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洁

　　直面灵魂的寻美诗者
——论刘波的诗歌批评

　　◎李 洁

　　作为70后批评家，刘波的诗歌批评具有很高的辨识度。他一直跟踪诗坛的发展动态，极具前沿意识的学术直觉，使他无论是针对“第三代”和新世纪诗坛所发出的整体观照，还是深入到具体诗人的个案研究，均展现出了他直面现场的诗学精神与精敏的学术思想。从专著《“第三代”诗歌研究》到《当代诗坛“刀锋”透视》，再到《文学的回声》和数十篇极具分量的理论文章，刘波在几年时间中，用这些充满思辨性的文字建构了属于自己的评论格局与诗学精神，成为青年批评家中的佼佼者。

一、“走心”的批评理念

21世纪以来，诗坛呈现出繁荣态势，一方面写诗的人逐渐增多，诗歌的产量也急剧攀升，另一方面，诗歌团体遍地开花，诗歌活动的举办、诗集的出版都前所未有的活跃。但吊诡的是，诗坛内部火热，诗坛外围却一直很“冷静”，不仅阅读诗的人没有增多，对诗坛的争议也从未停止过，诗歌批评在这样的生态中，处境多少有点尴尬。批评不仅达不到与公众对话的目的，甚至也失去了诗人们的信任。针对这种现状，刘波提出了“诗歌批评应该面对灵魂”的理念，并对自己的批评观念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在他看来，“批评家有时更需要去重新做一个读者，以普通读者的心态去欣赏和吟诵诗歌。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贴近诗人的内心，去挖掘那些能与我们产生碰撞乃至共鸣的诗意。”[1]正是对于诗歌研究诚挚的态度，造就了刘波务实求真的批评风格，那就是将自己置于普通读者的位置，深入诗歌文本的内部，既要有“求疵”的勇气，也有要“寻美”的创造力，注重想象力的深度开掘，在富于原创精神的同时，更注重创新求变的能力培养。

　　另外，刘波提出诗歌批评也是一种审美经验的积累，需要批评家注入激情的同时，也不能缺少灵魂的参与。批评家要有宽阔的视野，不能仅局限于技艺，还要秉持“向外走”的拓展策略，寻求一种开放、积极的探索精神，使得诗歌批评向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命存在乃至终极价值靠近，从而建构一种融入了自我灵魂的诗学批评。而只有真正具有灵魂深度的诗歌批评，才能够切入到优秀的文本内部，走近诗人的内心世界，与他们进行对话，以达到激活那些隐藏在诗歌文本内部具有普世价值的诗意。针对当下批评家只负责总结现象，概括经验，热衷于对宏大诗歌史研究的现实，刘波提出了当前批评的使命：“应该真正深入到诗歌内部中去，寻找诗人的情感与语言对接的秘密，挖掘他的日常生活对诗歌创作提供了哪些特殊的经验，洞悉他的灵魂驾驭其精神世界的能力，把握他敏锐的感觉捕捉到了哪些思想的信息，最终探出其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多少有艺术美感的语言创新，让我们获得了多少有思想含量的美学意蕴”。[2]这种以文本为基础的批评理念正是当下诗坛所欠缺的，关注文本、走近诗人的批评精神，成为疗救当下浮躁之症最好的解药。

　　除了拉近诗歌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之外，在《诗歌批评应该是一种生活批评》一文中，刘波认同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的观点：“诗歌不是一种生活批评，但是诗歌批评却是或者说应该是生活批评。”[3]他提出，生活批评要求与诗歌创作主体进行灵魂上的沟通，进入到诗人创作的目的和过程的探索。具体来说，就是要从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入手，结合诗人的具体生活，作进一步的探究，这样的批评才能深入人心，才能达到真正与创作主体一致的目的。带着批评家的真感受和真性情，具有批评的个性与真实，而真实，除了在语言和表达上下功夫之外，也要做到内心的诚实，这才是真实的最高境界。这就要求我们做到不人云亦云，在解读作品的同时，实现具有创新价值的个人表述，这不仅是一种创造的魅力，也是一种“审视性的美学风度”。

