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寒清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回溯历史，在中国，有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论；有屈原“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的服饰观；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然景；在西方，华兹华斯坚信“自然从不背离它热爱的人”；马克思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呼唤自然……虽然东西方拥有农业文明和海洋文明两种不同的文明起源精神，中国自古主张天人合一、与自然相融的境界，西方则更强调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但两种思想都有一个共同前提——尊重自然。然而步入近代，随着三次工业革命，人类由机械化迈向电气化，再到智能化。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在推动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将人类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越冲越淡。一次次的生态危机不断袭来，向人类发出警示。后现代经济文化背景中的早已异化的人类终于醒悟，开始寻找危机爆发的深层根源，开始深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催生了生态美学理论。
　　生态美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国内生态环境急速恶化时期受到重视，迅速发展，是生态学与美学相结合形成的交叉学科，以生态学的理论方法研究美学。生态美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认识，“狭义的生态美学着眼于人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审美关系，提出特殊的生态美范畴。而广义的生态美学则包括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美学观。”谢枚琼的散文《发生在回水湾的事件》（《湘江文艺》2019年第5期）正是在广义生态美学视域下对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深入思考。散文将“我”在回水湾散步时与水中鱼儿的对话娓娓道来，带领读者一起倾听一条刚刚失去亲人、自己也险些惨遭厄运的小鱼的哭诉。
　　渔业是人类最早从事的生产活动之一，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存理念，对依湖泊河而居的人们来说，水源涵养的丰富物产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财富。原始社会的人们还不懂得借助工具，捕鱼主要靠人下水用手抓鱼，收获有限。后来，人们又想出了把小水池的水弄干后捕鱼的方法，但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目光短浅，很快就被废弃。人们又探索用棍棒、弓箭捕鱼，到战国时期，鱼网捕鱼基本普及，人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捕鱼工具。古人多在春、秋两季下水捕鱼，春季鱼儿经过一个冬天的生长肉质鲜美，秋季鱼儿为了过冬吃得很肥，渔民们一次下水就能储好冬天的口粮。古人因为对自然的认识不足，对馈赠物产的大自然充满畏惧与敬意，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祭祀水神、河神的仪式，借此表达自己对自然的尊敬和感激。凭借这张网，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享受着富足的水产。
　　然而随着生产力进步，人们将大量现代科技成果过度运用到生产活动中，疯狂掠夺自然生态资源，给自然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先是火药、雷管被运用在捕鱼中，再到电打鱼的出现，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谢枚琼笔下的“回水湾”就是如此，这里本是“河岸边一片水草丰美的水域”，但在岸边散步时“我在水里四下里搜寻，却没有发现鱼的踪迹。我疑惑地放眼望去，眼前的河面上空旷宽阔，波光粼粼。一艘机动船正渐行渐远，船的背影在马达‘突突突’的响声里越来越远。船头那两根高高翘起来的竹篙却分外醒目，篙上缠绕的细细的电线依稀可辨。我认出来，那是一艘当地渔民自行改装的电打渔船。”正是回水湾河面上的电打渔船在来回游弋，使这片水域几乎见不到鱼儿的踪迹。
　　随后“我”发现一条大不过两指的小鱼惊魂未定地匍匐在一丛水草的根须旁，瑟瑟地讲述它一刻钟前的生死经历。小鱼向“我”描述它眼中的回水湾，这里“风平浪静，清澈透底，阳光明媚。我以前没来过，但听爸妈说起过。是个像花果山水帘洞一样，孙大圣都喜欢的地方。”而“我”也有同感“是的是的，我初来回水湾时，也是如你这样的感觉。这里水势平缓，不见急流险滩，没有泥沙淤积，亦无暗礁恶石。倒是那丛丛青青翠翠的水草，像朝你张开手臂，要来拥抱你一般。”这样一片水域是最适宜鱼儿生存的地方，却也成为渔民捕鱼的绝佳场所。
