、回望历史深处的风景
《时间的囚徒》是系列长篇小说《中国屏风》的最后一部,我前后断断续续写了五年。早在2010年,我就写了第一稿。在那一稿中,只有两条线:中法混血儿右派的线索和1968年法国“红五月”的线索,两条线索交织叙事。我依据的材料,有一些是关于法国“红五月”的史料和评论、亲历记等。2013年春夏,我在写第二稿的时候,将中法混血儿右派这条线索,进行了重述,我采取了亡灵视角的方法,将鲍若望的回忆录进行了大幅裁剪、取舍,保留了我最感兴趣一部分,也是与主人公命运最贴近的一些素材。2015年春夏写了第三稿。这一稿,我加进了第一代法国人的故事,他作为八国联军来到中国的奇特经历,从而使得这部小说具有了三个历史层次,和时间叙述的层面。《时间的囚徒》这部小说里的三代法国人,他们分别经历了庚子事变、右派八年和法国巴黎“红五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本书有两种读法,因为是三代人、三条线,你既可以按照我现在的章节顺序阅读,可以感觉到不同时间和时代的差异,感受到历史变换的复杂感受。还有一种读法,就是将三代人的故事跳着读,读第一代人的故事,按照一、四、七、十、十三……的节奏来阅读,读第二代人的故事,就按照二、五、八、十一……的顺序读下去。可能会有不同的感觉。
为了写这部小说,我曾经借出访的机会,寻找法国“红五月”的踪迹,将“红五月”时期巴黎的一些学生运动发生的主场,比如大学校园、大街、剧院和工厂,都实地看了看,也阅读了几十本关于法国“红五月”的书。这些实地勘察和阅读经验,都化进了这本书里。而中法混血儿“右派”这一条线,我也实地去钟鼓楼片区、草岚子胡同、陶然亭第一监狱、良乡监狱旧址实地察看,感觉历史的风云变幻。前些年,我有一次跟随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研究员傅光明,拍摄老作家从维熙的资料纪录片。我们一起去了从维熙老师劳改的天津清河农场,一些印象都用上了。写这样的小说,要消化历史材料,要使用别人的材料,还要实地查看,并编织成一个虚构小说的架构,来铺陈人物在时间和历史中的命运。
人,是时间的囚徒,历史的负载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对于作家来说,将那些时间深处的过客的影子捕捉到,可能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作者单位: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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