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燕玲

　　从版权角度看文学期刊生存的困境

　　◎ 朱燕玲

一、新媒体时代报刊版权面临新问题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期刊曾经享有极高的地位，哺育了无数精神饥渴的中国人。但九十年代之后，文学期刊的地位逐渐下降，随着它承载的内容主体——纯文学作品在社会上从神坛步入日常，在高度商业化娱乐化的今天，不得不承认，文学期刊已几成曲高和寡之物，其影响的范围多限于行业之内。如果完全按照商业规律，以盈亏论存亡，全国文学期刊存在的数目应该远低于目前的几百种。然而，由于社会文化体制的特殊需要，文学期刊还将继续存在。比如说，各级作协就均拥有自己的刊物，承担着培养本地作者的义务。于是，它一方面依赖于国家文化政策的保护，一方面也需要在竞争中迎合读者的需求，扩大影响力，树立品牌，争取成为一方文化名片，同时也同样面临市场压力和阅读环境的严峻挑战。

　　作为创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期刊社的尴尬现状还体现在，它一方面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投入，另一方面在法律层面它获得的权益保护却极为薄弱：根据现行的《著作权法》，期刊社投资发表作者的作品，却并不拥有作品的专有版权。全国文学期刊的运营，相当程度上，依赖的是一套惯性的互相默认的模式，经不起仔细推敲，有悖现代商业逻辑。

　　期刊社对自己的权益一般简单采取在版权页标示“声明”的办法伸张，认为投稿者即默认接受声明中的条约。在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不发达的过去，这个约定俗成基本不成问题。但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今天，这个约定俗成遭到了挑战，有的观点甚至认为，自媒体时代，作者为大，作者有权一稿多投多发，使自己的劳动效益最大化，刊物只是平台，无权限制。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纸刊的版权边界，急待厘清。

二、45家文学原创期刊联合声明

由于自媒体在发表和传播上的快捷优势，长期卡于瓶颈的发表欲得到了巨大的释放，发表变得容易甚至随意。它对纸刊的影响之一，就是带来了一稿多发现象的频频发生。

　　2016年5月20日，45家原创文学期刊联合发表声明，抵制抄袭、一稿多投和一稿多发。但反响却令人意外：期刊界原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重申职业操守，呼吁大家以诚相待，不想竟遭到作者群体的反击，一时令期刊界愕然。作者方的理由总结起来如下：

　　1.认为一稿多发的根源在一稿多投，而一稿多投是作者的权益。依据是《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著作权人向报社、期刊社投稿的，自稿件发出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收到报社通知决定刊登的，或者自稿件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收到期刊社通知决定刊登的，可以将同一作品向其他报社、期刊社投稿。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2.认为有的期刊稿费过低，发行量很小，无权要求作者只发一家，作者有权一稿多发。

　　3.不管是限制一稿多投还是一稿多发，都损害了作者的权利和自由，认为期刊无权惩罚。

　　而期刊社一方也有充分的理由反驳：

　　1.期刊版权页都写有类似这样的明确声明：“来稿有三个月审稿时间，三个月后可自行处理”，投稿即意味着同意此项约定，在三个月内不能他投。

　　2.原创期刊要求作品是原创首发，这是文学期刊品牌得以确立的重要基石，没有限制、未经双方同意的重复发表对读者不公，将导致有限的出版资源被少数作家重复占用。

　　站在期刊社的立场，它向作者付酬购买的是独家首发权，所以发表前要确认作品是否首发，而发表后也要防止别家媒体短时期内随意转载、重复发表。认为纸刊也应该像网络一样放开限制任意发表的观点，无视了网络发表和期刊发表的一个重要区别：稿酬。在文学期刊刊登作品，不仅涉及到版权，背后更涉及到稿酬等经济利益。期刊对作者是付酬的，网络发表很多是不付酬的，但凡是付酬的网络写作，就同样有不允许一稿多发的限制。作者可以在多个网站重复发表作品，前提是不付酬，或者网站认可。

　　如此，期刊出版者和作者对各自权益的理解有了分歧。

三、解读的分歧

《法制日报》记者就争论中涉及的具体问题咨询了有关法律专家，专家进行了如下解析——有关一稿多投和期刊声明：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原则上法律是禁止一稿多投的。“但是我们注意到，第三十三条规定中，有一个‘但书’——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这就意味着，著作权法对于一稿多投作了原则规定，但允许刊物和作者自行协商。有约定的从约定，无约定的遵照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目前国内文学期刊大都沿用多年以来的“三个月”期限，也就是有约定。作者既向期刊社投稿，就被认定为接受这一约定。

