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永强
　　父亲出门的时候，我正好在最后一页稿纸上画下六个小圆点。墙上的石英钟尽职尽责地奏响每天的第一曲音乐，是拉摩的《铃鼓》，而后极清地响了六下。
　　父亲这年73岁，这一年的父亲开始摆烟摊。
　　父亲每天起床都很早是为了在清晨能多卖出几包烟。虽然冬天的天亮得很晚，路上吹着寒风。
　　父亲在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参加革命队伍。转业后，开垦北大荒、海南岛，近60岁才调回四川，在县城唯一的一所职业中学当教师直到退休。
　　父亲冒出经商的念头由来已久，家里谁也无法阻止他。
　　我是父亲在“多生年代”里的第五个儿子，也是最后一个。母亲生我那年30岁，父亲却已49岁了。父亲和母亲的结合在如今人眼中显得很不协调，母亲是地道的山东人，贫农出身，小学三年级文化，和父亲结婚前从未恋爱过，那年她才19岁；父亲是正统的四川人，地主成分，军政大学毕业，在老家曾履行过一次包办婚烟并生有一子，和母亲结婚时整整比母亲大19岁。
　　母亲曾说她和父亲的结合是没有感情基础的婚烟，是一桩从头到尾都在进行阶级斗争和相互批判的婚烟。他们这桩说不清楚的婚烟一直延续到今天，最终谁也没有离开谁，在几十年的争吵和斗争中生下了我和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父亲摆摊的地点，县城人把它叫做黄桷树，因为那里有一株巨大无朋的黄桷树。黄桷树的后面是一幢上个世纪70年代修建的砖瓦结构的房子，靠公路的二间是间极简易的饭馆，父亲的烟柜就收捡在这里。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烟柜推出把香烟摆上，接着支起一把夏天遮阳冬天遮雨睛天遮灰的大伞，然后坐在二嫂给他准备的椅子上只等顾客了。
　　烟柜里有一小日记本和一支圆珠笔，那是父亲的记账本，上面密密地记着每天的收支。
　　一
　　二哥是父亲五个子女中唯一继承了父亲事业的。他在父亲退体的学校教英语。二哥是父亲和母亲生的第一个儿子，却是与父亲有血缘关系的第二个儿子，这一点，母亲从不计较。大哥从小就没有得到过丝毫的父爱和母爱。在父亲当兵讲成分的年月里，大哥辉与一直未结婚、孤零零一人的二姑在成都相依为命，靠二姑糊火柴盒捡垃圾为生。二姑患病去世那年，大哥才12岁。当时正在保定炮校任教的父亲，也未想到如何安置自己的儿子，大哥辉成了孤儿，直到三姑把他接到昆明，才重新有了个家。父亲一直很内疚。母亲理解和同情地说，辉是你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辉就成了我们的大哥。
　　高考那年，父亲对二哥寄予很大的期望，他希望看见自己的儿子能考入大学，大哥失去了这些机会，说怎样也不能让二哥失去这个机会。看着二哥每日忙忙碌碌，早上看书，夜间看书，高考时准时出门，考完按时回家。父亲问，考得好吧？二哥自信地说，好，还轻松。父亲那张憔悴得近乎苍老的面孔有了笑容。发榜那天，父亲一大早就赶到学校，看完所有的名册均未见二哥的名字。二哥的班主任说：“他没进考场。”父亲的面孔顿时黯然，接下来的事情是可想而知了。吃饭时，二哥避开父亲的眼晴，只顾埋着头，军人出身的父亲说，没出息，丢脸。然后一阵长叹……
　　这年底，遇上招工，二哥被招到学校的校办工厂。那时的学校还是一所民办学校，教师大多数都是民办教师。二哥在校办工厂当一名翻砂工。父亲却从未因此高兴过，他可能不会想到，他的第一个参加高考的儿子连考场也未进，这太伤他的自尊了，那几天父亲老了许多。母亲说，儿子参加工作有钱了，是好事。父亲望着母亲说道：“你就知道钱，当个工人就满足了？”母亲不示弱，工人不好，干部就好？读大学要用多少钱？早一年参加工作早一年挣钱。
　　父亲摇摇头，工人，工人，家人全当工人。多学知识就有错？
　　母亲脸上露出了明显的不快，说：“他考不起大学甚至连考场都不进，不当工人干啥？”
　　父亲大手一拍桌子，打断了母亲的话：“你这不是在培养儿子，你是在害儿子。我们还有三个孩子在读书，他们还要考大学，你的想法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向他们灌输早当工人早挣钱的思想。你呀，就是书读少了。”
