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鹰

灯笼

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一排灯笼。
　　那些灯笼就挂在我家火砖屋楼上。火砖屋是土改分到的，两间住房一间灶屋。那时候，我哥哥刚讨了老婆，姐姐却又还没嫁出去，我还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加上我父母和我奶奶，算起来，我们家就有九个人了。由于只有两间住房和一间灶屋，人多屋少，母亲只好在楼上靠窗那个屋角的楼板上铺上稻草，打了个地铺，作为我和弟弟的床。不过还好，由于地铺就在窗子的斜对面，阳光从窗外跳进来，基本上都掉在我们的床上，铺着厚厚的稻草的地铺，不仅非常柔软，还散发出一股太阳的味道和稻谷的清香。
　　我住到楼上不久就发现了那一排灯笼。
　　起初我并不知道它们到底是何物，因为我看见它们只是一只只长方形的玻璃罩子。后来问祖母和母亲，才知道这些玻璃罩子原来是一只只灯罩，是专供走夜路和唱戏用的，里面放一只像小碗一样的灯盏，灯盏里注满桐油，桐油里斜斜地放一根灯草。
　　我最初对这些沾满灰尘的灯笼还没有多大的兴趣。可是，有一次，当我看见一位油漆匠为村里的一户人家画玻璃时，突然想起了我楼上那些灯笼上的图案。当这个油漆匠将画着花鸟鱼虫一类的玻璃一片一片钉到那张崭新的“雕花床”上的时候，我居然特别佩服他。可以说，那是我最早直接接触的“绘画”。回到家里之后，我便迫不及待地擦干净灯笼上的灰尘，灯笼的玻璃上那些被尘垢遮掩了无数个时日的图案，便清晰地舒展在我的眼前。灯笼只有两面有图案，另两面没有。于是，我便买来一盒蜡笔，开始在每只灯笼那没有图案的玻璃上作起“画”来。
　　其实，那时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一名画家，对画也从来没有过如此崇高的认识，我只是不愿意让那些灯笼的另外两面空着。看着另外两面没有图案的玻璃，我总觉得很不舒服，总觉得自己的心里也空缺了一块东西。因此，每次坐在供我睡觉的地铺前面那个小窗前，窗外的枣园里，那些枣子树和枣子树上的画眉鸟就让我产生一种强烈的绘画欲望，我甚至想把那些画眉清脆婉转的鸣叫都画下来。可我知道，那只是我的胡思乱想，我是不可能画得出来的。就在这种自相矛盾的心境中，我画了一棵又一棵奇形怪状的枣树，画了一只又一只既像画眉又像麻雀的鸟，画了一对又一对自以为很好看的蝴蝶，还画了一些乡下常见的鱼和一些狗尾巴草。
　　在画这些“画”的时候，我大约是在读小学三年级。当我在一只只被遗弃的灯笼的空白玻璃上画满了这些“画”之后，我就把它们一只只小心翼翼地挂在窗口上。因为我的奶奶和我的父亲母亲都相互重复着告诉过我这些灯笼的作用和年代，我的脑子里便经常出现一些唱祁剧的大戏班子，看见许许多多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坐在一个离我很远很远的戏台前，那戏台的四周便挂满了一只只灯笼，点点灯火像一朵朵野花一样装点着戏台，温暖而又绚丽。我看见有人提着一只灯笼正在夜幕里行走，我无法分辨那是我的祖父还是我的父亲，我无法理喻他手中的灯盏是否能照亮他脚下的道路。那些围着戏台看戏的人根本无法想到，本来用来照亮他们人生的灯笼上竟然会在若干年后被一位不谙世事的少年画满变形的画眉和蝴蝶，画满鱼和草，画满幼稚和纯真。
