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平凹

　　文学与地理

　　◎ 贾平凹

　　人类依赖着天和地而生存延续，天上有太阳月亮星星，提供光明与黑暗，有雨，有风，风流动着叫风，风不流动了叫空气；而地上提供了水，食物，住所，这住所包括你活着的住所和死亡后的住所。中国人历来讲究风水，风就是代表了天，水就是代表了地，于是就有了天文和地理，天上的星空划分为分星，地上区域划分为分野，分星和分野是对应的，人就“仰观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就是说，人的所有象征，精神，信仰都来自天上，而生活的一切技能都是从地上的万物上模仿学习中获得。

　　今天我们先不说天上的事，故宫里有一个匾额，写了四个字：诸神充满。诸神都在天上，天上的神我们说不了，说了就是神话，我们今天说地理，当然我们做什么，说什么，天上的神都在看着。古语里讲，目妄者叶障之，口锐者天钝之。意思是你如果太狂妄，什么都看不起，那么上天会飘来一片树叶就把你遮挡了，让你成为一个瞎子；你如果口若悬河，胡说八道，那么上天会把你变成哑巴。所以，我们说地理，说地理比较神话而言，应该是人话，但地理我们也根本说不清，仅就以地理与文学这个小角度的话题，我们说一说一些极其浅陋的认识吧。

　　什么样的时代出什么样的作家，什么样的经历出什么样的作家，什么样的特质出什么样的作家，同样的道理，什么样的地理也是出什么样的作家。

　　有一句俗语，说一方水土养着一方人。养什么？养人的相貌，养人的性情，也包括气候、物产，从而形成的语言、习俗、宗教和审美趣味。之所以有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各色人种，那都是地理不同形成的，中国有某某地方出美女，某某地方出文官武将，那都是地理不同形成的。海边的人长得有鱼的形象，山区的人长得有羊的形象，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陕西的葱半尺高，山东的葱二尺高。大山里有各个沟岔，各个沟岔里都有动物，有的沟岔肥沃有森林，生长了老虎狮子一类的大动物，有的沟岔贫瘠干涸，生长了一些山羊羚牛，有的沟岔是梢林，拥集了大量的飞禽。我常想，欧洲人就像那些大动物，这些大动物多是独来独往，平日沉默，行为直接，但都有侵略性，掠食时极其凶猛。亚洲人都是小动物变的，中国人或许更像飞禽，喜欢聚堆，爱说话，吵杂声不断。但小动物因为小，要生存，就敏感，警觉，紧张，多疑，狡猾，而且身上有毒，能长毒刺，能喷毒液，使强用狠，显得凶残。

　　我当年为了修炼我的文学语言，曾把一些好听的歌曲拿来分析为什么好听，其音符怎样搭配了形成怎样的节奏了就好听。我列成表格，标出线条。陕西北部和南部都有非常著名的民歌，分析了它们，结果发现，陕北民歌标出的线条和陕北的地貌形状一模一样。陕北民歌平缓、雄浑、苍原，陕北是土沟土梁土峁，一个一个不长树的山包连绵不绝。而陕南民歌节奏忽高忽低，尖锐高亢，陕南是秦岭和大巴山，峰峦一个紧挨一个，直上直下。秦岭的最高峰是太白山，我登过，在山脚松柏成林，常见有数人合抱粗的高达几十米的，可到了山顶，那些松长了千年，却是盆景那么大。我到过青海西藏，看那些神圣的山，为什么就神圣呢，是真的山上有神吗，但它确实使山下的住民有过许多奇异的生活现象，但同时我也想，那么大的一座山，一半插入云中，长年积雪覆盖，它肯定影响气候，气候的变化必然会使许多奇异的发生。在我的家乡，秦岭深处，小盆地被山层层包围，以前偏僻封闭，巫的氛围特别浓，可以说我小时候就生活在巫的环境里，那里人信儒释道，更信万物有灵，什么神都敬，除了上庙进观拜那些佛呀菩萨呀老君呀关公呀，还有龙王山神土地灶爷牛马爷树精狐仙，蛇蝎蜈蚣蟾蜍乌龟也都敬。村里经常闹鬼，有各种精怪附上人体，村里没有医生，却有阴阳师，有了病，治疼的方法很多，如火燎，锅盖，放血。那是在深山里，偏僻，雾气大，人又稀少，所以才产生这些东西，我后来到了西安，在西安生活了几十年，就很少听说闹鬼。我在庙里问过一个和尚，因为他说他常在庙的院里见到鬼，都没有头，是些凶死鬼，来庙里求超度的，我问我能不能见到？他教我的办法是晚上两点后，坐在没人的十字路口，脚面上蒙上草皮，头顶块草皮，在草皮上插上香，然后想着你要见死去的某个人，那鬼就来了。我没有去做，我有害怕，更重要的是城市里根本寻不到没有人的十字路口。