　　母亲毫不示弱：“你给我拍桌子有啥了不起的，你的书读得多又怎样？我跟你这么多年，带四个孩子，你一个人行吗？没良心。”说到动情时，母亲的眼圈红红的，声音暗哑，她用手背轻揉了一下眼眶和鼻子……
　　父亲扔下一句：“我让孩子们多读书没错。”便出去了。
　　二
　　1979年8月，父亲带着我们离开了海南岛，留下母亲。
　　这是一件我至今也没有弄明白的事。为什么母亲没有和父亲一起离开？为什么父亲在离开北大荒之后再次离开海南岛？为什么父亲回到四川不是成都而到一座远离成都的县城，当一名普通教师？为什53岁的父亲还要到一所新的学校重新开始一切？53岁的老人还能做得了什么？
　　1981年的春节对我们一家来说是一个幸福快乐的日子，母亲回到了我们身边。父亲的三妹四妹也带着她们的孩子来到我们居住的县城。我第一次见到了不修边幅、已满三十岁仍单身的大哥。我们家也第一次在国营照相馆里照了一张十分难得的全家福。如今，这张黑白的全家福照片已被放大高挂在父亲卧室的墙上。
　　二哥在这一年的寒假过后正式上班了。姐姐在父亲所在学校里正读初中三年级。
　　那时电视机还没有普及，学校里有一台南斯拉夫产的18英寸的黑白电视。每天晚上，学校的操场上就密密麻麻坐满了周围的居民，而这时，也是教师子女最欢喜的时候。晩饭后，总是我们这帮孩童从家里抬着长凳拿着椅子围在电视机前抢占位置。
　　姐姐不爱看电视，她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她的成绩并不太好，父亲也不指望她能考上高中。姐姐长大了，女人的事许多男人是不会知道的。而那时，父亲却从不给姐零花钱，哪怕是姐姐自身需要买的。父亲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我和三哥的身上，给我的零花钱也是最多的。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能得到五毛钱。
　　姐姐想参加工作，想自己挣钱，这一点父亲心里是明白的。于是在姐姐初中毕业那年，县丝绸厂招工，父亲把她送了进去，成了家里的第二名工人，虽然父亲很不情愿。当然最高兴的是母亲了，一来是自己唯一的女儿长大了，能自己挣钱了，最主要的是母亲觉得自己在与父亲的斗争中，又打了一次胜仗。
　　县丝绸厂在离县城还有30多公里的一个镇上，于是姐姐不得不离开了家，离开父亲，背着父亲为她准备的一床补了不少于十个疤的蚊帐和一床又黄又硬的棉絮到丝绸厂报到。
　　那一年，姐姐才16岁。
　　二哥和姐姐上班以后，家里就剩下我和三哥了，父亲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我们的身上。我正读小学五年级，三哥读初一。
　　我逃学了。开家长会时，父亲因为我调皮的表现受到班主任的特别“关照”。父亲一生从没经历过这种丢面子事，而且是当着全班同学家长的面。
　　父亲回来后，对我便是一顿痛打。其实，父亲开家长会时，我就一直志忑不安。父亲用带刺的树枝抽我，我痛得嗷嗷直叫，满屋跑，嘴里叫着妈妈，心里却恨恨地想：你个班主任，让我挨揍，我决不会让你好过。
　　第二天一早，我跑了。先是在街上瞎逛，那时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走，走得远远的。可往哪走？我身无分文，只能一路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马路上急驶而过的汽车卷起满目的灰尘，县城离我越来越远，走到高处时，还可隐约看到县城稀疏的几座楼房。
　　有些事情并不是很绝对，虽然我下定决心要到昆明找大哥，但我却不知道方向。中午时，我正好走到了一个正值逢场的场镇，唯一的一条街道就是贯穿场镇的这条公路。路边饮食店门口的笼屉上摆着白白的馒头和包子，还冒着热气。只能进不能退了，回去少不了又得挨一顿打，还有那个可恨的矮个子班主任决不会放过我的。
　　这时，一位年近50的老农提着肉，从我身旁走过。我壮着胆子问：“大伯，前面是哪儿？”他转过头来满脸的疑惑，你找不到路了？我点了点头。他停下脚步朝我走来，哎，小孩，那你是要到哪里去？这时我突然想起姐姐来，她不是在丝绸厂吗？于是我说，到姐姐那里去。姐姐在丝绸厂。那位大伯说，不远，顺着这条路往前走10余里。说完他摇着头嘴里咕嘟着走了。他这句话却使我精神大振，感觉有目标了。