　　女性诗歌在21世纪以来展现出了全新的特质，与男性诗人相比，不仅写诗的人逐渐增多，诗歌的数量与质量也有了一定的优势。针对这一现象，刘波认为当下女性诗歌的迅速发展使得诗坛进入“阴盛阳衰”的局面，女性诗人们强劲有力的写作来源于不同代际诗人们持续不断的努力，无论是王小妮、翟永明、李琦、安琪、路也等已获认可的“老”诗人，还是在逐渐成熟的70后与80后诗人，亦或是正在崛起的90后女诗人，都以对缪斯的虔诚写出了丰富的作品。在肯定女诗人们创作成绩的同时，刘波也对她们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当年轻的女诗人们沉迷于普遍的‘小情小调’，而缺少反思与审视之时，当她们将复杂的人性与精神的责任作了浅层次的简化时，是否应该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个人经验与时代生活之关系?是否应该从追求声誉的短期效应中走出来，重新回归到注重历史感与批判性的立场中来?这些，或许正是摆在当下女诗人面前的迫切问题。然而，这一群体中的很多诗人，还处于成长期和转型期，只要她们能够在反思的基础上作持续性写作的调整，写出令人称道且富有力量的诗歌，可能并不太遥远。”[4]正是有对诗歌的敏感和真诚“走心”的批评理念，刘波对诗歌现象的捕捉与把握总是很准确。他能够透过纷扰的现象看到背后所隐藏的问题，并毫不避讳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这正是一个有责任心的批评家所拥有的宝贵品质。

　　作为追踪诗歌现场的批评家，针对当下诗坛所出现的问题，刘波总能及时有效地作出回应。如他所关注的“新世纪诗歌的信任危机与精神突破”困境、“新世纪现实主义诗歌的美学流变与精神转型”问题、“新世纪诗歌书写与传统的关系”等等，均是深入到诗歌内部，对于诗坛症结进行认真思考的结果，这种把脉式的探寻在批评界是极少见的。在面对较少被批评界关注的80后与90后诗人时，刘波指出：“80后与90后诗人，他们是必然要成为诗坛中坚力量的一代，不管他明年现在多么青涩、稚嫩，终究会有一批人逐渐从单纯的青春写作中走出来，从而迈向精神成人的世界。”继而提出“难度写作”应该成为年轻诗人们重建新世纪诗歌精神的首要标准，“这种难度，不仅有语言探索的难度，更有精神超越的难度。”[5]这篇文章不仅对处于青春写作的年轻诗人给予了关注，也针对他们的写作所存在的问题开出了药方。

二、整体透视与个案研究相结合

正是基于对诗歌批评的虔诚，刘波针对真正的诗歌创作永远怀着一颗敬畏之心，用自己的热忱直面诗歌，在评论文章中体现了一个诗评家的责任与追求。专著《当代诗坛“刀锋”透视》（以下简称《“刀锋”透视》）出版后，诗评家罗振亚先生称该著是“一部通过个案批评对当代先锋诗坛进行整体扫描的诗学著作。从《今天》派、朦胧诗，到‘第三代’诗人、‘中生代诗人’，再到70后诗人，作者对这些参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的重要诗人进行了独到的阐释，既富有诗歌批评的感性情怀，又不乏学术研究的理性品质。”[6]这一评价道出了本书显著的学术特征：突破了前人对诗坛鸟瞰式整体观照的局限，通过选取在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人进行个案研究，深入到诗坛内部，对当代诗歌作了全景式扫描。另外，作者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不以自己的喜好为导向，公允周全，将对当代诗坛产生重要影响或者能够折射出诗坛某种特质的诗人均列为自己分析的对象，显示了他作为批评家敏锐的艺术直觉和问题意识。除此之外，独特的切入方式使得该著对当代诗坛的判断严谨而深刻，饱含情怀的批评话语建立在普泛的理论底色之上，诗意情怀与理性品质并举。

　　在《“刀锋”透视》当中，刘波选取了从前朦胧诗到70后的十八位诗人进行阐释评析，并将他们分别纳入“集体主义时代的象征美学”“激情与灿烂共生的汉语之魅”“消费主义时代的思想和诗意”“新世纪诗歌的多元审美”四个板块，使得全书能够在透视个体写作的格局之中整合出当代诗坛的整体发展态势。在刘波选取的十八位诗人中，并不都以名气为重，而是注重诗人创作的有效性，正如他自己所言：“在对中国当代诗歌产生影响的‘刀锋’诗人里，我所选择的，并不一定是名气很大，但绝大多数肯定都还在持续写作中，且曾经或正在为我们提供某种独特的诗歌美学。”作者重视所选诗人对诗歌现场的参与精神，这不仅是他作为诗评家对于诗人的评判标准，也是他自我诗学批评实践的要求，更是他对于诗歌精神的执着与坚守的真实写照。进行诗人个案研究时，针对被称为“时代的见证者”的食指，刘波指出他的写作真正经受了时代与肉体的双重磨砺，始终凭借强大的精神力量守护在缪斯的殿堂，成为诗坛的精神标杆；而对于“女性诗歌”的标志性人物翟永明，刘波则强调她对中国女性诗学的构建与繁荣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她坚持诗歌创作三十余年，凭借对诗歌的虔诚与热情，不断地寻求新的发展路数，并指出从女性意识的高扬到戏剧因子与叙事性元素的融入，她的诗歌创作始终以“在路上”的姿态稳健前行。在新世纪诗歌现场，刘波推出了不断带给读者惊喜的诗人朵渔，他从朵渔诗歌的思想性与修辞的对接出发，认为朵渔所坚持的是一种难度写作，诗人“运用现代性的文字扎根于乡土中国的思想”，时刻饱含“羞耻之心”，不断进行启蒙意识的探索，使得诗歌最终通往爱的终极。刘波通过对诗人成长历程及其诗歌的解读，将参与了当代诗歌发展进程的重要诗人作了全面梳理，但又未拘囿于学界既定的研究，而是以自己敏锐的理论嗅觉和宏阔的学术视野对诗人进行全新的阐释，让那些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人以全新面貌再一次回到读者的视野。另外，作者还通过个案研究勾勒出了当代诗坛的谱系图，使得纵向发展的诗歌史充满了立体感，以往枝蔓横生的诗歌脉络逐渐清晰，有效拓展了当代诗坛的容量与深度，深化了当代诗歌的研究层次。

