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日常与经验
——《潜江诗选》简评
◎严 靖
体现地域性与超越地域性
家乡(或故乡)记忆往往是一个人写作的起点。相关的记忆也常常自然地成为写作的重要资源。潜江地处江汉平原腹地,历史悠久,既是著名的水乡园林城市,又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成为诗人书写的重要对象是顺理成章的。然而,这种书写即便不存在偏见,也很可能陷入一个困境,即对自己生活居住所在地因为过于熟悉而令感觉钝化、粗糙化和模式化。譬如,“水乡园林”这样的表达,固然是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但也容易成为束缚人们思考和创新的印记。
诗人的工作(或者是职责)即是摆脱这一束缚,借助诗的语言,以诗的方式,对“吾乡”重新陌生化。
这首先表现为一种建构空间感和空间意识的能力。它可能以对比的方式,通过表达位移和距离来完成。如王春平《春天去北京》中对旅人的移动的敏感:“坐高铁从江汉平原出发/在三月,我只能看到越来越淡的绿和/越来越淡的春意/当然还有越来越高的建筑/挡住了我的视线。”而湖北青蛙(龚纯)的《回乡》更加直抒胸臆:“阳光几万里,经过几个省,现在进入亲爱的湖北/亲爱的潜江。风景和往事一一敞开。”
然而,家乡并不是能成为所有人的“故乡”。在这本诗选中,绝大部分的诗人都是“现居潜江”。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意味着失去了从他乡进入(或“回到”)本乡而产生的远距离观察的机会。这就要求诗人们对周遭的世界和生活有更具体的体认,更诗意的再现。
在八九十年代的家乡写作中,郭红云的《故乡》堪称代表。它采取艾青式的散文化书写,以画面的逐渐展开描绘“故乡”的一切景象与人事。如果说这种宏大画面的展示手法更接近前现代主义,那么对细小空间和事物的观察与理解是诗意产生的更重要也更现代的路径。黄明山的《蛙声里的蓝天》以层叠和穿梭的意象,写不可见的“蛙声”与可见的“蓝天”的动态的关联。“草儿青青的岸”“小河”“船”“蝌蚪”“田野”“犁耙”这些可见的意象暗指家乡的景致和季节,而“蛙声敲打白云敲打蓝天”“裸足的少女又用歌声把水中的事物打探”则糅杂了真实与想象。这种形式的处理准确地捕捉到了经验难以捉摸的那一部分,从而完成了诗意的表达。大头鸭鸭(魏理科)的《一个后湖农场的姑娘》讲述的是巴士上对一个十八九岁的农村姑娘的观察。从皮肤开始,到着装、脸庞、四肢、个头、乳房,最后回到整体:“过早的劳动/将她催熟/已经适合生育/和哺乳/这个大地的女儿/眼望车的前方,有时/也扭头看下我。”这种看与被看的故事尽管发生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之间,但并不显得突兀,反而让人感受到一种恬静和悠然,甚至一种和大地安然相处的静默以及对生活的某种隐忍。无论是潜在的“后湖农场”这一静止的工作空间,还是显在的“巴士”这一流动的交通空间,都因为一种对人与人关系的温暖处理而产生了持久的诗意。
这种对乡土的重新陌生化,本质上是对存在的不断陌生化。荷尔德林所说的“诗意地,人栖居在大地上”,而不是人去追求所谓“诗意的栖居”。这不仅是名词动词之别,“诗意的栖居”可能是致力于制造一个自我陶醉的个人物事(譬如漂亮的房子和汽车)的空间,可能走向空洞的媚雅而沦为另一种贫乏。当也只有当以诗的思维生活着和思考着,“现居潜江”的“居”才不仅仅是一个住所或一张身份证信息的意义,而具有了更为本质和普遍的内容,人的创造力才会永无穷尽,潜江也会超越地域与人口的现实限制而与世界上任何地方和任何人群产生联系。
源于日常生活的诗学理念