　　但在这里捕鱼的渔船早已不是传统撒网捞鱼的古渔船，而是工业时代带电的蒸汽渔船。它开足马力来到鱼群最密集的地方，一阵电流声在水面闪过，小鱼被惊醒后看到惨绝人寰的一幕：“我的亲人们一个个睁大错愕的眼睛死去了，他们白白的身躯迅速浮起于水面上，又马上被一一捞起。我亲眼看着他们被重重地从捞网里甩到船板上。”过去捕鱼对渔网大小都有着严格规定，只捕大鱼，放生小鱼，以维持自然生态循环发展。然而电船捕鱼，电流所到之处几乎难有鱼儿逃生，鱼儿无论大小都难逃厄运。就像小鱼哭诉的那样：“可怜我那最小的妹妹，她才来到这世上不过半个月啊。她瘦小的身子连渔网都捞不起，我看见一只可恶的网捞了她三次，可她三次都从网眼里直僵僵地掉下来了。你看，水面上漂浮着的就是我那可怜的妹妹啊，她的眼睛都闭不上，死不瞑目！”出生半个月的小鱼甚至还没有渔网的网眼长，也在电流的屠杀中丧生。
　　这是怎样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人类在现代科技的助力下，对自然生态的掠夺已近乎疯狂。如果说千年前的庄子与惠施游于濠梁看到的是“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鱼儿还能在人类的注视下嬉戏游过。时至今日，电流中求生的小鱼见到人类只怕再也没有曾经和谐共处的温暖，有的只是从马达声中时时袭来的恐惧。造成人类对自然生态无度掠夺的原因很多：人口增长、市场需求变大、科技手段的便捷……但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社会生态的异化。
　　“异化”概念是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一节中首次提出，指人类因受物欲支配而失去理性，在物质欲望的支配下，难以发现周遭美的事物的一种病态。就像谢枚琼在文中所说：“人在河堤上散步，仿佛是岸上的鱼，名曰散步，却一个个行色匆匆，摩肩接踵。”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人心也变得浮躁起来。在文艺创作与消费领域突出表现为：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创作心态的浮躁。精神文明领域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物质文明了。在商品消费时代的浪潮中，整个社会生态都发生了异化。
　　社会生态的异化首先表现为劳动本身的异化。“对人的需求必然调节人的生产，正如其他任何商品生产的情况一样。”过去小农经济背景下的人们从事生产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成员的生活需要，只要一家能够吃饱穿暖，淳朴的人们就不会再去向自然予取予求。渔民们怀有对自然的敬畏，凭借简易工具也能生活得很好，文中的堂叔正是这样：“他有一条小船，有一张渔网，还有一个鱼捞子。凭此三样简单的东西，堂叔驰骋河汊港湾，绕村而过的小河，让堂叔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但随着社会迈入商品经济时代，雇佣劳动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为了攫取更大的利润，人们开始不择手段地捕捞水中的生灵。此时已经丰衣足食的人们捕鱼已不仅是为了满足个人家庭的需求，而是为了在市场中获利。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人们捕鱼的劳动已经发生了异化。
　　社会生态的异化其次表现为劳动产品的异化。社会劳动的异化使劳动产品也随之发生了异化。人们为了捕鱼而捕鱼，将捕获的鱼投入市场，以便在商业交易中获得比以前更大的利润。但同时“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人们在掠夺自然生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多的生灵倒在人类引以为傲的先进科技下，更不知有多少像故事中小鱼的妹妹这样无辜惨死的动物，这些冤魂就这样被送上了人类的餐桌。劳动产品的异化最终带来的，就是作为劳动主体的人类“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
　　社会生态的异化再次表现为类本质的异化。一直以来，人类都将劳动视为自己作为高等动物，与其它低级动物相区别的标志，因为劳动是一项自由而有意识的活动。“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这就意味着人类“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劳动以“再生产”作用于自然界，这种作用的结果就是产生“美”。劳动按其本质来说就是生产美，人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以美为生活目的。肉体的需要固然是人的需要，但在美的形式下，这种需要是超出动物的片面水平的。而社会生态的异化却将人类追求美的生活的天性冲淡，追求物质利益、物质享受成为人类劳动的主要动机，一双双发现美的眼睛变成了发现利益的眼睛，人类的类本质也发生了异化。