　　即使在我忘情地迷恋上了绘画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仔细想过，我这一生应该去做什么，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那时只觉得一切都很美丽，我甚至对自己当时糟糕透顶的学习成绩都无所谓，我每天懒洋洋地带着弟弟去那个用庵子改建的小学去上学，遇到下雨天，我带着弟弟逃学，然后溜到一条小涧子里去捉鱼。由于刚刚下了一场雨，涧子里正在涨着大水，这涧子里的水直接流进了我们学校附近一条小河里。因为这些水都是从各丘稻田里流出来的，一些鱼也就顺水流进了涧子里，更多的鱼是从涧子底下那条小河里顺水而上进入涧子里的。
　　我有一个绝妙的办法可以将这条涧子里的鱼全部清剿干净。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只要我和弟弟将涧子沿途流水的出口一个个全部堵住，涧子马上就会退水，涧子里的鱼马上就会原形毕现等着我们像捡一颗颗石子和瓦片那样把它们全部抓出来。这时候，狗尾巴草就被我们派上了用场，我们将一条条小鱼抓起来，用狗尾巴草的径杆从鱼嘴巴下面穿过去，把它们穿成一串一串。当我们将鱼全部捉干净之后，再将那些被我们临时堵塞的田坝口子搬开，让田里的水继续流进小涧子里。
　　每次在楼上看到那些灯笼玻璃上被我画上去的小鱼和狗尾巴草的时候，我就会莫名其妙地盼望下雨。只要下雨了，我和弟弟就可以找到逃学的理由了，就可以去那条通往学校的小涧子里捉鱼了。
　　只要放了学，我就爬到楼上去，守着楼上那些灯笼，守着那个我自以为很美丽的空间。灯笼里虽然早就没有了灯火，可是，我画在上面的那些“画”却是我在那个时候看到的最明亮的火焰。
　　可是，没过多久，我就不喜欢那些用蜡笔画的“画”了，我开始羡慕那个油漆匠了。于是，我用平素积攒的那一布袋零零碎碎的硬币，向那位油漆匠买了几种不同颜色的油漆，每一种油漆都装在墨水瓶里，并整整齐齐排列在窗台上。
　　在拥有了新的绘画“颜料”之后，我便洗去了那些本来就画得很不清晰的“蜡笔画”，然后又重新画了一棵又一棵奇形怪状的枣树，画了一只又一只既像画眉又像麻雀的鸟，画了一对又一对自以为很好看的蝴蝶，还画了一些乡下常见的鱼和一些狗尾巴草，画出那种只有我才懂的鲜艳和美丽。然后，我又将用油漆画出来的“画”再次挂在窗口上。
　　我的窗外就是一片枣园，有一棵枣树的枝叶就紧挨着窗口，枣子成熟的时候，我只要伸出手，就能摘到上面的枣子。阳光透过枣树叶的空隙一点一点地从窗口洒进来，照在我那些画满了“画”的灯笼上，使我那些“画”也如同我“床”上的稻草一样散发出一种阳光的气息。
　　然而，不知哪一天，突然刮了一场大风，待我慌乱地爬上楼去的时候，那灯笼已被碰得百孔千疮。为此，我伤心了好久，为破碎了的那份美丽，为画在易碎的玻璃上的那份美丽。

火焰

那应该是我所见过的最热烈最壮丽的火焰了。
　　田垌约有四五百亩。据父亲说，曾有一条官道横贯全垌，那官道近两米宽，铺满了青石板。官道是一位姓邓的私塾先生修的，因为这田垌里的大部分稻田当时都被他买下了。他读过不少的老书，写得一手好字。那些田就是他用教私塾赚来的一块块银元买下来的。他常常坐着轿子沿石板官道慢悠悠地看，有时是看碧绿的禾苗，有时是看金黄的稻子，有时是什么也不看，只想到这田垌里走走。
　　邓老爷最迷恋的是傍晚时分那一垌灯火。那时种水稻还不兴喷农药，但满田垌的禾苗却不能不除虫。于是，佃农们便拿出一只只桐油灯盏，扎一把三角叉，插到田里，叉上摆一只盛了水的脸盆或破了边的铁锅，桐油灯就放在脸盆或铁锅里。当一只只桐油灯被点燃之后，点点灯火便如同一朵朵鲜艳的莲花，热烈地开满整个田垌。那些飞蛾和各种各样的虫子无疑是十分迷恋这一朵朵“莲花”的，它们就那样欢快地飞向这片明丽的诱惑，然后又不知不觉地纷纷葬身于这片深不可测的诱惑里。
