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曼君文集》读后札记
◎周思明
一
经典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文学话题。谈经典离不开传统，因为任何文学经典须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从这个意义上看，《黄曼君文集》中对于新文学传统与经典关系的论证与阐释，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新文学经典研究的范本。由于书中论及的传统既不同于中国古代也不同于西方，乃是中国新文学传统，因此所谓经典阐释便是新文学经典的阐释，由此可知：此处的“新”和“不同”，涉及到文学的现代化或现代性这一相当复杂且常说常新的理论命题。书中，黄曼君先生以历史的、美学的、人民的、艺术的观点以及其他相关的认识论、方法论，对新文学传统及其经典做了全面深入、辩证科学的阐释，从而为学界重新认知和科学阐释新文学经典，奠定了坚实的理论研究基石。
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或现代性是黄曼君先生在该书中深入阐释的关键命题。在论述此命题时，黄先生注意到现代化或现代性虽然在思维模式上强调人的主体性和理性精神，在社会运行模式上强调合法性、科层化，是具有确定价值的现代普适性概念，并确有解放的功能；但现代化、现代性决不是一种僵化的总体性历史元叙事，它提供一种新的总体性视角，是一个跨越数个世纪的流动工程。它具有反思性与多元性，以它为轴心，可以辐射出一幅幅多重话语的精神地形图。与新文学传统紧密关联的是关于新文学经典的诞生、延传与阐释、读解问题，因为新文学传统之所以不同于古典文学传统，其新的“卡里斯玛”特质主要表现在新文学经典上。中国现代文化在知识、价值、意识形态、审美等方面的分殊发展，经过维新改良运动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洗礼，出现了新的内容和形态，促成了新文学经典的形成和诞生。论及新文学，殊难回避“革命化”、“政治意识形态性”等等概念，这是中国文学现代化和现代性的一个跳不过去的驿站。
该书对于“主流话语的经典品格”的阐释，主要体现在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的现代性观照，将其当作现在和未来都起作用的“活的灵魂”，毛泽东的一系列著名的文艺观点，如文艺为人民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方向的观点；文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道路的观点；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生活、深入实际斗争改造世界观并获得创作源泉的观点；生活美与艺术美的辩证关系的观点；正确的政治思想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的观点；对中外文学遗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观点；“以中国的东西为主”、创造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观点；“诗要用形象思维”的观点等等，都曾经和正在对新文学和当代文学起到巨大影响。本书所突显的20世纪中国新文学现代品格，它的新型传统和新型经典，与对它们的阐释和延传，解构与建构处于一个共同体内，既相异对立，又互补互渗。文学的现代品格，新型传统和经典的特征，以一种总体性视角渗透到本书中各种文学现象的阐发，尤其是文学经典的阐释中，本书多种文学现象的阐发和新文学经典性成果的研究，又使新文学现代品格，及其传统和经典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与延异创新的特征。
二
尽管“经典”的话题愈来愈为研究界所关注，但将经典话题落实到新文学史和及其文本研究却仍处于一种方兴未艾状态。事实上，经典总是通过如下两种方式确立的：即从实在本体论角度来看待经典，经典就会被视为因其内部固有的崇高特性而衍生出来的“第一流的”、“公认的、堪称楷模的优秀文学和艺术作品，对本国和世界文化具有永恒的价值”的一种文本实体；而从关系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待经典，则经典常常被视为是一个随着时间变迁而逐渐被确认的过程，是一种需要不断在阐释中获得生命价值的存在。如是两种观点无疑都具有各自的道理。就今天的眼光看，经典的阐释往往应当是二者并重的“结合体”，因为经典并非是固定不变的永恒事物，它可以招致类似相对主义的质疑；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经典正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如此说来，经典又是一个过程，绝非一成不变。诚然，将经典置于不同的文学视野之下，肯定会产生更为细致的确定标准。以本书所研讨的新文学为对象，经典的确立无疑同样是一个历史化过程。同时，从广义角度上讲，它也无疑应当具有如作者所说的“思、诗、史”的经典特征。在精神意蕴上，文学经典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它往往既植根于时代，展示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具有历史的现实的品格；又概括、揭示了深远丰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性意蕴，具有超越的开放的品格。而从艺术审美来看，文学经典应该有着“诗性”的内涵。它是在作家个人独特的世界观渗透下不可重复的艺术原创，能够提供某种前人未曾提供过的审美经验。再从民族特色来看，文学经典往往在民族文学史上翻开新的篇章，具有“史”的价值。