　　现在盖房子，买房子，布置房子，都讲究风水，风水最基本的常识，就是你感觉到舒服就是好风水。这如同盖房子，盖得周正，能向阳，能通风，这房子也坚固，你如果房子盖得弯弯扭扭，就向不了阳通不了风，当然也不会坚固。人也是这样，某个人长得漂亮，此人肯定性情阳光，很聪明，也长寿。长得丑陋，不是蠢笨，就是心理容易扭曲，身体也不健康。但为什么常是漂亮人成不了大事，而往往丑陋人能成大事，其实是漂亮人受干扰的多，因为聪明，什么都一学就会却不坚持深究，丑陋人或性格偏执或经历坎坷，反倒他坚韧不拔。风水还有一部分是心理作用，比如，你一旦觉得家里某个地方没有布置好，心里老纠结，那你就一定得去重新布置。我琢磨过我家乡的那个阴阳先生，村里婚丧嫁娶，盖房安灶，都要他选方位择日期，常常是按他的意见办了就平安吉祥，没按他的意见办，就出事。他没有多少文化，对易经呀堪舆呀并不怎么懂。我想，他几十年从事这样的职业，或许就有了神气，他这样认为，身上就有了煞气。庙里的佛像是人塑的，一旦塑成，塑佛就得跪下磕头。从事某一种职业久了，这个职业就影响了从业者的气质，甚至相貌。当然，文学作品也讲风水，这就是结构完整不完整，情节安排得合理不合理，是一般性的正，还是正中有奇，奇中有正；是一般性的平衡，还是乱中有序，险中求稳。再是它的基调，它的硬软度，它的色彩声响和味道。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一本书的命运。人是有命运的，书也是有命运的。

　　地理在文学中似乎是一般问题，其实可以说它是作品的基点和定位。这如同你一旦系上了一条什么样的裤带，那么你就配上什么样的裤子，有了什么样的裤子，就有了相应的袜子、鞋子、上衣、帽子，以及你背的包，坐的车，要去的地方，要见的什么人，说的什么话。我们常说这部作品有特点，有味道，至于什么特点什么味道，这都首先从作品中的地理开始的。我们读拉丁美洲的文学是一种味道，读俄罗斯的文学是一种味道，读日本的文学又是另一种味道，读中国古典作品，《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金瓶梅》各是各不同。尤其戏曲，梆子戏和越剧黄梅戏不同，同是梆子戏类，秦腔和晋剧，评剧又不一样。过去的各个省会都是不一样的，不说它的物产，语言，习俗，单就建筑都不同，而现在可惜的都在趋同化，这个城市与那个城市差不多了，年轻人又都说普通话，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好象还在你生活的地方。因此，我们现在的一些作品，就越来越失去原创性，失去独特性。

　　我在初学写作的时候，写作的欲望强，见什么都新鲜，听什么都好奇，就拿来写，跟着风胡写，就象一只蝌蚪，跟着鱼游，游呀游，鱼还是鱼，我的尾巴却掉了，游不动了，成了一只青蛙。当初还很得意我写了一大堆作品呀，一整理，是那么浅薄，无聊，可笑，是一大堆的文字垃圾。我就觉得我这是文学上的流寇，我得写我最熟悉的，我没有文学根据地，就回到了我的家乡，先后三次，一个县一个县走，一个村镇一个村镇地走。从此就以我的家乡商州为我的文学根基，开始了我的乡土写作。也体会到一个人，无论干什么，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角色和现状，不了解就不可能自由，就不可能驾驭自己，就变成社会的思潮中别人左右自己的那种力量的奴隶或玩物。

　　除了八十年代我三次大规模走商州外，每年又多次回去，作品都写的是故乡的人和事。在我的理解中，故乡是什么，是你的血地，是你身体和灵魂的地脉。那时，我的父母还在，故乡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以父母存在而存在。在那时的返回，不仅是为了文学，更是为了生命和灵魂的安妥，它的意义就和一般的采风不一样。这如同你因干别的事饿了一天肚子的饥和家里没有粮食吃了上顿还不知下顿的饥是两回事。

　　我的故乡商州，在秦岭深处，在商於古道旁。陕西的关中原是八百路，商於古道是长安城通往东南的唯一之路，是六百里。战国时代，它是秦楚交汇地，秦强了我们属秦地，楚强了我们属楚地，号称是秦头楚尾，文化上有中原之雄沉浑壮和楚的绮丽钟灵。我们的那个镇是古驿站，历史上的韩愈、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苏轼等等都曾居住过，留下诗文。宋元之后，长安迁都，这地方逐渐荒芜，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这里仍是山高林深，交通不便，封闭落后，沦为国人很难知晓的地方。我写商州的时候，那里还叫商洛，商州是商洛在古时的称谓，连大多商洛人也不知道商洛还曾经叫做商州。现在商州的名声是大了，商洛市所在地也改名为商州。对于商州，这四五十年里，什么都在变，社会体制在变，由政治革命到经济建设，山水在变，或山青水绿或残山剩水，但有一点始终没变，那就是人的感情。那里太熟悉了，无论那里发生了什么，我稍一知道，就能明白事情的根源是什么，会有什么样的过程和结局。我说过这样的话：我是站在西安的角度上回望商州，也更了解商州，而又站在商州的角度上观察中国，认识中国。

