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水涛

　　远离乡土的作家与农村农民描写的真实性

　　◎ 周水涛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自“五四文学”至今，农村农民一直是文学的重要描写对象，而描写的真实性一直是评价乡村小说创作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准。然而，进入新世纪后，作家们怎样描写农村农民以及描写的真实性，日趋成为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一、怎样描写农村农民

随着“生活质量”已然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和价值追求，有成就的作家先后由小城市迁往大城市，从一般社区搬到豪华小区，与此同时，“体验生活”或“观察生活”，成为遥远的记忆。对于作家而言，远在他方的乡土自然路途遥远，而近在城市的农民也被小区保安或门禁隔开。众所周知，乡村生活是一种不能完全凭借想象创作的题材，那么，作家们是怎样克服远离乡村这一创作障碍的呢？笔者认为，作家们采取了三种措施。

　　（一）充分利用现代传媒

　　作家们充分利用了电视广播与电台广播、因特网络及其衍生传播平台等现代传媒。

　　首先，作家们充分利用了现代传媒承载的“生活资源”。听听，看看，读读，“乡村报道”或填补作家的想象空缺，或激发作家的创作灵感，或建构作家的写作框架，书斋中的阅读，客厅中的观赏，正在替代远赴乡村的劳顿，或深入工地车间的繁琐。笔者读到了一些关于乡村留守儿童、寂寞乡村妇女、空巢乡村老人的小说，因而产生了恶意的主观臆断：早先关于“空心村”的电视报道是否与这些描写有着渊源关联呢？不过，后来有些零星的事实证明了笔者对于作家依赖传媒的臆断。例如，一个写包工头爬上高高铁塔的小说似乎与某则农民讨薪的报道有关，而李锐的《扁担》与刘继明的《回家的路究竟有多远》这两篇小说的确是“根据一则新闻创作的”。[1]孙惠芬的《民工》在一定程度上出自作家的“观察”，不过这位女作家仅仅是在城里“观察”：无意中看到一对乡村父子背着蛇皮袋从面前走过。——笔者深感遗憾的是：至今尚未见到关于“空心村”描写的乡村见闻“创作谈”！其次，作家们充分利用了现代传媒承载的“思想资源”。“思想资源”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思想理念方面的东西。例如，“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底层”、“构建和谐社会”、“关注三农”等理念先后为其提供了“立意”的重要资源或想象的晶核。另外一类是作品层面的东西——某些紧追乡村现实的作家或学者的书写，如“打工作家”的务工生活描写，乡村精英的乡村小说创作，部分作家或学者的乡村调查，等等。笔者发现，身居城市的作家的农村农民描写与某些紧追乡村现实的书写，有着比较明显的“对应关系”。——也许那些紧追乡村现实的书写，为身居城市的作家的农村农民描写提供了素材、创意。现代传媒为作家们获取这类思想资源提供了便利，不同类型的数据库、各种文艺网站、微博微信的特殊传递，使作家们获取这些资源如探囊取物。

　　（二）凭借学识

　　进入90年代之后，乡村小说创作作家群体开始发生一种变化：凭借生活积累进行创作的作家逐渐减少，孕育赵树理之类“农民作家”的土壤逐渐消失，而与此同时，有大学文凭或硕士研究生文凭的“学者型”作家日益增多。尽管学历不是决定创作成就大小的终极因素，但高等教育赋予“学者型”作家两大优势：采集创作资源的能力与驾驭各种创作资源的能力。这两大优势使部分作家远离乡村、在书斋中虚构乡村生活成为可能。我们不难看到，部分没有乡村生活经历的作家仍然能写出满堂喝彩的乡村小说，许多深居城市豪华小区的作家在耗尽乡村记忆之后，仍然能维持高产状态。这种现象折射出一种令人困惑的事实：乡村生活积累对于许多作家而言，已经无关紧要，因为纯粹“虚构”也能反映乡村生活。由此，我们推断，乡村小说创作活动正在学术化，即“学者型”作家正像学者从事学术研究那样写小说，如充分利用相关文献，搜集文字资料、立足于文献资料展开写作等。由于省略了乡村体验或生活素材搜集这一关键性环节，乡村小说创作正在转化为一种车间工艺流程：信息搜集、创意生产、理念组合、意象拼接、语言加工制作皆在书斋或“车间”进行。