反观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实，究竟有无经典？这是多年来困惑当代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80年代初期，便有论者提出，1949年以后30年间的文学成就，远不及49年的前30年；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又有人认为，从整体来看，49年前30年的文学的成就其实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其最重要的价值，恐怕就是充当思想史的资料。认为以世界文学的水准衡量，即使鲁迅也还不能算是伟大的作家。别的姑且不论，仅就长篇小说而言，在20世纪汗牛充栋的中国长篇小说中，要找出超过明清“四大名著”的作品，恐怕就很难。在黄曼君先生看来，有关经典问题的困惑，主要是根源于本体论缺失所造成的阐释性焦虑。并且他理性地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中国人的才情和智慧的结晶，已然创造出堪称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经典，它是这个时代的人民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审美表达，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它已尽可能地发挥到了最好水平。尽管文学史是一个遗忘率最高的领域，在若干年之后，能够被人们记住的作家作品将会越来越少，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二百年、五百年之后，鲁迅与阿Q的形象还是会被人们深深地刻在脑海中。事实上，并非一个鲁迅能被历史铭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长河中，还有茅盾、沈从文、老舍、巴金、曹禺、沙汀、赵树理、钱钟书、柳青、浩然、莫言、陈忠实、王蒙、贾平凹、王安忆、铁凝、苏童、余华、格非、毕飞宇、方方、迟子建、张炜……那种中国现代文学无经典论，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无视经典存在的悲观论者。
书中，黄先生力主必须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经典，经典的判定，须要放置在一定的历史坐标系中，不能主观武断地认定经典只有一个历史时期才会出现。事实上，经典是个与时空相对应的概念，只有经过时空涤荡与淘洗的文本，才有资格谈论经典。作家本人在进行创作时无法预知自己的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典，如艾略特所说：“他们唯独不能指望自己写一部经典作品，或者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就是写一部经典作品，经典作品只是在事后在历史的视角才被看作是经典作品的。”但是伟大的作家应具备使命感，即使是冷静思考和文学经验也无法替代的使命感。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说：“作家最大的幸福是：不把自己视作特殊的、独来独往的人，而是做一个和一切人一样的人。”只有具备了这种使命感才有可能创作出可以称之为伟大的经典作品，使其具有俘虏人心的力量。
三
也许时间会使得一些情感消失怠尽，但是时间却能够使真正的文学成为经典。经典作品往往是写给未来的，比如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因此它们可以战胜残暴的时间，能够经受住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和领悟，带给一代又一代读者感动与震撼。现代文学经典的确立，因其属于近距离的“在场”，应归于现代文学评论范畴。只有在拉开了时间的距离之后，才有可能排除意识形态、文化权利等等的制约与干扰，从而做出相对客观公正的判断。所以，对近距离的现代文学作家作品，不一定要急于“盖棺论定”，向世界宣布孰为经典，这样做是不科学的，也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当然人们也不应放弃这样的努力，即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寻找某种持久的、永恒的因素。经典正面临着大众文化的冲击与挑战，大众文化的两个典型特征即“去经典化”和“非精英化”，或者毋宁说是“去魅”和“世俗化”。即便如此，我想也不会妨害经典的产生。在文学研究的专业领域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与批评者运用各种各样意识形态化的批评理论来进行研究，如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文学批评充斥着各种主义的和时髦的术语，使得文学批评演变成文化批评。而对于文学经典的内在诗性品格和文学自身语言的研究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文学经典的地位在这种格局中变得岌岌可危。于是乎，包括曼君先生在内的一些文学理论批评家开始致力于恢复文学经典的尊严。
无独有偶，国外也有位哈罗德·布鲁姆出版了《西方正典》。哈罗德·布鲁姆试图祭起传统的文学批评的大旗来捍卫经典作家的尊严与荣誉。《西方正典》的核心思想是布鲁姆1973年所著的《影响的焦虑》的一个延续，即后来的作家是在与以往的已经确立权威地位的作家的搏斗之后确立自己的地位的。他基于其阅读经验的审美洞见开具了26人的核心名单和数百人的大名单，作为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之一，其阅读的文本范围与对文学的鉴赏能力毋庸质疑，但是任何一个人也可以对这样的名单提出质疑，对其不可避免的“偏见”做出批评。这是从个体阅读经验出发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学文本，面对如此绵长而又辽阔的文学之河，阅读者往往手足无措，以个人的一己之力，不知如何方能做到客观公正，没有偏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此份名单也可以算是布鲁姆的“一个人的经典”。我不知曼君先生与哈罗德·布鲁姆有无学术上的联系，相互之间是否看到对方的“宏大叙事”，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二人对于经典的探索和论述都是极具启迪价值的，这种探索毫无疑义有着其自身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如果没有像他们——当然不止于他们两位，而是更多——这样的有识之士们的种种努力和阐发，那么今天已经被公认的经典可能被文坛上某些嬉皮士或败家子解构或者颠覆。