　　我脱下大头皮鞋，光着脚快步地走起来，虽然肚子很饿很饿，脚很疼很疼，但一想到天黑前就可以见到姐姐，我信心百倍。
　　走到丝绸厂时，天已全黑了。姐姐很惊奇地望着我，看着光着脚、头发全湿了的我说：“你不要命了，明天给我回去。”
　　第二天一早，姐姐带了一些蚕蛹坐上厂车把我送回了家。哎，这次逃学的收获就是在姐姐的厂里痛快地洗了一次淋浴，吃了顿有不少肉的饭。
　　三
　　二哥参加工作后，学校分了间房，四周用石板围着。这个县没什么特产，但石头却出奇的多，县城处处可见这种用条石和石板修的房子。房子虽然很潮湿，但房子后面的斜坡上长着茂盛的杨槐树。有了房子的二哥就很少回家了。其实，二哥离家只有二百米，他极少回家是有他的想法的，他不想听父亲的唠叨，更无心去理睬父亲和母亲为工人以及知识分子的话题进行永无休止的争吵。
　　那时，父亲和学校的同姓领导交情还好，又正逢学校唯一的英语教师生孩子，而这时二哥正在电大学习英语。父亲找到那位领导说，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吧！于是，二哥走上了初中英语课的讲台。
　　
　　如果说二哥当初怯考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那么二哥自学英语成才这一点倒还使得父亲疲惫的心得到些许慰藉。虽然二哥的身份仍然是工人，虽然二哥上课的名份是代课教师。但正因为有了这个机遇，二哥以后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当代课教师的二哥在上了一年的英语课后，学生的成绩有了明显的提高，他新颖的教学方式和独特的教学技巧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学生们也渐渐地喜欢听他的课。一年后，二哥不但教英语而且还当上了班主任。
　　二哥是一个多情风流的男子，他的风度翩翩和才华吸引了不少年轻女孩。那时县城的头号“县花”姓金，就是听说二哥的才华，于是到学校来找二哥补习英语的。金倾城的美貌迷住了二哥，二哥的倜傥吸引了金，他们恋爱了。父亲对此一概不知，直到有人说：“老革命，你儿子真行。”父亲回答说年轻人没经验。没经验？连县花都在追求他，不错。父亲的脸一阵红，但紧接着又摇了摇头。
　　父亲的摇头有他的想法。金的父亲是供销社的经理，当他得知自己的女儿和一个工人在谈恋爱时，极力地反对和阻挠，二哥虽然站在讲台上，但他却是地地道道的一名工人。自己貌美如玉的女儿怎能嫁给一个工人？
　　二哥和金分手时，金抱住二哥说，我永远都爱你。但二哥却对此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一脸玩世不恭的模样。没多久，二哥又恋爱了。
　　那些年，舞厅在县城还是新鲜场所。舞厅一词在许多人眼里总是和不学无术、居心不良的人联系在一起。在舞厅里，二哥认识了虹。
　　昏暗闪烁的灯光下，虹发现了独坐一隅的二哥。和虹一起来跳舞的岚对虹说，那是光，曾和金恋爱的那个光，听说最近他经常一个人来。
　　虹好奇地说，走，介绍认识下，听说他的英语课上得不赖，大家跳跳舞呗。
　　这个晚上，二哥跳得特别开心，当她得知虹就是前不久县城举行迪斯科大赛获一等奖的那个“迪斯科皇后”时兴奋不已。二哥几乎忘掉了金，白天跑到医院陪虹值班，晚上和虹在舞厅里旋转。
　　直到有一天，虹提着枯子大大方方地走进家里喊父亲一声杨伯伯，喊母亲一声郑阿姨时，父亲才知道二哥和虹在恋爱。
　　虹带给我的是快乐，我特别爱看她那“洋娃娃”般的眼晴。她常常拉着我的手教我跳舞，也常常跑到厨房里帮母亲做饭洗碗。父亲却从不言语，只有当虹叫他时，他才抬起头嗯一声。
　　我始终坚信二哥这次和虹一定能成功的。虹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同姓，是医院的内科医生，正值评职称考外语，二哥自然成了他的准女婿和英语老师，二哥和虹恋爱后，就住进了虹家。父亲无法想象到事态发展会如此之快，二哥已长大，管不住了。于是二哥和虹的恋爱内容更加丰富了——跳舞成了每天晚上的必修课，然后是旅游……他们常常并肩出现在县城的大街小巷。
　　四
　　父亲可能无法预料到他这一生中会连续两次上当受骗。骗子们几乎把家里所有存款席卷一空，以至学校集资建房时，辛苦了一辈子且事事节约的父亲居然拿不出两千元钱来。让母亲伤心的是，她精心设计装存款单的衣柜竟然是被父亲用菜刀撬开锁，把存单拿走的。
