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笨

美斯乐的月光

2017年1月13日，清莱机场，飞机晚点一个多小时，从机场出来一眼就认出来在翘首张望的那位老人，便是专程来接我的张主任，不由地满心歉疚，我们握手时，我看到那双肤色黧黑手，和父亲的差不多。那双熟悉的粗糙但温暖有力的手，让我心里瞬间踏实下来，一颗心这才从高空着了地。在此之前，我们素未谋面，而我不过是从另一个在泰北山区支教过的朋友那里取得了联系方式。
　　主任的皮卡车从清莱市区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开出郊外，从夕阳西斜开到暮色深浓，沿山而上，车速却不减半分，心里暗自惊叹这个老人高超的车技。此后的一个多月里，我多次跟着这辆皮卡车穿行在泰北那片绵延不断、葱葱莽莽的群山之间，自诩阳光活力的自己，光是坐在车里兜兜转转在这蜿蜒曲折的山路上已深感疲累，而这个年已六旬却精神矍铄的老人，丝毫不见倦意，稳稳妥妥地驾驶着皮卡车，一次次穿行于泰北的深山公路上。
　　我们在凌晨五点半起床，从海拔一千二百多米的清莱市民岁县民养村飞驰去往位于泰缅交界处的美赛，向地处美赛的云南会馆提交申请援助的文件。这份由我代为起草的文件，承载着整个民养村的希冀，村里想要整修唯一的那栋华文学校校舍，另外一间用来做课室的茅草屋已经在风雨中飘摇了好几年，每每雷雨时分都令人提心吊胆。我在撰写文件的时候，感觉字字千斤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反反复复阅读了好几遍这才点击了打印。
　　这是我起床最早的一次，一路上忍不住深沉来袭的睡意不知不觉就昏睡了过去，醒来时车子早就开出了深山，看了看主任，他却是精神抖擞地专注地开着车。这是他的常态，每次要去较远的地方，他都要这般早起，出山一次，来回少则四五个钟头，多则七八个小时，如果不早早起床，一天就很难做什么别的事。
　　或是临近春节的缘故，这个时节来村里支教的老师竟然只有我一个。主任担心我一个人初次来到异国他乡，又身处在僻远的深山里面，实在不放心我独自住在村里专门为支教老师准备的独户小木屋，不由分说就直接把车开到自己家里。在他家里生活的日子，我像是回到了自己爷爷奶奶家，晚上我教他两个活泼可爱的孙子读中文，他们又教我念泰文字母。主任在一旁发笑，听不过去了，就自己指着泰文字母教我。平时不苟言笑的他，听我们几个小辈们大声读泰文忍不住微微露出笑意。
　　聊天最多的一次，是去美斯乐参加另一所华文学校的活动，我们下午两点就出发，翻山越岭了不知多少个山头，直到晚上六点多才抵达，再返回村里已是深夜十二点多。半路上我感到胃里翻江倒海，暗自懊恼，跟他抱怨，若是早知路上黑漆漆一片啥也看不见，说什么也不愿跟去了，但其实心里面，非常庆幸这次同行，也是这次，我们像是亲密无间的爷孙俩，又像是无话不谈的老友，来回八九个小时都在谈天说地。按理说，他的儿女都在曼谷工作，他和奶奶大可在家带带孙子悠闲自在地度日，可他既要操心村里的繁杂工作，又要忙于学校大大小小的事务，我们讨论这些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只希望以后村里的子子孙孙都越来越好”。当时，我因为些许晕车而开着车窗，美斯乐的夜风和着皎洁的月光霎时从窗外涌进来。我转过头看他，他只专注地望着前方，我们在夜色下赶路，他坚毅的侧脸在这夜色中闪着别样的光芒。对于一个只上过小学三年级的老人家而言，教育情怀、人生理想，诸如此类的名词太过虚无缥缈，也太过华丽虚浮，而他这句平平常常、实实在在的话语，却使美斯乐的月色永远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之中。我说，那些接送支教老师、提交文件之类的琐事，也可以安排其他老师轮换就不会太劳累，可他说，别的老师有的要照料茶园，有的孩子还小，只有他这个老人家累一点也无所谓。在美斯乐还不到一里长的中心街上，偶遇了几个来自欧洲的游客，还有几个台湾人，他们正向人打听美斯乐的景点。主任问我要不要在此留宿一晚，等天明后带我参观美斯乐声名远播的壮观茶园，据说那里盛产优质的乌龙茶。我终还是果断地摇头。如果第二天不必上课，倒可以悠游自在地游览一番，可是在我看来，与许多特意前来旅游的人们相比，我所收获的这些内心体验，已是独一无二的瑰宝。