四
《黄曼君文集》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不能不提，那就是中国现代文坛的双子星座——鲁迅、郭沫若与新文学主潮的关系。群星璀璨的中国现代文坛的“星空”，现代文学的“双子星座”占有突出的地位，论文集《星座》辩证、深刻地揭示出作为文化巨人和文学巨匠的鲁迅和郭沫若最鲜明地体现着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特点。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文化自“五四”进入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时代。在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上，鲁迅是现实主义的奠基人，郭沫若为浪漫主义诗歌和戏剧的开拓者。中国的文学由此有了真正现代性和民族性交融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品，显示了五四以来新文学主潮的实绩。作者敏锐地看到，在中外文化和文学的继承借鉴上，鲁迅、郭沫若都面向世界潮流，有着开放的知识结构和文学素养，是中外文化汇集处“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难能可贵的是，《星座》重视发掘两位文化巨人的上述共性，而且通过缜密的分析，发掘出他们同是作为新文学主潮突出代表所具有的不同思想特征、文化性格和创作个性。即以五四时期的鲁、郭而言，一位着眼于国民的精神，将人道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交融起来，坚持改造国民性；一位受时代精神感召，在反抗破坏、自由创造的历史强音中热烈地对“五四”时期与反帝救亡紧密结合的思想启蒙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文艺思想和创作方法上，鲁迅主张“由外而内”，从客观现实、国民大层中获取强大的现实战斗精神，显示出以“表现的真切”为特征的严峻的现实主义真实性；郭沫若则“由内而外”，用植根于时代大潮中的主观心情去综合，去创造具有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在美的类型上，鲁迅基于对现实、历史的悲剧矛盾的深入发掘和深沉的悲剧意识，表现出具有深远的历史高度和开广的心灵幅度来，加之他的审美特质、个性气质等复杂因素，形成了鲁迅以大憎与大爱，严冷与火炽，孤独悲凉与乐观奋进，超人的昂扬与入世的沉重交相融为内涵，以“外冷内热”为表现形态的独特悲剧风格。郭沫若在作者审美观照下，则偏于弘扬正面的积极进取精神，以雄浑的、豪放的调子掀起紧张、激动、奋发的情感风暴，猛烈地冲决封建罗网，以“药石的猛和鞭策的力”冲破东方古典文艺灰青、忧郁的“中和美”，也冲破了西方世纪末文学的感伤、颓丧氛围，表现出东方二十世纪黎明期新世纪呼唤者、时代精神礼赞者的乐观情调和崇高精神，呈现出高昂明朗、雄浑凌厉的风格特征。
从《星座》的方法论立场看，首先作者把鲁、郭文艺观的形成和发展看成是接受外来影响使之民族化，继承民族传统使之现代化的双向进程；而立足当代，统摄古今、融合中外，则是实现这一双向进程的关键。其次，既把现实主义思潮和创作方法本身看作是中国文学流派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又不忽视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诸多创作思潮和方法在显示文学流派现代化程度上所起的作用。再次，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对文学现象的择取和评价，既不脱离政治，又不简单地将文学归结为政治。论文集正是如此全面、正确而深刻地对鲁迅、郭沫若进行宏观审视的结果，把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三者融为一体，进而推进思、诗、史的统一进程。
结语
文学经典是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不可或缺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文学经典典律构建注定是一个复杂的变动不居的过程。文学经典也并非凝固不变的绝对化的终极化概念，它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多元性的体系。因此需要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多重的视角、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对此进行观照与阐释。《黄曼君文集》正是遵循这种思想逻辑脉络展开其既汪洋恣肆、又逻辑严谨的研究与论述的。它的阐释个性、风格，很好地体现了作者一以贯之、且在新世纪又有发展、创新的学术精神，其理论价值是颇为丰富的。这套书因为其文学观念既稳健又拓新，研究方法既求实又多样，审美视角既深入又开阔而别开生面，从而大大激活了看似“山重水复疑无路”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此外，更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专家学者，黄先生那种甘于寂寞，致力于多做扎实的学术论文，少出、慎出专著，少写、不写应时应景之作的严谨学术精神与治学风范，也很值得学界效法。相信这套煌煌巨著的面世，可使人们对于新文学传统及其经典的产生会有重新发现。我同时还相信，每个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学科抱有兴趣和志趣的人，认真阅读这套书之后，都会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事业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周思明：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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