　　（三）充分发挥写作技巧

　　对于赵树理、孙犁等老一辈“生活型”作家而言，也许技巧无关紧要，因为他们乡村小说创作的主要支撑是“生活”，但对于“学者型”作家而言，技巧至关重要，因为技巧能弥补“生活”空缺所致的不足。笔者认为，出于弥补“生活”不足所致的缺憾，作家们主要运用了两类技巧。

　　第一类技巧是“意象化叙事”或隐喻性虚写。从立意、构架等宏观层面看，隐喻性虚写不是反映乡村现实，而是映射乡村现实，整体描写并不直观地展示具体的意旨，而是指向玄虚的形而上层面，作品主题思想往往是一个朦胧的开放性意向空间。张炜的《九月寓言》、苏童的《在细雨中呼喊》、残雪的《民工团》、李锐的《无风之树》等作品可以看作这一方面的代表作。从微观的表述层面看，隐喻性虚写往往不是描绘真实、具体可感的生活图景，而是借助众多意象，以象征、暗示、讽喻等方式行文，以“侧写”方式反映农村农民的生活，作者为读者提供的是想象基础或联想介质。从艺术探索等角度看，隐喻性虚写的开创性不容否定，如《九月寓言》的艺术创新，但从描写的真实性及作品的可读性等角度看，隐喻性虚写的广泛使用就值得一分为二地看待了。例如，同样是反映农民的务工生活，《民工团》等虚写作品与《泥鳅》（尤凤伟）、《蚂蚁上树》（马秋芬）、《大嫂谣》（罗伟章）、《出租屋里的磨刀声》（王十月）等实写作品，在反映生活的真实性、描写的生动性、信息的丰富性等层面有着明显的优劣差别。隐喻性虚写给读者带来阅读困难。事实上，有些好评如潮的隐喻性作品到底写了什么及怎样好，都是评论家告诉我们的。因此，笔者一直怀疑，有些作家是否一直在织造皇帝的新装？当然，我们要理解作家的苦衷，因为在没有真实生活作为比照的情况下，建构具体可感的生活画面是有一定难度的。

　　第二类技巧是描写碎片化。描写的碎片化，即乡村生活描写的细节化、片段化。在没有乡村生活积累或乡村生活积累薄弱的条件下描写乡村，许多作家不得不绕开宏阔的生活画面描绘，放弃完整且有一定叙事跨度的情节结构，转而以生活细节和琐碎对话来反映现实或表达主旨。毋庸赘言，有丰富乡村生活积累的创作，大多采用“完整描写”的方法：因为生活提供了完整的生活图景，所以作家在生活事件的基础上加工或虚构，在生活自身内在逻辑的指引下发挥想象，因而有能力比较完整的生活画面与情节结构。部分作家（如80年代的“现代派”作家）在步入文坛之际就选择了生活描写的碎片化，较好的理论修养与生活积累的匮乏是这些作家选择碎片化描写的主要原因。从90年代末开始，许多知名作家致力于长篇小说创作，而碎片化成为长篇小说描写中的普遍现象。值得注意的是，“闲聊”似乎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以致有学者以“闲聊体”来概括这种创作现象。毋庸讳言，“闲聊”给读者带来麻烦，甚至是折磨——试想，几十万字的长篇，实际描写少之又少，多的是聊了又聊：要么是琐碎的对话，要么是单调的人物自白。这种书写方式考验读者的韧性，挑战读者的耐受底线。固然，“新写实”的影响与作家们的艺术开拓、自我超越是导致乡村小说碎片化描写的原因，但乡村生活积累的耗尽或乡村生活积累薄弱，是这些作家采用碎片化描写手法的关键因素。