　　熊是父亲遇到的第一个骗子。12年后，我在搬家清理父亲的旧衣柜时看到一份协议，协议上写明父亲和熊木匠合伙开家具店，父亲负责借款给熊木匠。和协议夹杂在一起的还有熊木匠的借款保证书、12张借条，合计金额5100元。然而熊木匠本身就是一个游手好闲的痞子，他以购买木料、工具为由，多次向父亲借款之后，一走了之，再也找不到他的下落。
　　经过这次的打击，父亲的精神低落了许多。然而父亲更没有预料的是，由于他一下借出了5千多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消息传到了万的耳中。万是县棉麻公司的退休工人，退休后一心想做中药材生意，于是，他找到了父亲。那一年，我正读高一，父亲刚办好了退休手续。这一切我也是在1993年接到县法院的民事调解书时才知道的。这一次的损失彻底使我们家所有的存款荡然无存。
　　法院的民事调解书送达时，父亲已经忍受不住母亲的责骂和内心的自责，到大哥那里了。
　　母亲和我们看到法院的调解书时，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父亲为此损失了两万多元。对此，父亲对我说：“儿子，爸爸当了一辈子老实人，这些钱全是我不抽烟不喝酒辛苦节省下来的，就当没有吧。只要我能活到80岁且能吃能动，我就会想办法把损失的钱找回来。”父亲说这话时是很无奈的。我望着父亲日益苍老的面孔和稀疏的白发，看着他从不舍得穿一件新衣，总是一件衣服穿烂了再捡哥哥和我不穿的衣服，我似乎明白了父亲并理解了他。
　　五
　　大哥辉在37岁那年结婚了。父亲经常写信叫大哥早些成家。可大哥总是挑三拣四误了年龄，当然这其中或许是城市的姑娘挑剔。大哥是在别人的关心下认识大嫂芬的。和大哥一样，大嫂芬也是36岁从未恋爱过。两个大龄的未婚男女一经认识后，似乎都意识到自己的终身大事不能再拖下去了。
　　结婚的那年春节，大哥和大嫂回来看望父母，家里热闹了好一阵子。那时姐姐正和姐夫军热恋着。
　　父亲退休后忙于做中药材生意，一直没有到昆明去看过大哥和大嫂，虽然他们已生了一个女孩，而他们又忙于上班，无人照顾孩子。大哥也多次来信劝父亲别老想着赚钱，退休了多走走。
　　那是一个夏天的中午，邮递员送来一份昆明来的加急电报，内容只有四个字：速来昆明。父亲看过加急电报后就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这令我们一家人感到担心。父亲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一个年迈的老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总不是让人放心的事。但是我们没办法，父亲很犟，他要决定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两个小时后，父亲从房间里走出来，手里握着那封电报，没有看母亲，而是对我说：“儿子，买车票去。”
　　父亲走后，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哥已被招到北京，在一个名字听来很威风的单位一一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家里就只有我和母亲。
　　二哥和姐姐都结婚安了家，他们时常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看望母亲。父亲不在家的日子，二哥和姐姐两家人的到来是母亲最忙最高兴的时候。
　　我后来也参加了工作，在离城不远的乡镇农机站，也常回来。二哥和姐姐回家的时候，大家都要谈到父亲，父亲两次的受骗，母亲更多的是摇头叹息和无奈。父亲在家的时候，母亲时常骂父亲是败家子。父亲忍受不了母亲无休止的责骂，到昆明一去就是五年没有回来。哪怕是春节，全家人再三催促，大哥大嫂也帮着劝说。当然，父亲不回来主要的还是父亲找到事做了。
　　德胜桥，昆明邮政中心局所在地，这里非常热，大嫂上班的百货公司就在这里。父亲无意间发现这里代写信的人很多，方式很简单，找一桌子和几张凳子，准备好纸笔就有人来找你让帮写信，每写一封信收费伍元，真是天大的好事。父亲想，自己一辈子读了不少书，帮人写信可谓轻而易举了。于是，父亲开始帮人写信，在昆明被称为代书。
