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侯亮平形象为例
◎ 刘月新
主持人语：
《人民的名义》成为一部现象级的作品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该剧题材契合了近年来党中央反腐败斗争的要求，彰显了在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引导下，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所发生的新变。作品在主流意识形态和老百姓各阶层的审美接受之间找到了结合点，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被发扬光大，人物的性格与命运走向让许多观众欲罢不能，最终取得了口碑与市场的双赢。
本专辑就该剧（包括小说）的时代主题、人物形象、创作方法和传播路径等展开讨论，从学理层面对其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延伸性思考，同时也指出了其在审美意识、价值观念上的某些缺憾与误区。
吴卫华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以人民为价值标准，以“大风厂事件”和山水集团为叙事线索，凸显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官员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电视剧着力表现了汉东省官场的权力关系，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官员形象。这里有遵纪守法、自觉维护人民利益的正面官员形象，如侯亮平、陈岩石、沙瑞金、易学习；有欲望膨胀、官商勾结、以权谋私、侵害人民利益的赵立春、祁同伟、高育良等形象；还有为了追求政绩，大权独揽又不想受监督的李达康式的官员以及孙连成式的懒政官员。这些官员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构成了汉东省复杂微妙的政治生态。侯亮平受命于危难之际，带着神圣的使命重返汉东省，高悬反腐利剑，以机智、谋略和勇气挖出了盘踞在山水集团周围的一群贪官污吏，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弘扬了浩然正气，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
我们在观看《人民的名义》的时候，可以发现其叙事有一个明显的空白。作品对祁同伟、高育良、李达康、陈岩石、易学习、高小琴等主要人物背景的叙述都比较清晰，而对侯亮平这一核心人物背景的叙述则十分模糊，我们只知道他的妻子钟小艾是中纪委某室的副主任，行政级别高于侯亮平。与侯亮平背景的模糊叙述相反，电视剧对侯亮平的工作经历、工作作风与魄力叙述得清晰而饱满。他从汉东大学毕业，直接分配到汉东省检察院工作，由于其工作能力强，深得领导赏识器重，加上要解决和妻子钟小艾的两地分居，被直接调入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工作，升迁为反贪局侦查处处长，因陈海遭遇祁同伟的暗害，他又调回汉东省任反贪局局长，肩负着汉东省这个腐败重灾区的反腐重任。电视剧极力突出了他的胆识与魄力，他办案能力强，善于从细微处洞察案情的蛛丝马迹。他勇于担当，敢于霸气拦截李达康的专车抓捕欧阳菁，在接到停职调查的通知后敢于突击审讯刘新建，攻破了刘新建的心理防线，使案情取得重大突破。他只身深入虎穴，面临被狙击手射杀的危险而化险为夷，面对祁同伟的枪口毫无惧色，侃侃而谈。同省委书记沙瑞金谈话从容自信，不卑不亢，与高育良谈话锋芒毕露，屡占上风。短短四个月破获了错综复杂的案件，挖出了汉东省的一帮贪官污吏与不法奸商。从侯亮平的履职经历、办事风格以及其妻子身居要职等迹象来推断，他的背景应该不一般。但电视剧有意淡化了他的背景，留下了叙述缝隙与意义空白。我们可以对这一叙述缝隙进行症候解读，探寻作者意欲表达但又没有明确表达的隐性话语，阐释隐含在作品表层叙事背后的深层逻辑。
症候（也译为“征候”）解读来自于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阿尔都塞在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运用症候解读法探寻了深藏于文本内部的隐性话语。他认为，症候解读就是将文本中的空白、模糊与断裂作为症候，以此为缺口把握文本中沉默的话语。“单纯的字面上的阅读在论证中只能看到文本的连续性（the continuity text）。只有采用‘症候读法’才能使这些空白显示出来，才能从已说出的文字中辨别出沉默的话语（the discourse the silence），这种沉默的话语突现在语词的话语（verbal discourse）中，因而使文字叙述出现了空白，……”也就是说，由于作者受到视阈的局限或者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在文本的叙述中有意或无意留下了空白，这个空白属于文本中的沉默话语，表明了作者的某种深层意图。日本学者今村仁司解释说：“语言有空虚的时候，这空虚的场所就叫‘征候’。读懂这征候就是征候性解读。这种读法，使语言表层的连续性解体，或者是被朝两个方向撕开的语言状态表面化，从而诊断并解读真空和空虚的征候。”今村仁司认为，症候解读并不直接破解空无，而是将空无作为把握问题的入口，将其作为暗号来解读。从这一角度看，对《人民的名义》中的叙事进行症候解读，可以释放其中被压抑的隐性话语。