二、农村农民描写的真实性如何

作家们所采取的三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乡村生活积累的空缺或不足所致的缺憾，但描写的真实性如何呢？笔者在此做一简单评价。

　　（一）迟到的真实——真实的价值

　　充分利用现代传媒与充分利用学识，使“书斋制作”成为可能。然而，“书斋制作”在两个层面阻止作家接触“当下现实”：如果在书斋中能够获取乡村书写的材料——“第二手资料”，作家就不会劳顿奔波地去乡下搜集“第一手资料”；如果在书斋中书写乡村“昨天的现实”同样能获得成功，作家就会放弃“当下现实”。因此，乡村小说创作群体已经失去了紧追“当下现实”的兴趣与能力，作家们与农村农民的空间距离最后转化为描写的时间距离。从“第二手资料”中提取的“昨天的现实”不乏真实性，但这种真实性一般与“当下现实”有几年的间隔，因此，这种真实是“迟到的真实”。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80年代，作家们的乡村书写紧贴乡村现实。那时，何世光、高晓声、周克芹、路遥、贾平凹、张炜、周大新等广有影响的作家无不是紧追当下乡村现实。长篇小说创作需要一定周期，但《商州》《浮躁》《平凡的世界》等长篇小说仍然紧贴当下现实，这些作品描写的主要事件大多发生不久或刚刚发生。从整体上看，90年代乡村小说对当下现实的描写呈现出“越写越远”的趋势。“越写越远”的集中表现是“乡村现实”的上限与下线后移：从某一“生活现象”的出现到作家描写这一现象的时间间隔不断加大。笔者经过简单调查发现，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阶段，间隔一般为1—3年，在90年代末则拉大为3—5年。进入新世纪后，“越写越远”的趋势更加明显。我们可以珠三角务工群体的相关描写为参照，来考察精英群体或学者型作家与“当下乡村现实”的距离。两个群体的中短篇小说都描写了乡村女性的都市畸形生存这一题材，但二者在“集中反映”层面有着明显时间间隔。务工群体早在90年代初触及这一话题：黄秀萍的《绿叶，在风中颤抖》（《特区文学》1992年第1期）、周崇贤的《那窗 那雪 那女孩》（《作品》1993年第6期）、任重的《伊人之旅——一段作家与打工妹刻骨铭心的故事》（《佛山文艺》1998年第8期下半期）等作品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而精英群体则在新世纪初集中反映这一现实，吴玄的《发廊》（《花城》2002年第4期）、邵丽的《明惠的圣诞》(《十月》2004年第6期)、孙惠芬的《天河洗浴》（《山花》2005年第6期）等中短篇小说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2]。两个群体都反映了进城农民“回不去”这一现实，务工群体在90年代初开始书写这一题材[3]，而精英群体则在进入新世纪后开始集中叙说这一话题[4]。以上比较表明：精英群体与“当下现实”的距离很大——假设务工群体反映的就是“当下现实”，那么，精英群体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与“当下现实”的时间距离就达到4—6年。——前面谈到，李锐的《扁担》与刘继明的《回家的路究竟有多远》出自同一则新闻报道，“这两部小说应该都是根据前两年的一个新闻来写的”，与一般作家的反应时间间隔比较，这两位作家两年的反应速度算得上“神速”！