　　我在12岁之前的每年除虫时节，几乎每天傍晚都要拿着木叉脸盆灯盏来到早就不再属于那位邓老爷的大田垌，然后在田垌里设计一个个鲜艳的陷阱。在将那些鲜艳的陷阱设计好之后，我便恶毒地站在灯火旁边看着一只只飞蛾和虫子在我点燃的火焰的周围飞来飞去，看着它们在无法抗拒的火焰的诱惑下，纷纷坠入脸盆里那层水面上。当然，我在12岁之前虽然可以常常看到与几十年前的邓老爷几乎完全一样的满垌壮丽的火焰，或者说是满垌绚丽的莲花，但是，我却远远没有邓老爷那么可爱。邓老爷几乎忽视了那一垌灯火的实质意义，他所关注的仅是数千盏灯火像莲花一样开放在整个田垌里的那份壮美。他甚至不希望那些细小的虫蛾在穿越火焰时坠入水中，他觉得那盆子里的水就是一口口小池塘，这小池塘里只能开放一朵朵莲花而不应该成为虫蛾们的墓地。而事实上，如果不消灭那些虫子，禾苗就会被虫子们彻底消灭，最后，佃户们不仅没有饭吃，而且还无法拿出稻谷来给他邓老爷交租。邓老爷就怀着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心情由轿夫抬着在田垌中间转来转去。邓老爷本来是个穷书生，他是我们那地方唯一的一个私塾先生。他只知道读那些古书，拖着长腔哇啦哇啦的朗诵那些古文，或自言自语，或带着他的弟子们一起朗读，声音就像一个哭嫁的小女人。邓老爷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用办私塾的钱陆陆续续地买田，居然不知不觉就把我们家乡那个大田垌一丘一丘全给买完了。
　　买下那片田垌之后，邓老爷从此就喜欢上田垌里那片火焰了。当然，这样的喜欢也是受到时间限制的，准确地说，邓老爷的这种喜欢，只能在五月立夏后才可以开始，直到满田垌的稻谷一点点变黄，那火焰渐渐在夏夜里一点一点地熄灭为止。
　　我同样置身在这样一片似乎无边无际的火焰之中，可我为什么就无法抵达邓老爷的那种境地呢？现在我才知道，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当时还只是一个未满12岁的少年，更重要的是我非常清楚那火焰带给我的实质意义。也就是说，我最关注的是灯盏下那些漂浮在水面上的虫蛾。因为，100只虫蛾就可以我为家里挣回2分工分。那时虽然已使用了农药，但队里只有极少量的农药，队长便要求家家户户都点灯灭虫，灭下的虫按数量计工分。那时我们都靠工分吃饭，不像邓老爷只用情怀喂养自己。在那样的岁月里，我已是一个过早世故的少年。站在一垌灯火中，我只等待和渴望有更多的虫蛾葬身于我所设计的既浅又深的陷阱里。我的快乐与邓老爷恰恰相反，他并不希望那些虫子死在火焰里，他只喜欢看到满垌火焰的那种无边无际和惊心动魄，而我的快乐却是在次日清早一盏一盏灭虫的灯火渐渐熄灭之后。更直接地说，只有第二天清早才是我快乐的开始。我在这个时候常常可以看到几盏尚未耗尽油的灯盏依然还在稀稀拉拉地亮着，仿佛几朵残荷一样飘摇在一片无边无际的绿色中。那些依然亮着的灯盏往往都是用医院里的盐水瓶做成的，盛的油多，燃得也就越久。看着我那灯火已灭的脸盆里的水面上浮满了可以为我换来工分的虫蛾，我心里便特别兴奋。再看着那些灯火依然的盆子，里面的虫蛾却比我的更多，于是那份欢喜便渐渐地往下降。
　　不久，我终于也找到了一只又大又高的农药瓶子，我用它做了一盏最大的灯。在日后的满垌灯火中，我那盏灯总是显得格外明亮。每天一早去拆除陷阱，我脸盆里的蚊虫便比队里任何人都要多。为此，我十分得意，上学的路上都在数着那些虫子。
　　每次去学校，我必然要经过那条石板官道。
　　官道已被农民们在年复一年的耕作中用锄头刨了一半，窄窄的路面上只有零零碎碎的青石板还依稀可辨昔日的官道残痕。走在残破不堪、凹凸不平的官道上，我像踩在岁月的波峰浪谷上一样，一起一伏一摇一晃。而这条官道，却是一个书生用自己教私塾的钱修起来的。就在这条官道上，曾经有一个姓邓的书生经常在夏季的夜晚坐着轿子来看那满垌的火焰，也有一个懵懂少年在同样的田垌里点燃过自己那盏灯火，而且，直到现在，也从没熄灭过。

旧画

老屋里只剩下两张旧画了。