　　整体观照与个案批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刘波的专著《“第三代”诗歌研究》中亦有所体现。作者对“第三代”诗歌群落从理论命名、诗学资源、文化形态、传播学考察、转型与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将论题放在文学史、生活史、传播史、心灵史上展示，从而动态地透视这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7]在这一过程中，刘波注重对“第三代”诗人整体意识、群体特征的归纳与彰显，如他将“第三代”诗人的心态概括为“青春与激情‘充满犯罪感的乐趣’、平民意识的崛起、焦虑与狂躁叠加的‘极端’心态、旁观者心态”等几个方面，针对“第三代”诗歌的反叛与解构策略，总结出了“反叛精神的张扬、主体意识的觉醒、解构的生成与抒情的放逐、口语与书面语：反叛和解构的载体”等诗学特点，这些群体性特质的概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研究“第三代”诗人的思想基础，从整体入手进行细节搭建的写作风格，使得这一诗人群落在呈现出宏观整体的美学特征的同时，也不乏精确、有效的细节佐证。

　　在对“第三代”诗歌进行整体观照的基础上，刘波并没有忽略个案研究的重要性，充分挖掘了“第三代”诗人的个性，使这一群体在学界既有研究成果之上，再次展现了不为人注意的细节特点。如在论及“女性主义诗歌”之时，除了对翟永明、唐亚平等人的关注之外，刘波还将目光投向了“他们”诗派的女诗人小君，从小君的代表作品《日常生活》《海边》《世界末日》等谈起，用文本细读的方式挖掘出了这位几乎已经销声匿迹的诗人，使得这些优秀的作品得以再次浮现。除此之外，在进入1990年代之后，面对“个人化写作”浪潮的兴起，刘波选取了于坚、韩东两位在“第三代”群落当中具有代表性的诗人，谈及他们的写作在面对青春激情消退之后所做出的选择与转向。正是这些个案的选取，他在完成整体架构的基础之上，进而丰富了“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内涵。

三、多元视角之下的诗性还原

刘波的诗歌批评向来都是情理结合，既有作为诗人的激情与感悟，又有作为理论家的严谨与逻辑论断。在面对诗歌作品与诗人群体时，他不会以一己之喜恶来评判个中优劣，而是以多元视角展开全方位的整体透视，力求对诗歌现场的还原与再现，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前人未能发现的细枝末节。

　　在《“第三代”诗歌研究》中，刘波从“第三代”诗歌运动入手，在立足文本的基础之上，对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传播学等多门学科知识均有所涉及，特别是在第四章中对传播学视角的运用可谓是独辟蹊径。他从“第三代”诗人在那一特殊年代中特殊的交流方式入手，对诗人之间的朗诵活动、书信往来等传播方式的考证，不仅反映了他对激情年代的向往与敬意，也展现了他严谨敏锐的学术直觉。正如作者的论述：“这种非纸面的特殊传播方式，形成了1980年代中国先锋诗坛的一道风景线。通过朗诵和写信的方式传播的诗歌，我将其称为‘流浪’的诗歌，就像‘第三代’诗人的日常生活一样，他们总是在路上，他们的诗歌也有着‘在路上’的特征，等到最后尘埃落定之时，也就成了令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8]这一评价道出了“第三代”诗歌与书信传播之间的关系，也展现出了那一特殊时期的独特声音。另外，作者对民刊传统的追溯，也伴随着这一诗歌群落的成长轨迹，“从某意义上来说，中国当代先锋诗歌史就是一部民刊史。”这一评价指出了民刊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今天》的影响到《他们》《非非》《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倾向》等民刊的出场，不仅代表了“第三代”诗人群体的崛起，也预示着诗歌民刊传统的确立，更支撑着一种坚守艺术与自由的诗歌精神的高扬。刘波正是将这种现场还原的切入方式与传播学的理论相结合，挖掘出了“第三代”诗歌运动不为人关注的另一侧面。