潜江诗歌风格多样,形式不一,但整体上日常化特征相当突出。这种日常化体现为主题、题材、意象或整体经验。它未必是一种有意识的团队追求,也与所谓的“民间写作”不同,而是长期的生命观照和诗艺训练之后呈现的自发状态。正如80后女诗人黍不语所言,她的诗就是对个人世界的一种观照和记录。它向世界敞开,但根基却是日常的生活和私人的世界。杨汉年是这方面的代表诗人。入选的五首诗中,除了第一首较为空性之外,其他四首《旅途》《小镇黄昏》《灰尘》《粘蝇板》,或生活气息浓厚,或市井味道十足。这些“杨氏日杂批发部”的诗作将诗性与神性的建立归功于日常生活。譬如《小镇黄昏》,在彩票大厅、集体舞、药店、打腰鼓的妇女相继出场之后,诗人宣布:
混迹于引车卖浆者之流
我在这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
以为自己不再需要神性的东西来安抚
但我察觉到,只要到了黄昏
跳集体舞的音乐,或者是鼓声响起
天空一定晴朗
爱捉弄人的神,
总是把地毯铺在安居乐业者脚下
而将钉子钉在了我苦思冥想的椅子上
日常生活与“神性”,既非相容也不对立,但距离的保持却正好产生了相辅相成的作用。但唯有日常生活而非单纯的苦思冥想才能唤起神性。杨汉年的写作以口语为主,或者与这种追求有关。这一偏向也许过于独特,毕竟有的诗歌重日常,而有的则重理性和哲思。关于后者,沉河的写作历程可能更能说明问题。
大学期间的沉河的写作,受张志扬、陈家琪等哲学研究学者的影响,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随笔,都带有维特根斯坦片段式的语体和顿悟式的思维,具有成熟的现代意识与全新的话语方式。这一时期沉河诗歌的常见意象如“声音”、“水”、“语言”、“女人”与“孩子”等都联系着有关存在的哲思。这是一种本质的思考,也是一种与日常和现实保持了距离的典型的80年代的思考。
另一种生活因为离开大学校园和其他大气候原因开始了,九十年代也就成为沉河诗歌的转型期。一开始他是如此不适应、不满这个新的时代。请看《致——》(1994):
请不要相信任何新鲜的东西
多少个时代都是这样
所谓灵魂只是灵魂的回忆而已
诞生或者死亡,您说呢
它好像大海的波涛
一浪推着一浪,生命曾经
闪耀着光辉,现在它又沦入
黑暗。谁在哀惋,是谁在哀惋
时代之性质已经转变
这首诗像喃喃自语,又像对自我与时代的双重呼应。“时代之性质已经改变”,正如鲍勃·迪伦所唱:“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既是“他们所改变”的时代,也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时代——谁来哀惋生命光辉的消逝?“一个人要不合时宜,这是/最好的时光,虚幻与真理在心中/并存,小人与君子一起高谈阔论/探讨着金钱和性,再出其不意地/说说来生……”(《种草》)这首愤世嫉俗的作品的写作时间是1992年7月23日,诗人的表达最终坚持了自我。度过这一艰难时期之后,疼痛和感伤开始进入诗歌,形而下开始进入诗歌,诗歌的意象具有了更多的物态、物性和日常性。就这样,从抽象到具象,从思辨到贴近,沉河的诗越来越呈现其扎根大地的气质。
然而,尽管肉身沉重,但对肉身的拯救与超越才能成就真正杰出的诗歌。沉河早年的诗歌中,迷恋诸如“陶”、“瓷”、“蜡”等颇具海德格尔风格的意象,但后期的“碧玉”开始,可以说真正诞生了沉河自身的风格。写于2006年4月的《碧玉》云:“碧玉用心呼吸/入尘不沾染/过水不惊惶//昨日我试图像碧玉一样生活/无思无欲,也忘记/一切出口。身子也无褶皱/闭眼即为气体。”心净如玉,何惧尘埃。超越沉重,即成轻逸。保尔·瓦莱里告诫我们:“应该像一只鸟儿那样轻盈,而不是像一根羽毛。”这是哲思的魅力。沉河的回归日常却坚持了哲学的思维方式,这种处理具有更高级的智慧。日常加哲思铸成了诗的质感。
在80后、90后几位潜江诗坛的后起之秀中,黍不语的创作显得相当成熟老练。她的诗除了语言干净、意象简洁、情感细腻之外,带有较为明显的内倾风格。也许是女性诗人的缘故,入选的几首诗从诗题到语言都频频出现“爱”这个字眼:想象的对“少年”的爱、梦里的爱、回忆爱、爱的需要、旅行邂逅的爱……但这些爱的体验或想象并不超脱生活,而有对生活极为细致的、绝不重复的捕捉,绝不凌虚蹈空。内敛着,然而生活着,这使得黍不语成为有别于狄金森和余秀华的另一类诗人。