　　看着远山的壮丽落日，没有想要拍照；路过巍巍壮观的茶园，没有想过停留。但我正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触摸到一个地方，一个从前全然陌生，而今像是生来熟悉的地方。在正月十五的元宵之夜，美斯乐那鲜润的月色，浸润着我、包裹着我，我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思念祖国，思念故土，思念亲人与朋友。而美斯乐的月色下，我们的皮卡车在飞驰，像我爷爷一般的主任，像我忘年之交的主任，他开着车，我们攀谈着，像是我刚刚出远门归来，他来接我回家。我知道，此生，我所爱的疆土已不再局于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之内；我知道，当我回到我的故乡，我注定开始思念另一处故土；我知道，若这世间有一为人师者，让我动容，让我钦敬，让我深感被朴素而伟岸的教育理想所触动的，便是这一句，“我只希望以后村里的子子孙孙都越来越好”。

民养村的牵挂

2017年1月14日，我第一次走进民养村的中一班，对于我这个自初中开始就被老师戏称为“跛脚”的文科生而言，语文年年都拔尖，数学岁岁奔及格，说实在的，我真没什么把握可以上好数学课。当时我跟教务主任施老师说，除了数学我什么都可以教，正当施老师打算给我安排别的课程时，一位年长的老师插了话：“刘老师不是研究生吗？即使不擅长数学，认真地看一看书也一定可以吧？”这句话瞬间震动了我。带着一点点忐忑暗想着要把遗忘的内容捡回来。当天上午开始备课，发现还真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
　　然而，在泰北这个僻远的村庄里，由于师资极度匮乏，当地的老师文化程度并不高，勉强教小学的老师绝大多数还是从缅甸过来有着良好华语基础的，至于初中的教学任务，则全靠世界各地前来支教的老师完成，而支教老师们在时间上并不能完全地接续，时常被迫中断初中的一些课程是常有的事。因此，讲课真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面对早就习以为常的别离，这些孩子早就成了一个个小油条。如何让这群习惯了吵吵闹闹的调皮蛋安静下来听课才是最让人头疼的事情。上课趿着拖鞋姗姗来迟、无所顾忌地吃着零食、转前转后交头接耳、一会儿报告要去洗手间、一会儿举手说自己头痛，这些小把戏都算不上什么，上课才刚转身在黑板上写个字，再回过头，下面已经乱成粥状。第一天上课，虽然我已提前了解到了难于管理的现状，感觉自己已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但当我真正走进这个据说是全校最调皮的班级时，还是没能控制住情绪。进教室还不到三分钟，面对这惨不忍睹的课堂秩序，我决定要好好树立起师道威严。我黑下脸，扫视了一圈教室后，死死盯着最后一排那个一直在讲话的男孩，他却嘻嘻地笑起来：“老师，我长得帅吗？”全班哄堂大笑。我径自向他走去，一言不发，也不知哪来的力气，一手就拎起他，这个几乎和我一般高的男孩大约没想到，我会做出如此举动，一脸懵状地被我一把关在教室门外。再砰地一声关了门，教室里静得可以听到我的手表时针的嘀嗒声，我只字不提刚刚发生的一切，只是用特别平稳地，仿佛没有发生过任何事的语调，不动声色地继续讲课。孰料我才刚开口，他的脸竟贴着教室后面那没有玻璃的窗格子上，冲我戏谑地笑着，刚刚才安静下来的课堂又逐渐骚动起来，嗡嗡地声音让我感觉脑袋几欲炸裂，血液齐刷刷地涌上了脑门。眼前浮动着的少年们的脸庞，在我眼前晃啊晃，迷茫又渺远。耳朵上戴的那个用来扩音的“小蜜蜂”压根起不了什么作用，即使是素来声音洪亮的自己，已然使出了洪荒之力，也无法盖过教室里的这一浪高过一浪的声潮。
