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桫 椤

　　怎样烧造或毁坏众神之像
——关于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

　　◎桫 椤

　　当下谈论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后土》《富矿》《福地》）是个不小的难题。人口向城市聚集，城镇化成为方向，对城市文明的关注已经取代对农耕文明的重视。今天，大多数作家都生活在城市里，他们笔下当下的日常性只可能是城市的日常。而弥漫在城市生活中的物质和技术气息也将文学写作变为一种感观的消费活力，有关传统精神和信仰的书写渐行渐远。这意味着文学远离土地是一种在城市喧嚣中应运而生的潮流，所以，如何在当下的新语境中言说这种反顾土地的书写就不那么容易了。

　　据说“三部曲”写了十五年，作为“70后”作家，过去的十五年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叶炜积此之功做一件事，可见他对乡村的情感没有丝毫矫饰。故而在“70后”写作由被“遮蔽”而走到台前的时候，叶炜的出现是这代作家中的一个“事件”，这令我们有了回望传统、重估农耕文明或乡土文学流变格局以及这种流变与“70后”关系的由头。这回望和重估的结果，或者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牢居于中国人头脑中，被民族集体记忆顶礼膜拜的众神之像来自于大地上的泥土及其令它们发生焠变的烈烈火焰，而叶炜的“三部曲”似在有意无意之间解答泥土是如何烧造众神之像的，以及神像又是如何塌毁在荒芜的土地上的。

　　“三部曲”的故事读起来就像说书人在讲过去的故事。我们常常将遥远的东西看作美好的，这是因为历史已经过滤掉了不好的东西，所以必有“厚古薄今”的现象出现。“三部曲”对传统的凭吊，正是建立在这一认知之上。麻庄是作者的乡愁之所，是他的文学地理学上的王气之地。深扎在麻庄人精神里的“集体无意识”，为麻庄人做人做事提供合法依据的，是依附于民间风俗的古老民间信仰。作者在小说中对民间信仰及其与现实的关系所进行的深度挖掘，决定了小说浓郁的“民间气象”。

　　《后土》中的土地庙是民间信仰具象化的载体，是供奉神像的民间祭祀性建筑。麻庄的东南角有一个土地庙，围绕这座土地庙，展现出因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而形成的民间信仰和乡村生活禁忌。土地庙是麻庄人的精神信仰，村里的大事小事，红事白事，都要问问土地神。土地神以神像的形式静态存在，它如何主动影响麻庄人的精神和信仰，怎样将土地神请进麻庄人的心中？作者使用了托梦这种神示的形式，以托梦为桥梁，作者冲破了横亘在现实与虚幻、物质与精神、传统与当下之间的壁垒，为“三部曲”的叙事提供了来自传统文化中的神秘动力。

　　与上述土地神像和人神合一的崇拜物不同的是，在《福地》中庇佑麻庄的是麻姑庙前一棵与山西洪洞大槐树有直接渊源的老槐树，它是麻庄最有势力的大地主老万的代言人，因而这棵大槐树成为神、物、人三位一体的化身。但大槐树显然在麻庄人的生活中没有土地神和官婆那样的影响力，它更多的是一个见证者的身份。从对土地神的单一崇拜到官婆这个人神合一物出现，再到《福地》中大槐树的形象，民间信仰日渐变得脆弱，直至《后土》中在经济和外来宗教的双重冲击下完全崩溃，对社会和人的决定性影响让位于欲望与利益。《后土》《富矿》和《福地》中所揭示的信仰衰变过程，正是整个民族乡土文化传统在工业和信息化力量冲击下发生异变的过程，也饱含着作者对传统败落的痛悼心情。

　　老万是一个典型的旧时代乡绅，在老万这个角色身上，深刻地映了作者的历史观念。老万是一个大地主，叶炜并未受制于过去的阶级分析方法将他看作压迫农民当牛做马的剥削者，反而在其身上寄托了沉重的文化理想。乡绅对传统的护佑和对现实生活的保护，在《福地》中被大书特书。老万及其家族一直以来就自感对麻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老万的爹曾说：“我们万家从建村开始就是麻庄的主心骨，今后要好好守着麻庄，千万别让人祸害了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有了这样的嘱托，老万对麻庄的守护不仅师出有名，而且成为他的精神信念，每当村庄遇到危难，这个信念就成为他保护麻庄的坚强力量。作者正是这样将文化传统变为人物个人信念，对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形成找到源头。