　　“因为在期刊刊登文学作品，不仅涉及到版权，同时与稿酬等财产权息息相关，此时期刊与作者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从法律专业的角度看，“‘期刊声明’的性质属于合同的要约，’三个月内禁止一稿多投’是其合同中的一个条款。当作者投稿，并无附带条件时，实际上是合同的承诺。此时双方合同关系成立，即作者应遵守合同约定中的‘三个月内禁止一稿多投’，否则即构成违约，而此时期刊以此拒绝支付其稿费报酬，也是合理合法的。”

　　假如作者不同意“三个月内禁止一稿多投”的条款，亦有反制方法：“作者可以在投稿时附带条件，作变更性说明，比如两周内没有收到被采纳意见就一稿多投，比如自己可以接受的稿酬范围等。从法律角度讲，这就是合同关系中的要约行为，作者提出订立新的合同。如果期刊不予回复且没有刊登，则没有构成合同关系；如果回复且刊登，则等同于新的合同关系的成立，而期刊则需根据新订立的合同尊重作者的合法权利。”

　　根据这个观点，版权页的声明具有法律效力，作者有异议需在投稿时提出，并得到期刊社认可，方可以在期限内合法他投。

　　实际情况是，期刊遇到的一稿多投而造成的一稿多发案例，均没有发现有作者在投稿时有附带说明。

　　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期刊社的声明不具备法律效力。依据是：国家版权局在《关于报刊社声明对所发表的作品享有专有出版权的意见》中说明：“报刊社发表作品，仅获得非专有出版权，只有著作权人有权声明不得转载、摘编和授权刊登此类声明。”以此推理，期刊社没有专有出版权，故无权限制作者一稿多投。

四、法律法规条文不明晰

就这些争议，有关刊社多方请教版权专家、查看相关法律文件及学术论著，试图找出明确的依据，遗憾的是不但没有得到清晰的答案，反倒发现一个事实：“就期刊出版涉及的利益关系而言，我国现行版权制度侧重于对作者和社会利益进行保护，而对期刊出版者的利益则处于弱保护状态。”现行的《著作权法》及其配套法规如《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送审稿》等，“对期刊出版者权的规定存在范围狭窄、边界不清、相互抵触等问题”，这本身体现了对期刊版权的不够重视，结果当然是对期刊出版者的权利保护造成了不利影响。

　　严格来说，期刊是商品（因为它是定价出售的），期刊社和作者的关系，实际是商业活动中的甲方乙方关系，须有合同作为基础。而长期以来，在期刊上发表作品和在出版社出版作品，手续上最大的不同是，前者不需要签订合同，这个约定俗成源于报纸和期刊刊登作品频率高、周期短、用稿量大的特殊性。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得到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3条规定：“产业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许可使用的权利是专有使用权的，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但是报社、期刊社刊登作品除外。”

　　怎样理解“报社、期刊社刊登作品除外”，关系到期刊社是否对作品享有天然专有使用权，而专家们意见不一。

　　回顾版权史，期刊社曾经明确拥有一年专有出版权。

　　1985年，文化部在《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第13条第4款规定：“期刊对在本刊上首次出版的作品享有一年的专有出版权。”但是，关于期刊专有出版权的规定并没有在1990年《著作权法》及其以后的修订版中得到延续，期刊失去了一年出版专有权。

　　其实，即使是享有一年专属版权的时候，原创文学期刊也没有严格享有过，它在文学界本就难以做到，这就是一直让原创期刊耿耿于怀的文学选刊问题。选刊的存在，影响原创期刊的生存。80年代，多家原创期刊曾经集体对选刊提出过抵制动议。但此后不了了之。原因有多种，比如，最著名的选刊之一隶属中国作协，它是各地作协的上级单位，而中国的文学期刊，大多是各地方作协所办，下级无法反对上级。再如，近年来，随着文学体制内的评审和考核均以选刊转载作为重要的考量，选刊更加身价百倍。此外，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商品经济对纯文学的冲击，文学期刊发行量萎缩，作者也希望靠选刊使自己的作品达到二次传播，让更多的人阅读。如此，多年来，抵制选刊的声音早已十分微弱，选刊已被默认，选刊的做法是向原创期刊支付少量报酬以获取合法权利。前几年，著名的原创期刊《收获》还坚持最后的抗争，曾经和所录用作家签署合约，双方约定拒绝选刊刊登。但是，这个行为也像强弩之末，在各种压力之下，《收获》实际上已经妥协，但仍然坚持需延期两个月选载。