　　窗外是民养村碧空如洗的蓝天，郁郁葱葱环绕的群山，大朵大朵漂浮的白云，还有每到下午尚还刺眼的斜阳。阳光透过那些窗格子钻进教室里，我赌气似地站在还有些火辣辣的光束中。虽然我最终用最高分贝的声音讲完了一节数学课，虽然他们最终还是在我暴怒的震慑之下听我讲完了一节二元一次方程，但我仍旧被深深的挫败感所击溃。我声嘶力竭了，我暴跳如雷了，我竟然用如此的状态来讲课，我不喜欢这样的自己，我怎么可能奢望这样的自己会让学生喜欢。
　　“我来这里做什么？我要教别人什么？”与在有限的时间里所教的课程相比，更多的不应该是对孩子们的影响吗？哪怕时间这样短，哪怕有一个调皮的孩子开始喜欢学习呢……这些声音在我的脑海里回旋了整夜，那是没有吃晚饭的夜晚。我毫无力气再做饭，也没有胃口吃任何东西，只是这两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翻腾不息。支教的第一个星期里，体重十年不变的自己不自觉地消瘦了好几斤。
　　然而慢慢地，我发现这些孩子多么聪明可爱啊！那个最调皮的艳霞不喜数学，却在演讲课上表现出色，我点评的时候，特别表扬了她，她平时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听到表扬时，眨巴着亮晶晶的大眼睛，紧抿着嘴露出微笑；那个坐在角落里默默不语的宝勇一点就通，思维敏捷的让我欣喜不已；而燕菊和文绅一直都是班里学习最认真的，每次给我的回应最积极主动；家助只是爱说话，却只要认真下来听了就懂；雪静反应稍慢，只要耐心地多讲两次，也有了明显的进步；还有小不点正富，一刻也坐不住，抱怨我常叫错他的名字，我走过去伸出手把他转到后排的脑袋扳正，他很不好意思地开始听课……慢慢地，我已经记住了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已经可以一边讲课一边看到越来越多的回应眼神。我从来没想过从前连自己都怕上的数学课，而今我会慢慢开始享受数学课堂，而我竟是讲授数学课的老师。
　　当我自己身处讲台之时，我无比热爱教过我的每一位老师，我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想要发自内心地说一声“吾爱吾师！”撇开一切其他条件，单就教书本身这件事情而言，没有哪个老师，是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取得进步的。
　　最初有多恼怒，后来就有多欣喜，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投注是相互的，老师付出爱和关心时，学生的进步，便是最好的回报。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甜蜜感。当我真正以师者之宽容，去站在孩子的角度，便可以想象，面对不断地别离，每一个支教老师总是匆匆而来，又匆匆远去，如此循环，这种情感的隔离，怎不会让人从一开始就在心理上保持安全的距离？当我们谈论支教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此后，决不想参加太短时间的支教，在知识的连贯性上，在情感的投入上，太短的时间，作用都太微乎其微了。
　　我曾一遍遍地帮孩子们纠正“老师”这个词的发音，他们总是“s”“sh”不分。如若我太长时间不能再去，他们也会慢慢忘记我吧。这么想的时候，心里竟是酸楚的。可是某天，主任给我发微信语音，说很多学生都问“刘老师，什么时候再去？”
　　当时，我正站在繁华大广州的天桥上，身边人流如梭，天桥上的一分钟，从身边走过的人，比我在泰北民养村里三十三天所见过的人都多。可他们只是过客，而民养村里的每个人，都在我的心上烙下了牵挂的印记。