　　刘波对于当代诗坛的关注与评论还体现在他能够避开前人争论的焦点，以求真务实之精神追根溯源到现象本身，进而得出中肯独到的见解。在《“刀锋”透视》中，他努力“以语言之美和思想之力的标准建立起寻美批评的遴选机制，让被埋没的优秀之作重见天日，让那些曾经引领或现在仍能影响汉语诗歌格局的诗人们获得他们应有的位置”。[9]在评析臧棣、伊沙、余怒、陈先发、蓝蓝等诗人时，刘波将他们的写作概括为“消费主义时代的思想和诗意”，这显示了作者的诗歌评价机制不仅是就诗论诗，还将诗人的写作置于当时的社会语境当中，关注诗人的成长背景及其诗学渊源，为读者呈现了1990年代诗人们的责任意识与思想情怀。在刘波看来，“1990年的诗人们大多是有责任意识的，当激情退场、理性突显时，另一种不同于过去的诗歌之美重又来临，它带上了思想的情怀，因此更富历史感。这种诗是后来者的方向，这些诗人也相应地成为了良知文学的代表。”[10]在经历了1980年代诗歌运动的高潮之后，如何评价1990年代的诗歌，一直以来是诗歌界争论的话题之一。多数人认为1990年代的诗坛是归于沉寂的，诗歌与大众已经形同陌路。刘波对这一饱受争议的论题并没有轻易下判断，而是从这几位诗人及其创作入手，针对他们不同的诗学理想与诗歌理念，以诗意笔法为我们勾勒出了那一特殊年代的诗歌群落。从臧棣的“新纯诗”理想与富于力度的诗歌技艺，到陈先发对于现代诗歌精神的坚守，再到蓝蓝饱含力量的修辞之美，作者通过1990年代时代背景的铺垫，对“中生代”诗人的成长历程进行了对照性梳理。他以个案研究来透视整个诗坛的方式，不仅为我们呈现了诗人的艺术画像，还对当代诗坛产生重要影响的诗学理念作了独到的阐释，如伊沙的“口语写作”、余怒的“困惑”书写等。作者既肯定了他们的优长，也指出了他们的创作局限，有效推动了当代诗歌的研究进程。除“中生代”外，刘波对其他诗人群落的分析也建立在深邃的理论基础之上，探究诗人们对东西方诗学传统的继承，研析他们一直“在路上”的写作姿态，这不仅彰显了作者深谙东西方诗学资源的经纬，还体现出了他挖掘诗歌历史本质的顽韧精神。

　　刘波在诗歌批评中一贯坚持“走心”的理念，在他看来，“不论一个诗人在形式上多么先锋和前卫，最终决定其经典性的，还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语言创造和思想内涵，这就是‘入心’的写作。”因此，在诗歌批评中他坚持以诗歌写作的灵性与品质为重。在他所关注的诗人中，不论是逐渐走向哲学沉思的西川，还是追求反叛精神的李亚伟，都将诗歌当作信仰，并一以贯之地坚持诗歌的本质精神，刘波以其敏锐的艺术直觉对这些诗人进行了追踪研究。他在《“刀锋”透视》的结语中，对引领当代诗歌美学并参与构建当下诗坛格局的其他诗人作了说明，表示透视当代诗坛“刀锋”的工作仍将继续下去，这样的学术眼光和抱负在批评界亦是少见的。21世纪以来，关于当代诗歌的研究越来越热，多部理论著作相继问世。面对这样的现状，刘波能够坚持以史论结合的多元视角切入到诗歌内部，从诗人个案来透视诗坛现状，结合诗人个体发展历程与诗学传统的生成，进一步廓清诗人与现实、诗歌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这些都为当下诗歌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同时也丰富了当代诗歌史的内容。

　　李洁：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

　　注释：

　　[1][2]刘波：《诗歌批评应该面对灵魂》，《博览群书》，2012年第3期。

　　[3]【美】哈罗德·布鲁姆：《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吴琼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

　　[4]刘波：《诗歌的力量与我们的信任感——论新世纪女性诗歌创作》，《新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

　　[5]刘波：《重建新世纪青年的诗歌精神》，《诗选刊》，2012年第3期。

　　[6]罗振亚：《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总序，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7]王兆胜评语，参见《“第三代”诗歌研究》封底，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8][9][10]刘波：《“第三代”诗歌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页，13页，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