　　就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而言，作家与“当下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并非过错，但是，在社会急剧转型、乡村社会存在种种严重问题的背景中，如果所有作家都在4—6年后描写过时的“当下现实”，那么，“迟到的真实”就值得反思了！笔者考察了《人民文学》《当代》《小说月报》等重要文学期刊近三年所登载的反映乡村现实的作品，发现部分作品仍然在重复多年前的老话题，有些话题似乎出自涂军元、杨豪、李昌平等人的“三农报告文学”和曹锦清、秦晖、陈桂棣、春桃等学者的乡村调查，而这些文本问世已经十几年了！近年，梁鸿、曾维康等学者的田野调查报告又揭示了乡村当下的“新现实”，如“新农村化”综合效应、乡村文化结构体系的解体、乡村权利的重组、城乡文化交融语境中的乡村新变等，根据作家们现在的“迟钝程度”，笔者预料，作家们也许在5—7年后真实地描写这些“新现实”，但5—7年后的“真实”的价值有多大，就很难评估了！

　　（二）打折扣的真实——真实的程度

　　在“生活”缺失的情况下，依托现代传媒，凭借学识与技巧在书斋中描写农村农民，描写的真实性必然会大打折扣。

　　首先，远离乡村生活的“书斋写作”必然会演绎概念，以致作品描写的“可信度”降低。

　　人们稍加考察就会发现，进入90年代之后，主流话语的某些理念和社会热点问题的“关键词”，与乡村小说农村农民描写的主题有着明显的源流关系。例如，《一天》《我的破烂生活》《幸福的肾》《桑拿》《马嘶岭血案》《不许抢劫》等展示农民或农民工的生存境况的作品，似乎源自“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底层”等话语；依傍“构建和谐社会”等关键词，作家们或倡导“上层”对“底层”理解与宽容，或肯定城乡的“融合”，于是就有了《老笑》《谁能让我害羞》《悲恸之地》《寂寞嫦娥》《民工沈三的清白》《接吻长安街》《城乡简史》等作品；在“三农问题”成为社会热点之后的几年中，《花牤子的春天》《荒弃的家园》《我们的路》等揭示乡村破败与凋零的作品陆续问世。

　　演绎概念，给描写的真实性带来两大冲击。

　　一是演绎概念以致思想大于形象。当下的作家似乎敢于描写各种题材，似乎有能力将任何思想理念转化为作品主题。然而，由于生活积累单薄或空缺，艺术想象成为无本之木，形象塑造单薄干瘪，主旨的呈示生硬直露，因而形象的单薄与思想的扩张形成对比，亦即思想大于形象。在此，我们首先应该肯定，有些基于某种思想理念的作品描写真实生动，思想深刻，如《马嘶岭血案》《谁能让我害羞》《我们的路》等。然而，更多作品是“有思想没形象”。例如，《城乡简史》[5]通过展示城市与乡村的日常生活“流水账”的方式来展示乡村的生存艰辛，人物的全部活动围绕数字展开；《一天》中的买菜人在短短的一天中经历了出卖身体、食用捡来的食物中毒等诸多苦痛事件；《我的破烂生活》中的乡下女人在短短的时间内先后遭遇大女儿病死、小女儿丢失等一系列不幸。作品给人的感觉是：作家围绕主题罗列事件或数据，以致作品有骨头（主题）没肉（描写）。思想大于形象，不仅仅是形象性、生动性的欠缺，更关键的是整体描写“可信度”的欠缺——试想，干瘪的形象是“真人”吗？纯粹出自作家脑海的事实是“真事”吗？事实上，主题先行或从概念出发而寻找“生活”的“逆向构思”，正在成为流行的创作方法。对农村农民有着比较深入了解的作家王十月，曾对“底层写作”的概念化倾向提出严厉批评：“很多对底层生活一无所知的所谓作家们，通过报纸或者电视上的新闻对底层生活有了一点片面的了解，就开始大书特书底层，开始了话语权的抢占，开始了他们所谓的底层关怀和人文关怀……他们可以把文字打磨得很精致，把小说做得技巧圆熟，然而那样的小说，是死的，是没有灵魂的，那些小说里面的人物，大多是概念化的……”[6]