　　那个凄艳的清朝女子自从告别那座奢华而又灰暗的红楼之后，就手执一管竹笛一直站在我的这座老屋里。将近20年，我都未能静心聆听这个幽怨的女子清越的笛音了。走出乡村后，我匆忙而疲惫的跫音一直就零零碎碎地散落在他人的城市与村庄，很少回家坐在这个红楼怨女的笛音里像往昔一样凝望窗外的竹林，凝望麻雀和画眉在竹林里跳来跳去。
　　还有那个读书的女孩，她手捧那本并不算厚的书居然在我这间缺少亮度的老屋里读了二十多年了。她到底在读一本怎样玄奥的书呢？读了这么久难道还没读懂读透读完吗？有些书是不是永远都无法读完无法读懂？
　　这是我对一直贴在老屋那布满蜘蛛网的青灰老墙上的两幅旧画的顿然解读。这两幅画一幅题为《红岩村前》，画面上是一个美丽清纯的女孩坐在一片屋宇前细心地读书。另一幅画没有题字，但我总觉得这个凄美娇弱的女孩就是多愁善感、红颜薄命的林黛玉。我可以肯定这是两幅很普通的画，普通得就像屋门前的枣园里的两棵枣树。我当初买它的时候还是一个少年，正好处于对这类画抱有狂热偏爱的阶段。我现在还对买画的过程记得非常清楚。那时正值五月初，我和我弟弟去打鱼草，因为父亲当时养了很多鱼。那天上午阳光特别温暖明媚，我和弟弟决定要买几幅好看的画贴在屋里，于是便赶到了离家十多里路程一个叫大忠桥的小镇。五月的阳光虽然灿烂怡人，但五月的河水依然很凉。在河里，我们顾不上冷，钻进河底去捞那种嫩绿的丝草，这是我们认为最好的鱼草。捞好了一担鱼草，我们就到了这个小镇上唯一的书店，一次就买了十多幅画，其中就有这两幅画。那次买的十多幅画中，有一大半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相关，我离开乡村后就将它们淡忘了，唯有这两幅和另两幅画，我一直贴在心里。现在再想一想那另外的两幅画我真觉得自己无知透顶。那两幅画画的就是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的剧情。而我那时浑然不知蔡文姬是何人，只是认为那个扮演蔡文姬的女演员特别漂亮才买这套组画的，我的审美在那时竟然是那般的单纯和低俗。我根本就没有认真去读过那一幅幅剧照下面的文字，只粗略知道文姬是个才女，知道她写过一首叫《胡笳十八拍》的长诗，并用胡笳演奏而流芳千秋。没想到，后来，我会附庸风雅地迷恋上《胡笳十八拍》这首凄婉悲绝的经典古曲。父亲落难长安、冤死狱中，丈夫和母亲也先后化作云烟而逝，幸存的文姬却又被匈奴强掳而去并下嫁匈奴左贤王，在匈奴屈辱地生活了12年，直到曹操不惜重金从匈奴赎其归汉才得以解脱。大漠荒野，在那辆接她回家的血色马车里，回望渐行渐远的荒漠孤烟，回望马蹄扬起的漫天尘灰，回望这段已然了断的人生踪迹，文姬只觉归汉的途中正在纷纷飘扬着一朵朵落花，凄绝而又壮美。于是，随着低沉的马蹄声和车轱辘的合鸣，一个女子的人生悲叹穿过汉代的浩渺烟波一直响彻至今：“谓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谓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越荒州……”
　　一千多年后，郭沫若老先生那博大的文化襟怀再也无法承受那首长达十八段的悲情古歌的撞击，蔡文姬又借助于今天的舞台重新复活。于是，便有了我那套剧照组画。
　　《蔡文姬》的剧照原先是贴在那栋土砖屋的一面正墙上的。那一年，弟弟非常得意和自豪地将那栋破败的土砖屋拆下来换成红砖之后，那土砖屋里所有的旧画便全埋进了碎砖烂瓦里。没等到我以另一种心境和视觉去重读那些旧画，只等着我去住那贴满了既靓丽又丑陋的美人照的红砖新房。我无意责怪弟弟，我为他对生活的这种平庸而又美好的创造力而感到由衷的喜悦，因为许多未知的东西本来就不可能长久地等着我们去重新阅读。