　　那么，期刊社失去一年专有出版权后，究竟还合法拥有哪些权益呢？

　　《著作权法》第三十五条给出了答案，“出版者有权许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即期刊仅仅拥有版式的专有使用权。

　　什么是“版式专有使用权”？“版式”即印刷品的版面格式，而版面则是出版物页面上文字、图画及其他内容的编排形式。期刊的“版式专有使用权”是指期刊社就其所设计的期刊版面编排格式所享有的专有使用权。也有论者将它称为“版式设计权”、“版本权”。而此版式权还不包含期刊的封面及其他装帧设计。因为封面与装帧设计可以作为单独的作品而享有著作权。

　　显然，仅有这样的权益，对期刊经营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五、规避风险，签订合同

没有版权保护，原创期刊靠什么生存？

　　“出版业典型的盈利模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版权垄断性地出售作品复制件获得收益，典型的如图书；另一种是通过作品的大众传播获得广告或其他经营收益盈利，版权获得的收益所占比例较小，典型的如报纸。期刊的典型盈利模式也无非是上述两种，很多期刊是混合两种模式获利，既有版权收益也有广告等经营收入。”而文学期刊多数是两种模式都没有。它因发行量小而难有理想的广告收入，它也没有版权收入。

　　2015年12月1日，全国文学期报刊联盟在北京成立，这是一个抱团取暖的行为，对文学期刊的发展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一边是国家的扶持，一边刊物自身缺乏权益保护，后果将造成扶持资金随时合法流失，这如何使得文学期刊能够生成自我造血功能呢？

　　2014年6月，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修订草案送审稿）》第48条第2款规定这样表述：“报刊社对其刊登的作品根据作者的授权享有专有出版权，并在其出版的报刊显著位置做出不得转载或者刊登的声明的，其他报刊不得进行转载或者刊登。”

　　这个条款明确了期刊专有出版权是一种合同授权。也就是说，获得专有出版权的唯一办法是作者“授权”。

　　这看起来有所推进，但是并未对期刊社的实际权利给予增加，只是明确了权益，指明了获取权利的路径，即：现行法律之下，期刊社要规避风险，预防自己付出稿酬、约稿费用、编校费用、印刷费用、营销费用等之后，作品又在一定期限内被其他媒体重复发表（出于作者原因的如作品已行使过首发权，出于其他期刊原因的如转载、复制），只能仿照出版社图书出版的方法，逐篇作品和作者签订合同。

　　如果采用书面授权的方式成了唯一办法，就给刊期短、作者多的办刊者，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带来了压力。

　　有学者说，“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出路是在期刊出版实践中引入电子合同。自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电子商务示范法》中创造性地用“功能等同原则”将符合法定条件的数据电文视为书面文件的等同物以来，各国立法纷纷效仿，电子合同得到迅速推广。1995年，我国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4条规定：“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书面形式。”

　　但文学界的情况较为微妙。科技文章在权威期刊发表基本可视为此文追求的终点，而文学作品，即便在一家权威期刊发表，也只是此文的起点，长篇小说将很快出版单行本，单篇的很多也将收入合集，所以，作者一般不会愿意将专有出版权授予期刊社，那样将影响下一步的出版。

　　目前，有文学刊社已经开始和作者签订并非正规的合约，虽然合约的主要目的多是获取作品的电子版权的授权，也有附带获取影视版权的，但多数条件宽松，含义模糊，行文不规范，且仍是非专有版权。只有一些刚刚开始写作的年轻作者，才会同意签署专有版权，甚至愿意签署全版权运营的合同，为的是争取到一个强大的平台。

　　签署专有版权担心遭到作者拒绝，在激烈的竞争中流失作者，不签署，连防止一稿多发的措施也没有。原创期刊的应对可说是捉襟见肘。原因在于：国际上，文学期刊这个门类本来就是非盈利性的，多为一些基金会所办，或者是出版社为预告出版物而设。中国的国情使得文学期刊要在泛娱乐化的大潮中，既坚持纯文学的品味，又要遵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还想要市场份额，同时，也要比照大众出版物付出高标准的稿酬，因此不可能不变得无限尴尬。

　　作者单位：花城杂志社

　　注释：

　　[1][2][3][4]张琼辉：《刊物与作者需互相尊重合理共生》，《法制日报》2016年6月20日。

　　[5][6]许青青：《期刊出版者权的立法保护探析——〈以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为背景》，《出版广角》2016年第18期，第41—43页。

　　[7]张小强：《版权粗放经营尽显中国学术期刊出版短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8月29日。

　　[8]丁国良：《期刊专有出版权相关问题辨析》，《出版广角》2016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