　　村里走过的大人，小孩，甚至老人，他们都亲热地叫我“老师”，那些热切的声音里，饱含着希冀，尊重，关心，欢迎，以及浓烈的同胞之情。这是我听过的，之于我自己的，最让我感动又热爱的称呼。

美彰代村的马拉松大叔

那是无课的周日，跟着一行人到海拔两千多米的美彰代村。上山的路再无平坦公路可行，唯有高动力的越野型皮卡尚可爬行在那陡峭的山间土路上。我站在皮卡车的载货厢上，紧紧抓住扶手，一路闪躲着逼仄路边的恣肆树枝。时时为着惊险的路况而尖叫，时时又为着心中鼓荡而起的澎湃新奇而激动。二月的清晨尚有清冽的冷风入骨，而到了正午，暖阳霎时便穿透葱郁的古林之翼，星星点点的光影便整个地包裹着大地上的一切，带着清凉的温暖，带着舒爽的惬意，带着馥郁的泥土气息，带着泰北乡间独有的咖啡香味，把这天地都融化其间。而我那时尚不知，真正将使我震撼的事，真正要使我自此在心间树起一个崇拜的英雄人物，要当作精神之师的，竟是这山间目不识丁、日日躬耕在泰北海拔两千多米，陡峭高山丛林里，那个穿梭在咖啡林里的阿卡大叔，那个地地道道的泰国籍华裔农民。
　　如果不是在他家的一整层阁楼里，被三面荣誉墙包裹起来的阁楼里，看到那上百个熠熠生辉的奖牌、奖章，上千张激动人心的获奖照片，我怎么能看出这个四十多岁，中等个，精瘦的农民大叔竟是泰国赫赫有名的马拉松选手，竟是一个长跑成绩斐然的泰国名人。在那个普普通通的阁楼上，清清楚楚地呈现出一个农民长达14年的长跑轨迹。
　　二十九岁时，身为九个兄弟姐妹之家的长子，为糊口而开始长跑的大叔，他日日在这高山之巅，从凌晨三点的咖啡林里跑过，从这个山头跑到另一个山头，从清莱，横跨到另一个清迈省，在这绵延不绝的群山里，叩醒泰北的第一抹晨光，触碰第一滴露珠，聆听第一声鸟鸣，拥抱这群山万物的每一次苏醒，迎接每一个新的开始，如此风雨无阻整整十四个春夏秋冬。他被泰国当地政要接见，他的两个妹妹，都出国留了学，都是河南郑州大学国际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如今也已成为大学里的老师，他的弟弟们开咖啡馆或做着别的生意。他把弟弟妹妹一个个地送出这几乎与世隔绝的高山之巅，而他除开每年长跑的那十天半月，除开载誉而归的那些特殊的日子外，仍旧天天月月年年地做着两件事，一是每天三点起床长跑至天明，一是午后到他的咖啡园里劳作至日暮。他守着美彰代村的咖啡园，守着他的世界。他的阁楼，像是他为自己开启的另一个华丽璀璨的异度空间。你无法把一个朴素平常的邻家大叔与一位丰采十足的马拉松明星级选手联系在一起。每年的一段时日里，他都会是一匹永不知倦的黑马，不断在赛场上挑战生命的极限。而后，便是安安静静地仍在这僻静的山间当他的农民，种他的咖啡，独自在群山里长跑。这里没有专门的训练跑道，只有起伏的崇山峻岭。他戴着头灯，奔跑着敲开生命的幸福之门。
　　我跟他握手，跟他合影，难以抑制激动的心，在异域的山野间，能看到一颗如此纯净的灵魂的律动，这是我此生难得的福分。阿卡咖啡浓郁的香味，在我的肺腑间升腾。在他的依山而居的乡间小楼的庭院里，阳光铺天盖地倾泻下来，粉的、蓝的墙面宛若碧天丽日之下的神来之笔。我的阿卡大叔用他粗糙的双手，给我们现磨咖啡，冲泡，再斟进小小的咖啡杯里，这源自深山老林间的咖啡豆，经由大叔的手，采摘、去皮、晾晒、研磨、冲泡，这手深掘起山间的泥土，在寂寞山巅挥舞，又曾在万人瞩目的舞台上捧过辉煌的累累奖章，而今他细细地为客人斟一杯咖啡，我竟没来由地喉头发紧，眼眶潮湿，慌慌地低头喝咖啡，喝下那此生难以忘怀的阿卡咖啡。
　　大叔说，他目前最大的愿望是在村里建一所小学，村里的孩子现在都要下去到我所支教的民养村里读书，来回上下山要三四个小时，山路陡峭，遇雷雨天气实在太危险。
　　我们靠着另一个懂得阿卡语的华人大叔才能间接地交流，若非如此，该要聊上三天三夜。曾经健谈的我，话越来越少，常常惊觉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不愿把时间虚耗分毫，一想起大字不识的阿卡大叔，我的阿卡大叔数十年如一日地只做两件事：跑步，种咖啡。两件事都做到圆满。做到天荒地老也趣味盎然。我想如他一般。