　　我写作品，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在酝酿构思时，脑子里首先有个人物原型为基础，哪怕这个人物是我从众人的身上集中起来的，也必须先附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以他为基础。再是以我熟知的一个具体地理作为故事的环境，比如一个村子，这村子的方位，形状，房舍的结构，巷道的排列，谁住哪个院落，哪里有一棵树，哪里是寺庙和戏楼，哪里有水井和石磨。这两点先确定下来，就如盖房子打下地桩，写起来就不至于游移、模糊。然后写起来了，再根据内容需要删增、取舍、夸张、变异、象征、暗喻，才创造出一个第二自然，经营出一个文学世界。每一个作家创作时，人物可能是集中融汇的，故事可能是无中生有的，但地理环境却一定是真实的，起码是他熟知，在一处扎住，进行扩展、改造的。从真的自然所提供的素材里创造出另一自然来，大自然的素材被改造为完全不同的东西，优越于自然的东西。对于我本人，我作品中的地理，则是非常真实的。我之所以喜欢这样，我想让我的作品增加一种真实感、可信感，尤其当我以所写的人物和故事指向了多义，表达出我的意象时，越是地理环境上我越要真实。这就是我一向都在提的以实写虚。

　　真实的地理是创作的一个基本规律，它的好处是写时不至于游离，故事如孤魂野鬼它得有个依附处，写出来的作品，能让读者相信，而进入它的故事中，但是，这样也常常带来麻烦，尤其给作者本人。我在这方面吃过苦头。80年代我走商州后写了《商州初录》，文学界评价还非常好，但因县乡是真名真地理，村镇是真名真地理，当地人就对号入座，其中写到落后的东西，那时政治解读的气氛浓，就指责我诬蔑农民，把农民的垢甲搓下来让农民看，结果商洛地区宣传部组织了批判会，写了材料上告省委宣传部，上告中国作协和发表此作的《钟山》杂志。写了《废都》，对号入座的更多，有人控告我，就在前年一个还见了我骂我，我说我没写你，他说明明在写我，连我家那条街那条巷那个寺庙你都写得真真切切，你不是写我？写《秦腔》后，我不愿把书给老家人看，担心被攻击，一度不敢回去，后来他们还是看了，没引起什么风波，我这才回去了。

　　由此，我得到一个问题，红学家考证《红楼梦》，考证地理是对的，而对于故事人物，连同一些细节也考证，这就觉得不对了。小说中的情节，人物，那是经不起考证的，一考证就错了。可见这些人自己没有写过小说。现在许多人在电视上讲历史，引用的材料来自《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或一些志书，这还是可以的，而有的从文学作品上找，就不靠谱了。

　　说到这里，我还要强调的是，讲地理与文学，文学中的地理，并不是写地方志。地理一旦写进了文学，它就融入其中，不再独立存在，或者说它就失去本身意义。写所见的世界，并不是你所见的世界，而是体验的世界。塑佛像时用铁用石用木用泥，一旦塑成就是佛了，再也没了它是什么铁什么木什么泥了。我们在说地理对于文学的地方性、个人性的重要时，如果在一部作品中所要求分析的地方的、个人的习癖愈多，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可能竟会愈少，一部作品应高高超越个人生活领域，他不是一个赋有地方性和寻求个人目的的人，他应该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人”，一个“集体的人”，传递着整个人类潜意识的心理生活。

　　我在九十年代写过一个文章，说：云层上边尽是阳光。意思是，民族有各个民族，地方有各个地方，我们在重视民族和区域时，一定要知道任何民族、区域的宗教，哲学，美学在最高境界是相同的，这如同我们坐飞机，穿过了各种各样的云层后，云层上面竟然是一派阳光。这就需要我们在叙述你这个民族你这个地方的故事时，也就是说当你看到你头上的那朵云时，你一定要想到云层上边都是阳光，阳光是统一的，只有云朵是各式各样。人类在认识上，感情上有共通性。任何文学和艺术不是麻痹思想的娱乐消遣，它是人类精神世界向未知领域突进的先声，是人类中最敏感的一小部分人最敏感的活动。举个例子，当你坐一辆旅游车，中午十二点时你让司机停车说肚子饿了去吃饭，大家这时肚子都饿了，你的提议大家都同意，如果你十点钟要停车吃饭，那只是你个人饿了，得不到大家的同感。文学是你一个人写的故事，你的故事在写一个人的命运，而这个人的命运和这个社会，时代的命运有了交集重合点，你就不是你一个人，是集体的人，你的命运就不是你的，是社会的时代的，那么，这个故事就伟大了。

　　所以说我们讲地理与文学，仅只是讲地理在文学中的重要，还都属于基本的东西。写什么取决于你的胆识和见解，怎么写取决于你的智慧和技巧。从整体上说，作品取决于作者的能量和品格，取决于文学背后的声音和灵魂。

　　贾平凹：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一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