　　当然，《福地》不是一部乡绅护国护民史，作者的叙事目的很明确，即要通过老万及其家族命运的书写，折射千百年来的道德传统是如何在世事变迁中衰落的，以此完成对乡土传统的哀吊。作为士绅阶层，家庭成员应当恪守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儒家宗法伦理关系。但是，作为麻庄第一大家族，恰恰在家庭关系上出现了问题。老万家基于儒家道德的家庭人伦尽失，秩序已乱，那看似一派兴旺的背后则张扬着肮脏的欲望，家庭秩序的败坏成为社会道德败落的最直接反映。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富矿》和《后土》中麻庄村风气败坏，与《福地》中所揭示的乡绅家族的道德蜕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中国革命加速了《福地》中乡绅阶层和家族传统的衰败。但《福地》之所以不同于过去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于它并没有坚持“二元论”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而将人物置于多维度的历史视域中运，老万是其中典型的例子。这个家庭成分和经历十分复杂的人物，之所以在历次革命斗争运动中得以善终，并非他在政治选择中“站队”正确，而在于其坚守传统文化道义的努力，对麻庄的守护和对他人的善良与他的命运之间形成了“善有善报”的因果关系。从这一点上看，叶炜在批判社会现实、揭示人与历史之间关系的同时，也使其具有了教谕功能。

　　《富矿》的故事有深刻的现实依据，即毫无节制的矿业开发对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造成无法挽回的毁坏。但在作者看来，比土地损毁、安全问题更加严重的隐性的伤害，是商业化意识形态对乡土文明造成的毁灭性冲击，以及这种冲击对人心的改变。《富矿》的故事就从官婆之死——也即信仰和传统死亡之日开始，通过官婆在麻庄的转世之身麻姑这个人物，探究丧失信仰引领及道德约束后的麻庄人如何开始人性和风气的异变。

　　《后土》中的人物形象没有《富矿》和《福地》中的鲜明，但作者通过不同人物之间的对立，反映了当下农村的复杂矛盾。小说还通过知识分子的堕落和外来宗教在农村活动对传统信仰的冲击表达了作者的担忧。尽管作者在叙事中通过旅游项目开发、新民居工程建设等提供了新农村的广阔想象，但小说对这种想象充满内在的狐疑，因而不得不通过刘青松带领刘非平再拜土地庙的方式，从乡土传统中寻找信心。由民间信仰到乡绅阶层的衰落，再到两种文明的对立冲突，叶炜在“三部曲”中通过乡村文明衰变的过程和形式，探讨人在大时代变革下的异变，以及这种异变的反向：如何尽力维护众神之像不轻易被丢弃和打碎。

　　前文谈到叶炜对中国传统叙事的重视，尤其是在对故事和人物性格的塑造。《福地》的传奇性可见一斑，而《富矿》中以人物关系为脉络形成的网状结构也使故事在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命运转折中获得最大的效能。这些作品的故事脉络清晰，结构圆润，人物设置匀称，可读性强，爆发出中国传统小说的美学张力。但是，“三部曲”又绝非模拟传统之作，各种人物各自在其角色中显现出不同于传统道德的崭新的灵魂观念和思想性格。《福地》中老万隐忍之外的仁慈与宽厚使人生获得了近乎完满的成功；《富矿》中的麻姑虽无法把持命运但始终心怀信念从而令命运走向悲剧；《后土》中的刘青松深陷多方力量的牵绊之中却懂得维护大局，形成了百年来乡村变迁之中的人物群像。

　　“三部曲”也是“70后”一代作家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重要收获。当下农村问题已成制约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瓶颈问题，如何认识农村的历史和现状，从而探索农村发展更多的可能性，“三部曲”对此提供了文学的理解。现实主义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对新的文学思潮，拓展新的内涵和外延，叶炜的创作也提供了某种尝试。小说虚实结合，既有真挚抒情，也有深刻批判，其中复杂的主题和意象显示了作者对乡土文明持续怀想、查考和思辨的结果。当然，“三部曲”所提供的又远远不是简单的现实主义，它们是中国传统与现代技法杂糅的写作，比如《福地》中“大槐树”独特的视角，《富矿》中的花鼓、《后土》中的孟疯子这些疯癫形象的象征意义，以及欲望叙事如何加深了时代对人的影响，或者在现代性视域中审视传统神秘文化等，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孟繁华说：“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是同构对应关系，是对中国社会形态的反映和表达，如果说乡土中国也具有意识形态性质，那么，它背后隐含的是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诉求。”他又说：“乡村文明的危机和崩溃，并不意味着乡土文学的终结。对这一危机或崩溃的反映，同样可以成就伟大的作品，就像封建社会大厦将倾却成就了《红楼梦》一样。但是，这样的期待当下的文学创作还没有为我们兑现。”作为同代人，我无法判定叶炜的“三部曲”是否伟大，但它们至少在“兑现”这一期待中进行了孜孜努力，集中展现了一位“70后”作家对土地和传统的深情。

　　桫椤：河北省保定市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