　　二是无生活参照虚构以致描写失真。

　　乡村生活或农村农民自身的地域性、乡土性、时代性等禀赋，使乡村小说创作成为一种特殊的创作。艺术想象和艺术虚构，是文学创作的本质之一，但是，对于乡村生活或农村农民的艺术想象和艺术虚构，必须依傍乡村生活，或者以具体的生活为蓝本。——苏童等没有任何乡村生活经历的作家的乡村小说创作之所以获得成功，其关键在于他们在前人乡村生活经历的基础上进行想象和虚构。然而，如果“前人”无法提供具有地域性、乡土性、时代性的“当下生活”时，远离乡村生活的面壁虚构必然会导致描写失真。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作家们创作了许多经不起推敲的作品。在此，笔者仅以《悲恸之地》（《上海文学》1988年11期）为例说明问题。在这一作品中，纯朴的乡村汉子刘德生进城卖生姜，在繁华的上海街头迷路了。他的慌张引起市民们的注意，随之被市民与警察围堵，惊恐万状的刘德生逃上高楼顶层平台，最后在精神错乱中坠地而亡。显然，作家意欲通过刘德生之死来强调了解农民、关注农村、同情弱者的重要性，但情节发展的内在逻辑并不严密，作品整体描写的真实性欠缺。试想，一个农民迷路的精神紧张会达到精神错乱的程度吗？即使精神错乱，有可能跳楼自杀吗？总之，无生活参照虚构与农村农民描写失真这二者有着直接因果关联。

　　此外，隐喻性虚写与描写碎片化也影响作品描写的真实性。笔者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读者无法参透只有作家自己理解的隐喻或象征，那么，描写的真实性何在？碎片或细节是否蕴含生活逻辑？读者能否用碎片拼凑出完整的生活画面或历史图景？作家能否借助碎片化描写遮掩无力正面实写的羞涩？碎片化描写的作品的存活期有多长？

　　进入90年代之后，许多身居城市豪华小区的作家一直在书斋中书写自己不太熟悉或曾经熟悉的农村农民，他们或痛斥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谴责城市道德，或悲悯乡村的没落、渲染农民的都市生存艰辛，或颂扬乡村美德，发掘传统文化蕴含的精髓，但如何使“较大的思想深度、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这一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艺术层面的真实性欠缺，是这一症结存在的明证。

　　笔者认为，真正的乡村，尤其是日新月异的乡村和被现代化、城市化浪潮裹挟着踉跄前行的农民，是作家们在书斋中无法想象的——现代传媒、学识、写作技巧只能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如果要描写当下的农村农民，且欲获得真正的艺术真实，也许，“回到现场”是唯一出路。作家们（尤其是乡村小说作家）有责任“回到现场”，因为当下的文学运作方式与文化语境阻遏了“农民作家”的产生，同时也阻断了“当下乡村现实”直接进入创作视域的路径，吃皇粮的精英作家是当下农村农民的唯一“文学代言人”，您能占着位置不干活吗？

　　周水涛：湖北工程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注释：

　　[1]李云雷：《先锋的“底层”转向—刘继明近期创作论》，《小说评论》2008年第2期。

　　[2]尽管关仁山的《九月还乡》（《十月》1996年第3期）在90年代中期就涉及乡村女性都市畸形生存，但这在当时属于“凤毛麟角”的个案。

　　[3]陶冶姗姗：《无名的过客》（《外来工》1993年第6期），周崇贤：《漫无依泊》（《作品》1995年第6期），依燕：《飘零燕》（《佛山文艺》1998年12期下半期）等中短篇小说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

　　[4]乔叶：《紫蔷薇影楼》（《人民文学》2004年第11期），刘继明：《送你一束红花草》（《上海文学》2004年12期），李肇正：《姐妹》（《钟山》2003年第3期），李锐：《扁担——农具系列之六》（《天涯》2005年第2期）等中短篇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

　　[5]《城乡简史》，《山花》2006年第1期，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6]王十月：《我们的内心多么柔软》，《江门文艺》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