　　那个吹竹笛的像林黛玉的女子和那个读书的少女，我是贴在那栋已有百多年历史的老火砖屋里才得以幸存的。许多的记忆竟然往往都是在不经意之中成了永恒。这么多年，它们一直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帮我守着老屋的那份宁静，静静地等着我回家，等着我回去聆听那渺远而虚无的笛音，等着我回去静读一部似乎永远也读不懂读不透的大书。

口琴

我是从夏月那里学会吹口琴的。
　　那一天傍晚，我背着一篓猪草在晚霞中回家，走到夏月的屋门口，见夏月正在屋里吹口琴，吹的是《北国之春》。那时候，这首日本怀乡曲特别流行。因此，当听到夏月用口琴吹奏这首歌曲时，我就像听到画眉鸟在枣子树上鸣叫一样舒畅。夏月吹完这首歌就看到了我，她对我笑了一下，用很清脆的嗓音叫了我一声，还叫我到她屋里坐一坐。
　　夏月的屋是间小厢房，土改时分到的，她家里还有一座房子，这座房子夹在院子中间，夏月不愿和家人住在一起，就住到了这间小厢房里。
　　夏月接连叫了我两声之后我才走进她的厢房。夏月问我会不会吹口琴，我难为情地摇了摇头。夏月说：“你想学的话，我可以借口琴给你。”说完就从抽屉里拿出另一把口琴递给我，这是一把金色口琴，我试着乱吹了几下，声音很好听。
　　我退学回到家乡晓塘冲后，就开始从事一切农活，每天累得半死不活。我父亲不会种田，他只会养鱼。可就在我辍学那一年，一场洪水冲垮了父亲所有的鱼池。因为交不出生产队的副业款，那一年，我们全家的口粮都被生产队扣下了，父亲只得到处借谷子、借红薯供我们一家的生活。在这段日子里，村里人特看不起我们，几乎没有人愿同我去打猪草扯鱼草，这使我陷入了无边的孤独。我感到我的青春就像旷野里唯一的一棵枣树，没有人注视这棵树上开出的金黄色小花，没有人注视这棵孤独的树上的枣子，更不要说有画眉鸟站在这棵树上低吟浅唱。
　　也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夏月的那把金色口琴让我吹响了生命的欢歌。对夏月，我怀着深深的感激，我觉得夏月就是某片旷野里那棵唯一的枣树上的一只画眉鸟，她清婉的音韵使一个少年在极度的农事劳顿中如沐春风。
　　学会吹口琴后，我就常常拿着口琴到屋门口的那棵枣树下去吹。夏月住的小厢房离这棵枣子树只有五十多米，夏月听到我吹什么曲子，也在屋里跟着吹，就像阳春三月的布谷鸟的合鸣一样。
　　几乎是每天早晨，我都要来到屋门前那棵枣树下，装出吹口琴的样子，等夏月从我面前走过。夏月每次走到我面前，都要笑一笑。夏月去学校必须要经过我家的一丘稻田。因此，我特别喜欢在那丘稻田里干活，不管那农活有多繁重，我也会非常快乐。可放学的时候，当夏月经过我的稻田时，看着她穿得那么干净漂亮，看着她对我笑得那么欢快，我常常又觉得自己成了田里的一只稻草人。
　　从此，我看夏月的时候，就像看家乡那口池塘里的月亮一样。那月亮常常被水波荡成一圈圈的光斑，这种光斑却常常像美丽而又尖锐的玻璃碎片，撒落在我当时那犹如深秋的枣园一样萧瑟的心间。
　　以后的日子，我不再用那把金色口琴和夏月同吹一首歌曲，我不知道这把金色口琴能否吹出我的初恋，但有一点很清楚，这把金色口琴是吹不出我人生中那首最亮丽的歌谣的。
　　过完十七岁生日，我就走出了晓塘冲。
　　我开始在一座又一座城市和乡村漂泊，那把金色口琴也在我流浪的旅途上丢失了，就像我在以后的人生中丢失的许多美丽一样。我在遗憾中学会了忘却。直到十年后的一天，我在我所居住的这座小城突然又见到夏月。那一天，她正在一文具柜台前选购口琴。我走近她的时候，她很惊喜，脸颊红了红。我问她：“还爱吹口琴？”她点头说：“我教音乐课时，要求学生都要学会吹口琴。”我早就听说夏月代了一年课后就考入了县里的教师进修学校。但我没有想到，她会对口琴如此情有独钟。想起那把金色口琴，我似乎又看到了家乡池塘里那轮被池水荡成碎片的月亮。

赶花