这个被压抑的问题就是侯亮平的反腐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反腐。从电视剧的题目与表层叙事来看，侯亮平是以人民的名义与法律的名义在反腐，广大人民（以大风厂的普通工人为代表）的利益诉求是其反腐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只有反腐才能重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改变官员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这是反腐的最大政治合法性。普通民众作为弱势群体，是沉默的大多数，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利益诉求常常缺乏直接表达的渠道与机会，必须有政党来代表他们的利益，站在他们的立场发出声音。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政党，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但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抽象的实体，而是由各种权力机构与部门所构成的庞大的网络。这个网络在运行过程之中又必须依赖于各级官员的信仰、立场与能力。一旦官员丧失信仰，行政能力不足，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诉求，就会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赵立春、高育良与祁同伟就是这类官员的典型代表。他们贪赃枉法、利欲熏心，常常为了个人的所谓政治前途，置人民利益于不顾，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破坏了汉东省的政治生态。侯亮平与他们的较量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体现了我们党反腐的决心和勇气。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侯亮平的反腐虽然具有政治合法性，但其反腐是否成功还有赖于有其他因素的支持。说得明确一些，反腐的政治合法性是以权力为基础的，是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制衡，没有权力作为支撑，反腐就是一句空话。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正当权利，体现他们正当的利益诉求，就必须抑制个人权力的膨胀。但要维护人民的正当权利，又必须借助官员的权力。因此，《人民的名义》所书写的政府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可以置换为不同权力之间的博弈和制衡，一方面是以沙瑞金、侯亮平与陈岩石为代表的正义的权力，另一方面是以赵立春、高育良和祁同伟为代表的非正义的权力，评判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就是人民，是实实在在的人民利益。这一叙事逻辑在电视剧中体现得十分明确。
既然侯亮平的反腐是以权力为后盾的，但电视剧在叙述他的权力背景时为什么会闪烁其词，甚至刻意回避呢？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生态中，官员的权力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由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弊端，权力所产生的正负效应十分突出。一方面，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离不开权力强有力的推动，没有各级官员对经济建设的直接干预，中国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人民生活也不会有大幅度的改善。另一方面，不少官员在参与经济的过程中滋生了大量的权力腐败，他们滥用权力、欲望膨胀、官商勾结，破坏市场秩序，使国家与人民利益蒙受巨大损失。当下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任务就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法治社会，依法治国，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当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还存在缺陷与漏洞的时候，经济发展仍然要依靠各级官员权力的推动，惩治腐败也要以权力为后盾。因此，侯亮平的反腐既是法制反腐，更是权力反腐，是以一种权力抑制另外一种权力。这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法治社会建设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但《人民的名义》将这一话语隐藏起来，对侯亮平的权力背景进行了淡化处理，造成了叙事空白，给观众留下了阐释与解读的空间。
今村仁司说：“一个言说是由从一个‘问题结构’发生的语言和想法同从与它不同的‘问题结构’发生的语言和想法复杂地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复合体，因此，在一个言说（文本）上，在其外表上语言充实的连续性的下面乃至背面，多种相互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及与之相伴的语言和想法相互冲突着。”《人民的名义》存在两个“问题结构”，具有两套话语系统，一套话语是政治权力话语，一套话语是法律权力话语，两套话语在作品中既有重叠又有背离。当政治权力话语支持法律权力话语时，两者是重叠的，当政治权力话语破坏法律权力话语时，两者是背离的。当法律建设还不够完善，法律权力话语还不够强大时，它就不得不寻求政治权力话语的支持。这两套话语构成了《人民的名义》的叙事张力，赋予作品耐人寻味的艺术空间。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注释：
[1]【法】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
[2][3]【日】今村仁司：《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牛建科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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