　　社会生态的异化最终表现为人与人的异化。“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就这样，社会生态的异化终于使得人类社会内部也发生了异化，利欲熏心的人们就是劳动主体异化的在场主体。生活在商品消费的时代，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每个人都变得很浮躁、很焦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似从前那样的亲密淳朴，友情、亲情不断淡化，利益成为维系人际关系的桥梁和纽带。社会生态异化的结果最终都一一作用到了“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身上。
　　“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如今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及个体的幻象和冲动。一切都由这一逻辑决定着。”社会生态的异化在劳动本身的异化、劳动产品的异化、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的异化四个方面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所幸在种种可怕的异化中，还有像“我”这样敢于直面现实、勇于反思的人对精神生态的救赎。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与自然环境疏离的过程，“甚至‘环境’这个术语都暗含了人类的观点：人类在中心，其他所有事物都围绕着他。”人类中心主义使人与自然无形中形成了二元对立。听完小鱼哭诉的悲惨经历，“我”不知该说什么，在人们利用现代科技对自然生态的掠夺中，人类就真的大获全胜了吗？
　　这时“我”想起了同时以捕鱼为生的堂叔和村里的二杆子的不同遭遇：堂叔一直坚持传统的捕鱼方式，“这个朴实的庄稼汉子多年来一直给自己订下了有关捕鱼的三条雷打不动的规矩，其一是每年春季不捕鱼，具体时间是3 至5 月；其二是坚决不用雷管火药炸鱼；其三是不布‘迷魂阵’，不用电打鱼。道理其实是明摆的，毋需多言。堂叔内心却还有一层敬畏之意，他说，倘若惹怒了河神娘娘，那肯定要遭报应的。”“我”虽并不知道堂叔这样认为有什么依据，但同村二杆子的遭遇确是“我”亲眼所见，“村子里人唤二杆子去河里炸鱼，结果被炸去了自己的一边手和一只耳朵，却是我耳闻目睹的事实。那事发生在五月里一个阳光灿烂的正午，当二杆子被人像鱼一样打捞上来时，我也跑去看了，血肉模糊，就是一条被刀割得遍体鳞伤的鱼，奄奄一息。那个曾经壮实得像头牛的汉子从此成为了一个废人。”
　　堂叔雷打不动的捕鱼规矩并没有因社会生态的异化而改变，他更像是文明社会中成熟的公民，是“一个学会了自己作决定的人，因而是一个已经决定赞成他认为最适合于他的事物的人。”在异化的社会生态中，依然有堂叔这样坚守底线、心怀敬畏的一群人，正是他们在支撑着人类仅存的良知。当“我”面对小鱼的诘问时，电打渔船志得意满扬长而去的背影使“我”感受到社会生态中个体的无力，望着小鱼向渔船相反的方向孤独地远去，“我”的内心也越发沉重。虽然个体的力量有限，但“我”心中始终坚信这是人类异化的社会生态对自然生态的掠夺与谋杀，“如果有那么一天要公开审理这一宗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案件，我愿呈上我的这些文字记载，作为我掷地有声的证词。”
　　在商品经济的时代，无限制地掠夺自然生态几乎成为一种普世价值，在这种观念下自然生态无可避免地成为被剥削、掠夺的对象。这就直接将几千年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友好氛围击碎，人与自然的沟通不再是和谐的交流，而是人类借助现代科技对自然的挑战和控制。人与自然原有的依存关系被人所轻视，自然生态从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变成了肆意掠夺的富矿。人们对自然不再怀有敬畏，自然曾经神秘的面纱被人们不断揭开，人们取自然万物为己用的野心越来越大，最终导致生态危机的来临。社会生态异化带来的危机已经向人们敲响了警钟，人们只有在精神生态的救赎中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才能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走向。只有以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为基本出发点，建立一种包含着生态维度的当代存在论审美观，才能重新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
　　“一个好作品照例会使人觉得在真善感觉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使读者“对人生或生命能做更深一层的理解。”《发生在回水湾的事件》就是这样一篇好作品。
　　党的十九大以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主题就是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中国，不仅要建设美丽中国的自然生态美，更要建设美丽中国的社会生态美和精神生态美。谢枚琼的散文《发生在回水湾的事件》不仅直指当代人的生存处境与精神危机，对推进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影响，更是生态美学从审美内驱、现实指向和终极关怀等层面创作的一次成功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