那一年，我们生产队突然来了几个年轻小伙子，说是到我们这里来搞杂交制种的。那时候杂交还刚刚在我们那一带推广，每个生产队的杂交种子都是限量发放的。农民们都很实在，这其中包括我老家晓塘冲的农民。他们第一次种植杂交水稻的时候，就像是将一种只是听说能开出鲜艳花朵的野果子种到自己的田土里一样，对这种完全陌生的水稻将信将疑，生怕种不出稻子荒废了自己肥沃的稻田。可当他们看到那枝叶粗壮的禾苗上长出的稻穗明显地比他们种了一年又一年的传统水稻的稻穗要大得多的时候，他们终于信服了，终于认可了这种陌生的植物，并渴望它们以更大的阵容在自己的田园里开花结果。
　　然而，因为那时候的杂交种子还特别紧张，每个生产队也就只能分到十多斤稻种，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这种朴素的心愿，于是，上面就发动我们每个生产队自己制种。
　　到我们晓塘冲来制种的这几个小伙子，就是从各大队抽出去被专门培训过的农技员。
　　这杂交制种是一个精细而又复杂的过程。它先要在精心整好的秧田里培育“父本”和“母本”，等到“父本”秧苗长到一尺左右高的时候，就要移到稻田里去栽种了。这栽种“父本”也是很讲究的，先要用一根绳子从田埂的那一头扯到这一头，将绳子扯得笔直，然后再沿着绳子插上一株株“父本”，也就等于是用这种“父本”秧苗扯了一条直线。每隔两米左右，就要沿着绳子用“父本”扯一条这样的直线，两条直线中间的空间是用来插“母本”的。但这时候的“母本”还是秧田里等待出嫁的少女。这样的等待一般是半个月左右。半个月以后，“母本”们就会羞答答的从秧田里走进“父本”为他们留下的那个空间，这个空间无疑就是她们温馨的洞房了。然后，她们就那样满面春风满脸羞涩地被高大壮实的“父本”们骄傲而又温情的守候呵护着，少女的娇嫩单纯一点一点地被新的环境新的空间所改变，温甜的母性在她们的体内渐渐孕育膨胀，怀胎分娩的日子一天天向她们逼近。
　　大约两个月以后，这些禾苗们的爱情便开始开花结果了，那些“父本”和“母本”开始同时抽穗，稻穗上开满了粉末一样细碎的粉黄色花朵。
　　这便是赶花的最佳时机。
　　赶花是杂交制种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赶花总是一男一女。
　　女的都是我们生产队还没结婚的姑娘，我姐姐就是其中的一个。男的当然就是那些从别的村调集到我们生产队制种的小伙子。
　　赶花都是在清早。
　　我常常看见姐姐和生产队那几个姑娘拿着一根卷成团的绳子向田垌中走去。我知道她们是去赶花，就跟在她们后面。在田垌里，我看见她们每个人都站在一丘稻田的田埂上，她们对面的田埂上也都站着一个制种的小伙子。黄昏的清风吹来一股清爽甜润的气息，吸进嘴里就像喝了一口清凉的井水一样舒畅。队里的姑娘们都在田埂这头拿着绳子的一端，制种的小伙子也都在对面的田埂上拿着绳子的另一端，他们就这样一对一对的拿着绳子，等他们的队长把口哨一吹响，就用力挣着绳子往前面跑去，于是，那被他们挣直的绳子便从高高的杂交“父本”的头顶上刮过去，刮得这些“父本”上的花粉就像米黄色的小蝴蝶一样在整丘稻田里轻飘曼舞，然后再飘落在比“父本”们显然要低矮娇小许多的“母本”们羞怯的头脸上。吹拂的晚风中飘来一阵阵稻花的清芳，就像是从水稻们身上散发出来的爱情的味道。
　　我现在当然知道了，赶花其实就是给杂交“母本”人工授粉。人工授粉也不一定就要一男一女，两个男的或者两个女的都可以。但在当时，他们为什么一定要选配男女成对去赶花呢？这就给当时的杂交制种这个有趣的事件赋予了一种特别浪漫的情境，它其中就包含了一种农民们对优质杂交水稻深度的隐喻，这隐喻充满了人性的光芒。现在，我倒是突然有了一种联想：当那些赶花的姑娘和小伙子扯紧绳子在追赶水稻们的爱情的时候，他们心里是否也在追赶自己的爱情呢？因为，我后来听说过他们中有人在悄悄的恋爱了，但他们最终却没有像他们追赶的水稻那样，让他们的爱情结出金黄的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