　　代书的内容很广泛，除了写信外，还有人找你写申请、民事起诉、离婚协议等，凡是需文字表述的东西父亲都一一接下来，生意越做越好。有时，父亲的桌子前排起队。当然父亲除了写得一手好字，更因为父亲在众多代写的人中算得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他写的法律文书和各类的常用文，字迹清楚，语言通顺流畅，逻辑性极强，写得速度也快。父亲的优势还在于他是老人，许多事情年轻人更信任找老人，许多东西包括隐私也只能找老人写才放心。
　　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好，受过两次骗损失不少钱的父亲决心要在有生之年把损失的一切夺回来。父亲这一写就是五年，而他的退体工资全由母亲领着。父亲说，就让母亲领吧，我丢了家里的钱，你母亲伤心呀。
　　我是1994年的夏天到昆明的。那时，父亲来信告诉我，他在昆明遇到一位老妇，老妇的丈夫年轻时就去世了，家里还有一个女儿在昆明陆军医院工作，据说，老妇的舅舅是闻一多。而老妇也极愿意将她的女儿介绍给我，父亲的信着实让我吃了一惊，闻一多是何人呀？从父亲的信中可以看出父亲是十分高兴且满怀希望写这封信的。父亲说，如果成功的话，我的前途将发生质的变化，为着美好的明天我启程了。
　　昆明的气候着实迷人，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我的到来给本来住房十分紧张的大哥增添了不少的麻烦。大哥家两室一厅，客厅与其说是厅倒像一间狭小的笼子，因为客厅里安了一张三人沙发和一张吃饭的小桌子就无法再放任何家具了，以至于吃饭时大哥总是站着，仅有的三个位置让给五岁的侄女、大嫂和父亲。晚上，我和父亲挤在一间屋子里，我睡的是折叠钢丝床。
　　至于自己的终身大事，我并没有放在心上，只觉得若真有此事也是可望不可及的。
　　父亲忙着与那位老妇联系，但10个小时后就被揭穿了这是一个骗局，揭穿骗局的是大嫂。大嫂一直都说父亲人老了，在昆明这个复杂的地方容易上当。
　　那天晚上，大嫂按着父亲给的地址找到了老妇家，一打听，哪有什么女儿呀！老妇只不过是租住在昆明的一位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是干什么的妇女。据她的邻居说，老妇经常对别人（当然是老年人）玩这种骗人的游戏，稍有常识的人只要多想一下就能觉得这里面的问题。
　　幸好，我所带的钱还完好地保存在腰包里，虽然父亲一直催我先买一条拿得出手的项链送给老妇。
　　事后，大嫂说，父亲真是老了，太容易上当受骗了。但我却很理解父亲，父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父亲不可能骗自己的儿子。
　　对于所发生的一切，我只能把它抛在昆明，这些事情绝不可能带回小城并让母亲知道的。父亲之所以不愿回家，除了想在昆明找回过去的损失外，更主要的是他在躲避母亲。他的任何失误都有可能再次成为母亲责骂的把柄。
　　六
　　父亲从昆明回来时，是我和艳结婚两年并且我的儿子已满一岁的那年春节。父亲比以前更苍老，头发全白了，背也有些驼。父亲拿出在昆明的积蓄悄悄地递给我说：“儿子，做父亲的只能支持你这些了，你知道这五年来我的工资全由你妈领着，我的这些积蓄全是在昆明的血汗钱，不容易呀！”
　　父亲在昆明代书代写挣钱很不容易。德胜桥上风很大，尤其是冬天，每天都早到晚归，红肿的手上长满了冻疮，但他仍坚持写，哪怕一天只写一封信。父亲的耳朵年轻时就不好，患过中耳炎，冬天的寒风一刮，耳朵钻心地疼，父亲说好几次他疼得无法忍受，真想跳进河里一死了之。至于吃穿，父亲则是省衣节食，中午从不回家，在街上买一元钱的馒头充饥，有时甚至顾不上吃午饭。我知道父亲递给我的这些钱每一分每一厘都是如此的来之不易，我的眼泪流了出来。但我却不能拒绝，一来父亲决定的事情是谁也不会改变的，二来我正愁着买房。
　　父亲对我的援助我都一笔一笔地记着，期盼有朝一日偿还。73岁的父亲非但没有享受到做儿子的对他的关照，反而还在不停地为儿女操劳，想到这些我就十分的内疚难过。
　　父亲每天依旧早出晚归，在县城名叫黄桷树的地方摆烟摊。
　　我劝阻父亲：“爸，烟摊别摆了，这么大的年纪，还挣啥。”父亲坚定地说：“我现在身体好着呢，还要挣钱还你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