经验融入理念的能力
人人有其经验,有如人人有其理念。但经验并非都有审美价值,理念也有轻重小大之别。《潜江诗选》以60年代生人为主。这部分诗人已过不惑之年,或者说进入了中年。“惑”与“不惑”的关系,有时候可以理解为西方人所谓的Midlife Crisis(中年危机)。这方面问题的处理,构成诗选中较为普遍的一个重要主题。让人产生敬意的是,总体而言,这些经验极为感人,诗人们的思想、情感和悟想也都温柔而真诚。
这些经验,诗人们各自书写,却又有着高度的相似。梁文涛《继续咳嗽》的重心在变化与面对变化的选择。人群的流动、事物的发展,世界日趋复杂,人生也充满冲突。如何面对和处理,又如何在一首短诗中准确饱满地表达?“那么多的人来来往往/正如公路上散步的麻雀,一步三回头/而我在它们的中间/辨别错字,继续咳嗽”,有的坚持,有的蔑视,有的随意,但“继续”的对象无论是咳嗽还是别的什么,总留住了些东西,这就够了。与之相似,吴开展《相忘于江湖》也聚焦于对人生的总结。他们的内在相似还在于都写了时间流逝(“这些年来”“流年里”),写了忘记与记忆(“我尽量想记住些什么,可能忘记些什么”“相忘是为了从另一个角度进入”),也罗列了诸多具有生命流逝意味的意象——吴开展甚至用了连续四个排比,从“节节败退的旧时光”一直到“宴席后曲终人散的一片狼藉”。另一首《七宗罪》虽然多概念而少形象,但概念也是动人的,以一种请求家人和自己“原谅”的姿态,试图与狭路相逢的中年危机和解。它不出于(对步入中年的)畏惧,而是出于爱(包括对自己的爱)。它也不出于冷漠高傲、孤芳自赏和特立独行,而是真正地对世界温柔相待。
另一方面,在另一部分诗人那里,中年未必一定危机。相反,它可能引导一个崭新的开始。沉河的《自由》可以视作这方面的代表:
在我和我的妻子之间
因为可触可感而分外
幸福而真实
俗话说,距离产生美。这首诗也写了距离,“在我和我的妻子之间”。然而已经不是“你”“我”之间的距离。“我的”“我们”,意味着生活的一种新的开始和感受——它宣布亲近产生美。可触可感的生活才能带来“自由”?或许如此吧。“自由”这一最形而上的理念之一,借助了诗人的经验和对这种经验进行总结的诗歌理念,终于可触可感、幸福真实。
篇幅有限,这本诗选的很多诗人诗作无法一一论及,何况真正优秀的诗歌是超越类别和标准的界限的。如1999年即移居北京,又于十年之后定居武汉的柳宗宣,叙事诗堪称一绝,抒情诗的画面营造更是令人惊叹不已,而北京十年的经历又使得其某些诗作多少沾染一些“知识分子写作”的气息,虽然不乏调侃与戏谑。仍居北京的李昌鹏的写作,在细节体验和审视方面极具个性,有鲜明的兼具从象征派到后现代的各种风格。再如现在上海的湖北青蛙(龚纯),诗极其自然,行云流水,跳跃穿越,物我之间,当下与过去之间,简洁中见悲悯,宁静中出洞察。这些从潜江走出的诗人,虽然漂泊不定,但仍然体现了相当的潜江人的气质和平原气象。
总体而言,潜江诗歌质量均衡,风格众多,在地方诗群中实属罕见。倘若说有什么不足或可以改进之处,可能主要在两方面:其一,某些诗人的写作方式和语言体现出其主要诗学资源为朦胧诗或前朦胧诗,尚未进阶到现代诗阶段。诚然,文学不能以进化论的标准评判高低,但诗路的拓展的确有赖于更丰富资源的借鉴。其二,某些诗作的借用或化用痕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原创性。当然,这些都是可以通过不断的写作和交流加以克服和提升的。何况,黍不语等80后诗人之外,灰狗、路人丁等90后诗人已经头角峥嵘,开始展现他们出色的语言天分和个性鲜明的美学冲击力。潜江诗歌正以这种薪火相传不断扩大着在湖北乃至全国的影响力。
严靖: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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